爱华网关于《清明上河图》资料三则
“上河图”并非清明景
北京故宫中保存着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真实地再现了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市容。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汴梁清明景色。殊不知《上河图》并非清明景，而是地地道道的“汴梁秋色”。
何以见得？答曰：奥秘藏在画卷中。
《清明上河图》的右端绘有无头驴子，每头驴背上驮着两篓木炭送往京师。《东京梦华录》云:“十月一日，东京照例有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食的习俗”，说明此画是描写秋天景色的，即从经商观点看，秋天预备冬天的货物似更为合理。
在《上河图》的画面上，还出现两处大伞下挂“饮子”？古人称汤药为“饮子”，“热、暑、湿三气门诸方中，有清凉饮子，冷香饮子”等，设摊挂牌出售这类饮料的季节，当为夏秋暑热季节，而清明时节是用不着“饮子”防暑降温的。若嫌理由不足，还可以再找。图上临河一家酒店，细看可以发现，门前酒旗上有“新酒”二字。东京当时饮酒之风甚盛。“新酒”何意？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中秋节前后，诸店皆卖新酒……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曳下望子。”《都城纪胜》也说：“中秋节前后沽新酒。”一首题为《重九》的诗写道：“都人是日饮新酒”。重九，即重阳节，自是深秋无疑。而查前人笔记中，宋代并无清明节卖新酒的记载。据估计，时人待秋粮收后，酿作酒（多以高粱、小麦为酿），故称新酒。
最具说服力的，是画中主体部位虹桥两岸及桥头，有几个西瓜摊，瓜是切开的。图上还有几个光着上身的孩童。西瓜是典型的夏令瓜果，孩童光身，夏秋之际才可看到。这些都说明，其时并非春季。
那末，即非春景，何以称作《清明上河图》呢？原来，这里的清明，并非指时节，而是指地名——“清明坊”。
按《宋会要辑稿》，当时东京外城及郊区，共划分一百三十六个坊，第一坊为“清明坊”，而《清明上河图》就是清明坊一带的汴水秋声载
（载《北京科技报。》第1381期王克强文）
“清明”究竟作何解？
据说这幅图在最初并没有定名，至少最初不叫《清明上河图》。但传到后来，就传成了今名。这引起关于“清明”含义的讨论，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清明”就是指清明节，依据主要是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李氏在日记中表示，他所见《清明上河图》上，有宋徽宗题诗，诗中“如在上河春”句，点明了图所描绘的是春天景象。将图的内容归纳为“描绘了汴京城郊人们在清明时节所进行的扫墓、踏青、探亲等种种活动”的人士沿袭的就是李日华的观点，相对而言，持这种观点的人多一些。当然，反驳者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如1981年《美术》第2期载孔宪易《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首先对图描绘清明时节的说法提出异议。他通过研究发现，图上有一些内容描绘的不是清明时节的景象，这包括：第一，画卷之始有一驴队驮着木炭由小路而来，这说明画家通过此情节告诉读者，这是秋天，冬日不久来临，这些木炭是准备过冬御寒用的；第二，画面上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茄子一类的作物，还有儿童光着上身在街头玩耍，这些不可能出现在清明时节；第三，画面有的地方的杨柳枝繁叶茂，有人手持扇子，打赤膊，这些符合秋季的景色；第四，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次出现，根据当时东京的气候，清明时节似乎没有必要戴这些东西；第五，许多小摊上摆的是切好的西瓜，而清明节还不会出现此类瓜果；第六，画面上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东京梦华录》载当时的习俗是“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可见当为秋天。还有，按宋代风俗，清明节前后，汴京居民几乎家家门前插柳条，但这一风俗在图中并没有体现。
第二种 意见认为“清明”是汴京城内“清明坊”简称。这一看法主要以图中描绘的是清明坊到汴河口这一地段的热闹场面为依据。
第三种意见是在驳斥前两种说法后形成的，即认为所谓“清明”既不是节令，也不是地名，应是古代用以称颂“太平盛世”的代名词。
从文献中，可以发现“清明”有“太平”之意。如《诗经·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之句。宋徽宗时，朝廷确实有鼓吹“歌舞升平”的举动。此说能否成为定论大打折扣。
（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6日王俪阎文）
《清明上河图》真迹何在？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千余年来，此画声名显赫，广受青睐，模仿者众多。现在，各地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许多摹本和伪造本，有人统计，现存《清明上河图》有30多本，其中大陆藏10余本，台湾藏9本，美国藏5本，法国藏4本，英国和日本各藏1本。这么多的卷本，究竟哪一本是张择端的真迹？历来众说不一。近年来，美术界经长期探讨论证，将目标锁定在今藏美国、台北“故宫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3个卷本上。因为3个卷本各有依据：美国的“元秘府本”有北宋宣和年间徽宗赵佶的瘦金体题跋，证明此图为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7月之前进献皇帝的张氏真迹。台北的一卷上有张择端亲笔题款“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北京故宫的一卷则是从宋代到今，流传有序，题跋、印鉴，历历可数，较多的人认为北京故宫的一卷为张氏真迹。
（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6日王俪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