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德国同事一 ——记乌韦 乌韦个人资料

我的德国同事(一)——记乌韦 乌韦个人资料

我的德国同事(一)——记乌韦

1974年7月19日,德国青年乌韦·克劳伊特(UweKräuter)来到中国。乌韦一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我就是他认识的第一批中国人,我也就成了他的第一拨儿中国朋友。当时,他还不到30,刚刚跨出大学的大门,还是一个激进的毛派共产党的成员,因为参加支持纳米比亚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学生示威游行,上了警察的名单,可能被捕入狱,便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也就成了他到中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

我们从事外译汉的翻译工作,是把自己熟悉的从小就会的母语,转换成自己不熟悉的后天才学会的外语,而外文局的工作,则是把中文图书的汉语文字翻译成人家能够接受能够看懂的文章,出书,发行。翻译出书,更要求忠实原文,文字通顺流畅,优雅美好,讲的是准确、漂亮,绝对不能马虎。这样的工作离不开洋人。我们的译稿必须经过我们称之为“外国专家”的老外改稿,德文叫polieren,即润色,或润饰,改正错误,修饰文字。乌韦来到外文出版社后,干的就是这项工作。乌韦德文很好,文字不错,知识面广,工作态度又具有德国人独有的认真、严谨,经他修改润饰的译稿,令我的中国同事满意。从1974年来到外文局到80年代离开,包括这期间在《北京周报》德文版的几年工作,经过乌韦改稿润饰的德文书稿不计其数,但无有差错的记录。正因为如此,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被大会秘书处聘请,参加党代会文件的德语翻译改稿。“十二大”的翻译组,设在西郊五棵松的通讯兵招待所。翻译组工作的开始,先于大会的召开,而翻译定稿工作则与大会同步。报告一经举手通过,文件的外文版打印稿就得面世。这中间会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改动,文件的改动内容,则属绝密级。出于保密的原因,对参加翻译的同仁实行隔离,虽有小范围活动的自由,但不能回家,写信,打电话等与外界的接触。我与翻译组的其他同事,和乌韦日夜相处,并肩战斗,出色完成了任务。在当时所有语文翻译组中,德文组被称为最年轻、战斗力最强,乌韦功不可没。党代会的工作结束,分手时,乌韦与我们握手拥抱,乌韦反复一句话:“十三大再见!”殊不知到了1987年10月召开“十三大”的时候,他早已离开外文局,离开翻译出版战线了。

乌韦刚来华的时候,青涩,朴实,单纯,憨厚,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身穿蓝灰色中山装,一说话就脸红,本来就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是很可爱的。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买了一把油纸伞,当年我们中国人已经早就没有人用这种伞了。这使我联想起文革期间流行甚广的刘春华的那幅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一定是毛主席手中的那把伞,给他的影响太大吧。德国天气湿润多雨,而我们北京干燥少雨,我再也没有见他用过这把伞。

乌韦有一个非常慈祥的母亲。由于自己上了德国警察局的名单,他这个孝子不能回国探望母亲,乌韦就请母亲来华与他相聚。他妈妈与继父在北京期间,我还曾陪伴他们参观访问,例如访问北京大学等。不久,她的母亲得了不治之症,他又不能回国,他就把妈妈接到北京,接受中国治疗。1980年6月,乌韦的母亲在北京逝世,享年还不到60,令他极度伤心。乌韦在八宝山为他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北京文化界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如老舍夫人画家胡絜青)参加了追悼会。乌韦已经整整10年没有踏上自己祖国的土地了。没过几年,他准许回国了。他告诉我,这是因为他的官司“verjährt”(过了时效)。我从乌韦那里学到许多德语知识,“verjähren”这个德语词令我永远不忘。

乌韦与北京文化界上层人物关系很不一般,这可能要感谢他的前妻白霞(PatriciaWilson),一个漂亮高雅的苏格兰女子。白霞由她的英格兰朋友戴乃迭及其丈夫杨宪益的介绍(杨先生为翻译《红楼梦》等中国经典名著的大翻译家),进入中国外文局《外国文学》英文版任专家,并由此进入了中国的文艺圈,结识了黄宗英、赵丹、黄宗江、阮若珊、英若诚、于是之、白桦、邹霆……等等演员、作家,或杂家。乌韦与白霞恋爱结婚,并与中国文化界大家的结交,为自己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9年,乌韦与白霞结婚,在北京人艺二楼礼堂举行了隆重仪式。我们作为男方宾客应邀出席。著名学者、剧作家黄宗江在《万象》杂志2002年1月号撰文介绍白霞时说:“......白霞和乌韦终于成婚。始礼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礼堂,中外友人尤其是文艺界朋友云集。乌韦着长袍马褂,白霞着锦缎红妆,行古国大礼如仪,叩谢了众宾朋。不久白霞心满意足地生了个男孩劳瑞。”在乌韦的婚礼上,我们结识了时任西德驻华大使修德先生。

乌韦80年代初离开中国外文局后,专职致力于德中文化交流。1980年他把中国的戏剧《茶馆》带到德国。这以前,他和我曾经的同事霍勇合作,把老舍的这部名著翻译成德语,在西德苏尔康姆普(Surkamp)出版社出版。1980年北京人艺的《茶馆》剧组应邀,赴西德、法国、瑞士15城市访问演出。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被西方戏剧家称为是“东方戏剧的奇迹”。乌韦作为随团翻译,演出时进行同声翻译。他当时中文不如现在,但是他熟悉剧本,凭借对剧情与人物情绪的受把握,他成功地完成了翻译任务,获得很大的反响,取得巡演的成功。在德国的首次演出时,演员共谢幕27次长达7分多钟!继《茶馆》之后,后来他又介绍了曼海姆人民剧院的《屠夫》来华演出。

乌韦与白霞的婚姻维持了3年。黄宗江大师在上述的文章中说:“说实话,由于我的知情,对这桩婚姻有些不安的预感,果然他们不久就好结好散,还在个酒吧熄烛祝福。他们的分离无关品质,还是多说少说的性格分歧吧。也有第三者之说,其实出现在离婚后。”乌韦与白霞离婚后,在一次聚会中,乌韦认识了我国当时的80年代著名影星、后来的第18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沈丹萍。两人一见钟情,堕入情网,1984年完婚。这段秦晋之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纯属不易,一开始也并不被看好,人们对他们的婚恋都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沈丹萍告诉笔者,他们的婚恋一经公开,引来一片哗然,谣言四起,甚至有说沈丹萍嫁给一个意大利老头,百万富翁......。然而,将近30年过去了,他们的婚姻虽然难免磕磕碰碰,但是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了我国跨国婚姻的美谈,夫妻俩或带着女儿频频出现在我国各地的电视屏幕上。如今,他们的大女儿丹丹已经28岁了,小女儿安娜也18岁了。一家子幸福地生活在北京。乌韦继续在为增进两国友谊奔忙着。我衷心祝福他们。

虽然乌韦早已离开了外文局,但我们的友谊长存。在他们新婚后不久的1984年,乌韦就带着沈丹萍,来到我当时还在颐和园后面的中国林科院的家做客(见照片)。1996年,乌韦带着女儿韦丹去中国使馆办理签证事宜,我与乌韦十分意外地在波恩中国大使馆邂逅。我尽了地主之谊,帮他找熟人,给他们提供方便。乌韦送了我沈丹萍的著作《阳光下的漂泊》,并当场欣然提笔赠言:“FürmeinenFreundDaiShifeng,mitdemmicheineFreundschaftseit1974verbindet!”(送给我的朋友戴世峰,始于1974年的友谊连结着我与他!)

乌韦一家

乌韦与沈丹萍(以上照片选自网络)


(1984年乌韦、沈丹萍在我家,左一为我儿子戴岱,右一为儿子的好友赵杰)



(乌韦赠书题词:“赠给我的朋友戴世峰,始于1974年的友谊连接着我和他!”)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25101016/313876.html

更多阅读

我的小作一篇 观察小动物写一篇作文

第一次做生意小孩能做生意,这话说来或许有人不信,可我和我的萍萍姐姐、欣欣姐姐就有这么一次做生意的经历。如今,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就连小学生的消费观念都大大的改变了。2008年暑假,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的到来,大街上到处都是卖小红旗

转载 征文总结 我的新兵生活一 ----阿宁 新兵训练考核总结

“军营,没有弱者。”这是阿宁《军旅生涯之我的新兵连》的关键语,“千篇一律的新兵连生活,在阿宁眼里也可以这样精彩。”晓晨即刻作了转载,两篇文章的评论集结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老兵,跟帖一致热议“新兵连”——齐刷刷的“豆腐块”、标

为你我受热风煎——我的D830更换主板记 麦当劳更换煎炸油

昨天,终于等到戴尔的技术支持人员上门,把我的D830主板给换了。电脑又恢复如初了。而久已不对电脑故障细节有兴趣的我,通过目睹这次更换主板的过程,醍醐灌顶一般的认识到,笔记本的诸多威胁因素中,最终极、最持久、最“润物细无声”的敌人,不

我的婚礼应该一段式好,还是两段式? 谢升皓我的婚礼

新人的婚礼形式,现在主要有两种:一段式和两段式,那我的婚礼应该选择哪种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一段式:主持人开场白新人入场婚誓交换信物亲吻礼倾倒香槟塔点燃烛台切蛋糕敬茶改口父母讲话证婚人讲话主婚人讲话

声明:《我的德国同事一 ——记乌韦 乌韦个人资料》为网友感谢经历分享!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