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老学童”汪侠麻烦搞大了
南京退休老人汪侠,今年80岁了,第九次参加高考,除去年轻时代的四次正常高考外,后五次高考均发生在2001年高考取消考生年龄限制的制度改革之后。
他一连考了五次,也连当了五年名副其实的年龄最大考生,中间客串了一回大学的旁听生。但还是换不回一张薄薄的大学文凭。
从一开始的媒体热捧,奉其为改革偶像,到媒体竞相敬而远之,察觉“味道不对”,老人的心态发生着怎样耐人寻味的变化?
改革偶像时代需要
“他上不了大学,这个改革不是说空话吗?”
2001年5月,南京高考报名首日,《金陵晚报》的吴聪灵记者,被派到相对比较偏远的秦淮区招生办去蹲点。
原以为没什么新闻的,结果汪侠来了。招生办的人吓了一跳,搬凳子的搬凳子,倒茶的倒茶,有人把电风扇抬过来,还有人则开始通知媒体。
这一年正实施高考制度改革,有关方面取消了高考考生的年龄限制,当年72岁的汪侠成为江苏年龄最大的考生。
次日一早,老人的形象出现在南京所有的媒体上,并冠以“学习模范,奋斗偶像”之类的名词。
这真是一个迎合高考制度改革的正面典型,正是时代的需要。媒体竞相赋予他改革符号的价值,不久老人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后来还作为“新时代、新生活”的典型上了《焦点访谈》。
第一次尝试,汪侠只考了160分,对成绩有些失望,并试图寻找理由掩饰尴尬,他说媒体的采访干扰了发挥。
当时,一位记者问他:“面对记者关注,是不是受宠若惊?”
汪侠回答说:“不是受宠若惊,是惭愧,我这个年龄没有完成学习任务,惭愧啊。”
为了弥补惭愧,2002年,汪侠再接再厉。复习期间,到汪家的记者络绎不绝,家人只能在门上贴着“谢绝来访”和“高考复习中,保持安静”,。
虽然书读得很辛苦,但成绩仍不理想,总分213分,只比2001年多了50分。
第二次坚持报考让媒体觉得老人不是玩票,执著精神难得,汪侠高考的积极意义再被空前推崇。中国教育电视台将他的事迹拍成“学生七十古来稀”,成为当年“迎接十六大,在改革创新中发展”系列之一。这一年,南京又一位高龄考生李老汉也出现了,拿着准考证在中华中学门口徘徊,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来采访我”。
事情愈演愈烈,意义越宣传越重大,当地一家电视媒体的主持人终于在节目中引用观众的话说:应该有一家高校破格录取他,圆老人一个大学梦。
时刻为汪侠担忧的家人,也由此发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出口。老伴张月华公开请求,“让他有个大学读读,哪怕就做个旁听生,了了他的心愿。如果这个心愿不了,今年又考不取,明年考不取,对群众影响也不好。”
最“义正词严”的质问是,“他上不了大学,这个改革不是说空话吗?”
更多的媒体由此附和,老人连续两年第一志愿报考的学校———南京医科大学,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这种来自舆论和道德层面的压力。
标准好学生
汪侠从不迟到,不旷课,也很少请假,是个标准的好学生。2002年9月,汪侠终于上学了。南医大做了权衡,认为录取汪侠“是个双赢”,一是提高了学校知名度,二是老人的精神可以带动年轻学生上进。
但仍要约法三章,教务处的陆桂平一开始就告诉老人,入学成绩不够,不能得到正常学籍,只能做旁听生,发毕业证书、结业证书也不太可能,最多发课程学习成绩证明,“你自己决定怎么办”。
汪侠紧张地说,“就按照你的办法办。”“你年纪这么大,你的身体……你可能要实际点。从早晨到晚上,我们都有课的。”
老人分外珍惜,赶紧接上,“可以可以。我身体还好,视力4.8,血压80-120,住得又这么近......”
从这天开始,南京医科大学的教室多了一个醒目的老人,极其认真的模样总是引人注目:戴一顶帽子,戴一副老花眼镜,紫色的pochacco铁皮笔盒。
老人每天五点起床,一天上九节课,而且不是听完就算,还要预习,复习,严谨得像个听话的小学生。
四年的校园时光里,汪侠从不迟到,不旷课,也很少请假,是个标准的好学生。
惟一一次请假是在2005年11月底,因为他要参加12月1日的中学母校六十周年校庆,为此专门用繁体字写了份假条,提前一周交上来,但也只是请三个小时假而已,还一再恳请老师批准。
汪侠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极有信心,自认专业分数在应届同学中属于中等偏上,“别看他们高考的时候都500多分,我可是搞了30多年的专业了。”
但是老人很快发现,没有这么容易。每天回家,老伴都会问他:能不能听得进去。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很爽快地回答:能,能。
但是不到半年,回答就不太爽快了,后来家人再问,他都不愿讲了。
儿子劝母亲:你不要老问他,七十几岁了,能把这个课上下来就不错了。不过老伴不这样想,是她当初呼吁学校招收的,“最起码及格分要达到吧。”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如果成绩不及格,撇开社会形象不谈,即使在小孙子面前也很难交差。
但是,这个对于汪侠来说已经有点不可企及了,大一英语只考了15分。“他自我感觉是懂了,但专业课程跟不上节奏。”南京医科大学宣传部的陈部长说。除去成绩上的缺憾,汪侠觉得大学生活是十分美妙的经历,尤其是作为一个轻松的旁听生。
他的客厅里高悬着一幅巨大的挂历,那是当地一记者为他拍摄的,画面是他2002年在南京医科大学上课时的情景,面色红润,腰板挺直,眼望着前方的黑板,眸子中充满渴望。
为人民服务
“我虽然80岁了,可是离97岁还有近20年,这期间我要无偿为人民服务。”
但现在,老人佝偻着腰,弯曲的背至少有45度,瘦得皮包骨头。最近的一年,他的体重少了至少10斤。
唯一不变的依旧是高考的目标。“为什么我要学习?我来告诉你。”有了多年面对镜头讲话的经验后,老人言语顿挫,在迅速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之后,他像新闻发言人一样,大度地说,“你现在可以问问题了,问到哪里,我答到哪里。”
每隔半个小时,老人要去一次厕所,每次坐下来很久,他才发觉裤子的拉链没有拉,毕竟已经80岁了。
他1949年高中毕业,1951年参加工作,1989年退休,总共38年的工作经历,36年是在铁路系统的医院工作。他工作的最后一站是距离南京城区数十公里的石榴园采石场,在小小的医务室工作了整整25年。虽然工作就是简单的伤口处理,但是汪侠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位医生。
他主动交代前因,说1953、1954、1956、1960年,他曾经四次考上了大学,但是都没有去上。他曾经给出过多种解释,次数最多的说法是,当时单位缺少他这样的技术人才,领导不肯放他去上学。
还被提及的原因有当时政审没通过。但老人把这归结为“单位需要”和历史误会,“我一天也没有给反动派工作过,我的中学毕业证书上是毛主席像”。
为了突出自己素有好学的传统,他会说起在小升初的时候,南京门西两所小学只有他一个考上了初中,还有中学年代,淘汰制十分厉害,很多同学留级了,他则例外。
他说自己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考试,在人事使用上受到限制,再上一层楼也比较难一些。
他还说每个人都有爱好。“我不喜欢别的东西,整天蹲在家里看书,这多消遣啊。”
他还说自幼家贫,祖上从安徽搬到南京之后,已经四代了,还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他要用自己的行动给子孙做个榜样。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要更新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9年来,这句话在大大小小的电视、平面媒体上出现了不下百次,其他原因渐渐不提了。
汪侠十分相信定理、公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说,他的母亲活到97岁还很健康,根据孟门德尔遗传定律,“我虽然80岁了,可是离97岁还有近20年,这期间我要无偿为人民服务。”
考上大学被他视为为人民服务必过的槛。
谁动了我的分数?
“这是破坏国家教育改革的行径,在以前是反革命罪,现在则可以够得上危害国家安全罪了。”
2006年6月,南医大照例没有给他发毕业证书,老人只能接受,但总还心有不甘。
而南京医科大学,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证书的严肃性,才拒绝了汪侠。一位学校老师说,他的很多课程都没有通过,动手能力又比较差,怎么能让他进入临床实习并毕业呢?那会是什么后果?
汪侠一度十分迷茫。他再度想起了高考。在消停了四年后,2007年、2008年,他卷土重来。
但结果让他愈发灰心,2008年高考数学竟然只有3分,低得离谱了。
一个读过了4年大学的人,反而考得不如上大学之前,老人有点无法接受。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觉得这里一定有蹊跷。
在进入大学旁听之前,他常念叨一句古语,诸葛亮的“成败难所逆料”。现在,老人已经不太说这句话了,他突然发现成败不是“难所逆料”,而是“可以断定”了。
因为老人觉得有人在搞他,在私下篡改他的分数。这两年,几乎每个来采访的记者都听到过老人这样的抱怨。但是没有人相信他,却也总是善意地回应,“可能的,可能的”,便不再接这个话茬。
越来越多的记者,发现老人变了,不再是设计中的上进楷模了,也就再也不联系了。
汪侠点了一长串媒体的名字,有北京的,有南京的,他说搞他的情况都反映给记者了,却没有一点回应。没有办法,他决定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组说:“江苏女足的人可以上大学,丁俊晖可以上大学,为什么我不可以拿毕业证书?”
这几乎是汪侠最后的救命稻草了。在他家的3个小时里,他重复6遍要求记者替他去找中共中央信访组。有一次,一位记者随口肯定了下这个做法,老人仿佛见到了知音,他说要为这个记者掏挂号费、邮票钱,被对方婉拒。
在汪侠看来,这是一项极为严重的罪恶。他高考和上大学的目的始终是“更新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学雷锋的事情,如果不让他学习、不让他获得毕业证书,就是不让他为人民服务。“搞我的,不是学校的人,也不是铁路医院的人,而是xxx。”汪侠神秘地凑上来说。
他上纲上线地说这是“四人帮”的搞法,这是破坏国家教育改革的行径,在以前是反革命罪,现在则可以够得上危害国家安全罪了。
可对方为什么要搞他,他始终无法理解,“人家说,唯利是图,这个又没有利?”
汪侠难以解释如此秘密的“勾当”如何被他探知,他只是强调“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的老伴后来对记者说,老汪是钻进牛角尖去了,“别听他瞎说”。
汪老进了南医大之后,媒体就不太主动去找他。吴聪灵这之后和他有过接触,觉得他情绪似乎不好。“曾经那么高的典型,那么多青年学习的对象,混到最后,毕业证书都没有,太失落,压力太大,挺可怜的。”
另一位教育记者则说,给他考试资格,但不一定意味着一定要考上才能对得起大家,他给自己的负担和期望太高。
“我遇到trouble了。”
媒体已经不需要这位曾经的楷模汪侠了。
汪侠的家人已经没有一个支持他继续考下去。
实际上从第一年开始,家人本就不支持他考,后来看到媒体的大肆赞扬,只好摆出开明姿态。
他自己一度也有些恍惚,2007年高考前,有记者电话问他,他说竟然忘记了,立即去报名,此后汪侠就记住了这位记者,见面就说,“谢谢你啊。”
家人无法制止他参加高考,只能想着办法压缩汪侠的空间。2001、2002年的时候,为了表示对汪侠的支持,家人把家中客厅里最亮堂的位置和最宽敞的桌子留给了他,每当家人不在,老人就会把各种复习资料堆满桌子。
但是现在,汪侠坐到了阳台上的角落里,一张小书桌,一盏台灯。白天他承担了家里的家务活,晚上,得等到老伴看完电视,一切安静下来才能看书。
老人苦恼不已:“我现在又多了个压力,就是老太婆又吵,读书的时间也不及原来了,读书效率也不如原来。”
汪侠不请家教,他舍不得钱,而且觉得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他喜欢用读书卡片,他说这样有助于走到哪、记到哪,家里的每个本子、每本书里都夹着用大大小小包装盒做成的卡片,有英语单词,有历史知识。
即便已经受挫多次,老人还是不愿意反思自己的复习方法。
为了证明自己的英语实力,他专为记者朗读了一篇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语速飞快,十分熟练,他还逐字逐句地解释中文意思,分毫不差,但是同样,音准不到十分之一。
他很自信地说,这个单词是fun,现在的“粉丝”就来自于这个词。记者说那应该是fan吧,他翻出1974年出的一本英文字典,沉默了一会说,“你对了,我错了”。
汪侠桌上的复习参考书大多是上个世界七八十年代的,从数学到英语到历史,一本《大代数》,他有英文版的、日文版的、俄文版的,都是出自1970年代。一位记者惋惜着说,他甚至不知道江苏早就实行了新课改,新书和2001年的都已经大不同了。
媒体偶尔还会找到他,但篇幅越来越少,《扬子晚报》今年的报道中心是,老人作文就写了一百多字,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更像是调笑的花絮。
一位多次采访汪侠的记者说,很多同行都觉得这个老人家比较偏执,有人甚至感觉在看笑话,不像以前那样让人敬佩。但是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说。
在2007年之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以前南京的媒体只要写高考,基本都要写汪侠,有几个报纸甚至成立了专门写他的班子。一位主持人在电视节目中说,如果没有汪侠,真不知道该怎么报道高考。
但是今年,当地一个记者写了一篇长长的关于汪侠的报道,大意还是说汪老精神可嘉,但是总编把全文毙了,结果依然只是说老人的作文只写了一百多个字的花絮。
媒体已经不需要这位曾经的楷模汪侠了。2008年8月,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关于教育的联组会议中提出,“七十多岁的老人参加高考,有五十多岁的人进入大学学习,这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南京媒体对此做了报道。
写报道的记者随后接到了汪侠的电话,这位记者回忆说,汪老当时在电话中十分激动,用词全是“文革”语言,她当时很害怕,以为老人受到了刺激。
回到熟悉的体育局大院里,汪侠又开始了2002年前的生活,但他始终无法忘记大学里的美好时光,无法忘记自己依然是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他常常会在院子里碰到老邻居,偶尔会有人问他,今天怎么不去上课?他总是带着笑,轻描淡写地回答,“我遇到trouble了。”对方还没有明白过来,汪侠已经走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