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思想 老子思想

墨子是战国初期的人,他和鲁班也是同一时期的人。鲁班是木匠,据说发明了刨子、锯子、直角尺、墨斗。然而鲁班遭到了墨子的批评。鲁班做了一个木头的小鸟,里边装上永动机,使这个小鸟在空中连续飞翔三天三夜不停息,自以为自己巧到了极点。墨子就教育鲁班说:“你做的这个鸟,不如工人做的轴承。工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削三寸之木作出个轴承,可以承载六百斤重压。你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有利于人民,才叫巧,无利于人民那就叫拙!知道了吗,所以你的飞鸟是奇技淫巧,光给富人看着玩的,全然没有他的车轴有用!他的车轴是帮助劳动人民干活的!”

鲁班被说服了,很受教育,从而他放弃了对古代飞机的深入研究,改按劳动人民的需要而创造了,于是创造出了傻大黑粗的石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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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墨子出身可能是不怎么高的人,所以他创见了自己“尚贤”的下层人民哲学,意思就是庶人虽然出身不高,不是大家族,但一样也有贤人,应该让这样的贤人主宰天下。或者退而求其次,组成联合政府,让贤人参政议政,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大家族的亲戚不能老垄断着政府,要让出一些肥缺和名额到普通阶层出身的人。

墨子的这种思想,一定会得到从前春秋末期阳虎先生的拥护。

事实上,墨子这一思想在随后的战国时代确实获得了伟大兑现,布衣们纷纷参政,诸侯任人唯贤,以往任人唯亲的大家族垄断政府被打破。墨家也成为了“显学”,时髦专业。甚至,真的有些国君如魏惠王、秦孝公、燕王哙真要把君位禅让给“贤人”们。

这种“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贤人可以窜上去当政,就等于说是以“尚贤”否定了从前春秋时代的“尚贵”和“亲亲”。

从前春秋后期的大圣人孔子的学说中心思想,就是维护既有等级秩序的和谐,这是孔子的“一个中心”。这种等级秩序,本身指的是贵族各阶层间的秩序,比如三桓不应该欺负上边的国君。所以,孔子的思想,其前提,还是“尚贵”的,是肯定贵族的天生特殊性之后,才发的一切议论。

墨子思想 老子思想

墨子思想和孔子思想,可以说是布衣思想和贵族思想的碰撞。

孔子出身贵族阶层,凝结了贵族价值观念,是传统的儒家。墨子是战国初期的人,而这个时代布衣人士开始逐渐涌入政坛,所以他的思想也很有时代特性。与墨子同一时期,走上政治舞台的人物如乐羊、吴起,都是布衣出身,立下赫赫功勋,这和从前春秋时代世卿大夫(世袭的卿大夫)永远领兵出征,真是有霄壤之别。

另外,墨子为了能让布衣贤人参政和当政,不惜伪造了古史,编造出尧舜禅让的故事,以兜售自己的“尚贤”主义。

墨子的“尚贤”,和孔子的“既有等级秩序恢复周初的和谐,君主要在上面”这一个中心,可以说是两个时代,互相不搭界的东西,各自所谈问题的重点都根本不一样。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个中心,就又强调两个基本点:礼和仁,以此来维护一个中心的实现,即贵族等级秩序的和谐。由于墨子的核心思想和孔子基本是两个世界,所以墨子自然也不在乎孔子的“礼”对于维护他那一个中心的意义,所以墨子就毫不犹豫地狠狠地批判了孔子的一个基本点——礼乐。墨子说孔子的礼乐是奢侈而无用,礼的建设确实要花费大的价钱,比如孔子要求厚葬,守丧三年,期间什么都不能干,这也是礼的一种,丧礼吧,墨子骂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白白浪费。孔子搞祭祀,中间的许多作法,墨子说他是教人虚伪。既然这样抨击孔子的礼乐,所以墨子也反对礼乐和奢侈,提倡朴素、节用、实用。

墨子提倡艰苦朴素,杜绝六情五欲,减少手足口鼻耳目娱乐,不许听音乐。墨子反对听音乐,反对葬礼,反对种种奢侈,反对艺术(因为艺术往往也是奢侈的,比如芭蕾舞、青铜器、玉器、雕刻、煎炙烹调、高台华榭,这都是奢侈的奇技淫巧!),墨子讨厌这些四旧,他带头破四旧,苦行自虐,住茅草房,吃破菜破饭、穿破衣破裳,背着行李光脚走路,拒绝打出租车。

墨子作为战国初期的人,这时的社会问题已经不是春秋后期的国君卿族等级倒置,贵族秩序不复和谐,而是各国互相攻杀,民间也是大户欺小户,有本事的欺负没本事的,所以,因当时的社会主要问题不是贵族等级倒置,墨子也就对孔子以礼来试图恢复等级秩序和谐,没有什么切身感受了,于是觉得礼乐就是无用,只是白耗费官僚们的时间经历和给民众增加税敛上的负担,所以他就大肆批评孔子的礼。

不过,对于孔子的另一个基本点——仁,墨子倒是不反对的,不过,他提倡的仁,目的不是像孔子那样为了追求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和谐(即卿大夫要有仁心,从而不要犯上侵害国君,从而维护君卿大夫的等级和谐,这是孔子强调仁以服务于自己的“维护等级和谐”这一个中心的用意所在),而是为了改变战国时国君民众相侵相害,相夺相斗,所以墨子对仁的理解,就是更广义的爱了,就是国君要少搞奢侈,少弄宫室车马衣服,从而减轻民众负担,施惠于民,民也要互相爱对方,这样社会就不再互相侵杀欺夺了。所以,墨子所强调的“兼爱、非攻”就出来了,就是没有战争,没有侵害,人人相爱的社会。每个人都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别人的身体当成自己的身体。总之,这就类似“共产主义”了。这是墨子对仁的概念的扩展。因此墨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希望节俭、互相爱,不要攻战,不要为礼乐而虚耗财富,从而改善了民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美化了社会关系。墨子要鲁班做车轴,因为这个能帮到别人,是有利于别人的,就是一例。

最后,墨子把他的崇尚艰苦朴素、兼爱、非攻这一系列社会理念,付诸实践,就组织了一个在野的武士团体,在团体内实行他主义所描述的这一切原则,就是爱别人,帮别人,于是,成员们刻苦自砺,吃藜藿之羹(是当时流行的蔬菜,大约是蒿子杆),不吃肉,食求无饱,吃饭用最难看的陶碗,穿短褐之衣,粗衣草鞋,不穿丝绸,住三尺高的黑乎乎的茅草房,日夜劳作不休,总之,向丐帮的“污衣派”看齐就是了。同时,团体内的人都特服气墨子的学说,感服墨子所唱的兼爱非攻等大义,于是都肯墨子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个墨家团体的老大叫“钜子”,墨子就是第一任钜子。钜子下达命令,分散全国的追随者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于是这个组织开始行动,要通过自己的组织带动全社会都实现兼爱非攻,于是这帮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意思就是帮人做好事,排解纠纷,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墨子思想发扬光大。

于是,这些被称为“热腹”的团体成员们开始闯荡江湖,去列国找各种社会问题去解决它,积极宣导墨子主义,身体力行,参与时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墨子的死去,这个团体离墨子的思想渐渐远了,而变成了古代的游侠团体。游侠在当时的定义就是爱别人,帮别人,包括帮别人消解仇恨和纠纷,使对方不要互相仇杀,与别人分享财物,自己则保持贫俭啥也没有,帮助了别人后还不矜夸自己的功劳。在这一点上,游侠观念和墨子的兼爱、非攻乃至自己保持贫俭,颇是有着联系。

这种游侠团体和游侠作风,风行战国一时,所谓游侠作风,或是“为任侠”,就是帮人排解纠纷,“损己而益所为”(不惜损失自己的财富生命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比如帮助处于困厄中的别人,这就是任侠了),还要言出必行,不畏生死,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如赴汤蹈刃,死不旋踵。

虽然墨子的兼爱、非攻、节俭的社会思想,没有在战国时代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实现,但是这种损己利人的游侠作风,却也颇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乃至一直影响到秦汉时期。张良、袁术年少时都好为任侠。不一定会武功才叫任侠,损失自己的财富去帮助有难的别人,爱别人,帮别人,就是任侠,或者游侠。

但是,到了汉朝的时候,国家统一了,他们这种损己利人地干预各家族或者他人事务和纠纷,相当于替政府行政和裁决,越俎代庖,剥夺了政府应有的统治力,而且,有些游侠,凭借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力,也挂羊头卖狗肉地干些无耻图私的事情,于是,墨家流变出的这种游侠团体或任侠个人,不断遭到政府打击,最终慢销湮于历史。

总得来讲,墨子的思想,是一种平民思想,与贵族政治下的孔子思想互相没有什么关联,是在春秋与战国两种不同的社会状态与社会问题中各自产生的,墨子的兼爱、非攻、尚朴素,只靠着民间力量带头推行,确实也是难事,终于在后代慢慢销湮,后代皇权政治的皇帝,本身对民众是夺利和不爱的,因此也不可能真的帮着推行它,把它作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墨家一度在战国成为显学后,也就慢慢被人遗忘了。而贵族政治下的孔子思想,则容易被皇权政治下的社会所改造和继用。孔子的维护贵族阶层内的等级秩序和谐,比较易于改造为维护皇权君臣体制的等级秩序,但是由于皇帝及臣僚的侵夺国民权益的本性,也就无法仁,孔子的两个基本点的仁和礼,也就被改造成了忠和礼。而孔子其实是很少讲忠的,他讲到的忠也只是忠于职事和朋友利益罢了。所以,孔子的以仁和礼维持贵族秩序和谐,被变成了维系皇权官僚政治秩序,以忠和礼来实现,这就是后代的儒家了。

就这样,墨家的学说和他的游侠帮派,归于沉寂了,而孔子的仁礼贵族等级和谐,也被修正,孔子自己的真正思想,也随着他那个时代的特征,而翻做了历史的曾经而已。

墨子的思想中,本身还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比如他强调“尚贤”,这符合战国开始后的社会情形,但是“尚贤”往往就等于“上功”,所谓贤人,就一定是立功,能帮助国家,具体来讲,在当时列国竞争的环境下,贤人的“贤”之处,就在于能出去打仗。实际上,这些布衣,为了能够出人头地,无不希望国君出去打仗和扩张,乃至怂恿国君这么干,这样,自己方才能够立功,从而当上大官和得到富贵。最后的表现就是,国家也“尚”了“贤”了。譬如吴起,一见到魏文侯,就唆使他出去打仗,后面又鼓舞魏国领导人去向西灭了秦国。可以说,战国时代,之所以战争的残酷性开始加强,跟布衣的崛起有关。这些布衣的“贤”,为了能被“尚”,能上去当官,无不是挑拨君主的贪婪和扩张野心,从而使得列国的混战升级。从前春秋时代,君主也是贪婪的,也想出去占地盘,但是还没有布衣为了自身阶层利益的最大化,为之推波助澜,其战争还未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地步,春秋的战斗,多数还是华夏和南楚的种族战斗,以及讨伐不仁的国君或者篡乱的弑君犯之类的维和行动,多少还有“义”的色彩,战国则更谈不上“义”战了。

所以,墨子的“尚贤”,必然导致的是列国间的战斗升级,可是墨子同时又嚷嚷“兼爱、非攻”,这就是他矛盾的地方。要想“兼爱、非攻”,那就不要尚贤,也不要尚智,还是春秋时代那样世卿大夫世代为官,也许社会还和平一些。尚贤、尚英雄,也就等于尚了战争。这种思想体系本身的矛盾,大约也是随后的墨家走向末路,最后流于游侠,从而不知该往哪里走,最后使得墨子的学说,成为历史的遗痕,最后把尚贤以及非攻的思想,在后代的儒家中,有所借鉴体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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