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女孩——刘亦婷续3 哈佛女孩刘亦婷 pdf

光有原则，当然还不够。还需要通过大量实例来掌握这些原则。于是每当婷儿对什么人感到不满或苦恼的时候，我们就在周末抽出一二十分钟跟她讨论分析，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最合理。
　　婷儿的领悟能力很好，就像一艘航船上有一柄灵敏的舵，很容易通过理性的方式拨动它。以后，那些无意义的抱怨越来越少了。
　　再后来，她令人欣慰的表现越来越多，上高中后，婷儿已经很懂得识大体顾大局了。排演古典名著《简·爱》片断时，同学们都认为刘亦婷演过电视剧，是“当然女主角”，婷儿却主动选了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小配角。婷儿告诉我们，作为排演英语小品的组织者，她最感兴趣的是让每个参与者都找到发挥特长的机会，让大家共享艺术创造的乐趣。
　　熟知骗子花招，确保人身安全
　　待人以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它能增强人的亲和力，促进事业的发展，让自己的生活中充满友情和温暖。从婷儿小时候起，我们就教她，待人一定要诚恳。为了强化她的这种态度，我专门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贴在“格言栏”里，让她每天都看一遍：
　　诚为本，本为末。诚则人多自附，术则物终不亲。
　　但是，“诚”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利也有其弊。一个只知道待人以诚，而不知道如何自我保护的女孩（当然也包括男孩），将会面临很多危险，有时，甚至是灭顶之灾。很多父母教给孩子的自我保护知识，实在是太少了！
　　只要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社会新闻：
　　前些年，武汉，一位女研究生被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农村小姑娘骗卖到农村。仅靠一招简单的骗术----;诱以厚利，这个小人贩子居然就轻易得手了：“咱们一起去做生意，跑一趟就能挣好几千！”于是，自信而又轻信的女研究生欣然入套。
　　去年，成都某高校女大学生小殷放暑假时外出打工，来到成都市九眼桥劳务市场找活干，碰到一个40多岁的妇女，谎称能帮她找工作，将小殷骗到了山西农村，卖给一个文盲为“妻”。无论是下跪求绕，还是割腕以死抗争，都不能感动“买主”分毫，先后多次逃跑均无结果，小殷含泪苟活，生不如死。今年的“打拐”战役中，她终于被警方解救出来。此时她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
　　还有更令人痛心的惨祸。就在今年，北大品学兼优的99级女生邱庄枫，由北大海淀本部返回昌平分校住处的途中，不幸被歹徒奸杀。这是一个惊动了国务院高层的命案。一个正待展翅翱翔的如花少女，就这样像无声的流星般陨落了，甚至没有人听见她生命最后一刻凄惨的呼救声。
　　因此，多年来我们反复告诉婷儿：“灾祸的概率对没遇上的人是万分之几，对遇上的人却是百分之百。”为了最大限度避免灾祸降临，我们从婷儿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她各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从幼儿园时期开始，就告诉她：妈妈不会委托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来接她，所以，谁打着妈妈的幌子来接她，都不能跟着走。为了加深印象，还“演习”了识别各种可能的骗局。
　　婷儿从小学二年级就独自坐公共汽车上学，一天来回4趟，每星期6天，风雨无阻。为了提高她的警惕性，我们经常用报刊杂志上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例做教材，分析骗子常用哪些骗术，被骗的人自身又有那些弱点容易上当受骗。
　　我把避免出意外的原则归纳为两句话：一、危险的地方不去，二、不贪图任何“好处”。从小到大反复强调，使婷儿学会了抵御利诱，识别居心叵测的花言巧语。曾有一次，正读小学四年级的婷儿和要好的女伴一起到锦江边玩，遇到了一个不怀好意的成年男人，婷儿拉着女件，机灵地摆脱了那人的纠缠追逐。
　　婷儿上小学时，由于我们忙于工作，中午她常常独自在家。为了防止意外，我们还给她规定了一条：“独自在家时不给任何人开门。”这一条看起来有点过分，其实非常重要，以不变应万变，可以避免把安全问题复杂化。
　　后来，婷儿上了初中，人越长越高，样子也越来越像大姑娘了。这时，需要她了解的安全常识也更多了。除了防备交通事故和人贩子，还要防备被男性欺骗和伤害。由于妈妈在婷儿3岁的时候就进行过性知识的教育，婷儿接受这种教育比其他女孩容易得多。
　　妈妈在婷儿第一次问“孩子是怎么来的”和“非礼是怎么回事”之类的问题时，总是按早教专家的建议给予科学的回答�一早教专家认为，越早越坦率地告诉幼儿这些常识，对孩子的心理冲击越小。每次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妈妈都要提醒婷儿：这些问题只能问妈妈，不能跟别人说，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是不跟小孩说这些，你要是说这些，别人会说你是“怪物”。这种习惯虽然不对，我们也改变不了，但妈妈愿意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这样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婷儿始终有一个了解科学的性知识的渠道，而且也习惯于和妈妈谈论与性沾边的问题，由于最秘密的话题总是留着和妈妈谈，也就不会有谁能在与婷儿交流的深度上超过妈妈了。这就排除了在性知识以及性观念上受他人误导的危险。
　　我的任务，则是让婷儿了解男性的各种心理特点，用各种前车之鉴使婷儿懂得，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纠葛，需要注意与男性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些做法，都有效地增加了婷儿的安全系数。而安全，是其他一切的前提和基础！
　　父母主动调整，改变沟通方法
　　也许有人说：你们的道理我也向孩子说过，可孩子就是听不进去，他们总是说：“同学都这样！”这种现象正是青春期的典型征兆。
　　为什么婷儿听得进我们的逆耳忠言呢？那是因为我们针对青春期的心理特点，主动调整了跟婷儿沟通的方式方法。
　　一、以平等的态度和孩子打交道
　　为了化解逆反期的抗拒心理，应该痛快地放弃“命令式”的态度、这种方式到小学高年级就过时了。家长对孩子一定要有平等的态度。不要语言上的平等，而要行动上、内心深处的平等。
　　二、用对待同事的方式和孩子谈话
　　为了保证做到真平等，我们要求自己把婷儿看作单位上的同事，这样，和她相处与她交流时，就不会无所顾忌，而且会讲究谈话的时机和长短。
　　三、要求孩子用对待学校老师的方式和父母谈话
　　怎样让已经是中学生的孩子继续重视家长的意见，这也是保持沟通的重要因素。我们反复要求婷儿把父母看作学校的一个老师。因为中学生也许不怕得罪妈妈，但多半不愿得罪老师，不会用无所顾忌的态度去顶撞或干脆不理老师。婷儿学会了用有所顾忌的态度与家长平等交谈，大大减少了发生争执的机会，谈话变得更有效，也更愉快。
　　四、耐心等待“同事”转化为知心朋友
　　当孩子习惯于用成人的方式与你交谈后，父母的爱就不再是一种压制孩子的权利，孩子反而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亲情的难能可贵，同事的方式自然就会转化为朋友式的关系。尤其当他面临棘手问题时，他会很信任地告诉你，征求你的意见。现在婷儿虽然远在哈佛，但仍然和我们保持着朋友式交流的习惯。一旦孩子与家长形成了朋友式的深层次交流，双方都会意识到，这是多么幸福的事。
　　五、“有限满足”、“抓大放小”、尽量“放权”
　　人在青年期最爱追求独立，争取解放，干什么都想自己试，不希望他人干涉。对这种心理，应该给予“有限满足”。我们的办法，是把那些婷儿有把握做好的事，都交给她自己去管。比如日常穿衣，过去全都是由妈妈安排，具体到哪天穿哪套衣服哪双鞋。现在就由婷儿自己去决定，但必须符合妈妈的衣着原则：“不招摇、不生病。”如此既培养了婷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又减少了大量团小事引起的摩擦。出现原则问题时，既要讲原则，又要讲方法。往往讲方法比讲原则更重要。因为方法不对，伤了感情，原则再正确也卖不出去了。但是，也绝不要为了维持感情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迁就孩子的错误。一个大错误的后果，往往终身难弥。
　　六、承认“代沟”，求同存异，互相尊重
　　我们经常提醒自己：人在青年期最喜欢新奇事物，尤其是父母看不惯的。如果你不想惹孩子反感，就不要轻易贬低孩子热衷的新奇事物。就是需要制止的事情，也应该先了解它，真正取得发言权再说。与同龄人无话不谈，却常常跟父母无话可谈，是初中生的“多发症”。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与父母没有共同的兴趣。最理想的是，让孩子感到跟父母同样可以无话不谈，而且会同样愉快，至于谈话的收获，则是任何一个同龄人所不能给予的。为了能跟婷儿无话不谈，我们不只一次“曲线救国”。婷儿爱唱《小虎队》的歌，妈妈也跟着学。学会了一串《青苹果乐园》之类的歌之后，再去评头品足，婷儿就容易服气了。
　　七、要集中治理，别零敲碎打
　　对青春期的孩子有问题不要随口批评，而要专门谈话。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别忙着“限期整改，强制执行”。口服心不服，只会阳奉阴违。所以只要不是紧急情况，就应该有等待的耐心。这次不行就下次，此时不听就以后再讲。只要你的要求真有道理，孩子是会逐渐认识到你的正确之处的。
　　小不如意时，要有雅量。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即使孩子屡教不改，也不妨允许它暂时存在。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就有利于集中注意力去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
　　八、提前输入信息，多打预防针
　　任何事都不应事到临头再向孩子提要求，你希望他如何，就应提前教他，你不希望他如何，也该提前把道理告诉他。不要等问题出现后，孩子已经陷入“当局者述”的境地，再跟孩子“针尖对麦芒”地交锋，这样只能让孩子恨你甚至离开你。有预见性的家长，应该把一切坏事都制止在发生前。
　　第九章高中阶段：走向成熟
　　（妈妈刘卫华自述）
　　初中毕业，婷儿轻松地通过了淘汰50％的严格考试，如愿考上了外语学校的高中部。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定在北大。按照“法乎其上”的原则，我们还有一个秘密的目标，那就是鼓励婷儿争取当“状元”。
　　由于招生政策要考虑地域分配上的平均，同样的专业北京考生600分左右就能被录取，四川考生630分也没希望。对于这种不公平，婷儿已经有了成熟的看法：“既然是无法改变的条件，那就让我们去适应它！”
　　怎么个适应法？只能是----比北京考生更努力。
　　可以想象，即将来临的高中生活该有多么紧张！未开学，先“充电”
　　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3年苦干，我们决定让女儿过一个轻松的假期，用一个月的时间到湖北看望姥姥、舅舅舅妈和表兄弟姐妹，顺便在路上游山玩水。行万里路，也是一次观察社会与思考生活的好机会。与语文有关的知识积累，可以靠这样的机会来集中进行。
　　出发前，婷儿主动提出要我在探亲途中帮她搞作文训练，从发现素材、挖掘主题，到安排提纲、组织语言。我们当然很支持啦。爸爸说，为了提高效率，还是多搞口头作文训练。
　　我们的行程其实是一条热门的旅游路线：成都----重庆----三峡----武汉----西安----成都。来回一个月都是旅游旺季，一路上，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婷儿发现了很多好素材。我要求她练习用四句短语说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以此来训练她的“谋篇’能力。
　　由于嘴说比笔写快得太多，我们至少搞了十几篇口头作文训练。其中有痛感长江污染严重的“母亲河的悲哀”，有钦佩从普通工人成长为计算机控制专家、大型国企厂长的“自学成才的大舅”，还有惊讶身为硕士的法国农民因为热爱书法又到中国留学的“来自法国的农民留学生”，和赞叹不以权谋私的刘叔叔石阿姨的“廉洁的总经理”.....
　　回到成都后，恰好发行数十万份的《华西都市报》新开了一个栏目：“少年视界”，婷儿便选出了她觉得最有意思的三个材料写成作文，送给“校园内外”版的叔叔阿姨。很快，《华西都市报》就登出了婷儿送去的其中两篇：
　　鬼城的“鬼花招”
　　今年暑假，妈妈带我到三峡去旅游，一路上，旅游业中的种种鬼花招，让人可气又可笑。
　　在重庆港买票时，售票员报的价明显高出我们了解过的票价，而且不予解释。从窗口甩出的一沓票中，除了船票，还搭售了一张“鬼国第一关一--邪毒城”的门票和景点旅游保险单，为了这种强加于人的“服务”，还另收了10％的服务费。我对此十分反感，但妈妈说：“反正要游鬼城的，就算了吧。”殊不知，正是这种妥协心理，使无数游客还没上船就先上了当。
　　船到丰都，我们来到貌似鬼城入口的“阴司鬼街”前，一个干瘦的老头正满脸堆笑地招呼着：“各位游客，鬼城就是从这里进的。”我们见他们卖的门票与我们的不同，生怕自己买错了票，进不了鬼城、那老头却飞快地把我们的副券一扯，不停地催着：“都一样，都一样，快进去吧！”“阴司鬼街”里无非有些狰狞丑陋的泥塑木雕陈列在阴森狭长的洞窟两旁。表情木然的解说员每到一处鬼魂受刑的场景前，都要伴着凄厉的鬼叫念叨一遍：“只要你们在这里放些钱，就可以让你们死去的亲人免受这样的刑罚。”似乎并不存在的阴间流通的不是“冥钞”而是人民币，真是骗钱的鬼话！出了“鬼街”我们才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鬼城的入口，只是路口的一处小景点罢了。拐过街角才是我们被骗买门票的“邪毒城”，只不过这张8元的门票已被6元的“阴司鬼街”骗去用了。
　　鬼城游的大头是票价40元的仿古建筑“鬼国神宫”。我和妈妈对泥塑的鬼神实在不感兴趣，情愿去爬绿树成荫的双桂山。途中，又有一处鬼景的售票摊横在路口，摆出一副出售进山门票的架势，几个游客就这样被骗进了鬼洞。我们识破了这个鬼花招，忍住笑，迎着卖票人的白眼进了山门。在山腰，我们无意中找到了一个俯视“鬼国神宫”全景的地方，只见一群群游人在蓝色的琉璃瓦屋顶下穿梭往返，活像传说中“鬼赶场”的奇景，真是太炒了！回船后，那些上当去看“鬼”的人都大呼不值，我和妈妈却为自己明智的选择而深感庆幸。
　　兵马俑外的“国际贸易”
　　兵马俑博物馆的外国游客真多啊！难怪馆外的民间工艺品市场这么兴旺，街道两旁的小摊多得挤成了堆又连成了片。
　　来的时候，游客一心想的是兵马桶，出来后，才会惊讶自己刚才怎么没留心这满街的精巧玩意儿。货摊上挂着彩布缝的各式挂件，有十二生肖；有蝴蝶；有金鱼。红的、黄的布老虎趴在摊子上调皮地看着过往的游人。最具特色的要数绣着老虎、蜘蛛、蛇、壁虎和蝎子的“五毒”帽，还有“五毒挎包’和“五毒坐垫”。当地人认为用这五种动物“以毒攻毒”可以避邪。这些色彩艳丽、造型稚拙的“五毒”系列“土”得让人心醉。它们的设计者、制作者和贩卖者都是当地的农民。
　　我想买一项“五毒帽”做纪念，正挑着呢，几个外国旅游团游完兵马俑次第走了出来。小贩们马上丢下国内的买主，抢先去做洋人的生意。小贩们手里举着五颜六色的挂件，挤在路边，一边用英语大声招呼着：“Hello，Hello（你好，你好）！”“cheap，cheap（便宜，便宜）！”一边忽抖忽甩地展示自己的商品。我身旁一位穿紫T恤的金发姑娘兴致勃勃地摆弄着小摊上的“五毒”系列。女老板的殷勤似乎丝毫不受语言的限制，薄薄的嘴唇反复重复着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beautiful（美丽），verynice（非常好）！”金发姑娘相中了一块“五毒坐垫”。老板马上报价：“Onehundred（100）！”金发姑娘笑着还价：“Forty（40）”“No！”老板拿起一块写满各种数字的硬纸板，指了指80，试探地看着姑娘。姑娘摇摇头：“Forty！”依然笑盈盈的。老板做出一种吃了大亏忍痛割爱的表情，让到50元。OK，成交。姑娘走开没几步，忍不住又拿出“五毒坐垫”左右欣赏，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不远处，一场未成交的“国际贸易”更加动人。一个意大利姑娘跟小贩谈妥20元买一个生肖挂件----我买只要5元。姑娘摸出20块人民币。小贩却说：“请给Dollar（美元）！”老外不干，又显了显那两张大团结。小贩依然坚持。萍姑娘笑了笑把钱塞回腰包，接着拉起小贩的手，示意邀她合影留念。小贩愣了一下，便反应过来了，她笑嘻嘻地说：“行行，买卖不成情意在嘛！”导游小姐把她的话一翻译，老外们情不自禁地为中国的农民小贩鼓起掌来。
　　这次“充电”的直接收获，就是婷儿再次在报刊上发表了作文。（第一次是读初一时李老师帮婷儿投的稿，那是一篇课堂作文：《一件新鲜事》，发表在省级刊物《中学生读写》上，中心思想是批评学雷锋活动中的形式主义。这篇作文不久又被全国性刊物《中学生选刊》转载。那段时间婷儿还收到一些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来信，婷儿都顾不上回信，在此也顺致歉意。）
　　瞄准高考，提前探路取经
　　据跑教育的报社记者介绍，有不少家长直到高三才开始关心孩子的学习。这实在是太晚了。我们的经验是，一定要打提前量。我同事的儿子李响填志愿时用过一本《高考指南》，他用完后送给了我们，那时婷儿刚上初三，我们就开始研究高考的录取规律了。此后我们每年都不会忘记自己去买本新的《高者指南》来研究。这样，婷儿对什么档次的成绩能上什么档次的大学早就心里有数，家长的督促和提醒也有了明确依据。
　　向他人取经，曾使婷儿多次受益。为了高考成功，我们再次多方了解他人的成功经验，以便形成自己有效的对策。
　　我在前面提到过，从小学起，每个假期我都要带着婷儿到我的同事家，向他的妻子吴老师了解他们的经验和心得。他们的儿子李响品学兼优，1995年高考取得了四川省文科总分第3名的优异成绩，他填报的第一志愿北大本来在四川只有两个名额，并已录取了别人，可是北大招生的老师认为他确实太优秀了，特地从外省份调来一个名额，使双方心想事成。
　　婷儿本来就把李响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李响考上北大之后，婷儿对他的经验之谈更是重视。在初中阶段，李响介绍的经验可用3个字来概括：“排干扰！”既要排除来自外界的各种诱惑，也要排除自己内心的厌学情绪。他的经验，为婷儿初中3年的刻苦学习增添了不少“定力”。
　　去湖北探亲前，我们很想先到李响家去取一次经，以便及早制定高中的“战略规划”。不巧的是，这个暑假李响要先在北京忙一段时间，一时还回不来。我们只好和他妈妈预约，等我们回来后，请李响安排一次“接见”我们的时间。
　　没想到，我们在长江三峡的旅游船上，偶然遇上了李响在北大的同班同学----1995年四川省高考文科状元、婷儿的校友唐翔。问题是，唐翔并不认识刘亦婷，婷儿也不好意思主动上前去搭话。这时候，就该妈妈起作用了。于是乎，婷儿既抓住了这个取经的机会，又得到了一个有趣的作文材料：
　　巧遇“状元”
　　七月真不愧是旅游旺季，告别巫山大宁河时，竟有五艘游船同时驶进巫峡。我们的舱位本在“腾龙号”一楼，为了欣赏大名鼎鼎的神女峰，特地爬上了三楼船尾。正午的骄阳下，褪去了雾纱云裳的“神女”虽然失去了想象中的神秘与缥缈，但那种深情翘盼之态却更加清晰传神，周围的游客都赞叹不已。
　　我无意中一回头，恰好有个穿白T恤的大学生捧着书低头从眼前走过，样子很像四川省的上届文科“状元”，我们学校的前学生会主席唐翔。我激动地告诉了妈妈。妈妈在家长座谈会上无数次地听到过唐翔的名字，知道他学习特别勤奋，高中还没毕业，英语的单词量已经超过了研究生，还知道他生活十分俭朴，一年中足有半年都穿的是旧军装。妈妈说：“你开学就上高一了，想不想向‘状元’取点经呢？”我想倒是想，但又不敢肯定“白T恤”就是唐翔。妈妈说：“没关系，我去问问。”问了几句，他果然就是唐翔。唐翔现在就读于北大国际贸易系，今年暑假，他和几个同学主动申请到陕西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去考察了一番，顺便结伴到处走走，然后回家看望父母、说来也巧，他们在巫山恰好上了我们坐的“腾龙号”，船到巴东就要下船去神友溪漂流探险，要不是我们也恰好在同船的这一小时里来到三楼，哪里遇得上呢？
　　到巴东只有二十多分钟了，我抓紧时间向唐翔请教了一连串学习上的问题。唐翔热情地--一作答，从各科的学习方法到如何安排作息时间，都详细地谈了他的体会，这些宝贵的经验使我深受启发。比如说，为了提高口语能力，唐翔在高中阶段每天都坚持大声朗读一小时英语（当时，李阳的“疯狂英语”还不为人们所知）；又比如说，唐翔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在高中阶段除了做学生会的工作，平时都尽量减少社交，避免把宝贵的时间用于无谓的闲聊....
　　谈话间，一处处奇峰异景迅速地从我身旁溜走，我顾不上欣赏，也不觉得遗憾。唐翔他们下船后，妈妈对我错过了一路美景多少有点惋惜。我却笑着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何况巫峡的山水年年都在，向‘状元’取经的机会却是可遇不可求的啊！”
　　我们在西安停留时，在一个朋友家遇上了一位刚参加完高考的女孩，她正在辅导我朋友儿子的功课，帮他准备参加职业高中的考试。那天，我朋友的儿子不想做小姐姐给他留的复习题，还抱怨说：“搞那么紧张干啥，离考试还有十几天呢！”婷儿笑他说：“你还在以天为单位算时间呢？我从初二起就在以分钟为单位算时间了！”不料那位姐姐却插话说：“我从高二起，就在以秒为单位算时间了！”
　　婷儿感到很吃惊一一她一直以为自己把时间抓得很紧，没想到竟遇上一个“以秒为单位”安排时间的人！婷儿马上就来了兴趣，仔细一问，这位姐姐还是陕西省理科高考的前10名呢！婷儿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认真地向她讨教了一番高中理科的学习方法。那男孩儿则乐得到一边玩儿去了。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不由得想起了“宝在身边不识宝”这句话。用时髦的话来说，“不识宝”就会形成“资源闲置”。对此，李响的妈妈感慨更深。她多次对我说：“向我们求教的人也不少，但真正认真实行的，也就是你们一家。有些小孩儿听了李响的学习方法，居然说，这么苦啊，这不是成了学习机器吗？我才不干呢！”
　　尽量吸收前人的成功经验，尽快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种积极学习他人长处的好习惯，使婷儿少走了很多弯路。后来，婷儿更是从受益者变成了乐于向他人传授经验教训的人。
　　从西安回来后，我再次陪婷儿去向李响讨教。李响根据婷儿的情况，建议她在高一高二把主要精力放在数学上，高三再突击历史、政治。因为文科好的人就是靠数学和英语拉开差距，而数学和英语的成绩都是靠大量时间堆出来的。他自己的经验是：“学在前面，怎么都考不倒。”
　　婷儿接李响的思路制定了高中学习计划。为了实施“把数学学在前面”的战术，还特地考进了高中奥林匹克数学班，听四川省最棒的高中教学老师授课。在高中阶段的12次正式考试中，婷儿和班上的其他前10名，总分差距都很小，总是轮流坐第一把交椅。其基本规律是，谁在考数学的时候发挥得更好，第一名就是谁的。婷儿在数学上下的苦功夫，给她带来了两次总分第一、数次单科第一的好成绩。班主任和校领导都把她视为“状元苗子”，由此可见提前探路取经的重要性。
　　第九章高中阶段：走向成熟（二）
　　日记透露成熟信息
　　进入高中之后，婷儿仍是每个周六的傍晚才能回一次家。痛快地洗过操之后，就端着饭碗和我们边吃边谈起来。初中时常有的各种牢骚不见了，总是以欣赏的口吻谈到老师和同学的这样那样。我们隐隐地感到：婷儿变了。
　　高一开学快两个月的时候，婷儿做了一件让我颇感意外的事、她把以前只让老师看的日记本送到我面前说：“你不是想看我在学校写的日记吗？我想通了，不应该拒绝爸爸妈妈辅导。”
　　我已经3年没看过婷儿的日记了，此刻的心情的确有点迫不及待。虽然我们早已知道，婷儿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可是看她初中以来写的篇篇日记，还是止不住一阵欣喜。
　　从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婷儿已经发自内心地领悟并认同了我们的教育方法！
　　难怪与婷儿谈话的感觉，已经由初中阶段的小溪出山阻力重重，变成了现在的大河奔流一泻千里。而且往往是计划只聊半小时，却两三个小时还刹不住车。话题之广，探究之深，共鸣之多，常常让我有不是在和孩子谈话的错觉----婷儿确实是变成熟了。
　　后来学校让婷儿介绍成长经验的时候，婷儿特别强调了与父母谈话的意义：
　　据我所知，许多中学生回到家就把门一关，认为和父母没有共同语言，父母批评总也听不进去。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资源的一大浪费！父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宝藏之一，频繁而深入的交流则是开启这片宝藏的钥匙。与父母的交流一方面是要主动地与父母沟通，向父母寻求帮助；另一方面，要“闻过则喜”。父母的批评往往是他们人生经验的总结，能帮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用我们家的话来说，就是：“不要从猴子做起。”
　　成熟的婷儿讨厌恶性竞争，从不嫉妒他人。高三的时候，我们曾和李海蓓的父母合伙在学校对门租了一间房子，让她俩有更安静的环境复习功课。在她们当室友的大半年里，这两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成为了非常知心的朋友。李海蓓考上北大之后，在校刊《世纪风》上发表的《给远在US的挚友》中，写到一个动人的细节：
　　....我们一起探讨人生哲理，相互争论生命的意义。我们不愿落入平庸，我们渴望大鹏展翅。是你，让我逐渐摆脱长久以来的清高与孤傲....还记得我那次不经意地一抬头，正遇上你关注的目光，你说我在笑，你说你爱我的笑。至今，我仍不能忘记你那温暖的目光，它在我心中象征了多重意义。它给我鼓励，赋我信心，赐我力量。而后，我真的爱笑了，而且如阳光般灿烂！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婷儿的想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所欲，乐施与人。我需要帮助，我就应该帮助别人；我需要鼓励，我就不吝惜给别人鼓励。”
　　能以这样成熟的态度善待他人，当然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高中老师，知心如朋友
　　也许是我习惯于用完美的标准要求婷儿吧，我对婷儿的成熟程度远不如高中班主任敏感。婷儿的高中班主任，也就是她的政治老师张惠琴，在开学之前的家访中头一次接触婷儿，就不止一遍地赞叹：“哎呀，这个娃娃简直太懂事了！”
　　张老师心地坦诚，性情率真，高中政治课教得很出色。她在婷儿升入高中时，刚被成都外语学校从别的学校“挖”来，并委以重任。3年后她不负众望，把全班57名同学全部送进了重点大学，其中进了北大、复旦的就有一串。班上还出了个四川省文科高考第2名，和考上了哈佛的刘亦婷。
　　张老师是第一次当高中班主任，刚刚接过这副重担的时候，并没有多少经验。但是张老师对高中生的心理很有研究，她深知，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信任感比权威感更有感召力。因此，她把和学生干部交朋友看得很重要，她需要一批品学兼优的“贴心豆瓣”，齐心协力把这个班搞成“人才摇篮”。
　　张老师和婷儿一见面，很快就谈起了她最关心的话题。婷儿当了多年的班干部，又是一个习惯于观察、思考和总结经验的孩子，对如何开展班上的工作自然有一套想法。她热情地给张老师谈情况，提建议，和张老师谈得非常融洽。
　　和婷儿谈完之后，张老师告诉我们：“在我来家访之前，校长和其他老师向我推荐说，刘亦婷品学兼优、活泼开朗、为人正直、乐于帮助别人，课外活动的才能也很突出，是很好的学生干部人选。今天和她谈了一下，我发现她的确比同龄人成熟得多。她理解复杂问题的速度和思考问题的深度，都远远超过同龄人。你们的家庭教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已经决定把她列为班干部的第一人选。这个娃娃将来一定很有出息。”
　　张老师的态度对婷儿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一－－婷儿说：“将心比心，以情换情嘛！”为了不辜负张老师的信任，婷儿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都更加严格。在完善自己的渴望中，婷儿的自律能力和主动性都大大增强，刻苦的程度常常让老师都很感动。高二时的五一节，学校放假3天，这对长期住校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放松机会，家里又有好吃的，又有电视可看，又有父母亲人，老师都担心孩子“乐不思蜀”。可是婷儿和李海蓓约好，两个人只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就急急地返校了。张老师问：“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啦？”婷儿和李海蓓说，在这里没有电视，可以不受干扰，而且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老师。张老师望着两个懂事的孩子，心里充满了欣慰，尽管她的这个节日也过不清闲了。
　　张老师面对的是一个优秀生群体，她很注重怎样让这些优生互相激励，而不是互相抵消。她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和成绩差距，精心为同学们调配了座位，明确地要求成绩靠前的同学要帮成绩靠后的同学赶上来。婷儿在这方面的表现，也许是让张老师最满意的一点：一位女生在和婷儿同桌期间，名次大幅度提高。张老师多次和我提到这件事，每次都高兴得美容满面。婷儿觉得自己的收获也很大，这位同桌使她和以前接触不多的一些同学增进了友谊和了解。
　　和婷儿相处得像知心朋友一样的老师远不上一个班主任，可以说，婷儿的每一个任课老师都是她的“良师益友”，他们都愿意尽量满足婷儿“对知识总爱追根溯源，决不随便放过一个疑问”的好习惯。张老师分析说：“刘亦婷总是让老师、家长能够知道她的真实想法。她能辨证地看问题，因为善于与成人交流沟通，她的许多好建议和想法得到采纳。这让她始终能够健康、开朗地成长，她的潜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这个高尚群体中，还有几位高鼻蓝眼的外籍教师。婷儿和几任外教都建立了友谊。婷儿访美前，是美国的安迪夫妇在任教，他们回国之后，又来了两位年轻的英国人--一安迪和劳伦斯。这两位外教性格迥异，对婷儿的帮助却同样无私。婷儿不仅向他们学习地道的英语和了解西方文化，也很重视学习他们身上的好品质。
　　安迪个子不高，表情丰富，性格非常活跃。他的英语课也上得很活跃，为了调动学生的情绪，他上课总有各种花样，有时带上一把吉他进课堂，有时就组织学生做游戏，让学生们在玩中学。劳伦斯各方面都跟安迪形成对照。他个子相当高，将近1米90，性格认真严谨，上起课来一丝不苟。学生们干得出色，他还会自己掏腰包给孩子们买奖品，以资鼓励。
　　两位外教都是完美主义者，对婷儿英语上存在的瑕疵从不轻易放过，直到尽善尽美，对婷儿的帮助极大。更可贵的是，他们两人并不是婷儿的任课老师。这就尤其令我们全家深受感动。
　　婷儿被录取之后，他们仍然无私地帮助婷儿。婷儿要按西方大学的要求写Paper（论文），两位外教为婷儿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还亲自拟定了十几个论文题目，让婷儿练习写作。婷儿说：“外教的帮助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世界和平与人类友爱的可贵。”婷儿自述：怎样学好英语
　　婷儿进入高中后，学习变得极其自觉，再也不用别人催一句了。她非常用功，也非常讲究学习方法，所以每科成绩都很好。但是从读者来信来看，大家对婷儿学习英语的经验更感兴趣。在此，我们把校长让她总结的《英语学习心得体会》献给读者，从中也可窥见她在其它学科上有多用心。
　　《英语学习心得体会》
　　英语是大家十分重视的一门学科。在中学阶段打下一个好的英语基础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怎样才能学好英语呢？我的老师常说：“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以下算是我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摸出的一些路吧，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l、心理素质影响学习效果
　　古人说：“两军相逢勇者胜。”强调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对效果产生的重大影响，与现代心理学的看法不谋而合。你会发现，尽管大家都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受同一位老师教诲，甚至智商也接近，学习效果却很悬殊。这个“落差”往往是心理素质的差异造成的。
　　怎样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首先，要对外语保持长时间稳定而积极的态度。这可以归结为“恒心”两个字。有了它，才能像蚕吃桑叶一样，一口又一口，坚持不懈地去啃，直到预定目标顺利攻克。
　　其次，还需要一定的自律能力。恢复习时不复习，遗忘规律就会无情地吞噬着你的一部分记忆成果；该补漏时不补漏，漏洞就会不断积累扩大。所以，需要有自律能力，约束自己按科学原则去运转。
　　2，看写读听背----多管齐下效率高
　　一般来说，大家学英语都有各自的一套办法：有的只爱大声读个不停，有的只爱闷头看个不休，有的不写就记不住，有的不听心里就没底。
　　这些方法，虽然都有一定的作用，但记忆科学通过大量实验，无可辩驳地证明：眼手口舌脑的综合运用，才能更快更深地在大脑皮层上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象。
　　学外语尤其需要多种感官的综合运用。否则，搞不好学成“残疾外语”----眼能看口不能说的“哑巴外语”，或一听就发慌两耳一抹黑的“聋子外语”。
　　3、“活”单词与“死”单词
　　经常听说某某发下宏愿：要一口气背下一本几千甚至几万词的字典，认为这样可以一劳 永逸地解决单词量问题。不幸的是，这样做的人，大部分都失败了。背了若干遍的单词，仍很难在脑子里生根，不是很快忘掉，就是搅成一团乱麻。
　　因为他们背的都是脱离了句子和课文的“死”单词，大脑对这类东西格外难以留下印象、著名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拿自己做过对比实验，结果：记住18个有意义的音节，只需要9遍，而记住18个无意义的音节，却用掉了80遍。不仅如此，孤立地背“死”词，还难以掌握它在句子中的灵活用法。因此，即使记住了一部分“死”词，它们也多属“残障人士”罢了。
　　如何使单词“起死回生”呢？我的办法是--一背课文！
　　课文不局限于教科书，也可以是讲演稿，新闻评论，散文....总之，就是能把一个个冰冷的单词变成生机勃勃的故事的文章。在大量的整段的背诵中，多次的重复不断激活记忆的单词，其用法自然而然就深入骨髓了。实际上，这种“深入骨髓”就形成了学语言最重要的“语感”！
　　4、复习间隔合理，可以省时高效
　　英语是一门记忆量很大的学科，有效的记忆就成了一个关键。
　　著名科学家茅以升先生，是个记忆力超群的人。人们问到他的记忆秘诀，他的回答是：重复！重复！再重复！
　　重复被人们称为学习之母。不重复，记住的知识就会在遗忘率的支况下，不多久就只剩下一点儿“残汤剩饭”。心理学家发现：两次复习的时间间隔至少应大于30分钟，但又应小于16小时。因为，在已经记清了一批单词的情况下，如果在30分钟内就开始复习，不仅不能提高记忆效果，反而会对大脑巩固原有记忆内容的生理过程形成干扰，是弊大于利；而16小时以后再复习，被遗忘的单词就比较多，白花了精力。
　　5、把英语作为一门文化来学
　　正如不懂中国文化就不能理解“中庸之道”、“墨守成规”一样，缺乏西方文化常识就难以理解什么叫“ThisismyWaterloo！”（“这是我的滑铁卢！”指一次失败。）、“lobbyist（院外的人）”是些什么人（指影响议院政策的院外活动人士，多为以前的政客或律师）。
　　因此，要想把英语学深学透，必须把英语不仅仅作为语言，而且作为文化去感悟！而这，在我看来，也许是英语学习最有魅力的地方。
　　最后一次“练兵”，甘当“苦行僧”
　　1997年暑假，学校安排高一和高二的学生进行6天的军训，希望通过艰苦和高强度的训练，好好磨练一下这些独生子女，以便以更好的心态迎接更紧张的学习和高考。爸爸以前说过多次，就是花钱，也要为婷儿找个军训的机会，把她好好“打磨”一下。这下真是求之不得。
　　我们原以为学校会选一个条件艰苦的地方搞训练，没想到训练地点竟在风景名胜青城山，而且是一所条件不错的部队疗养院！
　　刚去时，婷儿和同学们还在怀疑--一这个疗养避暑的好地方，能给人身体和意志的锤炼吗？第二天一开训，孩子们才知道这里的“厉害”。
　　此时的婷儿早已树立了正确的苦乐观，她在初三下学期就已经和爸爸说好，要以“苦行僧”的方式大干3年半。这种“磨其筋骨”式的锻炼，可以说是激战前的最后一次“练兵”。
　　在这种积极的心态下，婷儿很快就适应了紧张艰苦的军营生活。艰苦紧张的军训生活在她的笔下都变成了一件其乐无穷的事：从她选出的3篇“军训记趣”中，可以真切地看到，婷儿和她的同学们是多么生气蓬勃：
　　站军姿
　　今天是军训第一课----练习站军姿。在青松环绕的操场上，我们按照教官连长的要求调整好身姿，同学们顿时变得精神抖擞，充满朝气。连平时被戏称为“青蛙”、“骆驼”、“小虾米”的几个人，也有了点儿“英姿飒爽”的味道。连长说：“今天先站一个小时，看能站倒几个。不行的就打报告喔！”
　　阳光灼人，不到5分钟，就有人一声“报告”败下阵去。我早就汗流浃背，脚也胀痛起来。时间好像一只小刺猬，在我的脚上扎来刺去，就是不肯快点走。“哇一一”有人吐了。我的胃也翻腾起来。此刻，时间又变成了生石灰，一点一点地撒进胃里，越漤越疼。我咬紧牙关，反复默念着连长的话：“这是意志与身体的拼搏，正是磨练自己的时机、就看你们对自己怎么要来求。”我念着，忍着，突然觉得全身发冷，三伏天竟打起寒颤来。又坚持了几分钟，我两眼一黑，向前栽去，心里一慌，一声“报告”脱口而出....
　　坐在阴凉的大树下，连灌几口凉水，我才缓过劲儿来。望望浓密的树冠，我真舍不得离开这里，身旁几个休息了很久的同学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还练不练呢？我不禁犹豫起来。一低头，树下稀疏的小草让我猛然惊醒：难道我要做柔弱不堪的草吗？不！我使劲站起来，硬撑着向站军姿的队伍走去。
　　在三伏天，在骄阳下，我和同学们一起，站成了一棵棵青松。
　　紧急集合
　　“....”紧急集合的哨声划破了寂静的夜晚。随着一阵忙乱的脚步声，我已经站在了操场的队列中，正想借着夜色的掩护揉揉的睡眼。连长已经凶巴巴地下了命令：“跑步两公里。跑步----走！”
　　我和几个同学排在末尾一行，不由得有点心虚。无意中一回头，只见无边的黑夜张牙舞爪地在后面紧追不舍，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赶紧向前跑去。
　　“哇！有鬼！”康果果突然在我耳边小声叫了一句。
　　“啊！”我惊得一抖，“讨厌死了，吓唬人。”
　　“这有什么好怕的？”熊宇一边大口喘着气跑，一边说，“我都被鬼咬了三口了，还没被毒死呢！”
　　“我被鬼咬了五口了，毒死五个鬼！”胡步聪接着说。
　　我们几个被逗得哈哈大笑，刚才的惧怕早抛到天外去了。
　　“再说，小心变成鬼、”包玉婕笑着说。
　　“我要变鬼就先吃排长--－（一束手电筒光照了过来。呀！是排长！）--一的手电筒。”我们又爆出一阵笑声。
　　“干什么呢？落在最后！”排长边跑边责备我们。
　　康果果一本正经地回答：“报告排长，我们是断后的，掩护部队前进。刚才我们还和几个鬼打得厉害呢！多亏排长救我等一命....”说着说着，康果果再也忍不住了，“哈哈”笑了起来。排长忍住笑，板起脸说：“别闹了，快跑，断后有我呢！”
　　拉歌比赛
　　一整天的队列训练，把我们累得东倒西歪。正想利用晚上的时间休整休整，却被叫到礼堂集合。“又要干什么呀？”大伙儿嘀咕着接班坐好，一个个无精打采，揉肩捶腿。连平时最活跃的张戟也耷拉着脑袋，昏昏欲睡。
　　连长过来四下一看，自信地笑了笑，随即大声说道：“同学们！为了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今晚咱们搞个拉歌比赛，好不好？”“好----”沉闷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我宣布，高一同学一组，高二同学一组，比赛开始！”
　　话音刚落，我们高一就抢先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高二也不示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随即响了起来。高二的人少，声势渐处下风。段燕急得圆脸通红，索性一甩大辫子，站到最前面的座位上，指挥高二唱起了在学校得过奖的“红色娘子军”。顿时，高二士气高涨，歌声随着她的手势时高时低，时急时缓，一下就占了上风。高一岂肯示弱，一曲“保卫黄河”充分显示了人多的优势，磅礡的声浪又把高二压了下去。高二又出新招，赵曦随着“北京的金山上”跳起了优美的藏族舞，欧鹏又在“男儿当自强”的雄壮歌声中表演起武术....
　　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到了白热化程度。大家眼里都闪着兴奋的光彩，满身的疲劳呢一一早不知跑哪儿去了。
　　走出迷惘期，顿悟在星空下
　　心理学家说的，随着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现代人类的青春期也在延长，青春期要在青年开始对家庭和社会承担责任的时候才会结束。在高中阶段，婷儿和同学们设想未来生活的频率越来越密集，他们常常在英语课练口语的时候，讨论对各种职业和生活方式的看法，但仍然很少有人对未来有明确的理想和志向，也感觉不到谁有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婷儿也是这样。
　　我们从初中就在关注婷儿的立志问题，现在更是越来越多地和婷儿讨论这个话题：你什么时候才会有可以称之为“凌云志”的远大理想？
　　婷儿也常常为此而苦恼。但她认为这也不能怪她，因为许多同龄人的“凌云志”就是考大学，而考大学对婷儿和她的同学们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事，根本算不上理想。可以说，从他们考入外语学校高中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都等于已经考取了重点大学。而且很多人的“大学梦”只不过是为了改变个人的生存条件，婷儿也看不上这种理想。谈来谈去，婷儿又羡慕起那些早就迷上了文学、美术或音乐的人来了，对他们来说，每天从事自己的爱好，就是在一天天走近自己的理想。
　　婷儿渴望的就是这种理想，这种让她感到“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价值”的理想。她苦苦寻觅着，直到有一天，一连串偶然的细节，深深触动了婷儿的灵魂，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这代人的历史使命：
　　顿悟
　　16岁生日前后，我常常陷入一种陌生的心境。表面上看起来，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勤奋而快乐，每天都忙着和代数符号、英语单词和作文的格于纸打交道，加上班干部和学生会的工作，经常忙得连洗袜子的时间都没有。然而我的心里却不时袭来一阵空虚和迷惘，我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是惯性？还是环境的压力？我究竟想过怎样的一生呢？这些问题久久地困扰着我，直到暑假来临。

　　从学校回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父母去乡下的水果基地参观。我正在巴士上起劲儿地聊着学校的趣事呢，突然，一股恶臭迫使我闭上了嘴巴。探头一看，堵车了，路旁竟是一座黑鸦鸦的垃圾山，足有几百个拣垃圾的农民，正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山上争抢刚从城里运来的垃圾。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乘客们的抱怨声中，那部描写垃圾部落的中篇小说《青城之矢》，闪电似的在我脑海里过起了电影。看起来这些人和小说里的“垃圾虫”一样勤劳，可就是得不到正常人的生活。没想到，纸上的场景活现在眼前的时候，竟会如此令人震惊！爸爸和妈妈也很吃惊，他们小声议论着：沦落为“垃圾虫”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每个城币都有几个垃圾部落，每个垃圾部落里，都有一群在垃圾中生长的失学儿童....
　　是的，眼前就有这样一个儿童，她孤单地站在垃圾山下，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蓬乱的头发里夹着纸屑，手里抱着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布娃娃。看见被垃圾车堵住的车流又开动起来，她突然咧开嘴灿烂地一笑，并让她的布娃娃用独臂和我再见。
　　这情景让我难过得想哭。
　　垃圾山迅速地从视线中消失了，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半年后，我又和父母谈到了这件事。我困惑地问：“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爸爸和妈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想研究，可以参考刚出版的一本书。
　　我抱着那本厚书足足啃了一周。根据书中提供的统计数字和分析报告，我推导出来的答案是：这些“垃圾虫”只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文化和技术。在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社会还没有财力来救助他们。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
　　这个无奈的结论深深地刺痛了我。希望中国快点富裕起来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走上阳台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中似有小女孩渴望的眼睛。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这沉甸甸的使命感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从此以后，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第十章　应邀访美，初露锋芒
　　婷儿上高中的时候，“WBSE（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把成都纳入了他们的中美中学生交流计划，成都首批到华盛顿参观访问的名额只有一个，并由WBSE的主席拉瑞·席慕思先生亲自到成都外国语学校面谈选拔。
　　事后来看，这次访美对我们来说从面谈开始就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婷儿显示能力的机会，也是婷儿大开眼界的极好机会，更是检验我们多年素质培养成效的难得机会。婷儿访美时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使我们不禁欣慰地想：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不管是中国的火，还是外国的火。
　　关于这次访美的前前后后，还是让婷儿自己说吧。
　　婷儿的话：
　　1997年暑假，我们在青城山军训期间，殷校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英语教育专家）从成都打来电话，让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赶回成都，休息一晚上，以便第二天参加应邀访美的选拔性面谈。
　　意外的喜讯使我很兴奋，也多少有点儿紧张。
　　汽车在“成灌公路”上疾驰，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盹儿，任7月的熏风使劲拍好着我们的短发。我闭着眼睛，却睡不着。我不知道要和我们面谈的美国人是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个对中国人友好的“老外”。
　　有关拉瑞（LarrySimms）的传奇故事，我是在这次面谈过后，才逐渐知道的....登万里长城，结万里友谊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四位结伴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爬上了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其中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挺拔，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有一双敏锐又好奇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边走边看说说笑笑。他一面猜测，在没有任何像样的机械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是如何完成这项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的，一面观察着那些像他一样，在长城上观光漫游的当代中国人。
　　他，就是拉瑞·席慕思先生。
　　拉瑞早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长春藤联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法学院。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勤奋，很快在美国法律界出露头角。1974－1975年期间，他曾任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助手。1976－1985年间，他又担任了美国司法部总检查长助理的要职。1985年之后，拉瑞辞去公职，专心从事律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还是美国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律师事务所——《格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一一老板之一。
　　由于这次游览长城的偶然契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与许多中国学生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交流组织。
　　那天在长城上，他遇到了一样跟着老师来爬长城的中学生。这些孩子对英语正学得兴趣盎然，看到四个结伴而行的“老外”，都不愿意放过统口语的好机会。他们微笑，挥手，“哈罗！哈罗！”地主动跟拉瑞他们打招呼，希望跟他们用英语聊几句。拉瑞笑着答应了。没想到，这些孩子们的英语口语都相当流利——他们是北京市西城区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几个美国人面前，你一句，我一句，应对自如。这一谈，就是40多分钟。
　　拉瑞感到很惊讶，这些中国孩子竟然把英语学得这么好！他们的活力，他们的聪明好学，他们对异国人真诚的友好，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都强烈打动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拉瑞。
　　这次邂逅，触发了拉瑞一个大的构想：
　　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举世瞩目的活力。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富有聪明才智....
　　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拥有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一关系。
　　应该让两国的年轻人了解对方的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友好相处，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一这就是拉瑞得出的结论。
　　律师，向来是美国社会的高收入阶层。作为律师行业里的佼佼者，拉瑞可说是早已功成名就了。声望、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他都有了。但是拉瑞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事业上的成功者，不应该一味从社会索取，而应该把他从社会所获得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回馈给社会。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二字，不仅局限于美国。拉瑞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公民”，他关心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为此，拉瑞作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寻常的决定：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点实事。他要建立一个专为美中两国中学师生交流服务的组织。
　　美国人习惯于说干就干，拉瑞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回到美国，经过多方努力，在1994年2月，他终于建立了“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Washington-BeijingScholasticExchangeINC，缩写为WBSE），一个非赢利的服务组织，他亲自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促进美国和中国的中学师生交流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在拉瑞心目中，这是他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拉瑞的WBSE一经成立，就开始高效运转起来。短短两个多月之后，1994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外语学校的第一批6位学生和4位老师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国际航班，到美国首都访问两个星期、并住在美国师生家里。
　　刚开始，参加这个交流活动的，只有北京的西城区外语学校一所学校，后来，上海复旦中学也参加进来。到1998年我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共有30多位中学师生，分四批访问了美国。华盛顿的两所名牌中学的美国师生也回访了中国。
　　拉瑞非常细心地照料着WBSE的方方面面。为了使中国学生的学业和高考尽可能少受访美的影响，光是访美的月份，拉瑞就尝试做过四种不同的安排。最后选定了每年元月到二月的寒假为最佳访美时段。美国学生来到中国中学，也由接待的学校安排他们住到中国学生家中，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热情友好的普通中国人，以便他们与中国学生之间建立起更深的友谊。
　　华盛顿的那两所美国学校——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学校里，随即开设了中文课，由来自中国的老师讲授原汁原味的中国普通话。当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那些学中文的美国学生还被专门邀请，出席了白宫盛大的欢迎仪式。其中的一部分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仍然保持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把对中国人民的这份友好，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本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拉瑞，给自己选择了奔波劳碌。他把WBSE的工作，当作自己第一位的工作去做。仅仅到1996年为止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拉瑞为了WBSE，就不辞辛劳地往来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9次之多。
　　“师姐”也给母校带来好运
　　WBSE成立两年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拉瑞知道了我就读的成都外国语学校。
　　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和成都外语学校是兄弟学校，同属于由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的14所外语学校之列。两校的领导平时有不少交流切磋的机会，关系很好。1996年初，在北京一次友好的聚会上，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的赵顺芳校长，热情地介绍拉瑞认识了成都外语学校的校领导。拉瑞由此初步了解了我们学校的情况。
　　同时，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引起了拉瑞亲自到到成都考察的兴趣。在此之前，拉瑞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以为成都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教育质量一定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差很远。可是，当他在北京接触到从我们学校考入北大的吕雪梅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印象。
　　吕雪梅是我校的优秀学生之一。你可从《在北大等你》这本书上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志气，有头脑的人。当我在成都外语学校读初中的时候，她就是我崇拜的一位“师姐’。1995年，吕雪梅以全省文科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法律系。吕雪梅在北大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是从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毕业的，认识拉瑞。这样，拉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吕雪梅。
　　吕雪梅不光是外语棒，口才好，而且她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认准了的事，就不轻易苟同他人。即使是在拉瑞面前，也是一样。在谈到原则观点的时候，简直是寸步不让。她在才智和品格两方面，都给拉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拉瑞自己在大学时代，就是个高才生。作为经验丰富的律师，他对人的识别有非常敏锐的目光，作为学生交流组织的负责人，他更关注那些充满希望的青少年。这些都使他十分看重吕雪梅。由吕雪梅的优秀，拉瑞自然联想到她读过的中学。于是拉瑞问吕雪梅：
　　“在你们成都外国语学校，像你这样的学生有多少？”
　　“多得很！”吕雪梅自豪地答道。她了解我们学校学生的实力。
　　但拉瑞信奉“眼见为实”。于是，拉瑞接受了我们校领导的热情邀请，于1996年9月飞到成都。他走进一间又一间教室，听了我们学校各年级的英语课。听完课后，又请来各年级的英语老师，还有两位来自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外教——安迪和艾琳夫妇，一起来座谈。成都外语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给拉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瑞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普遍具有的良好英语素质不禁大加称赞。
　　1996年10月，又一次全国外语学校教学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正逢拉瑞也在北京。我校的吴校长和殷校长会见了拉瑞，并正式向他表达了把WBSE项目发展到我校的希望。对我校已经摸过底的拉瑞，立即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并原则上表示同意。
　　“原则上同意”，这是拉瑞办事十分慎重细致的表现。因为，具体选什么样的人去，仍然是他关心的最重要的环节。而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就不去匆匆拍板。“请一定要看德和才”
　　1997年，拉瑞做出了决定，邀请成都外国语学校参加WBSE计划，选拔我校一名1998年初在高二学习的学生，参加赴美国的交流活动。
　　拉瑞所划定的范围，正是我所在的年级，我们年级有100多名学生。不过在此前，我对这件已经蕴酿了一年之久的事，还一无所知。
　　拉瑞虽然做出了在我们学校选学生赴美交流的决定，但他还有些顾虑、对中国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了解，使他担心在成都也遇到不正之风，担心选出的人不是真正出色的学生。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学校合作，他对我们学校，从校长到老师的务实精神和正派风气还缺乏了解（但是自从经历了这一次挑选后，拉瑞就对我们学校选人的公正性完全放心了。以后的每一次交流活动，他都让我们学校自己决定人选。）
　　当时，拉瑞已经认识了我们学校那对年轻的美国外教夫妇——一安迪老师和他的妻子艾琳，拉瑞直接给安迪夫妇发来一封邮件，委托他俩代为进行对访美学生初步筛选的工作。
　　安迪夫妇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城，这座城市名的英文意思是“凤凰城”，它是与成都结成对子的友好城市，安迪夫妇自己也确实是“友好大使”式的人。他们不仅英语课上得十分生动有趣，在学生中也很有人缘。因此，他们对全校表现较突出的学生也都很熟。拉瑞在给安迪夫妇的委托信中写道：
　　“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德和才，而不要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成都的头面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英语一定要好，能否适应华盛顿的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学生成绩排名第一，英语能力强，性格也很好，那最为理想、....有无特长（如音乐、表演、体育等）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同时，拉瑞还把“师姐’吕雪梅提出来作为样板：
　　“该校有一位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女生，目前和我有联系、她就是我想要的访问华盛顿的那类学生。”至于最后的面试和拍板，拉瑞要亲自来做。
　　接到拉瑞的请求后，安迪夫妇跟校领导们一样感到欣喜。他俩立刻根据自己长期接触留下的印象，协助我校老师拟定了一份包括5名学生的名单，并在两天之后就寄给了拉瑞。很幸运，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被选进了这个名单。
　　在拉瑞再次访问成都之前，安迪夫妇就回美国去了。此后，直到今天，他们始终都没有跟拉瑞再见过一次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安迪夫妇的迁居变动，我后来跟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更使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
　　6月底，拉瑞的回信到了，他准备在7月初到成都，对5名候选人进行面试。爸爸告诉我：“凡事预则立”
　　和我一起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不知道有几个去美国的名额，但仅凭需要面谈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并不是五个人都能去。很明显，面谈就意味着存在竞争。我想她们的心情大概也是既紧张，又兴奋吧？
　　她们都是本年级表现突出的同学。我经常在她们身上发现很多值得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兰，她不仅英语口语非常好，其他各门功课也都学得特别轻松，每次都像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她就冲刺到了别人前面，而且很有亲和力；樊甜甜，初中和我同桌，她学习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初中六个学期她一人独揽三次第一，她的记忆力也好得让我吃惊，而且还有“书法二段”的特长；李海蓓，从初中起就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文学书籍，颇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梁晶，除了英语和其他功课都相当出众之外，她还有一出“拿手好戏”——弹得一手好钢琴。凭我的耳朵听起来，觉得那就是专业水平。她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段位”一一钢琴10级。
　　我面对的，个个都是强手，这使我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激烈体育比赛，而且只知道想要赢得比赛，却根本不知道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不过，我一向都不肯轻易低头服输，最喜欢在公平竞争中竭尽全力去拼，输了也甘心。我决定第二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是不被选中，也别让“老外”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行。
　　回家之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说这是个好机会，并很关心明天我打算谈些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好好想过，几天紧张的军训，我经常困得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我打着哈欠说：殷校长提醒我们最好做点准备。妈妈好奇地追问，那你准备了些什么呢？
　　“有人说可以看看美国的历史呀，几大山几大湖呀....”
　　“什么？”妈妈忍不住喷笑，“一个美国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来面谈，就是为了听你告诉他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那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吧？”爸爸也持同样的看法。
　　妈妈总是这样，虽然她并没有接触过美国人，却能从人的共性入手抓住问题的实质，打中我的要害。我明白了，我不管怎么人困马乏，都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再去睡觉。
　　我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请爸爸坐在我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高见。我知道，爸爸对好多国家的人都很有研究，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创见。
　　果然，爸爸一张口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注意力。他用惯有的沉德语调说：“我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远。你还记得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药品，还有好多美国飞行员直接来华参战打日本呢。当时，成都的新津机场，就驻有美国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气焰，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把炸弹扔到了日本本土....”
　　“是啊，”我一下被点醒了，情不自禁地接过爸爸的话，一口气把平时积累的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当日本鬼子截断了中国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后，美国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担了从云南直飞印度的任务，为中国建立了又一条获得国际援助的新交通线。在这条充满艰险的航线上，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战斗机的疯狂袭击，使美国飞机损失惨重。据说有相当长的一段航程甚至不需要导航设备，只要着沿途高山峡谷中，美国飞机残骸的铝板反射的阳光，就能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国军民为了救援失事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也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就这样，我利用睡前的时间，跟父母一起详尽地讨论了可谈的话题：
　　——中美两国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史实。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就存在着友谊，将来更需要友谊。
　　——美国人搞现代化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正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
　　这一下，我真正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知道该跟这位友好的美国律师谈些什么了。
　　想好之后，我就抛开一切，美美地睡了一觉。不过第二天，我仍然起了个大早。爸爸早就让我吃透了这句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还要花点时间，用英语思考一下昨晚讨论的内容。我希望面谈的时候，我的英语说得尽可能完美，可别给中国人丢脸！面谈：初见拉瑞
　　第二天到校，一切都比我想象的平静多了、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一丝紧张气氛。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拉瑞，不过当时我对他的称呼，还是礼貌中带着生疏感的“Mr.Simms”（席慕思先生）。我知道他是一位美国律师，可我首先对他的美国口音更有兴趣，他是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儿的人说的是美国东部标准口音。几位老师也说：“这个美国律师，讲起话来简直跟VOA(美国之音）的播音员一样”，在外语学校，对英语口音的品评，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爱好，老师学生都这样。
　　除此之外，我的注意力就都放在我们的谈话上了。
　　拉瑞非常善于引导谈话，也许这就是律师的职业特征，让我觉得跟他交谈既轻松又随意。我们一会儿谈校园的生活，紧张的学习，还有校园里各种有趣的小插曲。一会儿谈二战期间著名的“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和那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直达印度的艰险航线....谈完这些，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法制的国家，不知道这位美国律师对中国的法制有什么高见。于是我就问了他：“Mr.Simms，作为律师，你是如何看待法律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的？”
　　拉瑞顿了一下，似乎感到有点意外，但是一谈到他的本行，他显得兴趣更浓了。在后来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法律也确实有不少精彩的看法。他认为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将近半小时的面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也没法判断我倒底留给拉瑞什么印象。从谈话时间的长短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拉瑞跟我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但是跟其他两个同学谈的时间，却分别是40分钟和将近一小时。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谈了半小时，另一个谈了大约20分钟。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我接受面谈的那天，不论是在面谈过程中，还是在面谈结束后，他都没有对他的这个印象透露出半个字来。大概，这就是当律师的人稳重办事的习惯吧？
　　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只像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棵小石子。当那些荡漾的波纹从水面消失之后，我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像以前一样了。
　　面谈的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城山，白天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接受训练，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笑话。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我很快就淡忘了跟美国人面谈这回事。
　　第十章　应邀访美，初露锋芒（二）
　　“好兆头”与“凌云志”
　　8月下旬，我升上了高二，紧张的住校生活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又“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10月的一天，和蔼可亲的殷敬汤校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仿佛不在意地问了我一句：
　　“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还会回来吗？”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回来，我肯定会回来!”我心里的潜台词是：不回来，我到哪儿去读北大？
　　后来，当我对出国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以后，才知道，殷校长的慎重确实一点儿也不多余、就在我访问美国的第二年年初，1999年春，中国东部地区有30多名中学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英语冬令营”。在签证面谈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月的英语学习结束后，一定会按时回国。但是，就在他们结束在美国的英语学习，该上飞机回国的时候，一辆事先安排好的大客车出现了，接走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把他们藏了起来。这一次集体滞留美国不归来的事件，经过美国和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很不好的结果，整个华东地区，甚至中国的其他地区，有很多中国中学生的交流活动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因此而蒙受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学校至今已经有三批师生访问美国，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滞留美国。这使我们学校与华盛顿的美国师生的交流活动，始终没有受到影响。
　　当时，殷校长还问我，在美国有没有亲戚，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干什么等等。在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他微笑着加了一句：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做一些出国访问的准备工作。”
　　我不知道，殷校长有没有对其他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谈过同样的话，但是，从他说的话，问到的情况，对我提的建议，都给了我新的信息——作为访美的人选。我还没有被淘汰出局。
　　周末回到家里，我把这个“好兆头”苦诉了爸爸妈妈。爸爸露出了微笑，说：“看来，你大有希望。”他对我的努力结果总是十分关注，不是在乎成败本身，而是希望能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让我把下一次的事办得更好。
　　妈妈则带我到她的同事郭彦阿姨家去“提前取经”。郭阿姨的丈夫易丹叔叔曾两次作为四川大学的交流学者在美国访问学习。他们一个是好教授，一个是好编辑，而且是感情很好的作家夫妇。妈妈经常把他们作为优秀、幸福而成功的榜样来激励我，我从小就很喜欢他们。
　　易丹叔叔向我介绍了在美国短期访问的注意事项后，关心地问起了我的兴趣和志向。我说：“虽然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只是把它作为一样工具来学的，其它的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确，只是好像对经济比较感兴趣。”易丹叔叔说：“如果你对经济感兴趣，将来可以读MBA（工商管理硕士)现在国内外有很多大学可以读MBA，但培养MBA水平最高的地方，还是要数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
　　妈妈听得连连摇头说：“只怕婷儿还没有这个本事哟！我们计划的是在国内读一个名牌大学，然后再考国家公派留学生。”易丹叔叔认为我的现状和前景都很好，他提出了一个保险系数较高的建议（这也是很多人的成功之途）：在国内读大学，然后先考美国二流大学的研究生，去了再转考一流大学的研究生。
　　“就考哈佛商学院!”郭阿姨也给在我打气。
　　在回家的路上，我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心里很不平静，终于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是总嫌我没有‘凌云志’吗？现在我有了，不管这次能不能去访美，以后我一定要到哈佛商学院去读MBA!”
　　妈妈似乎有点儿吃惊，更多的却是喜悦。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说：“好哇，既然你定下了超常的目标，就请拿出超常的干劲儿来吧!”
　　我成了那个“幸运的家伙”
　　11月底的一天，殷校长把我喊到了办公室。他交给我一封从美国寄来的航空信。信封上，几行红色的繁体字跳进我的眼帘：
　　席慕思总裁，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换....
　　我的心激动得“突突”地跳了起来——我已经猜出来了，这大概就是出国访问的邀请信吧？
　　真不敢相信，我真的成了那个幸运的Guy(家伙)！
　　那天面谈之后，席慕思先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都很出色，我一时实在难以决定。决定之后，我会寄来邀请函的。”
　　几个月过去了，当我已经开始遗忘这件事的时候，幸运之神却飘然而至，降落在了我的头上。不仅如此，当初拉瑞原计划给我校一个访美名额，现在却增加到两个名额，高三的欧鹏得到了这个增加的名额，成了另一个幸运者。
　　——访美回来之后，我才知道了从五名候选人里最终选中我的经过：
　　通过那天的面谈，拉瑞对我们五个人的整体水平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感到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前，他或多或少把以出产大熊猫闻名的四川省，想象成一个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这次面谈，彻底消除了他的这种成见。通过我们五个人，他不仅了解了我们学校学生所具有的实力，也看清了成都外国语学校领导们的诚恳和公正。出于一丝不苟的办事习惯，拉瑞根据面谈的印象把我们几个人排了个先后顺序。我被排在第一，李海蓓被排在第二。
　　到了该做决定的时候，拉瑞和校领导们坐在一起，商量访问美国的最终人选，他完全放心地说：“每个人都很好，出乎我的意料。就请你们选一个吧。”
　　几位校领导推辞了。其原因——我推测的原因，对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很清楚这些人的实力。从内心来说，他们一定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让他们亲手划掉其中四个名字，他们很难狠下这个心。他们谦让着，请拉瑞作决定。于是，拉瑞不再推辞，他掏出本子，指着被他排在第一位的我的名字说：
　　“那就让Yitingliu(刘亦婷）去吧。”
　　说起欧鹏的入选，还挺有戏剧性呢。拉瑞到成都来跟我们面谈时，还带着他的儿子，一个正在读高中的男孩。当拉瑞忙于跟我们谈话，无暇他顾的时候，便请我们的校领导安排一位高三的男生，陪他的儿子在成都市游览观光。平时表现一向出色的欧鹏，就成了陪同的最佳人选。
　　欧鹏陪了拉瑞的儿子整整七个小时。他凭着流利的英语口语、广博的知识、文雅的谈吐，使拉端的儿子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这种感觉，也间接地打动了拉瑞本人。于是，我们得知的最终决定就有了令人高兴的变化：我们学校将有两个学生访问美国——我和欧鹏。
　　一波三折办护照
　　事情到这一步，还只是一连串新的忙碌的开始。校领导把我们的访美当成重要的工作来抓，我们学校为此专门开设了国际互联网帐户。为了跑我和欧鹏的护照，还指定了英语老师王维荣专门负责。
　　股校长催促我们：“你们马上就得行动起来，开始办护照，办签证了。现在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办护照最少要两三个星期，签证每周只有星期一二才办，而且还不能马上拿到手。况且还会碰上圣诞节和新年的休假。如果不抓紧时间，出发时间到了还没有护照，到手的机会小心从手指缝里溜走哟!”
　　股校长的话说准了，办护照的过程果然是一波三折。
　　由于我还是在校学生，按照规定，办护照要经过教委批准。学校赶紧写报告申请，教委积极支持，批文不久就下来了。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护照，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由于拉瑞的WBSE的英文名称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当初不知道被谁译成了“学者交流服务公司”。“公司”这两个刺眼的字，反复出现在邀请信里、信封上和各式各样的说明材料中。这就引起的意外的麻烦——既然是被一家公司邀请，按照出国管理规定，就必须出示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可是WBSE只是一个非赢利的民间组织，既没有经营活动，又不需要交捐纳税，根本就没有营业执照、这可怎么办呢？
　　办这类护照是自己的事，可是妈妈一连跑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
　　幸好，学校领导知道了我们的困难，马上决定以学校的名义，去找出入境管理处说明情况。当时正值冬季，冰冷的小雨时断时续，淅淅沥沥下了又下。几位学校领导不厌其烦，一次次打电话交涉，还一趟一趟亲自去跑。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真的感动了上苍。出入境管理处的人开玩笑地说：“该不是为你们自己的孩子办护照吧？”
　　校长笑了：“我们的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呀!”
　　出入境管理处在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同意将此事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他们的通情达理，使事情峰回路转，令人感激。可是按规定，这件事必须由处长亲自批准才行。不巧的是，处长因公出差，还远在桂林。当时已经是12月底了，离我应该出发的日期只有半个多月了，听说处长只能在一个多星期以后才回得来。
　　还来得及吗？这真让人暗暗着急！
　　又是一个周末，我回到家中，妈妈正在疲惫不堪地切菜——一她才从四川大学拿了翻译好的材料送出去，也刚到家。
　　“婷儿，你这次恐怕去不成了。”听了这话，我的心里不由得一紧。妈妈接着说：“如果下星期你的护照还办不下来，从时间上看，你多半就去不成了。但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要全力以赴，准备好期末考试。因为这件事的成败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而你的考试成绩却是可以用努力换来的。你说对吗？”
　　“妈妈，别担心。我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能被选上，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宽慰着妈妈，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去不成的准备，尽管那种遗憾的感觉，仍然积聚在心里挥之不去。
　　谁知山穷水尽之后，又见柳暗花明。处长回来了，出入境管理处从成都向世界开放的角度考虑，迅速批准了我的护照。我还不敢高兴得太早，因为办签证的结果仍然难以预料。
　　第十章　应邀访美，初露锋芒（三）
　　酸甜苦辣办签证
　　在领事馆门口排队等候签证，总是有机会听到各种有关出国的故事。那里是一段浓缩了的人生旅途，凝聚着许多中国人的悲欢离合与人生之梦。
　　在排队的几十个人当中，有老人，有少女，有大学生，有老板....形形色色的人，但此刻却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签证难！
　　一位重庆的大学生说，他已经两次被拒签了。另一位学者模样的先生说：“还有更惨的呢！有个云南的女的，每来签一次，路费住宿费就要花三千，也不知来签了多少次。”在这里排一上午的队，听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了。
　　“吱——”美国领事馆的铁门开了，散开交谈的人很快排好了队，依次在警卫处登记，然后再进美国领事馆。轮到我们了，在警卫登记我的姓名、住址时，我向领事馆里张望，在不远处，是一座白色的小楼房，那里有让许多人感到紧张的签证官，也有过许多人的出国梦。真不知道这里是我访美旅途的起点呢，还是终点？
　　进入美国领事馆后，分针转动了快一圈了。等候签证的人们，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看着杂志发呆，也有的走来走去。焦虑的气氛像透明的大玻璃罩，压在人们的头顶。环顾四周，最打眼的是克林顿的大幅照片。可是，更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三个窗口。一号窗口是递材料的，二号窗口是签证官问问题的，三号窗口是签证官一时不能决定的人等候再次被询问的地方。
　　将近10点钟，一号窗口终于打开了，里面是一个中国人模样的男子，人称“中秘”（中国人秘书)。轮到我们的时候，欧鹏论进了我们两人的材料和340元签证费。
　　“你们的Ap-66表格呢？”中秘问道。
　　“什么表格？”这下轮到我们大惑不解了。
　　“你们不是去留学吗？要填对方学校寄来的AP-66表格呀!”说着，中秘手一伸，就要退材料了。
　　“不是的，”我们明白过来，马上解释。“我们不是去留学，是去参观访问。”
　　“哦？”中国秘书又看了看材料，“你们等等。”
　　说着，他转过身去，跟另一个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会儿。“好吧！给，这是你们的编号。”
　　我和欧鹏互相看了一眼，都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要是在这儿就卡住，岂不是还没有摸到门，就被赶出来了？
　　“耶!”那位清华的大学生挥着批准签证的纸条，兴高采烈地冲了出去。
　　“你们美国到底是什么意思？请别人去读书，又死不签证。”另一个大学生被拒签后，气愤地离去。而那位签证官却不动声色，操着纯正的普通话说：“下一个。”
　　如果不是这个小伙子的金发碧眼“铁证如山”，光听他的口音，跟中国人简直就没有两样。看来这个美国签证官的中文还没白学。
　　轮到我们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像在游泳池跳水前的瞬间，然后径直走了过去。
　　“Goodmorning,Sir!(早上好，先生。）”欧鹏说。签证官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们把编号递了过去，他接过来，随手翻过来，就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一边翻阅我们的材料，一边问：
　　“Whereareyougoing？（你们去哪儿？）”
　　“Washington（华盛顿。）”我回答道。爸爸多次引用韩愈的话，要我凡事“预则立”，这次我和欧鹏事先就商量过了，一人答一句，既不抢话说，又不会冷场。
　　突然，签证官像是发现了什么，困惑地扬了扬眉毛：“DidItalktoyouthismorning？（我今天跟你们谈过话吗？）”
　　“No．Surelynot．It'sourfirsttimetotalktoyou．It'sevenourfirsttocomehere！（没有啊！肯定没有！我们这是第一次和你谈话，而且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儿！）
　　“That'ssostrange.WhyIwrotemynamehere？（那太奇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写上了我的名字呢？”说完，他一转身，去找那位中国秘书核对去了。
　　“他不是刚才自己写上去的吗？”我说。
　　“看来他是忘了刚才写的事了。”欧鹏说
　　签证官很快带着一脸的歉意回来了：“Sorry(对不起），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没关系。”我和欧鹏稍稍松了一口气，又赶快凝神静气，等着他下面的发问。
　　“你们到美国去准备干什么？”签证官又用英语问。
　　我们告诉他，我们这次到美国去的目的是参观、访问美国的学校，更重要的是想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签证官看了看材料又问：“你们去学校干什么呢？”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句话答错，签证就可能会泡汤。因为，如果回答是到美国的中学去StUdy（学习），可就糟了。签证官接着就会跟我们要美国学校发出的I－20表格（入学资格证）。
　　我马上答道：“我们并不打算在美国的学校学习，只是想看看美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
　　“OK！”签证官嘴里终于说出了我们想听的那个单词，然后递给我们那张宝贵的小纸条。“星期五上午10点拿签证。”
　　“Thankyou(谢谢！)”说完，我激动地快步离开了大厅，跑到门口，隔得老远就向守候在铁栅栏门外的爸爸连连挥手——成功了！爸爸脸上也绽开了笑容，不住地向我挥手应答。
　　实际上，庆祝成功还早了点儿。
　　美国领事馆对每个已经初步批准的签证，都要再作一番核对，才会最后发出签证。有些人就是在最后关头“翻了船”的。
　　星期五上午去拿签证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那位清华大学幸运的学生，还有那位向我们讲了许多辛酸的签证故事的女大学生。此外，还有几个去美国探亲旅游的老太太。领签证的地点还是上次那个房间，不过上次那种紧张的气氛已经烟消云散了。房间里洋溢着欢乐轻松的气息，我们虽然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的夹磨，可我们都成了幸运的家伙。十几个人在戾间里轻松地谈笑着，只等最后一道手续“走”完。
　　“嘭”地一声，三号窗口被猛地推开，露出了一位签证官的上半截身影：
　　“xxx！”她用生硬的中国话喊了一个名字。一位老太太赶快答应着，走了过去。大概她会最先得到签证吧？大家都在这样猜。
　　“你是个骗子。我永远不给你签。”那位签证官大声说道，接着就“砰”地一声关上了窗口。这话从签证官的嘴里说出来，意味着永远拒签的结果。
　　房间里突然变得死一样地寂静，窗外的寒风似乎也吹冷了人们的心。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怎么会是骗子？”那位老太太瞪大了眼睛，百思不得其解。她又转向人群：“她怎么能说我是骗子呢？就算不给我签，也不能说我是骗子啊！”
　　有经验的人围了上去，热心地问：“你会不会是填错了表？会不会是她的中文说得不好，她大概是说你的申请表有什么地方不属实吧？......”
　　“唉，我的腿都软了！”清华的大学生一下子软软地坐了下去。他抬起头说：“我都怕来这地方了。拒签了六次了。我现在一看这个房子就怕。这一次眼看就要拿到了，可千万别再出事。”
　　“以前他们为什么拒签你呢？”我好奇地问。
　　“因为他们认为对方给的奖学金不够维持我的学习生活。他们认为只有你有了足够的钱，才不会在他们那儿烧杀抢掠。”
　　“吱——－”地一声，窗子又开了，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目光都“唰——”地聚焦过去。这次出来的是那位“中秘”：
　　“排好队来拿吧！”
　　听了这句话，所有的人才都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轮到我们两个了，“中秘”笑了笑：“哟，就是你们两个呀！听说英语很不错。好好干吧！”
　　“谢谢！”我和欧鹏同声说。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打开护照，去看那花花绿绿的“阿里巴巴符咒”－一签证，彼此心里都有一种难言的惆怅。只听见女大学生和清华的大学生相互道别：
　　“美国见！”
　　“美国见！”
　　第十章　应邀访美，初露锋芒（四）
　　飞往美利坚
　　在上海，与复旦附中的另外两名高二学生任海云、杭焱、还有张老师会合后，我们先乘飞机飞往韩国的汉城，再转乘韩国飞往纽约的班机。国际航班的飞机比一般的波音747大将近一倍，每排有12个宽大的座位。纵向的过道不是一条，而是两条。整个飞机分成四段，每段中间都安装了大屏幕的电视。每个座位的扶手上还有一部收音机，供旅客自选节目，消磨旅途的时间。
　　韩亚航空公司的空哥、空姐服务细致入微。知道我闻了机舱里的味道觉得头昏，一位韩国空哥便给我拿来了几个桔子，让我闻橘子皮的味道，缓解不舒服的感觉。尽管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周到，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仍然把我们搞得精疲力尽。
　　当“韩国英语”在扩音器中再次响起，告诉我们已到美国时，我的双脚已经肿得几乎穿不进鞋了。从飞机的窗口向下望去，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灿烂灯海。这就是纽约了。
　　走进机场，便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世界。大概是因为飞机的飞行速度太快了，一时竟很难相信，自己已经站在另一个半球的土地上。此刻的时间却由不得我们去惊异和感叹，因为我们还要去赶一个小时后飞往华盛顿肯尼迪机场的飞机呢。
　　我们可真是一下子就被抛进了英语的汪洋大海了，问路，问时间，听广播，听到的全都是美国味十足的英语。张老师十分细心，每次问了别人，都要自己重复一遍，要别人说对才放心。怪不得听力在TOEFL（托福）考试中的要求那么高，它的确是进入英语世界的第一把钥匙啊！多亏平时在英语上用了真功夫，才没有当“聋子哑巴”的感觉。
　　在换登机牌时，一位黑人警卫走过来，友好地问道：“Doyouneedhelp？（需要帮忙吗？）”
　　“NO.Thanks（不用。谢谢。）”
　　“AreyoufromChina?”（你们是中国来的吗？）”
　　“Yes.we'refromshanghai（是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的两个学生说。那人一听，一下子激动起来：“太巧了，我母亲就住在上海！明年我要去上海，说不定还会遇到你们呢！”
　　“这是我们的地址，”上海的同学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名片，上面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到时候欢迎你来做客。”
　　美国空姐与韩国空姐的风格完全不同。如果说韩国空姐很像是贤惠的家庭主妇的话，那么美国的空姐就更像是精明强干的职业女性了。只见几个美国空姐手拿扩音器，大声地招呼旅客们上飞机，还帮助年老的旅客提包，拿行李。
　　飞机再一次从灿烂的灯海中腾空而起，飞向茫茫夜空，飞向华盛顿。那里的机场有拉瑞，还有我的新朋友莉莎在等我。不知道我的（寄宿的）家会是什么样？
　　飞机在华盛顿肯尼迪机场降落了，在夜色笼罩下，就像降落在一块缀满闪光宝石的黑色丝绒毯上。
　　“他们来了！”一进机场大厅，就听见拉瑞热情的喊声。原来我们的东道主们早就等候在那儿了。他们热情地走上前来为我们接行李。我看见一位瘦高的金发女孩，长得很漂亮，略微有点腼腆地站在后面，微笑着看着我们。
　　“这就是Liza（莉莎）。”拉瑞指着她说。原来她就是这次接待我的LizaTaylor（莉莎·泰勒）
　　“你好！”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好！”我笑着边回答边走过去。走近她，更觉得她高了——比我差不多高一个头呢！
　　莉莎显得很内秀，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好奇。她说：“我在美国人里也是高个子。”我们一下子觉得熟悉起来了。
　　接着，拉瑞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欧鹏、杭焱、任海云的房东和接待张老师的ELLIEJOHNSON（爱丽·庄森）老师。
　　“时间不早了。先回家吧！”拉瑞说，“明天在Landon（兰登学校）见。”市中心的森林，森林中的家
　　我跟着莉莎走出机场。哇，空气好清新！那是大森林和原野的气息。隔着厚重的夜幕，也可以感觉到环境的优美。
　　“要帮忙吗？”莉莎问。
　　“谢谢。我能行。”
　　“现在咱们开车回家吧。”莉莎说，“看，就是那辆红色的SAAB车。”
　　“你自己开车吗？太棒了！”
　　“我们这儿的学生一般17岁以上，就可以开车上学了。”说着，就到了车旁。我们把行李放进车后箱，一打开车门，就闻到一股糖果店里的香甜味儿。
　　“这是什么这么香？”我好奇地问。
　　“这是叫‘猴子’的香味儿。瞧，就挂在车门上。”莉莎的车里整洁得像女孩子的“闺房”，一个形状像可爱的小猴子的五色香包，在车门上调皮地晃动，象是在迎接我的到来。
　　我们的车驶进了浓重的夜色中。道路两旁都是极为高大的树木，而且不是两排，却似乎是连成一片的森林。那些树看起来都像是参天古树，不是那些一二十年就能长起来的绿化树。
　　一转弯，车子进了城区，路边的房子依然稀稀拉拉，但都显得精致而有特色。有的用彩色玻璃装饰着，有的用硕大的霓虹灯拼写出店名。再一转弯，又进了一片森林。
　　“我们的家快到了。”莉莎说。
　　什么？莉莎的家难道在森林里吗？我正在疑惑，眼前出现了一片房屋，像是一片森林中的住宅区。
　　“这儿是华盛顿的市中心，”莉莎解释说，“叫做山溪公园。当年华盛顿城开工建设的时候，为了保留大自然的风貌，就留下了这些森林。它可以说是华盛顿的肺呢！”原来，华盛顿是一座建在森林中的城市，就连市中心都是森林遍布。当年的设计规划者，可真够有远见的。
　　“当心！”莉莎突然一个急刹车，几只鹿的矫健身影从车前“忽”地掠过。
　　“还好刹车及时，”莉莎松了一口气，“这里时常有鹿出没，所以这一段路限速35英里，有的地方限速25英里或者更低。想想看，要是伤害一只这么可爱的动物，那该多让人伤心啊！”
　　道路两旁的戾屋，多是两三层的建筑物，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屋前草坪、屋后花园、车库...屋子外面花样翻新的小装饰，可以看出主人的风格和匠心。有的喜欢乡村风味，在进屋的台阶旁安上一串15世纪风格的小马灯，有的热衷古典风格，选用了罗马式的大圆雕花柱作门柱，有的爱好艺术气息，房屋的栅栏用的是精巧而纤美的镂花样式...
　　正看着，车停在了一幢漂亮的大白房子跟前。
　　“到家了。”莉莎欢喜地说。
　　哇！好气派的房子。莉莎的家是一幢三层楼戾，棱角分明，高贵而沉稳。倒是门口圣诞节的松枝环调皮可爱，轻轻一碰，铃档就“叮玲玲”地响个不停。
　　莉莎接了一下门口的一个黑匣子上的技纽，说：“让我们进来吗？”
　　“马上。”一个清脆的声音答道。
　　只听“嘎”的一声，门就自动开了，一个七八岁左右、长得很漂亮的金发小女孩跑出来迎接我们。她就是莉莎的小妹妹艾米莉，生性可爱又大方：
　　“HiAmy!I'mEminy（你好，Amy！我是艾米莉。）”
　　我立刻就喜欢上莉莎一家亲切又热诚的家庭氛围了。
　　我的东道主泰勒一家
　　我的东道主泰勒先生一家，是个很有特色的美国家庭。在访问美国期间，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秦勒先生家。
　　泰勒先生是一家跨国集团公司的老板，旗下拥有六个子公司，因此，他很有钱、不过，泰勒先生可不是靠祖上遗产过日子的人。他的发家过程，用的是美国人所欣赏的方式——靠自己奋斗打天下。
　　当年，泰勒先生的公司为了开展在印度的经营活动，他和他的大儿子特瑞在印度苦干了将近一年。印度天气酷热得怕人，每年夏天都有热死人的消息见诸报端。泰勒父子俩不得不去住的那家小旅馆，恰好又没有空调。从生活条件舒适的美国，一下子掉进蒸笼一样的印度小旅馆，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泰勒父子却一点也没有退缩。
　　当天气热得实在难忍的时候，他们就把床单用水浸透，披在身上，以减轻酷暑的煎熬。就这样日复一日，直到他们的生意打开局面，才撤回美国。
　　在泰勒先生身上，有一股顽强拼搏的精神。
　　同时，泰勒夫妇还是一对善于家庭教育的好父母。尽管相当有钱，但是他的六个孩子，都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他们都是努力上进的好学生。这一点，并不是每个有钱的父母都做得到的。例如美国化学工业巨头杜邦家族的后代，就不大争气。老杜邦有个外孙叫皮特，14岁起，每天就要抽掉1OO美元的毒品，年纪轻轻就死于毒品。另一个外孙迪恩，在大学阶段就两次因毒品交易而被法庭起诉。著名的肯尼迪家族的后代，也是丑闻不断。
　　我的好朋友莉莎，是泰勒先生的第三个孩子。泰勒先生为了她学习优秀品德好，特地为莉莎选择了圣安德鲁这样的教会学校，他认为这所教会学校不仅有足够好的教学质量，而且还能通过家教的影响，位学生们更容易具备那些带有传统色彩的美德。
　　泰勒太太则经常忙着到孩子们的学校里去看他们的体育比赛。美国的学校里，体育比赛总是一场接一场。泰勒家的孩子都很重视体育。为了给孩子们打气，泰勒太太这个“拉拉队长”总是忙得不同开交。她是一个无微不至关心孩子成长的“教育妈妈”。
　　泰勒先生平时工作非常繁忙。不过，他很善于把繁忙的工作丢在办公室里，关在家门外。只要一下班回家，他就完全放松了，跟家人一起谈天说地，笑声不断。有时，两代人之间也有代沟引起的争论，孩子们故意出难题来为难老爸，泰勒先生也不以为忤，辩得清就辩，辩不清就笑着“求大同存小异”。他们的家庭气氛让人感到很舒服。
　　还有时，泰勒先生也会发表自己的政见——一他对政府最不满的事，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中的漏洞。
　　“我们辛辛苦苦挣钱纳税，但却养活了一群懒汉！”使他愤愤然的，是美国社会救济政策的某些规定。有一批人就是钻了政府救济的空子，游手好闲混日子，时间一到就去排队领救济金，明明能干活，却不肯去工作。
　　而且，估计泰勒先生还不是发发牢骚就算了。他属于在美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阶层，这个阶层往往会想方设法，推动政府和国会做他们希望的事。在我回国后不久，有一天就看到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要改革美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对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实行领取救济的时间累积计算的方法。如果累计时间达到5年，政府将不再对他们发放救济金。这下，泰勒先生大概会感到满意了吧！
　　在这样一个美国家庭里，我觉得自己应该不光是彬彬有礼地作客。我希望泰勒一家能通过我，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第十章　应邀访美，初露锋芒（五）
　　让美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
　　访美期间，我很吃惊于不少美国人对中国如此缺乏了解。有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居然是张艺谋拍的那些以旧中国为背景的电影。这也难怪，对他们来说，脑袋里只装进了那么一点信息，看法也就只好这样形成了。
　　有的美国人，见到我身上穿的日常服装，也会好奇地问我：“你在中国时，也穿的是这些衣服吗？”他们大概以为我在中国应该穿斜襟长衫、马蹄袖，甚至裹小脚，才跟他们的印象相吻合吧！这种时候，总让人觉得挺憋气的。
　　因此，我特别希望让我接触到的美国人更多的了解真实的中国。这时候，妈妈帮我精心挑选的礼物就派上用场了。
　　我送给泰勒家的礼物，是传统蜀绣工艺品：双面绣《猫戏螳螂》。恰好泰勒的夫人特别喜欢猫，我刚把双面绣的玻璃圆屏安在架子上，泰勒一家就好奇地围过来，翻来覆去地研究——这只活灵活现、两面的毛色各不相同的描，究竟是怎么绣出来的？我就此向他们讲起了中国的四大名绣，和汇集了许多能工巧匠的京、苏、蜀、湘....
　　我送给接待我的学校的礼物，是一套精美的《彩绘中国民间故事》，这套书除了绘画用的是中国手法，还注有汉语拼音，该校中文班的学生们能通过汉语拼音自己欣赏这些美妙的故事，并从中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
　　我利用带去的春节剪纸举办了一个中国民俗讲座，从包饺子、吃汤圆，以及“福”字倒顺的特殊含义，让美国学生感受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充满情趣的民风民俗....
　　我还带了一些其它的小礼物，如：用国画手法画着熊猫或松鹤的竹编盘子；可以插在扇座上做装饰品的香木镂空雕花扇；用麦杆贴画做装饰的小巧玲珑的草编首饰盒....我把这些可爱的中国玩意儿送给美国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以及那些热情地请我们去家里作客的人，让他们一看见这些小工艺品，就想起中国，想起成都。
　　让我最费心也是最得意的礼物，是送给拉瑞的玉石算盘。送玉算盘是妈妈的主意。妈妈说：“玉石是中国人精神品格的象征，算盘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个极好的代表，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也是功不可灭的。而且用极简易的方式解决极复杂的数学问题，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你不是会珠算吗？到时候还可以算给他看呢！”我和爸爸都齐声叫好。
　　妈妈在成都市找了好几天都没有买到玉算盘，正在考虑是不是就送木算盘，可爸爸嫌木算盘太简陋，妈妈又出去转了一天。结果，意外地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买到了这个让人满意的中号玉石算盘。
　　妈妈非常兴奋，特地在算盘盒子上写了一副对联，让我到时候翻译给拉瑞听：
　　古有算盘启华夏，
　　今有电脑惠全球。
　　横批：人类文明
　　当我把玉算盘送给拉瑞的时候，又是翻译对联，又是当场演示，使拉瑞这位对中国了解颇多的人，也兴趣盎然，大感惊讶。我想，这也有助于增加他对中国文化的敬意。
　　除了用礼物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也很注意向美国人介绍当代的中国，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当有人问我的家乡时，我就拿出从成都带去的明信片，告诉他们，瞧，这就是我居住的城市四川成都。这条河叫府南河，我们都叫它母亲河。沿河修建的这些大片的花园和漂亮楼房，荣获了“联合国人居工程奖”。最近20年，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泰勒一家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可是从来没到过中国。我告诉他们，中国当前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欢迎外国人去投资、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在那里有很多机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甚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报酬也比美国要低得多。
　　泰勒先生听到我说出的具体报酬的数额，感到十分惊讶。——一怎么？雇一个像样的雇员只需要这么一点钱吗？这一来，他对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还告诉他许多有关中国的法制进步、投资环境、对外商的优惠政策等情况。泰勒先生不禁大感兴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还没有完全问西方开放的市场。每一家有眼光的跨国公司，都不会对它巨大的市场潜力无动于衷的。我还向泰勒先生介绍了一些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成功事例。有一次我提到了美国的P＆G公司，也就是那家以生产飘柔洗发露闻名于中国的美国宝洁公司。恰好那家公司的总裁就是泰勒先生的朋友....
　　泰勒先生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共趣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不无好奇地问我：“你一个中学生，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情况呢？”
　　我告诉他，一方面，从中国的中学课本中，就会学到一些有用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出于个人的兴趣，我平时就对这些信息特别留心，有时还专门买来有关的书籍报刊阅读。时间一久，就知道得多了。
　　泰勒先生半是幽默半是认真地笑着说：“像你这样的中学生，以后应该去竞选总统。”
　　我告诉他，在中国像我这样中学生还很多，他们都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比如说，我的不少同学就是这样。这位泰勒先生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大的信心。
　　在我快离开美国的时候，泰勒先生告诉我，将来，他打算也到中国去投资，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大市场里发展他的企业。为此，他希望他的孩子认真把中文学好。
　　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泰勒先生一家全都穿上正式的服装，为我举行告别宴。按美国习惯，男的一律西服笔挺，打着领结，女的都穿上宴会的正式裙装，以此来表示隆重。
　　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临别时，还真觉得舍不得呢
　　与美国大法官讨论案例
　　在拉瑞看来，要想让中国学生对美国加深了解，最高法院是个不可不去的地方。这不仅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是拉瑞工作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像白宫、美国国会等美国的很多国家机构一样，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法院，也专门为公众设定了可以自由参观的日子。在参观日，德高望重的大法官们往往会亲自出面，接待那些普普通通的参观者，包括青少年学生们，并通过各种生动的事例，为他们讲解美国的宪法和法律。
　　那一天，我们一群中国学生和一部分美国东道主，在拉瑞带领下，专程去参观美国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美国人心目中神圣的殿堂。这里，九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大法官，行使着对宪法和法律的最高解释权。他们确定的一个个判例，对美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里气氛庄严肃穆，许多许多影响美国历史的重要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从这座大厅里开始或终结。离法官席不远的地方，有一把深褐色的皮垫扶手椅，几年前的一天，克林顿总统就曾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大法官们的讯问。
　　我们参观的那一天，正赶上最高法院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在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是由美国总统亲自任命的，并且一经任命，就任职终身，不随总统更替而改变，在美国人心目中享有的威望甚至高于某些美国总统。肯尼迪大法官以前曾多次访问过中国，所以对与中国学生讨论美国的法律问题很有兴趣。
　　那一天，肯尼迪大法官向大家讲起了一个正在引起争论的案例：一起有可能涉及到侵犯人身权利的搜查事件。这件事即使在最高法院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事件的简略经过是这样的：
　　一辆汽车在行驶时违章了，被警察发现。警察立刻追了上去，拦住了这辆汽车，并要求车上的乘客全都下车接受检查，并且从其中的三个乘客身上搜出了违禁品。大法官向大家提出的问题是：这位警察是否有权这样做？
　　在对大法官一片肃然起敬的气氛中，我勇敢地站起来，用镇静的语调谈起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位警察的做法是错误的！”接着，我开始有条不紊地阐述起自己的观点：在这起事件中，违章的人不是全体乘客，而只是那位司机一个人。司机违章，应该受到相应法规的惩罚，但其他的乘客并没有过错。没有理由让其他乘客也跟他一起分担任何惩罚，哪怕只是下车接受搜查....
　　肯尼迪大法官先是吃了一惊，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等我阐述完自己的观点，这位大法官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举起双手大声称赞道：
　　“Great！（太棒了！）我的看法和你一样，我们不能因为这位警察搜出了违禁品就认可这种违法的搜查，这是我们为了维护美国公民不受非法搜查的宪法条款而应该付出的代价....”
　　参观结束时，肯尼迪大法官笑容可掬地和我们合了影，并在照片上亲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送给我留作纪念。
　　事后—一拉瑞给我写留学推荐信的时候，才告诉我：“你的发言使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也包括我这个资深的律师和法律专家、因为这个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是美国宪法的第四修正案，那是一条专门保护美国公民不受非法搜查的宪法条款，而你是在对第四修正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仅凭逻辑思维能力，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拉瑞认为我阐述的讨论观点，至少相当于美国大学法律专业二年级学生的水平。而且，拉瑞还说当时我的英语说得无懈可击，思维非常敏捷，我的勇敢、镇定、清晰流畅的表达，句句都打中了要害，就像“钉子钉在脑袋上”一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美国电视台打了个漂亮仗
　　2月的华盛顿，依然寒气袭人。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对这座城市，对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已经逐渐感到有几分熟悉了。
　　2月13日傍晚，领队的杨小虹老师突然接到了一个简短的电话：明天上午9点20分，一家叫做C－SPAN的美国电视台，邀请我们做40分钟的直播访谈节目，问我们愿意出席吗？
　　C－SPAN电视台实力强大，电波覆盖整个美国。它的新闻节目一向以政治性极强而著称。这样的邀请，对来美国才20多天的我们，显然是一副重担。我们应该出席吗？杨小虹老师过来征求意见，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当然都不愿意退缩。
　　杨老师又跟拉瑞商量了一下，很快便回复C－SPAN电视台：
　　“我们明天将准时参加直播。”
　　2月14日一早，主持人还没到场，我们四个中国学生就已经端坐在直播间了。电视台的女化妆师自诉我们，我们的直播访谈安排在他们的黄金时段，因为美国人习惯星期天睡完懒觉一睁眼，就打开电视看新闻，C－SPAN总是把最精彩的节目安排在这个时间段。
　　原来如此啊，这下就更刺激了。
　　时间一到，经过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和友好的问答之后，观众热线电话开通了，从美国各地打来的电话，使直播控制室内的信号灯闪个不停。现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了。
　　我虽然以前没有亲身经历过美国的电视直播节目，但却早有耳闻。据说哪怕贵为总统，也常常被那些伶牙利齿的主持人和记者们问得下不来台。从尼克松到克林顿，都遇到过这种尴尬。可以想象得到提问的尖锐。
　　C－SPAN的主持人像个年轻的大学生，他对我们是友好的，至于打进热线电话的观众会问些什么问题，就很难预料了。我像每次进考场一样，做了两次深呼吸，准备迎接挑战。
　　美国观众提问的无所顾忌，果然名不虚传。开始不久，就有观众问到了我们对美国自己的尴尬事的看法：
　　“你们对克林顿总统的桃色事件有什么看法？”
　　另一位观众关心海湾战后的局势，他问：“你们认为美国和伊拉克关系的前景如何？”
　　这些问题我们都轻松地做了回答。
　　一位田纳西州的观众打进了热线电话，他先是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开了一个友好的头：“你好！”不过，他的问题却多少带着点火药味，“我5年前就去过中国，还学过中国功夫。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人权的进展。我想请那位会功夫的中国学生谈谈他对中国人权的看法。”
　　直播间里，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了欧鹏。欧鹏回答得很沉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权已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国的人权状况，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善。我相信，随着我们不断的努力，我国的人权问题将会进一步进步和完善。”
　　直播间里的电视台工作人员，为欧鹏的回答鼓起了掌。他们不知道欧鹏寄住的人家经常有一些政客的聚会。欧鹏在这些聚会上回答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这种政治争辩，他早就练得游刃有余了。
　　有几个观众询问上海和四川的风土人情。
　　还有一些热线电话问我们对美国学校的印象。美国观众希望通过我们对中美学校的对比，既了解中国的教育水平，也了解美国学校给外国学生的感觉。在短短的20多天里，我们访问了好几所美国名校——圣安德鲁学校（中学）、兰登学校（男中）、威尔斯利学院（女子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下一章里将详细介绍美国名牌中学的素质教育，在此暂不多提。
　　访谈快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向我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将来计划干什么？是否想到美国上大学？
　　我的同伴们都说将来希望能到美国上大学。
　　当主持人问到我的时候，我平静地回答：“我不准备到美国上大学。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先学好自己国家的文化，然后再去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我计划将来搞经济工作。不过，我想做经济工作并不是因为自己想挣很多钱，而是因为我的祖国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比如说，在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孩子因为没有钱而不能上学，我希望自己将来有能力帮助他们。”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直接到美国读本科，而是计划在研究生阶段报考公派留学生。当时我绝对想不到，半年后拉瑞会建议我直接申请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使我有可能提前4年实现原订的人生时刻表。）
　　当时我还不知道，泰勒先生的大女儿瑞切尔，在电视机前被我的回答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回到她家的时候，她激动得拥抱着我说：“中国青年太了不起了！在我们这儿的孩子们只知道吃巧克力冰淇淋的年龄，你们却在思考自己国家的问题，思考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对这次访谈成功最感到兴奋的，大概还是拉瑞先生。C－SPAN的主持人刚说“再见”，拉瑞就在直播间外站起来大声欢呼着：“太棒了！太棒了！我为我的选择感到骄傲！”
　　拉瑞不仅为他选择的中国中学生而骄傲，更为他选择了中美人民友好的事业而自豪。
　　第十一章　在美国一流中学取经
　　按照拉瑞的安排，到华盛顿的第二天，我和欧鹏分别到了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中学。这两所美国学校都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一流中学。它们在华盛顿的档次，大致相当于北京的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和北京四中等名校。东道主的用意，是让我们从最熟悉的校园生活开始了解美国。我们将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像美国中学生一样学习、生活。
　　第一次有机会这么近的观察美国学校，而且是高质量的美国中学，我觉得又是兴奋，又是好奇。我深感有责任好好了解一下这两所美国名校的方方面面，并把它们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师生、家长，及有志于教育改革与投资教育的人。
　　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个难得的机会。公园？运动场？
　　好大呀！这是圣安德鲁学校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在我的眼里，圣安德鲁学校大得有点奢侈，有点出人意料。宽敞的校园，都快像一所公园外加一个运动场了，到处是保护得很好的大片草坪和枝丫繁茂的大树，让人想到绿荫如盖的季节半躺在草坪上复习功课的惬意。学校的校舍是一座两层的咖啡色楼房，配着奶油色的柱子，显得宁静而整洁。在这里，绝对没有闹市的喧嚣，是一个潜心读书的好地方。
　　美国老师告诉我，学校的面积是19英亩，我算了一下，嚯，足有110多亩地呢！对全校区区400多名师生来说，这所学校似乎有点太大了。我就读过的一所小学，人数比圣安德鲁多一倍多，而面积却还不到它的一个零头。可是美国同学告诉我，美国的中小学校大都是这样。场地宽敞，经费充足，设施齐备，是很多美国学校的特点。只不过，说到教学质量，可就参差不齐了。可见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足够的教学质量。
　　圣安德鲁学校的确是一所高质量的中学。
　　每年，它的毕业生都能100％的升入大学。这在美国还不算太厉害，因为美国中学生的升大学比例一向很高。真正厉害之处，是它的毕业生所进的净是些名牌大学。如果没有相当强的竞争能力，就休想做到这一点。
　　这使我对圣安德鲁学校一下子产生了兴趣。我想知道，它是怎样把这么多学生推进那些顶尖线的大学的？美国的名牌大学招生，一向不仅仅以学生的分数为取舍，而是要综合考察学生的成绩、品德、创造力、发展潜力等多种因素后，再做决定。因此，被名牌大学录取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胜人一筹。
　　我有幸生长在一个高度重视教育，并精通教育技巧的家庭里、至今我仍在庆幸我父母的远见，他们从“素质教育”这一口号远来流行的十几年前开始，就坚定不移地把全面提高我的综合素质放在了考试分数之上。从我的切身体会，我深知高水平的教育对一个人的命运有多么巨大的影响。从圣安德鲁学校的教学效果，我可以推测：它一定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圣徒安德鲁一一学校的保护神
　　事实的确是如此。从老师和同学们告诉我的许多轶闻趣事中，我首先从学校的校名发现了端倪。
　　圣安德鲁，是20多年以前该校的创立者为它选择的校名，也是为该校校长选择的保护神的名字。这个名字，来源于基督教圣经中著名的耶苏12位门徒之一的圣徒安德鲁。
　　原来，圣安德鲁是基督教传说中2000年前巴勒斯坦地区加利利海边的一位渔夫，他最早追随耶苏，成为耶苏的12位忠实门徒之一，就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上，都有他的形象。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他是忠于信仰、品德高贵、矢志不渝的楷模。
　　据说在耶苏被犹大出卖遇难之后，圣安德鲁也没有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丝毫动摇。他为了传播基督教的福音，万里跋涉，足迹遍及小亚细亚、土耳其、甚至远达冰雪皑皑的俄罗斯。即使在老态龙钟的晚年，也不肯停步，哪怕面对罗马总督的屠刀，也不屈服。
　　以一位这样的圣徒的名字来为学校命名，创办者的意图不言而喻。他们是希望学校的学生都能像圣安德鲁那样，品德高尚，忠于自己的理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像它的名字一样，圣安德鲁学校就是一所由基督教的路德教会办的学校。它开办之初，只有40名学生和9位兼职的老师，一些老师同时也是教堂的牧师。没有教室，就在教堂的地下室里上课。之后，学校的发展显示出美国人办事的高效率和认真态度，短短的4年时间里，大笔捐款从众多热心公益事业的信徒手中源源涌来，一大片土地买到了手，坚固美观的校舍也随之拔地而起。学校就这样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也许是受到法国作家雨果的小《巴黎圣母院》的影响，在我心目中，对教会学校有一种灰蒙蒙的想象：几位身穿黑色长袍的神父，几位不苟言笑的一幕幕，领着一群神情呆板大学生，在光线昏暗的教堂里，一遍又一遍的祈祷....
　　圣安德鲁学校完全不是我事先想象的这幅情景。
　　这里的学生，除了要上神学课和参加祈祷之外，其它的地方，和我们在电视上常见的美国中小学没什么两样。上课时照样有学生大声插话，下位子走来走去，甚至有的孩子把二郎腿翘到桌子上，老师都不以为怪，照样笑眯眯地诲人不倦。这里的音乐课，照样大谈麦克尔·杰克逊、劳伦·希尔、摇滚乐和黑人爵士乐。运动场上照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橄榄球迷、棒球迷、篮球校队、田径好手们照样各得其所，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呼雀跃。
　　尽管基督教在这所学校的学生信仰中，占有毫无疑问的绝对忧势，尽管学校董事会里，教会拥有最大的表决权，但是所有这些影响力，都没有把圣安德鲁学校变成用圣经来解释一切的当代“修道院”。校方倒是对别的宗教信仰采取了十分开放和宽容的态度。
　　根据这一宗旨，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学校专门为学生了解其他的宗教提供了种种方便。只要你有兴趣，伸一下手，可以了解到印度教的起源、发展和现状；佛祖释迦牟尼怎样在他古代天竺迦比罗卫城的宫殿中，开始了他对人生哲理的大彻大悟。也可以了解到犹太教教义、教规，并发现他们和基督教的一切区别。还有伊斯兰教，从它的创始者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的一生辉煌事业、《古兰经》的英文版全文，直到当代美国各地伊斯兰教传播的情况和著名的寺院。谁能进圣安德鲁读书？
　　在美国办学校，既是一项公益事业，同时也不得不当成生意来经营。在这个国家里，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即使是一张白纸，都属于私人，不会平白无故地拿给别人。但为了维持一所出色的学校的高昂的正常开支，圣安德鲁收的学费可不算便宜：6年级到8年级的学生，每年要向学校交15000多美元的学费；9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收费更高，每年达到16000多美元。这还不算其他的各项费用：例如，3月下旬，生物课利用春季的一个星期假期，组织一次到多米尼加的生物专题旅行，飞机票、住宿费、就餐费等项费用合计，就达到2125美元。此外还有平时的校车服务费、每周数次的私人音乐课授课费、其他各项学生活动的临时收费等等。各项费用加到一起，一个孩子每年二万美元，还不一定够。
　　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统计资料，年收入付不起这笔学费的美国人是大多数。比如，农民、渔民、林业工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8850美元，清洁工、勤杂工、实验室助手稍高一点，也只有21870美元。机械工人、装配工又高一点，约为27890美元。不用说，他们的孩子是读不起圣安德鲁的。运输工人和一般企业的办公室职员的年收入，大约能达到3l000美元左右，显然也无力问津这样的学校。甚至平均年收入达到40000美元以上的技师和类似的技术人员，也很难下这个决心。读完7年的中学，就要在孩子身上花掉十几万美元，够买一所带花园的宽敞住宅了。读大学的钱又怎么办？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实行的是义务教育制，如果在政府办的公立中小学读书，就基本上不需要花钱。还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种种福利。两者相比，费用悬殊实在太大了，一般的美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公立中小学。
　　美国不实行计划生育，大多数人家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这就让中低收入的美国人把孩子送来读书之前，更不得不三思而行了。如果几个孩子都要读圣安德鲁，一定会花光父母工作所得的全部收入，弄到全家人不吃不喝，也供不起他们读书的地步。
　　那么谁能送孩子进圣安德鲁读书？
　　他们大都属于高高收入阶层，是美国社会的少数人。他们或者是高收入的律师、法官、医生们，或者是大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据统计，美国律师和法官的平均收入是11点5万美元以上，医生们根据不同的专业领域，收入各有不同，但也大都属于高收入范围。其他各专业的技术专家，年收入平均为9万美元以上。他们的孩子也都有可能享受学费高昂的优质中小学教育。这样的人家，在美国社会当然是少数。
　　还有一种人，自己就是大企业的老板。他们夏天可以到风景如画的波士顿马撒葡萄园避暑度假，冬天可以到佛罗里达的海滨沙滩享受温暖的阳光。他们的孩子一到可以办驾驶执照的年龄，就能够得到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轿车。十几万美元对他们来说，只是小事，签签支票就行了。
　　从这个角度看，圣安德鲁似乎是仅仅是一所为富人办的学校。
　　但实际上，事情并非完全如此。
　　高额学费使学校财力雄厚，圣安德鲁对它所需要招收的优秀学生，通常也是非常慷慨的。它一贯的政策是不考虑这些学生的经济状况，而只考虑他们的才能和潜力，只要你是棵好苗子，不管有钱没钱，都可以在圣安德鲁的校园里得到你那份儿阳光雨露。除了减免你的学费，还要给你其他种种资助。不光帮你，还想方设法照顾你的自尊心，让你一点也不觉得欠了谁的就矮人一截儿。
　　学校董事会还专门把这一点写进了学校的章程里，作为学校既定的政策，并以此感到十分自豪。
　　当然这样的学生也不可能收得太多，否则学校就有破产的危险了。
　　正因为如此，低收入人家的孩子，也有一些就读于圣安德鲁学校。他们申请经济资助的手续很简单：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家长，只要在学校提供的表格上如实填写自己的经济状况，并附上当年由税务机关提供的年度收入退税表作为证明（美国的低收入家庭享受政府在税收方面减免优惠的待遇。每个财政年度完结之后，政府要把平时从他们手里收来的税按比例退还一部分给他们），并在每年的2月14日以前交到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学校就会对有困难的学生提供从减免学费到其他经济资助的种种帮助，使他能顺利读到毕业为止。
　　除了学费收入，校方还有其他的途径得到资助困难学生的款项。开办这所学校的路德教会，虽然手里既没有工厂，又没有金矿和油井，但教会自有教会的办法一一那就是靠教会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巨大影响力。牧师们在教堂圣坛上大声疾呼，于是，数额可观的善款源源而来。
　　爱学习的孩子们，靠了人们的爱心，能在一所好学校里完成学业，这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仔细想想，还不光是这样。受资助的孩子，不是同时也接受了一份份来自他人的殷殷关爱吗？这样的人，日后是不容易变成冷漠无情的人的。而帮助别人的人，不是也加深了对关爱他人的体验吗？这也可以看做圣安德鲁学校办学育人的一种方式呢！
　　美国学生“学雷锋”
　　实际上，圣安德鲁学校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所做的事远不止这些。学校甚至专门为此设置了每个学生必须完成的课程计划。
　　这项专门计划的名称，叫做“社区服务计划”。它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对自己的社区和整个社会富有责任感的公民，同时也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他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特别是那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从而变得成熟而富有爱心。
　　这个计划，我把它称为美国学生的“学雷锋”活动，圣安德鲁学校为它制定了相当周密的措施，执行起来也非常认真。
　　中国的中学生也要学雷锋：帮助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宣传保护环境什么的。可是，随意性比较强，缺少制度化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干？干什么？干多长时间，干完以后由谁来评定效果，都缺乏周密的设计和安排，也没有一套固定的章法。
　　但是，圣安德鲁学校搞社区服务计划，是要作为学生的一项成绩记入档案的，组织方式可就要严密得多了。在校长和老师的眼里，社区服务活动，就跟上英语、体育、数理化没有什么两样。一门重要的课程学不好，可能会影响你上名牌大学，而如果你不能按时完成自己的社区服务任务，同样也没有“好果子”吃。
　　在我访问圣安德鲁学校之前，它们的社区服务计划已经开展了近十年之久。它的活动内容是由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学校董事会，与学校其他管理人员、家长、教师、学生们一起，共同制定的。
　　从9年级到11年级的学生，每年要求从事不少于20小时的社区服务活动。三年累计，参加社区服务活动的时间不少于60个小时。
　　每个学生在完成了2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活动任务之后，必须写出一篇总结心得体会的论文。当社区服务活动累积到40个小时，就必须写一篇长达3页、打印得正正规规的文章。或者是在全年级的朝会上作一次3－5分钟的讲演。有谁要偷工减料，是办不到的，因为，校方规定这篇论文不得少于两页，怎么也不会不少于1000多字。要想“狗戴嚼子——胡勒”也不行，你要是不说出个一二三来，指导老师的就不会点头签字，那就别想过关。而那些指导老师别着平时都是笑眯眯的好脾气，执行起规章制度来，从来都是只认死理儿不认人的。
　　作讲演也不能马马虎虎，要是讲不出一点名堂来，全年级上百人坐在底下，是要被起哄、做鬼脸、吹口哨的。
　　每一个圣安德鲁学校的学生升入9年级之后，在其他所有事情开始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自己的社区服务活动负责人签一份条款齐备、非常正式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中详细的规定得到学生们必须承担的义务和活动的内容。学生应当承担的社区服务义务、工作量、完成的时间、考核的办法，在协议中都规定得钉是钉、铆是铆的。
　　我发现美国人特别有订合同，签协议的天才。他们对自己所重视的每件事，几乎都有一种订一份合同的冲动，而且总是把条款设计得特别周密，无懈可击。小小的一份祉区服务协议，真是把他们的这个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哪个学生在这三年之中欠了“帐”，没有完成所承担的社区服务活动任务，那么，他必须在12年级毕业前夕的5月份之前，把“欠帐”全部了结。否则，就别想拿到高中毕业证。这个后果可就严重了。因为在美国，要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书，就没有任何一家像样的大学会录取你去读书。当然，没有一个圣安德鲁学校的学生，会在家里连续6－7年共花掉十几万美元的高领学费之后，还会甘冒拿不到毕业证书的危险。
　　圣安德鲁的学生对社区服务活动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不过，绝大多数大学生并不是因为畏惧学校规章制度，而是因为对这项活动本身有浓厚的兴趣。他们说，人要活得有意义。如果由于你的努力而使他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酷”的感觉呢！
　　预备学校与名牌大学
　　教育在美国早已进入“买方市场”，美国30O0多所大学中的大部分，每年都要为怎样招到足够的新生而大伤脑筋。而美国中学生对名牌大学的的竞争，却依然是那样激烈——那些较差的中学很难有一个毕业生能考入名牌大学。所以，美国许多有钱人愿意花大笔学费，把孩子送到私立预备学校就读。
　　“预备学校”几个字，对美国中学生来说，就像是阿里巴巴那句“芝麻开门”的神奇咒语，因为，这几个字也能为他们打刀一扇扇大门—一名牌大学的大门。这多少有点像中国的“重点学校”。
　　圣安德鲁学校就是一所这样的预备学校。连续多年以来，圣安德鲁学校的学生，都能百分之百的升入大学，其中有相当多的学生进的是名牌大学。
　　美国的权贵阶层，都喜欢把自己的子弟送进这样的私立学校读书。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子女就读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的问题上，就被记者狠狠地将过一军。
　　克林顿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曾经大谈“公立学校并不比私立学校差”。但是在他当选总统以后，却立刻把自己的女儿切尔西，送进了首都华盛顿的一所集中了大批权贵子弟的私立中学。这件事引起了美国一家很有影响的电视台CNN的注意。CNN有一位著名的记者，名叫拉瑞·金（LarryKing），在美国是家喻户晓的“铁嘴”人物。拉瑞·金的拿手好戏是搞现场直播，让接受访谈的人物没有喘息和掩饰的机会，并发动观众打热线电话，向出席现场访谈的人物提问题，进一步增加节目的“火药味”，让人看了觉得很过瘾。这使他的人物访谈节目在美国格外受欢迎。
　　不久以后，拉瑞·金就把克林顿夫妇请到CNN作现场访谈，并借机向这位总统尖锐发问：为什么他口口声声说“公立学校并不比私立学校差”，却言行不一，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私立中学读书？
　　克林顿猝不及防，当场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克林顿夫人希拉里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也是一名伶牙利齿的老练律师。她立刻面不改色地以攻为守，告诉记者，这所私立中学是女儿切尔西自己选的，而不是父母指定的。女儿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做父母的不应该干涉，等等。
　　拉瑞·金在访谈结束的时候，不禁用讽刺的口吻问道：在美国究竟有多少学生能有幸享有自己选择学校的权利呢？
　　这个小小的插曲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进私立中小学读书，只是少数美国学生的福气。而大多数的美国学生，仍然不得不屈居于大量较差、甚至相当差的公立学校学习。这种教学质量上的差距，不可能不对他们一生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没有英国那套高高在上的爵位制度，也没有法国那些古老的贵族名门世家。但是美国人对名牌大学的敬重态度，却也造就了一种无形的社会等级台阶。在美国，如果你说你是参议员的儿子，远不如说你是长春藤大学的毕业生来得神气。因为，前者多半会让人觉得你只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后者却让人感到你是个有本事的社会精英。正因为这样，克林顿尽管早已身居总统高位，新闻媒体仍然还在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及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旧事。
　　在把学生送进名声显赫的好大学方面，圣安德鲁学校就显得很有实力。我问了一下老师和同学们，得知仅仅在最近几年里，圣安德鲁的学生考进的名牌大学就有：
　　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些都是美国最负盛名的“长春藤八所联校”的成员）、安姆赫斯特学院、光德伯瑞学院、蒙特豪里尤克学院、威廉姆斯学院（这些是几乎与长春藤联校一样出名的美国东部“八姐妹”女校）。可以列入美国最棒的明星级大学的还有：芝加哥大学（以商科享誉全美）、杜克大学（以政治学科著称）、西北大学（工商管理科非常有名）、华盛顿大学（以商科和建筑学见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特别棒）、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学和电脑科学特别好）、乔治敦大学（美国外交官的摇篮）...。至于像塔夫脱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威廉·玛丽学院、波士顿学院....之类被列为美国一级大学的名牌高校，就更多了。
　　只要想一下，即让那些是被美国大学派行榜排到第四级国家级大学的美国高校，实际上也都是排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中的前10％的好大学，也就不难想象，考进这些一级和明星级的大学有多么难得了。由此，也可以推测出圣安德鲁的教学质量。
　　第十一章　在美国一流中学取经（二）
　　师资：圣安德鲁的根基
　　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样，我在听到别人介绍圣安德鲁学校老师的阵容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在看大学老师名单的感觉。
　　我原来以为，一所美国中学，哪怕是一所名牌中学，学校老师有大学本科学历也就够了。
　　但是圣安德鲁学校（以及其他很多美国中学）却是“杀鸡用牛刀”，老师当中实在有不少重量级的人物，用中国标准来看，他们不仅有资格教中学，还有资格教大学，甚至于可以去当导师带研究生了。
　　中国国家教委规定，需要具有硕士研究生结业的资格，才能登上大学讲台。但是在圣安德鲁学校的教师名单中，我十分惊讶地发现，那位教英语的莱诺尔·阿伯拉罕老师，竟然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PhD（物理学博士）。
　　阿伯拉罕老师先是在美国东部著名的斯瓦茨摩尔学院读了本科。毕业出来以后，又到乔治敦大学读了硕士。我在一本美国大学指南上看到，该校被排入明星级大学的行列，由于它校址在华盛顿特区，不少美国政要和外国使节都把他们的儿女送入这所大学，它的外交事务学院在美国尤为有名。可是阿伯拉罕老师仍不满足，紧跟着又到英国剑桥大学，读了又一个硕士学位。双硕士还嫌不过瘾，他马不停蹄地又考进哈佛，拿下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对这样一位挂满了“金字招牌”的博士，圣安德鲁并没有拿他当菩萨供起来，他在这所学校仅仅是一个英语老师，当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英语老师。
　　从阿伯拉罕老师开始，我对圣安德鲁学校老师们的学历产生了兴趣。为了有资格在这所名牌中学教书，他们自己喝过多少“墨水”？学了哪些专业？他们是从名牌大学出来的吗？他们都安心于在这所中学教书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问了周围的美国老师和同学，问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表演艺术部的负责人兼音乐老师罗伊·巴勃，是莱斯利学院毕业的教育学硕士，在此之前，他还在波士顿学院读了硕士，拥有双学位。学校的艺术教学，在他的指挥棒下确实开展很有声有色，堪称专业水准。看来他的这两次研究生没白读。
　　数学老师戴维·布朗，同时也是学生活动协调员、十年级的教学负责人。他是马里兰大学毕业的教育学硕士。马里兰大学离圣安德鲁学校不远，以首屈一指的公共关系学享誉全美国，是一所很好的大学。
　　教生命科学的达特·布朗老师，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的MBA（工商管理硕士）。
　　英语老师麦克尔·戴维勒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完本科的。该校招生，一向只收尖子。他毕业之后又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完了科学硕士。这所大学在美国也是一所明星级大学，是美国学生趋之若骛的地方。
　　教法语的霍克斯·汉诺威尔，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教育学硕士，教法语对他而言，只能算雕虫小技。
　　健康教育和体育课在中国通常是不大受重视的科目，但是圣安德鲁的体育活动却开展得如火如荼。该校的体育部主任兼健康课老师蒂姆·罗斯却是东斯特劳斯堡大学毕业的教育学硕士。他对圣安德鲁的体育功不可没。每次校际比赛获得好名次之后，他总是乐得合不拢嘴。我的好朋友莉莎就是他特别器重的一名女篮校队主力队员。
　　我初略算了一下，圣安德鲁的50多位老师当中，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占了大约一半，其中有不少人都拥有双硕士学位，有博士学位的老师，也有好几个。剩下的老师，全部都有学士学位。
　　美国的大学，实行的是“易进难出”的政策。高学历本身，就说明了这些老师的专业素养。而很多老师毕业于名牌大学，更说明了他们自身的竞争实力。
　　当然，要领导一群这样的部下，学校校长也不会差。圣安德鲁的校长詹姆斯·坎特威尔先生自己，就是一位精通本专业的教育学博士，而且治校有方。
　　我想，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有实力的教师队伍，圣安德鲁学校恐怕不容易成为一流中学吧！
　　功能强大的图书馆
　　在我的印象里，中学的图书馆总是一间窄小拥挤的房间，靠墙放着几个书架，几堆杂志，几架报纸，再加上一位快到退休年龄的图书管理员，一边打毛线，一边慢条斯理的为学生找书。可是你想借的书，一般都会借不到。
　　马修老师的图书馆，纠正了我这个成见。
　　圣安德鲁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宽敞明亮。在明亮的大厅里，有很多供学生阅览的座位。所有的图书都是开架的，谁想看什么就自己去取，如果需要，登记之后，还可以带回家去达几个星期之久。
　　这里不仅有图书，还有大量的电子读物：录音磁带、光盘、录像带.....一个热爱知识的人，在这里就像是“耗子掉到米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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