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背后的故事
溥仪(左四)、杜聿明(左二)、宋希濂(左一)、溥杰(左三)在文史专员室——新生之后的文史专员群体素描
30年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后来，它被视为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的标志性图书。
在两会期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作者、全国政协委员黄济人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下集将于5月面世……
黄济人之父黄剑夫
电视剧《亮剑》里有一个情节: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教员、原国民党将领给解放军将领讲课，李云龙等共产党将领“不服”、故意捣乱。那位教员的原型叫黄剑夫，是黄济人的父亲。“我父亲曾经是我们老家重庆市江津县的政协副主席。”在谈到自己与政协的渊源时，黄济人委员说。
黄济人的父亲黄剑夫曾是国民政府第16军的副军长。16军是国民党嫡系部队，北平和平解放之前负责守卫德胜门。傅作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支部队，曾经在最后关头找到黄剑夫，请他表明态度，黄剑夫回答:军长不在，我自己做不了主。第二天，他们一批嫡系部队的将领在东单机场被“礼送出境”。
这一细节被多次收录进《战北平》《开国大典》等电影中。
黄剑夫回到南京后，16军被重新组建，归李文军团指挥。很快就在四川阆中被围，黄剑夫和全体将士一道向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投诚。
解放后，刘伯承就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黄剑夫跟着刘伯承去教军事地形学。
这段往事后来被黄济人写进《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中，电视剧《亮剑》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
黄济人的童年就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度过的。他至今还记得，解放军60军军长韦杰率部从抗美援朝战场上撤回之后，曾经专程到黄剑夫家，感谢这位教授军事地形学的老师。
1958年，黄剑夫转业回了老家重庆市江津县，并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
但这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他的军事生涯。在后来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成都军区的领导还特意请这位“江津县政协副主席”再上战场，指导军事地形学方面的工作。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舅舅邱行湘是个有面子的人
黄维告诉黄济人:“我们都是战败了的人，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要写，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我们感情上很难接受。”黄维甚至还建议他:你的肩膀长得还算宽，最好去当个木匠。
1978年，黄家迎来了一个大日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去世的父亲被平反，黄家恢复了“革命军人”的名誉。
远在南京的舅舅邱行湘来参加黄剑夫的追悼会。黄济人说:“舅舅那天特别兴奋，讲了大半夜自己当年在北京战犯管理所的生活。”
那次谈话，决定了黄济人的人生方向。当时，黄济人正在读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尽管已经30岁了，早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但从那一天开始，他依然像一个热血青年一样，心中的文学梦一发而不可收:“我们班上有大约120人，一半多的人都在写作，我毅然放下正在写的知青生活，投入国民党战犯改造的创作中。”
1978年暑假，黄济人向家里要了仅够路费的钱，在军用挎包里装上两包榨菜和在学校食堂买的20个馒头，拿着舅舅给老朋友的信，北上北京、南下上海和南京，去采访舅舅的那些老朋友、《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的主角们。
有了梦想一切苦难都可以克服:“在郑州转车时，馒头已经发酵，掰开都有‘藕丝’了，但管不了这么多，照吃不误。”
梦想很快就在现实中遇到难题……舅舅当年在功德林监狱的战犯朋友们却没有黄济人的梦想，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他。特别是黄维，他告诉黄济人:“我们都是战败了的人，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要写，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我们感情上很难接受。”
黄维甚至还建议他:你的肩膀长得还算宽，最好去当个木匠。
但舅舅毕竟是个“有面子”的人，虽然没有得到积极支持，杜聿明、黄维、沈醉、宋希濂、文强、杨伯涛还是把他当侄儿一般接待、聊天，需要什么资料就给他提供……黄济人由此认识到一段公众完全不了解的历史的另外一个侧面。
“我们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不是国家的敌人。”黄维的这段话，在当时写入书中是很有风险的，直到今天，黄济人仍然能感受到刚刚听到这段话时，自己心理受到的巨大冲击。
不过，30年前，黄济人的最高理想是:一定要在毕业实习前把稿子写完。
公安部“审读”改变命运
信和厚厚的稿子一同寄出了，收信人一栏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同志收”，寄信人一栏写着“内江师专中文系黄济人”。
“人的一生，总会聪明一次。”黄济人感叹。
1979年的春天，他聪明了一回。
1979年春天，学校安排实习之前，黄济人完成了全部内容，约25万字，取名《功德林》。但这部书稿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写的是国民党战犯改造，但并没有从公安部这边去查找资料，一定会牵涉很多政策问题。“如此重大的事，岂容得一个内江师专的学生在那里品头论足？我觉得必须首先接受公安部的审稿。”黄济人回忆说，于是，给公安部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写这个题材的原因，请求帮忙审稿，并帮助核实自己无法搞清的事实。
信和厚厚的稿子一同寄出了，收信人一栏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同志 收”，寄信人一栏写着“内江师专中文系 黄济人”。
为了防止信件丢失，他寄了挂号信。
今天，黄济人认识到这个做法“很幼稚”:“第一，公安部不是编辑部，没有看稿的义务；第二，收信人不是个人，而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单位，这种情况下信件很容易丢失，我没有留底稿，一旦丢失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当时，他只知道很多材料只有在公安部能找到，但他不知道谁能帮上他的忙。
没想到，他很幸运，但事情办得并不顺利。
15天后，他幸运地接到了公安部有关部门的回信，信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稿件，几位领导同志都传阅了，希望你能到北京改稿。
但当时实习期马上就要结束，紧接着就要分配工作，这个时候离开，你的工作分配怎么办？学校不同意放人。
黄济人又致信公安部，说明情况。
几周后，黄济人收到了一封《时代的报告》杂志社的来信，说国际政治学院会给内江师专发商调函。尽管他不明白国际政治学院是如何发现自己这块“金子”的，更搞不明白国际政治学院怎么会通过一家杂志社给自己透露这个消息。
1979年9月底，满腹狐疑的黄济人到了北京，被借调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书，他这才知道了《时代的报告》原来是该院新闻系的系刊。
一切都有点莫名其妙、眼花缭乱，但一切又都是合情合理。
接见的领导有四个人:凌云、席国光、李广祥、姚伦。前三位都是公安部副部长，最后一位是主管战犯改造工作的公安部13局局长。
安顿好后没几天，黄济人得到通知，说公安部的几位领导要接见:“我当时并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穿着胸口印着‘劳保用品’字样的衣服就去了。还是一位秘书提醒我，公安部的几位负责同志集中会见一个人是很少见的，说明是一件大事情。”黄济人回忆说。
领导是四个人:凌云、席国光、李广祥、姚伦，前三位都是公安部副部长，最后一位是主管战犯改造工作的公安部13局局长。
四个人每人面前都有一个本子，里面是四个人的读后感。据黄济人回忆，“他们首先提出标题要改，北京人都知道功德林是关战犯的地方，认为这本书不要搞灰蒙蒙的色彩，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取名；其次觉得内容还需要充实，像写到战犯三次给毛主席写了感恩信，这三封信的原件都在公安部，可以补充进去。公安部专门有人给我准备需要的资料。”
“虽然当时我采访过了出狱战犯，但没有采访过公安部门，对改造者的认识等于零，后来书中的很多档案，都是他们提供的。这大大丰富了书中的内容。”黄济人说。
会见进行下去，黄济人才逐渐明白了部长们看重这部书稿的原因。
原来，1978年，被特赦的前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段克文在美国出了一本书，叫《战犯自述》，书中提到中共在狱中通过种种酷刑虐待战俘，影响很大。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天上掉下这么一个稿子，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凌云说：“你不是在批驳，而是把事实写出来；你的身份又很好，不是中共的人，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后代；不是在讲理论，而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很好看。”
从那之后，他就一面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书，一面修改稿子。
出版遇到的题字书名难题
我们是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出版社，怎么能接受一位在淮海战役中释放毒气的战犯的题字呢？
1980年9月，为了听取读者反映，黄济人的稿子修改好一部分，就在《时代的报告》杂志上连载一部分，总标题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以前，曾有报道说，这是黄济人根据一本名叫《将军没有死在病床上》的外国书名联想而来。
黄济人委员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个名字其实来自艾青的《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中的诗句：房子在地球上而地球在房子里。……
我问巴勃罗：
“是水手呢？还是将军？”
他说：“是将军，
你也一样；
不过，我的船
已失踪了，
沉落了……”
不管书名来自哪里，书稿的内容都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书中的国民党军官，沦为共产党战俘的一群人，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想象，拓宽了大家思维的疆域。不少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国民党军官也有灵魂，有信念，有哀乐，且还有智慧和尊严，而他们还有不可磨灭的抗日功绩。
一下子有20多家报纸来信要求转载，有几家出版社也希望能出书。黄济人想到这是军事题材，最后把版权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接受过黄济人采访过的国民党战犯见自己在书中还能被称为“将军”，感到很欣慰。杜聿明听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要出版，非常高兴：“我的字虽然不好，但我是战犯名单第一名，我来给你的书提名字。”
这可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犯了难：我们是隶属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出版社，怎么能接受一位在淮海战役中释放毒气的战犯的题字呢？今天也许不成问题的细节，当年可能就是一条不法跨越的鸿沟。
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也看到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巨大价值，他建议黄济人将书稿收回，拿到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出版。
最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同志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杜聿明的字放在扉页，封面另外请一位书法家题字。
1982年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单行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成功出版，让黄济人在文史资料工作方面小有名气，由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杜聿明“提携”，他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辑文史专员们写的文史资料。借调期间，发生过一个后来流传甚广的故事：一天，黄维看到黄济人在办公室用公家的信纸写家信，就用拐杖“笃笃”拄地说：“你给你母亲写信，怎么能用公家的信笺？你是一个作家，作家应该有一个好的品德，更应该想大事，成大业，年纪轻轻就贪图这种蝇头小利，学会揩公家的油，我看你一辈子成不了气候！小黄啊，立身处世，贵在严于律己，我是不忍心看到你从这样的小地方开始堕落下去呀！”
当笔者向黄济人委员求证此事的真实性时，黄委员说，其实是黄维看到我用了公家的信封寄家信，就批评了我几句，并没有看到我写家信的内容。别人在写信时，黄维一般不会凑上前去看信件的内容。
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借调期间，黄济人与杜聿明的关系最好，每有朋友来访，杜聿明都会给人家介绍：这位是某某某，前上将；这位是某某某，前中将。轮到黄济人：这位是黄济人，现小将……
杜聿明还把一个埋藏多年的心里话告诉了黄济人：1961年，周恩来接待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知道他在抗战期间与杜聿明交情很好，所以特意请杜聿明作陪。酒酣耳热之际，蒙哥马利想“难为”一下这位老朋友：杜将军，您的百万军队呢？杜聿明急中生智、指着对面的陈毅说：都送给他了！不想这位昔日的老对手并不买账，陈毅回答：那可不是你送的，都是我一口一口吃的，我可不领你的情啊！
此事直到多年之后，杜聿明还跟黄济人总结说：我们的军队（国民党军）并没有败在战场上，至少有一半，是败在了我们自己人的手中……
这就是这句话流传甚广的话的由来。
杜聿明对黄济人谈的口述历史材料大约有十万字，现在还保存在全国政协。
（摘自《全国政协报》 杨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