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赵城金藏》：五千长卷诉传奇
周和平 《光明日报》（ 2011年08月17日14 版）
2011年6月19日，在国家图书馆举办“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期间，薄一波同志的女儿、北京大学薄小莹教授将父亲生前保存的两份《赵城金藏》珍贵档案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一份是1949年1月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给北平军管会请求调拨《赵城金藏》的函件，一份是1949年1月22日北平军管会写给薄一波同志请求调拨《赵城金藏》的信函。这两份函件进一步证实了《赵城金藏》审批调拨进入国家图书馆的具体经过，使这部珍贵古籍的历史档案更为完整，也记载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之际，我党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传奇故事。
《赵城金藏》是十二世纪金代刊刻的一部佛教大藏经。当时山西潞州有位佛教女子崔法珍断臂发愿，募刻一部大藏经，引起远近震动，一时施款不绝，得集巨资。崔法珍遂延请书匠于金皇统八年（1148年）至大定十三年（1173年）在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版刷印佛经，赤轴黄卷，装成6980余卷，进呈金皇室，得到封赏。随后板片运京，继续增补修订。元代初年，藏经又有补刻，为赵城县广胜寺所请，刷印一部，运回山西。后来金藏书板俱毁，在赵城县广胜寺密藏的这部较为完整的金代大藏经就成为传世孤本。由于《赵城金藏》行款格式主要仿中国第一部版刻大藏经《开宝藏》，因此在《开宝藏》几乎失传的情况下，《赵城金藏》堪称各种藏经中最有价值的一部珍品，也是宋代山西刻本的代表作，被誉为年代最久远、版本最珍奇的藏经。
《赵城金藏》入藏广胜寺700余年间，明代曾有修补，后不为人知。1931年，“影印宋碛沙藏经会”在上海成立，该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与蒋唯心一起编审经目，校订经文，寻访缺经。从1932年1月起，范成先后奔走豫、冀、晋、陕等地。1933年8月，他在陕西听说山西有“卷子经”的消息，遂沿汾水到洪洞县千佛寺，见到古经十卷，经首刊有“赵城广胜寺”字样，急忙赶赴广胜寺，果见该寺藏有经书，已尘封积秽。范成见此经罕见，分函各处报告，既而发现附近百姓家也有此经，于是出资购买了200多卷，赠给广胜寺。
范成亲自整理该经30余日，统计尚存5017卷，并与广胜寺相商，借了部分经卷到北京翻拍，后由北京三时学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平图书馆联合出版了《宋藏遗珍》46种249卷。但当时范成并不知道该经的确切名称。1934年10月，蒋唯心赴广胜寺调查，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才把此经的原委弄清楚。至此，这部尘封几百年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赵城金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发现《赵城金藏》的消息震动了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派人到广胜寺考察，许以22万银元收藏此经，遭到拒绝。1937年9月，侵华日军进占山西北部，驻防晋南的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和阎锡山先后两次与当地士绅合议藏经转移之事，都被拒绝。住持力空法师将《赵城金藏》五千卷封于广胜寺飞虹塔内，以保证藏经安全。
1938年2月26日，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处于日军占领区内。1940年至1941年期间，日本人多次询问《赵城金藏》的下落，均被士绅谎称被李默庵运走搪塞过去。1942年春，日军忽然提出要在农历三月十八（5月2日）传统庙会期间上飞虹塔游览。危急之时，力空法师赶到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找到县长杨泽生同志共同商议解救办法。同时，太岳区二地委也获得了日军将奔赴广胜寺抢夺《赵城金藏》的情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李维略）迅即向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薄一波等同志做了请示报告。区党委和军区商议后决定立即抢救《赵城金藏》。
1942年4月27日入夜后，军分区基干营一连战士、机关干部及民兵百余人进入寺内，在寺内僧人的配合下，从飞虹塔取出经卷，传递到塔下。午夜12时许，全部经卷安全运出广胜寺。战士们跑步把经卷运到郭家节驮运站。驮运站事先准备好驮驴，郭家节村群众烧开水、备草料，天亮前，经卷全部从驮运站起运，4月28日到达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太岳军区领导陈赓和薄一波同志等得知经卷安全转移，立即通令嘉奖了全体参加抢运工作的战士。
不久，日军发动了“五一”大扫荡，清剿太行根据地。地委机关的同志只得带着经卷，在马岭、泽泉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反扫荡战斗结束后，才把经卷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管。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赵城金藏》脱险。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保证藏经安全，太岳区派人把经卷运到山势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指定专人保管。时任太岳区党委书记的薄一波同志非常关心藏经安全，经常派人检查，一发现矿内渗水潮湿，就将经卷搬出晾晒，避免发霉。据薄一波同志回忆，一次，薄一波同志派护经战士到煤窑查看藏经安全，战士在途中与日寇遭遇，为保护藏经安全，把敌人引向相反方向，被日军逼入谷中，不幸遇难。
1946年，中央将《赵城金藏》调拨我党建立的北方大学管理。同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平汉线，北方大学转移到山区，经卷运至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就地存放在该村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同志指派张文教同志负责照看。张文教同志接管藏经后，发现不少藏经受潮霉变，想尽各种办法把受潮经卷烘干，在长乐村找到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搬到阁楼上收藏，结果积劳成疾，呕血病倒。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应北平各界人士请求，薄一波同志电令太行行署将《赵城金藏》4330卷又9大包运至北平，1949年4月30日正式移交北平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成为我党拨交北平图书馆收藏的第一批珍贵文献。《人民日报》于1949年5月21日头版登载了《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的消息。1960年，山西省博物馆将该馆原藏152卷《赵城金藏》转让北京图书馆。1982年，山西省新华书店冯玉玺先生又捐赠了两卷《赵城金藏》。加之历年收藏的零种，至此，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藏经总数达到了4813卷。
《赵城金藏》作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得到了精心细致的保护。1949年入藏时，由于长期存放在潮湿环境中，当时的《赵城金藏》破损霉变非常严重，纸张粘连板结在一起，十之六七无法打开。为修复这批文化瑰宝，自1950年起，中央政府在当时战火硝烟尚未散尽、国家经济状况困难的情况下，特地拨出修复款项，并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董必武、周扬同志亲自批示，从琉璃厂请来四位师傅开展修复工作。香港佛教界也募集云南纱纸和贵州皮纸资助修复。赵万里先生精心筹划修复工作，首次采用“整旧如旧”原则修复藏经。经过16年的努力，到1965年，《赵城金藏》全部修复完成，被精心保存在恒温恒湿库房和楠木书柜中。
1999年12月1日，92岁高龄的薄一波同志专程来到国家图书馆参观“善本特藏五十年精品展”。他在《赵城金藏》展品前驻足良久，仔细观看经卷，对比修复前后状况，认真询问《赵城金藏》的修复和保护情况，深情回忆起当年为抢救保护这批中华瑰宝作出贡献的广大军民，并讲述了当年护经战士为保护这批藏经英勇牺牲的故事，殷切期望国家图书馆领导和员工要继承烈士遗志，做好善本古籍的保护抢救工作，并欣然签字留念以示鼓励。
在开展《赵城金藏》修复和保护的同时，国家图书馆积极利用展览、出版等方式揭示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藏经，以便于社会各界研究、利用。1949年《赵城金藏》入藏北平图书馆后，北平图书馆即举办了专题展览，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人民日报》于5月31日发表了向达教授的《记〈赵城金藏〉的归来》一文，讲述展览上的珍贵展品。此后，国家图书馆又在“善本特藏五十年精品展”、“百年守望——国家图书馆特藏精品展”等大型展览中，将《赵城金藏》作为镇馆之宝展出。1984年，任继愈先生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底本进行编辑整理，经中华书局出版，首次全部揭示了《赵城金藏》，使这部稀世珍宝得以广泛流传。200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版影印出版了《赵城金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作者为国家图书馆馆长）
薄一波观看修复好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修复前后的不同景象。
百度《赵城金藏》词条
缘起
因被发现于山西赵城(现已并入洪洞)广胜寺的一部金代汉文大藏经金代熙宗皇统 1141—1149初年，潞州今属山西长治民女崔法珍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断臂化缘，募资刻藏经，这部佛教大藏经就是今世所称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以宋代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的版式，于金皇统九年1149）前后开雕，大定十三年（1173）前后工毕。因刻于金代，后被供养在赵城县（今属洪洞县）广胜寺，广胜寺位于山西省洪洞县霍山南麓，是一座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古刹，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原名为俱卢舍寺。《赵城金藏》每卷卷首又加刻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被叫做《赵城金藏》，也简称为“赵城藏”。
1933 年，一个名叫范成的高僧到山西洪洞县广胜寺考察，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十二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部藏经他对寺院收藏的5400多卷的经卷进行考察研究，其中发现了一部珍贵的藏经，当时没有人知道这部藏经是谁主持刻印的。1934年，南京又派遣一个名叫蒋唯心的人到广胜寺考察，前后40多天，他将大藏经全部展阅一遍，经过多方面研究考证，最终认定这部藏经为金代刻印，又因在赵城广胜寺发现，故定名为《赵城金藏》。
最先觊觎《赵城金藏》的是所谓的“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赵城金藏》刚刚问世，该所便派人来到广胜寺，表示愿出22万银元购买，遭寺院住持力空和尚及众僧人断然拒绝。接着来的是日本一些僧人，他们先后几次窜入广胜寺，仍然想用高价买断藏经，同样没有得逞。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引起了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广胜寺僧人的警觉，为防止藏经遭遇不测，他们把5000余卷经卷由霍山南麓的广胜下寺迁移到山顶上寺，吊运进13级琉璃飞虹塔，并用砖石予以固封，进行集中保管。
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对《赵城金藏》也早已垂涎三尺。1937年9月，他以“保护藏经”为名，电令驻防晋南的国民党14军军长李默庵前往广胜寺，通知寺庙住持力空和尚把《赵城金藏》运往西安。力空和尚知道蒋介石的险恶用心，立即召集赵城县各寺庙僧众及士绅，与李默庵论理。经几天艰苦舌战，终使其未能采取行动。但一波刚息，另一波又起。1938年2月，阎锡山又派手下一位师长来到广胜寺，告诉力空和尚要将《赵城金藏》转移到山西吉县山区。机智过人的力空和尚急中生智，推辞说：“藏经已封存于塔顶，留此万无一失。转迁吉县路途遥远，国军搬运辛劳不说，也难保安全。”那位师长也被说服，《赵城金藏》再次被保护下来。
对《赵城金藏》贼心最切的，要算是侵华日军了。1942年初春，驻扎在广胜寺附近的日军突然闯入寺庙，通知寺庙住持力空和尚，说他们要在农历三月十八庙会时登临琉璃飞虹塔，鸟瞰庙会盛景，其实是想趁机抢劫藏经。力空和尚深感事关重大，冒着被日军发现的危险，深夜下山跑到数十里外的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找到县长杨泽生，提出要将经卷交给抗日政府，并要求转运延安。杨县长知道《赵城金藏》是国宝，保护国宝是抗日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此时的广胜寺已陷入日军包围，十里方圆内光据点就有七八处，要转运5000卷藏经谈何容易！于是，他打电报请示上级领导。太岳区军政领导陈赓、薄一波接报后亦觉事态严重，立刻转呈延安党中央。党中央马上复电，命令太岳区全力保护《赵城金藏》，绝不能让国宝落入日寇之手。太岳区接到命令后紧急动员，作出周密部署，特派太岳军分区基干营、赵城县游击大队和洪洞县游击大队精兵强将百余人，秘密进入广胜寺，登上琉璃飞虹塔，借助夜色的掩护，经四个多小时的抢运，将5000卷藏经全部转移出寺庙，由民工驮运队运抵安全地带。由于组织严密，行动悄无声息，距广胜寺几里远的五六个日军据点竟毫无察觉。当日军如期登临飞虹塔，发现塔空经无时，便欲拿力空和尚问罪，但力空和尚连同藏经早已不知去向。在接下来的5月反“扫荡”中，地委机关的同志背着经卷，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由于战斗频繁，行军携带不便，深恐散失，这些经卷被藏在山洞、废煤窑内，派人看管。尽管《赵城金藏》运抵安全地带，但因日寇扫荡频繁，藏经以后又几经辗转迁移，先是存放于太岳区二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后又转移至太岳区党委驻地沁源县，抗战胜利后又转至太行山区涉县。
1945年日寇投降后，此经交当时北方大学保管，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运至北平，移交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赵城金藏》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项目。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人们难过地发现，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赵城金藏》共有6980卷，六千多万字。今存4000余卷，全世界只此一部，因而被视为稀世瑰宝，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在《赵城金藏》的故乡，山西博物院馆藏并常设陈展一卷经书，位于博物院三层《佛风遗韵》展厅。
200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发心，出版了《赵城金藏》这一经典。整体原样复制，再现了盛世经典。堪称当今时代最有价值的盛世珍藏！其中特选出陈天竺三藏真谛译本，也就是《陈金刚》，高仿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的《赵城金藏》，此卷字体隽秀、印制精美、可诵可藏。不仅如此，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还赞曰：“下真迹一等”。
价值
佛教发轫于古天竺，但佛教典籍在全世界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这些幸存的汉文佛教典籍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典籍的译介展开的，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是这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也是交流中外文化和友谊的使者。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约在公元二世纪，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和目录整理。唐开元年间（公元730年）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集其大成，首次将中国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并创“千字文”各字为序的编次方法。佛教经典的流通刺激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不断完善。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71年～983年）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印完毕。它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第一次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起“天”字，终“英”字，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装帧。这部佛教大藏经，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庞大的一部丛书，一编便是数千大卷，数千万言，这在世界史上十世纪以前，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公元1403～1407年成书的由明代僧人道衍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总汇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就是受其影响模仿佛教大藏经纂成。
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开宝藏》由沙门（上大下周）然传入日本。端拱年间（公元988～989年）传到高丽。高丽和日本还据以复刻，直接间接刺激了两国的刊印事业。伴随着大藏经的外传，雕版印刷术也从中国传播到外国，佛教成为当时文化艺术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
自宋、辽、金、元、明、清以来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计官刻本七藏，私刻本十藏，国外汉文刻本还有高丽一藏，日本的七藏。《开宝藏》是这一切各版大藏经雕版的鼻祖。它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是宋版精品。汉文大藏经的编辑、雕印，以它的宏篇巨制，版本众多，历史久远而闻名世界，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壮举。
我国现存各版大藏经中，属于未经传世的孤本，有石刻本的《房山云居寺石经》，木刻本的《契丹藏》、《赵城金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武林藏》和《万历藏》等七种版本。其中有三个版本残存印本未超过40卷。《赵城金藏》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帙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它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复刻本与辽藏的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蜀刻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它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与辽藏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经过郑重选择决定以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底本，按《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重编《中华大藏经》。据以作为底本的《赵城金藏》为国内外历次大藏经编辑者所未及见，新编《中华大藏经》搜罗宏富，远非前代刊行诸藏所能企及，在这方面，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日本《大正藏》无法与之相比。新编《中华大藏经》必将为祖国赢得荣誉，它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和宋版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和生气有力的特点，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历代佛教书籍制作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出佛藏与当时金本的平水（临汾）水平，特别是每平水版画之间的关系，是印刷发展史上的一座了不起的宝库，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和雕版印刷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发现经过
1931年，朱庆澜等在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发现向所罕见的宋《碛砂藏》，因而把它运到上海影印流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为寻宋《碛砂藏》的缺本到各地去访求古经，著破衣，经战乱区，冒很大的危险。他的最大收获是1933年春，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地发现了《赵城金藏》。“在从来出版之文献中，尚不知有此版藏经之学术界，乃成为一时甚为轰动之事件。”因“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连袂蹑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范成和尚还走村串户，从附近农村寻访收回已散失在民间的300余轴散卷。1934年10月，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命其高足弟子蒋唯心前往广胜寺校验。蒋氏抵潼关黄河渡口时，正遇大风，他冒险登舟舍命强渡，不幸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从此落得眼疾。在广胜寺他忍着眼疾披阅经文，连续工作40天，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1934年12月发表于南京《国风杂志》第5卷12号上，1935年1月又有南京支那内学院印了单行本。蒋文考证“严谨详审”，“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谬尤为切要”，对《赵城金藏》的历史价值做了正确评估，至今仍是这方面最具权威的论述。后蒋唯心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校验《洪武南藏》，途中被土匪绑票而亡，为挖掘祖国文化遗产献身。
刻制经过
据蒋唯心考证，赵城金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宁寺刻成。发起人为潞州（长治）崔法珍，相传她毅然断臂募缘刻经，感动了很多佛教信徒，纷纷捐资协助。施主始终以村民为主体，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大约在金熙宗皇统9年（1149年）前后，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到金世宗大定13年（1173年）完工，历时约30年。《赵城金藏》全藏共682帙，千字文始“天”终“几”，总计约7000卷。蒋唯心考证时已有佚失，尚存4957卷。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18年（1178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三年后，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为表彰她的功绩，赐紫受封为“宏教大师”。难能可贵的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崔法珍在《赵城金藏》的题跋中，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风格高尚。蒋唯心感慨道：“此藏卷轴之富，工事之巨，原刻历三十载星霜，补雕劳十余路僧众，创此伟业者，宁遂湮没不彰乎？理决其不然也。”
《赵城金藏》系一弱女子断臂发起，民间募资私刻，洋洋7000卷，实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
宋藏遗珍
1935年，部分《赵城金藏》曾借到北平展览。“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与“北平三时学会”从中挑选出宋元明清各大藏所无的孤本经籍，共46种249卷，作方册本共120册影印发行，题为《宋藏遗珍》。当时，胡适先生评述说，“这是影印碛砂藏的一个副产品，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碛砂藏的本身。”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异常重视这部“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日本的学术界也在那里打主意，日本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曾派人到赵城考察过，欲出重金购买《赵城金藏》，遭到爱国僧人理所当然的拒绝。编辑本段政府关心人民爱护
自《赵城金藏》发现后，一些市井无赖想方设法，从广胜寺偷出数百轴经卷，运到北平高价出售，许多藏书家和古玩店不惜重金买它一两卷置于案头玩赏。北平图书馆善本部有远见卓识，陆续从私店手中收购了191卷，减少了这部珍贵典籍的流失。
1952年赵城县好义村，张奇玉之侄张筱衡把家藏67箱古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第l3箱是早已佚失的152卷《赵城金藏》，而且是当年蒋唯心考证时尚未发现的珍籍。而后，陆续向北京图书馆捐献《赵城金藏》零散经卷的有：周叔韬、周一良、徐森玉各两卷，贾静言一卷。1959年9月，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团在萨迦北寺图书馆发现《赵城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现存540卷，原藏于燕京大宝集寺，是天宁寺藏经板转入燕京后的补雕印本。北大宿白先生据此写了《赵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在《现代佛学》1964年二期上发表。
1983年6月28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山西老农冯玉璋献出稀世珍品——赵城金藏散经卷”。这是两卷当年八路军抢运途中遗失在路旁的经卷，被捡拾珍藏多年后献给了国家。
在人民的爱护下，历尽沧桑，积沙成塔，现存《赵城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帙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北京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l卷。此外北京民族宫存有《赵城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
辗转运到北京图书馆的经卷，由于煤窑中潮湿，许多已糟朽不堪。有的霉坏得像败絮，有的挤压成硬梆梆的黑色纸棍，揭裱修补工程，首先遇到是缺乏一种与《赵城金藏》颜色一致，拉力韧劲都很大的广西特产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向王冶秋表态，广西棉纸由佛教协会募化。得李济深先生鼎力相助，在他的发动下，两广佛教徒募捐了数万张广西棉纸，直接寄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先从琉璃厂“文艺山房裱店”请来揭裱能手韩魁占，继又请来张万元、徐朝彝、张永清三位琉璃厂高手。他们把经卷浸湿，用针尖小心地去挑，把薄薄的纸剥成两层，让黑字留在其中的一层上，然后裱糊在广西棉纸上烘干压平。从1954年到1964年，四位高师苦战十个寒暑，才将洋洋4000多卷经书整修一新。陈毅副总理，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郑振铎等曾亲临北京图书馆揭裱工作间视察指导，高度赞扬了师傅们拯救国宝的辛勤劳动。
十年浩劫中，多少珍贵历史文物毁于一旦，许多国外友人和学者都为《赵城金藏》捏了一把汗。值得宽慰的是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全体同志精心护理下，历尽沧桑的《赵城金藏》没有遭受丝毫的损坏，完好无缺地存放在防潮、防火、防晒、防虫的专门设计的库房里，始终保持着一级质量。
《人民日报》于1982年7月8日发表了“稀世国珍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好消息，报道了整修工作已经完成，指出“在当今世界已成孤本的《赵城金藏》以其历史悠久和卷目完整而成为中国的珍贵文物”。接着海外孤本《赵城金藏》修裱后的照片一幅又刊登在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主持，任继愈负责，投入巨大人力物力，重编中华大藏经。现已由中华书局发行，共计220册，每册约1000页，分期分批出版，计划十年出齐。全书出齐后摆放在一起大约有两楼房高，可以称为世界之最。它是中国哲学出版印刷的一个 时代标志。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同志为寻找散存于全国各地《赵城金藏》的流散卷帙作为影印原件，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逾万里，数易寒暑，费用浩繁，若不是国家的支持，任何个人和团体要承办这样宏大的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回顾《赵城金藏》的历史，有断臂募刻的崔法珍；发现瑰宝的范成和尚；评估考证的蒋唯心；组织抢救的史健；精心护理的张文教；捐献国家的张筱衡；揭裱修复的韩魁占；有名字记载的不下数十人。更多的则是成千上万没有留下名字的无名英雄，他们是捐募的村民，刻经的工匠，补雕的僧徒，流血牺牲的战士，爱护藏经的人民。我愿引用向达教授《记赵城藏的归来》一文中的一句话作为小结：“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才渐渐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才能光大。时间的考验，英雄帝王，象电光石火，终不免黄土一抔，人民却永垂不朽，人民所创造的也永垂不朽。”的确，人民的《赵城金藏》必将与人民共存，与日月争辉。
国图镇馆之宝：《赵城金藏》比肩《永乐大典》
《赵城金藏·金刚经》卷首释迦说法图及经文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的一间藏书库里，一排排书柜比肩而立，里面的卷轴码放齐整。不论春夏秋冬，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淡淡的书香弥漫。
这里珍藏的是一部长达4813卷的金代汉文大藏经《赵城金藏》，它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与之比肩的是《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但与后三者相比，《赵城金藏》现于乱世，经历过更多的颠沛流离。从它被发现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
佛经现世
1933年，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迎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来人在佛教界素有名望，人称范成法师。此时，范成法师已经在陕西、山西两地的名山古刹间往来数月有余。
范成法师不辞辛劳徒步行脚，是受了上海的影印藏经会所托，查访藏经旧本，好为即将付梓开印的宋版藏经补全残卷。就在地僻人稀的广胜寺里，范成法师意外地找到了12个藏经柜，里面竟然珍藏着5000多卷汉文经卷。
虽然纸卷泛黄、尘秽封积，但字迹清晰可辨。范成法师查点发现，这些经卷每版一面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字体极为古朴。其中印有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的跋文，捐资刻印的信士。刻版之始，或为五代末年，而刻竣印经，极可能是在金代。
范成法师喜出望外，他精通佛家典籍，但这种版本却从未见过，甚至在各种记载中也未见端倪。由于不为世人所知，这部藏经反倒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范成法师从中找到了不少元明以前佚失的经论原文。
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不小轰动，津沪各报将此事称为“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连袂摄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小小的广胜寺名噪一时。
其实，这部佛经只是长期未被外人所知而已，在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里很容易找到它的踪影。
相传，金代潞州长子县百姓崔法珍，自幼眼疾，父亲崔进带她四处求医不成。一天，父女两人来到广胜寺，住持和尚给了一些药丸，让回去之后，每天吃一粒，连吃14天，到了第15天，崔法珍的眼疾痊愈。从此，崔法珍便立下宏志、许下心愿：一定要为佛门做出贡献，哪怕穷尽毕生力量。
崔法珍长大成人以后，便开始“还愿”——用毕生精力为佛门做事。她“断臂化缘”，用自残的方式来感动善男信女，先后在山西、陕西等地化缘筹措资金，然后以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雕刻佛经，前后历时30年。
据史书记载，《开宝大藏经》正是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刻印于北宋时期，内中收录了唐僧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然而岁月沧桑，千百年后，流传下来的大藏经多有残缺，难窥原貌。广胜寺保存的这部大藏经便成了稀世孤本，自然异常珍贵。
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呆了5个多月，才将所存经卷基本整理完毕。他还遍访附近村落，购回300多轴散失在民间的散卷。因为这部佛经雕刻于金代，藏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内，世人称为《赵城金藏》。
范成法师离开之后，我国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于1934年遣弟子蒋唯心前往广胜寺进一步考察。蒋唯心经过40多天的研究，编定《赵城金藏》简目，写成一万五千多字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蒋文刊发以后，广胜寺珍藏的《赵城金藏》更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佛经争夺战。
日寇觊觎
2009年1月，记者来到广胜寺。
这是一座千年古寺，据传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距今1862年。广胜寺位于霍山南麓，又分为上寺和下寺，下寺位于霍山脚下，上寺则在半山腰上，各自独立，自成一体，通过盘山公路相连。从下寺出发，大约三四分钟车程，可以到达上寺。岁末隆冬，山间的游人和香客寥寥无几，但这无妨名刹古寺的肃穆庄严。
76岁高龄的扈石祥老人退休前曾在洪洞县宗教局工作，因工作需要，他长期关注并研究《赵城金藏》，对《赵城金藏》的身世如数家珍。
老人介绍说，《赵城金藏》原本存放在广胜寺下寺。在它被范成法师发现以前，曾遭受过一定程度的破坏。当时，下寺的僧人不理佛事，寺院荒芜，少人管理，庙产遭劫。附近村民、游人随便出入，藏经柜子也经常敞开，想取者自由取用。有些人拿了经卷回去糊窗户和贴墙壁，也有些人拿了经卷挂在家门口“辟邪”，还有些人因家人生病，拿了经卷回家烧了做“药引子”，更有甚者拿了经卷去卖钱。寺院一位得道高僧闻知此事，赶紧把《赵城金藏》搬到广胜寺上寺的弥陀殿，加以保护。范成法师发现经藏时，经藏尚存5000余卷。而事实上，全版应该将近7000卷。
1936年，赵城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隶属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借着考察的名义直奔广胜寺而来。面对僧众，此人倒也爽快，三言两语直奔主题。他提出收买《金藏》，开价22万银元。结果遭到了广胜寺僧人以及护法居士的断然拒绝。
日本人贼心不死。过了一阵子，又有日本僧人专程来拜访广胜寺，目的当然还是《金藏》。这一回，开出的价码更是高得吓人：每市尺1银元。5000多卷经文，全部铺开，那该有多少尺呀。不过，当时也没有机会测量，因为广胜寺根本不愿卖。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经藏无法估量的价值，况且，将国宝卖给日本人，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
但是，情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两个月后，山西雁北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半年后，日军已经占领了赵城、洪洞等县。
广胜寺正处于日军占领区。日军的一个中队在赵城县城驻扎，距离寺院西北15公里，而寺院西南15公里外的洪洞县则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南面的苏堡铺也有日本兵，那里距离广胜寺有7公里。霍山脚下的道觉村一个日军驻点离寺院更只有2公里。
虎狼环伺。僧人们深知，日本方面对《金藏》觊觎已久，国宝命运堪忧。
力空法师
那个时候，广胜寺的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人称力空法师。当初，力主把《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看护的人，正是这位力空法师。在日后发生的故事里，他是最关键的人物。
力空法师的孙子任小德老人，今年72岁，在洪洞县赵城镇许村开药铺。“我这点看病、抓药的本领还是跟爷爷学的呢。”说起爷爷力空法师，老人操着晋南口音，话立马儿多了起来。
老人说，力空法师1891年生于山西省赵城县许村，俗姓任，名重，后来改名为重远，字毅儒。6岁入私塾，13岁入赵城县简城书院学习，21岁当选县议员。1918年4月，任重远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任命为安泽县第三区区长兼警佐，从此步入政界，先后担任过河北省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省定襄县县长。
任重远33岁那年大病一场，有人说他是奔波政界所累，建议他学点佛学。随后，他结识了一位高僧。在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后，更觉仕途险恶，任重远初步有了皈依佛门的想法。
1931年，任重远最心爱的第4个儿子突然暴病身亡。在任重远心中，这个儿子最聪明，学业最好。他把对下一代的希望，几乎全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然而，命运却如此作弄人，使他对未来的一切都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任重远扔下官位、名利，于1932年8月2日在太原城南双塔寺剃度为僧，法号力空，受戒完毕即随妙舫法师回到赵城县兴唐寺，开始佛门生涯。1933年11月，力空法师当了太原崇善寺的住持；1936年，他又回到赵城老家，隐居于广胜寺；1937年2月，广胜寺住持波罗法师圆寂，力空被公推为广胜寺住持。
就在力空法师为日军包围下《赵城金藏》的安危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名叫张奇玉的人跑来给他传了一个口讯。
两拒转移
这个张奇玉其实是赵城县的一位绅士，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希望力空法师把经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李默庵。
当时，国民党军第14军奉命驻防晋南，而军长李默庵就住在张奇玉的家里。
张奇玉所转达的，其实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他对力空说，李默庵军长奉蒋委员长之命，为了保护好经卷，准备将经卷运往西安，而李军长已经准备好火车车皮，要求寺院方面尽快整理、转运。
按理说，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理由出自民族大义，听上去也言之凿凿。但是，力空法师却犹豫了。
据长期关注《赵城金藏》的学者介子平介绍，民国初期，一些僧侣勾结不法之徒，将广胜寺的一幅元代壁画盗卖给美国商人，曾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寺院当家人也遭到过来自各方的诟病。而这次李默庵突然提出要将寺院的经卷运走，力空法师必然心有顾虑，而且他从心眼儿里也不信任蒋介石及其军队。
但又不好正面拒绝李默庵，于是力空法师找了个理由说：经卷属于赵城县保存的中华瑰宝、佛教经典，不是某个人私物，不能作主。
但李默庵不甘心，既然力空法师说自己做不了主，他便召集了赵城地方官员、当地绅士、寺院住持等人再次商议经卷转运事宜。
谁知，众人并不配合，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个让李军长难于回答的难题——如果西安沦陷，能确保经卷无虞吗？
李默庵只好说，如果西安紧急，经卷再往后方转移，可运往重庆。话里话外，毫无底气。
当地官员、绅士、寺院僧人见状，进一步紧逼，要求李军长打出保票——中央军是否能够保证经卷安全。
面对守护国宝的重任，李默庵不敢信口开河乱拍胸脯，他自然无法做出任何确保经卷安全的承诺，此事只好作罢。
第二天，力空法师便立刻将几千卷摆在弥陀殿明处的经卷全部转移到上寺塔院的飞虹塔内，放置在塔内三四层暗藏起来，然后用砖将上塔通道门砌死，封存起来。对外宣称《赵城金藏》已经被李默庵军长运走了。
但支走一个蒋介石，又来一个阎锡山。1938年2月7日，83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来到广胜寺和力空又一次商谈起经卷转运的事情。
据说，力空法师向来人一连提出了好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往哪儿运？藏什么地方？是否安全可靠？
来人告知，将把经卷转移到吉县的大山里去，那里是阎锡山的“克难城”，地势险要，能攻能守，安全可靠，万无一失。
力空法师本来就对把经卷让阎锡山保管不太信任，更对路途上的运输安全顾虑重重。因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洪洞、赵城，封锁了南同蒲沿线各县，根本无法将经卷安全运送到阎锡山的“克难城”。
力空最后说，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这种损失永远都无法弥补。这句话终于吓退了来人。
阎锡山转移《赵城金藏》的动议也搁浅了。
“力空法师是旧官场的过来人，对蒋、阎的本质看得很清楚，不但信不过蒋介石，同样也信不过阎锡山。”学者介子平分析认为。
十万火急
拒绝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要求，力空法师又陷入了另一层担忧，怎么对付日本人。
广胜寺早已故意放出风去，说《赵城金藏》已经被国民党的李默庵军长运走了。但显然没有骗过狡猾的日本人，力空法师听到风声，说日本方面仍然在探询佛经的下落，而道觉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小野时不时地上山来，参观寺庙，四处打探，总被众僧含糊过去。
此后两三年，力空法师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
1942年春天，道觉村据点驻扎的日军通知力空法师，说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要到广胜寺考察，并特意提出要上飞虹塔观光游览，日子特意选择在农历三月十八。
法师一听，心急如焚。
自从僧人们将《赵城金藏》藏于塔内之后，力空法师便以战乱为由，宣布飞虹塔不再向游人开放，更不得上塔观光。
但农历三月十八这天是个特例，因为从每年的这天开始，广胜寺都要举办为期十来天的大型庙会，庙会规模甚大，附近的政学工商各界以及村民都将云集此地。更关键之处在于，按照旧例，庙会期间，飞虹塔要对外开放，游人可以登塔参观。所以希望在这个特殊日子里登塔参观的要求不算过分。
这一招可谓老谋深算。显而易见，日本人很可能已经打听到佛经就藏在飞虹塔里的消息了。
情况十万火急，万分凶险。力空法师曾在多年后所写的回忆手记里这样写道：“闻知此息，日夜焦急，坐卧不安，数夜不能成眠”。危机时刻，力空法师想到了一个人。
这人名叫杨泽生，时常到广胜寺来拜望力空法师，因此结缘。力空法师知道，这位杨泽生正是赵城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县长。
力空法师“想来想去，只有请八路军运走此经，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运走之后，日军知情定要兴师来山问罪，必有性命之虞”，但他又想到：“我既誓愿在先，为法舍身，要我性命，这不是要我早离娑婆苦地么？”
于是力空法师最后拿定主意，请八路军来保护《金藏》。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
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力空法师，这让县长杨泽生觉得很意外，因为他知道力空法师一般不会离开广胜寺半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事情。
力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虹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辰、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跃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正是陈赓、薄一波等人。
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健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力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
经卷不比一般的物品，力空法师一口气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经卷要装入布口袋；二、搬运时要装箱；三、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人扫荡时丢失。
对力空法师所提条件，杨泽生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记录：“我们都答应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抢救出来再说。……期间往返商谈联络人是石门峪教员杨百顺。”
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三月十八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日(农历三月十三)夜里行动。
做回唐僧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
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地点头。
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日到达霍山，转移《赵城金藏》。
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县游击大队作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节村转运站统一指挥。
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日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
战士们靠着树干小憩。一个名叫陈宗文的安徽籍小战士好奇地问王万荣，《赵城金藏》是金银财宝还是珍珠玛瑙？旁边的一个老兵告诉小战士，《赵城金藏》是和尚念的经书。小战士当时就糊涂了，疑惑不解地问，八路军不信佛，为什么非要把它弄出来不可呢？王万荣解释说，《赵城金藏》可不是一般的经书，而是国宝。
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姜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了敌人注意力。
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三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
而力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虹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
“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5000多卷经卷从飞虹塔里搬运出来，确实非常不容易。”专家段建凤说。
飞虹塔的整体造型为八角十三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一至三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那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的。
夜里10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起来，四五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
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里开外的郭家节村——这次行动的转运站。
而在郭家节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
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十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
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节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进发。
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不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中悄然完成了。
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力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
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力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力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这20多名僧人后来下落不明。
力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三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
数次转移
4月28日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
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物资相当缺乏，纸张更为稀缺，地委机关的个别同志不知道这些经卷的宝贵程度，将一些经卷卷头的空白部分剪下来，装订成本子使用。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知道后，大发雷霆，并下令谁也不许乱动那些“宝贝”。此后再没有祸害经卷的事情发生。
尽管《赵城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了，但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里，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城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按照原计划，《赵城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
今年78岁高龄的张宝运是兴旺峪村的老支书，精神矍铄，对6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那年我12岁，亲眼看见八路军把经卷背到了后山的龙王庙。两天后，他们又把经卷往山里运，村里的民兵、干部都跑去帮忙。”根据老人的讲述，经卷运到兴旺峪村的龙王庙，应该是敌人“五一”大扫荡期间，地委机关转移途中的一次临时寄存。
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自己的生命一样地呵护着，7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
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琮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
为了保管好经卷，棉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太岳区党委负责人兼军区政委薄一波对经卷十分关心，也经常派人前往煤窑检查。一次，他的秘书刘元璋在前往煤窑检查经卷的途中与日军遭遇英勇牺牲。
《赵城金藏》就这样在棉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三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棉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
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潮发霉，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
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阴干。可当时已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惟恐经卷受损失，毅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
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
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电令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
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涉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黑夜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城金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城金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艰难修复
1949年5月14日，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城金藏》的办法。
“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编制还是托《赵城金藏》的福才有的呢，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么个编制单位。”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杜伟生一见到记者就感慨，“是因为1949年，《赵城金藏》到了北平图书馆之后，大量经卷需要修复，才临时成立了一个古籍修复组。”
在商讨修复《赵城金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城金藏》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问题。
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杜伟生曾经师从最早参与修复《赵城金藏》工作的肖顺华、韩魁占等老先生，提起师傅当年修复《赵城金藏》的工作，杜伟生说：“那可是古籍修复中难度少见的大工程。”
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城金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较长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后，紧紧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城金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冀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
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魁占等4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
《赵城金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
蒸：将因霉变粘在一起的经卷裹上宣纸、包上毛巾，放在特制的笼屉里蒸。
揭：将蒸过的经卷外面的纸轻轻揭开，直到揭不开为止。然后再蒸，再揭，直到书叶全部揭开为止。
托：在揭开的书叶背面粘贴一层纸，上墙绷平。
裁方:将托好的书叶裁成四方形。
接纸：将书叶按顺序粘连在一起。
上褙：在书叶背面粘上褙纸，上墙绷平。
轧光:在褙纸上打蜡，用石头轧光。
裁齐：裁齐经卷的上下两班。
装天地杆：在经卷首尾两端加装天地杆。
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具体的做法就是把需要修复的经卷先用宣纸包好，然后再包上毛巾，放入一个柳木做成的笼屉里，像蒸馒头一样地蒸，这样，表层的经卷纸张就可以被蒸汽慢慢润松，而又不被水滴浸泡。每蒸10分钟左右就拿出来用针或者镊子慢慢地将表层松软的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了，再放入笼屉蒸，这样循环往复，直到一卷经卷全部揭开。
“一开始，有4位师傅在从事这项工作，到1956年，因为各种原因，只有一位师傅坚守在《赵城金藏》修复的岗位上。”杜伟生说，“就在这一年，一位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就此提了一个提案，建议要加快《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于是拨调人员十多名，修复进度大大加快。”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1965年，《赵城金藏》修复全部竣工。
1982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稀世国宝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报道。
对于《赵城金藏》的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研究馆员李际宁这样评价：“一是《赵城金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二是可以利用《赵城金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三是《赵城金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四是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
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
1985年5月9日，《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城金藏》存放的地方。
散卷归家
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赵城金藏》4813卷，其中绝大部分是张文教受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指示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筱衡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城金藏》捐献给国家。
1982年8月底，山西省洪洞县政府召开了2000多人的大会，隆重表彰了该县冯玉璋、冯玉玺兄弟捐献两卷《赵城金藏》的事迹。
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日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玺的父亲冯俊到野外捡粪，在路边拾得了两卷经卷。
“爷爷是文盲，根本不识字，但爷爷奶奶都信佛，拾得经卷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啥东西，但他发现卷头有栩栩如生的佛像，他认为佛能保佑家人平安，于是就拿回家供起来。”冯玉玺的女儿冯建英说。
1981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在广州举办全国省区市新华书店经理读书班，冯玉玺和同来参加学习的中国书店经理郑宝瑞谈论起一些古籍的价值。
学习班结束一回到太原，冯玉玺迫不及待地给远在洪洞县老家的哥哥冯玉璋写信，询问两卷经卷的下落，并嘱咐哥哥，如果经卷还在，一定要好好保管，绝对保密。当时洪洞一带文物贩子、古董盗贼活动异常猖獗，冯玉玺深怕有所闪失。
冯玉璋很快就回信告知，佛经还在，保存得也很好。冯玉玺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冯玉玺与北京图书馆取得联系，北京图书馆寄来了一封带有调查性质的回信，要求他提供两卷《金藏》的名称、编号、卷次等具体信息。冯玉玺再次去信详细回答了图书馆所提出的问题：一卷为《起世因本经》，“取”字号，第十卷；另一卷为《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微”字号，第二卷。并告知什么地方有残缺部分。
经北京图书馆的专家清理、核查，发现冯家所保存的两卷经卷正好把现存的《赵城金藏》几个部分连接起来，把这两卷经卷找回来归于整体意义重大。1982年8月北京图书馆派出薛殿玺、王玉良两位专家专程来到太原鉴定和商谈两卷经卷事宜，冯玉玺带领北京来的两位专家和太原市文物局的一位专家回到洪洞老家，冯玉璋把两卷经卷从土窑洞的神龛后面取了出来，3位鉴定专家顿时都惊呆了：“原来这宝贝就在家里放着啊？”
薛殿玺虽然很兴奋，但毕竟有点夺人所爱的感觉，真诚地对冯玉璋说，要多少钱，请开个价。冯玉璋老人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国家的东西，还给国家，拿走吧！一分钱也不要！就这样，《起世因本经》和《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回到了《赵城金藏》的大家庭里。
时至今日，记者在采写中得知，《赵城金藏》中的一些散卷至今流落民间，希望它们有朝一日能够团圆。
北京日报 艾方容
内容简介
因缘造化稀世瑰宝
金代熙宗皇统（1141-1149）初年，潞州（今山西长治）崔进之女法珍断臂化缘，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募资刻经。这部藏经以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和少部分《契丹藏》为底本，历时三十年完成。因刻于金代，后被供养在赵城县（今洪洞县）广胜寺，故名曰《赵城金藏》。因之不凡的诞生经历，该藏经被后世高僧誉为“千古第一发心之大藏经”。
全世界保存下来的金代全藏刻书极少，全藏约七千卷左右，六千多万字，其他流传下来的金代藏经仅有十几卷，而这部《赵城金藏》约留存近五千卷，较为完整，又是传世孤本，因而被视为稀世瑰宝。
原样复制 盛世盛典
如果说御用法宝《乾隆大藏经》是中国历史上清朝盛世所修的盛大典藏，那么，年代更久远、版本更珍奇、经历更曲折、发心更宏远的《赵城金藏》则是当今时代最有价值的盛世珍藏！几经辗转，终入国图。
《赵城金藏》在抗日战争时期曾险遭侵略者毒手。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距日军据点仅1公里。经书便被秘密转移到广胜寺飞虹塔内封存。1942年，日本政府派遣“东方文化考察团”到赵城活动，并提出要在5月2日飞虹塔游览，《赵城金藏》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广胜寺力空法师立即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秘密转移至安全地带。在以后的几年里，《赵城金藏》又几经辗转，直到解放，尚存的4330卷又9大包的《赵城金藏》被分装42箱，从涉县经邯郸安全运到北平。如今，《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一同被誉为国图四大镇馆之宝。
皓首穷经修复国宝
《赵城金藏》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古籍修缮项目。1949年4月30日，当《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已经潮烂断缺，或者丢失签题，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师傅帮助修复，历时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赵城金藏》自金代刊刻以来在海内外首次整理出版。《赵城金藏》不仅极具有佛经的版本价值，也饱含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更透射出中国人民为法忘躯、爱国护教的精神追求。这部历经了重重磨难、创造了千年传奇的大藏经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校勘，终于得以原样面世。
为回报读者，使读者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能够得以一览该藏经之原始风貌，我们特精选其中最广为传颂的佛门智慧之母——《金刚经》一卷，原样仿真复制。
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赵城金藏》中，共收有《金刚经》的三个译本卷子，分别为：姚秦天竺三藏鸠摩罗什译本，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译本，陈天竺三藏真谛译本。我们根据所存经卷的完整性，选择了陈天竺三藏真谛译本，也就是“陈金刚”。
此卷高仿《金刚经》字体隽秀、印制精美、可诵可藏，可谓稀世珍宝。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赞之曰：“下真迹一等”。
赵城金藏定价：￥56000.00
作者：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
出版日期：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装帧：精装
开本：大16开总122册
《赵城金藏》传奇
中国青年报
这里是北京国家图书馆地下二层的一间藏书库，无论春秋更迭，室内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桐黄色的楠木书柜比肩而立，里面的卷轴码放整齐，泛着淡淡的黄色。
号称国家图书馆镇馆四宝之一的《赵城金藏》，经历了近千年风雨后，安静地存放于此。除非有特殊需要的研究者通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后可以查阅，一些在国图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师傅，也不曾见过它。
作为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大藏经，刻印于金代的《赵城金藏》命途多舛，至今仍为人们说道。几个月前，国家图书馆曾将这部经书公开展览，让人们一睹其容颜，也借以了解发生在它身上颠沛流离的故事和辗转悲欢的命运。
如今，它终于可以歇口气了。
春日的午后，略有些阴暗的屋子里，国图特藏部善本组副研究馆员李际宁对记者追述了这段“沧桑曲折的历史”。
《赵城金藏》刻于金代、发现于陕西赵城，由此得名。据考，金明昌年间，赵城县的民间女子崔法珍自断手臂，化缘数十年，募集到足够资金后刻成。这段史话，在后世研究者眼中，颇具“舍身取义”之佛教象征。
据李际宁介绍，《赵城金藏》的宝贵之处，在于它保存了另一部大藏经《开宝藏》的基本面貌。《开宝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典，刻印于宋代开宝年间，因为保存不善，只有很少几卷残存。《赵城金藏》刻版时，是先把《开宝藏》反过来贴到木板上，然后照刻。因此，刻下来的赵城藏经版，和开宝藏几乎一样，共有682贴，每贴十卷，每一卷由多块版粘成，绝大部分是每版刻23行，每行14字。
“按推算，赵城藏原应有6999卷，只是散失得实在太多。”谈及此李际宁至为惋惜，连连叹气。
在赵城县广胜寺的后殿内，至今还有8个两米多高的暗红色经柜，每个柜子纵向分4行，每行上下有7箧，箧内4格。《赵城金藏》最初就存放在这些柜子里，在刻完后的800年里，它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后人这样描述此时的广胜寺：“门庭启闭，一任过客，荒落极矣。”
广胜寺位于霍山脚下，离市集很近。每年阴历三月，当地举办庙会，知道寺内藏有佛经的人，便溜进寺里，偷偷拿上一两卷。有的是拿回去作镇宅之物，有的则干脆用来糊窗户。家里有病人的善男信女，也会去寺里讨要经卷，挂在窗户上辟邪，或者烧成灰，当作“药引”吞服。
这样，一部分经书渐渐流散于市。1949年前的北京琉璃厂旧书铺里，就曾有人倒卖过零散的《赵城金藏》。
与旧书铺打过许多交道的李际宁，这样评价铺子里掌柜的：眼光毒，见识广，什么东西值什么价儿，一看便知。因此“变相地保护了一部分价值不菲的古籍，包括赵城藏”。目前国家图书馆保藏的《赵城金藏》中，有192卷是抗日战争前后，陆续从书铺掌柜的手中收购到的。
沉寂了800年的《赵城金藏》开始为世人所关注，缘于一个偶然的契机。
1932年，陕西某地发现了珍贵佛经“碛砂藏”。当时的学者为方便研究，决定将它影印下来。一名叫范成的和尚奉命到陕西各地搜集散失的零本。在广胜寺附近的农民家中，他收集了200多卷散落民间的经书，打听之下，又慕名来到广胜寺，打开了尘封的经卷。
很快，南京支那内学院教授蒋唯心也闻讯赶到广胜寺，时人记载，蒋前往途中舟楫劳顿，好不容易过了黄河，又掉进水里，“耳目中尽皆泥沙”。以示其求见真经的迫切心情。经过40多天的查阅，他向世人详细介绍了《赵城金藏》的价值。
李际宁形容那一刻，堪称“举世皆惊”。
不料，盛名后面接踵而来的是麻烦。
1937年，蒋介石指示当地军事首领李默庵，把经书全部运出广胜寺保存。当时广胜寺的住持力空和尚以“赵城藏属于赵城全县所有”为由，予以拒绝。
然而，动荡的时局不再容许经卷过安稳的日子。很快，日军侵入赵城，据点离广胜寺只有一公里。多次询问《赵城金藏》下落未果，日军在1942年的春天要求进寺“观光”。
为保住经书，力空和尚向当地政府求助。一个深夜，几千卷经书被塞进麻袋，由士兵们或挑或扛，转移出了安身几个世纪的广胜寺。
之后，经随兵移，躲避着日军的扫荡。在崎岖山路上行走时，有的麻袋落下了山崖。终于，在棉上县的一座废弃煤窑里，给《赵城金藏》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地。此后，《赵城金藏》与湿气和煤灰相伴了3年的时光。直至抗战胜利，《赵城金藏》才又辗转到河北，在涉县一间乡村天主教堂内，被安置在普通的木箱里，与杂乱摆放的木材和灰尘又做伴了3年。
1949年4月，残余的《赵城金藏》最终运到了北京。当粗糙的木箱被打开时，当时参与清点的国图研究员冀淑英发现，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让经书面目全非。
有的经卷被水泡过后，紧紧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棍子，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完全变黑。还有的外表一条一条，一触即碎。
“纸寿千年。”国家图书馆善本修复小组的杜伟生说，《赵城金藏》当时的情况，就像一个流浪了多年的人，一身毛病，亟须医治。
杜伟生从事古籍修复工作30年，他师从当年修复《赵城金藏》的几位老先生。如今，几位师傅已先后作古。提起《赵城金藏》的修复，杜伟生认为“在古籍修复中是难度少见的”。
杜伟生的几位师傅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修《赵城金藏》从琉璃厂请来的业内高手。那时候，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为了说动几位师傅，国家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待遇。有8位师傅先后被请来修复《赵城金藏》。其间有人去世，也有人始终其事。杜伟生介绍，《赵城金藏》的修复难度虽然大，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其中最主要的，是将粘连为一体的经卷揭开。而要揭开，就首先要蒸。
面对着三层木头做的笼屉，杜伟生向记者再现着这一工艺。笼屉由柳木制成，受潮的《赵城金藏》经卷先用宣纸包住，然后再包上布，放入笼屉里用火蒸。这样，表层的经卷纸张可以被蒸气慢慢润松，而又不会被水滴浸泡。这样蒸几十分钟后，取出经卷，用针将表层松软的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再放入笼屉蒸。等全部揭开了，再将经卷整个裱好。
有时候，蒸一次只能揭开几厘米，而每一卷经，短的有3米，长的则有十几米。就这样，几位老师傅将所有受潮经卷揭开时，已经是17年以后的事了。
威胁经卷的另一个因素，是霉菌。搞久了旧书修复，杜伟生熟悉霉菌简直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我的口腔内就有很多霉的孢子，条件合适就会生长。”他若无其事地说。几年前，有位同行参与一个实验，结果，从他的口腔提取物中培养出十几种霉菌。
杜伟生见识过各种颜色的书霉：黑的、红的、黄的、白的。其中，《赵城金藏》表面的霉变主要是黑色。霉菌主要靠分解纸张的纤维生存，因此长久附着在书上，会让纸张松软，并最终粉碎。不过，高温可以杀死霉菌，所以修复后的《赵城金藏》，虽然仍然附着着霉色，但霉菌已经都死掉了。
“当时不选择将这些霉色清理掉是正确的。”杜伟生认为，一方面，清洗会损害纸张，不易于保存。另外，清洗完的经卷虽然可能美观一些，却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整旧如旧，这是古书修复的重要规矩。”杜伟生表示，从用纸的颜色到修复后的全貌，要力求和古籍最初的样子相符。例如《赵城金藏》修复完毕，缩做的经卷头上的“别子”，都是特意用竹子做的，因为是佛经，“是素的，不能用骨头做签子”。
《赵城金藏》在修复中也有一些现在看来失当之处。局限于当时的眼光和理念，经过托裱的经卷，卷子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这样，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就受到了损失，对后人从造纸学方面来研究《赵城金藏》的用纸非常不利。原来不少经卷上装有天地杆，因为变形，在修复时被换下。如果当时能对这些变形杆进行取直处理再装回去，修复效果会更好。最遗憾的是十几年的修复期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
不过，杜伟生无意苛责自己的师傅们。
修书技术纷繁复杂，针对不同的损伤，有补、揭、挑、裱等数十种工艺。对本已脆弱的旧书来说，有时候，根据不同情况，书蒸20分钟还是25分钟，针挑入三分还是两分，也许就是成败的关键。因此，尽管已经有了机械可以代替人工进行部分修补，杜伟生仍然坚信，“修书永远不会成为流水线，只能是个手艺活儿”。其中的经验，他从师傅们身上获益良多。
过去的修书匠人，多是从小从事古籍买卖的生意世家，他们对旧书的见识和理解，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这个层面来说，他们当时的水平，“已很难再现”。
如今，杜伟生自己也教着几个学生。他曾经接触过一个台湾的研究生，专业学的就是古籍修复。后来，这个研究生到日本一家著名的古籍修复公司松鹤堂当学徒，该公司规定，只有在这里做满10年学徒的人，才有资格称自己是“松鹤堂出来的”，否则一概不被承认。
这种严格的态度，让杜伟生颇为赞赏。而他自己周围，已经失去了这样“较真”的氛围。因为修书人的工资普遍偏低，肯做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少。而许多地方图书馆甚至根本没有修书人。不久前，甘肃某地出土了一套西夏文的孤本古籍，在当地找人修复时，用的是“别的修书人用来吸水”的玻璃纸，材质和颜色与原纸完全不符。杜伟生等人知道了，提出免费替他们修复，被拒绝，理由是“其中涉及学术研究保密”的问题。
而类似被修坏的珍贵书籍，还有许多例子。杜伟生有些黯然地表示，本应是“有些门槛”的旧书修复行业，日益式微。
修复完成以后的《赵城金藏》，共有4813件存在国家图书馆，国内一些主要图书馆和海外公私藏家，也都有收藏。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表示，《赵城金藏》的特别之处，是目前唯一一部收集比较全的大藏经，是孤本。他认为，“古籍和其他文物不同，必须被人们看到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