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载《争鸣》2012年10月1日出版
作者李南央是李锐女儿。
眾家之言
潘家錚，中國科學院院士，一九八○年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副院長。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大壩委員會主席，中國岩石力學和工程學會理事長，三峽總公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家電網公司高級顧問，國務院三峽工程質量檢查專家組組長，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專家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潘家錚於七月十三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歲。大陸媒體的報道極盡哀榮。
作為一名普通的機械工程師，似乎沒有資格評價這位擁有一連串顯赫頭銜的人物，但在真理面前人是平等的，人微未必言輕。我想說說我看到的潘家錚。
潘家錚的名言
潘先生有一句名言流傳甚廣：“對三峽工程貢獻最大的是那些反對者。”他的解釋是：“正是反對者們的反復追問、疑問甚至是質問，逼著你把每個問題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這句話為他贏得了讚譽，稱他具有“對反對意見不僅僅是容忍，更有百納海川的包容”的“科學品格”。
一句話，潘先生就將所有的反對者一網收進“三峽人”的隊伍，而且被認為貢獻最大，這是精明絕頂的政客的伎倆，跟“科學品格”搭不上界。一名真正的科學家，對反對意見一定是誠懇地探究，而不是什麼“容忍”和“包容”。這句“名言”還有一層意思不應忽視：作為三峽工程技術委員會主任的潘先生，是認真地聽取了反對者的意見的，所以在他督導下產生的工程方案，是“更理想、更完整的”。
主要公開反對者的意見
黃萬里，一九三七年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工程博士學位，同年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共產黨執政後不久淪為賤民。他的反對觀點一句話就可概括：長江幹流上永不可建高壩！
侯學煜，一九四九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博士學位。中科院院士。三峽工程論證生態環境組成員，沒有在本組論證報告上簽字。對於與他本人建設三峽「弊大於利」結論相同的論證報告，他不簽字的理由是：“雖然結論是弊大於利，但它提出了許多對策，認為這樣可以克服弊病。對此，我不能同意，我認為所提的一些對策是不解決問題的。”“我認為從生態環境和資源的影響來看，三峽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問題，壩高多少的問題，而是根本要不要上的問題。”
李銳，原水電部副部長、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一直視自己為體制內的人，他的反對意見非常策略。但無論是一九五七年的“御前”辯論，還是一九七九年平反復出後就一次次再起三峽之議，直至人大通過三峽方案後給最高決策層的上書，其精髓是：拖住決策，最終將這個工程拖黃──根本反對三峽工程。
周培源，一九二八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理學博士學位，中科院院士、科學院副院長。他的意見兩個重點：一、“清淤排沙問題，按現在的方案，……庫尾重慶一帶的泥沙問題則依然沒有好的解決辦法。”二、“按現行方案，船隻過壩要經過五級船閘，這不僅將使過閘時間大大延長，而且其中任何一級出了問題，都有可能造成這一黃金水道的斷航。”
陸欽侃，一九四七年獲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水利碩士學位，全國政協委員，三峽工程論證委員會防洪組顧問，沒有在防洪論證報告上簽字。他對三峽防洪效益的意見是：“興建三峽工程，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對中下游的湘資沅澧和漢江贛江等眾多支流不能控制。按‘防洪報告’上所說的，……對‘頭上頂著一盆水’的武漢市，既不能降低洪水位，也不能減少其附近的蓄洪量，對下游江西、安徽更是無能為力了。”
王興讓，一九三二年加入共產黨，原商業部副部長。他針對三峽的移民問題說：“我們關於移民的基本指導方針是受害者不受益，受益者不受害；以犧牲農業、損害農民造益於工業。三峽工程的移民指導方針仍是如此。它所造成的移民後遺症，將使以前的任何工程都成為‘小巫見大巫’。”
楊浪，榮立過三等功的前軍人，退伍後曾任《中國青年報》主編。他的“懸頂之劍”一文，從國防角度對三峽提出質疑，列舉了應該採取的五項措施，他說：‘為了切實保障國家生存利益，減少和消弭’懸劍之危’，上述部署必須與三峽工程建設同步進行，其中，近期投資最保守的估計也在一百億元之上。這是一筆從未被想見和列入的投資。”
茅于軾，經濟學家。他質問三峽退役之後將如何：“任何一個工程都是有壽命的。對於三峽這種人類少有的工程，就算服役的時候種種問題都考慮到了，退役以後呢？……”
反對者的貢獻是“零”
當我們說某一意見對某一工程有貢獻時，必然意味著該意見被採納或被部分採納，實施於工程，並產生了效能。讓我們來看看，上述的哪條反對意見被聽進去、被採納了？
黃萬里、侯學煜、茅于軾和李銳提出問題的角度雖然不同，意思是一個：三峽根本不能建。顯然，採納率是“零”，否則就不會有現在的三峽大壩了。陸欽侃的意見是：三峽大壩對長江的防洪基本沒有作用。對於一個基本不起作用的功能，“更理想、更完整”的方案是無從談起的。周培源先生擔心庫尾淤積、船閘礙航。三峽蓄水到設計高程後的狀況是：大水年年淹到重慶朝天門碼頭；今年因上游大水，船閘曾一度停止使用。周先生的意見令潘先生主持的設計方案“更理想、更完整”在什麼地方？看不出來。楊浪筆下的國防問題，張愛萍上將曾向決策者鄧小平當面提出過，鄧的回答是：“你膽子太小”。因此，此問題根本無需潘先生憂慮。至於王興讓先生提出的移民問題，則似乎不屬於潘先生的“技術”範疇。
孫越琦，曾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三峽專題組組長。他在一九八八年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我在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的擴大會上兩次做了長篇發言，其他幾位委員也發表了意見。但是對於這些不同意見在上報的簡報中沒有得到反映，只是說某某某發了言。在各專題的討論中，雖有些專家提出過不同意見，也未被採納，都按多數通過各個論證報告。這種組織形式，只能代表水電部’一家之言‘。……真是’說了也白說‘。”
“說了也白說”，這才是實情！什麼“對三峽工程貢獻最大……”，反對者們對這一工程的貢獻實際為“零”。請不要再用潘家錚這句精明而虛偽的政客之言繼續褻瀆那些反對者的名字了吧！
潘家錚罔顧事實
潘先生還有一句話，知道的人也不少：我沒有看到黃萬里發表過一篇反對三峽的文章！
黃萬里先生在民間擁有“反對三峽第一人”的聲譽。一九五三年轉入清華教學的他，就因為在校刊上發表的一篇散文《花叢小語》，被毛澤東批示“這是什麼話？”，從此被剝奪了教學的權利。文革之後，又因為三峽工程的頭號“知識分子”吹鼓手張光斗，位居了清華大學副校長之位，三峽大壩堅定的反對者黃萬里，直到了八十七歲的高齡，才被允許再次登上清華的講壇。他的著述是在他去世以後由親友和學生集資自費印刷出版的。四十年代實地踏勘過長江，其五十年代反對建設三門峽的意見竣工一年後即被言中的黃萬里先生，不但沒有被邀請參加三峽的論證，連他懇請中央決策者只給他半個鐘頭，聽他陳述三峽萬不可上的請求也不被理睬。
戴晴在她悼念黃萬里先生的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的：
“他不要名譽、不要地位、甚至不計較二十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當政者給他一個機會，讓他在自己業務領域把意見發表出來──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著，八十年代以後，在自己家中逼仄的書房裡等著。他一次次投書、致信，從學校到政協到人大到國務院到監察部，直到總書記本人（連致三封）──沒人理他……或者說，只有一個當權者客氣地回信致謝──可惜不是他的同胞：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黃萬里先生的聲譽、處境，我不信潘家錚不知道。他這話不但說得矯情，對事實的罔顧簡直就是無恥了。
歷史的見證
我的父親李銳，一九七九年一月平反復職，我陪他住在水電部大院對面的部招待所內。一日，潘家錚先生前來拜訪，將他的一篇、在那種印有綠色方格的稿紙上抄寫得工工整整的小說交給父親，請他過目。果然，父親對他很有好感。但是要重用他，首先要讓還不是黨員的他入黨。可惜父親不諳權術，正兒八經在黨支部提請表決，結果只有他的一票贊同，其餘人全體反對。不久，水利、電力兩部再次分家，潘先生選擇了去錢正英任部長的水利部，之後很快入黨，步步高升，成為錢部長三峽工程最得力的幫手。
二○○七年九月，我因公出差北京，去看父親，他笑著遞過兩頁信紙說：看看潘家錚給我寫的信。這個人很聰明，八○年以後就不理我了，前幾天突然來看我，知道三峽會有問題了，讓我不要再說三道四。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要為潘家錚“立此存照”，立即用相機拍下了那封信。現在，不妨錄兩段與讀者共享。
“三、關於三峽問題，您反對上三峽，人所共知。恕我襲用您對毛主席之評價方式：在五十年代反對上三峽有功（且其功至偉）；在八十年代反對三峽，有些過分，但仍起良好作用；在二十一世紀反對三峽，似可不必，因有副作用。……是以在今後三峽爭論中您老可否淡出，某些人士通過反三峽以反水電，任其表現可也，我們當全力應對之，但實不願牽涉您老。衷心之言，伏求鑒諒。
四、您對國事之殷憂，其心可見諸月月（原文如此──作者注），所提民主、法治、科學三目標，我完全同意。但在實施方式上，根據國情和當前形勢，竊以為保持穩定仍為先決條件，當前局面來之不易，如再有大動盪，恐將喪失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之最後機會。”
這大概是李銳與潘家錚八○年後的第一次私人交流，也是最後的一次交流。畢竟道不同，難相謀。
北大黃文西教授就三峽大壩說過一句話：“我們不要為子孫後代留一座愚蠢的紀念碑。”現在，這座碑無可挽回地立起來了，那上面刻著決策者、鼓噪者、追隨者的名字：鄧小平、王震、江澤民、李鵬、錢正英、張光斗、林一山、潘家錚、李伯寧、郭樹言……。
我願在此留下我所知道的公開的反對者和沒有在三峽論證報告上簽名的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的名字：黃萬里、李銳、周培源、孫越琦、陸欽侃、侯學煜、陳昌篤、程學敏、方宗岱、何格高、郭來喜、黃元鎮、覃修典、伍宏中，李玉光、廖文權、林華、喬培新、胥光義、陳紹明、羅西北、嚴星華、趙維綱、千家駒、茅于軾、吳稼祥、戴晴、景軍、陳國階、范曉……。誰人流芳百世、何者遺臭萬年？公道自在人心、歷史會有定論。
潘家錚先生詠三峽工程七律中有這樣兩句：“錦繡庫區辭舊貌，雲雨巫峽展新顏。”
這兩句應該刻在碑上，立在大壩一側，與那裡的實地景觀交相“輝映”，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引為借鑒：知識分子絕不可以淪為專制者的工具，他們應該是民族的頭腦和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