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光这个人，我早闻其名，但直到1935年春我在贺主持的参谋团政训处工作时才见到他本人。他那貌不惊人，言不压众的形象，我深深感到言过其实。1937年以后才逐步熟悉。我虽为湖北竹溪人，却是从贺国光老家蒲圻迁去的，而且还与贺共祠堂、共族谱。论起班辈，贺比我长一辈。因为这层关系，他的成都寓所和重庆住处我多次去过。在谈话和通信中，他叫我的名字或呼作贤侄或称贤阮、贤竹林等雅称。我叫他元叔。他的同辈称他为元靖，部下称他为元公。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大都飞扬跋扈，官派十足；贺却低声下气，小心谨慎，不敢得罪任何人，因此，我对他颇为尊敬，甚至有点代他抱屈。解放以后，我才认识到他是蒋介石的忠实奴才，他作为“听用”为蒋介石效忠了40年。贺国光的发家史贺国光字元靖，湖北蒲圻人。派名家尧。生于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光绪末年，他的族兄贺纶夔任四川龙绵道。他的父亲是贺纶夔的随员之一，他也随之入川，在成都某衙门充一职员，学习公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在成都开办军事讲习所，先成立一个弁目队，选调60名入学，有的从旧军队中选入，有的就小职员中挑入。第二年以讲习所为基础成立速成学堂，原有的60名为旧班，新招的200人为新班。旧班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新班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以后未再续办。贺国光同刘湘、杨森、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郭昌明这些四川军阀即当时弁目队同学。所以又称速成系。刘伯承元帅也出身这个学校。贺毕业后不久分发某部见习，先后担任排长、队长。1913年入陆军大学第四期。陆大毕业，他被分发到河南调军服务。调军即河南督军赵调的部队。1920年鄂人驱逐督军王占元，王向吴佩孚求救，吴派团长寇英杰赴援。王升寇为旅长，卢香亭继任团长，贺还是一个营长。卢他调，贺升团长。1926年初寇任河南督理，贺升作第五师师长兼开封警备司令。北伐胜利进军，贺率部响应，改番号为新编第四军，移防汉口，司令部就设在今中山大道积庆里内；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副司令。其后部队编并，贺本人调南京军政部高级参谋，深得何应钦的信任。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训练总监部，贺得何应钦的推荐任步兵监。当时总监陈调元的公馆无异一反动头目的俱乐部，贺于吃喝玩乐原极在行，经常出入其间，从而结识了不少新贵。蒋介石与桂系军阀反目，贺先随蒋西征任参谋长，旋委充第一纵队司令官，迫使桂系胡宗铎、陶钧西撤。贺循仙桃镇进驻沙市，胡、陶部瓦解，贺亦回南京。何应钦出任所谓三省“剿匪”总司令，贺调总部参谋长。何主持蒋介石的武汉行营，贺任行营参谋长。1929年湖北省政府改组，贺还是湖北省政府委员，不过很少出席会议。同年冬任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1930年郑州之役，蒋介石派他为命令传达所长，蒋手谕：“以本总司令名义指挥何雪竹(成氵睿)、刘经扶(峙)两路总指挥。”蒋介石成立南昌行营，贺任行营参谋长。时间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1月。与此同时，贺还兼训练总监部副监、首都警备副司令。1934年冬北上抗日红军把川军打得落花流水，刘湘的“神仙军”也抵抗不住。刘湘没有办法，乘飞机到南京请援。蒋介石满心欢喜，以为可以借此控制四川。当即派大军入川，并组成所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四川剿匪军参谋团”作为指挥机构。贺国光既与四川军阀有同学之谊，又积有反共经验，因之就成了参谋团主任恰当人选。他率领少数高级幕僚于1935年2月飞抵重庆，即在重庆旧镇守使署成立参谋团，所有川、康、滇、黔部队概受其节制调遣。1935年4月任重庆行营参谋长。1937年3月任重庆行营副主任代主任。1939年1月任成都行辕主任。同年5月兼任重庆市长、防空司令、卫戍总司令。1939年蒋介石兼理四川省主席，贺兼省府秘书长代主席。1940年张群继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贺调重庆防空司令，改宪兵司令，防空司令由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兼任。1941年6月3日大窒息案发生，刘被撤职，贺又以宪兵司令兼防空司令。1943年调军委会办公厅主任。1946年改任西昌行辕主任，行辕撤销，仍以贺为西昌警备司令。1949年到1950年春解放大西南，贺犹负隅西昌。1950年3月台湾蒋政权还发表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贺国光为西康省主席。唐在川康道中被解放军打死，贺才慌忙逃往台湾。蒋介石任命他为国策顾问。1967年4月21日以脑溢血死于台北，终年85岁。贺国光在四川贺的反动政治生活，先后在河南、江西省14年之久，详细过程，我不清楚，我只能就他在四川的情形，说一个大概。贺之所以被蒋看中，要他充当向四川进军的打手，主要是他在四川的人事关系。前面提到的那些速成系同学，都拥有很大的军事实力。如刘湘起家二十一军现已任善后督办兼四川省主席，杨森是二十军军长，王、唐、潘等各居要职。贺入四川，这些速成系的将军们，自然表示欢迎。其他如保定系的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也认为贺懂川情，好说话，因之也具有好感。四川政治是以军事形势为转移的，政界人物无不依附军阀。在四川军政界有一定势力的鲜英，既是贺速成系同学，又是陆大同学。这些人既构成贺在四川的政治基础，这些人更需要从蒋那里窥得蒋介石的意向所在。我在川康多年，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贺元靖不会整我们的冤枉”，“贺元靖不会同我们过不去”，“贺元靖在四川多年，不会不知道四川的情形”。除此以外，贺在四川还有另外的有利因素，这就是他在四川绅耆中的潜在力量。成都的所谓“五老七贤”，就是绅耆的头子。他们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左右舆论。其中如徐子休、曾焕如、方鹤斋、尹仲锡、刘威荣等，在前清都有科名，做过府道之类的官。这些人同贺纶夔有同寅同年的关系，知道贺即当年贺道台的族弟，大都喜形于色，表示赞赏，遇事都打个好字旗儿。就我自己亲身感受，可以作为证明。我在成都搞过新运工作。据蒋介石说，新生活就是旧道德。提倡新生活，恢复旧道德，自必要同这些旧人物打交道。我曾遍访上列诸人，他们见我姓贺又属鄂籍，便呼我为“贺世兄”。我从他们口中得知贺纶夔的官绩以及他们对贺国光的好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帮了贺的大忙。试举例以明之。蒋介石入川也曾引起有些人的反感，突出的是张澜。张字表方，以前当过道尹、川大校长，在四川有一定势力。1935年春间发表过川人治川的意见。川人治川固然不妥，但反对蒋介石治川还是对的。可是因此就引起“五老七贤”之首徐子休的反对。他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作《异哉所谓川人之治川也》。虽然事隔几十年，但文章大意我还记得。主要是运用今昔对比，证明非川人治川未必不好，川人治川未必好。下面为文章大意：秦至丁开蜀，张仪、司马锗非川人也，而中原文化达于蚕丛；东汉石室兴学，文翁非川人也，至今犹蒙其教；诸葛武侯非川人也，民至于今称之；唐韦皋、李德裕、宋张泳、赵鼎均非川人也，至今遗爱在民。蜀人治蜀果何如乎?仅就民国而言，自辛亥革命尹昌衡称都督以来，军阀横行，土匪如毛，大小四百六十余次内战，人民罹战祸而死者几何，田赋预征至民国五十七年，人民为之流离失所者几何，此治之者皆川人也，川人深受其病，奈何犹哓哓腾此谬说耶?此文一出，蒋介石如获至宝，立命翻印10万份散发，云南、贵州则用飞机送去。我就在成都街头上张贴过，见人即说此文如何义正词严，可当毛瑟10万枝。文章究竟怎样出笼的?事后才知道是贺国光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五老七贤”们把对贺纶夔的旧谊用之于贺国光，也就是为蒋介石帮了大忙。倡川人治川的张澜只好躲在原籍不敢露面。张后来继续反蒋，组织民主同盟，解放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不是没有来由的。蒋介石为了答谢徐的盛情，对徐特加青睐，徐所办的大成学校因此得到特别照顾。由于贺国光的妙用，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曾一度受到欢迎。接着蒋介石在参谋团之下或行辕之内设立了种种附属机关，便逐步不为川人所喜欢了。先是禁烟督办公署，夺去了四川军阀的禁政收入；次是财政管理处，夺去了四川军阀的财政大权；再次是公路监理处，夺去了川人的交通命脉；再如各种训练、各种组织，无不由参谋团派人担任。川人都感到大权旁落，但均敢怒而不敢言。1936年初，川康各军一律由参谋团派出政工人员作为监军，使各军头目普遍发生反感，但他们原谅贺，认为这些都不是贺的主意。四川军人对贺既有一定好感，又有见于贺不挟势营私，故在生活上予以照顾。贺在成都住的是陈兰亭星河街的房屋，有花园水池之胜，陈并不收受房租。成都西门外金牛坝也有贺的住所，据说是别人修好了给他住的。贺在重庆住的两浮支路房屋，也是别人送住。这几处我都去过，室内陈设简单，较之其他类似人物大不一样。1949年11月我路过重庆，贺自西昌来渝公干，我去看他，为他的西昌警备司令一职抱不平。他说，他将来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倮倮之手，一是为共产党所杀。我说，不回西昌行吗?他说，他一生就是绝对服从，死也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其实少数民族对他并不坏，共产党也能谅解。四川军人也希望他能脱离蒋介石集团。同年12月我在彭县，刘文辉、邓锡侯就向我说设法与贺元--靖取联系，同他们一起走新路。可惜联系不上。1957年我会到贺的老秘书谢藻生，谢也说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元帅曾对人说到对贺可以谅解的话。贺在四川对付四川军人总算得心应手，但在他所主持过的一些单位遇到的黄埔学生就不那么听话了。1935年成立参谋团，同时成立以康泽为首的政训处，照建制政训处隶属于参谋团，而康不甘在贺之下，径称“四川剿匪军政训处”，遇事直接找蒋，贺也乐得少些麻烦。这就为康在人事上经费上带来难题。康所率领的大批政工人员半年之久分发不出去。康又同总政训处的贺衷寒闹独立，贺衷寒也予留难。加之康下面的贺明宣亏空巨款，影响开支，一时有康遭三祸(贺)的说法。平心而论，倒不是贺对不起康，而是康太跋扈。1939年贺在行辕主任职内，蒋介石的另一特务邓文仪充行辕政治部主任。邓照例瞧不起贺，邓在军校曾公开说，贺只晓得同地方军阀鬼混，压制了他。言下大为不服。我当时在邓下面任职，因贺要我到四川省训团工作，邓对贺更加不满。贺在重庆继谷正伦担任宪兵司令，副司令是另一黄埔出身的张镇。贺徒拥虚名，由张把持一切。1945年我路过重庆时曾去看贺，偶尔谈到他同黄埔学生共事情形。他说，同张镇共事较之同康、邓两个尤难。“那时我是上级，他们是下级；同张镇是正副的区别，作主不行，不作主也不行。现在调到军委会满好。”还说：“你们年轻，有些事你们不懂，我是替老板(指蒋介石)看摊子的，看一天就得负一天责任。”这就是贺在四川的一些情况。贺国光的为人、做官和其他贺国光五短身材，有几根鼠须，其貌不扬，说话有点口吃，作事审慎，有时甚至故意装聋卖哑。我曾见他接待来客和对部下请示，我们在旁边的都听懂了，他还在问，对方只好再三重复回答。跟他多年的人说他炉火纯青没有一点燥气。他有时也发议论，大谈其做官之道。我记得他在重庆寓所对我们说到他的“三不主义”，即“逢长不当，逢兵不带，逢钱不拿”。当时我不理解，难道他的那些职务是不当长、不带兵吗?据他的秘书贺研吾解释：所有那些主任、司令、秘书长之类，在贺看来，都是替别人看摊子，不算是带兵和当长字号人物。以他的地位，本来是可以发财的，但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不拿钱也是相对的，同时也是做官的另一诀窍。贺不大出头露面，初入川时每周均举行扩大纪念周，据我的印象，出场的大人物我只看到蒋介石、杨永泰、刘湘等，从未见过贺在台上。据说他总在室内工作。处理军事，务求稳当；处理公文，字斟句酌。他有很多兼职，却尽可能让给别人，如四川省训团主任例由省主席兼，他却让军校教育长陈继承兼任。他以秘书长代理四川省主席时，有一次蒋介石到成都来，他向蒋报告工作之后，恭恭敬敬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给蒋说：“这是委员长兼理主席的公费。”蒋大笑挥手，贺然后辞出。贺之事蒋，小心翼翼如是。他虽明知蒋不会接受，他却不能不如此做作。贺善于做官略如上述，但较之另一湖北佬吴国桢则不免相形见绌。1941年重庆大窒息案发生，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重庆市长吴国桢、宪兵司令贺国光同往现场视察后向蒋汇报。蒋问究竟死了多少人?刘、贺无以置答。吴随口说共死了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人。蒋点首满意。出来刘、贺同声问吴：“你怎么知道这个数字?”吴答：“他喜欢具体数字，横直无从查考”。刘、贺同声说：“你真会做官”，而自愧弗如。贺同万耀煌陆大先后同学，一直称兄道弟。后来万的长子万文俊同贺研吾的女儿贺德芳结了婚，研吾为贺之侄，万就小一辈了。万来信敬称姻晚，但贺回信仍以兄弟相称。卢蔚乾在贺任成都行辕主任时作贺的秘书，张群继任时对卢表示挽留，卢说：“贺同我有交情，彼此相知，许多事我可以代他作主。对张先生就不能如此，强人所难，窃所不取。”也可见贺处朋友是很得体的。贺遇事不为己甚，坚持不得罪人的原则。他一直反共，但不似有些人那样咬牙切齿，硬想把共产党一口吞下去，而是得方便且方便，留有余地。据谢藻生说，周总理、董副主席在重庆时，公事上有所联系，如发给护照，调拨汽车之类的事，只要在可能范围之内，贺并不留难。解放后董老在重庆还对谢说：“我们对贺某可以谅解，如投向人民，一样欢迎。”谢以当时没有取得联系，尤为惋惜。贺有四个老婆，我认识的是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老婆，我们分别叫作二婶和三婶。贺的第二个老婆在湖北仙桃镇生了一个男孩，乳名桃子，也是贺的唯一的儿子，重庆解放时去了台湾。据谢藻生说，是党组织有意让他走的，可惜他没有起什么作用。贺的第三个老婆姓厉，苏州人，出身歌女。她有鸦片嗜好，但她却成了贺的出头露面的夫人。最后逃出大陆，也只有她一人随去。贺对老母很有孝心，早晚必问安，在旧社会传为美谈。蒲圻贺家是个大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依附贺国光谋一官半职的不在少数。贺有一个特点，一般不介绍在军政界做事。就我所认识的而言，在武汉的贺伯亚、贺衡北、贺云刚；在南昌的贺抚民；在四川的贺修俊；在福州的贺卓吾等，都在税收机关。只有贺次君动用贺的关系，当过四川新闻检查处长。贺研吾短期当过雅州专员。据贺研吾说，贺纶夔生他们兄弟三人即卓吾、研吾、养吾。贺纶夔在四川做官，他们弟兄专馆教读，贺国光是族弟，不能同他们兄弟一起上学，所以才去住武学堂。结果他们弟兄枉自写作俱佳，却不得不靠贺吃饭。言下颇有一点感慨。总之，贺对族人不问亲疏，只要你找他，他都乐于帮忙。（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二辑，本文作者人资料何其谷攻克建瓯之后第五路军并没有沿着建溪往延平前进，相反，他们在这里休整了三天，利用这三天的时间等待补给和增援部队的到来。第四天，李墨安的第十师和汤嗯伯的第八十九师赶到了建瓯。
接着在同一天，蒋介石和西科特将军、南昌行营主任熊式晖、顾祝同、陈诚等人乘飞机抵达建瓯，并且宣布在建瓯设立行营。很快，又有三个从属于中央军的步兵师向建瓯方向开进，分别是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第九十师，师长欧震和第八十五师，师长谢彬。一时间，蒋介石的“讨逆军”已经在福建的北方集结了大约七个师三个炮兵团和一个空军大队约十万人，远远超过了十九路军全部兵力的七万人。
在建瓯的原市政府内，蒋介石正坐在原来市政府的会议室的正中，而两边分别坐着几个师的师长和军长。当然，德国顾问团的几个高级顾问则坐在蒋介石的最旁边，而他对面的墙壁上则挂着一张非常大的福建全境地图，现任的参谋长贺国光正对这地图向大家介绍。
“目前来看，我们已经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北路大军已经占领了建瓯和屏南，基本上断绝了对方逼近我方浙江的企图，而对方的另一个重镇建阳也在进攻中，估计三天之内可以拿下。现在敌军的主力向福建中心重镇延平靠拢，准备在那里迎击我军。”贺国光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目前的情况。
听了贺国光的介绍，蒋介石点了点头，然后他把头转向旁边。他的右手位坐着帝国顾问团团长威廉.鲁道夫.赫斯。不过，此时这个年轻人正在叼着一根香烟做喷云吐雾状，好像自己参加的并不是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而是一次新年茶话会一般。蒋介石鄙夷的看了对方一眼，立刻把头转到了左边，那里坐着德国的另外一名顾问团团长，汉斯.冯.西科特将军，接着他问道：“西科特将军，现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不知道您对我们即将举行的第二阶段战役有什么建议么？”
“啊！”西科特愣了一下然后说道，“这个战役的计划是威廉.鲁道夫.赫斯部长制定出来的，我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还觉得不错。至于第二阶段的作战方针，还是应该请赫斯部长来谈谈。”西科特很轻松的就把皮球踢给了坐在他对面的季明。
“啊？我啊？”季明也同样很惊讶，过了一会儿他用惊讶的眼神看了看坐在旁边的那个蒋光头。蒋介石微微的点了点头：“威廉先生，请您说说对第二阶段有什么建议么？特别是我们是不是要按照您的计划继续进行呢？”
听了蒋介石的疑问，季明微微一笑，然后他摁灭了手中的烟头，轻轻的说了一句：“当然要进行。”说完，他站了起来，然后慢慢的来到自己前方的那个地图前，微笑的接过了贺国光递过来的教鞭，然后指着地图对在座的众人说道：“自敌人接连丢失建瓯、屏南和建阳后，他们北方的防御重点已经集中到宁德、古田和延平。这是他们北方最后的防御点了，因为只要我们击碎了这条防御带，福州将门户大开。而一旦攻下福州，那么福建就可以平定了。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尽快攻破这层防御带。”
“威廉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坐在右手第三个位子的南昌行营主任熊式晖急忙问道，“威廉先生，您是说对方的防御重点都在宁德到古田这一线，不错，这里的确集中了对方的三个师的兵力，但是对方西边的永安和顺昌至少还有两个师的兵力。如果对方从这里抽调兵力支援古田和延平的话，我们北线将面临很大的困难。”熊式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至今为止，福建西面江西一线的兵力并没有调动，所以十九路军的确可以通过那里调动部队前往抵抗，而通过延平一线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讨逆军”所谓的优势兵力和炮兵火力并不能够得到完全的发挥，所以从整体上来看“讨逆军”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不过，季明并没有因为对方的这个问题而被难住。相反，他看了一眼蒋介石，后者朝他微微的点了点头，季明这才继续说道：“刚才熊主任说得不错，如果我们采取全面推进的这个策略，蔡廷和蒋光最有可能的是从距离江西最近的永安调出他的部队。而这样一来，我的“群山”计划的第二步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说完，季明再次指了指地图上的坐标说道：“诸位，我想仗打了那么久大家一直都会很奇怪，张
军的第五军跑到哪里去了。要知道那个军可是有三I顾问训练的德械部队，88、87师和教导[张治中将军的第五军已经从江西的黎川秘密撤出，到达了明溪。只要对方在永安的部队一撤出，六个精锐师将从明溪直扑永安，攻占永安后将沿大田、仙游方向攻击福州侧翼的田。这样就能够彻底的断绝闽北和闽南的联系，把十九路军的主力压缩在福州一带，这样一来福州的大局可定。”说完季明看了一眼众人，接着说道：“诸位还有什么疑问么？”
听了季明的解释，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交头接耳起来。说实在的，这招他们不是没想过，但是具体实施起来还是真的有点难度的，特别是部队的协调方面。不过目前来看，特别是从对方自信的脸上来看，这个问题好像并不存在，所以争论声也就少了下去。季明则显得很无奈，为了执行这个计划，他把奥托.库姆给派了过去当联络员，这才保证了两支部队的联系畅通。看来当时中国的军队最差的不是士兵的素质，而是高级军官的主观能动性。这些军官的素质并不是非常的高，哪怕是那些高级将领，他们都缺乏必要的军事理论知识，他们打仗完全凭借经验，而且非常的守旧。看来，为了以后能够和日本人对抗自己还得下一番功夫。
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说话了，这次说话的人是八十九师师长汤嗯伯。他问对方道：“阁下，从表面上来看，您的计划没有什么疏漏。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万一敌永安的部队不撤出来，或者我军攻击永安的部队受挫，那么我们不是很危险了？万一江西方面上官云相的部队被敌击溃的话，那么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季明刚要回答，坐在一旁的西科特站了起来，他整了整军服，然后说道：“作为计划，总归有不少漏洞，只不过在于漏洞的多少和是否能够解决突发的情况。威廉先生的计划是十分完美的，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执行的也十分的圆满。至于汤将军所说的担忧也是对的，不过我相信上官将军。为此，我的副手法肯森霍斯特将军已经亲自前往黎川代为指挥江西方面的防卫工作，而且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江西方面根本无法撼动拥有二十个师强大兵力的防线，所以我认为江西方面的威胁可以不要考虑了。现在，威廉先生该说的也已经说了，剩下就看蒋委员长的意思了。”说到这里他把头转了过来，对蒋介石微微的鞠了一躬，然后说道：“请蒋总司令下达命令吧。”
见皮球又踢给了自己，蒋介石显得十分的无奈，他点了点头，然后开口说道：“我命令，”他的话一出口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全体部队向延平方向攻击，务必415拿下延平！”
“是！”听了自己老大这么一说，所有人立刻立正，他们恭敬的向自己的老大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慢慢的离开了。
与此同时，在福州的人民军前敌指挥部里，蔡廷和蒋光正趴在桌子上研究地形。“形势相当的不妙啊，”蒋光看着地图摇了摇头，“目前敌人已经占领了建瓯。现在我们福建的北大门已经失手了，目前来说我们只有全面的坚守延平和古田了。”
“是啊！”蔡廷听了自己搭档的话也微微的点了点头，“我早就建议部队出闽北击浙东打乱蒋介石的部署，但是李济深他们不同意，说什么这样会过度的分散革命力量。后来对方几万人打过来了，又不肯放弃建瓯，说什么过于消极影响革命士气（这可是李济深的原话，蔡廷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介绍）。现在好了，建瓯给人家攻下来了，又叫我们保卫福州，说什么保卫首府之战，如果胜利则可以军心大振。我真的是搞不懂他们了。”说到这里蔡廷摇了摇头。
“现在不管谁对谁错都不重要了，”蒋光摇了摇头，“目前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守住延平和古田一线。我已经命令毛维受的第二师首位延平以西的校场坊总部独立团和特务团守卫延平的九峰山，第七十八师守卫马尾要塞，第三军守卫古田，第七师调回福州休整。此外，我已经命令在延平和古田构筑工事备足粮水希望能够拖一些时日，等待江西方面的解围。”蒋光画着标记解释道。
“嗯！”听了自己搭档的解释以后蔡廷立刻说道，“只有这样了。如果延平丢了我们十九路军就完蛋了。”说完，他再次看了一眼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然而，西昌尚未获得解放。出逃台湾的蒋介石妄图以西昌为据点，控制西南，达到反攻大陆的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挖空心思，精心策划，作了极其周密的部署。首先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从重庆迁来西昌，收编川西脱围残部，整编扩充地方反动武装，纠集地方军阀、恶霸，成立“反共救国军”。为加强指挥作战力量，除委任贺国光为西昌警备司令外，于1950年1月14日，派遣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顾祝同亲临西昌，与胡宗南、贺国光秘商军事部署。不仅如此，1月29日，蒋介石又安排其子蒋经国从台湾飞来西昌，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在蒋介石看来，西昌地处川、滇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只要守住西昌，向北可向川西平原推进，向南可图云贵，继而实现他控制西南、“救国’’的梦想。西昌是他最后的惟一希望。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还有另一个如意算盘是，如果西昌最终守不住，退一步可留一部分力量在大凉山山区打游击，主力南渡金沙江与李弥、余程万残部会合。万不得已退到滇、缅边境与我军周旋，等待“国际事变”。蒋介石一方面加紧部队部署，同时又从台湾空运大批武器装备来昌，摆出一付要与我人民解放军作最后决战的架势。当时，西昌地区共有国民党第一军、第二十七军和一二四军残部以及当地反动武装共12000余人。
为铲除国民党顽固派在大陆最后一个据点，1950年3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领导策划下，部署了解放战争中最后一个战役——西昌战役。
西昌战役的作战方略是：北线由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四师担任主攻，一八五师五五三团侧应配合，于3月12日从温江出发，分路南下，向西昌进军；南线由人民解放军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四十三师，十四军四十师一一九团、四十二师一二四团及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桂滇黔边区纵队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和宁属人民军金江一、二支队由滇北和滇西同时分路北上，对西昌实行合围包抄。
南北两路部队，分别采取多路并进，层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北渡金沙扛，南抢大渡河，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昼夜兼程，迅速向西昌合进。
3月26日，我人民解放军南线先头部队首先进入西昌境内。在我军的炮火攻击下，胡宗南、贺国光于当夜10时急匆匆乘飞机经海南岛逃往台湾。
3月27日，我人民解放军十五军四十四师雄纠纠开进西昌城，宣告西昌解放。接着，各路部队乘胜追剿溃逃残敌。六十二军一八四师五五O团抢占小相岭两侧高地，居高临下，向溃逃敌军羊仁安部迎头痛击，将羊部1000余人全歼于岭北。从岭南爬上山来的敌三三五师，像没头的苍蝇，钻进了预设好的口袋。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猛烈的政治攻势下，当日下午5时许，师长王伯华率三三五师全部缴械投降。
3月31日，我一八四师五五二团在甘相营、鸡窑沟附近，追上和歼灭了“反共救国军”的大部敌人。紧接着，一八四师和四十四师协同作战，将逃往昭觉和黄茅梗深山老林的敌人全部消灭。蒋介石的美梦到此化为泡影，西昌战役胜利结束。
西昌战役，自1950年3月12日至4月7日，历时25天，经14次战斗，相继解放19座县城。歼灭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西昌警备总司令部，西南游击第二路总司令部，国民党军第五、七两个兵团部，二、三、二十七、六十九、一二四等五个军部，宁雅联防司令部，宁属靖边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毙、俘、投诚少将以上军官30多名，团以下官兵15592名，缴获飞机3架，火炮97门，轻重机枪、高射机枪553挺，其他各种枪支10178支，汽车25辆，战马502匹，电台24部，炮弹12070发，炸弹2048枚，各种子弹969360发，手榴弹5523贺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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