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草根学者于建嵘
郝庆军
引子媒体“英雄”于建嵘
于建嵘红了。这是南方某周刊最近报道于建嵘时的新闻标题。我搜罗报刊和网络，发现近几年于建嵘的确很有名，很抢眼球，很火，报道之多，之频繁，之耸动，令人咂舌。于建嵘简直成了网络红人，媒体的宠儿。
但是，这类报道看多了，疑问也渐渐多起来，因为我发现媒体打造的于建嵘几乎是一副面孔——与体制作斗争的“英雄”。只要看看“标题党”们炮制的醒目标题就略知一般，诸如此类的有“于建嵘怒斥县委书记”、“于建嵘反对强拆，指名道姓骂官员”、“不畏强权、敢说真话，为老百姓鸣不平”、“镇住那些当官的”、“中国的罗宾汉”等等。就差没把于建嵘说成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梁山好汉了。
有两个段子很能说明这一点。
一个是于建嵘在江西省万载县讲课时，怒斥县委书记，罢宴而归的故事。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话说某日，于建嵘应万载县委之邀，给当地700多名干部讲课，县委书记陈晓平作陪，课罢，陈宴请于建嵘。席间于建嵘对陈进言说，一个县城搞五六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会引发许多纠纷，宁可搞得慢一点，减少些社会矛盾。其实于建嵘不太知道一个县委书记面对“发展”的压力有多大，陈晓平也不知道于建嵘掌握着话语权，是无冕之王，双方都是“错位”的。于是在宴席上，这位可怜的陈书记说出了“没有我们这么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这样不策略的话。其实他是说，如果不发展，经济上不来，财政收入少，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就无法改善；没有发展，你们知识分子就不会有便捷的高速公路可以自由来往，也不会有干净方便的宾馆住。但是县委书记的唠叨惹恼了多少有些矫情的于建嵘，他拍案而起，扬长而去。当天，于建嵘发了“没有县委书记搞拆迁，知识分子吃什么”的微博。立刻，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遭到网友的人肉搜索。于建嵘断言，陈晓平的政治前程多少受到了影响。
于建嵘发微薄
一条微博受到万民称颂，万众拥戴，可以轻易断送一个县委书记的政治生命，确实威力巨大。但是，如果这个县委书记是个清官、好官，只是在饭桌上说了句不得体的话，这样做，岂不也是另一种话语暴力，另一种草菅人命么？
另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是于建嵘的一条调侃官员的微博：“有一个任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据说，此条微博一小时内被转发近2000次，被网友评为当日“最给力微博”，认为于教授开创了一种新文体——“建嵘体”，也称“谈心体”。
这条微博受到热捧也反映了民众的“仇官”心理，同时建构了于建嵘反官僚、反体制的“英雄”形象。
而另一条戏拟或戏谑性的微博则解构了于建嵘的“英雄”形象：“有一个叫于建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做批评的。这是因为你没有做批评，不知道做批评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骂一次官员，网民就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跟帖等等权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骂的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这是网络的力量，或者说是网络的阴谋。他们在制造大众需求的媒体红人的时候，总是捧其一端，不计其余，无限放大民众喜爱接受的一面，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他的另一些方面，哪怕那些方面很重要。这是另一种扭曲，另一种暴力，另一种专制。
比如，对于建嵘，有些媒体总是放大他对抗官员的一面，突出他与体制不太一致的方面，凸显其反抗与倔强的一面，而他作为学者严谨治学的一面，人性中朴实沉稳的一面，对待人生宽容闲适的一面，则很少有人提及。久而久之，如果于建嵘不自省，在媒体的狂欢中沉醉，迷恋，甚至忘形，他就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软刀子杀人不觉痛，这就是鲁迅所谓的“捧杀”。
本着寻找一个学者于建嵘，一个凡人于建嵘的目的，2011年6月14日清晨，我试着给于建嵘发了一条短信：“建嵘兄，近日读到你的《抗争性政治》和《底层立场》两书，有了一些想法，想同你沟通，找你聊聊，可否有时间？”于建嵘回复：“没有问题，什么时间？”我没想到他这么痛快答应，立刻回复：“谢谢！时间地点由你来定，我随时恭候。”
他短信说：“今天来小堡中国画家村？”我兴奋起来，只回复了一个字：“好”，马上收拾录音笔和相机，扑到电脑桌前搜索百度地图，查询行车路线。还没查完，于建嵘的指路短信到了：“通州宋庄小堡村（中国画家村）。开车：京通高速快到头时往山海关方向转原京哈高速第一个十字路口左拐……”仿佛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
从短信往来的这些细节看，于建嵘是一个细心、周致、体贴之人，不像神经粗大的冲动汉子。
我发动了车子，按照他的指引上路，两个小时后，来到他的宋庄农家院。在著名的“东书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领着我看了他的资料室，切了甜甜的西瓜吃着，泡了浓浓的咖啡喝着，给我详细介绍了他目前的几项工作，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第一次见他，打量着这位几乎被神化的于建嵘。花格子短袖衫、黑色短裤、塑料拖鞋，装束穿着像个下岗工人；卷曲头发、黑框眼镜、满头大汗始终冒着蒸汽，形象气质像个乡村教师。但他的笑容充满了亲和力，沙哑的嗓音与滔滔不绝的话语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于建嵘接受我的采访
中午我们一起在宋庄画家村的一个充满后现代风格的餐馆吃了他的家乡菜——湖南菜。每道菜都顶着红红的辣椒。香与辣，刺激着敏感的神经，也激发出灼热的思想。我们谈兴甚酣。饭后，于建嵘匆忙了结了几件应急的事情，我们继续进行深度的交谈。原本两个小时的采访，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半。我们谈了整整六个小时！
他慢慢地打开自己，一颗真诚炽烈的灵魂鲜活地呈现出来。我看到了一个飞扬而又沉稳的人生，一个充满紧张而又安闲达观的于建嵘。
三个重要的人生桥段
我是通过引用柳青《创业史》里的那句名言开始我们的谈话的。
我说：“有一位著名作家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的问题是，在你49年的人生历程中，你有哪些‘紧要处’，或者‘人生关节点’、‘人生转折点’？”
他毫不犹豫地说：“三个转折点：上大学，下海和读博。”
随后他详细地向我叙谈了他的三个重要的人生桥段。
1962年9月1日，于建嵘出生于湖南祁东县一个工人家庭。4岁前，生活倒也平静，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于家的日子发生陡转——解放前曾做过地下党的于建嵘父亲被诬为“土匪”，被造反派“揪”了出来，接受批斗。而于建嵘的母亲与于建嵘的四个兄弟姐妹一起被下放到永州农村。
这其中有8年期间，于建嵘一家又被农村赶回城里，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又成了“黑户”。如果只是穷一点，苦一点，对于建嵘来说没有什么，因为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都穷。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没有户口，也就是说，他们连农民的身份都没有，在北方称之为“盲流”，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这一点让于建嵘很受歧视。因为没有户口，他上小学很晚，他至今都不会拼音；费尽力气，好不容易上了学，却又因为没有正式身份而受到同学们的歧视。
物质的匮乏，忍饥挨饿倒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压抑和无根的漂泊感。于建嵘很小就感受到世态炎凉，感受到来自社会的重压。他处在底层的底层。他从工人阶级的后代变成了农民，后来连农民的身份也一度失去了，成了盲流，到处流浪，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白眼，那种感觉是刻骨铭心的，会留下深深的创伤记忆，永难平复。
名人在成名或成功之后，总是喜欢谈论之前的苦难、艰辛，甚至不幸，以衬托其生活经历的不同寻常和奋斗历程的曲折复杂，表现其性格的坚毅、思想的成熟、品质的优良等等过人之处。确实，失败是成功之母，苦难是最好的学校。但是，未成名、未成功的人未必就不吃苦，不失败，只是他们无缘表达，没人对他们感兴趣。所以，我对名人“秀”苦难，总是抱有一份同情，觉得那样非常幼稚可笑。
问题不在于你经历了哪些苦难，而在于你成功之后如何看取这些苦难，如何解读这些苦难。
我觉得很多媒体对于建嵘的少年时代一度没有“户口”，成为黑户，过了一段流浪的生活，有些过度阐释，认为那种经历让于建嵘对体制有一种天然的憎恶之感，是他后来反官僚体制的一个精神动力。我认为这种解释是牵强的，也无益于真正理解于建嵘，反而扭曲了他的形象。
我同于建嵘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坦言少年时代的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也受到了很多教益。最起码让他了解到了农村和农民，为他后来做农村调查和农民研究打下了认识基础。他出身于城市里的工人家庭，下放的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农民，观察农村社会的结构。
“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带来最大益处的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社会，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必须保护社会个体最基本的权利。保护了个体的这个基本权利，就是保护了整个社会。这一个基本观点贯穿了我后来所有的研究和思考。我小时候渴望得到社会承认，渴望得到与别人一样的基本权利。当了学者之后，我更加自觉地认识到，争取个体的基本权利，就是为我们每个人争取权利，这是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
于建嵘这样总结他的少年苦难带给他的思想财富。
1977年，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于建嵘的父亲得到平反，四个月后，父亲辞世。两年后，16岁的于建嵘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
于建嵘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您不要怕了。我向您发誓，我一定要让您过上好日子。我考上大学了，咱们什么都不怕了，4年后，我毕业了，挣工资了，第一年每个月45元，第二年每月53元，我能养活您了。”
上大学对每一个身处底层的人来说都是改变命运的一个关键节点，于建嵘也不例外。
从此，于建嵘从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身份不明的人，一跃成为天之骄子，成为社会精英，进入体制内。
体制内的优势就是有安全感。它为你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位置，你在这个位置上尽职守，守规矩，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能升迁，也能发展，你能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是大多数人向往的生活。但对一些不安分、“有想法”的头脑来说，体制内生存其实是一种折磨，一种消解，一种窒息。
于建嵘大概就属于这种不安分、“有想法”的人，因为他大学毕业后，不断变换工作，居然有四五个工作之多，最后终于无法忍受体制内的种种桎梏，选择了辞职下海。
1983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衡阳医学院分院教书。他学的是政治，自然不会让他教解剖学，他只能教“马列”这种公共课。僵化的教科书和死板的教学安排，让于建嵘这种思想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不胜其烦。
那是在一个追求思想解放的新的启蒙时代，21岁的青年思想者于建嵘对风雷激荡的社会思想运动有着无限的期许，他对国家的变革和社会的改造有一整套设计和想法，怎么能够容忍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在一个僵化的岗位待一辈子？
正如鲁迅当年的选择一样，于建嵘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1984年，他第一次跳槽，去了《衡阳日报》的政治生活部，为报纸写社论。那是中共衡阳市委的机关报，社论规定了全市的大政方针和政治方向，可见于建嵘思维之敏，文字之好。
三年后，于建嵘又到了衡阳市政府教委，担任领导秘书。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他若把握住这次机遇，有可能会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最起码会有一个光明的政治前景。
但是，如果甘愿仰人鼻息、俯首帖耳地做别人的马前卒，那就不是于建嵘了。他骨子里的那份桀骜不驯和他胸中的那些奇思异想，阻止了他长期去当那个安安稳稳的秘书。不久，他又要逃了。这是他的第三次跳槽。他跑到衡阳市教委下属的一张报纸，当了一名普通记者。
当然，还有第四次跳槽，他在上世纪80年代体制内的最后一份职业是衡阳师范学院的教师。命运真会捉弄人，总是喜欢给聪明人开玩笑。于建嵘仿佛走了一个圆圈，从衡阳医学院的教师岗位出走，一路折腾，最后又回到了教师岗位，只不过换成了衡阳师范学院。
上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是一个沉闷的历史时段。内心苦闷的于建嵘觉得自己仿佛被困在“铁屋子”之中，他要奋力挣脱，走出困局。1991年他终于下定决心，辞职下海了。
他和一帮朋友去了海南，他考取了律师执照，会同一批南下的掘金客，做起了专职执业律师。
1991年到1995年，于建嵘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他拥有200万元之巨的资金。一些朋友，像潘石屹、冯仑、王功权等，用这些资金作为第一桶金，开始了发财致富的创业之路，现在都成了亿万富豪。于建嵘却没有加入到这批创富队伍之中，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子。
他花了近30万，买了一辆高级轿车，然后开着车，装备好生活用品，用这笔资金开始了全国漫游。
那是一次真正的精神之旅，也是堂吉诃德式的漫游。
他不在意名山大川和风景名胜，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著名的大学。每到一处，总打听这间大学最有名的教授和有争议的思想。然后去听课，去参加讨论会，去会见志同道合的朋友。
1997年，他漫游到武汉，有一位朋友听到他的关于中国社会的见解之后，对他说：“你的这些意见，跟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有些相似，你何不找他聊聊？”
于建嵘找到徐勇教授谈了自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些认识和想法。徐教授惊讶地说：“没想到你思考的问题已经这么深了，太难得了。”
于建嵘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历程一一向徐教授坦陈，徐教授建议他考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于建嵘说自己“野”惯了，不想再受学院的束缚。徐教授说：“读博士不是为了只取得文凭，而是取得说话的权利。有了博士学位，当了专家，你的许多想法就会更容易的获得社会的认可，你能更容易地影响别人。读了博士，就有话语权，这个很重要。”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1998年于建嵘考取了徐勇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开始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艰辛历程。2001年博士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在社科院农发所工作，书写自己更加精彩的人生段落。
脚走出来的学问
与于建嵘对话，你很快发现，在他嘴里没有时髦的名词，没有炫目的理论，他一张嘴就是个案，就是经验，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讲得最多的是普通农民、下岗工人、上访群众，以及那些在底层挣扎着的灵魂。
有人说，于建嵘是用脚做学问的学者。我读了他《岳村政治》《安源实录》等著作之后，对这个评价深有感触。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当年毛泽东深入调查农民运动之后作出的结论。于建嵘的学问是从做调查开始的。1998年到2001年三年的博士阶段，有两年时间是在乡下农村度过的。
于建嵘在自己的资料室
这期间，他做了两件意义非凡的事。
一件是循着毛泽东当年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查的路线，沿着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五个县，重新走了一遍。他的目的是看看70多年过去了，农民经济和生活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村出现了哪些新问题。他研究历史，更关注现实。在此期间，他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他以后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打下了基础。
另一件事是长期驻扎在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进行调查。他走访了几百人，查阅了大量史志、经济、社会和个人的资料和统计数据，记下了数百万字的调查笔记。事后，他整理了几十万字的《衡山调查记事》，详细记录了他的调查过程和感受。
其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可见他的治学态度——
2000年12月26日，上午9时10分，乘坐2161次列车，离开了武汉，重回湖南衡山县从事乡村社会调查。这一天刚好是毛泽东的生日。
这次到湖南各地从事乡村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具体核实论文中使用的相关材料，听取当地党政领导和农民对论文基本论点的看法。因为，我认为，实证调查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是，将你的研究成果交给被调查者，让他们从你的研究中体会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来评判你对其讲述的故事的理解和运用——将这看作是类似法律活动中的一个“质证”。计划的时间是50天。
学术是一种求真的科研活动，不能曲学阿世，为某种流行的观念做注脚，或者为某一利益集团代言。求真，意味着拨开假象，探身其中，是要吃些苦头的。请看这段记录——
（2001年1月）5日早上6时许，天还没有亮，就顶着雨雪，开始了县城之行。天黑路滑，在赶往车站的路上，掉进了一个大泥坑，裤子撕了一个大洞，搞得像个泥人，公共汽车司乘人员说我一身是泥都不准我上车。最后只有高价坐上一部小四轮，经过2小时的路程，在9时半到了衡山县城，稍许休整，就冒雨到县委。在县档案馆见到县委办陈副主任，他见状大吃一惊，担忧和关怀之情，让我感动良久。
于建嵘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在200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好评如潮，之后又获奖无数。
至此，于建嵘在学术界的地位得以奠定。
博士毕业后，他从华中师范大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武汉到了北京，他完全可以像其他学者那样，过一种优游自在、充满智性的学院生活。在大城市，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发论文，做演讲，抓课题，搞项目，按照现行的学术路径，奔赴前途光明的前程。
但是，他没有。他选择了另一条更为艰辛的学术之路。
2001年5月1日，他去了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考察中国产业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同工人们一起，蓬头垢面，住在肮脏的小旅馆，整日吃泡面，同工人一起下井……他的安源调查工作一直延续到2005年4月27日，前后历时4年时间，他走遍了安源煤矿的大街小巷，探访了上至局长、矿长，下至一线的挖煤工、临时工上百人，掌握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和数据，之后，经过数年的整理和思考，写就了震动海内外的《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曾和于建嵘一起到过安源，亲眼见证过于建嵘在安源煤矿工人中受欢迎的程度，也目睹了于建嵘如何深入到工人生活的深层所作的那些实证研究。
她这样评价此书：“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于建嵘教授这本关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作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数年来，他潜心研究安源工人，在搜集、分析文献资料的同时，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另外，于建嵘本人成长于安源附近的湖南工人阶级家庭，因此，对于本书的撰写，他既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又有真挚的感情投入。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罕见的组合，造就了《安源实录》这部卓绝的学术研究。”
无论是研究衡阳的农民，还是调查安源的工人，于建嵘心中始终围绕着一个词，那就是“权利”。他关注的是农民和工人的权利是否得到应有的保障？他们的权利由谁来维护？一旦他们的权利受到了损害，会发生什么？他们的承受极限是什么？
在社会转型期间，在利益大调整，阶层大分化的情况下，如何维护工人农民的基本权利？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迫切的现实问题。于建嵘的研究目的就是快速找到这些答案，为政府和国家决策机关提供真实可靠的咨询意见和建议。
2004年以后，于建嵘的研究方向重点调整到研究社会稳定和群众维权的问题上来。在湖南衡阳和北京南二环，他集中调查了上百个“上访户”。他倾听他们的诉说，了解他们的诉求，与他们交朋友，为他们提供食宿。于建嵘的家里经常看到上访户的身影，宋庄于宅成了他们的避难所。
于建嵘画的油画《母亲》
采访那天，于建嵘拉着我到他一间资料室里，他打开一个个铁皮柜向我展示他搜集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其中我看到许多字迹写得歪歪扭扭的“上访信”和“申诉材料”。
他对我说：“老兄，别轻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承载着无数家庭的辛酸，也是我们做研究最可宝贵的材料。分析研究这些材料，我们能看到中国底层人民的诉求，看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所在，也能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啊。”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调研，于建嵘于2007年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一书。这本书系统地把农民上访维权现象进行了理论性的梳理和分析，其中对“维权精英”的身份特征、“组织网络”的结构形态、“维权行动”的方式方法及其引起的社会冲突，带来的政治风险都做了理论解释。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正面解释了农民上访的原因、形式、方法及其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于建嵘在书中呼吁，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要把农民视为具有理性判断力的政治人。
同时，他对学者的责任与立场给予了重新定位：“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农民，对学者来讲，就必须勇敢地克服政治禁忌和自我审查，放下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以学生的身份而不是以学问家的身份深入农民的生活，进入最能全面实际地观察农民真实政治心态和行为的现场，争取他们的信任，了解他们真实的政治观念和行为方式；而不是以教师爷的面目、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居于闹市庙堂，学几句洋话就以‘社会控制’、‘农村治理’等话语霸权来训斥正在努力改善自己政治生态的当代中国农民。”
正是因为于建嵘以谦卑的姿态进入农民、工人之中，才能发现农民和工人身上可贵的东西，才发现他们的政治智慧和价值诉求，进而他的研究才能得出的科学正确的结论。
调查了农村，知道了农民的政治诉求；调查了煤矿，了解了工人的真实地位和阶级愿望；调查了那么多上访群众，清楚了他们因何上访，上访途径、形式和方法。十几年寒来暑往，奔波在大江南北，积累了那么多的材料，成箱成捆，脑子里那么多鲜活的经验，渐渐成形，挥之不去。
于建嵘想，应该有个理论性的总结了。
2010年，人民出版社印行了于建嵘的《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时间，洛阳纸贵。这本书上市几个月就加印了多次，一直位列学术类排行榜前十位。
于建嵘获奖无数
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触及到了社会敏感的神经：社会冲突。于建嵘对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利益博弈各方的矛盾和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尤其对“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泄愤事件”的分析最为精彩。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在涉及“拆迁”、“城改”等敏感性问题时，都主动请于建嵘讲课，问计于他。
《抗争性政治》出了以后，于建嵘成了“香饽饽”，他被许多地方“抢”去。于建嵘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问题，讲到动情处，甚至开骂。但官员们并不反感，反而感激他说实话，说真话，对他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指导。
但于建嵘并不以此骄矜轻狂，他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也清楚解决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他说：“学者的天职是求真，揭开真相，说出真话，探求真理。学者不是‘演员’，也不是鼓动家，当然学者也不是谁的幕僚，不是谁家的清客，更不是帝王师。学者应该追求一种独立的品格，对社会和老百姓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在底层寻求力量和智慧
一个大学者的成长是需要许多条件的，比如禀赋、勤奋、机遇、环境、性情等等，缺一不可。于建嵘的成功，固然因为他的才气、胆略、见识和能力，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身上的那种对底层民众怀有深厚情感的真性情。
他说：“我来自底层，少年时代过着流浪的生活，对老百姓天然有一种亲近。后来我考上大学，当了大学老师、报社记者，其实还是没有脱离了底层；再后来当了律师，接触到旁人没有见识到的社会的灰暗角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公平与正义对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成为学者之后，这种观念就更加自觉。我觉得，底层对一个学者来说，不只是一种社会现实，还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立场、一种研究方法。”
无论在农村，还是煤矿，不管是衡阳绍庄，还是在北京南二环“上访村”，每到一处，于建嵘很快融入那里，成为底层群众的知心人，他们对他无话不说，真实的材料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他，他从没被拒绝过，从没失败过。
什么原因？于建嵘说：“最根本的是，你的心与他们是相通的。老百姓最聪明，他用眼角扫你一眼，用鼻子闻一闻你身上的气味，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会不会同他们一条心，对他们有无善意，他们心里明镜一样清楚。你要哄骗他们，他们也不揭穿你，但他们会疏远你，不理你，那你怎么研究他们？”
底层是一种价值尺度。学者研究底层，要认同这种价值。作为学者，你站在底层的立场上，就会发现许多新材料、新问题，研究就会向前推动。如果你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或者站在某些利益集团的立场上，用一些现成的知识框架，或者西方（官方）的理论视野，去解读底层，诠释底层，你的研究就会陷入危机，钻进死胡同。
于建嵘的底层调查之所以成就斐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底层经验的价值认同。他常说，老百姓最有智慧，他们最聪明。
他在衡阳调查农民维权运动的时候，与几十个“维权精英”交了朋友，发现这些被称为“上访代表”的农民身上具备的优秀品质和生存智慧。
在安源煤矿，他和工人们亲密无间。他常年住在煤矿边上一家简陋的旅馆的301房间，这个房间经常挤满了人。工人们经常给他送来热腾腾的饺子、辣椒和其他时令水果。
农民和工人喜欢把自己的烦恼、愿望、困苦都向他诉说，他获得的材料是最真实原始的，研究结论也就是最扎实可靠的，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就最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所以，他成了许多政府部门的座上客，他成了著名的“维稳专家”、“危机公关的智囊”。
但于建嵘开出的“方子”是倾向老百姓的，为底层人民着想的。对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现象，于建嵘毫不客气，张嘴就骂，架起大炮就“轰”。湖南人的泼辣峻急的性格，当律师练就的口才，以及在基层调研多年对问题把握的自信，这些因素使于建嵘成为中国公共领域重要的“意见领袖”。但不管他有多么“火”，他的情感底色始终是倾向于底层民众利益的。
我怀着好奇，曾问过于建嵘一个问题：“你最先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怎么让那里的老百姓接纳你，亲近你？有没有诀窍？”
他狡黠地一笑：“老兄，这个问题一般人我不告诉他。这里牵涉到要认识底层人精神结构的问题，里面还有人性的成分，也有底层人的智慧。”
“有这么大的学问么？”我质疑道。
“有嘞，老兄。”他呷一口茶水，黑框眼镜后面的眼光变得散淡起来，仿佛在回忆，又仿佛在说眼前的事情，“比如，2001年，我初到安源煤矿，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我就到一家饭馆，专拣好的菜点，而且多点，菜吃不完就走。连吃三天后，饭馆老板就对我产生了浓厚兴趣，就主动找我攀谈。因为我和餐馆老板是买卖关系，他对我不设防，又因为我在他那里消费了一些钱，为他创造利润，很自然他就对我有好感。这个时候，我就对他说了实话，拿出介绍信、身份证给他看，说自己是北京来的博士，为完成一项课题，到安源煤矿来做调研，请老板帮忙，介绍几个人认识。老板一听，非常高兴，拍着手说，首都北京来的客人，太好了，这里我最熟，你找谁都能找到。于是，他主动为我联系调查对象，调研很顺利地开展起来。”
“你真聪明。”我夸他道。
“老兄，不是我聪明，是我理解人性。”他谦虚地摇摇头，卷曲的头发迎风飘舞，继续说：“在社会学范畴里，我的这个做法，叫作‘借助权威’。你看，在一个地方，开餐馆或者是开小卖部的人，大多是当地有些威信和知名度的人，你取得了他的信任，就取得了那个地方所有人的信任。你只要开好这个头，往后进行所有的调查，都会无往而不胜。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与他们心连心，不然，就成了诓骗。”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于建嵘所说的“底层还是一种研究方法”这个命题。
方法来自于立场和观点，方法必须与立场相一致。在于建嵘那里，底层不只是一种社会存在，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理解现实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一种根本的方法论。
底层视角，在于建嵘那里，是一个有无限创造性和生发性的方法。不仅适合于学术研究，还可以应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
2010年，他利用微博掀起随手拯救乞讨儿童的社会运动，这个事情在本年度构成了中国网络十大事件之一，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于建嵘也因此受到更多社会认可和尊重。
路边乞讨的儿童有许多是人贩子贩卖或骗来的，卖给丐头，以营利为目的组织乞讨，真是丧尽天良。如果从官方传统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需要公安、妇联、交通、民政等部门联合行动，未必能完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于建嵘发起的微博随手拍摄解救乞讨儿童的做法，来自于他多年来研究底层的心得。运用微博和网络，任何持有手机的人都可随手拍摄乞讨儿童，利用微博，马上上传网络，被拐骗的儿童父母确认是自己的孩子，然后报案，协助公安部门，按照拍摄地点的线索，很快就能找寻到被拐骗的孩子。
这个活动取得了奇效。随手拍摄，随时解救，没过多久，你在大街上很少再看到乞讨儿童。许多人说，于建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2011年5月，于建嵘又发起了另一项重要的民间社会活动：随手送书下乡。
我到于建嵘家的时候，刚进门就看到他的两间屋子里堆满了旧书刊。
起初我误以为走错门，进了旧书收购站了。后来才知道，于建嵘家的那两间房，是“随手送书下乡”活动中的一个旧书集散点。
中午吃饭的时候，与同桌就餐的有一个叫王强的年轻人攀谈起来。聊天中知道，他是一个做棉布批发生意的老板，家里开着三个门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说，他把生意经营的事情交给了他老婆和弟弟打理，自己专门帮助于建嵘打理“随手送书下乡”工作，他负责于建嵘的这个集散点。
“随手送书下乡”网点负责人之一王强
我立刻来了兴趣，向他了解“随手送书下乡”活动的来龙去脉。王强兴奋地告诉我，这个活动刚开始一个多月，全国就建立起了50多家图书点，每个点都有上千种图书和杂志……我问，你在活动中担任什么角色？他说，负责收书和送书。我问，你怎么取得报酬？他一愣，不解地望着我说，没有任何报酬，完全自愿，我是志愿者。我问，你放弃你的生意不做，自愿来这里工作？他点点头。
我还是有些不解。等饭后问了于建嵘，才知道他又干了一件漂亮的大事。
起初，于建嵘发现，在农村，农民缺少书读，而在城市，富裕家庭一些书刊读过之后就堆在家里，如果城乡之间建立一种沟通机制，把城里人家里多余的书运往农村，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问题是谁来组织，怎样运送，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保持长期性。
于建嵘利用微博，再次发挥底层经验和民间智慧，使这个复杂的工程马上成为可能。
因为于建嵘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有几十万的粉丝，其中不乏喜爱读书之人。于建嵘指派若干网友为他所在村的图书点的负责人。在他家腾出一两间房作为图书点，周边的人来他家借书读书。图书的来源是他周边城市里的网友自愿送来的图书。图书可以在各个图书点之间流动，互相传看。
经过一个多月的试运行，此项活动广受欢迎。都是志愿者，送书的人都是开着自己的私家车送书，送书下乡的队伍排得很长。城里的书送到乡下，在乡下又互相流传。网友们什么报酬也不取，却乐此不疲地工作，因为他们觉得这项活动中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意义。
王强说，送书的网友中多是家境富裕之人，他们觉得于建嵘的随手送书下乡活动，为他们找到了一件有意义的活动，他们为社会做事，不取报酬，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崇高感被激发起来。
于建嵘说，这项活动的意义还在于，通过随手送书，可以把城乡之间的障碍打通，重新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另外，这是一种毫无障碍的文化交流活动，随手送书下乡，使得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得以交融，为中国城乡一体化、东西部一体化、工农一体化的发展探索新路，积累经验。
说到兴奋处，于建嵘告诉我，当时选择由谁来当这个图书点的管理员，颇费了他一番心思。
有人说，可以让村支书或村长来兼任，有人说，让村里的小学校长来当这个图书点的管理员。于建嵘力排众议，说这些人都不行，他们虽然有威信，但是他们缺乏热心，因为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村支书或村小学校长，整天忙得团团转，不会做好这个工作。
但是，如果选一个热心网友，他会对这件事很负责，因为，从全国各地送来的书，汇集到他家，他再借给村里其他人来看，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因为他了解更多的文化信息，懂得更多知识，产生一种比一般农村人更高远的文化眼光。久而久之，他会成为他那个地方上的文化代言人，成为新的农村的文化代表，成为新一代的文化绅士。如果，全国2859个县中数十万个村每个村有一个这样的新文化绅士的存在，将来中国农村就会完全是另一个面貌。那会是怎样灿烂的文化前景啊。
这是于建嵘的文化抱负。底层智慧激活了于建嵘的想象力，成就了“随手送书下乡”活动。
结尾草根学者于建嵘
说到底，于建嵘其实是一个草根学者。他无权无势，只有丰富的底层经验和高水准的专业素养，外加一颗赤子之心。
他是人，一个普通的人，只不过他有些执拗，人很性情，在公共场合，敢说实话和真话。其实说真话是学者的天职，他只是尽到一个学者应有的本分，怎么就成了“英雄”了呢？由此可反观我们的舆论环境。
我曾问他：什么动力促使你到群众去，苦哈哈地做那些费劲的调研？是想为老百姓代言么？
他很干脆地回答：不，学者不是谁的代言人，学者的任务是求真，你只是把真相和真相背后的发生机制找出来，告诉大家，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问题还不止于此，”他有些激动地对我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中国农民的苦难，为什么只能靠学者的呼吁？我们为什么不关注一下他们自己的利益代表机制呢？不能将农民的命运仅仅交给几个学者。我们对中国农村充满感情，但只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基于道德和良心的感情。这远远不够。”
说到研究动力，于建嵘直言不讳地说，他这些年在底层调研，有两个直接的因素。
一个是惯性，他习惯了这种行走的生活，习惯了通过与老百姓打交道获得鲜活资料的研究方式。二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利益考虑。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围，自己多年来一直对底层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进行研究，是自己的专业对象，在学术界站稳脚跟，形成气候，造成影响，这里有他的专业利益在，不得不跑。
“没那么高尚，老兄，”于建嵘习惯性地把自己的身体往后一团，短粗的身体在竹制躺椅随之前后摇摆，随即摊开手说：“我要吃饭，要奔自己的学术前程，我要研究他们，所以离不开老百姓，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
眼前的这个于建嵘，与媒体制造的“怒目金刚式”的于建嵘相比较，哪个更真实，哪个更接近他这个人的本质，哪个更有人情味，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眼前的这个跟我大谈自己学术利益的学者于建嵘更可爱、更动人，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欲求、有弱点的人。
他跟我谈了他的家庭，老婆、孩子、收入、住房等等，一切都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一个平民学者应该拥有的，他都不缺少；只不过他住在宋庄，但他并不讨厌城市生活，住在农村，他说是为了调查研究方便。
结束采访前，我说：“建嵘兄，作为学者同行，我有一个善意的提醒。”
他立刻警觉起来：“你说。”
我说：“你现在很火了，南方有刊物说你‘红了’，我觉得学者太红不好。当年胡适用‘暴得大名，不祥’这样的话提醒自己。你当然是实至名归，我不是说你暴得大名，而是请你爱惜羽毛，爱惜自己的学术羽毛。中国的环境太复杂，一个优秀的学者成长起来不容易……”
我知道我的话有些重，可能触动了他。
他低头思考了良久，好大一会儿，才声调低沉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老兄，谢谢你的提醒。我做人有三条原则，一是不拿自己太当回事，二是不加入任何组织，三是没有秘密，说自己想说的话。”
我如释重负，为他的坦诚与自省而高兴。
他让我看到一个有着无限光明前途的大学者的身影。
告别时，于建嵘坚持送我出门，目送我上车。
车开出了一段路，我从后视镜里远远看到他。他还站在自家门前的木架子下，伫立着，像一尊雕像。
（此文原载于《传记文学》2011年第8期，系郝庆军主持“中国思想肖像”专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