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位法学教授的公共政策参与实践
4月24日，在一堂政府信息公开课上，何兵被学生“刁难”了。
“你们想让我公开我的房产信息吗？”他问。
“想。”台下应者云云。
“我也想知道你们有几套房产。”
“我没有房产。”前排一个留着板寸的男生不假思索，接了话茬儿。
于是，何兵被噎住了。几秒钟没说话，瘪了瘪嘴，有些尴尬地笑了。“好！你敢反驳我就好，说明你在听，也在思考。千万别顺着别人，包括我的思路说。”在近百名学生前，他这样说。
曾有人问他，当前社会，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件是否仍欠成熟，因为公众素质仍待提高。何兵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好笑。1766年，瑞典成为全世界政府信息公开的发源地。“我们会比那时的瑞典人素质差吗？”他这样反驳。对方哑然。
请回答我“为什么”？
2010年11月的一个下午，何兵在家中看报纸，一则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
“一个小学生，在一位博士生的指导下，对北京市场上的蘑菇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是，绝大部分都用荧光剂漂白过，是对人体有害的蘑菇。”
随即，相关部门出面澄清：蘑菇没有问题，是小学生的检测方法不安全。
这个回应让何兵觉得恼火。他觉得，蘑菇有没有问题，既不是一个小学生，也不是一个部门一句话就能说了算的。
“既然相关部门说检测方法不准确，那就得说清楚为什么不科学？你给出结论的科学依据是什么？你检测了吗？检测的时间、地点都得交代清楚。”
之后，他给自己的博士生杨帆打了个电话。“我让他和这个部门联系一下，给他们写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他说。
当时，何兵的身份是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很快，他的学生们加入了这场质问。
“政府部门不能凭空说话。”他坚持。
很快，媒体介入。事件关注度骤然上升。
双方之间有过数次电话及邮件往来，但是何兵始终没有得到直接回应。最终，相关部门通过媒体进行公开说明：蘑菇并没有问题。同时，他们发邮件告知何兵，“信息已经通过媒体公开，可以通过报道或官方获取信息。”
但何兵依旧不依不饶。“还是没有解释清楚啊！检测的时间、地点、科学依据……还是没有回答我啊。”他说，“我不是要得到‘是或不是’的答案，而是‘为什么’！”
他脑子里的问号没有消失。于是，他决定自己检测。
2012年12月中旬，何兵让自己的学生去北京多个市场购买了各类蘑菇。“品种很齐全，有蟹棒菇、口菇，扇形的、鸡腿状的……去了七八个市场，一共买了十几斤。”他回忆道。
但是送检时，他再次被“打击”。“没有机构可以检测。这太滑稽了。后来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才找到一家民间商业检测机构。”他说。
周三，几个学生将样品送检，还跟对方签了合同，说好下周一取结果。
当晚，何兵一高兴，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一个媒体记者。“我再三叮嘱他，‘保密啊’。他说‘放心！我嘴死’。”他回忆道。
第二天，消息见报。
中午，何兵接到了学生电话：那个机构回复，检测不了了。
“我说‘有合同’，学生说‘有合同也没用’。我说‘那告他们’，学生说，‘那也没用’。”这次检测草草收场。
何兵承认，走到这一步，大概70%的人会选择不了了之。但他总觉得，脑袋里藏着个大问号，心里也难受得慌。
“这家不行，再找工商局，不行还可以到法院起诉。”面对一脸颓容的学生，他依旧“战斗力”满格。可是，这两条道依旧是“此路不通”。
前者的理由是：检测样本不合格。用塑料袋装的蘑菇样本，不能证明荧光粉是蘑菇本身的，还是塑料袋污染至蘑菇上的。这理由听起来很拗口。“但的确是这么说的。”他说。
后者称，这既不属于民事案件也不属于行政案件，不能受理。
到了这一步，大约90%的人都该“服软”了。但是偏偏，何兵属于那10%。
“不给我检测，我就买个机器。”他的“战斗力”再次满格。
于是，作为国内行政法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他果真掏腰包买了一台机器，用来确定蘑菇表面是否存在荧光粉。
机器买来后，他恍然大悟：原来道理很简单，就是利用紫外线确定荧光粉是否存在。“和验钞机是一个道理，荧光粉在紫外线下会反光。一拍就知道结果了。”他说。
参与检测的是他的两名学生，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随后，他将有荧光反应的蘑菇照片上传至博客，一张是蟹棒菇，另一张是口蘑。照片上的蘑菇表面有明显的蓝紫色荧光。
12月18日，何兵公开发表了博文《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发现市场蘑菇存在问题》。文中描述了自己检测碰壁的经历，并称：“我们找到了农业部颁布的关于如何检测荧光粉的国家标准……我们自己动手！”
随即便有学者对这一结论提出异议：蘑菇体内存在的木质素，就是一种荧光物质，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就会出现反应。并且，蘑菇培养液中含有的秸秆或木屑也可能有类似效果。仅用紫外线照射，不足以判断蘑菇是否被添加工业荧光粉。
“欢迎探讨，但我不是科学家，我关注的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态度和程序的合法性。”他回应质疑。
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08年5月1日，该条例正式实施。
2010年，在此条例实施两年后，何兵有了这次尝试。
“要是这事能让相关部门落实制度，我就不白折腾。”他眨了眨眼说。
何为公平？
何为公平？
作为法学人士，何兵却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他回答不了。但他知道，不公令人难过。
那年，他参加了高考。考试结束，自我感觉良好。
几周后，成绩公布。“444分。”这个数字，他至今脱口而出。“你知道那年我们那里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吗？我高出了好几十分！”
那一年，家中三兄弟，两人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当年，在安徽巢湖这个小镇上，这件事儿引起不小的轰动。
然而，生活和他开了个玩笑。
成绩发布后不久，重点大学开始录取。何兵等待，无果。之后，普通大学开始录取，依旧音讯全无。
七八月酷暑难耐，日子一天天日渐难捱。大哥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何兵心里开始长草。
“我就想，能出什么意外呢？寄丢了？被别人拿走了？……”他说。在他的想象力范围内，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
数周后，父亲按捺不住了，给省招办打电话询问。答复是：你孩子个儿太矮，不符合招生要求。电话这头，父亲一脸疑惑，再看看一旁身高一米六八的儿子，一头雾水。
“他虽然不算高个，但也在正常范围啊。”父亲说。
“那你们过来一趟吧。”电话那头说。
第二天，双方在合肥见面。对方如梦初醒，“弄错了，肯定是弄错了。你资料上写的身高是一米四八。”
不知是谁的手一抖，把身高写错了。此时，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已录取完了，他只能上专科。
“什么是公平，我说不清，但不公令人难过。”他记忆犹新。
从招办回来的路上，何兵无法抑制消极情绪。患白内障的爷爷知道兄弟俩考上大学后，曾说：“我怎么感觉眼睛又能看见了呢？”现在，要怎么告诉他？他不知道。
他想复读，但现实却没有选择空间。母亲是农村户口，家里孩子都随她属农村户籍。“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他说。农村户口意味着“招不了工、提不了干、进不了城”。
“当时农民工也不存在，因为没有粮票，到了别处也没法生存。”他回忆，“但是上了大学就不一样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能有个干部身份，哪怕是上专科。”
“咬咬牙，你就是干部了，报个专科吧。”父亲劝他。
他不甘。父亲再劝，“只要你愿意报，我把自行车送给你。”
成交。
“其实我没有选择。考之前，我爸就说，考不上就给我们兄弟俩一人买个三轮车，拉车赚钱去。”他说。比较一番，他觉得“骑着自行车上专科”的选项稍胜一筹。
那两年，他和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物理系展开了长期“斗争”。他每月领着21块5毛的饭票，最大的慰藉就是“只吃了十六七块钱，剩下的钱能去校门口给自己买碗面”。
当然，敏感的神经时不时仍会受刺激，因为高中同学会时常从北京、上海给他寄信。看着信里那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被落下了”。
那两年，何兵并没有对物理产生多少亲切感，相反，与专业“较劲”成为常态。毕业后，他惊觉：竟连一个物理公式也记不全，倒是文学素养提高了不少。好在他勉强说得出线性代数、电磁学等几门课的名字，证明“何兵曾到此一游”。
“心没在那儿。去了一个不想去的学校，学了一个不喜欢的专业，难免较劲。”他说。
两年下来，学校3间屋大的图书馆里，各种书的摆放位置及特点，他都了如指掌。“比如红楼梦的封皮有缺角，朱自清文集的中间被扯掉了几页。”他对此很得意，“总算不白来一趟。”
因为一个不知名的人的潦草一笔，他的大学梦推迟了10年。“其实也没什么不公平，经历就是财富。”他说。
“生活就好比考试，只要自己发挥了最大的潜力，别人考成什么样和你没有关系。剩下的，就得靠评判者和规则的公平了。这就是公平的意义吧。”他说。
我是谁？
一路走来，何兵的角色有很多。
专科毕业后，他曾和3名校友一起去县里的一所初级中学教书。“那时住的屋子没有自来水，我们都用一个大水缸蓄水。”他说。
于是，每天早晨起来，大家都会清晰地看到，“昨天刮风了，因为水缸里全是落叶”，“昨晚天气不错啊，就积了点浮灰和小虫”……这是每天清晨4人的例行对话。
终于有一天，何兵“怒了”，因为水里居然漂了一只小动物。忍无可忍，他去找校领导理论。“你得给我个水缸盖子。”
“我没有水缸盖。”学校教导主任坐在大桌子后边，官威十足，语气坚定。
“我们毕业分配到你这里教书，连个水缸盖子都没有吗？”
“学校的水缸盖子就这么些，老教师有，年轻人没有。”
何兵败下阵来，碰了一鼻子灰。
那两年，他觉得严重“水土不服”。这4名刚从学校走出来的年轻人，总是难以融入学校的主流，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他们说的县里的人名，我们不知道；说的事儿，我们没听过；我们说的话，他们也不感兴趣。”他说。总之，现实就像是只高度警觉的刺猬，处处扎人。
“晚上备课只能用煤油灯。学校宿舍经常停电，因为要留给农业生产用。”他说。4个青年就像块边角料，被冷冷地丢在角落。
1983年前后，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理念被提出。当地机关要吸收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新鲜力量。“我觉得是个机会。”他回忆。
1984年年底，何兵迅速调转方向，成为县团委的一名干部。
机关工作体面并顺心很多。当时，整个县委大院里有文凭的人很少。因此，他还收获了一个“一度很受用”的新名字：“何大学”。
然而，改善归改善，他仍然觉得自己“找不着北”。“我23岁在县团委宣传部工作，当时的处境是不错的。但就这样一步步往上走，我不清楚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到底能干些什么呢？”他说。
这是个真实的困惑。眼前棘手的刺猬不见了，却又变成一团迷雾，拧巴依旧。
1986年，全国举行了首次律师资格考试。此时，何兵已经在县团委工作了3年。
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给中国政法大学的朋友写了封信。“我想考律师资格，能不能推荐给我一些书籍？”信里大致意思如此。
回信也很简洁：“律师资格，我们学校很多本科生、研究生都未必考得上，太难了。”
“我觉得他可以更直接地对我说，‘你肯定考不上，别瞎折腾了’。”何兵说。
但还得折腾。
1988年，全国举行第二次律师资格考试，何兵参加了。此时，他已在县团委工作了5年之久。
“我原来不近视的，考试前3个月，居然近视了两百多度。”他回忆，“复习的过程中压力太大，中间我简直怀疑自己精神出问题了。”
迈过了这道门槛，何兵第一次正式进入了法学领域。之后的路如同稳定的钟摆，不再大幅度左右摇晃。
1990年，他考取了北大民诉法研究生。毕业后，曾短暂前往深圳“下海”，后转至烟台大学任教。1998年，考取并就读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的博士，一边读书一边教课，“兼习姜教授的湖南方言”。目前，他任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依旧置身于法学的圈子，尚未打算撤离。
教师、律师、公务员、学者……他有过的身份不少。“我最喜欢的身份还是学者，可以参与更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制度构造，能做的事情更多，环境也比较简单。”他说。
当初一起去中学任教的4人，如今一人考研了去天津，一人在当地县城教书，还有一人留在原地。大家已各奔东西，何兵也找到了“我是谁”。
知道怎么支持我吗？
2008年前后，发生了一起众人瞩目的诉讼案。
原告系一位县委书记，被告是学界名人。被告历时多年完成的一本书中，讲述了当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在文中表态：当时的县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位县委书记提出反驳，认为相关内容不仅严重失实，而且指名道姓地丑化了自己，要运用法律武器，为自己及当地政府讨回清誉。
这件事本与何兵并无牵连，但他却发表了一篇文章：《县委书记该有什么名誉权》。
他认为，这起事件中，这位县委书记不能因为别人批评其执政能力、措施以及个人品行，而主张个人名誉受损。
他甚至认为，国家机关没有名誉权。
他觉得自己的理由很充分：民法上的名誉权是保护公民、法人在民事活动中的民事权益，而县委、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不是民事活动，是党务和政务活动，因此，不受民法上的名誉权保护。
另外，即使县委和县政府有名誉权，作为前任县委书记也没有诉权，因为诉权归属于县委、县政府，而不归属于个人，而个人不能代表党和政府。
“公众对官员个人的执政行为提出批评，官员难道不可以主张个人名誉损失吗？”有人反驳。
“我的答案是：很难。”何兵说，“如果是针对公共事务，他作为公职人员就没有名誉权的。但是如果针对个人生活、隐私，他可能有一定的名誉权。”
媒体公众纷纷热追此事。
“那么官员作为公民，他们的隐私该由谁来保护？”又有人反驳。
“只能说对官员名誉权要实行弱势保护，对普通人要进行强势保护。根本目的还是保护公众，监督官员。”他说，“法律更应捍卫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批评权利。”
“我不怕质疑。有人关注这个事，有人探讨，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他说。
2009年3月，何兵发表了一篇关于干部讲话风气的文章，火药味十足。
他回忆，当时的灵感来源于自己在校外听的几场报告。“说是灵感，其实是因为听完几场报告，我心里憋了一团火，不吐不快。”他说。
台上的一些领导干部，一副煞有介事之态，张口闭口皆是指点与说教之味。何兵觉得“讲话内容之空洞，姿态之做作，实在拱火”。
于是，两三场报告会之后，他便写了这篇文章。
“不是说领导作报告大家就不喜欢。你扎扎实实讲事、说话，大家欢迎。”他说，“我不是找事，是说实话。”
他觉得，受欢迎的讲话各有特色，但不受欢迎的讲话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缺乏诚意。“很多讲话的主要内容其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他说。
他记得，一场一个半小时的会议，下面坐了几百人。领导讲话占了近一个小时时间。“原定的时间是40分钟，他说超了。”何兵很不满。
除此之外，一个小时讲话里，语焉不详及自我褒奖内容超过了40分钟。“可不得超时吗？要不就剩下夸自己了。”他说。
“要是把整个讲话比作一块海绵，真是挤掉水分就没多少分量了。”他说，“要按我说，至少能压缩掉4/5。四平八稳的话，我看就别说了。”
他觉得，在人大和政协等重大会议上，全面报告政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让公众充分了解机关工作，是必要的。但一般性会议，有必要这样吗？何兵很不解。
他认为，会议是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可是发言如果没有“含金量”，原本就有限的信息通道，又堵塞了一些。
“有些干部，工作中取得的一些成绩，生怕别人不知道，反复强调。作为国家干部，取得一些成绩是分内之事，有什么可反复炫耀的呢？”何兵不明白，“就好像报告时间越长就越重要。”
那次会议结束，他身后几位教师偷偷议论：“如果我们这样上课，恐怕学生全得跑了。”
“要都这样讲，就算每节课点名、不来就扣分，也留不住学生。”何兵扭头补充道。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一项工作座谈会时打断“念稿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在座谈会上借丘吉尔名言要求说“短话”。
“说得好，说得对！”看到这些新闻，何兵很高兴。
有人总结：粉丝超过一千的微博，就是个布告栏；超过一万，就是本杂志；超过百万，就是份全国性报纸。现在，他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45万，但他仍旧没闲着。
在某大学门口被门卫拦下，他在微博抗议，并要求“贴出校规”；一次聚餐中得知奶牛被注射抗生素，他在微博爆料，并说“要继续呐喊”；他给学生力荐一本书，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千万得有质疑精神”，他一边推荐一边千叮咛万嘱咐。
“我对公共事件的推动就是在微博上喊话。”课堂上他对学生说，“知道怎么支持我吗？”
台下学生们纷纷思索、皱眉、摇头，呈拨浪鼓状。
“帮我转帖啊，”他说，“太不机灵！”
学生顿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