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前言
前言
近年来,老子热、大道热兴起,道家文化以其科学民主精神、生态伦理思想,再次引起世界关注。海内海外每一个炎黄子孙,对此无不深感惊喜和欣慰,都为中国还有这样智者和优秀的文化而自豪。多年以来,笔者便关注一些道家的思想。今年5月初,欣闻老子故里──河南鹿邑将召开国际老子文化节,就萌发了写本书带到会上的想法,得到朋友们的赞同。真是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道家思想原来如此的博大精深,道家不仅是事半功倍的富国富民文化,也是科学和民主的文化,还是消除生态危机、拯救未来的文化。
一、本书的结构主线
本书的结构和主线,围绕着老子是现代文明的先知这一论断展开的,其间又分三大块,从不同角度阐明老子及其道家理论的先进性、时代性、先知性等。本书以专业水平、世界思维为标准,从当代科学发展、历史哲学发展、世界文化发展、世界文明发展等高度,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广博思维,来架构此书的主线。
一是理论实践篇。主要介绍道家理论观点、治国实践,《道德经》国内研注情况及国外译注情况,特别是老子对西方文明的启迪先知作用,以说明老子热、大道热和世界性、先知性。共5章。
二是应用发展篇。主要阐明道家文化与对中国影响最大儒家文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探索道家理论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共5章。
三是研究探索篇。主要从根源本质上,从哲学本体论、道经和德经的特点、世界文化发展的寻根和大同趋势等5个角度,探索道家理论的先进性、世界性、先知性,这些系统探索国内还基本没有,是全书的高潮和重点。共5章。
二、本书的重点内容
从观点独创新殷的角度看,本书重点有第5、6、8和11等4章,同时,第12和13章从道经和德经特点入手剖析,第14和15章从文化寻根和大同趋势角度入手探索,也不乏新意。
1、老子是西方文明的先知(第五章)
该章系统概括介绍老子是现代科学理论的先知关系,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学、系统科学、物理宇宙学、生态伦理学等四个方面15个理论,其中自发秩序、耗散结构、协同论、突变论、互补理论、质朴理论、混沌理论等7个理论的创立者,自已承认与道家一脉相通,玻尔还称自已为道家的得到者;重农经济学、自由经济《国富论》、自由市场萨伊法则、有限政府理论、二进制、宇宙自足理论、场理论等7个理论,国外(内)专家研究认可与道家思想相通;生态伦理学与道家关系是无数专家认可的。
2、道家文化是儒家的源头活水(第六章)
该章简明介绍儒家从孔子以后的发展历程,包括孔子带领弟子注释《周易》形成《易传》,到董仲舒创立天道神学、魏晋玄学、程朱道学等四次发展,简略说明儒家这四次发展中对道家理论框架、逻辑定式及其重要观点的吸收、剽窃情况,最后还从哲学本体论上解释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
3、老子无为观与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相似性(第八章)
该章分析了老子倡导的原始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关系。首先用马克思的原话,全面介绍了自由发展是马克思理论核心,也是共产主义基本原则;而无为(魁奈译之为自由放任)是老子理论的核心,也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一个共产主义,一个原始共产主义,一个自由发展,一个自由放任,二者绝对相通相融;其次,马克思把自由上升到人的本质的哲学高度,老子把无为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再次,马克思理论对社会和文明异化的批评倾向,也与老子一模一样。等等。
4、三类先知老子三种独特的本体论(第十一章)
该章从的哲学深度,全面解析了道家世界性、先知先觉性的根源。老子道经的形而上之道包括了两种含义,一是道生万物的“母体道”,这正是古典哲学的本原论,老子进一步提出了“无中生有”的独特本原论,成为现代物理宇宙学的先知;二是世界万物共性的“规则道”,这正是近代哲学的存在论,老子进一步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独特存在论,还包含了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的内容,是“五论合一”的存在论,正是这种独特的存在论,成就了老了在政治经济学、系统科学上的先知地位。老子德经以道为德的本体,这又与国内外伦理学本体论完全不同,正是这种遵道顺道思想,使得老子成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先知。
三、哲学决定论
在本书写作的后期,一个念头一直困惑着笔者,那就是“老子现象”的根源。世界文化史空前绝后的一大奇观就是“老子现象”,道家是全世界唯一的没有权威推动而又生生不息的文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贫民百姓,从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大师到宗教狂热分子,从古代热到今天,又从国内热到国外,都是自发无为的传播,这与儒家文化一手高官厚禄一手大刀长矛的两手推动不一样,也与基督文化的宗教控制不一样。
本书对“老子现象”的根源极度关注,用了整整5章,从哲学本体论、道的特征、德的特征、文化寻根、大同文化等5个方面进行探索,这反而显得有些分散,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呢?那就是“哲学决定论”,道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源头活水,是百家文化的主干内核,都体现在哲学本体论上,道家是现代文明的先知,也根源于道家独特的三种本体论,道家是解决当代文明异化、生态危机、唯物论、辩证法等问题的希望与寄托,也体现在哲学上,因此,“老子现象”的根源,就在于道家独特的哲学思想。当我这么想时候,我又想起了当代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其实文化是现象,哲学是本质,“文化决定论”的本质是“哲学决定论”。
老子《道德经》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可以说西方哲学有的,《道德经》里都能找到。西方哲学没有的,《道德经》里面也有。每一个读过《道德经》的人都会感到,里面隐隐约约还有一些与原始社会人们生活习俗、思维模式的本底思想,以及自然崇拜、巫术崇拜、巫师行为的根源思想等,这也是用西方哲学不能解释的。例如,以前谁都没注意到道家哲学的生态伦理思想,现在生态危机加剧了,人们才发现老子2500年前就呼吁道法自然。至于这些哲学思想具体是什么,这就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用新的哲学理论来解释。我们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吧。
四、几点感想
道家文化喝起来犹如一坛千年老酒,既是原汁原味原生文化,又是符合大众口味的大众文化,越品越香,越走进它的僻静深处才越知什么是道家文化。就拿核心思想“无为而无不为”五字来说,真正能体会其奥妙的恐怕也没几人,儒家用以德服人来解释,法国重农学经济学创始人魁奈用“自由放任”来注译,自组织理论大师普里高津用自组织思想来译诠。从哲学上看,有学者用本体论解释,也有学者用实践型存有论解释,本书用“五论合一”存在论来解释,认为他是包含了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的存在论。“无为”两个字,就包涵了哲学五论,这样的智者,世界上一万年才会出一个。
一是关于道家文化。道家文化不仅是一种追溯宇宙本原的返本复初的智慧,理论观点和特征直接来源于母系原始共产主义,而且是一种永远属于未来的超前意识,是启迪启发、预言预测人类文明的先知;道家是中国百家文化的哲学本根主干,道家是儒家的源头活水,道家是西方文明的先知;道家不仅是科学民主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通相融,而且是能够解决生态危机、唯 物论困惑的文化,比西方化还技高一畴。
二是关于中国文化。正如马克斯·韦伯一百年前预言,儒家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鉴于道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融,也与西方文化科学民主精神吻合,中国当务之急,是在全球文化大潮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道家文化的融合,重新释诠道家文化的科学民主思想,《道德经》就是中国科学自由的宪章,中国的前程在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而回到本国的科学自由传统。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三是关于世界文化。正是由于道家的先知先觉功能,让西方学者佩服的五体投体,一大批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大师,如玻尔、卡普拉、汤川秀树、普里高津、李约瑟、哈耶克等,都成了道家忠实追随者,玻尔自称道家得道者,李约瑟自称荣誉道家等。世界这股老子热是从科学界刮起的,但道家还包含更多的思想,道家是世界普世文化,道家科学民主思想、生态伦理思想、哲学思想等,都比西方文化丰富,因此,道家具备了普世文化的王者风范、后者丽质,必将为后现代主义的主流文化。
本书对热爱传统文化、道家文化、古代经济、古典哲学、中国文化、中国经济等爱国者,对关注世界发展、文化发展、普世文化、全球化、生态危机、后现代主义等爱好者,以及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系统科学、哲学、物理学、宇宙学、生态伦理学、道德伦理学等学者,都能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有益的参考。如果本书能加深读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开拓读者思维等方面有一点帮助,笔者将倍感欣慰。
最后,还要感谢董光壁、宫哲兵、陈鼓应、南怀瑾、胡孚琛、牟钟鉴、孙以楷、熊春锦、刘立夫、李约瑟、卡普拉、汤川秀树等一批独创精神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本书框架结构的形成和观点的论述。由于水平所限和时间急迫,虽然在引用重要观点时力争来源准确,但仍不能避免少数引述来源不准,如有转复引用的,敬请慎重查证。
道家治国处事理论
《道德经》81章以其精炼简洁优美的5000文字,洋洋洒洒,深邃博大地构建出一个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以及独具魅力的历史人生智能的宏大框架。历代文人墨客,从平民百姓,到帝王将相,都对《老子》钟爱有加。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老子》加以诠疏笺注,阐发玄旨,到元代,“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严灵峰,1957)。自元以后,重新注释《老子》的人,更难计其数。曾经有四位帝王,即唐太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亲自批注《道德经》,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一、道家主要人物
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思想的起源很早,主要来源据认为是伏羲创立的《易》,以及神农的《连山易》、皇帝的《归藏易》。传说中,轩辕黄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明确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中详细的阐述了道家思想。
1、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老子后被尊为道家创始人,道教始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故里苦县置于西汉,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其地春秋时期属陈国,当时叫“鸣鹿”,公元前479年,楚国灭陈,此后鸣鹿即为楚地。东汉延熹年间曾在老子出生地建“太清宫”,作为祭祀之所;以后历代修葺,今天还能看到的大殿是清初年间的建筑物;大殿近旁有唐玄宗御注的道德经碑,宋神宗御书碑及元、明、清各代碑刻。老子故里有“老君升仙台”,相传老子由此飞升,登入仙界,台上有宋代陈抟手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行书碑。老子的生年已难确考,但是早于孔子是毫无疑问的(陈鼓应,2001)。老子可能死于秦地。今陜西周至县东南有“俗称老子墓”,后人径题为“周柱下使老子墓”。
老子的代表作是《老子》,是一本关于人生处事态度的哲学经典,又名《道德经》。书中81章5000余言,至今其众多的观念仍为学者所研究。例如道的观念、一的观念、有和无的观念、朴与器的关系、天道与人道、弃知去智和守柔处弱的评议,特别是道法自然、道常无为、无为而治等治国观、经济观、审美艺术观等。
2、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人,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相传楚威王想用重金聘为相,但他却不去,后“终身不仕”,自甘于“隐君子”的卑微地位。庄子的代表作是《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3部分。其中《庄子应帝王》的主旨是讲政治,即治天下,应帝王本意为顺道无为而治的帝王。庄子通过寓言来强调“无为”的重要性。篇中最著名的一个寓言就是“浑沌”。(杨国荣,2007)
《庄子》是道家重要经典著作,到魏晋时成为玄学的“三玄”之一,玄学、佛教、道教及宋明理学较多地吸取了其中的思想。它对后世的政治影响也很复杂。其自我陶醉的人生态度为历代失意知识分子所崇尚;而历代统治者也较多地取其思想。《庄子》在文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它那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创造性的寓言,辛辣讽刺的笔调,生动逼真的描绘,丰富多样的句式和词汇,在中国散文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于丹,2007)。现代东西方的科学家很注意研究老庄学说对量子物理、混沌理论、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
3、黄帝
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因为他开启了中国文明的新时代。黄帝被列入道家重要人物,主要有3个原因:①据说道家思想来源之一是黄帝的《归藏易》,伏羲观察八类自然现象创立八卦《易》,而黄帝把他发展到了64卦的《归藏易》;②黄帝是垂拱而治的榜样,而无为而治正是道家的理论核心,据《周易·系辞下传》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③道家重要学派稷下“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田齐,由于田和诛姜王自立为齐王引起了社会的反抗,为消除叛逆纂位的指责,田齐抬出自已的祖先黄帝和老乡老子,政治上大力推行黄老政治。黄老之学兴于田齐,盛于西汉前期,并成就了齐国近百年的霸业,创造中华第一个也是最长的文景盛世。
在战国中后期出现了诸多依托黄帝所著的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12类26种之多,其中的道家类著作如《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归藏》等,这些书大多亡佚。特别是亡佚后又失而复得的《黄帝四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则记有黄帝的一些言论(陈鼓应,2003)。
4、其他道家人物
道家思想其它的代表人物还有人文先祖伏羲、神农,战国前期有姜子牙、管仲,战国时期有列御寇、惠施、吕不韦,以及“稷下黄老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慎到、田骈、环渊等,法家申不害、韩非子等;西汉黄老政治的代表人物有陈平、张良、曹参,后世还有诸葛亮、刘伯温等(陈鼓应,2001)。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齐国的贤相,著有《管子》。管子思想带有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因此也被列入道家。《管子》原有86篇,现只有76篇。
吕不韦(约公元前292年~约公元前235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秦国相。吕不韦是个杂家,但以道家为主,其门下3000学士著《吕氏春秋》,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说该书“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但该书现列为杂家(陈奇猷,1984)。
环渊(生卒年待考),楚国人,稷下学宫的创始人之一。环渊为老子弟子,从楚至齐,为输老子道家思想入齐第一人。孟子遇到不排斥仁义的环渊,于是两人成了“忘年交”,孟子也从环渊处习得了一些道家思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提到的环渊所著“上下篇”,郭沫若认为这实是指《道德经》上下篇,乃环渊所录老子之遗训。
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战国时赵国人,稷子黄老之学重要代表,著有《慎子》42篇,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5篇。
田骈(约公元前370—前291年),又名广,一名陈骈,战国时人,齐国临淄稷下道家学派的中坚人物。史称他好高议,“设不为官”。《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田子》25篇,均已亡佚。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战国时著名学者,著有《韩非子》,书中有《解老》、《喻老》两篇,这是有文字可查的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注释《老子》的著作。韩非子是法家代表人物,也是道家重要人物,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庄韩非列传》)
二、道家的主要治国思想
学习老子《道德经》最困难的是对道的理解。关于道的理解,有说8种意义,有说4种意义。笔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含义:首先,道是天地之源、万物之母、生命之始,我们简称为“母体道”,其来源于原始社会创世纪神的崇拜;其次,道是运动之理、运行法则、自然法则、终极规律,我们简称为“规则道”,来源于远古巫师的先知预言。
《道德经》81章分为两大部分,1-37章为道经,讲述道的理论;38-81章为德经,讲述人类的行为伦理规范,其中道经是德经的基础,德经是应用道经的结论。依据重点突出又简洁明了的原则,我们将道家治国思想归结为八个观点:道经观点三个(道生万物、道法自然、道常无为),应用道经的德经观点5个(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君无为而臣有为、不言之教、为而不争),其中“无为而治”是道家理论的核心所在。
1、道生万物,道家的宇宙观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是宇宙之本、天地之源,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老子》第25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意是说:有一个东西混然而成,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听不到它的声音也看不见它的形体,寂静而空虚,不依靠任何外力而独立长存永不停息,循环运行而永不衰竭,可以作为万物的根本。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勉强把它叫做“道”,再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大”。
老子在后面进一步说明了道生万物的思想。《老子》第42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意是说,道生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句话是上古玄语,不同的人解释不一样,一般来说一是太极、太一、原子、细胞等宇宙万物的基本单位。
老子还阐明了道的两种形态“有”和“无”。《老子》第1章曰:“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大意是说:“无”可以用来表述天地浑沌未开之际的状况;而“有”,则是宇宙万物产生之本原的命名。因此,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无与有这两者,来源相同而名称相异。它们是玄妙又玄妙,是宇宙天地万物之奥妙的总门。
老子进一步阐明了有生于无的观点。《老子》第40章又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大意为:天下的万物产生于看得见的有形质,有形质又产生于不可见的无形质。
庄子进一步继承了老子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源的思想,《庄子》大宗师篇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值得说明的是,道家道生万物、有生于无等思想,受到了当代西方天文学、原子物理、量子物理、自然哲学等多学科专家的热烈追捧。但西方科学是一种构成论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万物由原子或基本粒子所构成。中国哲学是一种生成论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万物皆由一种无形的存在者所生,这是老子哲学与西方的不同。
2、道法自然,道家的自然观
老子不仅认为道是万物之源、道生万物,而且认为道是自然法则,是自然万物运行的规律,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老子》第25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四句话是千古不易的密语,也是老子思想精华之所在。从古至今中外,无数人都作过阐述和解释,但释者角度不同理解也炯异。我们在参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此注释为:人要效法地,因为大地承育了人类;地要效法天,因为天覆盖孕育了大地万物;天要效法道,因为道化生了天地万物;道要效法自然,因为道是自然运行法则。其实,这4句话阐明了道家天地人合一的辨证准则。
老子进一步说明自然道是最大的道。《老子》第25章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大意说:所以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人居其中之一。但是,在宇宙四大的顺序中,道最大,是大中之大。
老子进一步阐述尊自然道就是珍贵的德。《老子》第51章曰:“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大意为:道之所以被尊崇,德所以被珍贵,就是由于道生长万物而不加以干涉,德畜养万物而不加以主宰,顺其自然。
老子更进一步提出了“大顺自然”思想,所谓大顺是指饥来吃饭、困来睡眠这类顺自然的事情,这样的顺自然就叫做大顺。《老子》第65章曰:“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大意是说:反朴归真的法国方式的道理又深又远,让具体的事物复归到真朴,然后才能极大地顺乎于自然。
老子还阐述了辅其自然的思想。《老子》第64章曰:“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大意为:因此有道的圣人追求人所不追求的,不稀罕难以得到的货物,学习别人所不学习的,补救众人所经常犯的过错。这样辅顺万物的自然本性而不会妄加干预。
清末道家大师高筵第曰:“天为积气,气有盛衰,而万物消长,运数随之,自然之理也,故取法乎道。道者,循其自然之谓也。”
由此可见,老子倡导道法自然的核心理念,顺其自然、大顺自然就是最大的道,也是珍贵的德。但老子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顺应自然,也提倡辅其自然,辅顺自然万物。老子道法自然思想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导,自然天道最大,人道应顺从天道,惟道是从。也为当今世界树立以自然为主的生态伦理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卡普拉对道家的这一思想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以及两者潜在的一致”。(卡普拉,1999)
3、道常无为,自然道的最大特征
“道常无为”是道家学说的理论基石,是自然道推广到社会道的纽带。老子思想来源于伏羲观测自然的八卦《易》、神农探测自然的《连山易》、黄帝利用自然的《归藏易》,其特征就是原始自然崇拜。老子在对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凭着他对自然的一种特殊情感、一种特殊理解、一种特殊观察,认为自然道的最大特征就是无为,自然道的常态就是无为。
道常无为是一种简略说法,通常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老子的本意。《老子》第37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自然道无为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精华中的精华,也是道家学说的重中之重,因此,历代习道者、研道者、注道者都对这句话大动脑筋,以求全面客观的解读。在参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对这句话注解为:道化生天地万物,任其自然生长,而不加以干涉,其表现是无为的,但从道化生万物的结果来看,有金、木、水、火、土之变迁,有春夏秋冬之四季调配,没有一样不是生机有序的。因此说,道表现无为,结果有为。
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两次诺贝尔奖得主李约瑟博士,认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正是‘为’字的翻译。所有的翻译家和评注家都把“为”字原原本本的译成“行动”,于是道家最大的口号‘无为’就变成了‘没有行动’,我相信大部分的汉学家在这一点上都错了。无为在最初原始科学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为’,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适的事不强而行之,势必失败的事不勉强去做,而应委婉以导之或因势而成之。(李约瑟,2003)”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卡普拉说:“西方人常常把道家的‘无为’解释为‘消极’,这是非常错误的”。他认为:“‘无为’不是戒绝活动,而是戒绝某类活动。道家区分了两种活动:与自然和谐的活动和反自然的活动,‘无为’是戒绝反自然的活动”。(卡普拉,1999)
美国汉学家艾兰教授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本喻》中概述说:“‘无为’正如水之所为:它缺乏意识不能有‘行为’,但其自然而然地流淌而不需任何人为的努力……其是‘无为’的一个侧面,由于‘道’也是基于水的意向,故‘无为’亦是‘道’的体现。”(艾兰,2002)
道常无为反映了道家的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要信任自然本身的活力,自然本身会协调很好的。自然界是深奥不可测的,是充满活力的,远远超过人的智力和理解力。庄子、管子等也都提到种种自然现象,日月风雨山河,天地万物,它没有一个是有意识的神或者人,有意识地安排的,它如此和谐,如此完美,这种和谐完美不是人的智力能够窥测万一的,所以在这样伟大的智慧面前,人凭什么还相信自己渺小的智慧,渺小的智力,渺小的计划能力、预测能力、行动能力。要信任自然,要谦卑,这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原则。
其实道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指出了自然中普遍存在自我调节现象,现代系统科学已经从多种角度证实这种自组织现象。现代系统科学3位自组织理论大师,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高津、协同论创始人哈肯、突变理论的创始人托姆,都在相关著作中认为,其理论与中国道家朴素的自组织思想是吻合的。
4、无为而治,老子的政治法则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老子》5000言,其主要内容都是谈政治,这个政治就是无为而治,道法自然、道常无为等观点的论述,是为了从自然道向社会道的过渡中,逻辑的、合理的得出无为而治的结论。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老子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思想,他以自然之道来介入政治。老子认为应该用自然原则来处理政治问题。
无为而治为什么就好呢?老子没有解释,他只是提出自然本身能够协调得很好,自然界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那么依此类推,社会生活本身你如果不去管它,它也能协调得很好。因此,一般认为,老子社会道的无为而治,来源于自然道无为的逻辑推理,但这种理解其实拐了个弯。有没有更好的解释呢?我们在对老子思想前后贯通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前面说过,道有两种形态,就是有和无,并且有生于无,因此,“无”也就是道的意思了,“无为”也就是顺道而为的意思,“无为而治”就是顺道而治。这种理解可能更合理些。
无为而治是老子的核心思想,因此,老子对无为而治的阐述很多,包括正的反的都有。《老子》第57章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第58章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第21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意思是,统治者如果能把各种教化、知识教育、道德丢到一边,百姓自然而然地就会具备应有的品德,无为国家自然而然实现大治。
《老子》第28章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以不智治国,国之福”。老子对统治者扰民、掠民的行为极为痛恨,《老子》第75章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庄子·天道》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
《庄子·知北游》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管子·心术》提出了“无为之道,因也”。
《慎子》也大力倡导“君道无为”、“大君任法而弗躬”、“臣事事而君无事”等观点。
《文子·道德》说:王者“执一无为,因天地与之变化。天下之大器也,不可执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西汉黄老政治的源头人河上公说:“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不劳烦也……无为之治,治身治国也。”清末高延第认为“无为而治”,就是要“循自然,无妄作。”
《淮南子》还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反对离道而妄为,主张循理而举事。
5、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的治国法则
无为而治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重中之重,但无为而治又容易被教条误解成无为、不作为,为此,老子又引申提出一个顺势而为治国思想,这就是著名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的意思是说治国之道就像煎小鱼一样,不能经常乱翻动,不然小鱼就被你搅得稀烂,而是要依据规律,使用巧力顺势而为,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促使其变化。
《老子》第60章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意为:治理大国,好像煎烹小鱼,不要频繁翻动导致破碎,要注意掌握火候。用道治理天下,鬼怪起不了作用,不是鬼怪不起作用,而是鬼怪的作用伤不了人。不但鬼怪的作用伤害不了人,圣人有道也不会伤害人。这样,鬼怪和有道的圣人都不伤害人,所以,就可以让人民享受到德的恩泽。这里鬼怪指以道治国的意外负作用。
“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一项治国之术,许多帝王都喜欢亲自注释这句话。唐玄宗注:“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伤人,挠则鱼烂矣“。宋徽宗注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明太祖、清世祖多注如此类似。
“治大国若烹小鲜”对中国的官治影响也很大,如苏轼在给皇帝的谏言中说“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就源于老子的治国法则。
柳宗元以种树喻治民中有一段精采的议论说:“官命促尔耕,劝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豕,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这种做法,表面上好象爱民,实际上是害民。
清人高延第总结宋明的历史教训时说:“宋明之季,冗费日增,苛政日广,条制日烦,民气日嚣,盗贼外患因之而起。观宋明两神宗以后,政绩败亡,如出一辙,老子之言,可谓深切著明矣,岂仅为衰周末造言之哉!”
美国的里根总统所代表的保守派崇尚无为而治,反对干涉主义,他的名言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这是他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的治国理念。里根总统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话,来阐明施政纲领。
6、君无为而臣有为,黄老道家的治国法则
黄老学派是应用黄帝和老子学术的一个学派,也是道家的一个最重要学派,在战国后期称黄老之学,西汉时称为黄老政治。黄帝作为人文圣祖,不仅是垂拱而治的楷模,也是法治的榜样,因此,黄老学派是一个道法并用的学派。包括黄老学派在内的后世道家继承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分而用之,倡导“君无为而臣有为”。这种提法不仅含有顺势而治的思想,还含有分权、法治等思想,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差别很大了,也可以认为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发展(熊铁基,2001)。
黄老学派首次把道家理论用于治国实践,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惊天泣地的治国业绩,成就战国时田齐近百年的霸业,开创西汉70多年的文景盛世。黄老学派不仅仅倡导“君无为而臣有为”思想,还倡导法治,“大君任法而弗躬”,这其实类似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可惜这种实践和研究后来让独尊儒术中断了。
战国时稷下黄老之学的重要学者慎到,不仅鼓吹君无为臣有为,而且倡导君只管立法权。《慎子·君人》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民杂》说:“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
道家后世最大代表之一的庄子,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割裂、化解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倡导君无为而臣有为。《庄子·在宥》曰:“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篡的《淮南子》,是汉初黄老学的理论总结,它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政治,提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韩非子是第一个有文字可查并流传至今的注释《老子》者,他在《韩非子•解老》中说:“人君无为,臣下无不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
文子亦倡导君主法治,《文子·道德》所言“圣人法于天道”、“君道者,非所以有为也,所以无为也”。《文子·上仁》曰:“人君之道,无为而有就也”。
7、不言之教,道家的德治法则
“不言之教”是老子的以德治国思想,也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在德治上的具体应用。在老子心目中,理想的君主或圣人习得了道的真谤,以无为的原则统治天下:“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谓“行不言之教”是说万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说不作,或作而后说,往往都是徒费唇舌而已。
《老子》第2章曰:“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大意说:因此圣人用无为的观点对待世事,用不言的方式施行教化:听任万物自然兴起而不为其创始,有所施为,但不加自己的倾向,功成业就而不自居。正由于不居功,就无所谓失去。
《老子》第43章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大意为:“不言”的教导,“无为”的益处,普天下少有能赶上它的了。
老子进一步运用无为原理,强调不言之教就是最大的德。《老子》第38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大意为:具备“上德”的人不表现为外在的有德,因此实际上是有德;具备“下德”的人表现为外在的不失德,因此实际是没有德的。“上德”之人顺应自然无心作为,“下德”之人顺应自然而有心作为。
传世本《文子·自然》说,“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谓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执一无以为保,反本无为”。
8、为而不争,道家的处事法则
“为而不争”是道家的人生信条,也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在为人处事上的具体应用。所谓“为而不争”,是指做事要尽力而为,且在名利面前持平常心态,不与人攀比,不妒贤嫉能。在老子心目中,理想的圣人习得了无为之道的真谤,他们能清静寡欲,多做少说,为而不争。
《老子》第81章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大意为:天之道,是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处,而不伤害它们。圣人的行为准则,有所作为,但不要与人争辩,不要在众人面前,表现得过分好强。
老子还阐述了“为而不恃”的观点。《老子》第10章曰:“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大意为:让万事万物生长繁殖,养育万物而不占为己有,作万物之长而不主宰他们,这就叫做玄德。
《老子》第77章曰:“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大意为:因此,有道的圣人这才有所作为而不占有,有所成就而不居功。他是不愿意显示自己的贤能。
道家为而不争的处事信条,对后世影响很大,“吃亏是福”就很流行。为而不争是一种大智慧,也是一种大境界,其实质就是一种与人为善,就是对他人的一种宽容。有些人争强好胜,却常常事与愿违;有些人不争不抢,而常常坐享其成。这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三、道家的养身养性观
一般来说,道家理论有两大内容,一是治国理论,二是修身养性理论。老子曾夸“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美德。司马迁说老子活了160岁以上,就是因为会修道养寿。《史记》曰:“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道家修身养性同样信奉“无为”的信条,我们仅简单的介绍几个主要观点。
1、上善若水
《老子》第8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大意说:高尚的善像水一样,水处在众人讨厌的低洼处,居下不争,滋养万物,默默无闻,而且博大宽容,藏垢纳污,包容一切,因而水性接近了道,得道之人像水一样,老子借用水的品德来像征、描述道的风格。
《老子》第60章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大意为:江海处百川之下,故百川归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一切河流的总汇,百川归之而为水王。
《老子》第78章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大意说:天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了,而攻坚克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胜过水。弱胜过强,柔胜过刚,遍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能实行。
2、清静寡欲
《老子》第45章曰:“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大意为: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是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正直的东西,好似有弯曲一样;最灵巧的东西,好似最笨拙的;最卓越的辩才,好似不善言辞一样。清静克服扰动,寒冷克服暑热。清静无为才能统治天下。
《老子》第16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大意说:尽力使心灵的虚寂达到极点,使生活清静坚守不变。万物都一齐蓬勃生长,我从而考察其往复的道理。那万物纷纷芸芸,各自返回它的本根。返回到它的本根就叫做清静,清静就叫做复归于生命。
《老子》第19章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大意说:保持纯洁朴实的本性,减少私欲杂念,抛弃圣智礼法的浮文,才能免于忧患。
《老子》第37章曰:“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大意为:万事万物清静而没有贪欲之心了,天下便自然而然达到稳定安宁。
《老子》第57章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3、甘为人下
《老子》第66章曰:“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大意说,圣人若想出众人之上,必定要使自己的言谈谦恭而退居众人之下;若想在众人之先而领导他们,必定要将自身利益退置于众人之后。因此圣人虽居上,而民不觉其沉重;圣人虽居前,而民不以其为妨碍,天下人乐于拥戴他而不厌烦。因为他谦下不争,因而天下没有与他竞争的。
《老子》第7章曰:“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大意说:因此,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生存。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的自身。
《老子》第68章曰:“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大意说: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表示谦下。这叫做不与人争的品德,这叫做运用别人的能力,这叫做符合自然的道理。
《老子》第67章曰:“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大意说:第一件叫做慈爱;第二件叫做俭啬;第三件是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有了这柔慈,所以能勇武;有了俭啬,所以能大方;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长。现在丢弃了柔慈而追求勇武;丢弃了啬俭而追求大方;舍弃退让而求争先,结果是走向死亡。慈爱,用来征战,就能够胜利,用来守卫就能巩固。天要援助谁,就用柔慈来保护他。
4、树立诚信
《老子》第17章曰:“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大意为: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是多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老子》第38章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意说:“礼”这个东西,是忠信不足的产物,而且是祸乱的开端。
《老子》第49章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大意说:对于守信的人,我信任他;对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可以得到诚信了,从而使人人守信。
《老子》第63章曰:“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大意为:那些轻易发出诺言的,必定很少能够兑现而失信,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势必遭受很多困难。
《老子》第81章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大意说:真实可信的话不漂亮,漂亮的话不真实。善良的人不巧说,巧说的人不善良。真正有知识的人不卖弄,卖弄自己懂得多的人不是真有知识。
《老子》的无为观
无为观1:无为而治思想来源于道家
道家的历史,正是一部歌颂无为的诗歌,无为是自然界万物生存发展的普遍规律,无为也是人类最好的治国方式,因为无为(自由经济)是社会财富之源。无为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也是人类文明的终点。无为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治理方式,无为也是现代最好国家治国方式,无为还是未来共产主义的治理方式。老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提出了流芳百世的“无为而治”思想。无为而治是一项实用的治国之道,也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还是一门治国艺术。无为而治是我国先贤共同追求的理想,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当代新道家一直在宣扬“市场经济就是无为而治”、“自由经济就是无为而治”等思想,当代新儒家也不甘落后,甚至也编出“无为而治,孔子论语”的顺口溜。
1、无为是宇宙万物的终极规律
无为而治思想来源于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老子的著作《老子》,汉朝以后称《道德经》,道教则称《道德真经》。《老子》一书九九八一章,分为两大部分,1-37章为道经,讲述道的理论,38-81章为德经,讲述人类的行为伦理规范,其中道经是德经的基础,德经是应用道经的结论。
道经的核心思想,是老子阐明了2种形而上学的道。关于道的含义,有人说8种,有人说4种,但笔者将其概括为两种:一是阐明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宇宙之本、天地之源,万物之根、人类之始,其思想来源于原始社会天神、上帝创世纪的崇拜;二是阐明道世界万物运动的最高规律,道是运动之理、运行法则、自然法则、终极规律,其思想可能来源于远古巫师的预言。
在道经中,老子在对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凭着他对自然的一种特殊情感、一种特殊理解、一种特殊观察,认为自然道的最大特征就是无为,自然道的常态就是无为,世界万物存在的终极规律就是无为。无为是一种简略说法,《老子》第37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自然道无为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精华中的精华,也是道家学说的重中之重,因此,历代习道者、研道者、注道者都对这句话大动脑筋,以求全面客观的解读。笔者在参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这句话注解为:道化生天地万物,任其自然生长,而不加以干涉,其表现是无为的,但从道化生万物的结果来看,有金、木、水、火、土之变迁,有春夏秋冬之四季调配,没有一样不是生机有序的。因此说,道表现无为,结果有为。
2、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治国方式
德经的核心思想,是老子将道经中阐明的“无为”规律,用于人类社会实践,一是将无为思想用于安邦治国,如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言之教、为而不争观点,其中无为而治是道家治国的核心所在,其它观点是无为而治的变型。二是将无为用于修身养性,提出了上善若水、清静寡欲、甘为人下、树立诚信等,其修身养性思想后来被道教发扬光大。
在德经中,老子将自然道无为思想用于治国实践,其主要内容都是谈政治,这个政治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为什么就好呢?老子没有解释,他只是提出自然本身能够协调得很好,自然界是无为而不为的,那么依此类推,社会生活本身你如果不去管它,它也能协调得很好。“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老子的人生格言。
《老子》第2章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老子》第3章曰:“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第10章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如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老子》第29章曰:“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老子》第37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老子》第38章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老子》第43章曰:“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老子》第48章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老子》第57章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第63章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老子》第64章曰:“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无为观2:无为思想的一种新解释
“无”是什么?无是天地之始,是万物之母。老子是本体论大师,老子首创“无中生有”的本体论哲学,被后世百家效仿,如王弼的贵无论、裴頠的崇有论,宋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无中生有的宇宙生成论。老子无中生有本原论与当代物理学完全吻合,玻尔互补理论、爱因斯坦场理论、惠勒质理论、霍金宇宙自足理论、汤川秀树的混沌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创立者都认为其理论与老子是相通的。
“无为”是什么?无为是指顺其自然,顺势而为,不乱为不强为,是中国古代道家的一种处世态度和政治思想。无为而治是指按自然规律办事,顺势而为,自己不妄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后被儒家泛指以德化民。
1、“无”是宇宙万物最终本原
无为而治思想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老子在《道德经》中,首先阐明道的无为特征,再将道的无为特征用于人类社会。因此,一般认为,无为而治来源于自然道无为规律,逻辑推理到社会政治领域。
这种从自然道无为到社会管理无为的理解,其实拐了个弯。有没有更好的解释呢?笔者在对老子道经思想前后贯通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老子的道经中的道有两种意思,一种存在的普遍规律,即无为;道还有一种意思是世界的本原,是天地之源,万物之母。老子进而阐明了道的两种形态“有”和“无”。《老子》第1章曰:“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老子》第40章又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大意为:天下的万物产生于看得见的有形质,有形质又产生于不可见的无形质。
可见,道有两种形态,就是有和无,并且有生于无。道生万物,道既然是天地之本、万物之母、人类之始,那么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老子认为,如果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听得到的物质都是“有”,那么怎为源头的母体道,显然不能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听得到的物质,任何一种这类物质都无法让人信服,因此,世界文明中创造万物“本原”,在中国上天、玉帝、盘古神等,在西方是上帝、基督等。老子也是沿着这种思想,认有“无”是真正的世界本原,“无中生有”,世界有形有质的万物都生于“无”。老子“无中生有”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玄学时,王弼著名的“贵无论”就与此类似。
2、“无”也是道的一种形态
“无”作为道的一种形态,老子在《道德经》多处都阐明了这种无状无象的恍惚、浑浊之道。《老子》第14章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老子》第15章曰:“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不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静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老子》第21章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3、无为而治就是“顺道而治”
因此,“无”和“有”分别是本原道的可见和不可见形态,“无”也就是道的意思了,“无为”也就是顺道而为的意思,“无为而治”就是顺道而治。这种理解可能更直接一些。认为“无”是道,把“无为而治”解释成顺道而治,也是笔者首次提出的。
无为而治思想被诸子百家效仿
无为观3:无为而治思想被诸子百家效仿
老子是伟大的思想家,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犹如光芒四射的太阳,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后世佛家,从帝王将相到平民姓,从中国到外国获诺贝尔奖科学巨匠,都吸取了无为而治的光芒和营养。可以说,无为而治,是中国百家先贤共同追求的理想,无论昏君明君无不顶礼膜拜黄帝、舜的垂拱而治,无论大儒小儒,出口都好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黄老道家的核心理论,老子在《道德经》的道经部分,重点阐明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在德经部则以道为本体依据,推导出人类行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的准则,这就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由来。先秦诸子,名曰百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西汉太史公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把先秦百家思想概括成道德、阴阳、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等六家,其中阴阳、名家并未成为统治者的显学。因此,这里仅介绍无为而治思想,被被法家、儒家、墨家、佛家的吸收效仿情况。
1、法家以法治释诠无为而治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家无为而治的理想,与道家相似。而所采取的途径,则颇不相同。老子以清静致无为,申韩则以专制致无为。法家的观点,是借重明法饬令,重刑壹教的手段,来达成“明君无为于上,羣巨竦惧乎下”的境界。管理者有势,又善用术,依法行使刑赏,便可以无为而治。《韩非子·显学》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
2、儒家以德治释诠无为而治
儒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由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孟子加以发展。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政治上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分,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阶局面,这就是正名思想。
儒家也倡导无为而治,通过“德修于己”的无为手段,达到“感化他人”的有为目标,从根本上说是积极有为的态度,这与道家主张虚无清静,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换句话说,儒家的无为而治是个德治,道家的无为而治则是道治。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中庸》曰:“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董仲舒在《保位权第二十》中说:“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
3、墨家以爱治释诠无为而治
墨家是先秦与儒家平起的大家,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於楚、越。墨子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於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於《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於是弃周道而用夏政。但墨家在反对于儒家的过分讲求“礼”时,在思想过分讲究兼爱,实质上比儒家“仁爱”更难遵从,使得墨家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日后发展不大。
墨子宣扬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墨家从创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会中底层的学者,所以墨家更能体会到战乱时期社会中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墨子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
墨家无为而治思想,与儒家有此类似。墨家核心理念是兼爱,墨子主张兼爱尚同,要统从爱民的角度,以爱感化民众,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标。墨子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可见,墨家倡导的无为而治,是通过“爱已兼爱人”的无为手段,达到“以爱感化他人”的有为目标,这与道家主张虚无清静,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换句话说,墨家的无为而治是个爱治,道家的无为而治则是道治。;
4、佛家以善治释诠无为而治
佛家的理论核心崇信因果报应,提倡行善断恶。佛家要具备善心善性,才能涤除邪念杂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调的是行善积德。关于善字,《说文》中说:“从其,从羊。篆文善从言。”羊为善良动物,故从羊;羊的温顺善性以叫声为标志,故从言。可见,善就从言从羊的会意字。佛学从印度传来,要在中土立足,当然得借助儒家的三纲五常的奴性文化,借助华夏民族善良恭俭让的羊道美德。佛家成功了,是因为他把自己融入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有“三教九流”之说,证实释(佛)家已经得到了华夏民族的认同。
在行为处事上,佛家突出一个善字,强调行善积德,以善行感化他人,以达到无为而治的和谐社会。佛教中流传最广的是以身饲虎的故事,说的是释迦牟尼前世为马车国王最小太子,名大悲尊者太子,太子一次外出,见母虎饥渴难耐之时欲食子虎。大悲尊者太子见状悲心顿起,就用自己身肉喂饱饿虎。佛家格言“我不下地狱谁下”,也都是以牺牲自已的善行,感化万民百姓。
5、道、法、儒、墨、佛家无为而治思想的比较
道家:无为而治的核心是道治,以道治国,顺道而为,顺其自然,不强为不胡为。
法家:无为而治的核心是法治,以法治国,因道生法,因道变化,平等法治。
儒家:无为而治的核心是德治,施行德政,推广仁政,以德感人,仁礼爱人。
墨家:无为而治的核心是爱治,爱心施政,爱已爱人,兼爱尚同,义治天下。
佛家:无为而治的核心是善治,劝人行善,行善积德,以善感人,善哉善哉。
英国科技史学家、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李约瑟博士认为,诸子百家都借用了道家无为思想,他在历经20多年心血写成《中国古代科技史》专著中说:“诸子百家也借用了道家的名词,但各赋以不同的含意。例如法家解释无为是统治者不必有所为,只要授权臣下,或制立法令规章,各种纷争自然解决。汉儒强调无为中不劳而有功的特质。后来无为的观念变俗了,又受到佛家打坐的影响,无为确已变成了避免一切行动的意思,而有名的政治家如公元前193年府中无事的曹参,或公元前134年的汲黯,都以无为而留名青史。”
无为观4:无为而治思想被儒家吸收模仿秦汉以后,道、儒、墨、名、法、阴阳等六家兼并加剧,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道、儒家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绝,唯存道儒两家。因此,本文着重说明儒家对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吸收情况。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核心理论,是安邦治国的大道,战国田齐、西汉、唐初都应用道家理论治国,成就了田齐近战国七雄之首、文景盛世和贞观盛世。儒家严格来说不是治国理论,仅是治人的伦理,儒家鼓吹“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表明儒家把人的生命、社会发展等置于礼节之下,把社会礼仪三纲五常等拔高天理的高度。对此,英国科技史专家、两次诺贝奖获得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中指出:“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儒家对于那些以科学来了解自然,及寻求工艺的科学根据及发扬工艺的技术都持反对的立场。”“他们只不过遵依孔子及古代儒家的意旨,忽略自然的观察,不从事于自然的研究,集中心力去研究人的社会,不分心于其它。”“可是两千年的历史显示礼、义、信、三者不足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后代儒家的错误不在他们相信国家组织应遵从自然之道,而在他们自信只需研究人的传统与历史,便是透彻的明了自然之道。”无为而治是道家理论的核心,“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老子的格言。正因为儒家理论核心是社会纲常秩序,儒家吸收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后,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不是用它来治国,而是用它来治人。因此,儒家无为而治是“以德服人”、“以德感化人”,是德治,重点治人。这与道家顺其自然的道治、安邦治国的大道不同。儒家对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吸收的具体情况如下: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周易·系辞上》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
董仲舒说:“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董仲舒《保位权第二十》)
周敦颐说:“天道无为,人事有功,尽人以事天,则人尽天见,而天人合矣。”(周敦颐《关闽书》)。
朱熹说:“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朱熹《四书集注》)
朱熹说:“无为则所行事简。”(《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上》)
朱熹注释老子的无为而治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为政以德,然后无为”;“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繁),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朱熹《四书集注·论语》)
朱熹回答弟子“如何无为”说:“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术笼络天下,所以无为”;“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而民自归之”;“不是决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朱子语类》)
《礼记·中庸》曰:“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礼纪·中庸》曰:“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名,是天道也。’”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孟子·离娄下》)
何晏说:“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何晏《论语注疏》)
邢昺说:“帝王之道,贵在无为清静而民化之。”(邢昺《十三经注疏》)
《韩诗外传》第27章说:“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知足,然后富从之。”
《韩诗外传》第31章说:“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圣人寡为,故用物常壮也。”
《大戴礼记·主言》说:“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新序·杂事三》说:“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
陆贾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绝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也,乃无为也。”(陆贾《新语·无为》)
无为观5:无为而治成就了中华五大盛世
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之术,对后世安邦治国影响很大。如田齐的黄老之学和汉初的黄老政治都是官学、显学,用来治理国家,并成就了齐国霸业和文景盛世。唐初把道教定国教,推行垂拱而治,出现了“贞观之治”。明初力推“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仁宣之治”。清初推行轻税减赋政策,成就了“康乾盛事”。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太平盛世,都直接或间接在道家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台湾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说:“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1、田齐道法结合的稷下黄老之学
田齐取代姜齐立国时,已经进入战国中期。田齐统治者大力提倡黄老之学,除了尊祖之外,也是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因为田齐祖先是黄帝,姜齐的祖先是炎帝。田齐尊崇老子,因为田齐与老子是同乡。齐国从姜太公起就有重“道术”的传统;田齐统治者将祖先、同乡与齐国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推行一种讲究通权达变的新道家理论——黄老之学。
齐国自齐桓公午始,在国都临淄的稷下置学宫,招聚天下贤士。稷下人才济济,成为东方学术文化的中心。稷下黄老之学是由稷下的慎到、田骈、环渊等创造的,其主要著作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和《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蜎子》等。学术特征为“道法结合”。
稷下黄老之学促进了田齐经济社会发展。从齐恒公开始,黄老之学就是田齐政权的官学,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轻徭薄赋,齐国遂强大,成为霸主,历经威王、宣王、湣王三代,保持了近百年强盛。齐国日强,诸侯恐惧,六国联军伐齐,齐败而中衰。
2、西汉文景之治中黄老政治
黄老政治中的黄是指黄帝。黄帝不仅武功烜赫,文治也成就卓著,是垂拱而治的榜样。《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也是法治的典范,因此,黄老政治是道法结合的一种治国术。
西汉初期,黄老政治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想,它也是用治国之术。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因此,执行与民生息的“无为”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
汉初黄老政治的内容主要有:一是重农抑商,恢复并发展生产。二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三是除秦苛法,约法省刑,禁网疏阔。四是废除关卡和桥梁的过路费。五是开放山泽,让人采掘垦殖。六是煮盐、冶铁等领域全面开放。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出现了文景盛世,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
3、唐初贞观之治中垂拱而治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么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垂拱而治比无为而治更加积极生动,内涵上也不完全相同,还含有“四两拔千斤”之意。
唐朝建国初期确定了道教为国教,宣称李唐是老子的后裔,公然尊老子为“圣祖”,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唐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都尊道抑制其他教派的发展。唐玄宗还亲自注释《道德经》,同时科举考试也加试老子策,建立“道举”制度。
唐朝大尊道教的同时,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注重德治,一边轻徭薄赋,一边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李太宗在诏令中说,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唐玄宗竭力推崇道家思想,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他写道:“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
4、明初休养生息政策与仁宣之治
明太祖是中国第一个平民皇帝,称帝后力推“休养生息”政策。明太祖常警告群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匮乏,好比新树不可折枝、小鸟不可拔羽”。永乐帝后的仁宗和宣宗两朝,休养安息政策进一步发展,并效法文景之治的做法,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下令减免赋税,对灾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宽待流民等。“休养安息”政策的实施,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称为“仁宣之治”太平盛世。
历史评价明仁宗,说是:“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关于宣宗,在历史上也有“明有宣宗、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之论。可见,历史学家都把仁宣二帝与文景相比,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明太祖也中国历史上四位注释《道德经》的皇帝之一,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也要注释《道德经》,可见明太祖对道家理论重视程度。明太祖在《御注道德真经》,大讲“无为而治”,他说“君子之持身行事,国王治国以陈纲纪,岂无知而无为?在动以时而举必善,君子可以利人,国王可以利万物,即爱民治国者也。”
5、轻税减赋与康乾盛世
所谓“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续115年。某些学者作家们颂扬这百年辉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历史奇迹”。
康乾盛世主要得益于清朝初期实施的一系列整顿吏治、予民休养等政策,使民心得以凝聚,人丁得以兴旺,人口由康熙时8000多万到乾隆后期增长至3亿多,国力得以恢复,疆域版图得以扩大。清朝初年予民休养等政策,与道家不扰民、不掠民、无为而治等思想是相吻合的,如顺治以来“宽待流民”政策,雍正减少农民负担和摊派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政策,特别康熙“永不加赋”政策,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至于地区性减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减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也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顺治帝“明君治吏不治民”治国理念也与黄老道“君无为而臣有为、君法治而臣人治”观念很接近,顺治帝还在《御注道德经序》中说:“老子道贯天人,德超品汇,明清静无为之旨。然其切于身心,明于伦物,世固鲜能知之也。”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位御注《道德经》的皇帝,称赞道家的“治心治国之道”。他在《御制道德经序》说:“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
无为观6:明朝皇帝不上朝堂与无为而治
明朝绝对是中国故事最丰富的朝代,朱元彰肃贪杀了16万的官,贪官越杀越多;朱棣靖难夺皇权,让郑和下西洋洒银子;仁宗在废立纷争中苦熬20多年太子,就当了10个月皇帝;武宗终身沉溺演戏,宁王造反后被平后又让放了,武宗要亲自去抓;英宗被漠北瓦刺人被俘几后年,回来遭囚禁7年又复辟了帝位;宪宗终身倾情比自己大19岁的老宫女,小宦官张敏救皇子;孝宗可能是历史上唯一的一夫一妻制的皇帝,一生只临幸张皇后,等等,明朝的这些故事都具备了震撼性的历史文化价值,既有血有肉丰富多彩,又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这里,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皇帝20多年不上朝堂等故事。
皇帝不上朝自然让人想到道家的无为而治。明朝文官制度发达,皇帝是没有自主意识,只能按儒家的礼教行事,皇帝其实变成了文官集团的期望象征。如喜靖被迫给先皇作养子,万历为喜欢的女人封个贵妃也不行,为此他们曾经全力反抗过,但还是败下阵来,最终选择消极反抗,于是就有了皇帝20多年不上朝堂的怪事。有人对明朝皇帝懒政大力鞭斥,但为什么就不想想懒政的原因呢,大家都说封建礼教吃人,其实也吃皇帝,从平民百姓、士大夫到国君天子,其行为、思想和创造性等都被封建礼教扼杀了,都是这种制度文化的牺牲者。本文从道家的观点来看,认为明皇懒政有一定合理性,用好了并不定是坏事,如隆庆皇帝放手让大臣办事效果就特好。
1、明世宗嘉靖皇帝25年不上朝堂
明世宗朱厚骢,年号嘉靖,明代第11位皇帝,在位38年。由于孝宗无后,嘉靖由外藩即皇帝位,本想大有作为,但人还没到京,就与文官集团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种长期对抗,彻底粉碎他的梦想。嘉靖即位之初就爆发了“议礼之争”,这也是明朝最著名的政治事件。嘉靖皇帝由藩邸进京的时候,就与朝臣就迎接的礼仪发生了争执,接着嘉靖的生母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争执。嘉靖不愿以养子身份即皇位、要册封自已父母等,又与朝臣爆发了更激烈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让嘉靖迁怒朝臣,讨厌那些礼制,从而性格独特,行事另类,不穿龙袍,二十多年不上朝堂。其实说穿了,这些礼仪之争都是儒家的礼教制惹的祸,嘉靖贵为天子,也无法摆脱儒家礼教的约束,最终选择消积反抗(高阳,2006)。
嘉靖不上朝堂,不愿听那帮朝臣高调的鬼话,但嘉靖并不是不管事,只是换到了寤宫,以奏折管些用人的大事,这与道家思想就相通了,用好了也不错。如嘉靖任命戚继光、于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总督胡宗宪采取剿抚并重的办法,几乎彻底解决了长达百余年倭寇问题。这也算嘉靖皇帝不多的功绩吧。
但嘉靖是一位颇受争议的昏庸君主,主要问题在于他崇信道教,好炼丹,求长生。嘉靖到处搜罗道士、秘方,许多人靠给嘉靖撰写道教青词而入阁成为宰相。奸臣严嵩、严世藩父子就是有名的“青词宰相”,昏君奸臣,海瑞只能罢官了。
2、明穆宗隆庆皇帝难开金口
明穆宗朱载后,年号,隆庆,嘉靖的三子,三十岁登基,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隆庆可以说是明朝比较幸运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幺重大的变故,他得以稳坐皇位六年。隆庆也是个有名懒皇帝,他一生只召见过两次阁臣朝会,朝会上也不发表意见,以致有大臣以为皇帝是哑巴。隆庆皇帝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放手让臣子去发挥才能。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明王朝出现了最后一个繁荣时期(高阳,2006)。
这与隆庆皇帝的性情是分不开的,在作皇子期间就处处小心谨慎,很少张狂,从小就养成了贞静、仁义的性情。与黄老道家“君无为而臣有为”完全吻合的是,隆庆皇帝放手让臣子管事,以致隆庆朝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这些人之所以出名,还要归功于隆庆皇帝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反观明成化朝也曾人才济济,但由于皇帝的限制,他们终究没有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
明朝一大惯例就是明君短命,昏君长寿。隆庆皇帝只当了6年皇帝,36岁就去世了。隆庆皇帝虽然很懒,懒到连话都不想说,但他有意无意间习得了道家无为政治的精华,终成一代明君。其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也是懒与政事,把朝政都托付给管仲,照样成为五霸之主。
3、明神宗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堂
明神宗朱翊钧,穆宗皇帝长子,6岁立为太子,10岁即皇帝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万历前十年政治清明,经济飞速发展,这主要功劳要归功父皇给他留下了张居正等一帮朝臣。万历与张居正配合默契,张居正生病后,皇帝更是亲自为他熬药。万历十年,张居正由于操劳过渡去世,20岁时万历亲政。但万历皇帝是的出了名的懒政,他从万历20年以后几乎就没上过朝,一直到万历48年驾崩,创下了长达28年不上朝堂的记录,比他爷爷嘉靖皇帝25年不上朝的记录还多3年(黄仁宇,1995)。
万历懒政的原因与其爷爷嘉靖一模一样,也是与朝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万历皇帝也曾精神焕发,励精图治,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张居正死后,攻击他声浪步步高,迫使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及其家人下手,其后又迫使万历对宽厚的首辅申时行下手,进而迁恨到皇帝本人。北京干旱万历想举行祈祷的仪式,不让;审理大兴一案万历想让校尉旁听,不让;想练字,不让;想操练兵马,不让;想出门巡视,不让。真正冲突源自一个女人,一个与万历心心相印的妃子叫郑淑嫔,万历想给封个贵妃,不让。从此,万历万念俱灰了,那个一身朝气的少年天子不见了,只剩下一个不上朝堂、不出宫门、及时行乐、声色犬马的皇帝了。这一切质变都发生在万历15年(1587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黄仁宇著的《万历十五年》一书,该书从国内流行到国外,又从国外流行到国内,现在可能印了有10多版了(黄仁宇,1995)。
万历其实是个聪明宽厚的皇帝,他不上朝是因为皇权受到压抑,而被迫消极对抗,不上朝并不是不办公。因此,有些历史学家仍肯定其一些做法:首先,万历皇帝并没有因大臣与之作对,甚至漫骂皇帝贵妃而杀掉一人,是相当宽仁的。不象汉武帝动动不动就杀几千人,诛九族。其次,万历也处理了不少国事,大事不含糊,如三大征战都在万历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援助朝鲜的明日战争,万历倾其血本,两次都果断出兵,根本不象懒政贪财的皇帝。再次,万历皇实思想比较开放,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立教堂,每月补贴乃至墓地都是在万历过问下得以顺利进行的。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先进的天文、机械、火炮等技术,利玛窦也成了中国钟表行业的师祖。最后,万历不补的主要也是朝内阁员,地方官缺位少,这可能有赌气的因素,也可能是万历不愿意养一班高谈阔论、找事生非的官,这种思想其实与道家就相通了。万历后期,文官制度遭到重创,曾经济济一堂的内阁只剩下首辅一人了(黄仁宇,1995)。
4、明熹宗天启皇帝爱做木匠
明熹宗朱由校,明代第十五位皇帝,16岁即位,在位七年,年号天启。熹宗即位之初,东林党势力较大,公正盈朝。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许多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方从哲等奸臣已逐渐被排挤出去,吏制稍显清明。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熹宗即位时多加尽力,因此,熹宗对这些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但在后宫之中,两颗毒瘤正在悄悄的生长。这两个毒瘤就是魏忠贤与客氏。魏忠贤与朝堂上的一些文臣如崔呈秀之流相勾结,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掌握了内阁、六部。魏忠贤常常趁熹宗在专心制作木器时启奏,他总厌烦地说:“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了。”
明熹宗朱由校在历代帝王中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皇帝,他心灵手巧,对制造木器有极浓厚的兴趣,凡刀锯斧凿、丹青揉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部要亲自操作。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出人意料。但明熹宗却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不顾,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又重用魏忠贤一伙宦官,加速了明王朝的堕落(高阳,2006)。
无为观7: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
伟大的史学家,东方文明的奠基者,现实中却是一个受“腐刑”冤辱者。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大臣们却都纷纷归罪李陵,司马迁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为李陵辩护。结果,司马迁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受到腐刑处罚。司马迁蒙受奇冤大辱,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他看来,一切耻辱,“腐刑极矣”!他痛不欲生。但是,又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明不白地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于是,司马迁以“身残处秽”的生命,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我国第一部纪传史,书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灿烂的一笔!他饱受磨难,但他伟大而崇高,令后世人所敬仰。
1、司马迁的道家情节
司马迁不仅是个伟大的史学家,《史记》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没有司马迁撰著《史记》,就没有东方文明。司马迁还是黄老道家的崇拜者,他在《史记》中引述其父司马谈(西汉太史公史)《论六家要旨》的论述,对先秦学派其它五家都有精僻的批判,唯一高度夸奖道家集六家之长,是事半功倍之术,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反过来批评儒家牵强附会,劳而少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并不仅仅被动的记叙历史,他还对治国之道、经济发展、市场交换等特别重视,在《史记》中设置《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专项史,这本身就有些不同寻常。司马迁是道家的崇拜者,这些经济发展思想的其实是对道家学说的发扬和光大,可以作为道家的经典之作,为今天研究道家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当今世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成为普世文化而蓬勃发展,让人惊诧不已的是,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自由经济思想,堪称自由经济的先知之作呀。
2、《货殖列传》的市场自然调节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单独设立《货殖列传》,阐明经济及市场发展的规律,货殖指市场交换增值的意思。司马迁认为市场交换,是合乎自然地在那里发展的,并不需要行政命令约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第一篇就讲述了市场自我调节的例子:“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文字大意是:北方、东方、南方、西方,生产的物产各不一样,北方有牦牛,有畜牧业,东方有渔盐,有各种木材,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北方也要用木材,南方也要用皮毛,那怎么办呢?我们看看司马迁的说法:“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能各凭其能,各竭其力,各满其欲。所以,贱货能贵卖,贵物能贱买。人们各经其业,各从其事,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无休,不招自来买卖,不求自出交易。这符合大道,也是自然调节的证明。”
司马迁既重视生产,又重视流通,提倡农、虞、工、商平等对待。他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货殖列传》)。反映了农、虞、工、商的生产和经营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农、虞、工、商的作用,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
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在《太平洋经济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即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其《史记》的《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低流之水”,并通过重农经济学派影响了斯密。
3、《货殖列传》的非干涉主义思想
司马迁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无论“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都一样的。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货殖列传》)
司马迁认为,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是合理的,因此要顺其自然。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司马迁才主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在此,司马迁提出著名的治国思想:“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看法。(《货殖列传》)。这就是著名的善因论,意思是说,最好的治国方式是因循自然,其次因民之利投其所好,其次以教化堤防之,其次调控统一,最差官商官营与民争利。司马迁伟大之处的又一证明,是该文还指出老了“因循自然”的治国之道,比现代西民主政治讨好选民的政策还要好一个等级。
4、《平准书》的有限政府论
在表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方面,《平准书》可以说是对《货殖列传》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平准书》就是记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因之”以至“与之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一部专史,以观察因循自然和与民争利政策的差异。《太史公自序》称,“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在《平准书》中,司马迁对从汉初到汉武帝由盛到衰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汉武帝时,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在京都置平准令,调度天下货物流通,名曰平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讥讽桑弘羊这种“与之争”政策是公认的。
司马迁在《平准书》,高度称赞汉初推行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因之”政策的结果,描述了“因之”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富足安定与繁荣昌盛,铜钱多的没线穿而没法数,粮食多的没地放而腐烂。他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佘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全。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司马迁提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权的适当干预政策。当然,一味地“因之”也并非不存在问题。《平准书》接着又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併;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干预是防止少数豪徒为非作歹,这就要制法律和法规,保护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权,保护自由权的含义不太明显。可见,司马迁太伟大了,这与现代自由经济、有限政府、“守夜人”等理论中提出政府职能仅仅局限在“生命、财产、自由”三种权利,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在《平准令》中,嘲笑桑弘羊官商官营的与民争利的政策,让天下人陷入赤贫,他说:“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些官商垄断的结果,“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商人亏本归农,商贾归农带来的是经济萧条,国家富足了,人民却贫穷了,“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另据《汉书》记载,铁官营后镰刀割不动草,官府就摊派。汉武帝后期,华夏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人复相食”,人口减员过半,到处是死人,白骨成堆。司马迁借卜式之口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实际上也代表了司马迁自己的心声。
司马迁发出了“烹弘羊”的怒吼,完全不亚于他在《史记》中对夏桀发出“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诅咒。有的论者认为,司马迁宁肯给酷吏立传而不给桑弘羊立传,此事殊不可解。近代中国军阀混战,人民多灾多难但人口还是在增长,而汉武帝统治下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可见饥饿的程度如何触目惊心,要不汉武帝这样宁负天下人的暴君,怎么会颁《轮台罪已诏》向全国人民颁诏谢罪。大致在司马迁看来,桑弘羊等人“言利事析秋毫”,当亦非廉洁之士;酷吏虽酷,其间却不乏清正之人。两相比较,兴利之臣实不如酷吏多矣。这就是司马迁不为桑弘羊立传而只在《平准书》诅咒其行事的原因。况且,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司马迁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事耗资巨大,国力为之枯竭,然而由于“不参彼己”,因而“建功不深”(《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