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其祖吕宫是清代初年的状元宰相。
1884年1岁，2月2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6—8—10号的吕氏故居的东宅。字诚之，小名芸儿。
吕思勉年幼时家境已经比较拮据了，就是这一间大房子，也早已典给了别人。年幼时吕思勉文思敏捷，据他自己所说是“天分颇佳”，以至于曾有乡试时一日之内替人捉刀代笔写过14篇文章的经历。 我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读书了，这一年，母亲程夫人拿了一本《纲鉴正史约编》，为我讲历史。……大约讲解到楚汉之际时，我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便开始每天读几页历史书。
1899年16岁，赴江阴应小试，考入阳湖县学，成了一名秀才，父母十分高兴，母亲为此写了《芸儿小试记事》七律四首。这一时期按父命，读了很多书，有编年史书《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纪》，有正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新唐史》、《新五代史》等，还读了《古文辞类纂》和《续古文辞类纂》。
【来源：中国常州网】
原籍江苏宜兴。父吕德骥，字誉千，生于1852年，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母程，字仲芬，号静岩，生于1853年武进名士程兆缙的次女，著有《逸秋诗钞》及《读书随笔》各一卷。23岁嫁到吕家，生有一男一女，男即吕思勉，女吕颂宜（永萱），长吕思勉9岁，能诵经诗，工诗词，著有《碧云词》若干卷。
1887年4岁，父母告以外曾祖母不取不劳之获的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并记录在他后来所写的《先妣行述》里。
吕思勉年幼时家境已经比较拮据了，就是这一间大房子，也早已典给了别人。年幼时吕思勉文思敏捷，据他自己所说是“天分颇佳”，以至于曾有乡试时一日之内替人捉刀代笔写过14篇文章的经历。 我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读书了，这一年，母亲程夫人拿了一本《纲鉴正史约编》，为我讲历史。……大约讲解到楚汉之际时，我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便开始每天读几页历史书。
1889年6岁，开始跟从同邑薛念辛先生读书。
1890年7岁，自秋初至冬季，患疟历时五月。
1891年8岁，先听母亲或姊姊讲解《纲鉴正史约编》，后自已阅读至唐初，从同邑魏少泉（景征）先生读书，点读《纲鉴易知录》，始与历史学发生关系。后来父亲又取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让他随意翻阅，“亦觉甚有兴趣”。私塾老师教读《通鉴辑览》更是读得津津有味。
1892年9岁，父亲选授江浦县学教谕，家眷一同随往江浦，爱恋难忘木刻套版印制的图画，翻阅家中藏书《海防论》、《海国图志》、《瀛环志略》。
1893年10岁，再从伯父郎山君病逝于东西，父亲把其留下的妻子女儿等7人接到常州一同居住，家中人口增加一倍，生活拮据可想而知。
1895年12岁，魏少泉先生因事赴新疆，家里不再延请教师，由父亲亲自教授，父亲无暇时，母亲和姊姊也帮忙讲解。开始接触到各种新出的书籍和报刊杂志。阅读的新书有：徐继畲的《瀛环略志》、魏源的《海国图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图》、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译的《泰西背后史揽要》、王韬的《普法战记》等。最喜欢的报刊是《时务报》、和《新民丛报》。
1897年14岁，父亲辞职，随父返回常州。能作文，所作文字“从父命就正于石少泉先生”。（石少泉，清未贡生，曾任珠江训导，性聪颖，善作诗，文思敏捷）。
1899年16岁，赴江阴应小试，考入阳湖县学，成了一名秀才，父母十分高兴，母亲为此写了《芸儿小试记事》七律四首。这一时期按父命，读了很多书，有编年史书《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纪》，有正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新唐史》、《新五代史》等，还读了《古文辞类纂》和《续古文辞类纂》。
1884年2月27日，他出生在江苏常州十子街10号的这栋宅子里。吕家世代读书做官，不过由于家庭变故，吕思勉年幼时家境已经比较拮据了，就是这一间大房子，也早已典给了别人。年幼时吕思勉文思敏捷，据他自己所说是“天分颇佳”，以至于曾有乡试时一日之内替人捉刀代笔写过14篇文章的经历。 我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读书了，这一年，母亲程夫人拿了一本《纲鉴正史约编》，为我讲历史。……大约讲解到楚汉之际时，我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便开始每天读几页历史书。
吕思勉(1884—1957)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其祖吕宫是清代初年的状元宰相。他6岁就随老师读书；8岁时母亲程氏开始为他讲解《纲鉴正史约编》，平时严格督促，培养了他读史的兴趣。1905年，已经考取了秀才的吕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执教国文和历史，从此直到1957年去世，一生都从事着教书、著述的生活。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当时曾在小学堂读书，对于吕思勉的讲课留有很深的印象。六十五年之后，他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会上曾经深情地回忆1920年在火车上重遇老师的情景，那时就像见到自己家中的长辈一样。 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吕思勉都是这样一位如父亲一般的长者。 杨友仁：有一件事情……让我慢走，拿了绳子和报纸帮我包好了才走。杨友仁、王玉祥：老先生上课时，一支粉笔，一块黑板。长衫，腰里别一块手帕。平时里除了吃饭基本就是不停地写作，真正地“坐拥书城”。王玉祥：老先生平时也吃肉，但是如果买回来的时候是活的，就不吃了，养起来直到鸡鸭老死，埋了。这叫“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是孟子说的。翻开光华大学当年的校刊，教授们大多是留洋学成归来，接受过正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吕思勉前清秀才的“文凭”和他的传统打扮在这之中似乎有些老古董的味道。跟随了老先生多年的李永圻这样谈论起抗战时第一次见到吕思勉的印象：李永圻：一个年老的先生，夕阳西下，穿着长衫，有点病态。。。 王玉祥：当时（孤岛时期）光华的有“两高”：一是上课的教室高；二是学费高。杨友仁：一个term（学期）要91个银元。大家都找老先生作担保人……没齿不忘。李永圻：老先生常说：“我是前清的秀才，民国的教授，别的没有什么"。不过，学生们却发现老先生是教师中最能接受新思想的人。 邵洛羊当时受命去光华大学开展学生地下党工作，适时向师生们传递被国民党当局封锁的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情况。邵洛羊：对有的老师这是（共产党的情况）绝对不能提的，但是老先生与他们不一样，最进步的就是他。……有一回上《兵制史》，老先生在黑板上公开写：“八路军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张耕华：老先生为什么不像陈寅恪等人名气大的一个原因是他始终在私立的光华，北大、燕京等名校曾经请他去教书，但他没有去，这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喜欢思想的独立，认为在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或者教会学校更能保持独立。张芝联：不喜欢抛头露面，但1947年5月，老先生积极参加了反对光华改成国立学校的运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在苏州常州南京上海奔走了半年多。当初如果我想从政，谋个一官半职的机会很多，即使不愿意做官，以学者的身份也能做个政客。但我的本性不适合做官的；而且当时的官场作风，我很不以为然，所以一辈子最终和政治没什么瓜葛了。”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毕竟是太密切了，研究历史而又想完全独立于政治何其之难。吕思勉一生超脱政治纷争之外，却依然免不了因为自己的著作而差点经历牢狱之灾。原来1923初版本的《白话本国史》在《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一章中，吕思勉认为迫于当时的客观形势，靠岳飞等人的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南宋和金朝的力量对比，秦桧主持和议是不能避免的选择，由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实在是有些冤枉。这本是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对于历史问题提出的看法，况且朱熹等历朝历代的著名历史学家都曾有过类似的议论。但是1931年“9.18”事变之后，由于抗战迫在眉睫，吕思勉的这段文字难免被和时局联系起来，终于引发了这场诉讼。吕思勉生于中法战争之时，年轻时，正值中国社会激荡变化的年代，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在他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说或许是由于自己的性情和康有为、梁启超有些相似的缘故，对于他们的维新思想怀着强烈的感情。于是在一介书生的外貌下，吕思勉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改良社会的努力。读的是古书，教的是古史，做的是关于古代的学问，但在内心中，吕思勉却从未忘记身边的现实社会。他变革社会的着眼点，想到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注重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1936年前后，光华大学招收的学生人数突然大增，以至于学校原有的食堂已经无法满足学生们的需要，连校门外的饭店也挤得人满为患。学校计划再建一所厨房，吕思勉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吃饭的革命》，刊登在校刊上。他提出新厨房不能再照老样子，要全方面的进行革新。比如：关于洗碗和卫生，吕思勉建议洗过的碗要用沸水消毒，之后直接晾干，以免用抹布擦了之后二次污染。又如：他觉得现在蒸煮米饭的方法太繁琐，不如在煮之前就将米一份份分开在碗中然后加水，省却了煮熟后再一勺一勺分米饭的麻烦。建议中还包括取消花费巨大的司务职务、每日的菜预定预做等等。如此琐碎的建议，吕思勉一生中不厌其烦地提出过很多，像积极推动国语和白话文，建议学校设立农场，乃至大力提倡以钢笔代替毛笔：李永圻：老先生提倡用钢笔，说钢笔是进步的工具。吕思勉自十多岁时就开始留心物价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他的日记和笔记中留有许多这样的纪录。这种关心，塑造了吕思勉独特的历史视角，他由此突破了历史仅仅只关注帝王将相的片面性。 张芝联：收集剪报，本事真大。每个星期天听学生们谈家常，物价，米多少钱一斤……吕老师注重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是前人不注意的方面……见解很高明。 正因为注意到社会生活和细节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那些由吕思勉提出的看似微小简单的生活建议，实则却都是从最普通的身边事着眼，希望加以普及进而改革社会风气，推广白话文是如此，提倡用钢笔也是如此。就拿设立新式厨房来说：“我所以竭力提倡，设立新式厨房，并不是单替一个学校计算，而是想借此提倡分厨，使其渐次普及于社会。我总觉得现在社会进步最大的障碍，是家族制度。” 改一家一户各自做饭为集体在公共厨房中伙食，正为了培养人们所欠缺的“公共之心”。这就是为什么老先生将“吃饭”和“革命”联系起来的原因。 1935年5月13日午后，吕思勉在商务印书馆代表和律师的陪同下，出庭接受质询。知天命之年还需与人对簿公堂，更况且自己是为人师表者，老先生的心情可想而知。 吕思勉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涯时说，少年时由于没有名师指导，精力时间浪费了很多，因为未得门径，绕的圈子也不少。正因为这样，吕思勉后来十分注意正确引导年轻人。 辛亥革命前在常州府中学堂任教时，吕思勉曾有一次出有关历史地理的考卷，总共四道题目，每题二十五分。有一位学生对于其中关于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非常有见解，下笔后就忘了停。直到临交卷，才发现自己来不及作答其余的三道题目了。考试结束后，学生们趴在窗口偷看吕思勉阅卷，发现轮到批改那张只答了一题的考卷时，写了一张又一张纸的评语，吕思勉嫌用来批改的铅笔写了削，削了写打断思路，干脆把铅笔劈成了两半，夹住铅芯边抽边写。 张浩典：最后总共才二十五分的题目，吕思勉却给了整次考试七十五分的成绩。这位学生就是后来成为了一代大家的钱穆，曾有人将钱穆与吕思勉和陈寅恪、陈垣并称为“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师生二人同在此列，也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同样，也正是为了引导年轻人更好地走上治学的道路，吕思勉后来的许多著作，都是立意为青年学生所写，自称是“门径的门径，阶梯之阶梯”。 李永圻：老先生没有一本书不是为了青年人所写。 所以《白话本国史》一书全名为《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也正是这个初衷。1935年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终裁认为《白话本国史》的议论虽未适当，但出版在东北失地之前，所以并非别有用心，没有触犯法律，决定“不予处分”。 虽然最后以“不予处分”而告终，但这件事情对吕思勉的刺激很大。一九四六年，抗战最终胜利后，他写了一篇题为《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的长文，赞扬梁启超的气节。 梁启超为了拥护真理，从不肯发表歪曲事实的议论，《民报》有一次，公开讨论君主立宪制对于满族人的利弊。梁启超认为这个问题。不可再辩论下去了，如果硬说君主立宪制对满人有利，那就歪曲了事实，但如果谈论对满人的不利之处，则会增加君主立宪的阻力，于是梁启超选择了缄口不言。既不肯歪曲真理，又不妨害大局，这真是言论界的模范。 这其实也是吕思勉的自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宋金和战的议论很难不超出学术考证的范围，既然不愿意妨碍大局，又不愿抹煞史实，后来，吕思勉后来干脆在书稿中去掉了这整段的内容，同样缄口不言了。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吕思勉写下了他一生孜孜以求，不懈追求的目标：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 1951年吕思勉和光华大学随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1957年10月9日清晨，吕思勉由于校阅《隋唐五代史》过分操劳加重病情，因肺气肿和心脏病并发逝世于华东医院，终年74岁。一同带走的还有计划中余下的两部断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以及他许多的社会改良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