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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的作用，与日月同辉，毫无悬念。宋逸士刘卞云∶“人多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百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不亦快哉！愚谓学术杀天下后世，医书亦其一也”，我们看看宋逸士的话，是针对宋朝的什么学术感慨的？
自hotbean赠予了我陈梦雷所编集的医书集成，在医术名流列传中后汉条目下面，张仲景的传记居然是源自《何顒别传》，何说: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后将成为名医。何顒是谁？
《后汉书•党锢列传•何顒传》云：“何顒，字伯求，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尝称颖川荀，王佐之器”。仲景与何顒相交一事，而仲景之今日所传影响力，照理何顒见于正史，仲景应该可见，然而却始见于《何颙别传》。别传来源于哪？《太平御览•卷七二二》引《何颙别传》云：“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颙先识独觉，言无虚发”。
说到《太平御览》就得提到那里曾经提到过仲景的一个故事，《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亦记载：“王仲宣年十七，尝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不成，后年三十当眉落。仲宣以贳长以远，不治也。后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然别传所记者，与仲宣生平不符，难以解释。许光歧考证认为，王仲宣死于随曹操征吴的军事旅程中，当时正值是岁大疫，加之王氏体质素弱，因而死于疾疫的可能性较大，故与薛凝蒿一致认为，仲景为其诊病一事不实。
接下来仲景见于皇甫谧的《甲乙经序》中：“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所言。”
据史书记载，王粲（王仲宣）死于建安22年（公元217年）正月24日，时年41岁。其年轻时曾避乱荆州，依附刺史刘表。据《甲乙经》所记推论，则两人可能见面时间当是在建安2年（公元197年）左右。建安2年，仲宣时年21岁。显然，与《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是同一个事，两个年龄段，如果《甲乙经序》是真的话，《太平御览》所谓的《何颙别传》就是假的。
且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即公元196—220年。王仲宣死于建安22年（公元176-217年），建安2年的时候，他是21岁。张仲景现在市面书籍推测的出生时间：约公元150～154，到建安2年，43-47岁。显然与文中时间二十余岁不符，按照文中所言，仲景二十多岁，就应该是与王粲年龄相仿，也就是公元170左右。而皇甫谧是建安20年的生人，如果说是他记述建安2年发生的仲景和王粲的故事，显然不可能是他所能够的，只能源自传说，谁传的呢？
而皇甫谧（公元215—282年）生平著作的考据之中，根本没有其所著的《甲乙经》的医书一说。
《后汉书》方术传里面有华佗，华元化的传记，而没有张仲景。陈梦雷说:不为仲景立传，君子有遗憾焉。看了陈梦雷的书，把我雷得晕头转向，里外焦糊难道学术史跟政治史一个境遇，都是不雷死人不偿命的。当探究一下仲景是怎么被发现的？不考不知道，一考吓一跳。
一．仲景是谁？
课本上仲景传是怎么来的呢？
书上载张仲景始见于《名医录》，在百度词条下可搜到：甘伯宗，唐代人，生平里籍未详，曾编撰《名医传》七卷。此书集自三皇至唐代名医一百二十人传记，是中国最早之医学人物传记专著，后人称之为《名医大传》或《名医录》。宋代许慎斋将此书人物增至五代时，名为《历代名医探原报本之图》，是一部有传、有图、有赞的医家史传，惜原书早已亡佚，其部分内容散见于宋代《历代名医蒙求》之中。《历代名医蒙求》是宋周守宗（宋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本）:“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仲景生平，在《汉书》《后汉书》及其后之正史中并无片言只语之记载。始见王叔和《脉经》序，曰：“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脉经》全书十卷，一百零四篇，亦宋·林亿等校定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脉经》著录于“明堂经脉类”。《通志·艺文略》则将其著录于“脉经”类，而《通志·艺文略》的“脉经”一类。“类书”者，将多种文献分类汇编以供查寻之书。《旧唐书·经籍志》标以“类事”。
仲景师承，始见于唐甘伯宗《名医录》。然此书约于南宋时期失传，其有关仲景的记录见于林亿等《校正伤寒论序》中，曰：“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明李濂《医史张仲景补传》曰：仲景“学医术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工于治疗，尤精经方，遂大有时誉……。”而有关张伯祖的记录，则见于张杲之《医说》，谓：“张伯祖，南阳人，性志沈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同郡张仲景异而师之，因有大誉。”
仲景曾为长沙太守之说，见于北宋林亿等校定《伤寒论序》注:“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也，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此前并无相似文字记载。《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未为其立传，即如王叔和、皇甫谧等晋唐医家，在论及张仲景时，都未提及此事。其为长沙太守之说，肇始于《名医录》，其后日盛，诸如《医说》、李濂《医史》、《历代名医蒙求》、《南阳府志》、《长沙府志》、《襄阳府志》、《邓州府志》等，均有其为长沙太守的记载。
据《后汉书》，东汉守长沙者有：刘兴建、郅辉、张禁、杭徐、度尚、孙坚、张羡、苏代、韩玄、廖立、濮阳逸、中尉马俊、功曹、桓阶、吕岱、古初、刘嚣、王阜等，并无张机之名。高等中医药教学参考丛书《中国医学史》针对郭象升之说，认为张机和张羡并非一人。张羡死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其子张怿继任，同年即为刘表所并。而仲景自序有“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之语，则著书应在建安七、八年间，故羡、机并非一人二名。同时，亦认为黄竹斋之说乃推测之言，云：“倘若仲景在建宁年间做长沙太守，不惟与王仲宣见面成为不可能，而且还有许多地方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对仲景守长沙一事基本持否定态度。
1981年，在南阳医圣祠发现一块古墓碑，碑座后方有隶书“咸和五年”四字。查“咸和”为晋成帝年号，“五年”为公元330年。据耿鉴庭研究员鉴定，认为“碑座之字确为晋刻，然偏于一旁，当是昔日石工试刀所镌，此事在西安碑林中不乏其例。碑的勒石则较晚。”碑正中题“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虽基本为楷书，但仍存隶意。从所刻配画来看，即距张仲景逝世不太长久。此碑的发现，似乎为“仲景守长沙”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晋碑之发现，似为力证。但其时仅距仲景辞世百余年，而有医圣之号，亦难令人信服。考诸文献,晋唐时期,诸家言仲景者,皆未称其为圣人。晋时皇甫士安曰：“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陶隐居曰：“惟张仲景一部，最为群方之祖。”其推崇景仰之意，跃然纸上，然并无医圣之称。魏晋间人多以元化、仲景并称，若独尊仲景为圣，则于情理难合。成无己曾云：惟仲景之方，最为群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医帙之中特为枢要。参今法古，不越毫末，乃大圣之所作也。刘河间云：仲景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焉。由此可知，仲景誉称医圣，始传于明代方有执，故墓碑所记，尚不足为凭。
在王士雄的《归砚录》中有仲景墓一说：“《太平戚鹤泉集》中，有书汉张太守仲景碑阴文一首，因录于下，俾后世咸知医圣之当敬也。其文曰∶南阳汉张太守仲景墓碑载∶太守湼阳人，为今南召，故隶南阳。墓久沦没无知者。崇正戊辰夏，兰阳诸生冯应鳌病，恍惚见神来，称故汉长沙太守某为疗，嘱应鳌为修某处墓。应鳌既愈，根据所指南阳城东祠后七十步，迹至祝县丞园境宛然，顾不见墓形。向祝求尺寸地，为太守封树，祝以无验呵斥之。应鳌计无所出，立石祠中，记其事而归。后三年，有人于园穿井见石碣，果太守墓。会寇乱，应鳌虽闻信不能往也。国朝戊子，应鳌选南阳郡属叶县校，乃亲至其地，已自祝而包而杨三易主。验葬处虽实，墓犹在荒坎中。具始末陈于府，出金市杨地，重甓甃（砖砌）并建墓祠，参议桑公为碑记。噫，如碑言，太守灵甚著矣。顾不示于南阳近地，必假之甚远之冯生，又千余年不一显，必迟至有明将易代之际，虽显晦有时，理固有难解者。而卒使遗蜕所存，不终沉没，林庙蔚然，令后人过而生敬，则事确有实，而言之非诬。呜呼，太守功在万世，当报者岂特冯生？而靳尺寸地不一封树，如祝县丞又安在哉？”
二．关于《伤寒论》一书
刘渡舟在《伤寒论校注》里面说，《伤寒论》在《隋唐经籍志》北宋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及《旧唐书经籍志》里已有反映，没有留下具体的有哪些。
《伤寒论》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复著录于《旧唐志》与《新唐志》，在当时书名为《张仲景方十五卷》，它保留着《伤寒论》全部内容或大部分内容。后孙思邈又将其整理进《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而原方已佚。故《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保留的这部分《伤寒论》的内容，可称之为“《伤寒论》唐古本”。
中医学术界对张仲景原著《伤寒论》在唐代流传的版本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唐初，孙思邈整理了当时《伤寒论》古残本，将其编进卷帙浩繁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伤寒论》的原貌便不可复识矣。
民国时期，学者廖平通过仔细研究、详加考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惜后世学者知之不详。
《伤寒杂病论古本》是廖平据《诸病源侯论》、《外台秘要》、《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等医书辑补而成，并详加考证，力求恢复《伤寒论》的原貌，且阐述了他的独到见解，并对前人辑录《伤寒论》的工作进行了评价。
廖平通过比较《外台》、《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的有关“伤寒”的内容，认为唐初《伤寒论》的古本原貌共十八卷，即:《千金要方》第九卷的内容应是唐古本《伤寒论》的首一二卷;《千金翼方》第九、第十两卷应为唐古本的第三至第十卷;《千金要方》第十卷为唐古本的第十一至第十八卷，包括《金匮》在内。
廖氏的证据有:
（1）《千金要方》第九卷的内容包括伤寒总序例、发汗三要与汗吐下三例，可视为古本《伤寒论》的上帙;《千金翼方》九、十两卷的内容是伤寒的“三阳三阴”篇，可视为古本《伤寒论》的中帙;《千金要方》第十卷的内容是伤寒杂病的内容，正是《金匮》的内容，可视为古本《伤寒论》的下帙。即只有这样，全书才脉络清晰，逻辑完整。
（2）正因为《千卷要方》第九卷详细论述了治伤寒的总的治疗法则，即先养生预防，次用膏、散、圆，最后不得已才用汗、吐、下三法，所以《千金翼方》没有总序例，重点论述了对伤寒“三阳三阴”六经传变的具体证治方法，因此，“必三书相合乃成完书”。
（3）《外台》卷一中所引的“伤寒杂疗膏散园方”共十七方，与《千金要方》第九卷中“发汗三要”中的膏、散、丸方数相比，均相同。
（4）《外台》第二卷引用的“伤寒杂病方”与《千金翼方》中的“三阳三阴”篇中的方数相同。
（5）《外台》第三卷中论“天行”、第四卷中论“温热杂病”，正是《千金要方》第十卷及《金匮》中的论治法，可谓一脉相承。
（6）《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三者中有关《伤寒》的内容均应是《伤寒论》唐古本的内容，但次序多少彼此不同，正如《春秋》之三传，是本出一原，而传本各异，但师法源流例皆如是。
（7）《千金要方》每门首称例曰，例与凡同义，如《左传》五十凡，而《医门方》中有“汗十五凡，吐七凡，下十六凡”并以此作为治病大体的总纲，故三例实为古本原文。
（8）王叔和《脉经》中的“可与不可”的内容，取之于“三阴三阳”篇，因此，凡言六经者，皆出自于《翼》本之“三阴三阳”篇，则张仲景三例的原文中就不应该出现“六经”字样。但廖平对比了《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的“可与不可”内容中都夹杂有六经的内容，而《医门方》中却不夹有六经传变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医门方》中的“汗吐下”三例内容正是唐古本《伤寒论》的原貌。
（9）《千金要方》第九卷是伤寒正对之法，《金匮》为杂证专卷，《翼》本居二本之中，论述的是伤寒杂病兼证。而考查《医门方》中引仲景“汗吐下”三例的内容，原文无一六经字样，正是伤寒杂病的治疗总法则。
（10）张子和《儒门事亲》中不论杂病、伤寒统以“汗吐下”为治法，犹得《医门方》的遗意，由此可见三例是伤寒治病的准绳的一个佐证。故三例为张仲景唐古本《伤寒论》的原文。
“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此话始见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上”之末段。
廖平考证“要方”即“膏、散、圆，方” ，由于唐初孙思邈编撰《千金要方》时未能见到《伤寒论》古本的原貌全书，而仅仅见到的是零散条文，所以孙氏才在书中感概不矣:“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引以为憾。而后代学者却据这十余字断章取义地认为:孙思邈当时撰书时并未曾见到张仲景《伤寒论》的原文，进而推断出《伤寒论》原文在唐代就已经佚亡了。持这种观点有宋代学者、日本丹皮元简等。
廖平对此做了详细考证，他认为:“这十余字乃记识语，上下不承”，即从《千金要方》中这句话的前后文来看，并不能确定这里的“要方”究竟指代的是什么，即“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一句具有歧义，“要方”既可能是指张仲景所著的方书即《伤寒论》，也可能具体指的是张仲景所创制的“秘方”，廖氏分析后认为是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并考证出“要方”者乃“膏、散、圆”、“摩膏”等药方。由于江南的医师秘这些药方而不传之于后人，孙氏也不得见，致使这些药方的内容从《伤寒论》原文中脱失了，因此，现在流传于世的宋代赵开美翻刻的《伤寒论》中就没有这些药方的内容，但这些药方却又被其它方书中所收载，如《小品方》、《医心方》、《医门方》中。
廖平对此论述甚详，他提出了多种证据，如:
（1）《伤寒杂病论古本》卷三“伤寒七日候”条下案语:日本丹波氏误据《千金》三十卷“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十一字以为孙氏作《千金》时未见仲景书，又以巢《源》虽有仲景语不一称仲景（服石法称仲景）者，为从《小品》等转抄，亦未见仲景原文。魏晋以下奉为圭臬，何至巢、孙大家皆未见全书?《千金》十余字乃记识语，上下不承。至于篡录古书出名氏惟《外台》最详此例。若《病源》引书不录作者名姓，虽经文亦如己出，其著书体例如此，不能因巢氏不引姓名，遂谓其不见仲景书也。
（2）《伤寒杂病论古本》卷一“青膏”条下按语:古法摩膏，今世不传，《千金》卷九所云:“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者即指此。
（3）《伤寒杂病论古本》卷二“发汗散”条下案语:膏散丸（《外台》注云:为论中所要有），《千金》卷末“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者，此也。 （4）考《圣济总录》卷四“治法门”有“按摩条”引华佗曰:“伤寒一日，在皮肤，当摩膏火灸即愈。此摩不兼于按，按必资之药也。世之论按摩若疗伤寒，以白膏摩体手当千遍，药力乃行，则摩之用药又不可不知矣。至南宋以后，则无人言之。
（5）发汗以膏散圆为主，论言至再三不得已乃用汤，若《翼》本则开卷即汤，并无《千金》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说。
（6）《外台》卷一“杂疗”中有二膏方，并且注云并是“论中所要者”。审此，则（发汗法之方）当名“要方”，不可名“杂疗”。故《外台》谓“膏散丸”为论中所要者也。
（7）摩膏为仲景原文，膏方亦出仲景，预为膏丸散以待病者仓卒之用，邪在皮毛即以治之，故不可用汤。
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现存日本之《真本千金方》可能系未经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之传抄本，经宋校正医书局校刊之《备急千金要方》，中、日翻刻影印者达30余次，又有刻石本、节选本、改编本、《道藏》本等刻印者亦数十种。《千金翼方》系统论述了伤寒六经辨证，内科杂病、外科疮肿、诊病察色，辨别阴阳表里虚实以及治疗技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宝贵经验。
（《康平本伤寒论》该本系流传在日本的古传本，因由侍医丹波雅忠抄录于康平三年二月十七日，康平系日本后冷泉天皇年号（1058-1164年），康平三年即1060年，故后人称为《康平本伤寒论》，是据其抄录时代而命名。《康平本》是最古最善本。任何学术，要求彻底了解其来龙去脉及探求其精神实质，必须重视搜集第一手材料。《伤寒论》为中医经典著作，但由于年代久远，更经辗转传抄，错杂失序，残阀颇多，仲景原著既不可复睹。故探求最古最善之版本，乃世人之夙愿。该传抄本之后有康平三年（适我国北宋嘉枯五年）之跋，故题《古本康平伤寒论》。本书传至日本，在晋或隋虽不可确考，然其袭藏传写，及至康平之时，依然存古态式，嵌注、旁书极其分明。）
三．关于医圣的由来
郝万山讲《伤寒论》中说：
首先我们想一想，在汉代当时没有人把张仲景叫医圣，如果把张仲景叫医圣的话，《后汉书》《三国志》肯定会给张仲景作传，但是这两部史书都没有给他作传，所以当时没有人把他叫做医圣。
稍后王叔和在整理《伤寒杂病论》的过程中，他只提到了说"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收集张仲景的过去的这些著作和对病的真方，在这里直接称仲景，肯定没有把他称做医圣。
再后来晋朝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里头，他有这样一段话，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伊尹这个人，以他仅次于大圣人的才能，你看"亚圣之才"，仅次于大圣人的才能，"撰用《神农本草》"就是参考了《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写成了《汤液经》。"仲景论"，而仲景 的著作"广伊尹《汤液》"，就是补充、扩展了伊尹的《汤液经》。"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在临床上用起来多有效验。晋朝的皇甫谧把伊尹这样一个古代著名的医生才叫做"亚圣"，所以那个仲景呢，只不过在亚圣的基础上，补充、扩展了《汤液经》的一些内容，继承了《汤液经》的内容，然后写了一部著作，而这部著作在临床上应用的是很有效验的。可见在晋朝的皇甫谧的时代，根本没有把张仲景叫做医圣，他才把伊尹叫做亚圣。
到了唐代，孙思邈写《千金要方》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直接就称"仲景要方"，直接就称"仲景"，也没有丝毫谈到仲景是"圣"，是"亚圣"，和"圣"没有贴边。在《外台秘要》里，也引用了什么张仲景方、仲景方，也是直接称呼"仲景"。要是一个圣人的话，还直接称名字吗？所以在唐代也没有人把他称圣。
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的时候，这是公元1065年，在《伤寒论序》里头，它说"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实际上这段话是根据晋朝皇甫谧的那个《针灸甲乙经序》的那段话而来的，说张仲景他是根据伊尹的《汤液经》的法则，而伊尹呢，是根据《神农本草经》的内容来写的著作。底下他说"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说这难道不是继承了大圣人的意思吗？所以宋朝的林亿、孙奇、高保衡，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些官员，在《伤寒论》序里头非常明确地说张仲景只不过是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并没有把张仲景本人称为医圣。
其后在公元1144年，成无己写成了《注解伤寒论》，再后一些成无己写成了《伤寒明理论》。在这两部著作里，成无己仍然是遵循了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个口径，说张仲景所做的工作是类似于圣人的工作，是继承了圣人的工作，仍然没有把他称作"圣"。
在1182年，金人刘完素他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式》这本书里头，他明确提到了"仲景者，亚圣也"，这才和"圣"沾了边，但是没有直接称"医圣"，而是次于圣人，"亚圣"嘛，次于圣人。
再往后，到了1526年，李濂写成了《医史》，他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这已经到了明代1526年，仍然没有把仲景称作"医圣"。
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的是公元1589年，方有执，研究伤寒的大家，错简派的创导人，写成了《伤寒论条辨》。在《伤寒论条辨》这部著作里，方有执说："……称仲景曰圣"，这以后，在医家的著作中，把仲景称为"圣"的才多了起来。
应当说，认真的说，中国医学界什么时候才把张仲景称为圣的，应当是1589年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开始才把仲景叫做“圣”的。
四．既然仲景其人与仲景医圣之说都提到了《甲乙经》，我们看看《甲乙经》的皇甫谧真伪之辨
罗鸿声：自唐以来，医家及史家将《素问》《灵枢》视为《黄帝内经》，皆源于现存《针灸甲乙经》中的序,考诸史籍，最早记载《甲乙经》的是北齐魏收所著的《魏书》，《魏书•卷九十一•列传术艺第七十九•崔彧》云：“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彧针之，抽外即愈。”
从传中可知，崔彧与王显为同时代人，《魏书•王显传》载王显于北魏孝明帝时（公元515年）被杀，那么，崔彧少年时代习医当在公元500年以前。其后有唐初李百药《北齐书•卷四十九•补列传第四十一•方伎•马嗣明》云：“马嗣明，河内人。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这两则史料表明，至少在公元500年以前《黄帝甲乙经》已流行于世，并与《素问》、《九卷》、《明堂》、《本草》齐名，同为习医者必读之书。
隋代萧吉《五行大义》亦有引录甲乙经内容，如《五行大义•卷第三•第十四论杂配•论配藏府》“甲乙经云：黄帝问岐伯曰.人有五藏.藏有五变.肝为牡藏.其色青.其时春.其日甲乙.心为牡藏.其色赤.其时夏.其日丙丁.脾为牝藏.其色黄.其时季夏.其日戊己.肺为牝藏.其色白.其时秋.其日庚辛.肾为牝藏.其色黑.其时冬.其日壬癸。”“甲乙云：魂属精.魄属神。” 上述资料均未说《甲乙经》为何人所作。《隋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经籍三•子》对《甲乙经》的记载是：“《黄帝甲乙经》十卷。注曰：音一卷。梁十二卷。” 其中“梁十二卷”是指梁•阮孝绪《七录》(编于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已载此书。不论《隋书经籍志》还是《七录》也均未注明撰者。
《隋书》是二十四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其史志部分始修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隋书经籍志》对《黄帝甲乙经》这样一部有影响的医书未注撰者姓名，说明在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之前，医家及史家均认为《黄帝甲乙经》与《素问》、《九卷》、《明堂》、《本草》一样，也是一部佚名医家的著作。
至杨玄操和杨上善始有皇甫谧撰《甲乙经》之说。杨玄操《难经》序云：“昔皇甫元晏总三部为甲乙之科，近世华阳陶贞白广肘后为百一之制，皆可以留情极虑，济育群生者矣！” 有人认为杨玄操和杨上善是隋人，但从杨玄操难经序后置名判断，玄操当为唐人，因其序置名为“前歙州歙县尉杨玄操序”，此序某些段落曾为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录，《史记正义》在开元24年撰毕，则杨玄操《难经》序当在此前即有，考歙州之名始于隋文帝（公元589年），至隋炀帝时（607）改歙州为新安郡。唐高祖时（612）复以新安郡为歙州，州治歙县。从歙州的沿革来看，县尉一职，在隋文帝时已改为县正，唐高祖时又改县正为县尉，故杨玄操任歙州歙县尉应在唐代，而不是在隋代。
又因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之前成书的《隋书•经籍志》所记“黄帝甲乙经十卷”条下未注明作者,至杨玄操时始有皇甫谧撰《甲乙经》之说，故玄操应是唐高宗至唐玄宗时人。
杨上善亦非隋人，唐代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云“太子司议郎杨上善, 高宗时人, 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 据贾以仁考证，杨上善仅仅为《太素》撰注，而非编纂，撰注时间大致上可断在唐高宗干封元年（666年）二月至咸亨元年（670年）十二月之间。（贾以仁，杨上善注《黄帝内经太素》考）杨奕望考证杨上善为唐高宗至唐玄宗时人。（杨奕望，医古文知识，2004，2，《黄帝内经太素》成书年**评）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也多处提到《甲乙经》，如《黄帝内经太素•卷十•冲脉》云：“岐伯曰：手之三阴，从脏起手。” 杨上善注：“皇甫谧录《素问》云：冲脉起于气街，并阳明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 杨注引文见《甲乙经•卷二•第二•奇经八脉》。
较二杨稍晚的王焘亦认为《甲乙经》是皇甫谧编撰，如《外台秘要•卷三十九•明堂序》云：“夫明堂者，黄帝之正经，圣人之遗教，所注孔穴，靡不指的。又皇甫士安，晋朝高秀，洞明医术，撰次甲乙，并取三部为定，如此则明堂甲乙，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人，宜遵用之。”王焘为玄宗时人。（《外台》将《甲乙经》卷三及卷七至卷十二有关腧穴条文几乎全部录入）
五代时刘所编的《旧唐书•卷五十一•志第二十七•经籍下》载“《黄帝三部针经》十三卷皇甫谧撰。”《旧唐书经籍志》是根据唐代毋煚所撰的《古今书录》编写的，而《古今书录》又是根据开元九年重修的《群书四部录》撰写的，故《旧唐书经籍志》所载书籍只反映了开元以前唐朝中秘所藏的书籍，《旧唐书•经籍志•序》云：“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又云：“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即《群书四部录》以外的书，均未收入《旧唐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所收的书都是开元九年以前中秘所藏的书。也就是说将皇甫谧与《黄帝甲乙经》联系的时间是唐高宗显庆元年（656）至唐玄宗开元九年（722年）这段时间。
二杨及王焘以《甲乙经》为皇甫谧编撰之说所据何典已不可稽考，假若《甲乙经》真为皇甫谧在所撰，为什么《晋书•皇甫谧传》所列举皇甫谧生前著作没有《甲乙经》。如《晋书•皇甫谧传》云：“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而《隋书经籍志》对皇甫谧的著作均注明皇甫谧撰，惟有《黄帝甲乙经》未注明皇甫谧撰，则说明《甲乙经》并非皇甫谧编撰。如《隋书•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经籍二•史》载：“《帝王世纪》十卷皇甫谧撰。起三皇，尽汉、魏。《高士传》六卷皇甫谧撰。《逸士传》一卷皇甫谧撰。《玄晏春秋》三卷皇甫谧撰。《列女传》六卷皇甫谧撰。”《隋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经籍三•子》载：“《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 “梁有《朔气长历》二卷，皇甫谧撰”“《黄帝甲乙经》十卷。注曰：音一卷。梁十二卷。”“《皇甫谧、曹翕论寒食散方》二卷，亡。” “《皇甫士安依诸方撰》一卷”。此外，一些书籍虽提到皇甫谧，但都未有皇甫谧撰《甲乙经》的记载。
《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引录《小品方》云：“览皇甫士安撰《解散说》及将服消息节度”。又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云：“医方之事, 取妙极难, 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 小小和合, 居家得以救急, 亦为胜事, 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云：“皇甫云∶然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
关于《甲乙经》序，自唐以来都认为是皇甫谧所作，但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可知，《隋书经籍志》所载之《甲乙经》是没有皇甫谧序言的，若《甲乙经》是皇甫谧所撰且有皇甫谧序，那么，《隋书经籍志》肯定会注明《黄帝甲乙经》为皇甫谧撰。
此外，从序的内容也可看出此序不是皇甫谧所作。
五、关于张仲景故里，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东汉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一带）。但是古代的南阳郡辖有36个县，张氏故里究系南阳郡何县呢？
历来说法不一：
一、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赵璞珊的《中国古代医学》和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都持这一观点。
二、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县）。甄志亚的《中国医学史》（教材）、廖国玉的《张仲景故里涅阳考》（《中医杂志》1982 年第2期）都作如是观。廖国玉认为，根据《水经注》、《明嘉靖南阳府志》、《清乾隆邓州志》、《康熙字典》等史料分析，古代的涅阳又谓邓州，即今河南省南阳地区的邓县，涅阳在成名之后，一直属邓州所辖。1964年当地群众在邓县穰东镇曾挖出一个铜壶，上刻“涅阳”二字。因此，张氏故里应为邓县穰东镇。
三、南阳郡蔡阳（即今湖北省枣阳县）。范行准在《张仲景传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3 年第3期）一文中持这一观点。
四、南阳郡棘阳（即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北）。尚启东的《张仲景传略考》（载《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9 年第6期）和杜雨茂的《关于张仲景生平一些问题的探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 年第2期），都坚持这一论点，尚启东认为，《隋书•经籍志》引《湖广旧志》说：“张机字仲景，南阳棘阳人”。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学名流列传》引《密阳府志》记载相同。另外，《太平御览•何颙别传》记：“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何颙为南阳郡襄乡人（今湖北省枣阳县东北），何氏与张氏同一郡而不同一县，且“总角”为10岁左右幼童未冠之称。古时交通不便，孩儿不能远行，可见两人相隔一定不远。据考：东汉时襄乡、棘阳二县是接壤的。因此，张仲景为棘阳人是可信的。
关于张仲景是否当过长沙太守，学者们的观点不同，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
肯定论：如廖国玉在《张仲景官居长沙太守的三项根据》（《中医杂志》1982年第4 期）中认为：张氏任长沙太守是历史的事实。
理由是：首先在历代医籍中有明确记载。北宋仁宗嘉祐年间，林仁等奉诏校正医书，在序言中引了唐《名医录》的论述，认为张氏“官至长沙太守”。此序是向皇帝写的奏章，因此是可信的。其次地方志史料中也有记载。如明崇祯《长沙府志》，清康熙《长沙府志》以及明清时期的《南阳府志》、《邓州志》中，都有张仲景守长沙的记载，最后，1981年11 月，在南阳医圣祠发现了据说是晋代的石碑，上刻“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等字。
否定论：如裘沛然在《张仲景守长沙说的商讨》（《新中医》1984 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张仲景守长沙是出于后人的伪托。
理由是：一、所谓发现的晋代古石碑，据考证，碑为东晋古物之说难以成立。尊仲景为医圣之称，最早未到宋代，这一尊称直到清代才为众口所归。晋代仲景何来医圣之称？可见立此碑的年代最早不越宋元，可能还要晚些。二、根据史料分析，东汉年间历届长沙太守中并无仲景之名，且从时间上看来也不可能由仲景任职。三、晋唐医籍，如王叔和之《脉经》、皇甫谧之《甲乙经》等等，都离仲景不远，但都未提其守长沙之事。四、仲景在其所述《自序》中，对仕官的鄙视和淡漠表现得非常清楚，当然就谈不上当太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