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文》2013年2期
西出阳关，远远望见党河之水蜿蜒流淌。党河发源于祁连雪山深处，在流经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西时，形成了百余公里的党河峡谷。河谷一侧绿树成荫，这里曾是古人修行、歇脚之地，宛如世外桃源。
被伯希和盗走现存巴黎的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有断断续续的记载：“右在县（寿昌）东六十里，《耆旧图》云：汉……佛龛……百姓渐更修营……”
寿昌城遗址在敦煌南湖东面，一座被滚滚黄沙掩埋的城郭废墟。当年的通衢之道、繁华街市已了无影踪，只有几段残垣断壁傲然耸立了千余年，城墙里沙丘在风中搬来搬去。
西汉时，此城是敦煌郡所领六县之一龙勒县治所。唐武德年间置寿昌县，属沙州郡。
风过处，沙丘间有陶片、钱币和箭镞等物半隐半露，多为汉代、宋代遗物，人称古董滩。
寿昌城内随处可见黑白两色的圆形小石子，有加工成光滑细腻的成品，还有未经加工的黑色和白色的碎石堆。敦煌遗书《地志》记载，唐代时沙州每年要向朝延进贡二十具围棋子，寿昌县为加工围棋子的产地。
忽然想今夜的星星是否依古谱摆成对局，谁是赢家？
陶葆廉《辛卯待行记》卷五中记载：“汉阳关路，敦煌西南行七十里石峨卜（即石峨博），七十里南湖，即阳关。”
从各种资料和西千佛洞东距石峨博、西距寿昌城的路程推测，史学家们认为，《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记载的应该是西千佛洞。它始创年代早于莫高窟，或者至少应与莫高窟属同时代修建。
西千佛洞位于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之西，隔一道连绵四十多公里的鸣沙山。两窟遥遥相望，故名西千佛洞。
在莫高窟熙熙攘攘、游人如织之时，西千佛洞一片寂静，人迹罕至，一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样子。
峡谷中风光秀丽，隐于绿荫深处的石窟赫然映入眼帘，西千佛洞鳞次栉比，重重叠叠，嵌于党河北岸的陡崖之上，远望如一个个排列整齐的蜂房鸽舍，井然有序。崖下红柳丛生，胡杨挤挤挨挨。佛不说话，只听得流水潺潺，清幽之极。
大门紧锁，没有游人。我们在门外喊了很久，管理员从树林中钻出来，手里端着一小盆新摘的银杏。他不甚热心的帮我们打开门锁，陪我们走了一圈，话不多，点到即止，再问他时，有一搭没一搭的回答着。卖票讲解成了兼职，他更像隐居于此的世外高人。
他说今天我们一行是唯一的游客，昨天也只有两个。我有几分惭愧，像是打扰了佛的清净似的。
西千佛洞，原有洞窟三十个左右，因洞窟的下部在党河急流的冲击下，砾岩疏松，崖壁崩塌，不少石窟毁没。现存北魏至宋代的洞窟十六个。以前各窟都有甬道相通。现只能另修栈道，其中九个窟可以观赏，其它各窟因无法登临所以只能在崖下仰望。
张大千先生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该洞窟做过调查并编写了窟号。
张大千先生是个颇多奇闻逸事之人。临摹古人画作更是一绝，尤擅仿清代画家石涛之画。早年偶尔也干些造画卖钱之事。
一次，张大千遇到纨绔子弟程霖生，其父是上海滩有名的“地皮大王”。此人除好出风头外，亦喜欢附庸风雅。张大千在他家中，见厅内挂满了名家书画，却十之有八是赝品。他并不说破，反而大加称赞，令程公子顿生遇到知音之感。
张大千话锋一转，说：“程先生，您收的字画珍品虽多，可惜不专，要是能专收一家，定能成名。”他指着墙上一幅他仿的石涛画说：“您不是喜欢石涛吗？我看就收藏他的好了，石涛为明朝宗室，明亡后出家，人品极高。专门收藏石涛，依您的口味是再合适不过了。您还可将此斋取名‘石涛堂。’”
听张大千这么一说，程霖生怦然心动。
辞别归来，张大千寻来一张二丈四尺的明朝宣纸，马上开始专为程霖生的客厅创作一幅石涛山水画作为镇堂之宝。几天后，他精心画好，装裱好后又送去做旧，一切妥当，找了个相熟的书画掮客拿去程霖生处，并关照说：“一定要卖五千大洋，少一文都不要出手。”
程霖生见画很是中意，却不着急买，而是派人请来张大千。谁知张大千见画后脱口而出：“假的！”他这一说，那掮客急了。
“张先生，可要仔细看看清楚啊！”
“不必细看。”张大千一副肯定的样子。他指着画品头论足，这里山的气势偏弱，那处树林的笔法太过，说得头头是道，听得程霖生不住点头。
这桩生意自然是做不成了。
那掮客大为沮丧，明明是你张大千叫我来兜售，怎么又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岂不是耍着人玩？他卷起画，怒气冲冲地出门，径直去张大千家，要张大千给他个说法呢！
张大千一见他，笑道，“你不必开口，且听我说。明天再去程霖生家，就说那幅画张大千买下了。”掮客楞了一下，马上明白过来。
程霖生再见掮客时好生不快，“你来干什么？”
闲话了几句，掮客假装不经意地说：“那张石涛的画，张大千买去了。”
“什么，张大千买去了？”程霖生吃了一惊。“你卖给他多少钱？”
“四千五。”
程霖生大怒，“这个张大千竟然是这种人！你给我想法子把它弄回来，我给你一万。”
“这怕是不成。”那掮客故意说。
求画心切的程霖生拍着他肩膀：“帮帮忙，总会有办法的。”
就这样，张大千的一幅伪作石涛画卖得一万大洋，张大千不再去石涛堂，但他的画却被主人作为镇堂之宝，堂而皇之地挂在大厅内。
此等秩闻趣事多矣。谁没有年少轻狂之时？姑妄听之，姑且信之。
我们看到的张大千，更多时候为抗日奔走，为敦煌石窟艺术呕心沥血，甚至抛妻离子。
张大千来到莫高窟的头两个多月，先是对所有的石窟进行了编号。这是一项细致而又繁琐的工作。从南向北、由底层到上层，不厌其烦。张大千和助手们用毛笔在壁上竖着写下编号，总计三百零九窟。
在此之前，法国人伯希和盗窃文物的同时，已对石窟进行过编号。
张大千的编号顺序和伯希和相反。伯希和由北向南，张大千却是从南到北。这是历代工匠开凿石窟的顺序，所以张大千的编号方法更为科学。
后来中外敦煌学学者大多沿用“张氏编号”。敦煌研究所编号也是依据“张氏编号”而分类编排的。这是张大千为敦煌石窟做出的贡献之一。
敦煌艺术为张大千打开了一扇崭新的艺术大门，他潜心研究，日以继夜的临摹壁画。这一干，就是将近三年。什么也不能阻挡他对敦煌艺术的沉迷。
夏日炙烤，让人透不过气来。冬天严寒，冰天雪地盖过遍地黄沙。没有蔬菜，生活艰苦，甚至险遭土匪抢掠。
临摹之苦难以想象。张大千临摹“张氏编号”20号窟中《供养人罗庭环夫妇像》时，耗时长达两个月之久。原壁画残缺且模糊不清，每天在洞窟内昏暗的光线下临摹原作，回到住室还要继续按记忆背临。他不仅临摹，还要对画作进行补足，使其变得完整。
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被人们统称为“敦煌石窟”。张大千为这几处洞窟都做了编号，同时还作了临摹。
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张大千和助手们共临摹了两百七十六幅壁画。
临摹过程时，张大千发现有些壁画的原色已褪，而常用的朱红、石青、赭石等颜料与壁画颜色相比大不一样。另外最大的壁画有近十三丈，上哪里找这么大的画布？假使拼接的话，接缝又会破坏所临摹的人物形象。张大千为此很是苦恼。在临摹一副密宗壁画时，张大千忽然临机一动。第二天，他起程前往青海西宁塔尔寺，擅长宗教壁画的喇嘛们也许会有办法。
费了好一番周折，张大千从塔尔寺请来了五位藏族喇嘛。这五位喇嘛都是高手，有的善画工笔重彩，有的擅长缝制画布，而有的刚专于磨制颜料和金粉。经过他们的巧手调制，画布、颜料、金粉竟然与古代画布、壁画原色一模一样。这些巧手喇嘛还就地取材，烧出用来勾画底稿的木炭条来，让张大千叹服。
那些古代的画法、技法一代一代流传，被这些喇嘛继承下来，在此刻大放异彩。张大千明白了，他很钦佩这些喇嘛，常常虚心请教，和他们共同作画。
就在张大千全神贯注于壁画临摹时，有人告他在敦煌污损、毁坏壁画。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又是怎么回事？原来当时国民党敦煌行政院的一位政要向张大千求画，张大千画了一副写意画，寥寥数笔，一只鱼鹰便立于石上，意境空阔。那位政要见画风简洁，便要求加几笔，张大千甚为不屑，起身撕毁了事。由此惹了麻烦，被人借题发扬，酿成事端。
张大千在临摹壁画过程中，发现污损的壁画下面，隐隐露出线条图案。他《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叙述此事：“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可见，张大千使之“恢复旧观”的唐代壁画，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史的断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开凿洞窟之难，后世供奉者会让工匠们在以前的壁画上重绘以为自己的功德。
剥除之后，露出下层敷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远胜过那幅宋代壁画。张大千惊喜异常。只是壁画到底不是糖纸，剥下来的壁画再也包不回去。于是，这成了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罪行。
既然外层已经不能辨认，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焕发内里的菁华呢? 剥除之前，张大千将它们临摹了下来。
后来，敦煌研究所也按照张大千的方法剥落两幅壁画。连同张大千剥落的两幅，四十年代，敦煌壁画采取这种方法，共剥落出四幅壁画。
西千佛洞第6窟北魏洞窟，中心柱东面座下书有发愿文一篇，是佛门弟子昙藏为其亡祖父母及父母造像所写，尚有七十多字可以辩认。昙藏生平已不可考，但此手书真迹结构天成，构字紧密，拙厚中皆有异态。字里行间，透出质朴。
石窟清冷，油灯孤寂，读此书，宛若见一灰衣僧人作画累了，望着佛祖塑像，一笔一画写下此文，字字皆写得真切，极为珍贵。
第7窟始建于北魏，为西千佛洞最早的洞窟。
窟室中间为方形中心柱，柱四面开龛，龛内外塑像多为清代重塑，只有南向面龛内倚坐佛，为北魏原作塑像。佛像双肩浑圆，袈裟紧贴身上，犹如刚刚从水中出来一般。这种的衣纹服饰被称作“曹衣出水”。
“曹衣出水”与后来的“吴带当风”相对应，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并称画史。“曹衣出水”笔法刚劲稠密，衣服紧窄，首创者曹仲达，生卒年不详。为中亚曹国（现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人氏，官至朝散大夫。
《历代名画记》言他：“曹师于袁，冰寒于水。外国佛像，亡竞于时。”曹仲达师承袁昂梁，冰出于水，而寒于水，弟子从学于师而又超过老师。他所画天竺佛画，时人无人能比。到了唐代有“曹家样”之美称。
曹家样，曹家样，且照着“曹衣出水”的模样一路描去，佛个个都仿佛练过健美，身材凸显，或修长或健美。
佛像雕刻其源头可追溯至古印度优填王。
在佛教传说中，优填王是古印度憍赏弥国的国王。他虔心礼佛，供养如来。
有一次，佛陀悄然离去，上忉利天为其母说法。佛陀的四众弟子数日不见佛陀，苦寻不获，个个忧心自责。独优填王思佛心切而病入膏肓。大臣们很是着急，于是商议请来目犍连尊者运用神通力，带着雕刻师上达忉利天，亲睹佛陀圣容后，用紫檀木雕刻成高达五尺的佛像，让优填王瞻仰，早晚礼拜，以解除思念之苦。这就是佛像雕刻、供奉的开始。
倚坐佛双腿下垂、坐于宝座之上，与盘膝而坐的交脚佛像造型明显不同。据说这是一种对君主坐姿的模拟，意味高贵与权力。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紫檀木雕刻而成的是交脚坐于莲台之上的佛祖，而第7窟北魏原作雕像，所刻为优填王吗？
第7窟内上部天宫伎乐，轻盈活沷，巾带飘动，翩翩起舞。画师将她绘在壁上的瞬间，她依旧飞翔，如同慢镜头，身后留下拉长的幻影。千佛有规律的大面积排陈开来，四身为一组，四种色彩，循环往复，代表某种玄机。
下部画金刚、力士，威猛有力，个个都像是来自西域的勇士。
第8窟始建于北周，隋代重建。西壁北端绘涅磐变，画面两端各有高大的娑罗双树，传说中每一端的两株树都是一荣一枯，代表非枯非荣、非假非空之意。
娑罗树又名七叶树，树叶似手掌，夏初开花，花如塔状，又像烛台，每当花开之时，手掌般的叶子托起宝塔，又像是供奉着烛台。树干可割采龙脑香。信佛者常用龙脑香油点佛灯敬佛，可以醒脑，且满屋清香。
相传释迦牟尼八十岁时的一天，走进希拉尼耶底河里————洗澡，然后上岸，走到娑罗双树中间，右胁而卧涅磐。
壁画上涅磐变，佛身后是众多举哀的弟子们。佛前方立有一世俗人物形象，东壁下部还画有供养棚车一辆。是一位隋朝供养者坐着车子一直驶入了壁画吗？
第11窟为西千佛洞最具特色的洞窟。初建于北周，现存壁画多为隋代所绘。主室为横人字披顶，窟形类似游牧民族的圆形帐幕，此为敦煌石窟中决无仅有的。
东壁千佛中央，绘禅定佛与二胁侍菩萨。背后圆形佛光四射，头顶亦为类似帐房的帘幕。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
东汉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四分五裂的时期，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厮杀战乱，五胡、十六国此起彼伏。
这时，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皇帝。公元581年二月，隋文帝杨坚登帝位，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杨坚登基当日，长安城出现了八百年一次的祥瑞天象。
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被誉为“开皇之治”。 隋文帝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
公元589年，隋灭陈，同年琉球群岛归降，突厥可汗尊杨坚为圣人天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千万世为圣朝典牛马。
此窟应该开凿于此时，洞窟具有深厚的游牧民族特色，四壁的男女供养人皆着汉式服装。学者认为，此窟为当地已经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兴建。
帐房、牛羊、星星、月亮，佛光皆可普照。
第12窟为西千佛洞唯一一座面向正南的洞窟。初建于北周，后经隋、唐、回鹘、民国重修。
东壁上部绘回鹘说法图，男子戴回鹘冠，捧刀、弓、剑、铁爪篱等武器。而女子头上饰一桃形金凤凰，执花供养。
取“迅捷如鹘然”的意思，唐朝时，回纥改作回鹘。我看到壁画角上的一只鹰，正盘旋俯冲。
南壁绘睒子本生图。
睒子盲父母居山中草庐，身披鹿皮的睒子在汲水，画面上迦夷国王驰马拉弓，鹿群饮水、惊望、奔逃，国王误射睒子。睒子中箭后，念及死后父母无人供养，表情哀伤。风吹树木摇晃，有小狐狸出洞四面张望。国王至草庐前，向盲父母述说睒子身亡事，引盲父母至睒子尸体处。天神为睒子孝心所感，施药救醒睒子，皆大欢喜的结局。画面紧张而多细节，观之有声有色。
出西千佛洞，滔滔党河水流淌，冲刷出敦煌绿洲，石窟是这块绿洲灵魂和精神的栖息地吗？荒芜的沙漠戈壁为父，西千佛洞，依旧是那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洞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