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和他在桂林创作的几件作品 作品创作说明书

阮元和他在桂林创作的几件作品

邓祝仁

本文原载《学术界》2013年第12期,同年6月,曾分四次公布于本博,不久删除,修改定稿后投安徽双核心学术期刊《学术界》。谢谢他们。阮元,是清朝中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和著名的儒学学者、诗人和书法家。他曾担任两广总督九年,在广西桂林创作了他人生几件相当重要的作品,是他为官、为学和人生追求的一种反映。这些作品,正史没收,而完整地留存在桂林的摩崖石刻中,迄今没有发现专门的评述文章,实为憾事。本文首次披露、分析、探讨了阮元在桂林留下的这几件宝贵的作品。

一、清代桂林迎纳了一位朝廷顶级要员

清代桂林,非常有幸,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迎纳了太子少保、两广总督阮元这样一位位高权重、学术精湛的朝廷顶级要员[1]。而阮元,没有因为桂林地处荒僻的南蛮之域而轻忽之、疏远之,相反,和桂林联系愈加紧密,情感愈加深厚。

阮元担任两广总督的起止时间为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至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即他53-62岁这段年富力强、经验丰富、人生成熟的鼎盛时期。在任期间,阮元多次自粤入桂巡视广西军政事务。难能可贵的是,阮元具有礼贤下士的作风。工作之余,他拜访、结交本土名士,给予扶持。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他探访了桂林本土著名山水画世家罗存理、罗辰父子府第,观摩他们的诗书画作,非常赏识罗辰,邀其为幕友,一同赴粤。闲暇时,阮元与罗辰“及二三宾佐,弹棋读画,说鬼谈谐,备极诙谐”。罗辰的《桂林山水》诗画稿经阮元审定后,于道光辛卯(十一年,公元1831年)在广州镌刻付梓。[2]

阮元爱好放浪山水,踏勘历史古迹,写诗泼墨,陶冶性情。他对桂林的城市景观、漓江风光和阳朔风情情有独钟,喜爱有加,写下了吟颂九马画山的诗篇,多年萦绕脑际的心愿终于释怀。他在诗中说,他督桂的头六年中六游漓江,五观画山,发出“恨不身为阳朔令”喟叹,宁愿舍弃高官,到阳朔充作七品县令。[3]

阮元在桂林期间,给后人留下了他人生中至为宝贵的几件桂林山水诗文书法石刻作品——《三元及第》《清漓石壁图》《观漓江奇峰图卷》《隐山铭》等。遗憾的是,到写作本文的时候,我在中国知网和其他网站上没有搜寻到一篇专门研究评介阮元在桂林活动和创作的论文。“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4]桂林城内外大大小小的石山上,保留着唐宋以来直至明清诸朝名人仕宦留下的近2000件摩崖石刻作品。阮元在桂林留下的上述作品,正史和他自编的集子里不完全收入,却完好地留存在美丽的桂林山水之间,从中可以管窥出阮元为官为学的人生面影。因此,有必要先对阮元其人有个大致的了解。

阮元,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人物。香港公开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导师孙广海先生,200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阮元研究回顾》,从阮元生平的研究、著述的研究、学术思想的研究、诂经精舍及学海堂的研究等几个方面,评述了清代以迄于今一百多年来海内外关于阮元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是一份严肃认真、资料翔实、可以征引的材料。该文推崇1943年美国华盛顿政府印刷所印刷、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说“书中的阮元传记由房兆楹撰写,全文取材自《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雷塘庵主弟子记》、微席叶《阮元传略》与范西·皮尔路易(VanHee Pere Louis)《阮元著畴人传》等”,论述全面,影响深远,是研究阮元的“必读之作”。书中的阮元传开宗明义这样介绍:“阮元,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怡性老人、节性斋老人、北湖跛叟,1764年2月21日-1849年11月27日。学者、官吏,江苏扬州府仪征人。”[5]真的画龙点睛,要言不烦,中肯公正,行文方式不同于中国大陆通行的阮元著述。

阮元一生为官五十余载,是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重臣,有“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美誉[6],曾赢取道光皇帝御赐:“宣力中外,五十余年;学裕识优,勤劳懋著。”[7]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阮元26岁,进士及第。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他32岁,踏入官场不过六年,却已历任翰林院庶吉士、万寿盛典纂修、国史馆武英殿纂修官、詹事府少詹士、詹士、山东学政和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几乎每半年顶多至两年就提拔或破格越级晋升。在嘉庆、道光两朝,历官礼、宾、户、工部侍郎,浙、闽、豫、赣、粤等省巡抚和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道光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太保、太傅衔。所以说,官员阮元,少年早达,身居显宦,并得以善终,清王朝称誉他“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8]

阮元不仅位高权重,官当得好,而且是一位成果丰硕,声震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在学术上,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9,是公认的乾嘉学派的殿军和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10他为政几十年,学术研究就坚持了几十年:拜师前辈,切磋同仁,奖掖后学,直接往来交流的学者近百人,这成就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高峰。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阮元七十寿辰时,获赠道光御笔“亮功锡祜”四字匾,是清代不可多得的饱学之士、鸿儒学者。为官为学,两者都位处顶尖位置,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里实不多见。阮元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用今天的话说,阮元是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字音韵学家、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天文历法学家、金石鉴赏家、画家、书法家、编辑出版家,一大串头衔都可以戴在他的头上。他著述、辑录、编刻的书籍达3000多卷。试举几件阮元的学术著作以见一斑,如极富盛名的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学海堂经解》,主编《经籍纂古》;著有《研经室集》《广陵诗事》《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畴人传》《石渠随笔》《两浙金石志》《山左金石志》《十三经校勘记》《性命古训》《考工记车制图解》《耄年自述卷》等;主持修纂《广东通志》《云南通志》《浙江通志》《扬州府图志》等。阮元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文武兼长的家庭,母亲通晓诗书,有修养,连同娘舅诸人,都是他识字、读诗、写诗的启蒙老师。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卒于扬州私宅,享年86岁,入祠乡贤禂、浙江名宦祠。谧文达,被尊为一代文宗。[11]在阮元身上结晶了比较完善的、成熟的中国封建高官的政治思想、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

二、阮元创制的《三元及第》坊

《三元及第》坊是阮元为官为学人生中创造的极为特殊、具有复合元素、不可挪移、不可复制,为全中国唯一的一件艺术品。作品《三元及第》坊可以拆分成三个部分来解读,首先,《三元及第》是一件榜书,即古人所谓“擘窼”之书法作品;其次,它书于巨型石方,是一件巨方石镌刻作品,安放于城门楼阙之上,石材取自于桂林石山,具有唯一性,珍贵、罕见;再次,内容上以广西临桂(今桂林)“三元及第”获得者陈继昌为本事,具有不可重复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三元及第》坊由书法、石坊、陈继昌等元素共同构成,缺一不可,其创造者是阮元。

具体而言,《三元及第》坊由六块桂林特有的碳酸钙青石精心打磨后组成,高高横卧于桂林明代靖江王城正阳门、即清代广西贡院端礼门内侧阙楼上,石坊坐南朝北,字朝城内。中央四块青石板上自右至左横向榜书“三元及第”四个大字,字体端庄刚健,苍劲挺拔,笔法俊逸,“郁盘飞动”,有颜体之丰盈,柳体之俊朗。左右各一块石方分别真书款识:

(右石坊:)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广东广西地方军务阮元为

(左石坊:)嘉庆十八年癸酉科解元、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会元、殿试状元陈继昌书。

石坊飞脊两端工笔精雕“鲤鱼跳龙门”图案。整个石坊总计约高1.8米、宽7.2米、厚1米。显然,石坊是阮元为了奖掖后学,表彰连中三元的本土名士陈继昌,也为了弘扬自己的教育主张和业绩而专门书刻制作的。阮元在桂林亲自策划、创作的这件非常重要、非常罕见的书法石刻作品,因仅见于荒僻之域粤西桂林而不为朝廷大员和江浙等发达富庶之地精英所常见、所常议,在此很有必要再说几句。

陈继昌,嘉庆十八年解元,嘉庆二十五年会元、状元,史称“三元及第”。获“三元及第”殊荣者,自隋、唐开科举考试以来,一千三百余载,全中国只有区区十三人,有清一朝也仅二人,当属“稀世国宝”。陈继昌连中三元之后,嘉庆帝闻讯大喜,即席赋诗志庆:“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留遗泽,新英进正论。”“旧相”者,已故东阁大学士陈宏谋也,陈继昌是他的玄孙。时任两广总督阮元也赋诗夸赞:“文运原因天运开,一枝真自桂林来。圣朝得士三元盛,贤相传家五世才。史奏庆云合名字,人占佳气说楼台。若从师友抡魁鼎,门下门生已六回。”阮元担心别人读不懂他的诗,干脆给诗后一句“门下门生已六回”做注解,曰:“近科状元,由吴信中、吴莹、蒋立镛、吴其浚、陈沅至陈继昌等六人,皆予门生下之门生也。”而第六个“门生下之门生”不仅三元及第,而且成绩超过了前五人,身为教师兼两广总督的阮元自觉脸上有光,应为常情。欣喜之余,提起斗笔,屏气挥毫,写下了“三元及第”四个大字。又筹措资金,调拨人员,搜罗石材,镌刻打造,在当时的广西贡院端礼门上建立了牌坊,以示嘉奖,激励后人。[12]此《三元及第》坊现在仍然耸立在桂林王城正阳门之上,完好无损,成了显示桂林历史文化的著名旅游景点,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拜访者。

阮元是“乾嘉学派”承前启后的领袖人物,桂林《三元及第》坊体现了他一贯的教育思想:崇尚朴实,反对浮华,注重身体力行,主张因材施教,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书法虽不是他的最强项目,但他有理论、有作品,其书法金石造诣应该是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当代书法家刘恒先生说:“阮元的书学主张观点鲜明,目的明确,就是要提倡学习汉魏北派碑刻书法,扭转宋元以后人们根据辗转翻刻的‘阁帖’研习书法所形成的卑弱雷同的书风。从实际情况来看,碑学理论和碑派书风的崛起,的确改变由元、明到清代中期的书风走势,为中国书法艺术开辟了一种新的审美样式与境界。”[13]阮元在桂林的作品《三元及第》坊较好反映了他的这种书法追求与风格,也显现出他重视人才和教育的趣向。

三、阮元的九马画山诗

在漓江风光众多的景点中,画山是阮元的最爱。他倾尽心力写了一首吟哦九马画山的七言古风——《清漓石壁图歌》,弥足珍贵。诗人将诗作编入《揅经室四集》。写好这首诗,接着又题写了“清漓石壁图”五个大字,差人镌刻于画山之麓饮马泉入江处的崖壁之上,落款“道光三年阮元题”。题刻和《清漓石壁图歌》紧密相连,至今历历在目。

画山,全名九马画山,是桂林山水风景中最著名的几个景点之一。九马画山,位于漓江东岸,画山村附近。五峰连绵,重峦叠嶂。主峰高峻,突兀眼前。三面起伏凌空,一面绝壁江中。伫立游船,极目山崖。石壁纹理,纵横交织。青绿黄白,皴法淋漓。气象万千,若骏马群聚。或昂首嘶啸,或飞奔扬踢,或静默若卧,或蹭摩若戏。各种神态,如生栩栩。故有九马画山之名。民谚唱道:“看马郎,看马郎,问你神马几多双?看出七匹中榜眼,看中九匹状元郎。”画山奇观,历来是百里漓江画廊中最吸引游客积极互动,令其百思不解,流连忘返的著名景点。前人吟诵画山的诗作很多,饶有趣味。宋代诗人邹浩《画山》七绝云:“扫成屏障几千春,洗雨吹风转更明;应是天公醉时笔,重重粉墨尚纵横。”面对前贤诗作,阮元不可能不诗兴大发。但是,他不做急就章,而写于在六游漓江,五度观览画山之后。请允许我将这首转抄在下面:

天成半壁丹青画,幡然高向青天挂。

上古何人善画山,似与荆关斗名派。

此派浑同后世皴,造物翻师唐宋人。

认作名山反如假,审为古绘竟成真。

纵横量去成千尺,五丁直削平无迹。

古绢依稀染淡黄,巍头重叠分青碧。

清漓一曲绕山流,来往何人不举头?

六年久识奇峰面,五度来寻读画舟。

石渠室绘几千卷,天上云烟曾过眼。

何幸湘南见北山,眼福如今还不浅。

山旁刻石擘窼书,鉴赏标题始自吾。

后人来看道光款,传出清漓石壁图。

这首七言古风共24句,前半首12句写景,描绘丰富的九马画山。首四句石破天惊,极写九马画山之恢宏气势:石壁高峻,色彩斑斓,自天而降,自成一派,堪与五代山水画大师荆浩、关仝画争锋、媲美。“半壁”语出李白《改九指山为九华山》诗句“层楼遏迟日,半壁明朝霞。”“幡然”,凌空高飘的样子,语出葛洪《抱朴子·对俗》诗句“幡然凌霄,背俗弃世。”。荆关,即荆浩、关仝,五代山水画家,互为师生,荆关并称,意旨画的极致。阮元当然读过康熙进士顾嗣立(1665-1722)的《画山》七绝:“画里看山山更闲,画山好手说荆关。淋漓如画真山在,又倩何人画画山。”接下来四句,阮元运用他精通绘画的学识和技艺,从皴法到有色等方面,鉴赏品评了画山实为一幅宝贵的传说中的山水画真迹,不惜展开丰富的想像,借用了神话传说中五个大力士的力量。

后半首12句,诗人直抒胸臆:画山此景,何人不爱?甚至联想到自己的吟咏,也将随画山而流传久远。诗人先叙述当初的发现:“清漓一曲绕山流,来往何人不举头?”接着叙述自己的钟爱:“六年久识奇峰面,五度来寻读画舟。”以至于用所熟知的皇室所珍藏的历代书画真迹做比较,说明自己有“眼福”。“石渠室”,即石渠阁,西汉皇室藏书处。这里借用为清宫内府藏书。阮元曾经为清廷内府所藏的历代书画定真迹,考订心得、经过均有记录,成书《石渠随笔》。最后,水到渠成,说明诗人自己“山旁刻石擘窼书”并留款,后人一定能从对画山的欣赏,发现自己的题款,进而了解到自己的诗作,充满了无限的高兴与自信。

诗中所言“道光款”告诉我们,此诗作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时,阮元总督两广的第六个年头,适逢六旬,是他六年中六游漓江,五观画山情感的集中抒发。没有六年间游历考察桂林的经历,没有五度寻舟画山的用心,哪有如此的开篇佳句:“天成半壁丹青画,幡然高向青天挂。上古何人善画山,似与荆关斗铭派。”哪有如此形象逼真、秀美可人的细腻描绘:“清漓一曲绕山流 ,来往何人不举头?”阮元为诗好用典,有学者特质,本诗征写故实,用典引句,顺手拈来,融诗书画文于一体,毫无做作卖弄,让人萌生“掉书袋”之感,显示出了耳顺之年的阮元作为一位成熟的学者诗人博学广识、严谨执着、诚笃诚实的气派,在中国古代数千首桂林山水诗歌中独树一帜,耀人眼目。

这首诗形式上有一点特别,必须指出来。阮元作为一位大学者,写山水诗的时候也不愿受平仄、对仗、一韵到底之类近体诗格律束缚,而喜欢自由一些的古体诗,即所谓古风者。他的九马画山诗用韵复杂一点,不一韵到底,不停地换韵,韵脚有:/画,挂//皴,人,真//尺,迹,碧//流,头,舟//卷,眼,山,浅//书,吾,图/共六韵。古体诗换韵的时候,首句是可以不押韵,即“上古何人善画山,似与荆关斗名派”。本诗属于七古,本文下面将提到他的另一首吟诵桂林山水的诗——四言古体诗《隐山铭》。唐宋以后,文人写四言诗的极少,阮元是极少中之一也。值得注意的。

早些年,阮元还创作了一首吟咏漓江的诗歌《观漓江奇峰图卷》,也抄写于此:

九曲漓如折坂登,漓江山势又崚嶒。

夜来塔造万千尺,西去城增十二层。

员峤方壶随地起,侧峰横岭向空凌。

荆关董巨多名笔,如此奇峰彼未曾。

这首诗的情感、风格类似于《清漓石壁图歌》,同为阮元成熟鼎盛时期所作。对漓江风光的热爱、赞叹之情益于言表。甚至说历史上的作画大师荆关、董巨由于与桂林山水失之交臂而未免遗憾至极了。否则,定有不少名作传世呢。

清代学者朱庭珍曾评析阮元诗“长于古体,近体殊弱,五古似韦、柳,七古似苏、陆、佳作颇有可传,亦清才也”。阮元五岁其随母亲读诗、做诗,长大为官,仕宦浮沉,写诗不断。学者阮家仁搜集整理的《阮元诗集》收录了他50多年间的诗歌1199首。扬州学者王章涛说,青年时代,阮元与学友凌廷堪就是填词做诗的高手。阮元曾自订其诗文集《揅经室集》《续集》《再续集》《外集》共62卷,其中诗词11卷。阮元吟诵漓江画山的《清漓石壁图歌》贴切地反映出了他作为学者诗人、官员诗人的这个显著特点。

四、阮元的四言古体诗《隐山铭》

《隐山铭》是一首四言古体诗,唐宋以后,文人很少写这类诗歌,是阮元在桂林创作的最重要的诗歌石刻作品,用力最多,且与官场局势紧紧相连,堪称其都督两广时的代表作。作品既反映了他不受拘束、追求自由、喜欢用典的诗歌创作风格和重碑刻书法的趣味,还反映出他对当时官场恶习的痛恨,洞照出他总督两广期间正直的为官之道、为学之风和人格品行。

下面请读阮元的《隐山铭》全诗:

元生辰在正月廿日,近年所驻之地,每于是日避客,独往山寺。嘉庆廿四年元岁,五十有六,是日,避客于此山。贯行六洞,竟日始返。窃以为,此一日之隐也。爰作斯铭。扬州阮元

士高能隐,山静乃寿。浚之主名,辟此奇秀。一山尽空,六洞互透。不凿自通,虽探莫究。穴无两来,岩如天覆。虚腹开潭,垂乳滴溜。寒澈镜奁,响传壶漏。引月入峡,吸云穿窦。磴曲风抟,泉清石漱。仰壁藤垂,摩崖苔绣。莲忆古香,桂疑秋瘦。招隐岩前,朝阳洞右。凉堂北开,高亭东构。独出春城,静观清昼。晓岚入怀,夕阳满袖。一日小隐,千年古岫。何人能复,西湖之旧?[14]

诗歌写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是阮元任两广总督的第三个年头,他自广东抵桂林督察广西。小序中的“一日之隐”,饱含着阮元为官为人的诸多浮沉。

阮元为官数十年,总起来看,名声较好,官运亨通,政绩卓著。其实,他不总一帆风顺,也摔过跟斗,受过波折。他在待人接物、迎客送礼上有过教训。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阮元44岁,时在河南巡抚任上,不知何故,他给时任侍郎广兴送了一千两白银,后来广兴因为别的事情被处罚,连带抖出了阮元送银子的旧事,阮元因此被重罚,降四级调用,后改为降三级留用。他也犯过包庇下属营私舞弊的错误。于此,他吃过苦头。阮元为官,本不拉帮结派,但为性情中人,讲哥们义气,重同门情谊,有时显得轻重倒置。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阮元46岁,时任浙江巡抚。有人揭发浙江学政刘凤诰代理乡试监考官时舞弊,嘉庆帝责令阮元彻查处理。阮元想,刘凤诰是自己同榜进士,感情一向诚笃,且同在一地为官,若据实上报,刘将丢官。于是,阮元为刘凤诰隐瞒了案情,企图为刘蒙混过关。谁知嘉庆帝自有主张,令人再查,终于弄清真相。阮元因“止知友谊,罔顾君恩,轻重倒置,不可不严行惩处,即著照部议革职。”再次遭到朝廷重罚。可阮元似乎有运气相助,那年恰逢嘉庆五十诞辰,大赦天下,兼之阮元平日口碑较好,被赏赐做了翰林编修,在文颖馆行走。

而都督两广时的阮元,已经成熟练达,褪去了十年前的意气轻率,曾经的教训,无时不牢记心中。嘉庆二十四年时的阮元,十分痛恨当时益盛的官场腐败之风,极其厌恶繁文缛节,吹牛拍马,请客送礼,买官卖官。这年的农历正月廿日,是他56岁生日。那天,他抛弃家人随从,悄悄远离官府、私宅,只身一人迈步城西郊外,独处隐山,躲避客人求拜。他两袖清风,登山远眺;他穿越六洞,探究往事;他背诵前贤,涵泳经典。经过缜密的思索,创作了他最重要、最著名的一首桂林山水诗《隐山铭》,并勒石于隐山北牖洞口。摩崖高二尺一寸,宽一尺三寸,真书,径一寸。字迹今日还清晰可辨。

隐山,在不知情的人看来,其貌不扬,是一尊不挺拔、不雄伟、不高大的孤峰,然而,它是桂林开发最悠久、最著名的几座石山之一。它位于城西今西山公园内,唐代宝历、大和年间(公元825-828年)开发,至今已经快1200年了。开发完毕,整座隐山被碧波荡漾的,时称700亩的西湖环抱,湖中广植莲藕,盛夏时节,莲蓬高擎,荷花盛开,隐山隐没其中,故名隐山,又名招隐山。整座山通透中空,藏有六洞,分别命名曰:朝阳、白雀、嘉莲、夕阳、南华、北牖。可奇者,隐山六洞,洞洞相连互通,并和地下水衔接,有人评述“乃八桂岩洞最奇绝处”。明清以后,为桂林八景之一“西峰夕照”之所在。主持隐山的开发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李渤,时任桂州(治所在今桂林市)刺史兼御史中臣、桂管观察史。《桂林石刻》根据旧有石刻拓本收录了李渤七绝一首《留别隐山》:“如云不厌苍梧远,似雁逢春又北归。惟有隐山溪上月,年年相望两依依。”今在隐山北牖洞东侧,可见此摩崖诗。此后宋元明清诸朝,均有著名诗人吟诵西湖和隐山的诗作。

史料记载,宋代桂林之西湖,“环浸隐山六洞,阔七百余亩,胜概甲于一都”。唐宋年间,盛传天下西湖三十六,以桂林为大,“溪横五里,径二百步,可以走方舟,可以泛画鹢,渺然有江海趣,鱼龙瀺灂,鸥鹭如豢。”15宋代诗人方信孺七律《西山凿池种白莲作》后四句云:“波光分破湖千顷,瀑影斜飞水一洼。待着栏杆横浅绿,浮萍开处见鱼虾。”比方信孺早四十年在桂林主政的范成大在他的五言诗《六月十五日夜泛西湖风月清丽》唱桂林西湖道:“波纹挟月影,摇荡舞船窗。”“长烟界岩腹,浮空余剑芒。棹夫三弄笛,跳鱼翻素光。我亦醉梦惊,解缨濯沧浪。多情芙蕖风,袅袅吹鬓霜。会心有奇赏,天涯此何方。清润不生尘,空明满座香。”此外,范成大还填词《鹧鸪天·荡漾西湖采绿苹》一首,提及西湖美景。限于篇幅,不再引述。但是,元明以后,桂林西湖盛况逐渐减弱以至湮灭,成为荒芜杂草丛生之地和小块小块的田园,《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里记载了他站在隐山上所见景象的遗憾心情:“闻昔唐宋,西江东萦榕树门,隐山汇巨浸中,是名西湖。其时诸记胜者,俱云‘乘舟载酒入’。今则西江南下,繁厥桑田,甚损浩荡观。”就是说,徐霞客认为,杂乱的荒陌影响了昔日西湖景观的谐调,至为可惜,实在遗憾。这种糟糕的局面一直延续到阮元都督两广的时候也没有改变。

阮元作为饱读诗书的大儒,上面所叙诸人之作定然读过,烂熟于心,因此,他的《隐山铭》自然别开生面,饱含激情。这首一韵到底的四言诗里,阮元以五六十字小序简单叙了隐山之行,作“一日之隐”的来历,诗歌主体部分详写对隐山六洞的考察,赞隐山奇秀,最后发人生感叹:“一日小隐,千年古岫。何人能复,西湖之旧”!言辞竟与明末徐霞客考察隐山时如出一辙。

诗言志。阮元的《隐山铭》反映了他成熟鼎盛之年乐山乐水,适时游冶的生活追求和休闲吟诗之风尚,其心灵深处,明显潜藏着、向往着独处、慎独、乃至归隐、避世、出世的思想。1988年,桂林西湖盛世逐渐恢复,水面规模虽区区5公顷,难以如昨,然隐山、西山终归连接成片,侧旁新建博物馆,同属西山公园,当为一个新的不可不去的景点,应该可以告慰于阮元都督了。且容在下吟诵五律一首,名曰《读阮元〈隐山铭〉》,聊表仰慕前贤之心:

昔日隐居此,只缘缛礼多。

荒芜伤眼目,烦恼涌心窝。

总督今安在,西湖已满荷。

山光连水色,再勒意如何?

注释:

[1]顶级,《现代汉语辞典》里没有,但不时见于媒体,是否新词或生造,不得而知。且容我做点解释。顶点、顶峰、顶端,有唯一的意思。而顶级,似乎可以指最高那一级,是复数,非单数,有特指和一定的范围。比如,小学最高年级,现阶段指六年级。放在官场,比如清朝,朝廷“顶级要员”,应该在“一品”和以上。放在今天,“中央顶级”,是不是可以指“政治局常委”一级。但本文为何不写“顶级官员”而写“顶级要员”呢?有减弱官场的意味,暗含阮元还有“顶级学者”的身份。这样想,不知可否。中国的官职官制挺复杂的,我甚至有点畏惧谈这个话题。正一品,中国古代官品等级的最高级别。中国古代历朝正一品官职并不一致,各有特色。此处不赘。仅说清代正一品,主要有:太师、傅、保,光禄大夫,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体仁阁、东阁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銮仪卫掌卫事大夫,建威将军,子爵等。阮元都督两广时已经是太子太保,1835年(道光十五年),又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在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永胜村阮元墓碑上首第一行赫然书刻着:“皇清诏授光禄大夫太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文达公墓表”。因此,阮元官阶为正一品是无疑义的。

[2]清·罗辰:《桂林山水》木版首次印刷本,钟振超作序,徐士芬题辞,阮元审定;刘汉忠:《桂林美景妙笔传——清罗辰笔下的桂林山水图》,《收藏界》2012年第五期,93页。

[3]樊平:《历代桂林山水风情诗400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265-266。

[4]清·叶昌炽:《语石》,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据1909年原刻本影印。

[5]孙广海:《阮元研究回顾》,台湾:《汉学研究通讯》总第99期,pp1-14,2006年8月。

[6]清·张监等所著《阮元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6。

[7]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36·大臣传续一〈阮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2831。

[8]清·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364·阮元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页11424。

[9]清·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阮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王国维在《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中将戴震与阮元并举(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梁启超推阮元为“乾嘉学术的护法神”(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八讲》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钱穆称其“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478页);侯外庐认为他“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577页)。

[11]清·赵尔巽,《清史稿》卷364,〈阮元本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12]何开粹:《陈继昌三元及第传奇》,《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四期,60-62页.

[13]金丹:《阮元书学研究·序二》,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2年。

[14]林半觉、张益桂:《桂林石刻》)下册,内部本,1981,第241-242页,《隐山铭》石刻拓片见张益桂、张阳江:《桂林历史人物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3页。

[15][唐]吴武陵:《新开隐山记》,《全唐文》第四册卷七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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