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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反思
前言
借着回京探亲的机会，把自己过去的一些旧稿翻了出来，其中就有以下这篇书稿。这是是1987年写于北京的。那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文化探讨热。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正处在血气方刚、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报刊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这四大报刊。我的一篇“改革我们民族传统的斗争方式”文章发表在《工人日报》上了。据说，香港《文汇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主编还亲自加了编者按。我的另一篇“反对封建的窝里斗”文章也被《光明日报》排成了小样。与此同时，当时的北师大甘宝露教授组织弟子们合写一部探讨人生哲学的书，我虽不是她的弟子，但也应邀写作其中的第九章“对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反思”。可是，就在此时，一场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把社会上刚刚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又给打下去了。我的这些文章自然也因为带有自由化倾向未能发表。
现在拿出来再看，文中的一些思想竟和本人现在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同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文人一样，在年轻时代都是激烈地反传统的；可是到了中年，却变成了传统的维护者。从以下文章可以看出，当时的我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全盘否定的，可是20多年后再看，今天中国社会上许多腐败现象正是缺乏传统的伦理道德造成的。如今中国社会已由禁欲发展为纵欲，保守封闭转变成肆意妄为，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使我们感到，传统的伦理道德虽有一些糟粕需要扬弃，但其中还有很多优良的部分，如仁义礼智信等需要继承，不能一概加以否定。以下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我今天仍然持有，但有一些观点则只能代表我那个年代的偏见，正是我今天要加以反对的。特别是在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没有做全面深入的考量就以偏概全地进行全面的批判，这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不公，需要检讨。不过，明眼人一看便知，文中很多观点是在借古讽今，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现实的问题还是不能评价的，需要走“曲线救国”的道路。
既然此文已于1988年写成，不妨拿出来曝光，对比本人现今的文章，可反映一下本人思想从年轻时代到中年时代的转变，也使人们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现状。
第一节对中国传统人生观的反思
一、痛定思痛、开篇自省
我们刚从一个悲惨的童话世界中走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个童话荒诞离奇却真实发生了，这个悲剧的扮演者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领袖”和亿万民众自身。今天，当年轻的爸爸妈妈向自己的独生子女讲述十几年前自己挥舞红语录，跳跃忠字舞，批斗走资派的滑稽情景时，独生子们或许捧腹大笑曰：“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哪里会是真的？”连我们自己都在迷惑不解：“是一种什么样的魔法支配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使我们当初都变得那样残忍，那样异教徒般的疯狂？”
噩梦醒来，人们总要问几个为什么，我们民族有太多的传统习俗，事变过后总爱摇身一变，把责任推卸给几个主要的发动者，将自己自慰为受害者，受蒙蔽者而求得谅解和解脱。可是，今天我们要向每一个人发问，是谁给了少数几个人无法无天的权力？没有我们大众的支持和拥护，一场大的全国性运动怎么能够发动得起来？
还没忘记曹抒雁的那首《小草在歌唱》的诗句曾像重锤一般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
“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
七尺汉子，
伟岸得像树林一样，
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
却是她，冲在前边，
挺起柔嫩的肩膀，
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
先驱者的血没有白流，唤起了后来者对民族意识的深层次思考：我们的人生价值都到哪里去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张志新那样活着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即使有一千个“四人帮”又奈我何？我们时时反思历史，抱怨社会的不公，却什么时候反思过自我和自我的人生价值？我们常常诅咒昔日的落后挨打，为外国列强欺负，却什么时候坦率地承认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没有争气。几千年来，我们习惯于贬低自我，个人渺小得只不过是“沧海里的一滴水”。封建的伦理道德像一座大山，向上支撑起封建的大厦，向下压弯了无数民众的腰，使我们失去了主体意识和人生价值，习惯了一种皇权统治下的拘谨人生，时时处处都在期待社会，期盼圣贤出现，而事事都想不到先从自己做起，不知自己对历史和社会负有怎样的责任。于是，一群保守的人汇集成了一支内向的民族，一支内向的民族组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封闭的社会又反过来维护人们落后的人生观。
今天，我们实现民族振兴的改革运动已触及到人们自身价值观念的变革，因为国家社会中的一切组织和机构都由人组成，各种制度靠人维护，社会的发展首先也是人类生命的延续。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将影响整个民族的生存态度，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又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当我们在实现人的现代化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两千年的封建礼教已化作潜意识，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它无形地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甚至当我们高喊着反封建口号之时，却想不到自身的许多行为仍是在充当着封建思想的卫道士。尤其可悲的是，许多人已习惯了这种封建重压下的人生，并以此为安慰。当有人为其搬掉头顶的大山时，其却感到一种茫然无措的失落感，甚至对帮助他的人进行无端的攻击和撕咬。
在我们现代人的人生价值观念中，深深地刻下了传统的烙印，我们今日所想的有许多曾是我们前人所想的，所追求的，它们如今又困扰着我们的思考和行为。因此实现人的现代化需要我们对传统的人生价值进行反思，温故而知新。
二、什么是传统人生观
对传统人生观的反思是一项不可一蹴而就的巨大工程。人生观即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对于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看法和态度，主要由世界观决定。人的需求层次不同，年龄、教化、民族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儒、释、道传统文化不同影响，等等因素都对人们的人生观产生了不同影响，可以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人生观。
然而，树类虽多，终离不开一个木字；人生观之杂，终有大多数人都采取的共同基点，历史上不断出现，重复产生的现象就成了历史的规律。历史上占主导地位为大多数人采取的生活态度，人生价值取向就形成了传统的人生观。在我国古代，最早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先儒的社会本位主义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在封建社会一直作为一条主线，发展到宋代，成为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人生观，直至影响到近、现代。与这条主线并行发展的还有道家的虚无主义人生观，魏晋时期盛行过的杨朱的享乐主义人生观。
社会本位主义人生观以孔子的儒家学说为指导，要求人们克己、节欲、忠君，努力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这种人生观的结果是使人磨灭自我，把人生的一切都看作是社会给予的。当社会处于繁荣阶段时，人们对社会充满信心，儒家的仁爱思想，济世报国精神对人们思想产生积极影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达到统一，社会上利他主义风行，人生观中的积极因素对社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可当社会走向衰落之时，人们把世上一切腐败现象归罪于社会，因此挖社会墙角，贪污腐化之风大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思想加速了社会的衰败。我国古代各个朝代都重复着“上升——鼎盛——衰亡”，这一发展过程，这里有着封建体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亦受着社会本位主义人生观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影响。
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相对的是道家消极避世的出世主义，由此形成了道家的虚无主义人生观。这种人身观主张“少私寡欲”，提倡“无我”，忘却一切，过一种退隐、“无为”的清净神秘的生活。我国古代许多文人每当政治遭受打击，便开始采取这种人生观，寄情山水，于虚无之中寻找一种精神上的超脱。虚无主义人生观成了许多封建文人逃避官场黑暗的精神上的避难所。
在我国魏晋时期还盛行过杨朱的享乐人生观。《列子·杨朱篇》提出了纵欲主义人生哲学，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满足生理本能的需要，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杨朱是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注重自我和人生的，他的解放自我的主张对于孔孟压抑自我的主张具有进步的一面，但他极端享乐主义则是消极的。
作为我国传统人生观中的一条主线——社会本位主义人生观发展到宋代，发展成为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对近现代影响最大，以下我们就对这种人生观进行重点探讨。
三、禁欲主义人生观批判
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重视人生观的问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主线即伦理道德，而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即旨在在规定人们应当持怎样的人生价值观念。
谈到人生价值，首先触及到的是人的价值问题，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为注重人的问题。古代西方社会崇上帝，敬鬼神，而中国则敬皇帝，崇祖宗，天人合一。西方哲学家的矛头重点指向宇宙天体，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哲学家的矛头重点指向人，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是一个核心问题。但是，世界上许多事情是物极必反的，对某些事物的过分倚重就变为被忽略，历史上许多被人们极力宣扬的东西事实上恰恰是它的反面。传统文化重视人的问题，只是在抽象概念中人类的总称，而一个个具体小写的个人反而被这宏观大写的“人”字所淹没，出现了“只有森林不见木”，唯谈整体不谈个体的状况。从佛家的修身养性到儒家的克己、中庸等等，无不是教育人们达到一种“无我、忘我”的境界，一切服从于社会和国家。可以说传统文化重视人的问题，不在于怎样发挥人的能动性，提高人的价值，而在于怎样抑制人的“天性”的发展，贬低人的价值，把人变为社会的奴隶，便于统治者任意驱使。
从宋朝的朱熹到明朝的心学领袖王守仁，都用理学对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加以阐述，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天理”即一切封建的伦理，让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和牺牲个人利益，让普通民众安分守己，不要提过高的要求，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道德高尚的人。这所谓的道德高尚之人就像是花瓶一样的摆设，好看却不中用。正像我们现实中所叹息的一些人一样，老实、忠孝、谦让，几乎人的一切美好品质都具备，但就是承担不了什么太大的工作。而封建社会正是要求人们做这样无价值的谦谦君子，这样的人生价值就在于保守现有的体制，维护既定的方针，而不对社会产生什么大的震动。因此，中华民族拥有了喜合不喜分，喜静不喜动，喜安不喜乱等特性，看重的是太平而不是自由，是清官而不是民主，这些都是和传统人生观相伴而产生的封建人生观。
政治意即权力，封建社会即权力的社会，封建统治者追求大一统，是追求绝对权力；民众追求大一统，是追求统一下的平稳生活，如果迅速发展生产力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那么大家就宁愿将生产力停顿下来以求社会稳定。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读书做官，用其获得权力、名望、地位等方式来实现其更大的人生价值，而基本人生观也仍是先按封建伦理道德修身、齐家，之后才治国平天下。而治国的根本目的仍是天下太平、相安无事，而不是迅速发展生产力。普通百姓的人生价值则就在于当顺民，奴性地顺从，当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时就尊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观，按照“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以抑制自己的欲望适应物质条件的不足，而不是发展自己的进取精神去达到物质条件的丰富，由此产生的是重义轻利、重文轻商等社会观念。
因此，传统人生观对于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一种剥夺和抑制。
四、传统人生观产生的社会基础
总的来说，传统人生观的产生是一种内向、封闭、受压抑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产生和我国古代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保守的政治制度、封闭的地理环境，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物质世界给人类带来种种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限制。社会学中有句话：“近山使人塞，近水使人灵。”说明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越是低下，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就越大。我国属于大陆大河型地理环境，地大物博的经济条件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型经济体系。交通不发达、活动范围狭小，人们以大而全、小而全式的庄园、村落为基本生产单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培养了求静而不求进取和尊宗祖，尚人伦等近于土地般的淳朴感情。人们普遍要求皇权统治，以获四海一家，天下太平。封建的大一统政治体制，正是在人们这种心理要求之下建立起来的。
封建的国家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就必然要建立起一套封建的文化体系，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用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那近乎野蛮和愚昧的封建社会，人们使用着最原始的生产工具，所受着最粗俗的家庭教化，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学习设施、科学知识等文明条件，如果不对人们近乎于动物的本性加以制约，难免会人欲横流，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冲击。先儒的伦理道德产生于当时，的确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创举，对于协调当时的社会关系、稳定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需要提高人的价值，发挥人们创造力的时候，这种伦理道德就成了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枷锁了。而封建统治者为了实现千古不变的一统江山，则是把伦理道德作为封建大厦的支柱，藉此让人们自觉地压抑人生，服从封建统治。到了宋、明两代，理学家们便完全忽视了人欲之中的积极因素，夸大了消极因素，让人们尊崇“存天理、灭人欲”这一人生价值取向，以禁锢了人们的人生。
五、传统人生观是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封建统治者在这种锁闭式的、缺少社会流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统治秩序，并用权力贯彻和推崇儒家正统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大至国家、省份，小到团体、家庭，无处不有一个统治众人的君主，国不可一日无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权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君主热衷于专制的集权统治，百姓亦不习惯于没有君主的生活。人们普遍遵从“祖宗之法不可变，君主之命不可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一切都以服从统一，压抑个性为美德；而“犯上作乱、图谋不轨”则被视为大逆不道，遭众人所指。有个性、行为出众的人常常被满门抄斩。因而人的个性从思想观念、社会规范、人口遗传等各个方面均遭到了最严重的摧残。
这种典型的皇权思想导致了专制统治的猖獗和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的被扼杀，形成了中国内向的、锁闭式的铁桶般的人生价值观念。这种保守观念有如一张无形的网，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所谓的封建理想王国里，使人们敌视创新，不思变革，造成了历史上无数改革家的悲剧。农民可以通过起义推翻旧的皇帝，再按传统人生观重新建立起来换汤不换药的新秩序，反使得封建的集权统治越来越完备，越来越专制，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我国封建社会为何这样源远流长，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近现代革新运动为何处处受阻、屡遭失败，一些人为何能长久忍受落后，不思变革，甚至打击进步的势力了。
我们知道：宽松的政治制度，容忍异己的博大胸怀，历来是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因素。每当社会将要发生重大变革之时，总要产生一些不满现状、倡导改革的所谓危言耸听者，而这些才华出众、勇于创新者大多怀有进取的人生观，却多遭到当权者的迫害，于是他们纷纷逃亡到民主空气浓厚、个人言行得到保护的地方，于是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必然产生一个重大的进步。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其中一项原因就是由于大批的因政治动乱和宗教改革而逃去的外国工匠壮大了该国的技术力量。美国的社会飞跃、无疑也是世界各国大批怀才不遇的逃亡者汇集到那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融所致。
从地理环境上讲，日本、欧洲等地的一些岛国或小国与中国、印度这样古老的文明大国不同，其地区狭小、资源贫乏的经济条件促使民族不得不向外扩张、掠夺。在长期的海上贸易社会争夺中，亦培养了其民族的进取的人生观和团结、图强精神，形成开放式的文化。自由竞争、个性发展、民主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发展亦使封建制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易于形成，社会生产力得以飞速发展，民主思想得以广泛发扬。中、日文化一脉相承，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但在对待传统人生观的保持、扬弃与利用等方面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切不得不让人深思。
当然，我们并非说小国寡民有利于促进国家的中兴。船小虽好调头但却经不起大浪，中、美、苏同为世界大国，而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最容易产生社会动乱的，相反其却靠着统一建立起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这说明，国不在大小，亦不在统一还是分治，关键是要克服统一下的集权专制，建立真正的民主法律制度，最有效地控制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抬头侵害人们的思想，让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实现其最高的人生价值。
欧洲中世纪的神权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思想一样，同样是以否定人权、贬低人生价值为基本特征的。欧洲文艺复兴的一项最伟大的功劳就是用人权战胜了神权，确定了人的地位。从那以后，就形成了欧美社会以个人奋斗为中心的人生价值观念及对自由、民主、平等、竞争的追求和肯定，随着思想解放而来的便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在我国，尽管出现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反封建运动，但都很不彻底，都没能用现代化的武器攻克封建思想的顽固堡垒。许多封建意识又转化成新的形式，有的甚至与一些进步的口号融为一体，披上了华丽的外衣，无形中继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对社会进步的一股强大的阻碍力。因而我们今天反封建的任务仍然没有完结。
第二节中国传统人生价值面面观
一、个性扭曲之后的内向型智慧和“窝里斗”
按中国传统人生观的要求，在做人方面，要按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做一个完美无缺的道德高尚人，人不是为了享受人间的美好，而是压抑自己，泯灭个性，以适应社会，活着给他人看。我们总爱树立模范典型，就是让千百万人都按照一个模子来塑造自己。这种典型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实听话，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社会需要，就连岳飞这样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皇帝面前亦变得愚忠愚孝。这种封闭的人生观对人的个性是极大的摧残，对人的才智是极大的压抑。然而尽管有封建的高压，人的才智和个性还总是要在束缚中顽强发展，发展不了阳面就发展阴暗面，就像小树总要生长，不让直着长就歪着长一样。人们明争变成了暗斗，“当面鼓”变成了“背后锣”，积极争辩变成了消极抵抗，形成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内向型智慧和扭曲的个性。常常令人们痛心无奈的中国式“窝里斗”，就是在这种个性压抑之下形成的扭曲了的斗争方式。它过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形成了过多的内耗和复杂的关系学，阻碍了人们创造精神的发展。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惊奇地发现，我国历史小说中的智慧人物绝大多数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足智多谋者，而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主要写人与大自然斗争的小说竟无处寻觅。一部《三国演义》向人们展示的权术、计谋盖世绝伦。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与人的斗争更是无与伦比，朋友、亲属和骨肉之间，也弄得派系林立，堡垒遍地，好像人与人一天不斗，地球就要停止转动一样。人们把智慧大部分用在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上，并形成了一系列“高超”的伎俩。而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我们则多以吃苦耐劳精神为本色，往往是勤于双手，而懒于思想，人们为了享受温饱之福可以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却较少地从理论认识上对大自然进行大胆地思辨和探索。因此科学技术总是发展不起来，当西方社会成千上万项发明创造促进了社会飞速发展之时，我们仍在为仅有的四大发明沾沾自喜。
在我们传统的斗争方式里，勇敢精神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一方面，人们在对敌斗争中具有顽强的韧性，而在对大自然的斗争中，则缺乏探险精神。另一方面，当一个人溶于集体，为集体的利益去拼杀时，是勇敢无畏的；而作为一个人单独存在时，则表现为惯于忍让、服从，缺乏个性。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英雄人物，大多都是横刀跃马，驰骋疆场的壮士豪杰，而像郑和下西洋那样敢于向大自然挑战，勇敢走向深山、大海去探索未知世界的英雄却微乎其微。一些英雄人物在敌人的暴行前不屈不挠，可在自然灾害面前却求神拜佛，听天由命。并且，许多人习惯于个人崇拜，迷信于在一种权力之下的统一言行，统一思想，缺乏一种以个人勇气独立思考，勇于开创世界的精神。这些陈年旧习的形成，显然是由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造成的。在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冲击了腐朽的神权统治，人们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并勇敢地向大自然全面挑战之时，我国的封建统治仍在对人们的人生价值进行着残酷的束缚，不仅束缚了人们的人生价值，而且也束缚了整个社会的生机，磨灭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从古代宫廷里的宦官到古典文学审美对象——奶油小生、“三寸金莲”等等这样一种生理上的畸形，心理上的病态，性格上的弱化竟能在我国长久不衰并为人们所喜爱，说明人们的个性已经被压抑扭曲到何等地步，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
二、磨灭个人价值导致畸形竞争和分裂人格
封建礼教有残酷虚伪的一面，摧残了人天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以求善，求仁义的面目出现在竞争意识中，它与西方人生价值的“褒强惩弱”、“弱肉强食”相对应，主张的是“抑强扶弱”，“杀富济贫”。这样不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而是“优者遭灾，劣者繁衍，”形成了与人类社会所不应有的畸形竞争方式。西方社会倡导个性发展，将“优胜劣汰”视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因而激发了个体活力，形成了革新式的竞争方式，它像春笋在共同的土地上以自身不断地长高来超越旁者。这种竞争激励性大，破坏性小，使社会产生一种良性运转。西方社会今天的发展成就无不有赖于这种竞争方式的促进。
而我国倡导共性，将惩强扶弱视为优良道德，因而强者之间龙虎相争，一有冒尖便要被此铲除，形成了一种破坏式的竞争方式，这种竞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产生了如下的影响：一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强又被一强除，造成了优秀人才大量毁灭，民族素质提高缓慢；二是造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不良社会风尚；三是转移了人们与大自然的斗争，而专注于人与人之间争端不休，由此发展起来的权谋，武术举世无双，一些人以此为武器抑制他人的发展；四是形成了一种彼此制约，相互掣肘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体受到许多无形的束缚，得不到充分独立的发展，仿佛带着镣铐去竞争；五是竞争不是靠发展自己超过别人，而是挖人墙角，以显示自己比他人高。其竞争只有破坏性；六是彼此拆台，甘愿共同落后，也不容对方超过自己，培养了平均主义的社会心理；七是强者扶持弱者是以弱者的顺从为前提，培养了弱者对强者的盲从心理。
既然个人的价值被磨灭了，人们就以整体为依靠并在整体中寻求保护，有志者则深知整体的重要，一个好汉两个帮，只有众星捧月，有一牢固的群众基础才能够脱颖而出。于是大到帮派、乡里，小到家庭、宗族，人人注意人际关系，处处讲究人情世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关系网络和人情观念。人们只有分裂人格、双重性格，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有真实的自我，又有虚假的自我。在人情范围之内，人们是天使，是真善美的集大成者；在人情范围之外，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使人顿生世态炎凉之感，里外有别。古人有“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之说，说明人们把人情看得比生死还重要。只讲私情不讲公德，靠人情维系着关系网，内部具有牢固的组织纪律性和森严等级制度，一切法律，政策等等一触及到这张网络就会被腐蚀。这也是我国关系网的魔力大于法网的威力，法制战胜不了人制，民主战胜不了家长制的原因之一。
有人说我们历史上具有融洽的人际关心，浓郁的人情味和静谧的意境和谐。事实上，人间若有那种美妙的和谐气氛又何尝不好？但毕竟是意境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是文学作品中浓厚的感情色彩，甜蜜的人情味；另一方面却是残酷的社会矛盾，实际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对他人生活的粗暴干涉和侵犯。古代文学家有一很大特点，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而其政治生涯与其文学道路又常常想悖，往往是政治上得力，文学上歉收；政治上失意，文学上丰收。封建文人在山水诗中极赞大自然之美妙，常常是为躲避现实而激情山水之中的一种感情抒发，是不满于官场黑暗而对理想人情的眷恋。人生追求理想的人情，却表明现实的冷酷与无人情。世外桃源尽管美丽，但它毕竟是空中楼阁，封建社会的意境和谐追求了两千多年，这期间却从来没停止过农民反抗，生产力也总没有质的飞跃。这因为：1、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当物质生活还没有极大丰富的时候，它是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的；2、这种静态的社会系统只能保持暂时的繁荣而不可能长久；3、这是上层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是普通民众的需求。人的需要层次由低向高发展，当人的温饱、受教育等基本生活条件尚未满足之时，那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是不切实际的，这种静态系统是不利于竞争，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物质生产的。
三、传统人生观之下的爱情悲剧
传统人生观在生活上就是要人们按封建伦理道德做人，要“男女有别、轻视女子，男人不与女人交往，好男不跟女斗”。因为“女子为小人”，“女子难养也”，女子使男人产生淫，而万恶淫为首。所以要“男女授受不亲”。
古代的婚姻为包办婚姻，就是要男女结合，不是为爱情幸福，而是为组织劳动、繁衍后代，属于人类最原始的要求。这种伦理上的专制造成了人们生活的虚假和感情上的虚伪，如过分谦卑，男女之间谨慎小心，明明深爱着对方却要扭捏作态，装出拒绝的样子，拼命摧残自己最美好的感情，使之在压抑中扭曲、变态。就像明明想吃盘子里的肉，却要装出毫无食欲的样子，等别人把盘子拿走时，自己又在那里暗自悲伤、叹息。这种所谓东方式的含蓄实在是封建高压下形成的一种自我折磨、欲得而不敢求的恐惧心理表现。
爱情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体验，爱情生活是人类最美好的生活享受，爱情是激发人类激情和灵感最有效的精神力量，而封建的道德则是对人类这种感情的最残酷的禁锢和扼杀，是最不道德的行为，它导致了多少人间爱情悲剧。我国封建社会的女人裹小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们的爱情审美感受压抑之中的一种畸形，变态反应。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是落后社会的一种产物，如古印度、古中国、中世纪欧洲，社会越是黑暗，就越是鼓吹性神秘，禁欲主义。而社会越是发达，则男女交往越是自由，如我国的唐代和现在的欧美国家。可以说，禁欲主义也是封建统治者禁锢人们精神，压抑人的天性的一种手段。正像少数人的穷奢极侈需要大多数人勒紧裤腰带过苦行僧生活才能满足一样。少数人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要对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进行剥夺。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只针对普通百姓而言的。皇帝则从来都是六宫粉黛，大臣们也三房六妾。大多数人禁欲的同时是少数人在肆情纵欲。“不许百姓点灯”的同时是“州官随意放火”。在一座座贞洁牌、烈女坊下我们看到的是妇女的眼泪流成河。以“存天理、灭人欲”的拼命鼓吹声中我们听到的是“孔雀东南飞”，陆游的“钗头凤”，等的悲愤控诉。
面对封建的礼教，我们要问：“封建的道德标准是什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目的是什么？有无保持的必要？
封建礼教在我国漫长历史上得到盲目崇拜。这种盲从是与愚昧不成熟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封建统治者都采取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得人们习惯于盲从、不喜欢深入思考，不喜欢探源，只要是圣贤说过的就不问为什么，不假思索地接受照办。其实我们只要对封建礼教寻根究底问下去，就知道其有没有保持的必要了。男女相悦，异性吸引，这是大自然赋予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的最基本天性，任何人都会在此方面存在感情瓜葛，对于那些主张禁欲的宋明理学家们，我们只能说他们要么是心理变态者，要么是白天喊着禁欲主义的口号，晚上在床上想入非非，要么是自己真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四、传统人生价值观不利于社会发展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科举制度读书做官，实现比一般百姓更高的人生价值。儒家思想主张济世报国，但是也要遵循传统人生观，先按封建理论修身、齐家然后再治国平天下。这种报国不是个人奋斗、独闯江山，而是要按统治者的意愿统一步调，统一安排自己的行为。其集中表现便为忠君报国。
在我国，皇帝权力无边，皇帝即天子，天子就是代表上帝到人间来行道的。皇帝的意志就代表国家的意志，报国即报君。而皇帝是人，是人就会有人的明智和糊涂之处。如果遇上昏君当权、佞臣当道，知识分子们就报国无门，因此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渴望遇到明主，“士为知己者死”。因此古代知识分子们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便是人生观中对事业和社会方面的典型追求。这是一种等待的人生事业观，不是靠个人的进取来获得事业的成功，而是一切听从命运和他人的安排。统治者用我则鸣，不用我便弃之一边，按封建伦理修养自身去了。即使当统治者用我之时，在事业上也仍是循规蹈矩，重点放在保持不犯错误上而不是在创新上。无把握的事不做，不肯冒险，盲从于他人，压抑自己的创造天性。
知识分子如此，而一般百姓连生存的基本条件尚未满足，生命的意义就仅限于维持温饱，生存观念便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生活上穷凑合，只要每天能有咸菜窝头，过得去便无太大的奢求，“知足者常乐”。追求的是生命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古人对婚姻生活的追求主要不是爱情幸福，而是组织生产，繁衍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目的。
中国人喜欢过一种平稳的生活，习惯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具有较强的忍耐性和吃苦耐劳精神，生活上只要饿不死，政治上只要他人不骑到脖子上，便都能够忍让克制。统治者之所以获得绝对的权力，为所欲为地滥权于民，正是由于民众的忍让和无争，自觉地把一切权力和责任都交给了皇帝。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化。社会的腐败达到人们无法忍受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一种消极的反抗，这种反抗表面平和，实际上比正面的积极反抗对社会更具破坏力。可以说封建社会和衰落，一方面来自上层统治者的没落与腐败，一方面来自下层民众忍辱负重，锁闭人生的消极反抗带来的破坏性作用。当社会经济崩溃，人们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就会开始真正的反抗——起义。长期以来，我们总以中华民族具有反抗精神而荣耀，事实上，我们如果真是具有反抗精神，社会就会具备一种矛盾调解机制，矛盾就会在自身调节下解决。
像沸水一样，蒸汽不断从壶嘴冒出，也就难有大的爆炸。历史上我国农民起义之频繁是世界上少有的，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民众受欺压之深。反抗是相对于受欺压而言的，受欺压是因为自身的忍让或者软弱才有的。细究我国历次农民起义的经过，大部分是因官僚腐化、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才“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主要是为了生存问题而不是为了民主，自由等问题，是被逼急了的“老实人反抗”。
在我们传统的人生观中，将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维护大一统的政权统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常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皇帝和清官身上。但皇帝终归是人，无论多么伟大的人，每当权力功绩等达到鼎盛的时候，个人私欲就不可避免地要膨胀。在社会某一阶段发展初期，统治者可以利用人们的这种愚忠，齐心地发展生产，产生社会初期的繁荣。但只要经济一达到能够维持其政权的稳定时，统治者又会利用人的愚忠为所欲为，骄奢淫欲，随之便是社会的再次衰落。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是先盛后衰，亦有传统人生价值这方面的原因，这种一盛一衰的社会发展轨迹亦说明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强求整体、绝对服从等古老的愚民政策，只能生存于社会发展初期这一阶段，而不是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
五、传统人生价值成为我国学术发展的桎楛
传统人生价值是服从于封建大一统专制主义的，封建大一统专制主义。在学术思想方面同样是以压抑个性，强求共性为特征的。学术常常成为政治的附庸被要求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专门为政治服务。学术界争论的许多问题，到最后往往要有一个权威来盖顶，统一口径，故而学者难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难以形成各自的流派。所以自古以来，我国没有一个像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没有一个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没有一个像贝多芬这样的大音乐家，也形不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流派、科学体系。当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成百上千的科学发明把历史推向了一个崭新时期的时候，我们仍在为仅有的四大发明而沾沾自喜，陶醉满足。
社会呼唤着伟人的产生，为人类开启智慧的宝库，而这种有着独立的思维和傲岸个性的大家在中国封建社会这种专制的大一统文化土壤中是无法产生的。我们对这些世界的伟人进行一番观察就可得出以下的对比。在言论方面，我们从这些世界伟人身上感受到一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和勇敢无畏的精神，他们旁若无人地大胆表露，无不是独立思考、切身体验之后的真情所发。而在我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禁锢了人们的个性，使他们的思想变得含蓄、隐晦，自然言论也就软弱无气魄了。在思维方式上，这些世界伟人表现出一种求新、求异的特性，而我国哲人则表现出求同、保守的特性。在揭示生活方面，这些世界伟人注重于理性的思辨和理论的探讨闹，而我国则注重于现象的解析和经验的积累。在对待世界的态度方面，这些世界伟人注重于改造社会，富于探索精神；而我国则注重于适应社会，富有稳妥的心态。然而当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科学技术都落后于世界之时，中国的医学却以其独特的姿态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究其原因，我们也可得出一些有趣的解析，医学是与人的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一门科学，而我国传统挂念较重切身的现实利益，因此当其它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有间接关系的科学都被忽视之时，而医学这门与人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学科却始终被重视着。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而医学这门救死扶伤的学科与伦理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古人历来注重自身修养，包括肉体上的修炼，因此养生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医学的进步，医学是一门实用的科学，这也迎合了我国古人重实际而轻理论的特性。以上分析说明，我国传统文化汇总的这些保守因素确实也阻碍了科学文化自身的发展。
在教育思想方面，封建社的专制统治要求的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维护的文化人，而不是倡导革新的创新文人，故而教育制度亦是按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模式培养人才，即重书本知识而轻实际能力，培养循规蹈矩的书呆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士”是人们普遍尊崇的信条。科举制度只论文章不求能力的考试方法把读书风气推向了空前的高度，人们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信条寒窗苦读，学出了一批又一批“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成了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这种教育方式反映到社会上，人们视文人为君子，而君子动口不动手，理论常常和实际相脱节，故虽有宏韬大略连篇累牍，但或者闭门造车，出不合辙；或者空为屠龙术，不切实际。时过境迁，便束之高阁，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知识分子只能站在社会的岸边空发一些议论，却始终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和中坚。
六、衡量传统的人生价值的最主要标准——政治
我国封建的伦理道德影响之大，几乎社会生活中无处不显其神通，我国传统的审美观也是与伦理道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就培养了人们重德不重才、重私生活不重工作成效的心理。社会上最为人们推崇的便是四平八稳、清心寡欲、善与人处事的温顺形象。在古代，最能体现人的社会价值的就是权力、名望、地位，因此又培养了人的重名不重实、死要面子和对权力的崇拜心理。
封建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人治的社会是权力的社会，有权就有一切，权力是实现自己社会价值最有效的手段。在权力的角逐场上，“胜者为王败者寇”，人们追逐权力不择一切手段，为了一朝成名、权力在手，可以吃得苦中苦，可以“无毒不丈夫”，把人生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权力的钻营之上。无论怀怎样心理的人都只能在获得权力之后，才能在社会方面“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于个人方面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我国古代最为人们崇拜的大部分是权力场上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官和战场上舍生取义成仁的豪杰，极少崇拜科学家、发明家之类的人物，这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
封建的权力即政治，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古人们对权力的崇拜也即对政治的崇拜，政治便成了衡量传统人生价值的一条最主要的标准。
政治，在我国自古以来就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把政治等同于国家，不关心政治就是不关心国家。社会不稳，人们可以批评文化、批评经济，但一触及到政治便谈虎色变。这种政治是根本，政治高于一切的社会意识极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以下，我们从比较、分析我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证明以上结论：
社会学研究社会要从整体入手，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自然界也是一个整体，各个整体都有各自的分系统组成，只有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形成一种互为因果、互相调节的耦合系统时，这个整体才得以存在并发展。例如自然界这个整体是由土壤、绿色植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等各个分系统组成，没有土壤就没有绿色植物，因而也就没有食草动物，继而也就没有食肉动物，而没有食肉动物，食草动物就会繁衍成灾，吃掉全部绿色植物，以致土壤遭到破坏。社会这一整体结果，主要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是各自独立，又是循环往复彼此依存的。一定经济结构的存在必须要求有相应的政治结构的配套和文化结构提供智力、精神动力保障。而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作为上层建筑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结构通过国家权利影响着文化结构，文化结构又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着政治结构。当社会繁荣时期，常常是三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的时候；当社会走向没落的时候，常常是三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的时候。
如果把经济经济、政治、文化结构比喻为使社会鼎足而立的三根支柱，那么在我国古代，政治这根支柱是极其强大的，文化这根支柱是次强大的，经济这根支柱是较软弱的。换言之，在我国传统观念中，政治是凌驾于经济和文化之上的。
首先。我们看我国传统政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研究传统文化不能离开传统政治，否则就会陷入一种历史的迷惑，因为我国传统政治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这其中的主要纽带就是科举制度和儒家的济世报国思想。封建统治者为了驱使文人为其治理国家，设立了科举制度，宣扬读书做官论，使封建社会的文化人一开始就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而是涌向仕途，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文以载道，书剑报国是封建文人普遍尊崇的信条，许多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以治国平天下为事业宗旨，这一特点是与日本和西方社会所不同的。这种政、文合璧的现象，导致了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如下现象：1、文化独立地制约政治、经济的社会功能被削弱，文化中的各个部分，如文学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不能反照社会，反而成了当权者歌功颂德并使“当事者迷”的宣传工具。纲常伦理则成了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以顺应封建统治的一种枷锁。2.政治对文化施以高压。自秦始皇大一统专制主义以来，我国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就不复存在，某个时期虽会出现一点学术争论的生机，但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被政治人物加以压制。“焚书坑儒”、“文字狱”、“文化大革命”等等，这样政治对文化的毁灭屡见不鲜。在这种磨灭个性、压抑思想的文化氛围中总也产生不了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也产生不了工业革命这种重大的社会变革。3.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努力研究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对保守观念大力宣扬和发展，形成了以保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意识形态源流，培养了人的不思变革，敌视创新的心理，造成了历史上无数改革家的悲剧。4.政治主要与社会科学相联系，经济主要与自然科学相联系，文化为政治服务，形成了人们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的政治癖。自然科学便长期发展不起来，社会科学的矛头重点在研究做人的完美无缺，缺少对大自然的探讨。而社会科学亦是将政治、哲学、伦理等混为一体，没有建立其各自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一点，与古代西方把研究的矛头指向大自然，文学家同时又是科学家，哲学家等特点有很大的不同。
再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历史上，经济的地位最低下，重文轻商，无商不奸等社会观念使社会精英极少专门涉足经济活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小生产规模是传统文化中最高审美享受。大而全、小而全的庄园式的小农经济对商品经济有着极大的抑制力。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统治亦容易产生专制集权的强权政治。在我国历史上几乎就无经济学家一说，经济只不过是政治的一种附庸。朝代更替夺权者主要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是为了政治。许多人为了政治目的常常可以损失经济利益。试想，当人们对经济如此轻视的时候生产力能得到发展壮大吗？这种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只利于政治斗争而不利于经济建设，统治者常常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用政治制约经济，使经济随政治的摇摆而动荡，常常出现一哄而起，大起大落的现象。
我国封建社会这种完美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是举世无双的，不仅天人合一，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合而为一，一切都围绕政治体制而建立，这种封建的集权统治导致的结果是：
当朝代更替一个新的政权刚建立时，面对战争的废墟，国家到了不发展经济就无法维系下去的时候，经济建设便被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政治对文化的管制也变得宽松起来。经济、政治、文化开始形成良性循环，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新政策发挥着最大效应。但当经济发展到足以维持其建立起统治政权之时，经济、文化地位便开始削弱，政治成为统帅、成为灵魂而高于一切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加大，经济难以按自身的规律独立发展，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力度减小，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被破坏，政治机器开始从自身锈蚀，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社会疾病”开始侵害社会各个结构。文化不能为政治，经济提供智力和精神动力的保障，相反却成了消极的意识形态的释放体。经济开始承受不了政治对它的强大压力。于是，作为古代社会大厦中最软弱的支柱——经济便开始最先崩溃。随后饿殍遍野之中人民反抗烽起，整个社会大厦便被推翻。而新的当权者受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支配重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大厦又重复着和先前一样的过程，因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一盛一衰，一起一落的有节律的改朝换代式的发展轨迹。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统治在发展中愈来愈完美，愈来愈巩固，而生产力却停留在低水平得不到突破性的提高。直至世界已经进入新纪元，我国仍在强权政治之下“沉睡百年”。
这种封建的强权政治一直影响到今天，以致政治斗争连绵不断，产生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政治管经济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使经济一哄而起，大起大落，用政治管文化不允许学术争鸣，使文化失信于民，造成人们的逆反心理等现象。“文化大革命”则把政治提高到统帅和灵魂的地步，造成了我国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损失，直至今天我们仍在为弥补这一损失而付出代价。
历史的教训深刻地教育人们不要再重复历史的悲剧，要把经济、文化的地位坚决地确立起来，让其各自按照自身的规律独立地发展，千万不要再随着政治的摇摆而动荡。政治、经济、文化应三权分立，各自有自己独立的地位、法律的保障，使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使我们的社会向着现代化社会稳固发展。
第三节传统、现实与未来
研究传统不是为了算历史的旧账，因为落后的人生观是和落后的生产水平、落后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我们指责古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民主法治，符合实际吗？历史毕竟已经久远，我们研究历史，主要是为了启示现今。我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的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传统观念已化作潜意识，沉淀在人们的心理底层，无形中继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许多时候：前车之覆并不为后人之鉴，在前人翻过车的地方后人的车仍一辆辆翻在那里。这就是历史的惯性，是传统的承继力，现实的一切都是传统这棵大树上结出来的果实。
一、冲破传统的桎梏，让个性大放光彩
如今，封建的意识、行为已遭到人们的批判，但是，不容忽视，传统的习惯势力是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扫除的。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习俗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一些人以为要加强领导，就是不要学术争论，要众口一词；以为提倡集体主义，就是不要独创精神，便对一切个性表现摧残打击；视共性为真理，谈个性则恐遭个人奋斗之嫌而讳莫如深。而没有个性的民族是没有创造力的，历史的教训难道不能使我们警醒吗？
与个性被压抑而同时产生的是过分宣扬共性整体观念，培养了人们的共同心理，民主制度长期建立不起来。在此我们需要明确一点：长期以来，我们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而加以批判以致模糊了认识，使人们触及个人便谈虎色变。事实上，自私自利在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是遭到人们痛恨和反对的。欧美等国家尊崇的个人主义核心是“我们一切都由我个人负责”，强调个人自由、平等和个人利益、个人价值。而我们倡导的个性发展是指人皆有所长，各有所志，应按己之所志发挥己之所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形成万马齐奔的社会发展蓬勃图景。
个性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竞争，竞争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个人绝对服从集体，集体绝对服从国家。这在军队打仗等某些方面无疑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发展等方面是无利的，这样貌似公平合理，实则为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的横行和大锅饭、铁饭碗等平均主义和不容异己的东方式嫉妒心存在创造了条件，培养了人们求全欲和求同心理。人们在这种共性思想的熏陶下，处处谨慎地限制、约束自己的言行，以求与他人相同，宁愿大家一同落后也不让某个人先行一步，形成了相互牵制、相互掣肘的繁杂的社会关系，不容个人拔尖，枪打出头鸟。人们从这样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感到想要取得个人的发展和进步，光有真才实学还不够，更主要的是要有良好的人际关心、群众基础。个人奋斗只能遭众人发难，只有有一个整体或特殊的“后台”关系作为后盾，才能确保有所依赖，于是拉帮结派，小集团等等应运而生，任人为亲、宗族派系、走后门、裙带风等等社会不良之风，也无不源于此，形成了我国一门特殊的关系学。
异地成才，这是目前人们共有感触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留学生有许多在国内默默无闻，可到了国外却以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成果一鸣惊人。外国人在赞叹中国人的智慧，而本国人则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的聪明才智在国外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而在国内往往会被埋没。
从许多留学人员的感慨中可以看到，在国外，研究人员主要注意的是自己，思考的是如何征服大自然。而在我国，许多人注意的是别人，过多地干涉他人的事，一些嫉妒心强到一看到别人取得成绩，不是努力发展自己超过别人，而是要想法把人拉下来，自己再上去。因此人们往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致使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其中。而这种现象表现在社会上，则是人们华大精力去批判别人，寻找别人的缺点，却较少研究如何振兴自己，发奋自强，常常是借着心理上的自我满足安于现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就是明显的例证。
今天，我们发展商品生产，鼓励企业竞争，也无不受到以上传统竞争方式的危害，以至于一些地方竞争变为内耗，一些人竞争获胜却成为众矢之的，一些领导惧于传统道德的压力，一方面要马儿扬蹄飞奔，一方面又甩不掉沉重的历史包袱，竞争的道路上充满荆棘，铁饭碗的打破，西方竞争机制的引进，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工作，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体育最先走向世界，其原因之一就是体育最突出地体现了“优胜劣汰”这一竞争法则。这里最少政治偏见，最少人际关系，一切都摆在竞技场上，按比赛规则公平竞争，容不得丝毫温良恭谦让，容不得对个性进行压抑。而相反，现实生活中越是最封闭、最多人际关心，最不利于竞争的地方，那里就越是难以发展。
传统的竞争种方式受制于传统竞争意识，而传统意识是受传统文化中传统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传统文化分外显与内隐两个部分，内隐于人们心理深层的观念意识不可能像显现于外的行为方式那样一改就变，而需要人们不断地去认识，只有认识了之后才会产生心理之潜移默化的转变。而心病还需心药治，这“心药”就是人们对此现象的剖析和揭露，以促使人们意识上的觉醒，直至自觉地产生行为方式的转变。
改革，是包括着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以及人们的观念、心理、习俗等各方面的全面革新，也应包括我们要认清传统的斗争方式，发扬其中优良部分，剔除糟粕部分，使我们的观念来一个更新，使我们的斗争精神发扬在正确的地方，以对我们的社会进步形成强大的促进力。
二、破除封建礼教还人以真正的生活权力
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看完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人们思考者一个问题，像李向南这样勇于献身、有胆有识的青年改革家，为何都如书中结尾黄平之宣告的那样“要不行了”？因为嫉贤妒能的落后势力向他投去了一颗颇有威力的标枪——有扯不清的男女关系。传统的伦理道德依然在禁锢着现代人的心理。
人们不禁要问：“仅凭男女关系就能否定一个人的全部成绩，并置之于死地吗？”的确如此。
人们可以看到，在欧美社会，人们评判一个人主要标准是才能与工作成效，在我国则主要是道德品质，而这种道德品质，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片面理解为“生活作风”的表现，也即男女关系。按中国传统观念的评判，社会上最为受人尊崇的便是那些没有七情六欲的清心寡欲者。因此，打探别人的隐私，粗暴干涉他人的人生自主权便成了社会上颇多人的癖好，以至于发展到早请示、晚汇报，相互监视，人人自危的地步。目前，在我国一些落后山区农村，封建礼教仍在扼杀着人们的心灵，包办婚姻还在一部分地区盛行，甚至在许多发达城市，私生活问题仍成为人们诋毁他人的最有力武器之一。社会上常常有这样的怪现象，工作上损失惨重，可解释为粗心大意，加以原谅；事业上毫无建树，可饱食终日，相安无事。男女关系略有出轨，便不管其工作如何出色，才学如何卓越，从此就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了。更有甚者，某些喜欢整人的人常常以此为武器，欲置某人于死地，便捕风捉影地制造一些男女关系上的瓜葛，大肆渲染，造成诽谤，极是灵验地就将一个人活生生的人压得焦头烂额。历史的因素深深沉积在人们心底，使人们在无意中便在用封建的尺度衡量着现代人，无意中便充当着封建传统的卫道士。
我们知道，广泛的社会交往是发达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男女交往是一种启发灵感、活跃思想的人间最美好的交往形式。而为何还有人将“男女授受不亲”奉若神论？是否一切传统的道德都是需要保持呢？
为吃饭而吃饭，还是为健康而吃饭，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但我们却时常看到一些人怕浪费粮食而将全部剩饭吃下以致撑坏胃。同样，为道德而道德还是为生活美满、社会发展而道德？一些人也常将这一简单的道理弄得本末倒置，不管这种道德符不符合社会的需要，有没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只要加上“道德”二字，只要是祖宗留下的就要绝对遵守并以此要求他人。
事实上，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时代不同，对道德都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评判标准，一部《人生》影片，中国人看后引起轰动，而美国人则不以为然。从一而终，白头偕老夫妻表现为从属关系是为中国人普遍宣扬，而西方人夫妻各自表现为独立的个人，以感情为婚姻的纽带，和则聚,不合则散。历史在发展，不同时代更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包办婚姻、男尊女卑在过去是道德的，今天却成了反动的。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在过去是大逆不道的，今天则成为道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标准也在变化。
以私生活，而不以功过判断人，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惯性思维，禁欲主义在人群中还存着广泛的市场。目前有人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不是也还有人以西方的“性解放”来进行恐吓吗？这是我们社会一些人所惯用的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法，是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你说要发展生产吗？他就用唯生产力当棍子来打你；你说要提倡个性吗？他就用个人主义的小鞋来挤你；你说要反对性神秘吗？他就用性解放的帽子来压你。总之，你修正极左，他就把你骂为极右，好像没有一条中间大道可以走似的。这也表现了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单一偏激，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的性解放导致同性恋、艾滋病等等社会疾病已为世界范围所反对，我们同样憎恨这种社会歪风并主张对其加以抵制。我们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因为它使我们许多人染上了爱探人隐私，侵犯他人权利，抓人小辫子，以“私生活问题”为武器乱整人、泄私愤等等恶习。我们看到，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经过了激烈的搏斗，封建礼教虽然败下阵去了，但实际上仍然隐藏在人们的头脑中作祟。
三、开放我们的人生，克服我们的心理的恐资病
从“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随处可找到封建残余的影响，从封建迷信到现代迷信，从封建的强权政治到现代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到现代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从封建的大一统思想到现在的“统一意志，统一言行”，从儒家的内省、克己到现在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时代不同了，外衣更换了，而内容还是一样的。极左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封建思想的一种转换形式而已，我国有许多落后的社会现象虽为人们反对却长盛不衰，这说明封建的残余意识在我国还有较深厚的社会基础，一遇适当的气候就会泛滥，人们在观念、习俗上还深受着封建思想的影响，“四人帮”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保险观念：“拉大旗作虎皮”，将马克思主义树到神的地位，并肆意篡改，对人们进行愚弄。
长期以来，我们吃够了这种封建思想影响之下的极左路线的苦头。我们不妨作一历史的回顾：
开放政策初开樊笼时，人们被资本主义世界巨大的科技进步而震惊，再次怀着“落后就要挨打”的紧迫感，开始接触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西方的管理方式等却被保守观念拒之门外，一副农民手持马鞭赶进口小轿车的漫画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于是，开放政策又破一关，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但西方的人文科学却仍被贴着“资产阶级”的标签而被拒以千里，西方文化被视为精神上的腐蚀剂而加以抵制。于是又导致了许多西方的先进的管理方式到了我国的土壤上却变形走样。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由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彼此协调共同促成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因素对现代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只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排斥其社会科学的做法，形成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开放政策才又冲破阻力，再克一城。但这种一放一禁、一左一右的状况，却历经弯路，错失了许多大好的发展时机。
直至今日，改革开放也并非一帆风顺，发展商品生产需增加人们商品意识，一些人指责为资本主义金钱观念而加以咒骂；解放思想，人们的观念变得空前活跃，一些人又大叹动乱了，不像社会主义了而摇头不止。类似于一听说是迪斯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便大加禁止，一听说是非洲黑人发明的又大加推广等愚昧作为在社会上仍时有表现。这说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患有对资本主义的恐惧症，已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每向前一步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去排除左的和保守思想的阻力。因此，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克服人们思想上左的、保守观念，已成了医治人们心理上对资本主义的恐惧症，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避免左右摇摆所必将触及到的问题。
资本主义是在战胜了野蛮的封建制度之后建立的，因此它对于封建主义来讲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资产阶级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壮大自身的力量，长期以来亦进行了无数的探索，经历了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创立了有利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文化体系，因而其今天雄厚的经济基础不是凭空建立，而是有着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作用的结果。我国大批的海外留学生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证实了这一点。
资本主义发展在先，社会主义建立在后，从年龄上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年轻，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取得较大发展时，社会主义则刚刚起步。尤其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封建的社会关系盘根错节。我国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而来，我国的上层建筑一开始便建立在极其薄弱的经济基础之上。我们有充足的政治斗争经验，却缺乏经济建设和必备知识，在这样一种封建文化氛围中要想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当前改革所遇到的走后门、裙带风，封建迷信、关系网的魔力大于法网的威力等等不正之风都说明了封建思想在我国还有较深厚的社会土壤。传统文化对现代化还有着顽强的排斥力，因而容易泛滥的左倾思想实际上也是一些封建思想的转换形式，这一切都说明阻碍我国发展的最主要大敌不是资本主义，仍是封建主义。
回顾过去，极左思想将我国引入歧途。当我国社会主义正处在童年时期，就与青壮年时期的资本主义展开了盲目的抗争，甚至用封建主义的武器去反对资本主义。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方针之下，采取了一切与资本主义背道而驰的做法，诸如用残酷斗争代替人道主义，用封建的权力关系代替金钱关系，用强权政治代替民主自由，每走一步都与资本主义相比，看看资本主义是否已有先例。凡是资本主义有过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再有，凡是资本主义走过的道路我们就要另辟蹊径。从经济领域否定商品生产，经营承包到思想领域反资防修，批判人道主义……将许多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科学也打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而禁止无产阶级涉及。这种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做法不仅作茧自缚，束缚了自身的发展，而且使我们的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像大跃进、三面红旗等运动貌似革命，实则违背经济规律，贻误国家，贻误人民。而正是今天所采用的商品生产、经营承包等方针政策，在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品挽救了中国，把中国引向了富裕的道路。人有自身的生长规律，历史同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一些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经济规律，是不容违背的。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有一些必然要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可回避的，凡想跨越时代违背客观规律，历史都将会使其回过头来重新走。
要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那将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在于死守着一些形式上的空招牌。当前的世界是一个竞争激烈，飞速发展的世界，当今社会是一个科技的社会，信息的社会，科学已没有国界，经济已形成世界大循环，那种以为一切靠自力更生，一切不求他人的做法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是愚昧的。在这种世界大同的愈趋之下，谁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谁就能更快地得到自身的发展。日本靠着学习他国先进经验，用了20年的时间便从一片战争废墟上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也同样取得了飞速发展，而我们难道还要再重复一次鸦片战争的悲剧才肯彻底克服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才能不怀偏见地学习他人之长吗？
四、改革开放要义无反顾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政治开放了，经济搞活了，文化解禁了，我国各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然而大浪之下不免沉渣泛起，也出现了贪污腐化、见死不救、造假药、唯利是图等社会不良风气，于是人们又开始怀念封建的伦理道德，大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把现实的一切怪罪于开放搞活。
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的闭关自守状态，“思想搞乱了”对于封建社会、文革时期大一统的僵化思想应是一次进步，它使我们民族终于摆脱了亦步亦趋的盲从心理，开始能用各自的眼光观察世界了，它的总趋势是好的，值得肯定的。要打开窗口，就不可能只进空气不进灰尘；要遍播良种就不可能只生庄稼不长杂草，对于随着开放搞活而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我们当然也为之感到痛心，但坚信这是不会长久的。我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封建的伦理道德，把人们从肉体到心灵都紧紧地束缚住了，使得许多人已习惯了身上的包袱。已成为习惯的东西，即使有弊病，人们也会处之泰然，而当人们要为其卸去包袱时，其反有一种失落感，甚至不知怎样安排今后的命运。就像被父母抱大的孩子一样。据说有的地方人们已习惯了长官意识、行政命令式的工作环境，当换了个知识分子领导，说有事与大家商量，提倡民主时，一些人却给予嘲笑、排挤，还有些人不知如何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力。“民主”、“自由”、“个性”等字眼在过去被冠以了怕人的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批判，模糊了人们的认识。今天当我们提倡民主时，一些人打着民主的旗号把民主、自由当成无政府主义、破坏生产而加以滥用，使人们对民主自由产生了许多误解。当我们提倡个性发展时，一些人又误以为有个性就是冷血冷面，动不动发火骂人，不服从管理。事实上这是一种没有涵养的表现，与个性无关。所谓个性、通常是指与他人区别的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千人一面、八面玲珑。
不可低估的长期的极左宣传所带来的危害，已内化成一种民族心理素质。一个人年轻时所受的教育将影响其一生，我们之所以有许多劣习难改、是因为心理深层已将其认为优良品质，如以大老粗自居，对知识分子加以责难，是和长期的对“臭老九”、“反动文人”、“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分不开的，这种极左宣传造成了群众与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对立，转移了与官僚主义的矛盾。
记得一位女学生写了一篇散文“鸽子的悲剧”，主人把一只活生生的鸽子长久地关在笼子了，有一天主人要给鸽子放生了，可鸽子在外面迷茫地晃了晃脑袋之后，又自愿地重新钻回了笼子里。我以为女学生是要控诉铁笼子对生灵的囚禁，可出乎意料地，女学生叹息起鸽子自身品质上的屈服，丧失了高飞的志向。这个叹息叹得何等好啊！我们都刚从两千年的封建牢笼里走出来，一些人心理上迷茫不习惯，这是新生儿要诞生之前母体所必然要经过的痛苦的痉挛。但随着物质生产和教育产业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之后，人们的思想认识就回来一个转变，新的道德，新的人生将会健康建立起来。
不打破大一统的僵化思想、封建的残余就会永远难以肃清，我们的人生价值就永远得不到体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一遇时机又会重演。旧的体制打破了，新的体制尚未建立起来，我们处在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自然各种思想、各种行为都会在社会上有所表现。唯利是图、贪污腐化等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古已有之的。我们认识传统不能仅凭几句进步的口号，还需要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在统治者高喊尊儒、宋明理学甚嚣尘上的年月，我们还是看到了《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所反映的社会腐败现象。
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管其有什么美丽的词句和华丽的外衣，总的一点，它是产生于古代落后的生产力之上的，它之所以为统治者推崇并以权力进行贯彻，是因为它的一大特点就是禁锢人们思想，压抑人们个性，教育人们做顺民，绝对地服从封建统治，使得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任何一个虚弱的政权都采取愚民政策，保守方式，不需要人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封建制度已到了腐朽、僵化的地步，民众还心安理得地加以维护，使得我国历史上改革者从来都没遇到好下场。人们把人生的主宰全盘交给了皇帝，而皇帝则在花前月下酒桌前把人们的血汗任意挥霍。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之后社会陷入多少年后的天下大乱，循环往复不能自拔。两千年来，封建的伦理道德宣扬得那样的彻底，不是还出现社会战乱不休、一盛一衰的社会大轮回吗?近代史上我们不是还远远地落后于世界了吗？
过去，我们一方面批判着发达国家的个人奋斗、商品生产，一方面看到的却是发达国家经济、科技等的迅猛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人们有新的思想和行为，旧的伦理道德已变成了束缚人们手脚、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了。新的道德要成为解放人们思想、放宽人们行为、活跃社会氛围的有力武器。在古代我国处在大陆中心、闭关自守的内循环状态，从地理环境上的封闭，经济、政治上的封闭；到人生的封闭、样样事情都是以不变应万变。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祖宗执法不可变。没有外强进行横向对照和比较，我们则按照自己的步法缓慢发展。
如今我们是处在迅速发展的世界大环境之中，发达国家包围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求稳还是求发展?国际大环境只允许我们求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迎头赶上，一切不利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迅速发展的东西，我们都要予以打破。如今改革的一项使命就是革旧立新，改革如不能弘扬人的个性，增加社会流动，就无法发展商品经济。然而革除两千年留下来的封建弊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然出现暂时的混乱，出现阵痛，而有阵痛就证明有交战，交战的最后结果终究会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新生的战胜衰亡的。别看现在世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繁荣，它们也有发展初期所经历的惨痛年代。实现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民族振兴的重任将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肩上，我们要有百撞南墙终不悔，不过黄河誓不休的精神。我们要有进取的人生，让我们勇敢地踏上人生的旅程——怀着必胜的信念求索、抱定重生的决心起航！
五、维护我们独立的人格
封建社会是最主张整体观念，个人对国家要绝对地服从，若有违反这一行为准则的轻则流放、入狱，重则诛灭九族，这培养了人们的奴性心理，对政治谈虎色变。使得古代官场上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之风大盛，聪明人则“难得糊涂”，对现实的一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观念对今天仍有着深刻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就是利用了人们盲从于国家，绝对顺从整体的心理，使千百万人无辜地成了牺牲品，被牺牲者还在怀着为国家为革命的崇高感而引以自豪呢。文革期间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单位只强调个人为单位做了哪些，却很少强调单位对个人前途关怀了多少；只强调集体为国家做了哪些贡献，却很少考虑国家从政策、制度上给了集体哪些方便。首先把党神话到一个绝对化的高度，教育人们一切听从党召唤，党叫干啥就干哈，不容许个人有丝毫的考虑和选择余地，使人们习惯于统一意识下的禁锢人生,“四人帮”更是处处假借党的名义达到其极左的狂妄目的。
事实上，党和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高于宇宙无法仰望不可攀爬的神殿吗？不是，党和国家等一切组织和集团都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体，如果抛开每一个人，党国家等就是一个空洞的外壳和抽象的名词而已。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首先要求人的发展。我们人类的劳作为了什么？为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为了什么？为了人类自由解放，离开具体的人而空谈抽象的社会、国家都将是无意义的。
长期以来，封建的魔力对我们民族个性的砍杀实在惨重，不久前，社会上响起了“中国铁血男子汉”的一片呼声，唤醒了人们对民族的个性的思考。的确，我们民族男子汉的性格弱化了，我们有许多的文学作品都在美化一种娇弱的、软绵绵的男性形象，而姑娘们则加上了“铁”、“强”字，好像恨不得要发展到男人穿裙子，女人们扛大刀的地步。反右斗争把一大批最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又把一大批有才华的男子汉们摧残了，家长们从子女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教育他们要磨灭个性，不要冒风险。学校里，社会上到处都是反对个人奋斗、绝对服从长辈的规劝以及老而优、古而好等典型的社会不求发展的保守观念，人们的个性连同创意天性从一出生起就被压抑住了。人们不仅学会了磨灭自己的个性，也学会了磨灭他人的个性，人们常常抱怨自由度小了，实际上种种限制不光来自外界，也来自人们自己相互间的摩擦。本属于自己的穿衣、饮食、交友等种种私事，他人也要过问、干扰，甚至影响到你升职、评工资。人们好像活着不是为了享受人间美好、而是给他人看，做人的基本条件都被剥夺，而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可怜，不觉辛苦。人们不仅自己活着给他人看，也要求别人活着给自己看，带着有色眼镜，用自己的做人标准去要求别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加以攻击，心胸狭隘，容不得人。致使人们背上了太多的人生包袱，生活中太多地猜忌他人，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举步维艰。
更惨痛的是，这培养了我们民族求同、攀比的心理，使人们把精力不是放在创造上，而是放在如何不犯错误上。一件事大家都不管则人们心安理得，一旦有人管了，管不好则遭殃，以成败论英雄，使人们过多地观望，不敢大胆尝试。求全欲，对人求全责备，要求人十全十美，以一次错误否定九十九次成绩。为了不出风头而不展示自己，不冒“枪打出头鸟”之风险，处处与他人攀比，事事与他人一致，别人有了我也有，别人不干我也不干，就连买衣服也要问：“穿得出去吗？别人会说吗？”而不是“我自己穿着好看吗？”大跃进、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为何能万众一心无人能挡地发动起来，这就是来自上层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政权力量，来自下层民众求同服从心理。今天改革中所出现的一哄而起，大起大落现象也与这种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说抓经济大家就一致向钱看；一说出国好，大家一齐办护照；一说要承包，就连机关办公室也要搞承包。大学热、经济热、出国热等等一个热潮未息一个浪涛又起，这种赶潮流，随风倒的民族心理素质真够整齐划一！却实在不能说是一种好现象。
我们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总在抱怨单位不重用自己。其实，我们为什么总等待别人来安排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能自己先争取干出点成绩来，取得别人的重视吗?有许多大学生刚毕业抱负齐天，可没过一年二年就说自己被环境同化了，意志消沉了。其实，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同化呢？我们的主观意识和独立人格哪里去了？我们总听人抱怨体制，埋怨组织，其实组织是由人组成的，体制靠大家维护的，这样一群人为什么习惯于这样的体制呢？封建制度黑暗，可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还会出现文革这样的悲剧呢？我们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先进的东西，可为什么到了我们手里就变形走样，行之不通了呢？我们怪传统文化不好，可传统文化不还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吗？我们说中国人不争气，那我们自己也是中国人，我们自己争气了吗？我们自己的饭店不容自己国家的人进，有的人诅咒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可他自己先对外国人卑躬屈膝，对自己同胞盛气凌人。这不是我们自己先看不起自己了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改变这种只会说别人，不会问自己的毛病？
当我们对社会、对单位怀有某些不满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采取背后议论，暗地拆台的做法，却较少正面批评，积极争取。这种消极对抗的做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常常对社会造成损害。据说有位与中国企业打过交道的外国人这样说：“你们的怠工比我们的黑人还厉害，黑人把问题都摆在桌面上，经过谈判解决了，复工之后损失很快就补回来了；而消极怠工表面上风平浪静，私底下给你降低效率，出次品，拖个一年半载你就垮了。”这样看来斗争结果是解决矛盾好呢？还是大家都垮了好呢？
我们欣赏古人提出的这样的口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遗憾的是古人们总是在反对外族侵略时才想起它，平时则只是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了。今天我们要重提这个口号，还每一个“匹夫”以真正的做人的权力，使他们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高谈人生价值，高谈自我的个性，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际关系的牵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开拓性人才，竞争型人才，理智型人才，过去那种温文尔雅的感情型人才已不适合社会的发展。我们缺乏的是将军、元帅，而不是士兵。要做将军就不能缺乏自信、自强。北京大学提出的“从我做起”的口号使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自荐涌向海南去的人流使我们看到许多青年已不再等待别人来安排自己的命运；广东人的经商热使我们看到传统的重文轻商等落后观念已被人抛弃；大学生参政议政的举动使我们看到青年精英的独立人格正在渐渐形成。尽管我们的国家还处在不发达阶段，但我们充满希望地面向未来，暂时的苦难不可怕，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