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撰写了大量关注民生的热点文章,一直处于舆论焦点。
讲述 于建嵘 整理 青牧
我父亲过世已33年了。说实话,他在我的记忆中已相当模糊,我已经有十余年没去他的坟前和他说说话了。他留给我最后的印象,还是当时他住院时那模样,憔悴地拉着我的手,从一个搪瓷碗中拿出一个馒头,“孩子饿了吧,快吃,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妈妈。”
父亲的家乡是湖南永州市。父亲由于贫困参加当时在我老家非常活跃的湘南游击队,成为一个革命者。他曾经最喜欢的照片,就是他身佩两把盒子枪,像一个当官的人。
但母亲对父亲的评价,就是父亲不懂政治,不是当官的料。也许在游击队养成的习惯,也许就是他的某些天性,父亲江湖得很,总喜欢帮助别人,只要有人求他,只要不伤天害理,特别是对普通百姓有好处的,天大的事他都干。从部队到地方后,总是为了给下属或老百姓办一些“无原则”的事,而常受指责。到后来,他只是一个国营企业的厂长。就算是个国营企业的厂长,他也不安分,有一次看到工人们干活累了,他自作主张,把食堂饲养的猪杀了,后来被上头的领导知道了,罚他拉了几天的三轮车苦力。就是因为这样的江湖,他的许多战友甚至他的部下,做了大官后没有忘记他。
父亲在江湖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多得数不清。这些朋友分布在天南地北,各行各业。所以,很长一段时期,特别在湘南和桂林一带,一报他的名头,就能得到积极的响应。大家对他的评价是,“这可是一个好人,有血性,讲义气”。他的这些朋友对我的帮助也是数不胜数,很多时候甚至还闹出一些笑话。记得1979年我考上大学时,只有十六岁多的我第一次出远门到省城上学。我母亲没有钱,不能送我去。尽管对外面的世界害怕,但对未来的向往使我还是去了几百公里外的长沙。可刚到学校操场新生报到处,高音喇叭就在叫“衡阳来的于建嵘过这边来”。我满怀疑虑过去一看有几位公安站在那里,可把我吓怕了。没有想到,那些穿警服中为头的一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大声说,“小子,怕什么,我是你爸爸的兄弟啊,特意来接你的”。大学四年,正是我父亲的这些兄弟不停地给我送吃的和穿的,我才没有感到生活有那么苦。这样的事,还遇到过很多,经常在不经意的情况下,父亲曾经帮助过的人会给我各种帮助。所以,我经常感到江湖上的父亲,有时还真能给后人留下一些什么。
就是父亲这样的江湖,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影响了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过,现在我最害怕的是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子,你帮帮这些没有土地而上访的农民,他们太可怜了。老子如果不是退休了的话,就会撤了那些没有良心的家伙”。他们急切而愤怒的电话让我难堪无比。因为,我实际上没有多少能力帮助这些上访的人。可在父亲的兄弟们看来,我行走在京城的学界这么多年了,人模人样地当过各种“人物”,也应为他们心中的江湖出力了。
去年,我出了一本小说《父亲》,后被编辑更名为《我的父亲是流氓》,这其中的父亲身份曾一度引起广泛猜测。尽管我们家庭事实上沦为了社会最底层,但父亲仍然总在人们面前表现出英雄无比的状况。他经常会穿着那些还在部队战友送给他的军大衣,在小城的大街上非常威武地走来走去。他总是笑呵呵地与各种人打招呼,享受人们对他军大衣的敬畏。那时我经常为父亲的英姿而感动,当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在父亲的后面,也像一个军人一样,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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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于建嵘,在听他讲述完和父亲的故事后,我们提出是否可以给一张和父亲的合影。他表示很遗憾,由于父亲去世多年,身边一张合影都没有。而正因为受到了本报采访的触动,他随即在网上发动了#随手拍我和父亲的合影#活动,微博发出后,一时间跟帖者甚众。
@于建嵘V:媒体来电说,父亲节快到了,希写一关于父亲的文章。我说,父亲在我十六岁时就逝世,记得的都写在《父亲的江湖》一文中了。又问有没有与父亲一起的照片。我才意识到此生竟没有与父亲的合影。如果没有文革的折磨,四九年前就参加游击队的父亲也不会早逝,我应有与父亲的合影。你们有与父母的合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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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先先贝:我从来不过父亲节,父亲在我生命中无胜于有,除了给我伤害之外不知道还带给我任何温情。
@crazyplanet:父母在我八岁那年就离婚了,自此我对父亲就一直不谅解,怨恨他不负起当父亲的责任。今年我届而立之年,去了趟上海,也跟迁居于此的父亲见了面,在机场分别时,女友很贴心地要我跟父亲拍张照,而我这么多年来也才有跟父亲的合照。看了先生您的微博,很有感触。
@刘清安258:我的生父,在我12岁那年也去世了。父亲逝世前病了多年,我不懂事,没有好好照顾他,这是我最大的遗憾。现在我有一个好母亲,一个好继父,我发誓要好好对他们,决不重复那种遗憾。
@哥曾经是个传奇:我十五岁没了父亲,那时家里没有条件,一张相片也没有。
@CN:我也没有!尽管这个心愿早已有之,于是特在今年将相机带回家,可我竟最终没提出口,当时感觉有种莫名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