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不会再有人记得何伯权——七年前的2001年,当何伯权选择用消失来诀别他一手打造的乐百氏时,他这样期望,也这样认定。从那一刻起,他成了一个隐形人,行踪难觅,恪守沉默,有所作为,不露痕迹,享受被遗忘的自由与从容。
但何伯权从未被彻底忘记。七年来,他被舆论定格为一个悲情人物,一个被外资驱逐的企业创始人。人们臆测:当年被迫出局,他情何以堪?在达能之手,曾经红遍中国的乐百氏日渐衰落,他怎能甘心?有一天,他会不会伺机重来?
这些问题注定不会有答案,因为它们并不存在。人们猜测中的无奈、悔恨、惋惜从不曾在那个隐形人心中有过一丝闪烁。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人导演了这一切。
何伯权预见过一种可能,一种他吐露内心真正渴望后所招致的可能:激辩、质疑、指责、非议。他不认为他的内心已经强大到足以置若罔闻。今年9月,汇源创始人朱新礼以他的行动验证了这种预见。
创办企业,卖掉企业;做创业家,而非企业家,这是何伯权在十几年前就想定了的事情。他知道,说与不说,都无法改变不被理解的事实。他能做的,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巧妙地避免心灵因时代的不解而受到伤害,背上负担。
“当时我为什么不说?我觉得卖掉企业的话,5年内中国商业社会不会理解。但让我吃惊的是,现在8年了,还是不理解。”2008年,11月5日,何伯权对《创业家》说。
何伯权是中国第一代创业家,是与柳传志、张瑞敏、褚时建、李经纬、宗庆后、黄宏生同时代的创业明星。二十多年过去,他们的命运悲喜不一:有的人与企业人我合一,成为创业教父,始终享受做企业的快乐;有的无法寻得付出与所得的平衡,因经济犯罪,锒铛入狱;更多的人则在苦苦支撑,欲罢不能。
何伯权展示了另一种可能,一种有舍有得的新创业家人生。
他视没有激情的创业为一种苦难,并决定把这种苦难结束在自己41岁的时候。他没有把企业当成儿子养,没有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要照顾它一生一世。创业,不一定守业,否则苦了自己,也苦了企业,不是创造价值,而是毁灭价值。他认为,要有自己的第二人生,而且越早开始越好,那样你的学习能力会更强,而不是凭经验去做事。
他全身而退,重新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和亲人在异国享受创富后的快意人生。
今天的何伯权,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脸上看不到愁苦的皱纹,牙齿洁白,笑声洪亮。在加拿大,他为拍一张猫头鹰眨下眼睛的照片,可以在郊外的草地上趴上两个小时。他有一大半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和发展个人爱好,真正用在投资企业的时间只有1/4罢了。
他依然是乐百氏的副董事长,但与他联系在一起的,是十多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公司:7天酒店连锁、久久丫、OFFICEBOX、诺亚财富、爱康国宾、九钻网、万乘金融等等……
现在的何伯权成了一名不在任何压力下做事的天使投资人,他追求质而非追求量,用实业家的眼光找机会,用投资家的手段来整合资源,并总结出一套何氏独门的投资功夫:
第一,只投与终端消费者相关的产业;
第二,这个模式在国外要有成熟的样板,而在国内还没有先例;
第三,要找一个合作伙伴来当CEO,他必须也要投钱进来;
第四,关注企业的原则、底线和价值观。
中国的第一代创始人有钱,有经验,有号召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一天也会卖掉企业,扔掉烦恼。这一天何时到来?就要看他们对进退取舍和人生目标的态度与认知。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够不够胆!别忘了,这是在中国。
上篇:舍与得
2008年11月5日下午2点,广州天河广场,今日投资有限公司。
正是上班时间,但这个公司却有点特别。门口立着烫有《六祖坛经》字句的金色屏风,里面装修雅致,却只有一位前台秘书。几十个办公桌椅空在那里,无人使用。
最大的办公室在最里间。“整个公司只有2.5个人,我就是那半个人,这个月是第一次回公司。”站在门口的何伯权笑着解释。
他穿着一件橘红色短袖T恤,这是他喜欢的颜色。戴一块很普通的日本精工表,用的是价值1000多元的诺基亚手机,据说是用通话积分换的。办公桌旁边还放着一个双肩旅行包,像是刚刚外出回来。
除了偶尔犀利的眼神,你很难再在他的脸上找出10年前那位穿双排扣西装、留着港式大分头、意气奋发的青年企业家的痕迹。挤在下班高峰的电梯里,也没有人会认出来他是这个城市里最富有的人之一。
这个人已经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整整7年,48岁的他似乎很享受这种安静的生活。但直到最近,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他并没有安于在加拿大过一个舒服的寓公生活。事实上,他的商业故事依然精彩无比,并且从未真正离开过中国。
但要理解他今天的状态,你就得回到7年前,12年前,甚至14年前。
下篇:“天使”之路
2003年年中的时候,何伯权在哈佛的访问学者的期限快要到了。他还没有决定好要做什么事情。
于是想回国,看看以前的旧部下都在忙什么。
他先去了趟上海,约一些乐百氏的老同事吃饭。
那天吃饭,所有人都很开心,讲了很多笑话。也有不少人在创业,有做物流的,有搞无框画的,还有弄鸭脖子的。
顾青就是最后这位。他是乐百氏引进的第一拨大学生,先当副总秘书,后来又去乐百氏湖北分区做营销经理,1999年就离开了。2002年9月,他开始合伙创业,启动资金只有55万。
顾青开始把创业想得挺简单,觉得卖鸭脖子利润高,自己又在乐百氏把“钢材、水泥、沙子什么都学到了,就剩最后成型”。结果,光建厂房就花了快40万,两家直营店都开张了,但一天流水最多也只有1000多块。
等到见何伯权的时候,顾青几乎已经弹尽粮绝了。他把家里所有的存折都搜出来,也只有4000块。
何伯权敏锐地注意到了顾青的变化。以前,顾青的业绩很好,但花起钱来也以大手大脚出名。这一回,顾青穿得很马虎,一边喝酒一边感慨,才发现“以前老何你说的话都特对,现在为了买到便宜牙签都要跑好几个批发市场”。
吃完饭,何伯权让顾青开车带去看看厂子。在路上,何伯权就问他,到底还需要多少钱?顾青坦白说:50万。何伯权又问:“你自己占多少股份?”顾青说了一个数字。何伯权点头说:“好,我给你50万,股份比你少两个点,剩下的算我借给你的。”
何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投的钱,一定要比你(顾青)投的少,否则你就变成为我打工了。为我打工,我就有负担,你就没动力。还是你来做,这毕竟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投一部分借一部分,顾青你还是当董事长。
这让顾青很感动。50万资金在一周内就打到了账上。
但顾青随后又陷入另一个困惑,有了资金要不要继续开店,扩张规模呢?“老何给我算了笔账,连锁店最核心的是单店能否赚钱。一个店铺只要能够保平,或者略微开始赚钱了,就可以把店开下去。”顾青回忆说。当时,久久丫的账面上一个月亏10万元,但每个店每月可以赚500元。何伯权说:“行了,你这事成功了。”但顾青很犹豫:“我不敢投啊。”“不投肯定死,投进去才有机会活”。何伯权态度很坚决。2003年,久久丫在上海开了16个直营店,当年营业收入为1800万元,第二年4000万,第三年8000万,截至目前,其在全国有500多家直营连锁店,年销售额达数亿元,利润数千万。
这件事也让何伯权意识到,自己还是对实业兴趣浓厚。“投资久久丫完全是随意的,只是帮忙,但我发现我的思维和想法对创业的年轻人很有帮助。我对做企业很熟悉,对一个企业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很了解。这些对创业者很有用,我和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落差。你有没有力量,关键看你有没有落差。”何伯权说。
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他和段永平也电话聊了聊投资的事。20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好朋友。当时,段永平也“抛下”步步高电子,去美国加州定居了。那段时间,网易这样的中国概念股已经跌到了1美元以下,段永平开始大笔买进。何伯权差点也打算跟一跟。结果阴差阳错,本来打算从温哥华赶到哈佛来见段永平,因为机场--大雪两人没有见成。
久久丫之后,何伯权开始专注于天使投资。2003年9月,他注册成立了广东今日投资有限公司。此后,再没有买过1分钱上市公司的股票,就连Pre-IPO的赚钱机会也不涉足。“我所有的投资都是天使投资。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蔡达标的真功夫快餐,实在是喜欢,所以就跟着VC投了A轮。”他说。
新公司只有两个半人。1位秘书,1位董事总经理石闵建,他以前是达能派驻乐百氏的财务总监,跟何伯权很投缘。还有半个就是何伯权自己,他基本上有半年不在国内。
在结束哈佛的学习前,何伯权还特地去拜访了一位美国著名的创业学教授,并告诉对方,回国后想做这方面的投资。他问教授有何忠告,教授讲了三条:
第一,不要插手太多,尽可能脱身。不要因为自己有经验,就乱指挥,不要让自己成一个管理者,否则创业者会失去判断能力,十分依赖你。最后很可能大家一起迷失。
第二,如果投资的公司不行了,千万不要拿过来自己做。那样只会脱离投资者的轨道。
第三,业绩不行的时候,要有胆量去处理他。你是做企业出身的,对创业者容易抱有同情,不像一般的投资人那样,能下狠心换人。
何伯权想了想,觉得第三条比较难。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比较随和的老板。
此后5年中,何伯权一共投资了十几个公司,从最高的8000万人民币到最少的70多万,总投资金额接近3亿元人民币。相比一般的天使投资人,他投的案子成功率相当高,很多都成为大牌VC追捧的对象。
何伯权展示了另一种可能,一种有舍有得的新创业家人生。他视没有激情的创业为一种苦难,并决定把这种苦难结束在自己41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