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浅析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早在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口号作为自己哲学的起点。但是从笛卡尔生发出来的大陆哲学却由此逐渐走向极端理性化的道路，“我思”在这里证明了精神的绝对性，而这种绝对性被片面定义为客观精神的绝对性，进而变成彻彻底底的理性主义。但是，即便在理性主义哲学家的头脑中，理性也并没有完完全全走向绝对化，在不起眼的很多细节，感性的成分成为哲学的另一个根基，例如莱布尼茨就曾经说过“美是感性的”。即便到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我们看到他的狂热和执着仍旧透露着极强的主观性色彩，与其说这是受到浪漫主义或者费希特、谢林神秘主义的影响，不如说这是人类本性的天然流露，这一点在黑格尔早年的著作中显得更为明显。到了天翻地覆的20世纪，终于萨特重新评价了笛卡尔的断言：“作为出发点来说，更没有什么真理能够比得上我思故我在了”。为什么？因为人是自由的，人是绝对自由的。
萨特对于“我思故我在”理解的起点同其他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一样，都是建立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之上的。世界的起点是我们的主观性，因为世界虽然在我们认识它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只有当世界作为客体被我们投射的时候它才产生意义，因此意义的存在是我们赋予的，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起点是我们自己。但是胡塞尔的后人们却都开始颠覆老师的很多想法，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依旧存在着太深的理性主义因素。既然世界的起点是我们，那么我们是如何开始的呢？这个问题上萨特回到了存在主义的起点，十九世纪丹麦基督教思想家克尔凯郭尔。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中，萨特回到了克尔凯郭尔所举的例子，那就是《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的故事。上帝让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独生子以撒为祭，于是亚伯拉罕顺从地扛着柴火带着以撒向山上走去。就在举起刀要动手的一瞬间，天使告诉亚伯拉罕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于是用羊替换掉以撒，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在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与克尔凯郭尔不同，萨特并不是把亚伯拉罕的付出看做是人生道路第三阶段上那种超越伦理而与上帝直接沟通的方式，而是更为强调亚伯拉罕在这种抉择中的痛苦。《创世纪》22章中并没有描写亚伯拉罕的心理活动，克尔凯郭尔把痛苦的抉择加在亚伯拉罕的头上，认为这是人由伦理阶段向宗教阶段跳跃的台阶，因此被他称作“亚伯拉罕的痛苦”，但是萨特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所体会到的痛苦比克尔凯郭尔更多：“第一，是不是真正的天使，第二，我是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上帝的存在是一个不需要去理解的前提，而在萨特看来，上帝是否存在仍旧是一种我的选择，如果亚伯拉罕在思考中怀疑了上帝的存在，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对于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比克尔凯郭尔更加彻底的存在主义。虽然克尔凯郭尔认为人是自由的，但是上帝的存在决定了人依旧是有限度的；但是萨特则认为人是绝对的自由，因为上帝依旧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克尔凯郭尔说我们就好比一架偏离正轨的马车，回到正路是我们的归宿，可是萨特却不认为有这样的马车存在，我们走的是怎样的路，我们就是什么。如果像尼采一样，把基督教视为一种控制人心的“意识形态”，那么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不是更为贴近人性了呢？大概也就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了呢？
存在主义的终点一定还是要回到人的处境。正如萨特的书名《存在于虚无》所表达的，我们的存在是一种虚无，我们无法把握流变的一切，人的本性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讲的“恐惧与颤栗”，或者海德格尔的“烦”和“畏”。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法国青年，他的哥哥在1940年德军进攻法国时阵亡，而父亲成为了汉奸，他既要为哥哥报仇，又要抹去父亲带来的耻辱，因此想要参军；但是他是母亲身边的唯一一个亲人，如果自己上了战场很可能意味着母亲将要一直孤独生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这种情况下，他该如何抉择？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才真正涉及到了我们存在的根本，因为生活中的问题是理性所根本无法解决的，康德的伦理学原则在这里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可能性。最终，决定性回到了哪里？那个青年说：“归根到底，起作用的还是情感；情感真正把我推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我应当选择的道路。”而我们的情感同样是一种流变和不固定的因素，因此当下性事实上也很大程度决定了我们的抉择。因此，在面对人生的选择时，我们是不受任何客观精神的决定的，所有的选择都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因为选择的根本在于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需要。而一件事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正是我们这种自由选择的后果，因此人是绝对自由的。既然人是自由的，为什么我们还会感觉痛苦？因为我们的自由，我们不被决定，所以我们必然是孤独和无助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决定自己的道路，而未来对于我们又是一团空空的虚无。正如萨特的剧作《死无葬身之地》中描写的几位战士，面对死亡与背叛，其实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空间，但是未来却是他们无法预知的。人的自由在萨特身上得到了非常深刻的体现，如果马克思“异化”的提出是人类回归自我的重要步伐，那萨特就让这个步伐大大向前又迈进了一步，因为他揭示了人本质的存在。但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这种自由是一种悲观主义？我们的痛苦和孤独是否会把自由带来的人道主义一扫而光？
面对这样的指责，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存在主义者们具有的其实不是绝望，而是过于乐观的情绪。因为人的价值并不是被预先设定的，而是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而得到体现的。“人人都能抓住的真理是有的，它就是人能直接感受到自己。其次是只有这个理论能配得上人的尊严，它是唯一不使人成为物的理论”。我们的作为并不是虚无，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情，我们需要承担我们作为带来的后果和责任，因此人并不是轻飘飘浮在世界上，而是要为我们的存在买单，因此我们的意义也就产生了。其实，萨特最终的落脚点依旧是人的自由。我们的自由使我们成为人，我们的自由使我们产生意义。
晚年的萨特一直处在与悲观主义的斗争之中，虽然他找出无数的理由来为存在主义辩护，但是存在主义传达给我们的的的确确是一种真实却又可悲的信息。如果能有什么关键词最为确切地概括存在主义，那么大概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