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 顾维钧

前言

“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但是,弱国可以有伟大的外交家。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就是顾维钧。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和谈失败,作为中国的全权代表,32岁的顾维钧断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的出色雄辩和民族大义让他的名字在近代中国的史册中熠熠生辉。

一、顾维钧简介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5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分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五十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病逝。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扩大在华势力。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5月24日,中日签订《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第五条除外)。1917年初,日本和英、法、俄、意签订了秘密谅解协议,四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日本设法使中国对德宣战,同时北洋政府也积极主动地参加一战,希望能于战后获得和会席位,保护国权、争取利益。然而,这个秘密协定成为日本拒不归还山东的一个借口。后来的段祺瑞政府更是把山东的权益作进一步的出卖。

自1915年10月至巴黎和会前,顾维钧一直担任驻美公使。期间,他一直密切关注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思考着如何争取中国的民族权益。他提出“赖美为助”的外交策略,建议政府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顾维钧相信美国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因为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条”期间,美国的态度基本上是支持中国的。而且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战后重建世界新秩序的方案以及“十四项原则”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长期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国家的普遍欢迎。他预料,美国战后的国际势力和影响力更加扩大。因此,站在协约国特别是美国这一边,对于中国在战后恢复被侵占的权益是有利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半年前,顾维钧就向中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中国关于议和大会应提问题的翔实报告。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各国对华政策问题;二、由欧战直接引发的山东及“二十一条”要求等问题;三、中国希望解决的各问题,如收回治外法权、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租借地等;四、各项国际公法问题的解决,如公海自由、修改陆战规则等;五、关于维持世界和平问题;六、欧洲各国特别问题。在所有驻外公使提交的报告中,顾维钧的这份报告最为完备、齐全。然而经北京政府指示,中国代表团在1919年1月8号提出的和约议案,并不包括大家很感兴趣的山东问题,因为北京政府不愿和日本发生冲突。但顾维钧却摒除政府之见,以民族长远利益为重,在力劝政府的同时,继续积极研究并准备了有关山东问题的议案,在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交涉充分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

三、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

1、席位问题,引发矛盾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北洋政府任命的代表共五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的国家,只能有两个席位。同时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北京政府推翻了陆征祥上报的排名,将顾维钧提到了王正庭和施肇基前边。这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此后,代表团分成两派,以王正廷、施肇基为一方,陆征祥为另一方。双方争吵不休,纠纷不断,顾维钧也不时成了攻击对象。当然,在整个巴黎和会进程中,他们还是遵从了一致对外原则,顾全了大局。顾维钧为了内修团结和睦,做了不少努力。

2、十人会议,慷慨雄辩

一月下旬,五强国十人会议(包括五强首脑与外长)讨论分配战时所占有之德国海外属地问题,经激烈争辩仍不得解决,于是临时提议讨论日本对中国山东问题的要求。

1919年1月27日,即将午餐的时候,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获悉中国将被邀请出席下午的“十人会”,阐述自己的主张。

尽管中国代表团已准备将山东问题向大会提出,但由于内部不和,代表们忙于内讧,直到那天都还没有讨论过应对日本先发制人的策略。得到这个消息后,其他代表们都保持沉默,掌有决策权的外交总长称病无法赴会,于是其余四人只能自行决定。顾维钧提议根据最初排名顺序有王正廷和施肇基赴会。施肇基以从未准备过该议题为由而推顾维钧去,王正廷也表示如果非要他出席,则应由顾维钧发言。最后决定由顾、王二人出席会议,由顾维钧发言、

会议开始,由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担任会议主席,日本的牧野首先发言。牧野重弹老调,态度非常傲慢:山东租借地早已由德国转移到日本。日本是战胜国,有权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日本非常尊重日本与中国已经签订的条约,中国早已承认日本对山东的权益(——指二十一条)。总之,这一问题已无须赘言。紧接着,不让人有一点思考余地,克列孟梭把手向中国代表一指,问中国代表是否准备发言。这当然是日本与英、法相互勾结,有意为中国代表团制造迅雷不及掩耳的困境。顾维钧和王正廷商量后,由王正廷起立发言:“我们代表团的顾维钧博士将予以答复,但应当给予时间准备中国的声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蓝辛的支持下,克列孟梭这才宣布休会,明天上午复会,听取中国的立场。

会后,顾维钧立即与陆征祥拜访威尔逊,向威尔逊阐述山东问题以及希望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美国的支持。在会谈期间,作为首席代表的陆征祥除了礼节性的交谈外几乎一言不发,对美事务完全交由顾维钧处置。顾维钧高超的外交能力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会谈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在顾维钧寓所进一步讨论应对之策。随后顾维钧连夜准备第二天的发言稿。

1919年1月28日上午十一时,顾维钧与王正廷偕代表团秘书赵泉再次出席十人会议。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发表长篇演说,但他没有用发言稿,“初似发言稍颤,既乃侃侃而谈”,口出成章,英语流利,用词正确,慷慨陈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顾维钧以他特有的机智、幽默,巧取日本全权代表牧野的一块金怀表,激怒牧野,牧野斥之为盗贼,这正落入顾维钧的圈套。顾维钧反诘:“日本掠夺了中国的山东省,是不是世界的盗贼呢?一块怀表引起牧野如此愤怒,那么山东三千六百万百姓丢失山东该不该愤怒,四万中国人民该不该愤怒呢?”继而,顾维钧从历史、文化、经济、战略等方面阐明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

顾维钧慷慨激昂地说道:“中国代表团要求和平会议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一切权益归还中国。有关领土是构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是山东省的一部分,有三千六百万人口。他们是中国人种,说的是中国语言,信仰的是中国宗教。基于和会接受的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实有权利要求归还这些领土。”

“就经济而言,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省份。在三万五千平方英里的面积上,住有三千六百万人民。人口的稠密产生强烈的竞争,而极不适宜于殖民。外力的侵入足以引致剥削当地人民,而非真正的殖民。”“就战略而言,胶州控制华北的门户,即控制由海岸至北京的捷径。一条铁路直达济南府,与津浦铁路相接即可通达北京。为中国国防利益而言,中国代表团不能答应任何外国拥有这生死攸关的地段。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象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中国很明了日本英勇海陆军曾驱逐德国的势力于山东省之外。中国也很感激英国在这方面的协助。尽管我们满怀谢忱,但中国代表团深感对祖国和世界均难疏职责,如果我们为了感恩而出售同胞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么将会种下未来冲突的根源。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考虑处理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时,必会郑重顾及中国的基本权益,即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益,以及顾及它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顾维钧的发言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中国代表团的同仁们都站了起来,向他送来满怀敬意的目光。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它为中国收回山东主权奠定了法理依据,也使他本人在国内外一举成名,成为巴黎头号新闻人物。

面对顾维钧一气呵成、无懈可击的发言,日本代表牧野说,关于胶州租借地,中日间已交换过意见。而有关铁路问题中日间也已有协定。此时,威尔逊借机询问牧野能否江中日间协定提交大会。在美国的紧逼下,牧野只能表示日本政府同意。顾维钧明白这是威尔逊在履行他帮助中国的诺言,因为一旦中日间条约提交和会,日本这些条约胁迫中国的企图就将破产,所以他马上表示中国对此“绝无异议”。随后顾维钧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对德宣战,中德间以往一切条约都已被废除。及时根据中德原有条约,德国也无权将它的权益转让他国。会议在顾维钧的雄辩中结束。

3、列强操纵,损华肥日

虽然顾维钧的演讲成功,一时舆论倒向中国这一边,但是在帝国主义五强所控制的巴黎和会上,原则和公理却被用来做交易。在四月下旬的时候,意大利因故一度退出和会,日本也以退出和会为要挟,胁迫和会答应其对山东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英、法由于与日本早有默契,自然成为日本的支持者;就连中国一向倚为靠山的美国也一反常态,倒向日本,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避免和会的破裂,他们予以更多关注的只是其关于创建国际联盟的构想。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统克雷梭、英国首相路易乔治为了平衡列强之间的利益,对山东问题竟然作出了违反公理的决定,通过了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美总统称,欧、美并非不愿主持公道,无知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

顾维钧当即严正声明;“中国要求不由日本,而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现在提出这个方案“对中国和世界和平都无所补益”,而且“只字未提日本归还它在山东全部权利的时间表,这无疑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24日,中国代表团为避免谈判破裂,再备说帖分送美、英、法首脑,对解决方案做了一定让步,提出:胶州租借地先交五大国暂收,和约签字后一年内日本交还中国;中方愿偿还日本在胶州的所有军事费用;胶州湾全部开作商埠,设专区供缔约国人民居住通商等,但仍被和会拒绝。30日,美、英、法三国专家小组对中日山东问题做出完全偏袒日本的决议。这项决议将德国战前在中国山东享有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而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却不能从战败国接收失去的主权。中国代表团,尤其是顾维钧的努力付诸东流。

4、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5月2日,北洋政府又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但随即在5月4日就爆发了“五四运动”。顾维钧和中国代表团多方斡旋,试图扭转和会决定,均遭失败。软弱的北洋政府竟逼代表团屈从列强旨意,在和约上签字。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等人既不愿签字,又无力抗争,只好避走巴黎,最后代表团剩下顾维钧和王正廷两人。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坚持工作,毫不懈怠,一直坚持斡旋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实际上在代表团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6月24日,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形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总长自行定夺。可陆总长此时已住院多日了。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

顾维钧和王正廷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凡尔塞和约上拒绝签字。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四、历史意义及对顾维钧的评价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行为,是中国人第一次挺起胸膛向列强说“不”! 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使得巴黎和会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官,顾维钧勇敢,机智,才华横溢,具有极强的爱国情感,他为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倾尽了全力。面对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待客的无礼,他表现得不卑不亢,严肃而自信,得到了对方的尊重;在巴黎和会的发言中,他机智地利用日本代表的一个怀表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山东的强盗行为,这更是轰动了整个巴黎;而在日本代表的威逼利诱下,他表现出了极大的蔑视,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弱国无外交”这是流传于国人的一句无奈而心酸的口头禅,但顾维钧的壮举证明了弱国也可以出伟大的外交家。有人曾经问顾维钧,在他一生中哪一件事情做得最突出、最满意,顾维钧答道:“巴黎和会”。

五、后记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 顾维钧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慢慢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参考文献

1、沈潜,《顾维钧》,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金光耀,《顾维钧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4、百度百科——顾维钧

5、谢军虎,《孤独的英雄——顾维钧》,http://blog.renren.com/share/229669407/7387440202

6、百度百科——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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