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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贝依然迷人，但是我对他说的英语更加感兴趣。一听就是典型的英式发音，没有美式的花哨，中规中矩。不过对于很多对英语感兴趣的人来说，一开始听不懂不要紧，要不断反复地听，要用心去听，最好不要看字幕。任何事情总是由难到易的。请相信我所说的话吧！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1ODg2ODA=.html
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陈德文首先在追悼会上讲话，他评述了水天明先生一生作出的贡献和成就，并对水天明先生的辞世表示无比惋惜和哀悼，他讲道：“水天明教授的不幸逝世是兰州大学，尤其是甘肃省外语界无法弥补的损失。青山垂泪，大地呜咽。水天明教授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在场的众人无不流泪哀伤。
泪盈眶 深情怀念慈父
随后，水天明先生的小儿子水均益代表全家，在父亲的葬礼上讲话。他首先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对大家前来参加父亲的葬礼表示感谢。虽然整个讲话并不长，但字里行间却流露着水均益对曾经影响着他一生的父亲的无限热爱。水均益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艰难的一刻”，这句话道出了父亲的死对他的无限沉重的打击。这个在硝烟弥漫、炮火震天的伊拉克战地现场保持沉稳的铁血男儿，这个经历着无数风雨的国家著名主持人在此时却再也无法抑制内心难以言语的悲痛。泛红的眼眶，哽咽的声音，让在场的来宾都能感觉得到他那份巨大的痛苦。
水均益撰文祭父
怀念父亲
各位长辈，各位亲戚朋友，各位来宾，我是水均益，是水天明先生最小的儿子。受我妈妈以及哥哥姐姐的委托，今天我在这里说几句话。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是受家人的委托，但我所要表达的只能代表我个人对我敬爱的父亲的一片深情。我微薄的言语最多只能是家里家外、方方面面对父亲绵绵不绝之哀思中的沧海一粟。
今天站在这里是我一生中最痛苦，也是最艰难的一个时刻。恐怕没有人能体会对我来讲这痛苦是多么的巨大。我的父亲，41年前，他给了我生命，41年来，他养育了我，他帮助我长大，他教会了我人生的真谛，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然而，41年后，他却走了，而且，走的是那么的突然……
爸爸走了，没有人相信，妈妈不相信，叔叔姑姑不相信，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不相信，远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敦敦哥不相信，他在电话里大叫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爸爸走了，走的是那么地急促。北京与兰州之间1400公里，飞行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前，爸爸在电话里像往常一样朗朗地告诉我：“不要紧，我就是肠胃不好。”两个小时后，他老人家却已经无法说话，生命垂危。几天来，我一直在这样问自己，难道是北京太远？难道是飞机太慢？难道是生命真的太脆弱？要不然为什么我千里急奔却依然无能为力。为什么四年前能出现奇迹，而今天却天隔一方？
爸爸走了，走的既坚强又潇洒。在他弥留之际，留给我的是一个轻轻的握手。没有温度，没有力量，然而在这冰凉柔弱之中，我知道，他告诉我的是又一次坚强。因为谁会想到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明天我要吃碗揪面片。”
爸爸真的走了，兰大校园里从此不见了他的身影，他那矫健的步伐，挺直的腰板；23号楼203室里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妈妈身边从此再也没有那个熟睡着的，让她踏实的金婚老伴，而我再也不会从电话里听他说：“小虎，今个的节目很好，不过有个字的发音你好像读错了……”
昨夜，仰望星空，冥冥之中，我知道，其实父亲并没有走，他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照片一样，长留在蓝天碧水之间。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那样的光明、晴朗、浩荡；也如同他80年灿烂而不屈的生命历程一般，那样地乐观、爽朗、善良。
我爱我的父亲，我会永远怀念你——天水之间的水天明。
谢谢。
水均益
2004年8月4日
翻开《中国专家名人词典》找到水天明的名字，书中这样记载：水天明，男，汉族，甘肃省兰州人，兰州大学外语系教授。曾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俄苏文学》杂志副主编，甘肃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现任甘肃省外国文学会会长，甘肃省国际文化传播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会员，甘肃省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
两段求学 “两校学士”
新中国成立前夕，水天明先生从当时与西南联大齐名的西北联合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期间，他就积极投身于“一二·九”等重要的大学生爱国运动，并领导了与国民党西北联大当局坚持斗争的进步社团——“学生自治会”。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文学院工作两年后，水天明先生被选派到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的北京俄语学院学习。改行学艺3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重返兰大执教。由于这两段求学经历，直到现在熟悉他的人还都敬称他为“两校学士”。
回到兰大后，水天明先生承担起了当时兰大几乎全部的俄语教学任务，并一直兼任兰大工会副主席近四十年。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水天明先生被获准首批面向全国招收俄语研究生。
1989年，63岁的水天明先生光荣离休，本应与家人共叙天伦安享晚年的他，看到俄语教学正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低谷，接受了外语系返聘邀请，重返讲坛。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水天明先生还代表兰大参加全国的外语文学、俄苏文学、中外比较文学等各类重要的学术会议。
孜孜不倦 满腹春秋
作为甘肃省外国文学会的发起人，国家级刊物《俄苏文学》副主编，中国文学协会会员，水天明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历史学、敦煌学、俄罗斯语言及俄苏文学、世界文学的研究，先后发表的《林庚白及其丽白楼诗选》等一大批极具价值的科研论文。此后，他又主编出版了《域外文学探论》一书，将甘肃的外国文学成果推向全国。在权威群聚的每一次学术会议上，水天明先生总是念念不忘向全国同行们介绍、宣传兰州大学。第2页（来源：西部商报）
水均益出道那会我在念大学，还很年轻，觉得此人还行，起码可以拽几句英文。眼见着他名气渐响，学识见解却没见长；海拔依然那么低，下巴却越抬越高；眼神没流露出睿智，神态倒是越来越睥眤一切。看他的节目就开始有点不适加那么点反感。不幸人家是央视唯一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我们普通百姓挑无可挑，也只能选择回避。so伊拉克战争后基本上就再也没主动看过他的任何节目。但是世界很小，人家又太有名，总有躲不过去的时候。偏偏我看到的这些让我对此人的厌恶逐步增加，乃至于今天达到顶峰，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
先是看他的《水均益采访手记:五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是一篇生动形象的小说，为我们讲述了一位著名学者和权势人物如何被一位智勇双全的记者难倒的故事。可惜，从他得意地引用的一些问题与答案中，能看到的只有他和基辛格之间智力水平的差距、他对自己的认知与观者对他的认知的落差。不过其实，他津津乐道于他的“机智”没什么，意淫基辛格如何被他“尖锐”的问题难倒也没啥关系（虽然他对基辛格的心理活动为何如此了解对我来说是个谜）。只是，我感觉，对一个采访国际问题的记者来说，本职似乎应该是问一些关心这个领域的人们所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刁难而刁难。然而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上来就要“狠”，要让他意想不到。这样他才会认真对待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小记者”。”从他如此的谨慎中，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基辛格现在绝不敢只拿我当一个好对付的“小记者”。“看吧，一位名记，如雷贯耳的CCTV的大红牌，怎么能让基辛格小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震撼他，威慑他，让他紧张，让他出汗。。。
然后是专访普京的高端访问。我印象中他似乎用了英语。我百思不得其解,普京的母语是俄语,精通德语,水均益不能拽俄语德语也不能强求,但为何要用英语提问,既然都要用到翻译,又为何不用中文?不过事后想来,说不定这个是人家特意的安排或者是双方协商,怪不得他.但当时看他那摇头晃脑拽英文的样子,我的确是被他强烈恶倒了.
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就不说了,我本人没什么强烈感觉.只是当时老师们对他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颇有一番微词。
然后是今天,普京访华的一系列报道.本来是兴致盎然地看"普京少林行",不幸又看到了水均益的国际观察。一如既往的目空一切,一如既往地缺乏礼貌，无论是对待演播室的专家，还是现场报道的女记者。现场女记者滔滔不绝地在连线那头发表观感,水均益在这边用鼻孔发出间或的哼哼。个人认为，这种cool的哼哼，不适合用在电视机前。再怎么有名，毕竟也还只是个名“记”，是要服务于电视机前的观众的，所以对观众的起码尊重也是必须的。他比一个大国的总统更骄傲，而这种傲气不仅来源于对自己的欣赏，还有对别人的不屑。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年少的时候可以轻狂，可以自傲，但在经过岁月的历练，见识更广后，表现出来的最佳状态也许应该是豁达、从容、大度，由内而外的自信，而不是时时把别人当成敌手，刻刻希望在表面上击溃对方，获得内心的满足。很遗憾，见惯大场面的水均益竟然做不到。不管怎样，他的节目我基本上已经完全无法忍受了，以后不论哪个偶像被他采访，我都再也不上当了！
唉，对偶像的满腔热爱，却居然被对水均益的强烈厌恶感完全压倒。
董浩妻子张薇
赵忠祥一家人赵忠祥妻子张美珠曾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在印尼语组工作，几年前退休回家。2004年，饶赵事件爆发，甜蜜的生活突然被打乱了。但张美珠力挺赵忠祥，陪伴丈夫渡过难关，让赵忠祥很是感动。
谭梅朱军
朱军从一名战士，逐步成為歌舞团演员，最后成为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事业的成功，离不开漂亮妻子谭梅的默默支援。朱军的妻子谭梅是1987年从西安特招入伍的舞蹈演员，秀美文静、楚楚动人。但在妻子眼中，那个给老婆亲手做衣服，给儿子洗尿片的朱军，比主持中央电视臺的《艺术人生》时更打动她的心。
王志朱迅一家
朱宏钧白岩松
白岩松来到《中国广播报》当记者。在这裡，白岩松结识了现在的妻子朱宏钧。朱宏钧来自江南水乡，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电台来做编辑。
鲁健郑天亮
鲁健因为在伊拉克战事的报道中出色的新闻素养和敬业精神闻名央视国际频道;那时候他的妻子郑天亮还只是央视新闻频道《午夜新闻》的主持人，2005年3月，一篇题为《娶个同行做老婆》的署名文章神秘地出现在鲁健在央视的个人主页上。至此，鲁健与天亮的爱情故事才正式浮出水面。在娶老婆之前，鲁健从没仔细想过娶不娶同行这个问题，两个人能走到一起，他觉得是缘分，找媳妇你很难事先设定一个标准。两个新闻人的爱情炽热而又温馨。
马东一家
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主持人、著名相声演员马季的儿子马东，2009年春晚相声《五官新说》赢得了全国观众的赞誉。马东在湖南卫视主持《有话好说》，彭小盛正是这个节目的编导。两人之后成为恋人，2001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档《文化访谈录》的新节目，马东在该栏目制片人的竞聘中胜出，同时兼任该栏目的主持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彭小盛主动承担了该栏目的编导工作。2004年，两人
张斌胡紫薇
奥运频道的主持人张斌因妻子大闹央视直播节目而迅猛走红，其妻子胡紫薇也日渐爆红。胡紫薇是原北京电视台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北京特快》，《证券无限周刊》红遍北京城，04年创办和担任主持的《身边》深受京城百姓喜爱，07年底因揭家丑淡出荧幕，在家调整一年后又重新回到了昔日的主播台上，现为湖北卫视财经节目《微观视界》主持人兼制片人。
宋英杰和老婆
宋英杰是中国气象局的著名天气预报主持人，几乎每个星期他都要在央视的《天气预报》中和全国的观众见面。被誉为“中国第一气象先生”。熟悉宋英杰的人都知道，他与一个比他小12岁的同门“师妹”刘珩相恋4年后结婚，刘珩是一位IT行业的精英。
郎永淳一家
只要看过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就会记住这个戴眼镜、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永远是一脸优雅与平和的郎永淳。郎永淳的妻子吴萍在《计算机世界》做编辑工作，长相清秀，是个开朗、外向、一团火样的女人，但做妈妈后的吴萍多了几分柔情。他们性格中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了一份默契。
张政妻子是央视新闻频道主播颜倩
央视名嘴张政妻子是央视新闻频道主播颜倩，两人感情深厚，女儿已7岁。有人采访前，颜倩的丈夫专门叮嘱记者：“千万不能写我的名字，我俩很少在公众场合一齐亮相，更不在一起做节目。”颜倩与丈夫很有默契：“家里的事是私事，我们一般不愿公开。遇到有人说我不善包装，女儿都会解释：我妈妈就是这么一个低调人!
水均益的女儿名叫水亦诗，是他与前妻所生的孩子，出生于1993年。水均益给女儿取了这样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名字，就是希望用这个颇具特色的名字来预祝女儿聪明、美丽。水均益觉得，爱孩子最好爱在心里，言语、行动上尽量少表现一些。因而水亦诗很小的时候，水均益就开始培养她顽强、独立的品格：摔倒了，让也自己爬起来；哭了、闹了，不给她吃零食，决不让她养成不正经吃饭的坏毛箔…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水亦诗乖巧、听话，生活很有规律，从小自立能力就明显要优于一般同龄孩子。
上学以后，水亦诗勤学上进从不让父母操心，而且从小能歌善舞的她一直是班级里的文艺骨干，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水亦诗也十分擅长主持，学校里的文艺演出常常被选为主持人。在初一时，水亦诗参加了人大附中举行的第五节主持人大赛，并且最终捧得大奖。如今，水亦诗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在学习之余，她还常常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客串主持节目，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当问及水亦诗是否有理想长大后也象爸爸那样当一名出色的主持人时，水亦诗略加思索，腼腆地笑了笑回答说：“我喜欢主持，但我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放在学习上，其他的目前暂未考虑。”
一、在CCTV新闻频道的一个新闻分析类节目中，由于节目是直播，又有时间限制，记得那天晚上好像是报道伊拉克的那些破事，好像伊拉克在开一个什么会，这样，就需要有翻译一边听，记下所说的要点，一会节目需要时好提供，而这个翻译也不仅仅是翻译，要有自己观点的，实际上就是另一个主持人（李庆庆，女）。同时水均益一边和嘉宾聊，水兄自然以为自己的英文水平极高了，需要李庆庆翻译的时候，他极力掩饰着一种不屑说：“那你给我们说说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李庆庆说到中途，估计时间有些紧张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翻译有问题？），水兄突然打断李庆庆的发言，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然后......”，抢过了她的话头，他自己做起翻译来了。好个李庆庆，柳眉倒竖、杏眼圆翻，蹦着嘴、咬着牙让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充满愤怒、警告和杀气，眼睛不时地微微抬起，示威似地看水兄，我想她一定认为自己在忍辱继续翻译。水兄自然知道什么意思，于是不情愿地住了嘴，当然也带着无所谓的神情了。其他嘉宾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继续胡侃，可是他们一纵而逝的笑意没有躲过观众的眼睛随后的几个月，李庆庆就从这个节目消失了，难道是……？昨天（还是前天？），李庆庆终于又出来了，好久不见啊！这是因为……吗？二、还有一次，也是这个节目，连线驻外记者，是个女性，年岁估计比水兄大，连线接通了，她热情地称呼水兄：“小水，你好......”，那知道小水面露大不悦，稍后回称：“XX女士，......”，此时，XX女士在电话那头尴尬地沉默了一会才接着往下说。
三、还有一次，也是在那个节目里，她问一个请来的嘉宾，好像是什么研究所的，女的，是第一次被邀请来这个节目，水兄问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于是她回答：“我认为，......”，在水兄看来，自然是谬误连连了，终于不能忍受，打断她：“这个就不是这样了，你看...”那个女嘉宾也是那种不怎么自信的人，听闻此语，嘴巴微张、面露胆寒状并不由自主地稍前弓身却又心有不甘地看着水兄说：“怎么？你是说......?”，于是水兄侃侃而谈，演播室的气氛一时尴尬，让其他嘉宾不好选择合适的表情......
我认为他现在依然是不错的，只是这次的事件让他比较难堪，好好反省一下对他以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泼酒事件作为一个普通人就需要勇气了，因为普通人没有力量处理善后事宜。在那种地方敢泼酒的最起码是稍有一些力量的人。水兄虽不是牛人，但是他有这个力量。可是有力量也不应该用在这里，他是文化人，大家不喜欢他这样。
这人总的说来还可以，战争时候敢去伊拉克，有勇气，大家愿意看到他那样。
水兄啊！你还没有独步天下，还早呐！作为普通的电视观众，光是通过看节目，我们就可以给你找到竞争对手，比如2台的芮成钢，那英文不比你差，那反应不比你慢，那年纪好像是比你小啊！你是无法阻止他人进步的，你唯一的办法是使得自己进步得更快。再乱泼酒或者再那样不给别人面子，你的日子以后会不好过。
顺便说句，水均益的主持水平真让人不敢恭维就说他与张召忠宋晓军三位做的最近一期关于伊拉克的节目吧，那节奏把握得叫个差，可惜了中央台请来的这些专家，但让人印象深刻的却是他那不断卖弄的口语，仿佛是在进行英语教学知名博客博主长春国贸5月8日在微博爆料，称著名主持人水均益的妻子杨迪于3月29日在北京某医院顺利分娩，产下了一对龙凤双胞胎。
| 水均益与妻子杨迪 |
| 长春国贸微博 |
微博原文
【央视名嘴水均益喜得龙凤双胞胎】今天长春国贸得到消息，水均益的妻子杨迪于3月29日在北京某医院顺利分娩，产下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取名为水左左和水右右。前几天水均益刚刚为一双儿女办了满月宴。恭喜，水均益！祝福两个宝宝健康成长！
水均益感情回顾 第一任妻子王君
水均益的原配妻子名叫王君，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北京京广中心工作过。水均益和妻子王君认识，是因为王君拾到了他的电话本，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可能是第一次两人给对方的感觉都还不错，以后他们又经常电话联系，而且水均益一回北京，就会约她出来。到了1991年，水均益向她求婚，两人终于喜结连理。1993年4月，水均益正式加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兼任记者和主持人。也就在这年的10月，他们的女儿水亦诗出生了。
第二任妻子杨迪
第二任妻子叫杨迪，2008年曾与水均益到南京和三亚参加活动，在一家大酒店吃龙虾。有报道称，杨迪是央视体育频道专职报道台球新闻的记者。一位央视工作人员也表示，听说水均益在三年多前与妻子离婚了，之后不久就与杨迪结婚，水均益比杨迪大13岁。
《我的衣食父母》黄灿然
一九八二年初春，我买了一本香港三联书店繁体字版的《新英汉词典》，因为我已在九龙官塘重生英文夜校报了名，准备学英文——此刻当我写下“重生”，联想到学英文给我带来的重生机会，我才突然明白了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本按其规模来说是中型的，对我来说却是超大型的工具书，因为我读的是小学课本，并且是从ＡＢＣ学起，一般只需要一本小学生英汉词典就够了。事实上，在夜校开列的购书单中，就有一本小学生英汉词典。
那时我二十岁，移居香港已有四年余，由于抵港时既不懂英文也不懂广东话，我没有继续我的学业，而是汇入了几乎所有来港的亲友和同乡的共同命运——在制衣厂打工。在念到高中二年级也即移居香港之前，我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也背不出来，只懂得一个英文字——农民。
奇迹发生了，从夜校第一堂课起，我便对英文入迷，就像当初念第一个中文字就对汉语入迷一样。大陆中学英文课本安排的单词，我称为“概念联想法”，例如“农村”、“城市”、“农民”、“工人”；而香港小学英文课本安排的单词，我称为“读音和拼写联想法”，例如cake，cat，car，bar，bag，bay，或者说，我一开始就学会了用这种方法来背单词。
几个月后，我开始看课外书，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各种英语杂志和英汉对照读物，还有若干英文原版——我书架上最早的英文诗集，是一九八三年在辰冲书店购买的《叶芝诗选》。张著后来遭一些人士指摘，但对我来说，它是一本很好的读物。事实上，我对英语语法一知半解，就像我对现代汉语语法一知半解。张著有很多英汉对照的例句，我就是通过反复阅读例句，揣摸意思。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我把注意力从事实上我怎么也掌握不了的语法分析，转移到读懂每一个肯定比语法分析更丰富的句子，尤其是留心语气的变化；第二，我不知不觉学起翻译来了。关于第一点，我想起一件事。我后来读大学的时候，一位同学翻译了一篇散文，让我看看，我把原文和译文对照了两三段，就发现不少错误，其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她在译文中把一些句序作不必要的置换。我指着其中一句说，不可置换句序，按照这个语气和逻辑，后面应有如此如此一种关系，出现如此如此一个情景。她失声叫道：正是如此。那个关系和那个情景发生在两三段之后。
在学英文的过程中，《新英汉》一直是我的良伴。也许是我命中注定要靠英汉词典自学，当年在大陆的中学，教到国际音标的时候，我竟然听懂了并且基本上掌握了。我没想到，多年以后当我打开《新英汉》，那两三堂国际音标课，就这么悄悄地派上用场。
夜校的课程实际上只是教给我一些基础知识，并为我提供一个强制性的学习场所，尤其是做功课；至于要学习我模模糊糊希望掌握的英文，还得靠大量阅读课外读物，而阅读课外读物，就得靠英汉词典。《新英汉》由于例句极其丰富详尽，便成为我更重要的老师。而我相信，它大概也会把我当成重要的学生，因为我每次讨教都很认真，把每个词条的例句慢慢研究一番。我用两年时间修完香港六年制小学课程，然后到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月。三个月后我如愿考入暨大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大学课程中，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英语，不过老实说，就算全部掌握大学英语课程，并且都考个优，也只能勉强称为略懂英语。一切还得靠自学，尤其是靠英汉词典。我不但靠英汉词典学习英文，而且靠它做起翻译来了，并且是译诗——很抱歉，被我拿来开刀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英译本。
译诗当然是失败的，好在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后来回顾，这次经验却很有益。这得先从我的诗艺说起。在所有文学品中，我最喜欢新诗——港台的，“五四”以来的。刚进大学，碰上“地下诗”运动，立即就写起诗来，并皈依朦胧诗以降的地下诗和西方现代诗。在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我的诗龄只有一年多，英文学龄大诗龄两岁，一切皆浅。由于想像力不够，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想像力，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结果是胡猜、简化、曲解；又由于我英语理解力不够，我也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理解力，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英译。显然，假如我理解力够，而想像力不够，结果同样会是胡猜、简化、曲解；假如我想像力够，而理解力不够，结果也将是胡猜、简化、曲解。后来我发现，译诗界的很多坏译作，正是上述全部弱点或任择一项弱点的结果。哪怕是既有想像力又有理解力，但表述力没校准（这主要牵涉到译者怎样理解现代诗和现代汉语），结果也还是坏译作。
英文学龄大诗龄两岁，在彼此都还嫩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演起难兄难弟的闹剧。但是，随着它们逐渐长大，这对难兄难弟也慢慢懂事，互相扶持。学习英文的过程，困难重重。它最先会引诱你，主要体现在学习最初两三千个词汇和简单语法的时候，你会兴趣勃勃，信心十足；之后，大概每增加两千个词汇，就遇到一大难关，包括越来越复杂的语法和语法都解决不了的种种障碍。过了一万个词汇，就有点寸步难行，以前的经验和办法全都不管用，除非你完全浸泡在英文书刊里。我过关斩将的办法，是进一步退两步，等站稳脚根之后，就来一次飞跃。首先是大量阅读几乎不用查词典的简写本，训练语感，经常是大声诵读，也不管念得准不准，让自己的阅读过程流畅起来，也让自己的心情舒畅起来；然后接受重量级读物的打击，例如读《时代》杂志，让自己不要说念不出声，就是连看也看得眼花缭乱——真正意义上的目瞪口呆；接着开始安抚伤口，读些低于《时代》、高于简写本的读物，或者干脆再退回简写本，重新培养信心。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英汉对照读物，这也是精读和泛读的最佳综合：既可透过汉译理解艰深的长句，又可保持阅读的速度。如此循环往复，渐次推进，经年累月，还是很有效的。不过，这样熬法，除非你有点傻气，否则早就撤了。写诗也一样困难重重，如果不是更困难。所以，十年八年下来，没几个人能挺得住，无论是写诗还是学英文。
由于两兄弟年龄不一样，更何况进度并非平行，而是有参差的，所以那个上不来的时候，这个就说：加把劲吧，你瞧我熬到这个程度了。这个泄气的时候，那个也说：你不是鼓励我吗，再咬咬牙关。
公正地讲，沿途的风光确实迷人，值得你汗流浃背。
早在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过程中，我已意识到《新英汉》的一些缺陷。它收词不足，短语也远远不够应付翻译道路上各种预料不到的障碍，还有就是它的例句，很多是中国化的英文，缺乏时代气息——倒是有太多“文革”时代的气息，尤其是有颇多马列毛著作例句和政治套语，追不上千变万化的资本主义新生事物。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出色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收词多，短语和习语密密麻麻。事实上，《英华》才是一本更适合翻译工作者使用的词典，而《新英汉》是一本较适合英语学习者的词典。《英华》的缺点刚好与《新英汉》相反：例句不够，对我这个靠例句摸路的人来说，很伤脑筋；此外，它不大好查，尤其是表示形容词a．、名词n．、及物动词vt．和不及物动物vi．等的缩略字，小得几乎难以辨认。我一般是两本互补使用，在使用过程中，我经常梦想有一本综合这两本英汉词典之优点的英汉大词典。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并且，像很多实现了的梦想一样，它比你原来梦想的还要美好得多。
在实现这个应是所有英汉译者的梦想之前，我还实现了一个完全不敢梦想的梦想：一九九○年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经一位同学介绍，我带着已经残破不堪的《新英汉》，来到大公报编辑部考国际新闻翻译。我没把《英华》也带上，是因为不敢带得太多，让人以为我完全得依靠词典（事实上我的想法完全错了：任何有翻译经验的人看到这个小伙子竟然配备当今最好的两本英汉词典，肯定会打心底里喜欢他）。而选择带上《新英汉》，当然是因为它例句丰富，可避免出错。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上班的通知。我点了一根烟，用手触摸放在我枕边的《新英汉》：一个阶段结束了，陪我整整八年的词典啊，是你退休的时候了。
我带着《英华》上班，同事也是用《英华》和《新英汉》。顺便一提，在进报馆约一年前，我的翻译努力已有若干成果，译了一批卡瓦菲斯和聂鲁达的诗，都是通过英译转译，还译了奥登一篇挺长的散文。后来重新校对，还好，总算经得起自己的考验。但是，跟在报馆的训练相比，我在此之前的英文能力和翻译能力，只算是个小学生，我相信，哪怕我去读外语系或翻译系的研究生或博士生，我都学不到在报馆学到的技能，尤其是那种强度和速度、深度和广度。
最初半年，尤其是最初三个月，既因为新鲜而充满热情，又因为责任而小心谨慎，复因为一贯爱独立思考而精神紧张。我把同事译过的原文拿回宿舍，第二天报纸出来，再对照着看，研究别人的译法，尤其留心自己的译稿被上司做了哪些改动。我说自己爱独立思考，但并不因此缺乏不耻下问的精神。我不放过任何疑点，一定要弄清楚，真的弄不明白，才问上司和同事，这样，一旦得到解答，就会恍然大悟，学起来也就印象深刻。即使上司或同事把意思告诉我了，我也必须自己完全读通了原文，否则我会要求他们帮助我读通它。过了三个月的试用期，上司说了一句表扬兼鞭策的话：不必译得那么完美，但可在速度上加快。这跟他当初提醒我的很不一样，那时他说：一定要译好，少出错，不讲数量，如果毛病多，数量又大，他就得浪费很多时间在校对上，变成灾难。
那时我每小时译三四百字，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半年后，我才取得第一次突破，每小时译六七百字；两年后才真正感到融会贯通，又取得一次突破；四年后使用中文电脑，取得第三次突破。
进报馆之后，我意识到这是我生命的分水岭。我没想到，英文会成为我的谋生工具。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和做人，有很大影响：只要专心做一件事，终有一天会得到回报。
也是在进报馆之后，我对一本综合《新英汉》和《英华》之优点的英汉大词典的渴望，变得愈来愈强烈。我希望它是一本不必让我经常为了一个字而必须同时翻查《英华》和《新英汉》的词典。（值得一提的是，很久以后我才发现，《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无论释义还是翻译，都十分准确和明白，我常常在其他词典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求助于它的一些极其恰当的释义和翻译，得益匪浅。）
一九九一年秋天，也即我进报馆将近一年的时候，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一套两巨册问世了。它不仅克服了前两本词典的缺点，而且综合并大规模地扩充了它们的优点。它收词繁多，例句丰富，体例严谨，条目清晰，尤其是把很多短语、复合词和其他固定用语抽出来另立词目，查起来方便——应该说，舒畅极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英汉词典是我的衣食父母。以前，我只把英汉词典当成工具：我付钱买它，使用它，从未想过感恩戴德这回事，有时还会气恼。
《英汉》是一部百科式词典，做到编者在序言中希望达到的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仅就其中的“实用性”而言，就令我很受用。对一位译者来说，他除了希望一个字释义清楚外，还希望这个释义能够尽可能适应不同语境；因为一个译者查词典，往往不一定是为了查生字，而是他领会了某一字在某一语境中的意思，但还无法找到适中的汉语来表达，希望词典帮助解决，或提供某些联想和暗示。
有时我也会挺英雄，译出一个出色的词语，暗自叫绝，接下去当然是翻查《英汉》：看你怎么译。结果往往令我沮丧：我挖空心思译出的佳词妙字，早已交叉着双臂站在那里迎接我。有时自觉译得无与伦比了，于是又去挑战《英汉》：这回看我不把你打垮。偶尔确实把它打垮了，但更多的时候是悻悻而归。
仅举两个实例：
Both state media have focused on the pomp of thevist．．．两家国营媒体都把焦点集中于这次访问的盛况……《英华》对pomp的释义：１．华丽、壮观；盛大的仪式、华丽的行列。《英汉》：１．壮丽景象，壮观；（典礼等的）盛况。
United State offically enters 2000 with drop of timeball donwU.S. Naval Observarorymast.美国将以海军气象台旗杆上的报时球落下为准，正式进入二○○○年。《英华》对timeball的释义是：报时球。《英汉》：报时球（正午或其他规定时刻从气象台或其他高楼的旗杆上落下，以报告平太阳时的准确时刻）。
《英汉》对两个词的释义，应用于具体语境，都非常贴切，尤其是对报时球的附带说明，便照顾到使用者的需要。像我，并不知道气象台有旗杆，在解决了timeball的译法之后，我还得确定mast到底是指什么。《英汉》对mast的释义包括：１．船桅，桅杆；旗杆；２．杆，柱；３．天线杆。“报时球”释义的附带说明轻易为我解决了这个困难。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样一来，译者岂不是照抄词典，一劳永逸。错了。我反而要质疑某些自以为是的翻译家，他们总是告诫初学者不要照搬词典，要自己“想”出来。我并非反对译者的主动性，而是反对这些自以为是的翻译家无视词典编纂者的劳作，而把词典视为一本死书。我是说，译者应尊重某种客观性；照搬自己的“想”法的译者，往往有犯主观臆想之虞。在我看来，词典是名副其实的活词典。当我翻查词典，我并不是在翻查一本工具书，而是在就一个疑难或初步想法向一位位专家请教。译者的疑难或初步想法经过与各位专家的讨论或得到专家明确或较可靠的回答之后，便获得一种客观性，译者再在这个客观性的基础上，权衡、掂量，最后做出决定。换句话说，译者越勤查词典，客观性便越高，错误就越少。
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并不是一位个体户，而是一个有数十名专家的小组的成员之一。事实上，译者本人可能连专家也够不上，通常只是一位意见听取者和协调者。译者的能力，主要表现在组织能力。当专家的回答不明确和不可靠甚至有错误的时候，译者便加入讨论，并邀请另一个或多个专家小组（借助另外的词典），申张意见，反复磋商，做出修改：这也是译者不照搬词典的时候。即使译者不照搬，事实上也已吸取了专家们很多有益的初步意见和想法。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对本身的待遇、地位等等，便不应有太大抱怨。我是说，译者应在受尽委屈的时候，想一想，还有更多更高明的专家站在他背后，他们完全保持沉默，他们的原则和美德就是奉献。当一位译者被称为著名翻译家的时候，他却连那些专家的名字也不知道。现实社会对文明的维护者，永远是不公正和怀敌意的。只要你是文明的维护者，你就得有所准备，尝试去了解和顺应你的命运。在我看来，词典编纂者就是被选中的文明维护者，他们不但了解、顺应他们的命运，而且宣誓似地坚定。现实社会出于伪善，称译者为无名英雄，但是，译者却连伪善地称词典编纂者为无名英雄也欠奉。
如果我有什么值得张扬的自以为是，那就是，我对各种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的编纂者，常怀感恩之情。偶然翻至版权页、前言，尤其是编纂者名单，我总会不自觉地看下去，读下去。有时我想，当我的目光徘徊在这些名字中间的时候，尤其是当我的目光被一个个在编纂过程中病逝的、用长方形框框框住的、像墓碑一样的名字所吸引的时候，我心中响起什么样的声音，它包含着什么样的讯息？我想，是感恩。
倘我有一篇被认为是出色的译作，那我必须立即指出，我只是一位组织者而已，假如没有英汉词典的帮助，假如我把应归功于英汉词典的那些部分抽掉，那么，可以肯定，它的每一页都将斑斑点点，布满漏洞。
由于自己是诗人，又每天跟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打交道，我常常会把诗人的命运和词典编纂者的命运联系起来。词典跟诗人的关系，比词典跟别的什么和诗人跟别的什么都要密切。诗人的职责，是使民族语言丰富、精确和纯洁起来，跟词典的功能和方向完全一致。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诗人都喜欢与词典做伴。但是，英汉词典与中国诗人的关系之密切，恐怕是英汉词典编纂者和诗人都很少意识到的。当代诗人在诗歌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兴致勃勃地写作，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现代汉语是一门年轻的、生机勃勃的语言，充满了命名的诱惑力，而英汉词典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命名——不是释义那么简单。试想想，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词汇、概念，以至我们的思想，有多少是英汉词典直接和间接赋予的，尤其是我们多少作家通过阅读那些借助英汉词典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接受影响和养分，再把这些影响和养分注入他们创作的汉语中。如果说《现代汉语词典》规范了现代汉语，那么英汉词典就是开采、创造和输送现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主要集散地。如果我们把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写作中属于英汉词典的贡献的那些部分抽掉，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写作也将斑斑点点，布满漏洞。
翻译作品之于诗人，犹如英汉词典之于翻译作品。诗人的直觉——更准确地说，是现代汉语自己的直觉——使诗人迅速把翻译作品的精华引入汉语和汉语写作，并开拓汉语和汉语写作的疆域。且不说受翻译作品影响的朦胧诗人拉开当代写作的序幕，仅举一个更为明显和直接的例子：在八十年代诗歌的“黄金时期”，据说写诗的人口过百万，这些诗人后来大部分放弃写诗或改写别的体裁，更多的人进入各种报刊杂志和文化机构，大量文章从他们经过诗歌基本功训练的笔下涌出，或经他们手上推出，全面地刷新报刊语言，使报刊语言从“文革”语言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如果你拿八十年代最初和九十年代初的报刊对照一下，定会大吃一惊。如果我们把这些诗人的贡献抽掉，我们现在的汉语和汉语写作，也将同样斑斑点点，布满漏洞。
不过，诗人和词典或者说词典编纂者的共同命运却是：他们的作用常常被一般受惠者忽略。但是，既然这是他们的命运，也就是注定的了——尤其是，似乎没有哪个文化领域，像词典和诗歌遭遇那么惨重的人员伤亡。文明的维护者，跟文明本身一样，在争夺眼前利益的现实社会中，也即在横的意义上，永远是也应该是看起来无关重要的，因为这正是他们保存实力和延续文明的最大法宝，好让他们在文明的长远利益，也即在纵的意义上，彰显他们和他们所维护的文明的光辉和尊贵。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横的意义上，还是纵的意义上，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也是任何一位以现代汉语为其命运的写作者的衣食父母，无论他们是否想到或知道这点，也无论他们是否常怀感恩之情。
如果英汉词典仅仅是我的衣食父母，那么我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不愁衣食的俗人而已，而做一个不愁衣食的俗人，有没有英汉词典事实上并不重要。我与英汉词典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某种程度上，英汉词典还是我的再生父母。这又得从我学英文与我写作的关系说起。
学英文最大的飞跃，是逐渐放下一切中文书刊，改为全部看英文——事实上“一切”和“全部”是做不到的，也没必要，我主要是指阅读的焦点、重心和注意力。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如此日夜浸淫，耳濡目染，阅读量是惊人的。但是，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尤其是诗人，放弃亲爱的母语，比第一次离开母亲还要痛苦不知多少倍，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全部看英文，只说抽时间学英文，已经不容易了。证据是，很多读书人尤其是作家，到了中年或中年以后，都会感到不学外语的缺陷，尤其要读的都读得差不多了，打开书刊，全是熟悉的名字和文字，加上母语写作氛围的焦躁，让人想一逃了之，有时想起来不免心痒，考虑学外语，但是一想到花那么多的读书时间来学枯燥的外语词汇，立即就感到划不来。我比较幸运，因为那两个难兄难弟又互相扶持了：在弟弟感到该逃的时候，哥哥立即为他提供了一条出路。
一踏上英文专区之路，英汉词典就该成为陌路人了。事实上我便翻烂了一本袖珍英文词典（不是因为用得多用得久，而是因为那是一个平装本）。把我留在英汉词典家中的，是翻译。不只是职业的新闻翻译，还有业余的文学翻译。
在大量新闻翻译实践之余，我开始用这门技能来为我更重要的角色——诗人——服务，我翻译大量的欧美现代诗歌和一些文学评论，撰写外国文学的介绍文章和书评。渐渐地，我的写作角色开始起变化，我通过译介工作，慢慢培养起批评能力和洞察力，做起批评来了，而做一位诗人批评家，就像当初做新闻翻译员一样，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在从事写诗这门极度消耗体力和精力的技艺之余，翻译成为调节、休息和吸取养分的好去处。在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我阅读英语的速度愈来愈快，理解力愈来愈深，接触面愈来愈广，这就为我的写作和写作上的不断变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能量；在学习和掌握英语、学习和掌握翻译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克服写作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尤其是学会忍耐、坚持，再忍耐、再坚持。
做批评之于写诗，犹如学英文之于写诗，也是一对互相扶持的兄弟。批评尤使我有机会作清醒的自我分析，逐渐剔除自己性格内部某些对自己有害的杂质，同时吸纳对自己有利的外部养分。自我分析的直接效用，是跟自己保持距离，站在一个更远的地方看自己，再慢慢说服自己去改变自己。准确地说，从学英文那一刻起，我已在作着不知不觉的自我批评。掌握英语的过程，是一个人适应一个强大的异国文明的过程——其中的复杂和挑战可想而知，好处和益处也同样一言难尽。多学一点进来，自己脑中的杂质也被挤掉一点；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自己身上固有的自己文明中的杂质也被挤掉一点。何况，我读英译作品跟读英文作品的数量几乎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这样，我事实上通过英语吸纳欧洲文明的资源，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文明——这与通过中译来吸纳，是很不同的，最明显的是中译严重不足，可选择的译本少。
某个下午，我突然感到自己长期以来思考的众多问题和疑难，都汇合在一个点上，豁然开悟，并意识到有某种东西降临到我身上；随即一片光芒从脑后掩至，眼前一阵晕眩，几乎栽倒。此后整整一个月，我都处于虚脱状态。我不断回想这次遭遇，终于明白了，那是我性格内部剩下的最后也是最顽固的杂质之根，被拔掉了。而那占领我的东西，显然是我一直都在追求却一直遭到我那最后之根抗拒的东西。我相信，我已被翻译了一遍，被再创造了一遍。这个过程大致是：学英文←→写诗←→翻译批评，还有就是生了一场导致我世界观彻底改变的大病。“←→”这个符号表示互相扶持和促进，但我发现，用它来表示英汉词典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准确。也许，我一直都在借助英汉词典翻译自己，再创造自己，而那几乎栽倒的一刻，便是完成翻译和再创造的一刻，脱稿的一刻。不言而喻，我现在要做的，是润色、修改和校对自己。
二○○○年元月初稿，十二月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