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精神病院远非是麦克默菲想像中的自由的避难所。护士长拉契特制定了一整套秩序，一切都要以此为准则。病人们受到了严格的管制，还不时的受到她的侮辱和折磨。麦克默菲对拉契特的行为十分不满，不时以冷嘲热讽的方式对她加以攻击。在精神病院里，病人们被剥夺了自由地追求自己生存欲望的力量。拉契特处处和麦克默菲为难。她用大音量的刺耳音乐折磨病人们，并冷酷地拒绝降低音量的要求。在酷爱棒球的麦克默菲提出看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时，拉契特又想方设法推搪拒绝。虽然麦克默菲最后得到了高大的印第安人“酋长”的支持，凑够了表决的票数，但拉契特却又以表决时间已过为借口而拒绝打开电视机。
麦克默菲想让病人们打起精神，快乐的生活一天。他把病人们带上了汽车，来到了一个小港口。他们偷了一条船，到远海钓鱼作乐。病人们欣喜若狂，过了十分快乐的一天。回来后，麦克默菲受到了惩罚。但不久，他就又把自己的女友和另一个女人弄到了医院，闹得天翻地覆。闻迅赶来的拉契特侮辱了病人比利，使他割脉自杀，而冷酷的拉契特却无动于衷。这使原想要逃离病院的麦克默菲再也抑制不住怒火，他扑上去掐住了拉契特的脖子。拉契特没有死，可麦克默菲却受到了最惨无人道的待遇。病院切除了他的脑白质，使他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白痴。“酋长”悲痛地将他搂在怀里，用枕头闷死了这个实际上已经死亡的生命。之后，“酋长”砸开了铁窗，逃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
本片荣获197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六项大奖。电影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我试过了”。当麦克莫菲和同伴们打赌能搬动饮水机砸开窗子逃走，大家都说麦克搬不动，结果，麦克真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没有搬动，但是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至少我试过了”。影片后来告诉我们，大多数在精神病院的患者都是自愿呆在里面的，没有想要出去的愿望。只有一个人，麦克莫菲，是还具有这样的意识的，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尽管不成功，但是是无愧于自己的心的。
精神病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当专家判定麦克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出现了很讽刺的画面，一个说他再正常不过，应该放到监狱里去管教；另一个则说他病得不轻。院长在这个时候没有了意见，询问护士长的态度，不知道护士长是出于好心还是故意陷害，她认为麦克的病情很严重，应该继续接受治疗。于是，就这样戏剧性的，麦克被留在了精神病院。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到底判定一个人是否是精神病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从护士长的态度中可以看出，“道德”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而且她在对病人进行治疗的时候总是询问一些个人隐私的问题，暗示着，精神病患者都是道德方面出了问题的人。难道这个标准真的是衡量某人是不是精神病的重要手段？
“我们一起逃走”。这是酋长最后对麦克说的话，也许观众真的以为酋长要把麦克弄走，但是，结果却远远出乎意料：酋长把麦克用枕头闷死，然后自己逃走了。可是，他选择了用麦克原来设想的方法逃走，实际上，也就是和麦克一起逃走了。
很难想象得到，这部片子是74年拍的，里面体现了福柯关于精神病的思想，如果结合着他的《疯癫与文明》来看，是最好不过了。《飞越疯人院》是作家肯·克西发表于1962年的小说，小说以疯人院意指美国式的社会体制，反体制意味浓烈。经移民导演米洛斯·福尔曼之手，其复杂的意识形态背景给影片蒙上了一层特殊的光泽，似乎有了更多可以揣度的空间尺度。
丰富的隐喻性的破译是读解《飞越疯人院》的关键，在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在他的著作《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中，提出"现代精神病院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权力机构。"疯人院在福柯那里预示着关于现代文明社会的经典寓言。影片中透出的强烈的叛逆情绪是与60年代的文化思潮有很大的联系，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破灭的时代，一系列属于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的冲突以激烈的形式暴露出来。而反传统、反秩序、反主流的文化思潮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艺术创作。
在电影中的疯人院里，体现出的是一种被遮蔽的压制，看起来气氛甚至似乎是和谐的，光线是柔和的，吃药治疗时放着轻柔的音乐，病人有着充分的自由在医院里活动，可以打牌可以抽烟，甚至表现好的人有机会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外出。但是只有麦克默菲可以轻易地击中看似完美的疯人静谧世界中的脆弱，一开始，他就要求把音乐声减弱，而不是象其他人那样乖乖地在音乐下吞咽无名的药丸，对秩序完整、封闭的疯人院来说，麦克默菲是一个意外的闯入者，而麦克默菲也并非刻意地去反叛，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天性，他的无拘无束的个性必然与严谨的压制格格不入。在麦克默菲的撞击下，众"疯人"，原来规矩，安分守己的病号开始流露正常人的天性：他们欢乐地享受海边阳光的沐浴，和女人在一起的乐趣，以及争取自我的反抗。这是在一种反常规的活力的冲击下体验到发自生命本身的愉悦。
麦克默菲破除的是一种仪式，他到来之后，吃药、开会心理治疗这些程序都遭到质疑，尽管麦克默菲每次的要求都遭到拉奇德的拒绝，但是对于一直机械、呆板地重复这些程式的疯子们，麦克默菲的举动无疑触动了他们。使得他们在面临这种非暴力的压抑时，可以产生新的反映，如一病人对拉奇德的质问："既然比利不愿意说，你为什么非要问他"。而查理也可以大声哭泣着要自己的香烟。在一个坏孩子作了示范之后，所有的好孩子都被诱发了"坏"的天性。
而护士长拉奇德似乎担任了一个恶毒母亲的角色，管理和维持着疯人院秩序的是拉奇德，她永远处在一种端庄、对局势的把握游刃有余的表情和状态。她调度着这个规范化世界里的疯子，她熟知他们的弱点，尽管她并不曾从人性的角度去了解过他们，疯子们对她而言，都是犯了错误，在这里寻求管教的孩子。尤其对于比利，她更象是一个母亲，一个视孩子的长大为犯罪的母亲。比利的孱弱、口吃都象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从片中开会讨论的内容也在告示着比利"疯狂"的真因：母亲阻止了他同女孩的约会。比利曾反问麦克默菲：你以为我不想离开吗？比利作为一个不成熟的大孩子只有滞留在有"母亲"庇护的疯人院里才能安全，尽管他渴望长大并离去。而在圣诞夜的"成人仪式"之后，比利奇怪地恢复了语言的功能，面对拉奇德的诘问，他充满男人的理智和风趣：我可以解释一切。但是拉奇德甩出了对付比利的致命武器：想想如果你妈妈知道了会怎样？于是比利瑟缩着恢复成那个惧怕母亲惩罚的孩子，杀死了自己。他是被恶母亲不愿孩子成熟的心态所杀戮。
导演福尔曼的出色不仅在于成功演绎了原作中的情氛，而且在于他把一个反叛的主题用好莱坞的经典语言来陈述，叙事层面同隐喻层面结合完美，在摄影机的处理上，大多数画面中的拉奇德总占据着前景的中心位置，拍护士长时，多用微仰镜头，拍病人时，多用稍俯的镜头。吃药和拉奇德主持的心理治疗意识反复出现，且拉奇德和疯子们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吃药和心理治疗是作为常规叙事因素，设置作为简洁的视觉陈述和表意，不仅在重复上延宕着情绪，而且表意为一种仪式，对仪式的破除意味着神话的终结。
而印第安酋长则代表另一种文化的表征，来自丛林，回归丛林，他的反抗并不是麦克默菲那样是无意识地舒展自己的天性，他的装聋作哑也不完全是为了避免伤害，而是为了躲避，拒绝语言意味着拒绝与体制发生关系，我们看到的酋长很象一位真正的隐士，他安然地生活在这个类同于囚禁的空间，而麦克默菲似乎警醒了他身上的原始力量，他主动对他说话了。
最后，他用解除躯壳束缚的方式让麦克默菲的灵魂随着他回到丛莽之中，酋长搬起了麦克默菲生前扬言要举起，却没有力量举起的大理石水槽，用它砸破了桎梏，飞越了麦克默菲没有来得及飞越的疯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