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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精华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摘要比较文学在俄国，不仅历史悠久(1870年著名学者维谢洛夫斯基已在彼得堡大学开设《总体诗学》课程，1889年出版《历史诗学》)，更重要的是有其研究立足点。这种情形在对普希金创作的研究实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俄国各时代重要知识分子和学者都看到，他稍后于拜伦在浪漫主义之最基本和最典型的文体——叙事长诗之创作卓有贡献，即通过创造这种新诗，既有效颠覆了统治俄国文坛一个世纪之久的庄严颂诗体，又自如表达对俄国正统价值观的怀疑。然而，面对普希金在故事情节的设置、故事主人公和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安排、叙述过程及省略等方面，和拜伦创作多有相似之尴尬，一向为俄罗斯民族主义所浸染的俄国知识界，开始是说普希金如何创造性学习拜伦，普希金去世后批评界变化为普希金创作如何具有独创性，半个多世纪以后说普希金是如何避免拜伦的影响。原本答案明了的文学现象，变成了日趋复杂的学术话题，至今仍在延续，根源于俄国比较文学——要揭示俄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影响。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渗透有国际政治学的考量，导致在对普希金的认知上，既有效阐释出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之意义，又限制了普希金真正成为全球性的诗人。
关键词普希金拜伦叙事长诗文学批评人文学术中的国际政治学
我们知道，普希金生前就被尊称为“俄罗斯民族诗人”，——这肇始于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1850年代中期，随着《普希金文集》的出版，著名作家和批评家阿波隆·格里高里耶夫《普希金去世之后的俄国文学之一瞥》所赞誉的“普希金就是我们的全部”，迅速在俄国深入人心。而且，普希金作为民族诗人的过程并非体制化的结果、神化的产物，而是不同阶层读者通过热爱普希金而表达对俄罗斯帝国认同的自然行为，“普希金成为俄罗斯第一个诗人绝不是偶然的。这个时刻来后，俄国的历史、语言、意识才开始复活”。于是，著名斯拉夫派理论家伊凡·阿克萨科夫在莫斯科大学俄语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演讲《话说普希金》深情地说，“普希金不只是我们矢志不渝的爱情，而且还是初恋”；1899年普希金诞辰百年的日子，全俄到处活跃着普希金身影，学术界持续展开热烈探讨、大中小学举行规模不等和形式各异的普希金诗歌朗诵会、媒体热衷讨论普希金奇闻异事、国家成立普希金纪念委员会，甚至普希金生前的装束、热衷的食物(包括酒和咖啡)重新时尚起来，并普遍冠名“普希金牌”(无独有偶，1999年普希金诞辰二百年的日子，又更大规模地重现了百年前的景观)。更有甚者，随着艺术手段进步，从1907年德兰科夫把普希金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拍摄成同名电影以降，除了战后到斯大林去世这段时间有所中断之外，几乎每年或隔年就有导演把他的作品搬上银幕，诸如1909年普罗塔扎诺夫拍摄他的叙事长诗《巴赫契萨拉伊的喷泉》、冈察洛夫和梅特尔各自依据其另一首叙事长诗《波尔塔瓦》拍摄了同名电影，而《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叶甫盖尼·奥涅金》、《村姑小姐》等作品，至少先后5次被拍摄成电影。这也就是牛津大学教授肯《剑桥普希金指南》所说的，“普希金改变了俄国文学的进程：经由反复试验，他成了最杰出的抒情诗的语言大师、优秀的韵文小说家、俄国小说的先锋、心理剧和历史剧的创新者、有着严肃目的的业余史学家。他多方面的天才，在生前就被同时代人所传颂。就艺术天赋和创造性的效果而言，他同时代人和后来的俄国读者把他的名字和莎士比亚、莫扎特相提并论。俄国每个时代的作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纳博科夫、布罗茨基，无不追根溯源到普希金。对俄国人而言，他始终是不可替代的作家、真诚的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家、文化圣徒、传奇人物”。然而，这样的认知，和欧洲对普希金之阅读相去甚远：按普林斯顿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著名教授爱默生《剑桥俄国文学指南》所说，在公众视野中，普希金属于国际著名诗人之一，“(但)要把他和果戈理放在欧洲地图上是很困难的”，他不具有泛欧洲精神，“他身后的事是另一个故事。185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偶像和神话”。这种论述，在俄国普希金批评史上吻合者甚少，以至于著名文学史家米留科夫《俄国诗歌简史》，因用史学家的冷静眼光看待普希金而说，“《奥涅金》深受拜伦《唐璜》影响……普希金不是一个世界性诗人，而仅仅是其祖国的重要诗人”，经常遭遇俄国知识界激烈批评。
“普希金与拜伦”关系复杂化的起始：诗人自身抑或批评界人为制造
造成这种同一个普希金在俄国境内外之迥异，与比较文学在俄国的境遇不是无关的：当代俄国没有冠名“比较文学”的课程，却有着强烈的比较文学意识。这种意识并非文学研究界所创设，而是源于俄国置身于东西方交集地带、历史发展、居民构成、文化融合等复杂性，使其知识界难以封闭地看待俄罗斯问题，18世纪末以来就开始把俄国定位及其相关的重要问题纳入世界框架上来查考，形成了比较文化意识。然而，以俄罗斯族裔为主体的俄国，以比较文化意识看待俄罗斯问题，不是冷静地面对自身的困境，而是演化成对俄罗斯帝国身份的强烈确认，使俄罗斯民族认同上升为俄国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原本是要打破民族封闭意识的比较文化思维，在俄国导致相反的结果。这种情形，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得到演绎。进而，讨论俄国作家和世界其他国家文化之关系、俄国文学发展和东方或欧洲文学之关联的比较文学，不是显示俄国经典作家如何在欧洲文化或东方文化滋润下成长起来，而是要论述文学在俄国如何保持着俄罗斯民族性。如此潮流，使普希金作为比较文学的话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阐释，也促成俄国知识界趋向于不断强化把普希金视为俄罗斯民族诗人。
论及普希金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正如苏联时期以研究英国文学为起始、立足于俄英文学关系之基础，而向比较文学扩展的国际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普希金与西方文学》开篇所声言，“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其创作根源于俄罗斯历史现实，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的创造性力量。但俄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欧洲发展紧密相联的；俄罗斯文学之发展，是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因此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国家)诗人，也就同时是西方文学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其创作道路，同时与欧洲的和俄罗斯的文学发展相关联。问题是西方影响普希金的创作是屡见不鲜的论题”——此乃《普希金与拜伦》之后再次触及这个话题，且1969年这两书合集出版时，作者对此仍不改初衷。也就是说，在苏联极左思想体系已经形成、形式主义流派销声匿迹、比较文学学科衰微等情形下，日尔蒙斯基继续大胆地把俄国文学纳入欧洲版图进行论述，讨论西方对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的影响问题，冒苏联反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风险(任何论及俄国受惠于他国文化的论述，都被视为用世界主义挑衅爱国主义的行为)，也面临着已传统化了的民族主义压力，即普希金作为俄国民族诗人而非仅是俄罗斯族裔诗人如何可能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然而，就文本层面来说，普希金创作有着西方文学的明显痕迹，如早期创作受惠于法国古典主义，1820-1824年间高加索之行创作了许多长篇叙事诗——这些诗篇被视为诗人受益于欧洲浪漫主义潮流尤其是拜伦创作之影响，并因拜伦痕迹过于深刻，此后无论作者多么掩盖，但作为事实还是不断被人讨论。这就是，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却受益于以拜伦及其浪漫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影响的问题——一个搅动了俄国知识界二百年的比较文学重要话题之由来。
普希金的长篇叙事诗创作，和他流放高加索相关联。论及普希金流放，并非因其崇高的政治理想追求，而是由于他个人言行不慎，或言行举止不合其在机关工作的身份(皇村学校毕业后任职于外交部十二等文官)，外加发表了《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等违背专制国家之意识形态要求的诗篇，遭遇要下放到西伯利亚去改造之处罚，后经友人调停，改去高加索部队服役。这一事件之于当事者和后来学者而言，都认为是政治流放的托词。流放南俄经历，当时就激发了这位体制内的青年诗人进一步对个人所理解的自由的向往，创作了《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强盗兄弟》和《茨冈人》等南方叙事诗，也影响了他此后创作历程，包括其最重要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使用的就是叙事长诗，甚至《上尉的女儿》等诸多小说各有类似抒情主人公“我”，情节神奇、构思精巧。而这一文体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最流行样式，也因此成就普希金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最重要明证。
因而，问题也就不期而至：长篇叙事诗并非俄国本土的文类，而是浪漫主义时代所出现的新文体，拜伦运用得最为娴熟，普希金使用这种文体创造了多种堪称俄国文学经典，却未能如同是来自欧洲的小说文体发生俄国在地化之转变那样，使这种来自英国的文体也本土化，可他又被尊为俄罗斯民族诗人，深受民族主义之浸染的俄国知识界，如何面对这一无法回避的矛盾？相应的，在一系列具体细节上，俄国知识分子怎样运用比较文学视野看待两者在叙事诗创作上的关系？
论及生于伦敦一个破落贵族家庭、成长于苏格兰、10岁时就承袭爵位的拜伦，和同是贵族出身的普希金之关系，实际上在存有许多严重差异，却因浪漫主义而交织着不少相似。拜伦生前好友(拜伦遗嘱执行人)、爱尔兰著名诗人穆尔《拜伦勋爵书信日记及其生平事记》，或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莫洛亚《拜伦传》，或马尚德三卷本《拜伦传》和一卷本《拜伦：一幅肖像》，或朗福特《拜伦传》等经典文献表明，拜伦一向不守传统、藐视上流社会秩序、有意识挑战贵族政治结构，身体力行地鼓吹思想自由、倡导行动自由，是一个行为不羁的人，还喜欢演讲，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身边人：这些奇异的举动，可能就是他有着贵族爵位而所为。对此，普希金《拜伦》曾评论道，“拜伦家族是英国贵族中最古老的一支……拜伦家族许多名字在英国编年史中被尊敬地提及。1643年拜伦姓氏被封赐爵位。据说，诗人拜伦对自己家谱的珍视，甚于自己的作品。这种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诗人从他祖先们承继到的荣耀和辉煌，使之更添光彩；相反，他自己所挣得的荣耀给他带来的，常常是有损这位高贵男爵尊严的低俗的屈辱，使他的名字成为流言肆意诋毁的对象”。普希金本人则不尽然，他和其自己能讲流利的法语的父母一样，身体力行地珍视家族的贵族荣耀，“深知官阶的回报和拘束，它们作为两种珍贵的价值在他身上发生着激烈碰撞：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和作为一名贵族。作为诗人，他热忱于建构他引以自豪的贵族家谱”，这也就是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能写出少年老成的颂诗《皇村的回忆》——以恢宏气势书写对俄罗斯帝国和皇帝之赞颂，其未完结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暗示自己家族和皇室之关系，并且作为公众人物他维持贵族风范，但他作为文学家，“却是满腔热情和极度缺乏忍耐的人。不过，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他人。可能普希金的这一教训，正是俄国没有学会的。由此俄国人津津乐道于普希金没有消逝，并且永远不会逝去”。也就是说，作为作家，普希金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适时越出贵族要求。此其一，其二：在剑桥大学就读期间，拜伦就发表了背离英国贵族传统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诗集《闲暇的时刻》；诗作招致《爱丁堡评论》之严厉批评，但他不顾这份由知识精英基于求知和理想而非商业利益所创办的著名杂志之论述，不改言辞夸张、激烈的文风，继续以不敬的文笔写下长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有意识用过时的格律句，讽刺性描写所谓文学革新者(包括湖畔派诗人)和文学保守者(一些批评家)的思想、文学趣味。此后，不按十四行诗这种正统的诗歌规矩，而选用自由体创作长篇叙事诗，出版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等一系列作品，一次次引起正统文坛和贵族社会诟病，因为在这种“格律混乱”的诗行中，他不是表达对历史的哲理思考和对生活的严肃体验，而写西班牙人如何反对法国和土耳其的欧洲政治关系问题，使诗歌直接陈述历史、讲故事、表达和正统社会相左的政见，并把如此直观叙述作为诗篇的主体，诗人情绪或思想之表达则作为插话成分，还不考虑抒情和故事叙述如何融合问题，尤其是未必坚持自己所宣称的“以更轻松的笔触描写更为友善平和的人物”之原则，在写实性的叙述中流露出对贵族社会生活的厌倦情绪、对贵族政治制度不尊重的态度，偏爱塑造出身高贵却愤世嫉俗的孤傲主人公形象。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并非诗人一时所为，在其大部分创作中随处可见信马由缰、不合诗歌传统的任意插叙，如《异教徒：土耳其故事片段》、《阿比托斯的新娘。土耳其故事》和《海盗》、《莱拉》、《包围柯林斯湾》和《巴里西那》等著名的“东方叙事诗”是这样，《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皆如此。这些诗篇，在日尔蒙斯基看来，表达了拜伦这样的愿望，即“要挣脱习俗的、古典诗学的、法国古典主义的乏味而老朽的标准和系统之限制”。有意思的是，拜伦这种让诗歌放弃用严整格律书写诗人对自然的高贵理解并诗意的寄情山水之惯例，选用韵律自由的诗句书写公众生活、当代政治和民族主义，揭露战争、英雄主义、忠于爱情、东方文明等公认观念背后的悖谬，体现了与众不同的贵族自由主义风范，反而在18-19世纪之交及其后的英国赢得庞大读者群，成就了文学史上的所谓拜伦主义。普希金作为知识分子，严格地把历史和文学分开，如同是写普加乔夫事件，在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中普加乔夫不是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的重视伦理回报人物，在历史著作《普加乔夫暴动史》中普加乔夫事件得到了严肃考证和细致论述，但都同样热心于破坏既有的文体，行文中随时可见临时插入的叙述者个人见解、情思，并且这种不合俄国正统的叙述，因俄国学习西方式的改革历程主要是为了强盛帝国，而非为了国民福祉，普希金的文学或历史的国家性叙述，在当时就都得到知识界不同层面的热烈回应，。
当然，拜伦之所以能和普希金发生关联，更因为：俄罗斯帝国从16世纪以来就注意到英国文学，随着其向现代转型成为俄国，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懂英文并大量译介英国文学作品，尤其是19世纪初以来因俄法的国际政治之争(如拿破仑战争)、叶卡捷琳娜大帝推行启蒙主义而产生忌讳的悖论性结果(如反对专制政体的1825年十二月党人事件)，使得俄国社会和知识界对法国文化心生背离，导致法国的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在俄国退却，而英国文学则随英国文化大量进入俄国而更受知识界青睐，包括拜伦那些挑战追求贵族高雅情绪和维护正统价值观的诗作，在俄国也风行起来。在这期间，俄国文学界快速吸取了英国的社会童话、书信体小说、旅行笔记、东方或南方故事、日记和回忆录、历史传奇等，一改此前俄国文学多满足于用古典主义的庄严颂诗书写对祖国认同之文风。这就造成，拜伦成名于英国若干年后，在俄国也名声大振：1814年12月，时任帝国科学院院长乌瓦洛夫伯爵致信科学院成员、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茹科夫斯基说，“我已经发现了您的诗歌和拜伦诗歌之间有些相似之处，但他为邪恶精神所驱使，而您则被善之精神所驱动”；1815年著名的文学杂志《俄国缪斯》刊发当时著名的博学者B.伊兹马伊洛夫关于拜伦诗篇《海盗》的书评，第二、三年《俄罗斯残疾人》杂志发表多篇评论包括拜伦和司各特在内的英国文学文章；1818年初俄国知识界最具声望的杂志《欧洲通报》，也刊发论述拜伦创作的文章，积极关注英、法、德如何看待拜伦创作问题；1820-30年代俄国许多杂志和丛刊都刊载拜伦的俄译作品(尤其是他的东方叙事诗)，茹科夫斯基对其创作痴迷不已而不断追踪之，拜伦诗歌爱好者还成立了拜伦作品阅读书会，1820年代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协会及其杂志《启蒙和福利之竞争》常讨论拜伦诗歌。其中，1828年《北方蜜蜂》总第89-90期刊发《<</FONT>曼弗雷德>三幕剧》俄译本，它和年龄上长于普希金20岁的著名诗人科兹洛夫所翻译的《阿比托斯的新娘》、同普希金年纪相仿的诗人维尔捷列夫斯基所翻译的《该隐》等，成为当时颇为流行读物，科兹洛夫甚至模仿《异教徒》第二部分创作了《修道士》，B.利特维诺夫则模仿《海盗》创作了《狱中之爱》，其《朵洛什科》重复了《异教徒》的情节结构(如主人公临死前在教堂里忏悔)。可以说，1820年代以来，拜伦已是俄国知识界最为熟悉的欧洲作家之一，并因其作品流露出明显的反对正统欧洲的审美韵味，使正在形成俄罗斯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特别倾心于翻译、讨论、研究之，1835年普希金还曾打算根据托马斯·摩尔出版的《拜伦爵士书信和日记》撰写论拜伦的传记文章。诸如此类现象，使拜伦对俄国文学界发生影响的问题，在后来成为常说常新的话题，如《声音》报1873年总第337期发表了署名W之作《俄语翻译中的拜伦》、《彼得堡通报》1873年总第156期发表署名Z的长文《论拜伦的俄语译本》等。并且，随着时代进步，俄国人对拜伦还形成了自己的深刻认识，典型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所谓拜伦主义的评价：“拜伦主义虽是一种暂时现象，但它在欧洲人的生活中，甚至在全人类的生活中却是一种伟大、神圣而必不可少的现象。拜伦主义是在人们极其忧伤、失望乃至绝望之时出现的”，18世纪末法国作为西欧发达之国出现了出乎欧洲预料的现象，辜负了世人的信赖，使人产生了偶像倒塌般的失落、彷徨，拜伦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天才诗人，其诗作表达当时人的苦闷，“这是一个全新的，从未听说过的复仇和悲伤、诅咒和绝望的缪斯。拜伦主义突然掠过人类的上空，全人类都呼应他”。这样的文字可谓动情而深刻。
之所以有如此拜伦热，是因为拜伦诗篇之于已经怀疑西方价值观的俄国知识界而言，是很亲切的。本来，拜伦和浪漫主义是反对欧洲用理性主义视野审视人之本质、不满启蒙运动普遍化之风潮的，而信仰东正教的东斯拉夫人至今也难以融入欧洲，就因为俄国式的情感诉求更胜于说理、思辨。而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毕业后就已知晓拜伦，并在自己的阅读拜伦经验和知识界的拜伦热中登上文坛，在流寓高加索时又接触到法文版的拜伦叙事长诗，当时的郁闷心境、南俄自然景观和少数族裔风情等，使其对拜伦那些破坏古典主义审美范式的诗篇备感相通，特别痴迷于其中的那些激进表达个人情感的“拜伦式英雄”、超越理性规则去叙述异国情调的情节和片段等，并从中得到诸多安慰和启发。由此，影响到在题材、体裁和情绪表达等方面，普希金的南方叙事诗和拜伦的东方叙事诗有不少对应之处：和拜伦叙事长诗一样，普希金那些叙事诗亦充满着罗曼蒂克的个人主义诉求，哪怕在普希金创作中个人主义不是俄国文学所固有的；来自都市的主人公在南方的活动背景，比拜伦式英雄要清楚、明晰，却同样透出普希金对俄国正统社会价值观之反思、质疑，即文明的现代人之个体诉求，与所在共同体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是需要讨论的，——诗篇大胆触及俄国文学史上所压抑的个人主义问题；并且和拜伦一样，普希金在南方叙事诗中按自己的意愿，而非遵循公众意识塑造有个人情感诉求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使故事人物的情绪和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有某种程度的一致，如《茨冈人》(《吉普赛人》)中主人公阿列格逃避所谓现代俄国文明，加入吉普赛人队伍、过上自然人的生活，叙事长诗《波尔塔瓦》也闪烁着拜伦东方叙事诗的亮光(马泽帕和玛莉亚父女具有拜伦式主人公的特征，虽然他们身上添加了俄罗斯帝国的认同成分)，日尔蒙斯基甚至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关注的也是拜伦式话题——个人和共同体之关系，如奥涅金用个人主义意识对待爱情、事业、周遭环境等，结果使自己陷入各方面困境，这种叙述显示出贵族自由主义之于俄国现实的不合适宜，而这些在俄国学习西方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现实问题；同时，同拜伦一样，叙事长诗和《英雄》等诗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己古老贵族家族在艰难时代的衰落的无奈、沉思。可以说，正因拜伦的积极影响，在普希金《高加索的俘虏》和茹科夫斯基翻译《锡龙的囚徒》问世之后，《祖国之子》1823年总第83期刊文《寄往高加索的信》就判断说，俄国人对拜伦叙事长诗的模仿有了新发展，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这两部给俄国人以安慰之作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更有甚者，《莫斯科电讯》杂志1829年总第26期发文讨论俄国模仿拜伦现象，认为著名诗人巴拉丁斯基等人是普希金的模仿者，“他们向普希金学习创作，普希金是出现在我们中的第一个创作拜伦式长诗的代表”，且拜伦的东方叙事长诗很快就被普希金的南方叙事长诗所替代，以塑造拜伦式人物为特色的《异教徒》、《阿比多斯的新娘》等诗篇，则让位于普希金书写伊斯兰教情人悲剧的《巴赫奇萨拉伊喷泉》、南俄风情的《茨冈人》，而这种变化显示拜伦的影响力经由普希金的南方叙事长诗渗透进俄语诗歌中。如此论说，在后来的形式主义批评家梯尼亚诺夫《普希金》变得复杂，“就《高加索的俘虏》和南方叙事长诗而言，日尔蒙斯基《拜伦与普希金》这部独特学术著作证明拜伦影响之存在。这一题目是必须的，当然，不是无限的：这些长诗的结构原则，由于普希金在《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之后明确提出、并和民间故事有历史关联，而扩展开来。知晓拜伦后，只是支持并强化了这些原则。在这些方面拜伦主人公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因为下面情形而特别复杂化：主人公在长诗中的地位是当代悲歌的传声筒，风格得以具体化”，俄国民间故事与拜伦式英雄相混合，使同时代人目眩耳晕。诸如此类的论述都证实，拜伦的影响是成就了普希金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重要因素，使其在叙事长诗中，“显示出极强的综合能力，使不同的材料、风格和文体有机融为一体，似乎陈旧的史诗、高级词汇、比喻、语法等各自找到了特殊的位置。他从未创作只有史诗风格的诗篇，而是和时代的潮语和谐共处，给予叙事长诗以超强的宽度”，“他创造了一种真实，一种更高品质的民族史诗”。
这些情形意味着，普希金受拜伦影响之事实及其所产生的效果，在俄国加速融入欧洲、俄罗斯意识尚在形成的1820-30年代，是得到知识界和社会正面肯定的，包括赞赏普希金在诗歌创作上批评俄国贵族社会的保守价值观、打破文学的古典主义趣味、重建俄罗斯民族意识等。
“普希金与拜伦”关系复杂化：人文学术研究的国际政治学动力
然而，普希金以其文学成就，很快被果戈理等大批作家和批评家视为俄罗斯民族(帝国)诗人：知识界需要把他当作俄罗斯帝国文学的真正代表。于是，作为体现民族性诉求的普希金曾受益于拜伦之影响问题，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莫斯科大学纳杰日金教授发文《对下一年文学的担忧》，发于《欧洲通报》1828年第21-22期，称，“拜伦乃始终是文学浩瀚世界里一颗巨大不详的天体”，“无论你是否愿意，俄国诗歌就是在拜伦音符之下弹奏的”，但在论《鲍里斯·戈东诺夫》等文字中，他强调俄国文学走向独立发展之路，是从普希金而不是从拜伦那儿开始的，普希金文学的抒情性因素比叙事性因素更重要，这和拜伦是相反的。而当时先后创办《北方档案》和《祖国之子》杂志、报纸《北方蜜蜂》的出版人和著名畅销书作家布尔加林，在《祖国之子》1833年第6期发表文章《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书信：论普希金的特点和成就》以同时代人的口吻说，“听我们的语言文学家、我们的学术批评家说，普希金是拜伦的模仿者”，实际上普希金和拜伦一样，都是在文体不确定时进行创作的，“就我的观点而言，普希金只是所在时代和拜伦诗歌的结果，但他本人是创新的，并非模仿者。更进一步的说(不是责备诗人)，普希金不曾读过拜伦原作，他所知道拜伦作品只是法文的散文体译本。普希金甚至不能理解德语诗歌的任何美，因为他不是很精通德语，不是很能理解诗人语言的美(可能普希金现在可以完全明白拜伦和歌德的原作，但在他开始创作之时，并不很通英文和德文。这是众所周知的)。普希金远远听到的是不清晰的拜伦、歌德和席勒的诗歌之声，其心灵是很不平静、敏感和激动的，他突然体会到自己的力量，诗歌奔涌而来，其诗歌是独特的、他自己个人的，不是拜伦的，不是歌德的，不是席勒的，而是其时代诗歌和时代精神的诗歌”，“虽然普希金是创新的，但其创新没有带来拜伦式创新那样的成果。现在和将来会有许多普希金的模仿者，但这不是普希金影响的结果，就如他不是拜伦影响的结果那样。普希金让同时代人折服和喜欢，教会他们写语言流畅的、充满个人情感的诗歌，让他们领略到我们语言的甜美，但没有让其时代所痴迷，没有如拜伦和歌德那样形成自己的流派”，“没有人能严重伤及普希金的天才，正如没人可以替他吹牛一样。正因为如此，人们既不能深入其最好作品的实质，也不能抓住其才华的趋向”，“普希金的才能在一些抒情诗、叙事长诗和戏剧中不是雷同的，而是丰富多样的，其他人能感受到他的这种诗才，他们的才华因此得到激励。在抒情诗中，诗人不断地在拜伦所标示的高度上滑翔；在叙事长诗中，普希金收起翅膀，常常降落在地面上行走着，并且为了积蓄思想，有时候他漫步在不同道路上，有时停歇下来观察、静思。在戏剧方面，诗人尚未稳定下来，在天上和地上徘徊，较之于对天上的兴趣，他时常痴迷于地面。但在任何文体上，他都比俄国其他诗人站得更高”。对普希金的“去拜伦化”讨论，其实在普希金名声鹊起时就已出现了：《莫斯科电讯》创建者、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尼古拉·波列沃伊，在自己杂志上刊载了《奥涅金》部分章节(1825年第5期)和其长诗《茨冈人》、《波尔塔瓦》等，还著文《<</FONT>奥涅金>，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赞赏诗人以浪漫主义方式探寻俄罗斯文学及其效应问题，认为普希金推动了俄国文学发展，《奥涅金》与拜伦《唐璜》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诗人并未模仿法国或英国诗篇，这是一首真正具有俄罗斯民族性的诗歌，“我们从中看到俄罗斯风景，听到母语，感受到自己的怪异言行”，诗人创造性地使用了“民族性”概念，表达了民族文学的浪漫主义诉求。继此，因为普遍浸润于俄国民族主义氛围中，普希金同时代人或稍后的文学史家、批评家，普遍心照不宣地赞赏普希金文学上的独创性，哪怕实际上“普希金需要借助拜伦的个性，直到他自己显著个性得以清楚地显露出来为止；在切实的感觉上，普希金从未终止对个性的兴趣，并始终有着自己个性，但他是戴上其独具特色的面具的，——直接的做法就是减少生命和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个性诉求”。
如此一来，否定普希金曾深受拜伦影响的声音，此后就成为潮流。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密茨凯维奇论普希金》触及了这个话题：普希金很年轻就表现出天才，他就不可能不为当时的拜伦风潮所吸引，“他围绕这颗星打转，作为一颗行星，要遵从自己的系统并发出自己的光。确实，在他初期作品中拜伦式的风格无所不在：内容、特征、思想和形式。但与此同时，普希金不是那么强烈地模仿拜伦创作的，更多是佩服任何创造者的精神，他不是狂热的拜伦主义者：更应该称之为拜伦。因此，倘若不存在这样一位英国诗人，那么普希金就会被宣布为其时代第一人”。以启蒙主义批评见长的别林斯基在其11篇普希金之论中，多次提出普希金与拜伦关系问题，如第10篇如是说道，“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人比普希金更强烈的反拜伦，更有保守的天性。他是一个笃于古风旧习者”，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庄园贵族，“他总是本着对旧习惯的偏爱来使用罗蒙诺索夫颂诗中那些官方化的词汇”，即使《读者文库》提出要废弃这些古板的词汇时，普希金因尊敬传统的精神而仍旧频繁使用，而且这种尊敬传统同样表现于对那些已经仙逝的人士之尊敬上。在此，别林斯基所涉及的并非普希金与拜伦有何相似之处，而是普希金所感受到和叙述的现实，是当时人们渴望描写出来的社会问题，由此《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最富原创性的俄罗斯作品为俄国新诗和新文体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连别林斯基这种启蒙主义者也这样看普希金，更何况著名爱智协会的另一成员、后来成为斯拉夫派思想家的基列耶夫斯基了：他那著名文章《论普希金诗歌特点》声称,“为何迄今为止没人着手把普希金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来确认，讨论其优长和不足，以展示他在这个时代作为第一流诗人中所成功占据的位置呢？”，因为诗人写《奥涅金》最后几章时，就远离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影响，转向俄国化写作了，“恰尔德·哈罗尔德与普通民众少有共同点，他的苦楚、热望、快乐，其他人是不能理解的，只有高高的山峰和悬崖峭壁以其神秘来回应他——也只有他才能听得见，而奥涅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普希金选择的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其作品充满着俄罗斯民族性，“诗篇中有无数的美：连斯基、达吉扬娜、奥尔加、彼得堡、乡村、梦境、冬天、书信等，唯我们的诗人所独有。在这里，清楚地显露出他热爱大自然的禀赋”。三年后，此论在从激进主义批评家转化为斯拉夫主义思想家的赫尔岑之作《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中得到了发展，“普希金早期诗篇深受拜伦强烈影响，之后普希金每一部新作都越来越显得是独创的。他虽赞扬这位英国诗人，却不曾变成拜伦的顾客、寄生者、翻译者。到生命的后期，普希金和拜伦完全分道扬镳，原因就在于拜伦的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英国人，而普希金直到灵魂深处却是俄国人——彼得堡时期的俄国人；普希金感受到文化人的所有痛苦，但信仰未来，而拜伦则已丧失对未来的信仰，只有苦闷；拜伦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人，独立不羁并与世隔绝，骄傲、目空一切、怀疑一切、越来越犹豫，而普希金则能平静下来，潜心研究俄国历史，写普加乔夫暴动史、创作历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大凡认为《奥涅金》是俄国的《唐璜》者，是既不了解拜伦，也不懂解普希金，既不了解英国，也不懂俄国：只是根据外表特征下判断的。它是充满着诗情的自传体作品。奥涅金不是哈姆雷特、浮士德、曼弗雷德、奥巴曼等，奥涅金是俄国人，是只有俄国才能产生的本土人——他是这样富有民族性，凡是在俄国多少得到认可的长篇小说和长诗中都可以预见到，不是有人想抄袭他，而是能在身边或自己本身找到他……文明毁灭着我们，使我们走入歧路，就因为文明，我们才能使别人，也使我们自己背上重荷……我们盗取了文明，于是朱庇特就拿从前折磨普罗米修斯的手段惩罚我们”。
令人疑惑的是，1825年7月下旬普希金致友人书信和1827年发表的论文《关于拜伦的戏剧》分别说明自己对拜伦的理解，即拜伦一生只理解一种性格–––自己的孤傲性格，把自己的骄傲性格赋予一种人物、把自己的憎恨赋予另一种人物、把忧郁赋予第三种人物，因而拜伦式英雄身上存在着作者自身性格化特点，并表示自己不愿意这样创作。诗人的这种自辩，在著名出版人和文学批评家安年科夫所编辑的五卷本《普希金文集》最终出版完毕后，居然成为许多重要人物理解普希金和拜伦之关系的最重要根据，并得出大致相当的结论：
本质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形式上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在《普希金文集》出版之际，在《现代人》杂志1855年第2、3、7-8期上连续发表四篇普希金之论，第二篇声称，“最重要的是，普希金主要是一个形式的诗人。他的作品是富于艺术性的。普希金并非如拜伦式对生活有一定看法的诗人，甚至也不像歌德或席勒似的思想诗人，《浮士德》等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是为了通过它表现对生活的深刻看法，在普希金作品中，却找不到这样的特点。他希望成为一个历史诗人，戈东诺夫、波尔塔瓦、青铜骑士、上尉的女儿等不但是由于艺术的要求，也是出于表达自己对俄国历史的观察……普希金主要是艺术家的诗人，而不是思想家的诗人。也就是说，其作品的根本意义是它们的艺术之美……他的作品十分有力地促进了公众对诗歌的好感，这些作品使得关心文学、从而能感受崇高道德发展的人增加了十倍”。并且，因看到普希金塑造了精彩纷呈的知识分子、村姑、贵族小姐、乡村或城市贵族、下层官吏等形象，而且这些个性分明的人物又无不怀有强烈的俄罗斯情怀，他又在《果戈理时期的俄国文学概观》中断言说，“普希金的作品并不能很容易就使人想起拜伦、莎士比亚、司各特。把奥涅金称为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的拟作，是不公平的”，他是关心俄国人的伟大俄罗斯作家。
既然连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特别反对俄国在改革中继续维持庄园贵族制度的人，都这样为了维护普希金而屏蔽拜伦对其切实的影响，更何况强调俄国斯拉夫性的唯美主义作家和理论家德鲁日宁了!他在《普希金及其作品的最新版本》中声言，经多番研究,“悲剧家拜伦在普希金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拜伦在自己整个一生中只理解一种性格，即他本人的性格……而普希金一旦构想出任何一种性格，就力图把它在普通作品中表现出来”，批评家很有个性地评述了普希金的一系列作品，“在叙事性作品方面，普希金要优于拜伦、莫尔、拉马丁、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海涅……《奥涅金》是我们的诗人尚处于拜伦影响之下所构思的，‘构思时抒情插笔多于故事本身’，整个看来，它是最为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之一，而这样的作品是那些才华卓著的作家们曾梦寐以求的。在很多细节上，它逊色于拜伦的《唐璜》，但就作品匀称的结构、外在的魅力、故事与抒情的巧妙配合、出人意料的结局和对读者的好奇心的影响等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胜于这部伟大的长诗”，“《露莎尔卡》诗节，以其完美性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我们许多文学巨匠的全部诗歌，以至于我们忍不住要把它们与那些把无韵诗作为最佳手段以更多传达自己灵感的异国诗人的无韵诗相比。拜伦《曼弗雷德》等剧作和一些叙事诗中的无韵诗，绝对地逊色于普希金的诗歌；华兹华斯的诗时常是很出色的，却总是被诗人对画面美的追求所毁坏，而这种追求在普希金那儿是没有的。除歌德、弥尔顿、莎士比亚，我们不知道哪些诗人的无韵诗，能与我们在阅读普希金的《露莎尔卡》时为之惊叹的那些无与伦比的诗歌相媲美”。德鲁日宁是一位很有学养的文学批评家，娴熟地从比较诗学上论述普希金诗歌的美学优长，却回避普希金诗歌美学特征及其效果中的拜伦因素，这种情形，同时存在于另一斯拉夫主义理论家格里高利耶夫《俄国文学中的西欧派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力量》中，“把拜伦和普希金相比较是不可能的：他们同样是伟大而很优秀的诗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只是都有天才力量，并且普希金只不过因为比拜伦年轻才受其影响的”，“普希金不是西欧主义者，也不是斯拉夫主义者，普希金是一个俄国人，并且同欧洲接触使他成了这样一个人”,完美地表达了自己的时代，“能运用天赋的超强诗歌辨别力和神奇能力，表达感觉的全部可能性，并尝试了当时的全部方法和手段，去关注当时只有俄国才能感受的重要事件、现象、思想，不再信任世世代代毋庸置疑的规则、来自天才作家那些极具诱惑力的智谋，他特别清楚其他世界的思想和观念、鲜为人知的事件。不公正地说，他似乎模仿过谢林、拜伦和其他作家。但是拜伦从未作为样板、现象和主导性思想掌控他，我要说，普希金关注每一种重要现象，包括拜伦。普希金是自己时代的表达者，不仅是当时俄罗斯世界的代表，也是俄罗斯人的代表”，“从历史高度看，普希金和各种思想都有冲突，尤其是新思想。奥涅金和恰尔德或西班牙的唐璜、普希金和拜伦或与法国莫里哀之间有什么共同性？这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因为普希金是俄罗斯世界和俄罗斯人的代表”。可以说，这样的去拜伦化认知，是当时俄国知识界的普遍做法，甚至激进主义批评家奥加廖夫《19世纪俄国秘密文学·序言》也声言，普希金写《强盗兄弟》之后就摆脱拜伦影响了，完全立足于俄国土壤，描写俄国的真实现实生活。
这样的历程意味着，俄国19世纪中叶不同倾向的文学家和批评家普遍能用比较视野看到普希金和拜伦之关系，却背离了比较文学是要揭示复杂文学现象的域外原因和意义的宗旨，而纷纷“祛魅”普希金身上的拜伦痕迹。
“与拜伦无关的普希金”：俄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学术定位
令人疑惑的是，1861年改革之后，俄国加快融入欧洲的力度，也越来接受欧洲文化，然而强调普希金独立于拜伦的声音却同步壮大。1880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普希金铜像揭幕典礼仪式，来自分布在俄国和世界各地的著名俄罗斯作家受邀出席典礼，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在内的人物所发表的演讲，普遍赞誉普希金如何使俄国文化成熟起来、俄罗斯文学怎样独立于西欧文学。其中，斯拉夫派理论家和作家伊凡·阿克萨科夫演讲《论普希金》满含激情地说，“敏感的普希金当然很钦佩拜伦，甚至可能一时醉心于拜伦，称他为思想的主宰者，有时可能借用他的某种外在特点和形式，如《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他说拜伦是‘骄傲的诗人’(《奥涅金》)、‘如大海一般忧郁’(《致大海》)，但他本人则是一个阳光下的诗人，在他身上完全没有个人骄傲的影子。所谓拜伦主义，即由拜伦强大的主观诗歌所引起的思想上和生活上的那种潮流，普希金同这种拜伦主义毫无关系。他曾通过《茨冈人》中亚历克形象(‘一个骄傲的人’，只是为了自己追求自由)和《奥涅金》中奥涅金形象揭露和指责了这个潮流，按普希金的说法，奥涅金永远是无所事事并为灵魂空虚而苦恼不已的‘披着哈洛尔德斗篷的莫斯科人’。但是，哪儿也没有像下面这几行诗那样，天才、智慧、准确且简练地抨击了这种类型及其变体的人物。奥涅金在图书室里只留下：‘《异教徒》和《唐璜》作者/此外还有两三本小说，/这些书都反映了其时代/对于当时的人/描绘得极为深刻/这种人没有道德灵魂/自私和枯燥/整日沉浸于幻想’”。为了热爱普希金，而如此把他和拜伦剥离开来，背后隐藏着对普希金及其所体现的俄罗斯民族认同之维护的热忱。
也正因为普希金与拜伦之关系问题事关民族认同，导致19-20世纪之交这个西方文化思潮和俄国文化创新相融合的白银时代，仍难以被俄国知识界和学界所客观讨论。科学院通讯院士、文学史家达什凯维奇《普希金诗歌中神往拜伦的痕迹》就认为，“普希金之友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公正评述道，普希金的心灵是如此的火焰般炽热，就如同拜伦那样”,“拜伦有一颗不安的心。就像拜伦那样，普希金成了流言蜚语的不幸牺牲者。这两个诗人都是自由的歌手”，“他们和政府分道扬镳，和上流社会读者与喜欢新闻界的人不合流”，“和拜伦一样，普希金很热衷于把土耳其从奴役下解放出来”，但这些只是强化了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的手段。同样是文学史家和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西波夫斯基，其《普希金、拜伦和夏多布里昂》更是明确指出，虽然他们同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却不能在普希金创作中看到夏多布里昂之作《基督教真谛》、理查森小说《克拉丽莎》、拜伦作品人物形象等深刻影响，仅仅是有一些表面相似的痕迹，因为普希金正是通过奥涅金之类长篇叙事的主人公形象，表达俄国知识分子的焦虑。至于著名律师和出版家В.Д.斯帕索维奇长文《普希金创作中的拜伦主义》，虽然细致分析普希金长篇叙事诗因拜伦影响的具体情形，但整体上是要论述拜伦影响是如何导致普希金不能更深刻诉诸俄罗斯问题。可以说，这些人对“普希金与拜伦”问题的比较研究，连同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普希金乃民族(国家)诗人》、宗教哲学家В.罗赞诺夫《普希金》和《关于普希金的某些新论》、Л.舍斯托夫《普希金》、М.格尔申棕《普希金的智慧》等一道，再次从不同方面确认了普希金是如何在去拜伦影响中，创造性表达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复杂性、伟大意义。
由此，哪怕是苏维埃时期，讨论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化之关系，若不是强调俄国资源影响了世界，那就被冠以“世界主义”恶名，遭遇政治风险，但普希金和拜伦问题也不能被掩盖，虽然是反过来解释的——普希金使俄国文学摆脱了拜伦的影响，普希金趋向于现实主义，而拜伦始终停留于浪漫主义的。其中，最为学界所赞同的是日尔蒙斯基用形式主义诗学讨论这个论题：先后出版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普希金与拜伦：论浪漫主义长诗》、《普希金与西方文学》。在1969年两书合集再版序言中作者自云，“《普希金与拜伦:论浪漫主义长诗》是在俄罗斯形式主义兴盛时期写成的……该书研究普希金以个人之力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上来的抒情长诗的文学情节”，“文学影响、传统、情节史的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阐明问题，而是具体的历史范例问题。既然新情节的诞生，事实上以拜伦-导师和普希金-学生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前提，那么东方叙事诗和南方叙事诗之比较就必然被替代为拜伦和普希金个人诗歌艺术的特征”,“比较拜伦的东方叙事诗和普希金南方叙事诗，对比分析艺术手段本身就能给予客观学术结论以坚实的基础”，“对普希金而言，一开始拜伦就内在地要反对导师，反对最终应该导致他终究是要克服拜伦主义的”，“宛如拜伦，普希金在‘南方叙事诗’中把我们引入了充满着浪漫主义趣味的奇特、罗曼蒂克、假定诗学的环境中……在《高加索的俘虏》和《茨冈人》这两首长诗中，其主人公也是欧洲人、俄罗斯人、我们的同时代人，但和他们在一起的，则是把启蒙教育鄙视为束缚人性、由此要逃到大自然的原始生活条件下的人。和拜伦一样，通过这样的方式，说明南方叙事诗的浪漫主义情节，并用浪漫主义风格在我们面前展开事件、体验、自然景观和生活，诗学趣味需要表现出浪漫主义风格和浪漫主义时代的精神结构”，还认为拜伦和普希金在静态-超越时间描写东方女性美方面有很多可比性。日尔蒙斯基如此著名学者的专业性研究，在这个论题上也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使之在《普希金与拜伦》第一章“普希金的拜伦抒情长诗”开篇如是说道，“拜伦影响普希金的问题在俄罗斯学术和批评中已经整整讨论百年了。它就是评论者和读者们所提出的所谓‘拜伦式长诗’”，他却不能平心静气面对这一现象，并在仔细研究普希金受拜伦影响的社会历史情景，比较两人在叙事长诗的情节和结构、叙事的抒情方式、主题、人物形象塑造等具体情况后，在《普希金和西方文学》中断言，普希金第二次流放(1824-1826)之后(在他幽居米哈伊罗夫斯克村时发生了十二月党人事件，他的许多朋友被处死、被流放)，他已经不自觉地完全转向到俄国现实问题上来，重返彼得堡后所创作的《波尔塔瓦》和《青铜骑士》等长篇叙事诗，从题材到主题就完全克服拜伦影响了。日尔蒙斯基讨论普希金和拜伦之关系问题的矛盾，是因为受囿于时代局限，尤其是强烈的俄罗斯情怀，认为“普希金不仅向西方作家学习。而且和西方的同时代人一道参与全欧洲文学进程。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发展之路——从法国古典主义经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形成时代的欧洲文学发展趋向相一致。普希金的拜伦主义、其戏剧上的莎士比亚化、按司各特方式创作历史小说的经验，与浪漫主义时代的欧洲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有相似性。对当时欧州浪漫主义文学领袖拜伦和司各特的态度是复杂的，有深刻分歧，甚至公开争论”。这样的认知，远不只是表现了苏联时代的话语特征，更蕴含着期望融入欧洲的俄国知识分子传统。
当然，苏联时期关于普希金和拜伦之关系问题，变成了很敏感的问题；且不论苏联官方普希金专家布拉格伊那一本本普希金传记之作，把诗人个人感受式的呼唤自由诗篇，提升为具有伟大政治诉求的意义，从而回避普希金和欧洲文化之关系论题；同为形式主义理论家梯尼亚诺夫和托马舍夫斯基在冷战冰点时期，分别推出了长篇小说和传记《普希金》，前者完全不涉及这方面的事情，而后者虽多处提及拜伦，但基本上不正面研究这个问题，甚至批评维亚泽姆斯基论述《茨冈人》创作受拜伦影响的意见说，“写完这些长篇叙事诗时，普希金就不再迷恋拜伦了。况且创作《茨冈人》时普希金已经对拜伦很冷淡了。创作长篇叙事诗的早期阶段就不再为新奇所诱惑。《奥涅金》许多诗行表明，他开始为人们习惯于把他的名字和拜伦的名字相比较而苦恼”；苏联著名比较文学专家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比较历史研究》和《莎士比亚与俄罗斯文化》等，在普希金和拜伦关系问题上浅尝辄止；甚至苏联时代仅次于巴赫金的杰出学者洛特曼所的写教材性著作《普希金》，虽然仔细研究了普希金流放南方和幽居家乡史实，也提出浪漫主义话题，指出“欧洲两位浪漫主义天才：拜伦和拿破仑确认了浪漫主义观念。在欧洲人看来，拜伦和自己的生命游戏，把诗歌变成了引人关注的自传的一个环节；拿破仑则证实生活本身就能让人想起浪漫主义长诗”，却未曾触及期间普希金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受拜伦影响问题。当然，流寓西方的俄侨用外文在国外发表相关著作，大胆触及普希金南方叙事诗受益于拜伦东方故事诗，但整体上仍然是为普希金变化。
在后苏联，这一问题得到俄国学界的正视，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C.A.涅波利辛《普希金和欧洲传统》认为，“对于我们文化而言，搬开拜伦这块批评界的重物，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也为普希金开始的事业，指明了出路”，认为俄国人对拜伦的不断阅读和翻译就给拜伦编织并戴上了俄罗斯花冠。但是，没有因为放弃了“世界主义”意识形态、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这个话题就得到更深入的诠释。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所斯米尔诺夫《作为艺术整体的普希金浪漫主义抒情诗》承认说，“在外国和国外文学研究中，经常关注普希金创作实践中的各种浪漫主义观念：在诗歌文本中运用浪漫主义题材、民间故事的情节改造，激活拜伦类型诗歌(南方叙事诗)的情节设计，使用西方中世纪传说(《骑士时代的戏剧》)，在叙事类文本中改造有关强盗故事(如《杜布洛夫斯基》和《上尉的女儿》)，改革民歌(《西斯拉夫人之歌》)，利用幻想题材(如《黑桃皇后》)……”，但也只是提出这样一种学术论题，并未从比较诗学中深入讨论普希金创作中的拜伦因素及其意义。也就是说，普希金与拜伦之关系问题，之于后苏联俄国知识界来说，更多的只是承认其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虽然不再有意识形态的风险，却因民族主义情绪或民族认同过于强烈，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的普希金和拜伦之关系仍未得到深入检讨。
总之，普希金与拜伦之关系问题在俄国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批评史话题，更是俄国知识界孜孜以求的经典比较文学论题，正如日尔蒙斯基《普希金与拜伦：论浪漫主义长诗》再版序言所称，“整整百年来，拜伦和普希金这一主题是比较语言学中的俄罗斯经典论题”，所有关于普希金的文字，包括阿列克谢·维谢洛夫斯基等19-20世纪之交那些著名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并总结说，“研究拜伦影响普希金的问题有三种趋向：拜伦的个性和诗歌影响普希金的个性、拜伦诗歌的思想内容影响普希金的诗歌世界、拜伦诗歌对普希金诗歌的艺术作用。准确的说，这三个问题属于文学影响概念。这些趋向在大部分研究者那儿是同时兼有的”，断言“要否定拜伦的个性和创作影响普希金的个性、世界观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哪怕普希金本人生前否定拜伦的影响(他公开坦言,“吾乃俄罗斯贵族，且吾知先人比知拜伦甚早”，还致信友人别斯图耶夫说，“您论及英国人拜伦的讽刺并把他和我相比较，还要求我也这样！不，上帝，你说得太多了。我哪有讽刺？在《奥涅金》中我就不曾涉及讽刺”)。而近两个世纪来关于普希金与拜伦之关系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不断强化了俄国人意识中普希金乃俄罗斯民族诗人的意识，虽然许多问题尚未澄清，如普希金从未写过关于拜伦去世和文学批评的文字，虽然在他流放期间得知拜伦去世噩耗，却从未有文字表达哀思，而对此十二月党人诗人别斯图热夫写有《临终的拜伦》、维亚泽姆斯基写有《拜伦》、维涅维基诺夫创作有《拜伦之死》等。这样的讨论结果，和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正好逆向而行：波兰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密茨凯维奇为追悼普希金罹难而写的《普希金和俄国文学运动》声称，“普希金早期作品中的一切——题材、性格、思想和形式都是拜伦式的，不过与其说普希金是拜伦作品的模仿者，不如说是受到他所崇拜的诗人精神的强烈影响。他不是狂热的拜伦派，我们只是把他视为是拜伦化了的诗人”，在《关于普希金》讲座中他又声称，“他富于独创性的诗体小说《奥涅金》是一部将在所有斯拉夫国家受到热情阅读并将永远成为这个时代的纪念碑性作品。该作的构思和拜伦的《唐璜》一样，普希金是以《唐璜》为范本的”；北欧著名批评家勃兰兑斯在《俄国印象记》第三章中论及普希金时进一步解释说，(普希金第一次流放南俄)“在高加索，他接触了拜伦的诗歌，拜伦诗歌印象和高加索山区的印象交融在他年轻的心灵里，而在这两种印象中，拜伦的印象是主要的”，“像高加索的那个俘虏，亚历克怀有拜伦式犹豫和多疑。诗作《努林伯爵》的调子轻快，也使我们想起拜伦，特别是其《别波》”。后苏联，这个问题仍为西方斯拉夫学界所关注，并趋于学理化：威斯康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大卫·贝斯教授《普希金：从拜伦到莎士比亚》从语言学上判断说，普希金的南方叙事诗作为拜伦东方叙事诗的俄国版本，“普希金最后一首叙事长诗立足于早期拜伦式人物塑造模式——对待中心主人公态度非常暧昧不明和反讽，据此许多学者断言诗人此时已经超越了拜伦，已经成熟起来，他之于拜伦不再是学生对待老师那样”，实际上不尽然。当然，在这个论题上，欧美学界也并非刻意和俄国知识界对抗，如《剑桥普希金指南》认为，“普希金不是简单地借用拜伦的手法，而是抛弃了拜伦把习俗或历史遗产经典化的做法，并深刻地改变之”，普希金使浪漫主义俄国化，正如拜伦最早成就了浪漫主义的英国样式。
诸如此类的近二百年来俄国讨论普希金的情形意味着，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是被俄国知识界有意识建构出来的。而这种建构过程，得益于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人文学术研究有着深刻且隐蔽的国际政治学考量。正是这种考量，使俄国知识分子在学术实践中实现对俄罗斯民族国家之认同意识的强化，进而在普希金与拜伦之关系问题的认知上，逐渐屏蔽了拜伦的深切影响因子，相应的，对现代俄罗斯文学和审美之形成有巨大创造性意义的普希金创作价值，则被放大。这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效应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回避强烈的俄罗斯民族认同之于普希金创作之世界性意义的局限，另一方面却成功地确定了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