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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和马一浮的君子之交
楼达人
熊十力和马一浮都是自学成才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书生备注：“哲学”一词还应慎用，至少应当楷定其义。马先生不喜用“哲学”一词，也不欣赏“哲学”；熊先生所用之“哲学”，与当时今日之定义，恐怕又有不同）上独树一帜的大师：熊十力早年投身辛亥武昌首义，后来顿悟革命必毁于党人相互竞利之中而离开仕途，入南京内学院（书生备注：欧阳竟无先生创立之支那内学院）专研佛学唯识论，成为湖北诸怪（书生备注：不知还有几怪，都是何人何怪）之一。马一浮因早年博闻强记聪颖过人，在一八九八年绍兴乡试（书生备注：县试还是乡试）中名列榜首，由神童而被视为江南怪兽（书生备注：可有具体依据，此前似未见过）。但这两位生卒年月都各相近的怪人的君子之交，却很可为今天我辈文化人学术交往的楷模。
一九二七年（书生备注：初次见面具体时间尚有不同说法），四十三岁的熊十力在完成了《唯识学概论》的修订印行后，来到杭州疗养。起先他跟北伐名将严立三同住法相寺，后来移居西湖孤山广化寺，因先前把自己介绍给蔡元培进北大讲唯识学的梁漱溟曾向自己推崇过“杭州瑰宝”。
熊十力听说马一浮游学美、英、德、日诸国（书生备注：此亦以讹传讹，马先生只去过美国日本，后来去过南洋，并未去过英德两国）研究西方哲学，回来将治学重点转向祖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也即六艺，曾借住广化寺，青灯黄卷，三年之内足不出户，尽读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卷时，便很想见见马一浮。他说：“马一浮清末就很有名气，我既然在杭州，就很想见他。但是找这个人介绍不肯，找那个人介绍拒绝。这些人的意思是说，马一浮谁也不见，他还见你！不得已，我自己写了一封信并附著作，直接找马一浮。很久得不到消息，我就很气。……终于有一天，马一浮来了。我就说，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说：‘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马一浮的认真坦诚感动了熊十力，从此，熊十力就把马一浮视为知己。
一九三○年，熊十力又到杭州，跟同是湖北诸怪的严立三、石瑛和马一浮、梁漱溟在西湖论学完成了自己哲学体系的构建。在这次难得的“鹅湖之会”（书生备注：此乃马熊梁三先生唯一一次聚会，时间似有不同说法，可惜没有太多记录）中，他跟马一浮进一步建立了深深的友谊，虚心地根据马一浮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成名之作《新唯识论》（书生备注：第一次养病西湖时，两人就在讨论《新唯识论》），并请马一浮作序。当时，他曾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撰文，为马一浮“深窥百家之奥而世人莫知其姓名”惋惜。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迁居西南大后方。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孔祥熙、陈布雷等为抵御日寇文化侵略提倡尊孔读经。蒋介石在重庆会见和宴请马一浮，向马一浮请益，并令教育部长陈立夫按马一浮意见在乐山乌尤寺办了所纯民间学术的复性书院，请马一浮任主讲和总纂，这正合熊十力心意（书生备注：果如是乎？恐怕未必，不妨参看《马一浮集》相关书札）。所以当马一浮请他去复性书院讲学时，他也欣然从命了（书生备注：此处所说却与事实不合，熊先生始终有疑虑，经马先生反复劝说，放才动身前往乐山，其后终因见解不同离开书院）。后来虽因办学见解不同，熊十力离复性书院而去，但马一浮钦佩熊十力的胆识才气，曾多次解释挽留，甚至寄奉车资薪金请他重返书院。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返杭，复性书院也迁杭州，改为智林图书馆。一九四八年初，熊十力应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哲学系主任谢幼伟聘，再度到浙大讲学（上次讲学是一九三八年竺可桢聘马一浮为国学大师在流亡中的浙大开国学讲座后的一九四二年，地点在贵州遵义）。其间，曾到葛荫山庄（今辟为镜湖厅）智林图书馆会晤马一浮，留有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梁漱溟受批判，儒学在大陆已无生存土壤和传播的市场，但熊十力仍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建议创设中国哲学研究所，恢复南京内学院和杭州智林图书馆（书生备注：熊先生建议中还有勉仁书院，按熊先生规划，或许是由熊先生主持中国哲学研究所，由马先生、梁先生主持智林图书馆、勉仁书院，由吕澂先生主持内学院；智林图书馆即复性书院，当时书院难以维系，曾一度改名儒林图书馆，后改名智林图书馆，最后仍难维持，只得终结命运），且一再推崇马一浮，说马一浮曾在馆内“究玄义之殊趣，综禅理之要会，其学行久为世所共仰”，并“以私人募资，选刻古书，皆有精意卓裁，于学术界大有贡献”，甚至公然宣告：“余杭章氏（章太炎──笔者）之为朴学大师，久为学人所敬佩，至于浙江另一大师马一浮先生，其学问博大精深，独传先哲之绝学，则知者益寡，我生平所服膺者唯马先生一人而已。”熊十力是港台著名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的业师，是今天儒学界称为现代新儒学三圣（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中的一个，曾被香港学术界评为二十世纪最具活力的思想家之一。像熊十力这样一个向来只服从真理、在学术争论中甚至会激动得挥舞拳脚的性情中人，能如梁漱溟之以后学身份尊马一浮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一样，几十年如一日服膺与推崇马一浮，真可见其君子之风。确实，熊十力唯学术是从，胸怀磊落，毫无私心，更和古代文人相轻的陋习不沾边，足可称道。
所以马一浮对熊十力，如对梁漱溟一样，也相见恨晚、不分彼此。只是晚年自称蠲戏老人、隐居西湖、淡于名利、不求闻达的马一浮，新中国成立后，除了以书法和吟诗自娱，深谙玄机的他不再讲学立说。鲁迅引用过这么一句话：“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去。”既然大陆已无儒学生存的土壤，那就只有等待时机。所以他在一九五四年《寄怀熊逸翁即以寿其七十》“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常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在，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风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等诗中，就多次对熊十力劝慰。但熊十力总对自己学术研究和著述出版受阻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竟至于不挂领袖像（书生备注：不知传记之中，有无确切记载），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书生备注：此事不少传记皆有记录）座位朝夕膜拜，因此被批斗得精神失常、一命呜呼，跟随着不久前“斯文扫地”（书生备注：马先生之离开蒋庄，目前说法不一，所以存在一些道听途说之事；至于“斯文扫地”，一般传记所说，皆指马先生听到潘天寿被批斗之反应）被红卫兵逐出住了十七年的蒋庄、含冤九泉的马一浮去了道山。
书生备注：此文早年（开博当年）曾经发过，不过尚有一些细节错误，今次稍作整理，并将其中一些问题标明。马先生与熊先生之交往，完全可写成一部书（台湾有学者搜集整理马熊梁三先生之资料，撰成《现代儒家三圣》一书，去年购得一部，不过尚未通读，今年争取看完）。《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师友篇》：“以风始谒，以邓伯诚先生手书为介，而熊先生之相识又因以风，时熊先生方养疴广化寺。一日以风来，出《新唯识论》稿本数页并熊先生书，略无寒暄语，直说就正之意，且云‘有疾不能亲来’。唯时虽不相识，喜其坦白豁达，越日自往访之，亦无应酬，便对坐谈义，见有不同，各尽底藴，从此契合，遂为知交。比《新唯识论》属稿有不自惬处，辄请改定。予当之不让，渠亦从之不疑，其服善之诚，盖虽古人不可多得。然《新论》知之者少，渠亦自知更无第二人可与参究。此无他，彼所知者，我亦知之耳。”此处马先生自叙与熊先生相识之经过，《师友篇》另有一处提及二先生结交之事：“以风尝在先生座前推重熊子真先生，并以其新著《新唯识论》呈阅，先生深为赞许，乃于一九二九年至广化寺往访。二先生相见甚欢，并极论常变之理，熊先生主变，先生则主变中见常。”
早年那篇札记之中，曾在注释中引用钱穆先生之文字，并有相应分疏，可惜并无最终文本。今将初稿文本摘出一段，纠正错字，理顺文句，至于具体观点，依然维持原貌（原想搜集钱穆先生全集提及马一浮先生之所有文字，然后撰写一篇札记，可惜始终没有精力，虽曾搜集若干资料，但却终未动手）——
钱穆《师友杂忆》论马一浮与熊十力：“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独进为快，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善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因念古人书院讲学，惟东林最为特殊，群龙无首，济济一堂，有其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钱穆对马熊二人思想异同之评语，在我看来不甚妥当，不妨稍作分疏。其一，“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马熊二人在西湖结交时确实相得甚深，马一浮曾为熊十力《新唯识论》撰写序文，对熊之思想评价也极高。熊十力对马一浮之序文极为满意，致马一浮信中写道：“序文妙在写得不诬，能实指出我现在的行位，我还是察识胜也。所以于流行处见得恰好，而流即凝、行即止，尚未实到此阶位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吾全部只是发明此旨。兄拈此作骨子以序此书，再无第二人能序得。漱溟真能契否，尚是问题也。”熊十力在信中称叹只有马一浮才做得出这一篇序文，才真正了解其所达境界，认为梁漱溟未必能够契合其思想，可知其时熊十力对马一浮不仅是心存感佩，事实上也表达熊十力许马一浮为唯一知己。（又熊十力信中所述也隐隐透露出两人思想之异，即熊十力胜在察识，故而于流行处见得恰好，而于流即凝、行即止，却未能到达此一阶位。就我个人观感而言，马一浮却已彻悟流即凝、行即止，故而熊十力“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而马一浮则于变中见其不变。或许这一微妙差异，也隐含着多年以后书院讲学之冲突。）马一浮回忆此事说：“时熊先生方养疴广化寺。一日以风来，出《新唯识论》稿本数页并熊先生书，略无寒暄语，直说就正之意，且云‘有疾不能亲来’。唯时虽不相识，喜其坦白豁达，越日自往访之，亦无应酬，便对坐谈义，见有不同，各尽底蕴，从此契合，遂为知交。比《新唯识论》属稿有不自惬处，辄请改定。予当之不让，渠亦从之不疑，其服善之诚，盖虽古人不可多得。然《新论》知之者少，渠亦自知更无第二人可与参究。此无他，彼所知者，我亦知之耳。”所谓“《新论》知之者少，渠亦自知更无第二人可与参究”云云，即熊十力信中所言。钱穆认为马熊二人内心同感寂寞，确有可能。传承道统确属孤寂之事，而在那个时代，此种孤寂较之古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而同道已属难得，遑论知己？马熊二人在学问上确实可谓一对知交，相得甚深自是情理中事。不过钱穆认为二人因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这一评论却又有待商榷。如上引马一浮之言，两人对坐谈义，“见有不同，各尽底蕴。”分明见有不同，又怎会所语无不合？只是两人尽皆直道而行，坦白豁达，见虽不同，依然各尽底蕴，从此契合，遂为知交。其二，钱穆进一步分析说，由于此前二人因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所以在复性书院讲学时，“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正如前面所说，马熊二人初次结交就已各尽底蕴，而在书院讲学同样各抒己见，所以这因果关系绝不是钱穆所说那样。又钱穆认为二人“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实际上二人思想虽也有冲突，却未达到这种程度。约而言之，二人办学思想可谓大同小异、本同迹异。归本六艺之学同，讲学之外在形式异；融会中西同，轻重缓急异。而熊十力最终离开书院，冲突固然也是一大因素，但与其性格亦不无关系，并非纯粹因为办学思想冲突，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其三，钱穆因为二人思想有冲突而不能共存，即以为马一浮、熊十力无容人之量，认为二人实未能达到东林书院诸儒当日之境界。东林书院虽处明季，其时讲学依然为社会所认同，从某一种意义上讲，其独立性较之复性书院似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马一浮并不是罢黜百家、独尊一术，在马一浮计划之中，书院除设理学讲座之外，另设有玄学、义学、禅学三讲座，同时不时邀请名儒硕学主持特设讲座。其规模之宏大，较之东林书院又复如何？只是时代形势不同，东林书院时代，东南名士大儒众多，相与讲学，自然济济一堂、群龙无首。抗战时期，复性书院勉强维持已属不易，拟请诸位大师除熊十力也都无法来院讲学。加上复性书院之办学宗旨与东林书院毕竟有所不同，主要是为弘扬传统文化尤其心性义理之学而设，在讲学内容上坚持一定立场也是必然之事。因为马熊二人有所冲突就说境界不如东林诸儒，还是有欠考虑。在马一浮眼中，东林书院之作风实在不值得提倡，因其肆意评论时政，最终导致书院悲剧收场，而马一浮坚持书院不在现行学制之内，政府须始终以宾礼相待，同时坚持书院师生不问政治（并非绝对不讲，请钱穆先生来讲学即是一例）。试问其超然独立之境界，较之东林诸人又复何如？马一浮之所以效仿丛林制度，其中一大因素就是考虑到古典书院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从而不得善终这一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