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值得一读的“郭汝瑰回忆录”上 郭汝瑰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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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的“郭汝瑰回忆录”上

第1节：序(1)

　　序

　　我如愿以偿，有幸成为这部书的最初读者。从我认识作者的那一天起，整整四十个年头过去了。这部书把我带回了往昔那些充满危险而又充满希望的艰难岁月。作为郭汝瑰同志的老友和他重归革命队伍的见证人，我重温了好多亲切的回忆：汝瑰同志原是国民党内的一位热情奔放的爱国将领，在抗战中及胜利后一直和全国人民一样坚定地追求祖国的民主进步，繁荣富强。可是，国民党当局至今还指责他为“共谍”，把他的活动说成是“戡乱”失败的原因之一。

　　记得在抗战将胜利和内战未爆发的前夕，我爱人任廉儒同志，两次安排了他和董必武同志在我家会见。汝瑰同志其时是国、共、美“三人小组”会议国民党方面代表张治中将军的副手。他对马歇尔的“调停”寄以厚望，甚至还幻想蒋介石“放下屠刀”，化干戈为玉帛。他的想法是真诚的，也是很天真的。但是，无论董老或是廉儒同志，在和他倾谈时，都没有去打破他的幻想，他们要让蒋介石和马歇尔给他上一课，以事实告诉他：“此路不通。”因此，我要说：要不是国民党抗战末期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使他失望的话，他是不一定要去找共产党的；要不是国民党粗暴地在抗战胜利后，践踏了包括郭汝瑰同志在内的亿万民众渴求和平的愿望，他也不一定非脱离国民党不可。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忆录是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台湾当局的唧唧喳喳。

　　我所以称汝瑰同志为回归者，乃是因为他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便是共产党人吴玉章的秘使，他的使命是回川到他堂兄郭汝栋部队从事革命工作。哪想到大革命的失败，反把他推入了军阀混战的漩涡……激进而非常幼稚的青年军官郭汝瑰，在国民党“清共”的压力下，东渡日本求学，企望“读书救国”，可是“九一八”事变粉碎了他的梦想。他愤然终止了学业，而国内等着他的却是“一?二八”淞沪抗战被“政治解决”的灰烬。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他才找到了报国的机会。他的军事才能逐渐受到陈诚、蒋介石的器重，从此青云直上，跻身上层。而由此他也就痛切地目击了、感受了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他洁身自好，当了一个好官，然而一个好官无补于“党国”的病入膏肓。于是他想组织少壮派军人的造反小团体，之后又热衷于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醉心议会民主，如此等等。然而，这一切尝试都被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独裁所一一否定了。正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他意外地和大革命时代的老朋友、地下党员任廉儒同志重逢，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给他的机遇一下重合了，像不少真诚的爱国者一样，他找到了自己合乎逻辑的归宿：跟共产党走，因为只有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当然，这时的郭汝瑰同志和三十年代的那个热情多于理智的青年已迥然不同，犹如树木不同于种子。历尽半生的否定之否定，他的回归已上升为更高的层次。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以毅然留在国民党军界的方式，投入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汝瑰同志走过的道路，曲折惊险；他的人生经验和教训，丰富而深刻。这部回忆录令我一饱眼福，获益匪浅。作者是研究中国军事史的专家，他的性趣，不免偏重于展示他所经历的战争风云，而对他自己，则是过于自责和自谦了。于是我写下了以上的文字，以就教于对这部书和我怀有同样兴趣的读者。

　　罗莹澄

　　写在卷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就开始记日记，作写回忆录的准备，以求留下我对外作战的史料。可是解放后，我觉得事迹平凡，个人渺小，就不想写了。

　　熟知我六十年军旅生涯有曲折、隐晦岁月的同志都勖勉我说：

　　“你在国民党深受统治集团军事当局的信任，为何放弃步步高升的机会，甘冒杀身危险，一意追求加入共产党？解放后三十年你也受过一些委屈，但不灰心，不自馁，终于实现了你的夙愿。是什么力量鼓舞你的，你如实写出来，对某些处变革时代，对革命信仰发生危机的人，可能不无帮助。”

　　也有人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使亿万人卷入，其中不少人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你就是其中之一。你历述从旧营垒冲杀出来的思想活动，以启发旧营垒中寻求光明的人，不也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吗？”

　　有的同志则认为：我参加过国民党许多军事谋议，了解一些军事机密，应如实写了出来，为我党我军现代史工作者提供真实的史料，是责无旁贷的。

　　虽有这些同志的勖勉和期望，但我觉得个人的经历，比起在伟大中国革命斗争中为建立新中国流血牺牲，立下不朽功勋的无数英雄来，实在微不足道。我之背弃蒋介石集团，不过对共产主义有点儿模糊好感，略具爱国心，有点政治军事上的预见。我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迟早要遭人民唾弃，我不甘作危害国家的败类，并作反动派的殉葬人罢了。一个人哪能这么一点正义感都没有呢？我还是不肯写。

第2节：序(2)

　　1982年某月我得到一封匿名信，全文如下：

　　文天祥　　　洪承畴

　　史可法　　　傅作义

　　郑成功　　　陈明仁

　　李香君　　　程　潜

　　张灵甫　　　×××

　　黄伯韬　　　赵德树

　　李仲辛

　　傅秉勋

　　贾绍谊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历史裁判

　　这三个×，无疑是代表郭汝瑰三字。我认为这是受封建毒素深，分不清忠于个人与忠于国家民族的是非界线，无时代观念的迂腐之论，太鄙俚糊涂了，便一笑置之！一位同志接过一看，顺手写上第三行：关羽、郭汝瑰。他认为我如关羽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了接过笔来，添上第四行：郭汝瑰、郭汝瑰，并说明：我的意思，郭汝瑰就是郭汝瑰。时代不同了，信息灵通，人们的视野扩大了。现代的人，有着不同的主义信仰，不同的世界观，追求进步光明，当然要与落后腐朽绝裂，封建时代的某些只懂忠君而不辨忠君与爱国之区别的古人，是无法比拟的。辛亥革命以后，而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是叛徒，视张勋、郑孝胥辈为忠臣的人，岂不糊涂可笑！何况近代中国许多坏事都是在封建道德掩盖下发生的，如果不站在现时代人民的立场，不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有助于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我不但不敢高攀古人，不乐于与封建时代的人比，更深恶痛恨封建道德，助长专制独裁，妨碍民主法治。这位同志明白我的意思之后说：对呀！一些封建道德，危害中国，不能等闲视之……你对蒋介石集团的种种情况皆所目睹，深知许多内幕，就是应该辨明大是大非，用爱国主义驱除这一缕不散的封建阴魂，以求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嘛！你以亲身经历，从某些角度揭示读者以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的整个社会面貌，摆出一面镜子，使后人有前车之鉴，总是有利于祖国长治久安的好事嘛！就是保存一些真实史料以供近代军事史的研究，也不是小事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你应该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

　　听他这么一说，我思想斗争很久。

我想：我确曾亲见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共合作，祖国一片兴盛气象。蒋介石另立中央，定都南京后，代表腐朽阶级的当权人物尽弃孙中山先生的教导走向革命反面，搜括民财，荒淫无度，派系倾轧，倒行逆施，置国家前途于不顾，使亿万人民流离失所。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失利，从蒋介石到一般亡国大夫、奸商市侩，纷纷出售南京房屋，转移国内资金到海外去，与南明朝马士英、阮大钺辈在南京不守时，不忘“一队娇娆、十车细软”的丑态，何其相似乃尔！这真是一场“桃花扇底送南朝”的金陵春梦！我将自己的耳闻目睹写下来，作为历史借鉴，确实是义不容辞的，于是我决心写。写只是为了宣扬爱国主义，揭露封建主义。揭露只是为了吸取教训，不是存心丑化任何人。如果台湾军政各界老长官、同学、同事、朋友，原谅我“攻错若石”的苦心，不吝指教，交换意见，共励忠诚谋国之意志，因而能有助于祖国和平统一意见的接近，那就远远超出作者的期望了。

　　此外，我还要结合我六十年的军旅生活，就所经历的历次战争，提出一些个人在战略战术上不成熟的看法，从旁说明国防措施与整饬吏治，发展生产，是息息相关的，或者也能对我国的军事与国防建设起到微小的作用。

　　郭汝瑰

　　一、青少年时期

　　（1907—1925年）

　　家庭和家教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一个人的身世，总逃脱不了时代和潮流的支配。我出生在国家风雨飘摇可能被列强瓜分的时代，我在淳朴而落后的故乡度过我的童年，我所处的封建的家庭环境，我所受的中、小学教育，对我这曲折的一生，无疑是有极大影响的。虽然现在回忆起来，已经“事如春梦”，只依稀记得一些片段了，但就是这些片段，在我的心灵深处，起着长久不可磨灭的作用。

　　1907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九），我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尹家市（现名永嘉乡）达昌池的一个家道衰落的书香之家。尹家市距铜梁县城九十里。四周尽是一片丘陵地带，小山丘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一个挨一个挤得紧紧的。小山上边嵌着一块块的耕地，两山之间布满一层层的梯田，土丘边到处是一簇簇青翠的竹林。这里虽没有四川长江沿岸、嘉陵江边那样的“蜀江水碧蜀山青”的幽美秀丽的景色，倒也有一番“华实遍野，黍稷盈畴”的景象。我家就坐落在四周为竹林掩荫的四合院里。

　　我家原来姓文不姓郭。据长辈们传说：“我家入川（移居四川）的老祖祖名叫郭文治，他曾传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余家世文姓，为洛阳总兵，国朝定鼎后，移居于此。’文治祖就姓文名治，他由洛阳到鄂西，经四川入贵州，后来又由贵州到四川遂宁，最后才移居铜梁。”

第3节：序(3)

　　我父亲名锡柱，号朗溪。他身体矮小，貌不出众，从小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深得铜梁县巴琼书院院长陈昌（号世五）的赏识。陈世五知道我父亲家境清贫，便让父亲一边在书院读书，一边照管藏书楼（图书馆），因此，父亲有机会阅读了不少书。当时铜梁县常常搞会考，考取第一名的，可得奖金两百文到六百文，父亲就靠写文章会考，领奖金维持学食费。

　　我父亲就在废除科举这一年，预试时，考中重庆府长案（第一名），应录取为秀才。但却因废除科举落了空，我父亲感到终身遗憾。

　　我的名字原叫汝桂，因为我生于八月初九，恰好是清朝考举人（秋闱）入场那天，尽管生我这时已停科举，父亲还是醉心于“蟾宫折桂”（中举之意），所以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父亲好议论时政。他经常批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政治腐败，官吏贪污。他说成渝铁路，清政府曾筹集大量经费，却被蒲殿俊及但懋辛、邓锡侯辈贪污了。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他认为四川人民四十年的愿望，到共产党执政才得以实现，专门去坐了一小站途程的火车，并作诗歌颂人民政府。他还意味深长地向我外甥王力之（中共党员）说：“辛亥革命，我也是打旗旗赞成的人，不想三十余年后，国民党就腐败不堪了，你们共产党应引以为前车之鉴，找出防止腐败退化的方法才好。”

　　父亲强迫我从小读《曾文正公家书》，我在曾的一封信上（这信大意说，兄弟间一人独得父母欢喜，这人便是不孝）批“作伪、假道学”。父亲见后打了我两记耳光。虽然挨了打，我还是最不喜欢曾国藩，而喜左宗棠。父亲要我熟读《马援诫兄子书》，要我也学龙伯高敦厚周慎、谦约节俭，不要学杜季良豪侠好义，要我量入为出，不可奢侈。这大概是因我夸夸其谈，针对我的缺点，给我的教训。可惜我一直未办到“敦厚周慎”。我一生廉洁，这一点还是对得起父亲的遗教的。

　　父亲于1958年逝世，终年78岁，他留的遗嘱却是一首诗：

　　生性疏直愚且鲁，于世于人殊无补，

　　一朝气尽离人寰，直与草木同朽腐。

　　腐草朽木焉足珍，付之一炬不为侮，

　　不用延僧做道场，不用招魂树木主。

　　骨灰不妨投江中，免占人民一抔土，

　　无何有乡是吾乡，清风明月自千古。

　　他主张火葬。他的遗著还有《新修铜梁县志》。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母亲，她名朱位椿，是自幼丧失父母的孤女，幸喜她父亲兄弟六人，未曾分居，家中衣食不缺。她的三伯娘很慈祥，她就依三伯娘长大。她三伯娘很勤俭，因此养成了她勤劳朴实的生活习惯。她不认识多少字，但治家井井有条，什物放置都有一定位置。我们常穿补丁衣服，她说：“笑破不笑补”，“一寸不补，撕破一尺五。”夏季在院坝乘凉，仰望满天星斗，她就教我们唱儿歌：“天上星宿儿洒洒稀，莫笑穷人穿破衣，一把指拇有长短，山中树木有高低。”我们三兄弟做错了事，或争吵，她总把我们叫来站一排，先打手板，边打边说：“你们要友爱、兄爱弟，弟敬兄，要有孝心，看你大伯伯，都五十多岁了，只要祖母一骂，他就双手下垂，规规矩矩地站着听祖母教训。你们看你父亲三兄弟那样友爱，几十年都没说过一句红脸的话，你们为啥不向他们学？”她经常一面教这些封建道德；一面诉说家庭贫寒，说她一人要管我们兄弟三人衣服鞋脚，要洗衣煮饭，十分辛苦。还边说边哭，要我们听她的话。她打我们效果并不大，她哭却能感动我们，常常是我们认错，说：“妈妈！你莫哭，我们听你的话了。”她才收泪。

　　我幼年时，母亲教我唱了许多儿歌，现在还记得以下两首：

　　老姆虫，老姆虫，肉又多嘴又硬，钻进树子吃得不住嘴。吃得树心空，树子倒，树子倒了做柴烧，看你子子孙孙哪里跑？

　　鹦哥鹦哥哪里来？我到成都买花来。买花要买桃和李！春来看花，秋来吃果子。莫买蔷薇和月季，闻到是香，摸到是刺。凡事都有好结果，当初选择要由我。

　　据她说：“第一首是教人不做坏人，莫把国家弄破败了。第二首是教人做事要慎始，选正当的路走，一辈子才有好结果。”

　　母亲思想很封建，反对自由婚姻，特别对女子上学很反感，她认为：女学生嘻嘻哈哈，不成体统。她竟以女学生不守贞操为由，执拗地反对我的自由婚姻。以后她为二弟主持的父母之命的婚姻，二弟不满意，她才得到教训，再不顽固反对青年们自由恋爱了。

　　她身体素来强健，但因患霍乱死去，终年48岁。

　　憎恨人生路不平

　　由于父亲任教员，当时我家四担谷的田地，佃给驼背子饶大爷家种，所以我除捞柴，打猪草而外，不懂农活。我所见的农村是：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每年按期向地主交租，地主收租后再向国家纳税、上粮。因此，地主又叫“粮户”。其实，地主向国家交纳的粮税都是间接压在农民身上的。当时佃农终年辛苦，还可勉强度日。另一种人是“土客”，用五串或十串钱向地主租一块旱地来种，这种地只能种包谷红苕，他们一辈子都只能够以这些勉强度日，如遇灾年，就连这些粗粮也吃不上了。还有一种人，四川人称为“长年”，则更悲惨，他们一无所有，一辈子成不了家，年轻时卖力气为生，一到年老，只有讨口要饭等死。然而就是这样“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农民，还经常遭军阀打仗，拉夫拉兵的蹂躏，农民只要一听说过“粮子”（兵），就跑都跑不赢，千方百计躲藏起来，以免拉去当兵当力伕替军阀白卖命。我舅父朱宋学在一首插秧歌中，有这样一段，很足以说明当时农村情况：

第4节：序(4)

　　“……插秧都要立嘹望，瞭望误作一声啸，骇煞满田都腾跳。问农何事太惊忙？渠道去岁不及防，拉去至今未还乡，插秧倘不趁时了，诚恐拉伕人又来。治世农民只说苦，乱世农民向谁诉。输租输税复输力，岁暮不得归田圃。”

　　我12年农村生活，耳濡目染，使我内心自发地同情农民，憎恨丘八。

　　1919年，我堂兄郭汝栋任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的工兵营长，邀父亲担任军需，于是，父亲辞去了铜梁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长职务，前往成都任职，并带我去成都读书。那时四川交通极不方便，陆路全靠两条腿步行，当时我只有12岁，就跟着父亲步行七天到成都。

　　我在成都读书五六年，每次回家，返校，基本上是走路。尹家市到成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尹家市，经龙水镇、吴家铺、上东大路再经内江、资中、简阳、茶店子到成都。东大路九十里为一站，成都到重庆间共有十站，需走十天；另一条路是由尹家市经大足、安岳、乐至到简阳，上东大路到成都，这条路称为小北路。虽然是偏僻小路，然而全程只需七天，因此，我们往往结伴走这条路。

　　那时我年轻，体力好，精力足，走路尚不感到困难，有时为赶路，一天走上一百多里。跑累了，就坐会儿滑竿，或骑一站马。当时，沿途一带的穷人，以抬滑竿和出租溜溜马来维持生计。出租溜溜马的稍为好些，一旦出租后，只须跟在马屁股后面跑，唯有抬滑竿的一无所有，他们辛辛苦苦抬上一段，换几十百把个铜钱维持生活。更可怜的是，这些人几乎都染上鸦片烟瘾，面黄肌瘦，委靡不振，把抽烟看得比吃饭还重要，每次招揽乘客，总是以骷髅般的身体，抬着一张蜡黄的脸，露出一口烟薰的黑牙说：“先生！请坐滑竿吧！……价钱不高，只要几个烟饭钱。”他们一招揽到生意，就撂下滑竿跑进烟馆，呼噜呼噜抽上几口，只待提起精神，然后才抬上滑竿走路。这些人由于生活的折磨和鸦片烟的毒害，往往抬不上一两年就病死在路旁。

　　东大路沿途十五里或二十里地就有集镇饭馆，栈房的主人是眼巴巴地盯着大道上来往的贩纸、贩盐的挑夫或其他客人。不断地高扯着嗓门喊：“请坐！河水豆花！刚上气的‘帽儿头’（饭）！”而沿途栈房设备极坏，稻草上铺一床竹席子。几十个人睡一个通铺，冬天则在柜台上领条被盖，起床后再送还。被盖上虱子、臭虫成堆，累极了的行人，也酣然睡去，听凭虫咬。虽然也有上官房之类，供那些坐轿子的达官显贵或有钱人住，但硬板板床上的被盖、席子也很不清洁。

　　目睹社会的落后，国家的贫穷，人民的痛苦，使刚走上人生道路的我，受到极其强烈的震动。人间何世？人生道路为何不平？

　　成都联合中学

　　1919年，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上海各地相继蓬勃展开，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也势不可当地震撼着闭塞的四川，整个社会，即使是中小学学生，也相继卷入了爱国主义的洪流中。这时我恰好到了成都。

　　我到成都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学习期间，学校已流行着关于社会主义的肤浅看法，师生都已知道“赛因斯”（Science，即科学）和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即民主）。师生中也互相谈论孙中山、苏维埃、大同思想、共产主义一类问题。不仅大家热情谈论救国之道，还常常走上街头参加爱国运动，宣传亡国的惨痛及救亡图存的道理。少年学生只有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虽不善于思考，但强烈的爱国思想却深深印入心中。当时，大家切齿难忘的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的出卖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人们把这天称为“国耻”纪念日，每年凡是这天，师生都纷纷上街游行宣传，讲得痛哭流涕，听众也都无限愤慨。这一幅慷慨激昂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成都高师附小毕业后，曾返铜梁中学住了一年，读第六班。因乡间闭塞，功课差，学风也不好，所以我又接着考入成都联合中学（后叫石室中学，即现在的成都第四中学）。联合中学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王牌中学，校长张铮，号仲鸣，我们暗中叫他“张Tiger”（老虎）。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是一个典型的教育救国论者，听说以后任过四川教育厅厅长。他回国后把东京帝大的第一高等学校的教育方法和制度完全搬用于联合中学，提倡勤俭好学，朴实无华，把课程抓得很紧，升留级制度十分严格。学校非常注重考试，用考试来迫使学生钻研功课。一临到考试，学生们都慌了，也不要命了，日日夜夜，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当时学校一方面要求学好英、算、国，号召学生学理工，鼓励学生当工程师（物理、化学、三角、外国史、外国地理，一律都用英文本），一面又要求学生死读古汉语，强调“不读汉后书”，要学生熟诵许慎《说文解字序》、《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的某些篇章，还要学生读些《史记》、《汉书》、《诗经》、《离骚》选段。鼓励学生以《资治通鉴》等为课外读物，也学图画、手工、体操，可就是不教音乐。在图书馆的右角，设了一个求是学会，订些杂志之类读物，鲁迅的《狂人日记》我就是在这里阅读的。

第5节：序(5)

　　奇怪矛盾的教育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一些读死书的同学去过问政治，但蓬蓬勃勃的社会革命，实际上是阻止不了的。伴随着马列主义，三民主义在四川的传播，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也四处泛滥。

　　当时全国青年的思想混乱，无所适从，如果说成都联合中学是全国全省的缩影的话，那么，我的寝室又是全校的缩影。当时联合中学宿舍，每一寝室住八个同学，与我同寝室的有向履丰、王臣泮、张国维、陈钧铸、张兴培、涂家瑛及骆某（外号博士）。张国维有个叔叔张雨村，曾留学国外，是国家主义派的干将。他来联中发展组织影响张国维，张国维又影响向履丰、魏自新、叶植嵩等。他们都订阅《醒狮》周报。陈钧铸外号FOX（狐狸），性情开朗，聪慧活泼，接受新事物快，他独推崇孙中山。向履丰等硬说孙中山是“孙大炮”，只唱高调，接受赤化，主张不合国情。陈坚持孙中山主张光明正大，所放的大炮都是可行的救国救民的良谋，不是空炮，只因军阀阻碍，无法推行，这不是他的错误。陈以后入黄埔四期，加入了共产党，我入黄埔五期还同他通信，但未见面，宁汉分裂，他大概牺牲了。张兴培家贫，绝对不谈主义，只读书，他最后得李家英的帮助，留法学工程，成了工程师。

　　当时，高师附小来了一个名叫胡子霖的人，香港大学毕业，并不教书，喜欢打拳，我常常请他教拳术，我进联合中学后，还常常去请教他，因而关系很好。在一次打拳之余，我问他：

　　“胡先生，你参加了青年党吗？青年党是怎样一个组织？”

　　胡老师摇摇头说：“青年党的主张我不同意。”

　　“那你相信什么呢？”

　　胡老师沉思了一下，慢慢地说：“社会上不是流传有社会主义吗？我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那样狭隘，对中国能有什么用呢？不过要说清楚，也很不容易。你年纪还小，要多动脑筋，好好想想！”

　　胡老师的谈话，虽然闪烁其词，使人不明究竟，但由于师生友谊的关系，我十分相信他的话，竟始终未加入青年党而对社会主义有着朦胧的好感。

　　在我刚刚开始探索人生道路的时候，胡子霖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我终身难忘的。后来，我离开联合中学，就再没见到胡老师了。可是1927年我在黄埔军校毕业回到四川涪陵后，在涪陵省立第四中学和涪陵女子师范学校讲演和发表文章都强调“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打倒蒋介石”，受到当时国民党左派重庆莲花池省党部的推荐和宣传，并被四川进步报刊所刊载了。不知怎的，我随即收到了象牙图章一枚，上面刻着“汝瑰仁弟惠存，胡子霖赠”，既无书信，也无通信地址。这时我才察觉到胡子霖早先反对国家主义而推崇社会主义，在发现我有所进步时，又赠图章以资鼓励。看来，他很可能早就是一个很进步的人。为了纪念他，我对这枚图章是十分珍爱的，即或在戎马倥偬的艰苦时刻，我也不曾遗失，使人遗憾的是，这枚图章却在解放后肃反运动中丢失了。

　　事隔五十余年，今日平心静气而论，中学时期严格的考试制度，好学朴实、勤俭正直的思想品德教育，给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和教益。“走在时代的先头”是我中学时期确定的信念，这对我一生都是有影响的。

　　1924年，联合中学发生了反对校长张铮的封建教育方式的学潮，我被选为学生代表之一。

　　当时许多学生反对学校过于严厉的教学制度，反对学校没有开设音乐课。其实，在当时内战频繁，贪官污吏横行，民不聊生的混乱的时期，张铮这种廉洁奉公的办学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按理说，学生们的意见也丝毫不能触动张铮的一根毫毛，然而我们到四川督理公署向杨森告状，竟然一告就准，立即撤掉张铮的校长职务，改派刘东塘为校长。原来军阀杨森为了控制川西，早就千方百计设法把自己的亲信、心腹安插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他巴不得学生反对张铮，等我们一闹，他就顺水推舟，委派其心腹政客刘东塘上任。

　　刘东塘一到联合中学，立刻废除了张铮的许多制度，学校纪律十分松弛。考试很不严格。不仅如此，刘东塘一反张铮克勤克俭的办学作风，任意挥霍教学经费，大饱私囊，仅仅一学期，就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这又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反对。学生们一闹，杨森被迫又换上一个校长文藻清，他虽比刘东塘谨慎，恢复了许多张铮的传统，但才能远不如张铮，使号称王牌的联合中学，终不能恢复元气。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认为早知如此，当初根本不该反对张铮。大家冷言冷语，埋怨向杨森请愿的代表。其他代表这时都毕业走了，只有我这个代表还在校，我内心很不安，非常尴尬，哪怕只一学期就毕业了，我也不愿再在联合中学继续读下去。恰好父亲有意要我去同济大学学医，我就借机离开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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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在黄埔军校(1)

　　到广东革命去

　　1925年12月14日，我翻过龙泉驿山岭，天正下着小雪，把大地粉刷得洁白无尘。却没想到，这便是我脱离纯洁的学生生活，走向社会的开端。我的堂兄郭汝栋这时已升任师长，驻防荣昌，准备派遣几个学生到广东黄埔军官学校去。就建议我前往广东。那时，军人在社会中印象极坏，很令人瞧不起，母亲十分不放心让我前去；父亲犹豫不决，认为最好是能想法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学医。所以来信要我到荣昌，准备随同郭汝栋所送学生一道去上海。我离开荣昌时，父亲拿出三百元钱对我说：“汝瑰，你到上海后自己选择，愿当兵就去广东，愿在同济大学读书就留在上海，进同济大学读预科。一路上自己保重。”就这样我离开了父母和家乡，前往上海，这时我刚满18岁。

　　这年春节后，我从荣昌出发来到重庆，搭上了去宜昌的客轮。我们一行九人，除了我，还有郭汝栋派往广东学习的六个军官：傅秉勋、袁镜铭、左世琳、唐柏森、刘子钧、李阶平。我们七人由一名叫李能久的顾问和钟方丞副官长护送。

　　我们到达汉口后不久，护送我们的顾问李能久突然主张除把我送去上海外，其余的人送到张作霖的东北讲武堂去。原因是，李能久在汉口碰见故友刘世英，刘是吴佩孚的政客，正为吴佩孚“组阁”而四处奔走，李见有入阁当小政客的机会，遂决定不去广东，而依附于吴佩孚。对于李能久的主意，钟方丞和其余几个军官坚决反对。我们私下商量后，就抛掉李能久，由钟方丞护送我们前往上海。

　　来到上海，是考入同济大学读书，还是前往广东？就到了最后决定关头，我绕室徬徨，一直决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前去同济大学，找该校学生，原联合中学的同学陈廷栋，请教于他我该怎样决定为好。

　　“你既打算考同济大学，那你打算学什么呢？”他问。

　　我说：“我正拿不定主意，家父想叫我学医，认为医生是自由职业者，一辈子自由自在，不愁温饱；我自己却想学工，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我堂兄汝栋却要我到广东去进黄埔军校，三条道路正犹豫未决。”

　　听了我的情况，陈廷栋扶扶眼镜，沉思良久，慢慢地说：

　　“汝瑰兄！你若愿学医，那就留在上海，如果想学工，那就问你，你家办不办得起工厂？如果办不起，国家工厂又少得可怜，毕业就是失业，学了又有何用？”他激昂地继续说：

　　“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理工，搞什么科学救国，统统是假的。汝瑰兄，我看你如果学理工，不如干脆到广东去革命的好！”

　　他的话使我大伤脑筋，学医吗？非我所愿。学工吗？也前途渺茫。记得父亲临别时告诫我说：家里虽存有一千元，但中法银行倒闭了，存款全部付诸东流。这样，我读大学都很难保证，哪里办得起工厂？看来此路不通。恰好同行的几个军官正巴不得我同去广东，便千方百计怂恿我。而袁镜铭一句话开了我的窍，他说：

　　“你不是常说要走在时代前头吗？既知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都不行，为什么不参加革命，使政治上轨道呢？明摆起的一条路，还犹豫什么？”

　　我于是在“使政治上轨道”的理想支配下，又同他们一行在上海搭乘日本轮船“庐山丸”前往广州。

　　二、在黄埔军校

　　到黄埔去

　　孙中山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协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这使国民党气象为之焕然一新，全国革命形势也为之大振，一时间“到黄埔去”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的响亮口号。奔赴黄埔，犹如一股洪流，什么力量也抑制不住它。我和“庐山丸”上的百把个青年就是流入这滔滔洪流中的涓涓细流。

　　1926年3月“庐山丸”一到广州，我们立刻感到这里到处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气氛。当时广州正举行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街上到处张贴和悬挂着“打倒帝国主义”、“支援省港罢工”等红红绿绿的醒目标语。广州革命气势的磅礴、革命热情的高涨，使每一个踏上这块革命策源地的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精神振奋。

　　我们在广州，先住进一家小旅馆——蓬莱旅馆，将郭汝栋的保送公文报送后，就专心等待黄埔军校第五期招生。一个月后正式入学。

　　黄埔军校当时正式的校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按规定入校学员须先当六个月入伍生，入伍期满，再参加考试，升学为学生，每期学习八个月毕业。

　　当时，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长为郭大荣；第二团团长为陈复。我被分配到入伍生部第二团第三营第十一连，驻广州白云山瘦狗岭下的沙河。从广州到沙河，要经过黄花岗。我第一次经过那里时，不由肃然起敬，缅怀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默念着“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净中华魂”的诗句，内心无比感奋。

第7节：在黄埔军校(2)

　　沙河营房，地势宽敞，视野开阔。营房门口迎面悬挂着“党纪似铁，军令如山”八个大字，使人一看便知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是非常强调纪律的。由于筹措经费困难，校舍也很简陋。寝室和讲堂兼食堂，是用毛竹和蒲扇叶搭起的临时棚子，睡的是竹子架起的双层床，穿的是一身布军装，赤足草鞋。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满怀革命激情的我们，一跨进黄埔反觉为革命吃点苦是无比光荣的。

　　我进黄埔军校时，还处于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学生入学时，都需加入国民党。中共党员考入黄埔的，或黄埔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就持有两个党证。我的前期同学代表当时两种思想和两种势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倾向共产主义的进步学生组织了“青年军联合会”，而思想保守、落后的学生组织起了“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明争暗斗常常发生纠纷。1926年5月，蒋校长颁布了“整理党务案”，反对跨党，规定任何人只能参加国共两党中的一个党。持有两个党证者，或交出共产党证保留国民党证；或保留共产党证交出国民党证。黄埔学生交国民党证的不乏其人，我所在的第十一连便有两个。也有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暗中还持有共产党党证。

　　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励精图治，热情奔放，为革命不惜牺牲个人。而代表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老气横秋，腐败保守，自不振奋，还阻挠别人进步。两派之间，矛盾不能调和，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矛盾，是割掉赘瘤大踏步前进呢？还是杀掉带头奔跑的马来制止马群前进？蒋校长先前还说：“自不努力而唯惧他人之蚕食，岂不痛哉？”他提出“整理党务案”，明目张胆地排斥共产党，这就只能加深矛盾，分散革命阵营的力量，使革命遭受顿挫。难道不许共产党偕同一道革命，还能制止共产党在全国范围革命吗？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则革命有的是市场。所以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谁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谁就能得到人民拥护。自己不革命，还要阻止别人革命，这样的党，这样的人，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典礼。大会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指挥，由总司令部副官长张治中司仪。先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监誓并授印，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作了简短的致词。然后由总参谋长李济深宣读誓师的誓言。蒋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参加这次典礼的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学生（兼毕业典礼）；第五期学生；第一军第一师（王伯龄），第二师（刘峙）；第三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师六十团（李杲）。当天下午，北伐部队即由大会会场出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实际上未誓师北伐前，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已在湖南战斗。所以誓师仅是蒋介石就职及正式宣布北伐的仪式。我也随黄埔五期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目睹了这一隆重的场面。当时我非常天真地憧憬未来，满以为不久就会旭日高升，荡涤了污泥浊水，祖国大地将是一片光明。

　　北伐出师后，驻广东的部队减少了，对反革命残余和乡间的土匪需要军队镇慑。于是第五期入伍生，除参加北伐奔赴前线者外，均开赴石龙、东莞、虎门、太平一带驻防。我所在的第二团第三营全部驻太平，轮流以一个连去防守虎门要塞的上横档炮台。

　　我们到达太平住入营房，白天操课，晚上放哨，岗哨一般都放在荒芜的墓地上。当时，广东人有个风俗：凡人死了后，把棺材停放在山上，待尸体自行腐烂后，才取出骨头，放进罐子里再置于山上。因而，山上随处可见棺材和罐子，令人毛骨悚然。复哨有两个人，还可以互相壮胆；放单哨，在黑暗中，哪怕一只野狗走过，也骇得魂不附体，所以我们放单哨时总是悄悄地两人聚在一起，只等排长来查哨时，我们才分开。有时，为了壮胆，我们也以各种借口放上一枪。如果遇上下雨，那就更苦了，虽然穿着雨衣，但放完两个钟头哨，还是浑身湿透，而临时搭盖的哨所也遍地是水，无法休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恐惧而又艰辛的军事生活了。

　　后来，我们十一连轮到守上横档炮台，条件好了一些。上横档炮台，属虎门要塞，建筑在珠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那时这个炮台中，正关押着吴铁城、熊克武、余际唐、喻培棣、欧阳格等人。据说，吴铁城因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委过于他而被捕。川军总司令熊克武据说是因与陈炯明通信，阴谋颠覆广东政权而被蒋介石拘押的。我们每天轮流看守着他们，除去厕所外，不准他们任意出房门走动。

第8节：北伐频传捷报

　　熊克武、余际唐和喻培棣被关押在三开间的房屋里，右边一间是卧室，左边一间空着，当中一间是厅堂。他们三人经常在厅堂活动，余、喻两人下围棋，熊克武则坐在餐桌头上观战。每当轮到我们四川同学看守时，熊克武总是很高兴，故意找机会跟我们搭话，“啊！你是四川人吧？你家住哪里？”“关在这里真不容易见到个老乡。噫！你多久到广州来的？”有时我们也搭讪几句。有一次被第一排排长文中孚听见了，就向我们吼起来：“你不守纪律！怎么能跟反革命谈话。”弄得熊克武非常尴尬。等文排长走远了，他怪不高兴地说：“哼！反革命？我革命的时候，还不知你在哪儿呢？”

　　另一次，一个四川同学问熊克武：

　　“你将来还可以再带兵打反革命吗？你的作战经验多，定会打些出色的仗。”

　　“不可能，人总是受时代支配的，一个人不能失势。时势造英雄，失了势，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干不出事业来。我已受时代淘汰了，你们正可以跟上时代干一番革命事业。”熊以坚定的语气这样回答。我不知他的话是出于真心呢，还是为了表示没有野心，以便得到早日释放。

　　吴铁城单独住一间房间，他官架子很大，根本瞧不起我们。他的“太太”经常给他送罐头和其他食品来。他看的书报成堆，比起熊克武等的寒酸，相去霄壤。我们入伍生间相互传说，吴是孙中山的干儿子，因此受优待些。也可能代人受过，该受优待。

　　我在上横档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退海潮时游泳堕入深水，几乎淹死，同连的同学周子劲将我救起。周是共产党员，升学后我们不在一个科，以后互不通信，也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我们入伍生无论守卫东莞，还是守卫虎门，反动派、土匪都慑于学生军的声威，不敢骚动。因而有力地保证了国民政府的后方安宁。

　　北伐频传捷报

　　我们在虎门驻防的时期，密切注视着北伐战况。报上频传捷报，十分鼓舞人心。同时，我们从私人通信中，也了解到不少北伐中的秘闻。

　　我们北伐军的物质条件较差，枪炮种类复杂，战斗技术不高，但革命热情高，政治工作好，士气旺盛，征途上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能节节胜利，所向披靡。

　　据当时参战的炮兵队的同学来信说：北伐军一面包围武昌，一面渡江进攻汉口。信上谈到北伐军攻占汉口的情景时说：我们在徐家棚按规定时间开炮，炮声一响，汉口电灯陡然熄灭，一时全市枪声，爆竹声四起。驻在汉阳的吴佩孚所属刘佐龙部约万余人宣布附义，转过来炮击汉口，驻守汉口敌军大乱，吴佩孚仓皇北遁，北伐军没费多大劲就把汉口攻克了。原来我政工人员，早已混入汉口市作工人运动，策动电灯厂工人一听炮声就立即截断电源；有的政工人员还充当黄包车夫，与黄包车夫联络好，一俟电灯熄灭，就从黄包车坐板下取出鞭炮燃放，取出标语四处张贴。在一片黑暗中，吴佩孚只听炮声大作，也不知究竟，骇得魂不附体地弃城逃跑了。敌人一跑，全市马上电灯复明。从这一侧面，说明工人、农民、劳苦大众协助支持北伐军进攻，是北伐军得以进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也证明孙中山提出的联合工农政策是无比正确的。

　　吴佩孚逃走了，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陈嘉谟、刘遇春延至10月10日开城投降。我们也听到了蒋校长率军向江西进攻，三打南昌遇挫的情况。最使我们震惊的是，校长为了整饬军纪、实行革命连坐法，不得不明令枪毙擅自放弃奉新城的第一师团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孙元良。还发了告黄埔同学书。我们留在后方的同学，当时竟认为蒋校长大义凛然，执法如山，真是孔明挥泪斩马谡的重演。事后才知道蒋校长一面下令通告全军枪毙孙元良；一面却给路费让孙元良化装逃跑。以后还送他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还听到一师的同学说，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确有叫孙元良遇优势之敌进攻，相机撤退的命令。后见责任重大，又不敢承担责任，就把责任一概推给孙元良。当时全师黄埔生不服，曾联名写报告给蒋校长为孙元良辩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最后的捷报当然是11月6日北伐军攻克南昌。

第9节：升学和迁校武昌

　　升学和迁校武昌

　　就在北伐军捷报频传声中，我们升学回到了黄埔岛，这是1926年10月桂花飘香时节。我原报考工兵科，考试结果，把我编入了第五学生队，政治科。第五期学生共编成六个学生队（即大队），第一、第二学生队的为步兵科驻本校，第三学生队为炮科驻沙角，第四学生队为工科驻××，第五学生队为政治科，第六学生队为经理科，同驻蝴蝶岗。政治大队分十三、十四、十五三个队。十三、十四队学生入校较早，8月份就升学了。我因考试成绩尚好，把我编入了十四队。政治大队大队长为沈铸东，十四队队长为张鸿儒。我们在蝴蝶岗学习了一个月，1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们工、炮、政治三个大队也奉命迁往武昌。

　　我们由广州坐火车到韶关，然后步行翻越骑田岭，经石峰、良田，到达郴州。途中步行3日，纪律非常严。大队长、队长都走在队伍前头，学生没有一个人乱拿人民物品。我们也颇有自觉性，休息时在民房屋檐下坐片刻就走，没有人肯进入民房。我们一翻过骑田岭的分水岭（关口），顿觉寒意袭人，眼睫毛上都结成了一颗颗小水珠。我们当时年轻，虽然走得脚肿腿酸，但一见青翠的群山，腰系薄雾的美景，竟忘了疲倦，争相评论这个山峰美好，那个峡谷幽深。一路有说有笑，不觉到达了宿营地。吃饭后，把脚一洗，倒在稻草上一觉睡去，真比什么都香甜。

　　到郴州后，我们改乘小木船顺耒水而入湘江北上，每船坐一班人。几百只船，放舟中流，蔽江而下，经耒阳、衡阳、湘潭、直抵长沙。耒水和湘江，江水碧绿，岸上翠竹丛生，绝佳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这简直是游山玩水，哪是旅次行军？

　　从长沙到武昌，我们改乘火车。人稠车小，挤得连解小便都无法动弹，只好用漱口盅接尿由窗口倒出去。我见一块铁板，还没有人占据，于是上去铺上军毯，准备入睡，哪知道越睡越冷，终夜不能成眠，只得站到武昌，真上当不浅。

　　到武昌后，政治大队驻城内两湖书院的左侧独院内，工、炮大队驻平湖门外。我们政治大队不几天就换了大队长，据说沈铸东到汉口后，朋友请他吃饭，有妓女陪酒，被某见习官闯见，报告他有失革命军人尊严，所以被撤职，大队长职务由十四队队长张鸿儒升任。所遗十四队队长由许继慎继任，十三队队长也改为徐向前。徐和许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中共党员。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伙同张静江，企图把军事政治中心、移到南昌，而推翻迁都武汉的原决定。这就形成了南昌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这时已对黄埔实施了改组，下令取消校长制，改以校务委员会负责校务。校务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他们是汪精卫、蒋中正、谭延闿、吴玉章、徐谦、邓演达、顾孟余。教育长先由邓演达兼，后由学兵团团长张治中调任。除第五期工、炮、政治三个大队外，还在武汉招收了第六期新生。以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黄埔的控制，将两个步兵大队由黄埔调到南京；经理科两个队则留黄埔。因此黄埔军校第五期就一分为三。宁汉合作后，国民党定都南京，五期步兵科两个大队就被说成为黄埔军校本校，并继续招收第六期学生，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五期工、炮、政治三个学生队的学生，要重新登记，才算黄埔同学，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反称为武汉分校。为了证实我的记忆没有错，特附上当时的毕业证书一张以作物证。

　　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宁汉未合流前武汉国民政府招收的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有一个女生队，二百来人。专门培训女军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二是我们第五期学生还有人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这也是黄埔校史光荣的一页。

　　我们学习期间的黄埔军校，是为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造就初级干部的。因革命形势的发展快，干部需要量大，时间又短，所以我们学到的军事技术和其他军事知识，是很不够的。而我所在的政治科更是这样。好在大家接受革命理论，愿为主义而牺牲，稍学一点军事知识，就有了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基础。兼之当时连年作战，有不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机会，所以黄埔军校还是造就出了不少军事人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少贡献。

　　政治科是为了造就军队政工干部的，我们当时由陈群教《三民主义》，廖划平教《本党政策》（国民党），萧楚女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恽代英教《青年运动》、《社会进化史》，甘乃光教《农民运动》，陈启修教《政治经济学》，沈雁冰教《文艺××》。沈雁冰时常穿中国式长袍，外套西装大衣，长短很不调和，他讲课很风趣，给我印象极深。黄埔政治教官多数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读过李达编著的《马克思》及《独秀文存》一类的书。当时流行的共产党主办的刊物《向导》更是我们的主要读物。通过教官们的讲解和课外阅读，使我们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是导致国家衰弱，社会腐败，民不聊生的根源。要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投身于革命洪流中，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真正地振兴起来，成为一个强国屹立于世界。

第10节：血花剧社的一幕

　　血花剧社的一幕

　　正当武汉政府准备对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他独裁，武汉市内出现了反蒋标语和漫画时，蒋校长居然于1927年1月，在一片反蒋声浪中来到了武汉，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到“血花剧社”开会。

　　“血花剧社”是根据“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而命名的，地址在汉口原大世界旧址。这天，几百名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聚集在这里，敬听蒋校长训话。当时，蒋校长全身戎装，缓缓走向讲桌，举目扫视，静立片刻，随即把脚一顿，大声说：“我究竟是逃跑吗？还是自杀呢？”陡然之间全场听众惊讶不已。他停顿片刻继续说：“万万想不到，我在前方率领将士浴血奋战，而后方发生种种谣言中伤我。我是校长，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很伤心。作为老师、校长对待学生跟父母爱护子女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有个老兄，他年轻时不成才，我母亲把我们两兄弟喊在一起，干脆分了家，声称分了家后再不管我哥哥了，但是却常常喊我偷偷地去看我哥哥嫂嫂，看他们有没有饭吃。以后，我留学日本回来后，老婆告诉我说：‘你留学走后，母亲一端起饭碗就念你，时常流泪’。可见当父母的人，不管儿子成不成才都是一样爱护的。可惜，一些学生丝毫不尊敬爱护自己师长，真使我感到痛心疾首。”蒋介石悲痛的声调，随之激昂起来说：“同学们须知，今天正是革命成败关头，你们要相信我，坚定不移地誓为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

　　听了蒋校长一番“苦口婆心”，慷慨激昂的讲演，一部分学生为校长“沉痛”的心情所“感动”，偷偷逃往南京追随蒋校长去了。左派学生识破了蒋介石妄图用封建感情笼络学生，网罗党羽的阴谋，仍留在武汉。

　　1927年宁汉冲突加剧，武汉反蒋，南京反共，双方频繁地发表讲演和文章，公开论战。宋庆龄来校讲《三大政策》，何香凝讲《廖党代表精神不死》，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逃往南京的周佛海则发表《逃出了赤都的武汉》，攻击诽谤武汉国民政府。宁汉矛盾激化，3月23日，武汉政府在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坚决反蒋下，明令罢免蒋氏。蒋氏就更加疯狂反共，在上海发动了反共的“四一二”事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分子、工农群众及青年学生。接着广州、长沙等地也发生事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萧楚女都在事变中惨遭残害，黄埔学生被捕者也不计其数。回想当年，宁汉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论点，不外是汉方抨击蒋介石独裁，破坏“总理三大政策”；任用北洋军阀政府的政客黄孚、王正廷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共产党，反对进步势力，而宁方攻击武汉赤化过火，共产党篡夺党权，并且造谣说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搞什么妇女裸体游行，男女同浴等等，以蛊惑人心。不难看出，汉方所争的是政治大事，革命前途的大事，而宁方政治上无理，只好利用封建意识施展其造谣中伤之能事。他们所制造的许多危言耸听的谣言，都是对当时各地在共产党和左派领导下，所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诬蔑。当时嫌农民运动过火的人，无非是思想落后，或者自己就是封建地主，死抱着阶级偏见不肯放手。至于国民党右派说什么如果联合共产党，国民党就要亡党，这就要看你这个党代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则国民党要亡。如果共产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共产党也要亡。当时，蒋介石先生搞独裁，耍阴谋，国民党内部本已酝酿倒蒋，北伐军除第一军外，几乎都反对他（我在武汉亲见第六军军长程潜坐在反蒋大会的主席台上）。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蒋介石能一下夺取了党、政、军大权，使中国开倒车数十年呢？并不是什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主张不合国情，不得民心；也不是蒋总司令有什么杰出的天才。而是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代表新思想的革命力量和代表旧势力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反动集团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力量相比，过于悬殊，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历史唯物地看问题是“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先生这个反共英雄，是历史逆流所造成的，“其谁曰不然”。

第11节：在宁汉分裂声中提前毕业

　　在宁汉分裂声中提前毕业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群众中公开，整个城市在形势剧变中仍保持着暂时的宁静。这时，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吴玉章、办公室主任李合林，把我和傅秉勋叫到校务委员会办公室，要我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四川。

　　吴玉章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南京的消息吗？”他见我们茫然的眼神，继续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会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郭汝栋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果这也办不到，要郭汝栋无论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是时，二十军军长杨森兼任川鄂边防司令部司令，郭汝栋为副司令。郭驻防涪陵，拥有两师一旅兵力。

　　我们肩负着吴玉章、李合林给予的使命，提前毕业了。同时提前毕业，一道分到郭汝栋部工作的，还有任逖猷、赵启民、蓝鼎彝三人。任是共产党员。

　　离校前，军校发给每人二十元服装费，购置皮鞋，武装带，军装等。我们一天时间就按规定制备齐全，一身军官打扮，由武汉上船，溯江而上。

　　当时，我们只知道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事变，但对蒋疯狂屠杀共产党的具体情形毫无所知。一路上，仍以革命军人自居，而不知道驻防宜昌的部队，是忠于蒋介石的独立十四旅彭启彪部，稍不注意，就会被彭扣留。幸好轮船直航重庆，不靠岸，我们糊里糊涂地过了宜昌。来到奉节，我们还是麻痹大意不知警惕。奉节已是杨森防区，由所属第八师师长王文俊部驻防。

　　这天晚上，我们下船进城去找饭馆吃饭，正吃着，突然听到街上急促的脚步声和吆吼之声，原来是王八师（四川人当时这么称呼王文俊）的巡查队出巡。只见为首一人手捧木牌，上书一个“令”字，一个排长不断吼叫：“一切人立正，站起来！”我们新从黄埔毕业，对这腐朽封建的一套毫不理睬，照常吃我们的饭。这个排长一见，冲上前来吼道：“干啥的，令箭在此，为啥不站起来？”我们当中不怕事的说：“我们是黄埔的，我们不懂你们这一套。你们这一套是土办法，九州外国都没这套东西。”这排长一听，鼓起一对蛤蟆眼说：“咹，你们是黄埔大学毕业的军人，怎么还说黄话？到我们城防司令部去说。”一听这话，我不禁着急起来，他们是杨森的队伍，而杨森是反武汉的，弄不好会吃亏。所以急忙站起来，同他们赔礼道歉，说我们刚到奉节，不懂规矩，请求原谅。同时，我又自我介绍说，我是郭汝栋的堂弟，我们都是分发到他那里去做事的。这样，我们才侥幸地离开了奉节，随后再经万县到达涪陵。

　　从此，我结束了军校学生生活，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涯。墨子有几句名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我18岁投奔黄埔那时正是一个思想纯洁，毫无世故，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经过一年多的军校生活，正像一缕洁白的丝放进了红色的染缸，思想所受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就决定了我的曲折的一生。历尽劫波，回头一想不禁怅然。

　　黄埔同学会

　　我离开黄埔后，经常梦绕蝴蝶岗和两湖书院，却再也没机会旧地重游了。1932年，我到南京参观中央军校，原来以为母校不殊往昔，哪知道气氛完全不同。所有“打倒帝国主义！”、“准备流血牺牲”一类标语，全换成“礼义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辨顺逆”一类东西了。我在广州和武汉，都不大知道黄埔同学会，但是南京的黄埔同学会则在1927至1932年时期声势显赫。它不特是蒋校长直接控制的封建组织，而且是一个迫害黄埔同学的特务组织。黄埔同学会规定凡是黄埔学生，都须由同学会负责登记考核，领到登记证的，才被承认是同学，有共产嫌疑的，不许登记。登记了的会员，如果失业，都可到同学会登记失业，立刻可以领到生活费，同学会还负责重新介绍工作。同学会会员必须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允许有其他组织活动，更不准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若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一经查出，即严加惩处。同学会还鼓励同学间互相检举，谁是共产党员，被检举了的，要写悔过书，否则会坐监。在武汉毕业的五期学生，在同学录上是无名的，必须有两个同学担保才准登记，这些都说明黄埔同学会当时是结帮拥蒋，并迫害进步同学的组织。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主要是当时黄埔同学中的头面人物，如曾扩情、贺衷寒、刘咏尧等人。他们之下，又有一批喽罗，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今天说这个是共产党员，明天说那个有共产嫌疑，因此被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同学（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思想左一点）不知凡几。我也是被检举有共产嫌疑的一个，但是我却因祸得福，我考陆军大学时，是用黄埔五期毕业的学历，但同学录上无名，又未登记。不知是哪位同学为我作了“好事”，他检举我与傅秉勋有共产嫌疑，陆大考试委员会审查，反而因此反证，证明我是五期学生，准我考试。从这以后我的“黄马褂”（泛指黄埔生）才算正式穿稳了。

　　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比较行时，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蒋军有嫡系、准嫡系和杂牌之别。全部军官从上到下，一律是黄埔师生的称为嫡系；军官约半数为黄埔生的，叫准嫡系；地方军官多的部队，则称为杂牌。所以同是蒋军，黄不黄关系重大，“天子门生”、“黄虫”的称号，不是无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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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在陆军大学

　　黄埔的海潮依旧，革命高潮退了，黄埔精神消失，黄埔历史影响犹在，我从思想到遭遇都逃不脱黄埔的影响，往事如烟，使人感慨系之。

　　五、在陆军大学

　　（1932—1937年）

　　退学回国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征服全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于9月18日，令盘踞我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炸毁了长春至沈阳线上的柳条沟一段路轨，诬我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我沈阳北大营，挑起了“九一八”事变。这时，我们正好要结束联队生活。9月20日前后，日本报纸大登北大营事件，工兵大队官兵都作了传达，他们见到我们中国留学生，都投以蔑视的眼光，我愤恨羞愧得无地自容，出寝室门便低着头，再不愿碰见日本人的目光。可就在这时候，井上辰雄中尉和冲野少尉等总来讲“日支亲善”，说局部地区的误会，很快就会过去，劝我们回到东京，不要“喧哗”（闹事），好好完成学业。这种一面打耳光一面甜言蜜语的亲善，便是傻子也会知道是什么用意，只要有点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想奋发图强，湔雪国耻。九一八的炮声，也惊醒了我在日本“学点本领”的梦幻，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不允许中国自强的。日本并不是“避难者”的乐园，除了归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不允许我有任何其他选择。

　　9月底，我同在第三师团工兵大队队附学习的其他四个中国士官候补生离开丰桥，井上辰雄中尉和冲野少尉还到车站送别。我们当然也“感谢”一番，就上火车没精打采地回到了东京。这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纷纷请愿退学。我们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二十四期的学生，也纷纷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面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中国驻日大使汪荣宝却传达蒋介石的旨意：留学生要安心求学，不要闹事，要相信政府能解决“中日争端”。可是我们很多士官同学，不听这一套，自发成队地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数人乘马前来驱散学生，中国大使馆也派了一个姓丁的参赞来劝学生回校，我们坚持不走，宪兵扬鞭跃马，冲进学生队伍，一时秩序大乱，新闻记者摄影机的灯光闪闪，人们的喊叫声高响入云。丁参赞怕次日的报纸登出他的“玉照”，以袖掩面，高呼“回去吧！”这一屈辱的场面，我至今回忆起来还不胜悲愤。幸当时我们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才派人出来说：“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我们大叫：“亡国奴才再回来。”于是大多数人都办了退学手续。我本来在日本就深感屈辱难忍，所以这一次我是热心的退学鼓动者。我认为要退就要全部退学，才足以显示中国人不可欺侮。我在中国青年会开会时，就竭力宣传“日军进攻锦州，两国宣战。如果我们不走，就都会成为俘虏。”想把所有的学生都鼓动走光。遗憾的是，竟有十来个人不愿退学，而且以后退学回国的人，也有再去日本复学的。至今五十年过去了，我还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应该这样没有爱国心，干这种有损中国人的尊严，叫外人鄙视的事。

　　11月，北风怒号，海水呜咽，我们一群中国留日学生愤然返回祖国。由于大家都是穷学生，坐的是普通客轮。离日本上船时，中国人在日本受歧视、遭侮辱的利种情景，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心情十分沉重。这时我一只脚站在岸边，一只脚踏在船头，将一块石头扔在海里，内心发誓说：“我们不打败日本，成为一个战胜国，我就决不再到日本来。”

　　我们士官学校退学的二十三、二十四期学生，一到上海，便在上海青年会礼堂开会，决定每期学生推举代表两人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请求：允许我们投考中国陆军大学。我是二十四期学生两名代表之一。

　　我们四个士官退学学生代表，到南京后，求见了许多日本陆大或士官学校毕业的先辈，请求为我们投考陆大说情。他们口头应允，实际没有行动。主管此事的关键人物是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先生，他一见面便责怪我们不听政府招呼，不能沉住气在日本完成学业。我们只好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广大土地，我们激于爱国义愤，实在忍无可忍，呆不下去了，才退学的。既然已经回来了，请政府想办法安顿我们学习！”

　　“不听命令，怎么能安顿你们呀！”周先生板起他那哭丧面孔，毫不留情地说。

　　我们慑于威势，有求于人嘛，当然就低声下气地再三请求：“我们不回来倒也算了，既然回来了，如果政府不管，弄得一些人又跑转去，就有辱国体了嘛！还是请副监想法吧！”

　　他沉思片刻说：“不能准你们考陆大，你们二十三期的，去中央军校八期报到，二十四期的去第九期报到，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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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陆大的性质和简况

　　“像我这样黄埔五期毕业的，似乎不好再到九期学习了，还是请准我们考考陆大试试看吧！”我以为又抓住理由了这样说。

　　“那么你们军校毕业的自行去投考吧！”

　　我们再三请求无效，只得回来劝所有同学照周副监的决定去中央军校报到，千万不要再回到日本去。还鼓动说：“不要看眼前吃亏，从长远看，取得黄埔资格也可能有好处。”

　　结果二十三期同学无一人报到，各自散了。因为他们离毕业只有几个月，认为不须再学就可工作了。二十四期同学，如蔡文治、林同门等，都进了中央军校第九期。还有少数几个人又转回日本士官学校去了。

　　我虽然以黄埔学历可考陆大，但初试期过了。恰巧郭汝栋保送的两名初试及格的学员中，有一个人是四川陆军测绘学校毕业，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需选员递补。林泽仁返回郭妆栋的四十三军后，任参谋处长，见机就为我寄来密封空白试卷，令我把试卷答好，连同保送公文，一并向参谋本部投递。这时我走投无路，不愿回日本，也不愿到湖北阳新郭汝栋部，因为他们正在“剿共”。找共产党嘛，正当革命低潮，一时也找不到，于是决心潜心求学，待毕业再作打算，因此我按林泽仁的办法做了，这样我便取得入陆大的复试资格。

　　陆大的性质和简况

　　陆军大学经历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它是仿德国和日本陆军大学兴办的。目的是培养高级指挥员和参谋。我在陆大学习时，听德国教官说：“普鲁士高级将领，多系王亲贵族，他们在作战指挥时常因侦察敌情、地形和传达命令指示，分身不过来，就常派自己的子弟和身边亲信去干。这就要求这些皇亲国戚子弟和亲信们须具有绘图能力和熟知战略战术及参谋业务等本领。为了培养他们，老毛奇元帅就在参谋本部兴办测绘学校和陆军大学。所以，以后测量局和陆军大学一直属于参谋本部。”1930年至1931年，我在日本学习和1932年至1937年在蒋军陆大学习和任教时，见日、蒋都是仿德编制——测量局和陆大归属于参谋本部。

　　陆大校址初在北京，后迁南京，抗战又迁到重庆山洞。据说：陆大第一、二、三期，是草创时期，陈调元是第一期，我在陆大学习时，日俄战史教官黄家濂是第三期。第四期以后“人才蔚起”。蒋军高级将领如李济深、徐永昌、林蔚、周亚卫（以后又入日本陆大）、阮肇昌、贺国光、熊斌、王泽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陆大学员。七期以后，东北军入关，张学良办了一个时期。所以，第七、八期学员，多系东北军军官。张学良易帜（改五色国旗为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与蒋委员长合作，时人称为易帜），蒋介石接办陆大，先后派黄慕松、周斌等任校长、教育长。八期、九期，特别班三期同时在校，这是陆军大学在北京时最盛时期。开办特别班，是因为蒋军中许多高级军官都想入陆大旁听，但是每期能批准旁听的人数有限，蒋介石便开办了一个特别班，招收这些人入学。入学考试不考普通科学，只考军事学。我所认识的蒋军高级军官如卫立煌、黄维、夏楚中、郗恩绥、温鸣剑、张秉均、戴之奇等，都是特别班或第九期的学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卫立煌师侵入红军四方面军的七里坪、金家寨，蒋介石特别赞誉卫立煌，说：“我送卫立煌去陆军大学学习，这几年学得不错。”这也为陆大提高了身价。八、九期和特别班毕业后，蒋介石把陆大迁到了南京。

　　1931年11月陆大在南京招收的学员为第十期。这时，蒋介石声称“九一八”国难当头，要求两广和谈，已略有眉目。所以陆大第十期第一批只招收八十三人，为两广留二十来个名额，表示和解。

　　陆大招生办法，完全仿效日本陆军大学。即报考生须受过正式养成教育的军官学校毕业（还规定从某期起至某期止的年间限制），任主队职军官二年以上，经过资格审查合格，才能参加考试。当时承认由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西北军校、商震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阎锡山办的太原军校、日本士官学校等军官学校毕业者，才有报考资格。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在行营或各军举行，中央各军事机构及中央军校（即黄埔）高级班等，在军校礼堂举行。各师可保送两名初试及格学员。连同初试试卷送南京参谋本部，经审查合格后参加复试。复试由参谋本部组织的陆军大学考试委员会主持，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试卷均密封。军事学考应用战术、基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军制、交通等教程。应用战术为考试重点。第十期第一批复试考的应用战术，想定是一个有骑、炮、工兵加强的步兵支队的遭遇战，地点是在秣陵关附近。基本战术、兵器等考试题目，已不记得了。这一期因规定投考学员要有二年主队职经历，所以没考实兵指挥。普通科学考语文、政治、高中数、理、化、史、地及一门外国语。我是选日语参加复试的。笔试之后，还要口试，我幸被录取了。

第14节：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1)

　　第十期原定1931年12月1日入学，后因“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推迟到1932年3月1日才开学。校址在南京薛家巷（后改称汉口路）屈子祠（军政部旧址）。编制很小，校长、教育长之下设有教务处、编译处、骑术处、秘书室、医务室、总务组等。教务处之下有印刷所和图书室。学员不编队，无队长一类管理人员。

　　陆大招收的第十期学员中，有旁听学员五人，即钱卓伦、李及兰、何绍周、甘丽初、吴斌，他们是蒋介石特准的，没有参加考试。入校后同样受教，同样毕业。十一期也收有特准旁听生。以后要求特准入学的职级较高、资历较深的军官增多，于是招收特别班第二期，加以容纳。因第十、十一、十二期都是每年招生一次学制三年，加上特二期，所以，我在陆大时，共有四期学员同时在校。

　　第十期第一任校长是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以后因蒋介石要“作之君，作之师”自任校长。杨改任教育长，但校务实际仍由他主持。他是日本士官学校及日本陆大毕业（在士官学校曾与蒋介石、张群同期，在日本陆大与熊式辉、陈仪、张亮卿等同期），战略上见识高远，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考试，名列第一。1936年，两广反蒋介石，蒋的谋士们多主张用兵，他反对。他以当时两广反蒋的形势为背景拟成想定，要求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研究员们战术作业提出作战计划。我们都忽视了想定上日本正窥视中国的背景情况，答案都是攻韶关，下南宁。他讲评说，这样日本就胜了。他的原案是大军压韶关桂林；以共同抗日为理由，与两广协商，政治解决，我们都心服。1944年，他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在诺曼底登陆后的战略部署，批评说：“艾森豪威尔（当时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扇形展开，包打败仗”，不久，果有亚当森林之败。但杨为学有点“得大意”，“不求甚解”；他接受新事物快，思想能随时代进步。1946年，蒋介石、陈诚叫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军队。他冷笑地说：“如果美苏之间的问题不解决，不要说三个月消灭不了共产党，就是三年，三十年也消灭不了。”他任驻苏大使归国后，军事思想有所改变，经常引用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但他为人负才骄傲，大言不惭，因而不免言过其实，遭受打击。杨杰一直与何应钦、朱培德不睦（朱是他的连襟），对老上级程潜则颇恭顺。1949年，他由昆明潜赴香港，准备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杨杰主持陆大，喜搬用日本陆大那一套。按日本陆军军事学校的二级学制，士官学校（相当于中国黄埔军校）负责养成教育，把一个普通中学生或部队选送投考的军曹（中士）通过军官候补生训练，培养成为一个军官。举凡一个校、尉级军官应具备的战术、兵器、筑城等军事知识、“忠君爱国”的思想、军官仪态，以及作风等，都应达到一定要求。士官学校毕业后见习三个月，成为少尉。以后通过步、骑、炮、工、通讯、经理等兵科学校的补习教育，增进各兵种知识。陆大则为培养高级统帅和参谋的陆军最高学府。凡经历过二年主队职（营、连长），不论进过或未进过兵科学校的军官（上尉或少校）都可报考陆大。每期在学校三年，所以三年一考。因年龄限制，一般终身只能考两次。日本军官，只要能够考上陆大，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不愁不位至将军。因此，每个学员都很自负，自视高人一等，表现得气宇轩昂。所有在校学员不编队，没有管理，学校功课完毕，即各自回家，战术作业也可在家里作。杨耿光在主持中国陆大时，也只管学术，不负管理责任，要求学员自重自治（十期、十一期均无班主任，除少数未婚学员住陆大宿舍外，余均租房住校外）。他不管政治思想教育、纪律、作风、仪表等，他认为这些是军官养成教育的责任。殊不知蒋军军官养成教育质量较差，照搬日本那一套行不通。十二、三期以后，学员人数多了，纪律不免废弛。

　　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

　　陆大第十期的课程，重点在军事学术，有战术（大军统帅、海军战术、空军战术、化学战、装甲兵战术、炮兵战术等）、战史（拿破仑战史、普奥战史、普法战史、日俄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等），参谋业务（包括军队编制、装备、辎重、输送、动员等），邻邦军备，兵要地志，军制、军队人事法规、军队教育、兵器、野战筑城、永久筑城、地形（包括航空判读）、谍报勤务等。另外还有马术。非军事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法学、国际公法、心理学、逻辑学、数学、外语（德、英、日）等。

　　应用战术是重点中的重点，分别由中国及德国教官担任。中国教官除张亮卿、何成璞、徐祖贻、林熏南是日本陆大毕业外，其余皆中国陆大前期同学。他们在第一、二学年教师战术，第三学年教军战术，都是照搬日本那一套，运用《战斗纲要》及《大军统帅》上的原则，指导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他们结构想定，写出基本情况，补充情况，要求学员用文字或要图作情况判断，决心处置，作战计划，阵地编成，火网编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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