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过几天，配一副眼镜……”
——我心中的田东照老师
10月2日下午，我决定到家里去看望田东照老师。田老师生病，是早知道了。从夏天到秋天，先是看到他和夫人、儿子晓宇，从医院里回来，他走路越发困难了，脸色也不大好，对我说：“崇轩，可要好好锻炼身体呢，到我这个地步，想锻炼也来不及了。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都比较懒……”我问过病情，还是老毛病，也没太在意。后是正逢胡同里修路，田老师坐着轮椅，晓宇推着，艰难地、缓慢地拐进东四条胡同里。晓宇说做了一个小手术，不要紧。这时我才意识到田老师真病了，而且病情有些复杂。几天后，我给家里打电话，晓宇说：“胡同里不好走，我爸住院了。等他出院你到家里见他吧。”
正是国庆放假期间，胡同里很安静。深秋的阳光静静地照着，苍老的胡同一如既往。田老师仰靠在沙发里，两条腿平搁在茶几上，脚下垫了椅垫。我和田老师是老熟人，见面不拘礼节，说话也很随便。看着他真诚、平和的面容，听着他从容、清晰的话音，我心里不觉轻松了许多。他说这次住院主要是控制腿部血栓问题，做了一个小手术。他说类风湿是老病了，不要命。他抬起严重扭曲的右手，说快成鸡爪子了，写字、打字是越来越困难了。话题转到他正在创作的“葫芦湾系列短篇小说”上，他说已有十几篇、十多万字了，再写几篇就能出本小册子了。等病好了再努力一把。他问起机关里的事情，我说开始搞赵树理文学评奖了，还有创联部要编一本《山西作家自述》，让你们老作家一人写一篇回忆文章。他说评奖我还真想报一个短篇试试。他说回忆文章等身体好了就写一写。说着让夫人给他拿过机关的几封相关信函，一边翻阅着一边说：“过几天，配一副眼镜。现在又老花，又近视，书报、电视都看不清了。干咱们这一行的，不看不写，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他说得声音很大，有点激动，久久地回响在我的耳边。时间不知不觉间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急忙告辞。田老师说：“崇轩，我不能送你了，站也站不起来了。”说着向我伸出手来，脸上一片温厚的笑容。
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永别。10月6日上午，我去传达室拿报纸，机关办公室的一位女孩子正往墙上贴一张公告，我走近一看，上面赫然写着：“田东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10月5日13时57分在太原逝世，享年七十六岁”。我突然有点懵了。我刚看过他只有三天，一点迹象也没有啊！一个鲜活的形象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消失了。
我同田老师相识已有31年了。
1982年我从山西大学中文系调回忻州地区文联工作。这年6月14日至15日，吕梁地区文联的田东照、权文学老师，还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两位编辑等一行数人，坐一辆中型轿车上五台山。杨茂林老师和我陪同前往，尽地主之谊。我的日记上有简略记载。事过31年，记忆模糊了，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上五台山的路是那样崎岖、险峻，又下着大雨，让人胆战心惊。二是领队的田老师是知名作家，那样真诚、随和，虽然交流不多，但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和我一样，都是山西大学毕业留校，又回到地区文联，这让我们更多了一点亲近感。
1988年8月我从忻州地区文联调回省作协，在《山西文学》做编辑。这年11月作协第三届代表会召开，田东照老师当选副主席。三位副主席的其他两位周宗奇、李国涛，都是驻会作家、评论家，惟有田老师是身居偏远地区的基层作家。在竞争激烈的换届选举中，能够自然胜出，一方面说明他的创作成就让人服气，另一方面在于他的人格人品让人敬重。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
第二年，田老师就正式调回了省作协，担任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夫人、儿女也陆续迁来太原，在南华门东四条有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家。我与田老师原来就认识，再加上性格相近，来往也就多些。他是作协领导，但我从来没觉得他是领导，而更像父辈、兄长。他年长我14岁，介乎于父兄之间，因此就有一种双重辈分的感觉。自然，在文学上，他无疑是我的前辈、老师。记得我在办妻子、儿子进太原的户口时，他的女儿田晓利恰好在杏花岭派出所工作，热情相帮，即时办理，一路绿灯。免除了人们办户口时的种种艰难与曲折。见到田老师我向他表示感谢，他爽朗地说：“感谢啥？咱还能给别人帮点什么忙？办了就好。”
田老师作为常务副主席，分管作协文学院、刊物等业务工作。1992年冬天我开始主持《山西文学》工作，成为他的下属。田老师做工作，放手、稳健，从不干预下级的工作思路和具体做法，只是按照上面的政策和作协的安排，及时地通风、提醒一下。他不想管自己分外的事情，但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一定要努力做好做细。因为编辑部的工作，我不时要向他请示汇报、交换意见。他总是尊重我的意见，让我放手去干。只是常常嘱咐我，不要在政治政策上出什么偏差，考虑问题要周全、细致。他的稳健、谨慎的工作作风，对我很有影响。
我和田老师在一块，谈论最多的还是社会、农村、文学、创作等话题。他经常跟我说起一些社会现象、熟悉的人物，与我探讨其中的意义和奥秘，探讨能不能写成小说。他经常跟我讲他的一些小说构思，倾听我的意见，在讲述中一篇小说的构思就成型了。有时则把写成的小说稿给我，让提意见。态度诚恳而虚心。田老师和我都出生在农村，都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都倾心现实主义文学，都信奉真诚、严谨、正直的做人之道，因此心灵上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的儿子田晓宇，也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喜爱历史、文学，读书甚多，思想活跃，并喜欢写一些小说散文。有一次田老师说起儿子：“……没有学会走就想跑。不好好熟悉生活，不认真学学现实主义那一套，就去搞现代派那些花拳绣腿。怎么能写出好小说？我是说服不了我儿子，你看看他的东西，给我开导开导。”我先后看过晓宇一些小说散文，小伙子确实有学识、思想、才气，但写法上也有一些问题。我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意见，晓宇都做了修改，后来出版了成熟的长篇小说《明天，太阳从这里升起》。
当代60多年的山西文学，出现过几代作家。田东照老师无疑属于第二代“山药蛋派”作家。这一代的作家还有韩文洲、李逸民、义夫、谢俊杰、杨茂林、权文学、马骏等等。这代作家忠实地继承了西、李、马、胡、孙等第一代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在五六十年代和新时期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我总以为，田东照与第二代“山药蛋派”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他上过大学中文系，有着较完备、厚实的文学修养，而其他几位多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与同代作家一样，跟踪社会变革和现实生活，表现地域特色与文化，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手法。这是共同的创作特征。但他的小说又多了一些理性思考乃至现代意识，多了一些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品格和韵味。这则是他不同于同代作家作品的地方。这无疑是大学文学教育耳濡目染给予他的。当然，在多了一些的同时又少了一些，如现实生活本身的那种质朴、鲜活和自然，即生活的原生态感。而正因为多了的那些东西，使他的小说后来突破山西走向全国，创作生命也更长久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超越了同代作家，超越了文学流派。
田东照的创作开始于1963年，这年他在《火花》第12期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第一天》。1964年又在《解放军文艺》第10期发表了短篇小说《新老队长》。大学期间的创作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70年代他在兴县工作期间，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长虹》和《龙山游击队》（与罗贤保合作），但他并不满意写于“极左”时代的这两部作品。80年代是他创作的黄金期，他接连发表了一大批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如短篇小说《第28号人物》（《汾水》1980年第11期）、《失去权力的族长》（《山西文学》1984年第7期），中篇小说《黄河在这儿拐了个弯》（《中国》1984年第2期）、《农家》（《山西文学》1987年第9期）等，这些作品逼真地描绘了晋西北农村的地域风貌和民情风俗，塑造了众多鲜活、扎实、有力的农民形象，表现了深厚、熟练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90年代，步入“天命之年”、后又退下来的田东照老师，创作上再次发力，又写出一批现实主义力作、特别是“官场系列小说”，成为他创作的活跃期。而此时的山西第二代作家大多已经封笔。这时我正在《山西文学》负责工作，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发表在我们的刊物上。六年间他发表了3篇短篇小说：《秋天的故事》（1996年第1期）、《老万成名》（1997年第6期）、《老友》（1998年第11期）；2部中篇小说：《跑官》（1997年第2期）、《买官》（1999年第3期）；还有1篇纪实散文：《黄河漫笔》。共6篇作品。山西老一代作家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写下自己满意、可以给刊物争光的作品，首先给自家的刊物，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因此，我很感激田老师，把自己的精心之作都支持了我们刊物。
田老师把他的作品都给《山西文学》发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相信我作为一个编辑对作品的判断，相信我会直率地提出一些可供修改的意见。当然，他也把作品拿给别的作家、编辑，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跑官》《买官》两部小说，他是怀着“没把握”的心理给我看的，让我判断一下官场题材能不能这样写？其中有哪些较大的思想和艺术问题？坦率说，这是一个敏感、复杂的题材领域。田老师能否从乡土题材顺利地转换到官场题材上来？能否把握好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刊物敢不敢发表这样的作品？一开始我的心里也“没把握”。但看过他的作品，我的心里有底了。在对社会生活光明与黑暗，人性本身美好与丑恶，官场腐败与正义力量等敏感问题上，他处理得既深入又恰当，发表出来不仅不会有副作用，而只会是一种“正能量”。两篇稿子我都提过不少意见，如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的，田老师虚心接受，认真修改至少两次以上，然后才放心发表。
在发表《跑官》时，我在“卷首语”中写道：“本期我们还特别向您推荐田东照的中篇新作《跑官》，作品敏锐地抓住了当前人人关注、痛恨的‘跑官现象’，真实地揭示了官场的种种内幕，塑造了一个身在官场、但不失正义与良知的县委书记形象。作品直面现实、内容厚重。”两年后，发表《买官》时，我写了一则较长的“编稿手记”：“《山西文学》1997年第2期，发表了田东照的中篇小说《跑官》，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小说月报》、《薪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等全国选刊迅速转载，甚至像《党员文摘》、《领导科学》等非文学刊物也破例摘编，前前后后约有十多种选刊、报纸、书藉转载收编了这部中篇小说。此外，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连环画。一部小说，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反响，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全社会都在关注、思考着官场，包括身在官场的大大小小的官儿们。现在，田东照又拿出了《跑官》之后的第二个中篇小说——《买官》，还特意加了一个副题‘官场系列小说之二’，并说他要把这个系列继续写下去。看来，作家是迷上这个诱人的题材了。如果说，田东照在写《跑官》时，他的笔还有点犹豫、小心的话，那么在写《买官》时，他的笔就显得从容、自由多了。作品中的那位镇党委书记，这回可是实实在在地揣了八万元去买官了，但结果却是碰壁而回。最终使他买官得手的，不是‘金钱贿赂’，而是‘精神贿赂’，这反映了官场的复杂、微妙和不可预测。当然，作品中的镇党委书记，虽然执意买官，但人并不坏，是年龄、体制等因素使他做出了违心之举。作家对他表现了一种很深的理解和同情。作品沉实而又好读，希望读者能够喜欢。”后一部作品发表后也很快在《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重要刊物转载。两部中篇的成功，激发了“花甲之年”的田老师的劲头，他紧接着又写出并发表了《卖官》《骗官》两部中篇，200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主动联系，为他出版了包括四部中篇的集子《跑官》。一直到2004年，他又陆续发表了《D城无雪》《啼笑皆非》《恐炸症》《还乡，还乡》4部中篇小说。“官场系列小说”共八部作品，约25万字，创作历时四年。其中的4部作品分别获得《中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等刊物优秀作品奖。在这一系列小说中，饱含了田老师对官场腐败的痛恨与批判，对众多官员人格与心理的解剖与反思，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与期望。众多评论家把他称为“官场小说作家”。
其实，田老师最拿手的还是乡土题材小说。前年——2011年的一天，他在胡同拦住我，高兴地说又写了一个系列小说，要跟我说道说道。并说已拿出初稿，让我再做第一读者。几天后，他就交给我一叠打印稿，这就是“葫芦湾短篇系列小说”。这部作品写的是吕梁山区、黄河岸边，一个叫葫芦湾的村子里三四十年代的老故事和旧人物。浓郁的民情风俗，生动的人物形象，简练的白描手法，让我再一次目睹了田老师深厚的生活积淀和老到的写实手法。我只改了一些错别字，提了一些细节上的意见，让他拿给《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过目。74岁的田老师硬是学会了电脑写作，用扭曲的一二个手指，一下一下地击键，这十几篇小说真不知费了多少时间和力气。顺民读过说：“田老师，宝刀不老，这种白描手法现在年轻作家已经不会了。”于是《山西文学》从2012年第1期开始一直连发到第7期，包括《北京文学》和《黄河》发表的2篇，共10篇作品。院里院外的作家看了，都说“好！”
10月9日清晨，举行了田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从殡仪馆回来，一直觉得这像是一场梦，七天前那个下午谈话的情景总在脑子里浮现。他还有许多写作计划，如再写几篇“葫芦湾系列短篇小说”，如完成作协安排的“作家自述”文章，如编辑出版他的作品文集。前几年他多次说还要写一部农村生活长篇小说，但此刻他不敢奢望了。他的脸上是一以贯之的真诚、平和的神情，下午的阳光折射在他脸上，显得宁静、超然、淡定。谁也不知道，死神却正在悄悄地向他走来。
几天前见到晓宇，我说给你爸买一副眼镜吧。他说已经买了送去了。让田老师在天国完成他未竟的心愿吧！
2013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