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吉鸿昌将军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正名
（冯玉祥）
关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察北重镇多伦这段历史，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吉鸿昌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的抗日运动，其抗日功绩永垂中华民族史册。但近来在诸多所谓的史料中颇有微词，其来源均自李守信在监狱中所写的交代材料和孙元良访谈录等。李守信被特赦后，根据自己的交代材料撰写成《李守信回忆录》。该“回忆录”对吉鸿昌将军率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另一番“描述”。当前，有诸多所谓的“学者”根据这一“史实”，撰写了五花八门的文章来诋毁抗日同盟军，抹杀吉鸿昌将军的功绩。在此，我们本着谨慎之态度，有责任对《李守信回忆录》所说的这一段历史加以仔细分析，来还原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历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东北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制造了震动中外的“柳条湖事件”。日本关东军随即布置了假现场，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本关东军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东北军第七旅的部分官兵，拒绝当局不准抵抗的命令，毅然起而还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本关东军随即占领了沈阳。至1933年2月5日，日本关东军占领哈尔滨，标志着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3年2、3月间，日本关东军发动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力图占领长城以北一带。中国军队严阵以待，在长城各关口、热河等地抗击日军，由于力量悬殊，长城抗战以失败告终。
长城抗战失败后，冀东沦陷，日军兵临平、津城下，仍不罢休。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路透社记者声称：“日军现在密云、唐山线暂停进攻，日军以此进攻为消灭华军攻击长城之大本营，其军事动作目前告一段落……为保卫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多伦为察哈尔之北大门，于是日军在1933年5月1日占领了察北重镇多伦，进而威胁京津地区北大门。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全国爆发了反蒋怒潮。冯玉祥劝蒋介石抗日未果，一气之下，仍回泰山隐居。1932年秋，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吉鸿昌将军前往泰山，劝说冯玉祥将军召集爱国的队伍形成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到华北和东北进行抗日。
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1934年11月24日），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原名恒立，字世五，河南省扶沟县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兼宁夏省政府主席，骁勇善战，人称“吉大胆”。1930年5月参加蒋冯阎战争,任冯玉祥国民军第三路总指挥。在蒋冯阎大战失败后与冯玉祥失去了联系。吉鸿昌于1932年4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26日，吉鸿昌与冯玉祥在泰山见面，两人见面时的情形十分动人：吉鸿昌跪在地上大放悲声，说老部下此行而来不求富贵荣华，只求领兵抗日以报效中华；说不将一腔热血抛洒在抗战之疆场，枉为七尺男儿!冯玉祥听罢热泪横流，一把拉起他，掏心捋肺般表示：“兄弟，没说的，你就当前敌总指挥吧!”冯玉祥遂于1932年10月9日经天津、北平，抵达察哈尔省首府张家口。冯玉祥的老部下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和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的佟麟阁，对冯玉祥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卖掉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凑集6万余元，购进一批武器，秘密运往张家口。随后召集旧部，赶到了张家口。张允荣、方振武、高树勋、刘定五、徐维烈、吕向晨、孙良诚等冯的老部下，也带领部队云集张家口。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立即派张金刃(慕陶)、吴化之、武止戈三人工作组(当时也叫特委)到张家口，与冯玉祥共同组织抗日活动。继而，中共党员许权中、杨晓初、马志敬(思慕)、宣侠父、柯庆施、张克侠、柳子叶、张秉仁、庞志杰、周益三、钟师统、张养吾、石仲伟、陈嘉思、张公干、李平一、郭永照、赵汇川等人也先后到张家口开展抗日工作。
（《大众生活》1933年第十期封面——日伪军侵入察北）
1933年5月初，冯玉祥电调山西汾阳西北军军校3000余人到张家口，编为一个师。又同从东三省退居察哈尔省内的邓文、李忠义、冯占海等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取得联系，他们也表示愿意加入抗日同盟军的行列。张家口各界人民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朱庆澜(子桥)等人组织成立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把在北平、上海募集的10万元巨款送到张家口作为抗日经费。
经过一系列的紧张筹备，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市内桥东的大操场上，举行了有数千军民参加的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大会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冯玉祥在大会上宣布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国讲演。他还向与会军民介绍了卖掉全部家产以充军资前来参加抗日的吉鸿昌将军，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会后，数千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情绪十分高昂。
冯玉祥将军向全国发出了共同抗日的通电，这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青年学生、工人群众奔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在一个短时期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达到十几万之众。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长城内外树起抗日斗争的大旗，给全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和鼓舞。
（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军事委员会人员合影）
1933年6月15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各界的军民代表61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张允荣、佟麟阁、邓文、张人杰、邱山宁、孙良诚、张慕陶、宣侠父11人为常务委员，陶新畲为秘书长。军事委员会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李忠义为右路总指挥，邓文为左路总指挥，并任命邱山宁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允荣、张慕陶为总政治部正副部长，吕向晨为军法处长。对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任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为第一军军长，驻察省留守的二十九军彭国政团为第一军第一师，彭任师长。汾阳军校改编为第一军第二师，支应遴为师长；由宣侠父召集的部队为第二军第五师，宣任师长；许权中召集的部队为第五军第十八师，许任师长，杨晓初为该师参谋长；原东北义勇军李忠义部为骑兵第十六军，李为军长；其他东北义勇军邓文、黄守中、姚景川、富春、李海山、刘震玉等部，也分别得到任命。从多伦退守的地方武装4000余人成立自卫军，以张砺生为自卫军军长。方振武由山西带来的“抗日救国军”名义保留，方兼军长，张人杰为师长。蒙古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抗日同盟军蒙古军第一军军长。
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武装力量战斗序列：
一、冯玉祥将军直辖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第一军（军长：佟麟阁，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第一师（彭政国）
第二师（支应遴）
第二十四师（富春）
第二十五师（马冠军）
独立旅（刘克义）
第二军（军长：吉鸿昌）
骑兵第三师（周义宣）
第四师（徐荣华）
第五师（宣侠父）
第六师（李廷振）
第六军（军长：张凌云）
游击师（乜玉岭）
骑兵第二师（胡云山）
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含驻扎在康保德李海山、刘震玉、刘震东等东北义勇军）
下辖：第一挺进军（雷中田）
第二挺进军（高树勋）
二、方振武将军组建的“抗日救国军”
第一军（军长：张人杰）
第一师（宋铁林）
第二师（杜光明）
第三师（宋克宾）
独立旅（崔国庆）
骑兵独立旅（谷有祺）
第四军（军长：米文和）
教导师（王中孚）
第五军（军长：阮玄武）
第十六师（汲汉东）
第十八师（许权中）
三、东北抗日义勇军
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
骑兵第十师（邓文）
骑兵第十一师（檀自新）
骑兵第十二师 （吴松林）
独立骑兵第二十一旅（郭凤来）
步兵第一旅（唐忠信）
四、张励生的“察哈尔省自卫军”（改编自察哈尔省内民团等地方武装）
第一师（张子光）
第二师（曹汉相）
第三师（白振宝）
第一支队（王德重）
第二支队（焦朴斋）
五、热河抗日民军
第十八军（军长：黄守忠）
第三十二师（于立志）
第三十三师（谭世林）
第三十四师（阎尚元）
独立骑兵第四师（姚景川）
六、蒙古族武装和绥远民团：
蒙古军第一军（军长：德穆楚克栋鲁普）
蒙古军第二军（军长：卓特巴扎普）
绥远自卫军（军长：富龄阿）
七、土匪武装收编
游击第一路（总指挥：王英）
游击第六路（总指挥：刘桂堂，受到攻击后反正）
（吉鸿昌、方振武等将领检阅部队）
随后还陆续有其他武装加入，如李忠义部（第十六军），原属抗日义勇军的唐聚五部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到6月15日，共有人12万，枪支约10万，兵力十分雄厚。但是，由于得不到国民政府承认，弹药、粮草、军饷等都靠自筹，也无后援。仅靠人烟稀少的察哈尔一省之地供养，作战十分困难。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收复察东失地。
担任北路军总指挥的吉鸿昌将军、前敌总司令方振武、政委柯庆施，制订了作战部署，抽调第三师、第五师的各一部，与李忠义的骑兵第十六军共三万人马，由吉鸿昌亲自率领，于6月下旬出张家口大境门向宝昌进击。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同盟军猛攻宝昌，城中守军为伪军张海鹏部和从康保溃逃来的崔兴五部。邓文、李海山、刘震玉部原属东北义勇军，遇上投日的东北伪军，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同盟军的猛攻下，伪军弃城逃往由日军和汉奸李守信驻守的察北重镇多伦。
李忠义部进攻沽源，迫使驻守沽源的伪军刘桂堂部举义（在多伦与李守信火拼失败后至此），冯玉祥遂委任刘桂堂部为同盟军游击第六路司令，沽源遂收复。伪军张海鹏、崔兴五等部向多伦狼狈溃退。抗日同盟军初战告捷，声威大振，一些小股伪军，见此情景纷纷相率来归。抗日同盟军乘胜追击，向日军和李守信占领的察北战略要地多伦挺进。
（吉鸿昌）
（方振武）
李守信(1892～1970年)，祖籍山东济南，生于内蒙古，绰号“马贼”。1921年为东北奉军营长。l926年为热河军的团长。1930～1931年，指挥东北骑兵第十七旅镇压嘎达梅林起义军，亲手将嘎达梅林射杀，并割下了嘎达梅林的人头，回开鲁县送给崔兴武旅长，崔兴武用木匣包装送汤玉麟，汤玉麟又交给了达尔罕亲王（即“多伦金佛事件”中的温都郡王），悬挂示众。李守信于1933年初投降日军。1936年5月12日，任“蒙古军政府”总裁(德王)帮办、参谋部部长。1938年，任内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蒙古军总司令。1939年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蒙古军总司令官。1942年，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自治邦政府，任副主席。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收编，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春去台湾。同年应德王电召，返内蒙古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任政务委员、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蒙古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同年12月越界逃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翌年与德王一起被引渡回国关押。1964年被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馆员。1970年5月，在呼和浩特病故。
（中为汉奸李守信，左为蒙奸德王。有趣的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攻打多伦时，李守信是驻守多伦的汉奸，而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蒙古军第一军军长。1937年2月，德王与李守信联合成立“蒙古军司令部”。1937年7月，在国民政府军董其武部的打击下，撤至多伦，并以多伦为基地，配合日军向绥远地区进犯。）
李守信后来在其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当时的多伦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多伦是先有的蒙古喇嘛教的庙宇，后来在庙南两里的高地上出现了蒙汉贸易的街市，因此严格地讲多伦都算不上城市，也没有传统城市的城墙。日军是在1933年夏初为了进犯察北，派伪军进驻多伦的，当时有汉奸刘桂堂部约七到八千人，大汉奸伪热河省长张海鹏部约1700人左右，和李守信自己部队约6500人左右，当时李守信被日本人委任为游击师司令。由于调动和伪军的内讧，到了7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只有李守信的部队约6500人和由20多名日本人装备三辆装甲汽车的日本特设队在驻守。
（张海鹏）
（刘桂堂—绰号刘黑七）
李守信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时）曾召集部属开会，称：谁是真投敌，谁是真抗日。只有盖棺才能论定，我们已经跟日本人拉上线，现在八字没见一撇，决不能放弃多伦，必须死守几天，看看抗日同盟军的力量究竟如何，瞧瞧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如何，再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
7月7日晚，抗日同盟军约1万人发起了进攻，但由于抗日同盟军没有重型火力，而且多伦周围是一片开阔地，因此进攻难以奏效。到了7月8日为了支持李守信防守多伦，日本人派飞机支援了伪军6万发子弹。此后由于连续的4、5个昼夜的大雨，给抗日同盟军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到了10号，李守信手下的一个团长与抗日同盟军有内线关系，冯玉祥派人和这个伪团长联络，要求和李守信面谈。冯玉祥的代表提出：冯先生是真心抗日，得到全国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拥护，如果连多伦都收复不了，人们就要大失所望。现在要你把多伦让出，可以振奋人心，这就是你对抗日的最大贡献，冯先生必定重用于你。土匪出身的李守信认为孤军据守多伦三天三夜，蛮对得起日本人的6万发子弹，冯玉祥既然派代表来，正好可以脚踩两只船，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以1月为期。最后李守信为了在日本人面前也有个交代，要求抗日同盟军要发动猛烈的进攻，11日晚抗日同盟军开始进攻，而李守信的伪军逐步退出多伦，为了更加逼真，抗日同盟军还特意追击了十几华里。
日本人认为李守信的部队撤退得井然有序，坚守有功，还特意派汽车把患痢疾的李守信接到了承德，派日本医生给予医治，并且还给李守信补充了20万发子弹，500支步枪和9万元军饷，让李守信反攻多伦。李守信是7月11日撤除（出）的多伦，为了信守承诺，以各种原因一直到8月5日才开始向多伦进发，10日抵达了多伦附近。
多伦当时由抗日同盟军张凌云部约2000多步兵和几百名民团防守，张凌云于10日晚派代表来见李守信，请求李守信不要夺回多伦。李守信：我不前进日本人给我扔炸弹，而且借用多伦的一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冯先生并没有办法，回去告诉张旅长，我明天12点非进多伦不可。
第二天张凌云部并没有撤走，但李守信采用当土匪时的战术，一个冲锋就攻进了多伦，并将张凌云的旅部包围。李守信为了保留后路，首先以残敌尚未肃清为借口阻止日本人的特设队跟进，然后派人将张凌云送走。李守信由于收复多伦有功，部队在1933年9月被日本人改编为察东警备军，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两个支队扩编为师，并拨给了野炮八门和山炮两门，还补充了100余挺机枪，部队扩充到了8、9千人。”
以下这段材料则是李守信在监狱里所写的交代材料：
我率伪军在察北（多伦）的罪恶活动：
……1933年夏初，日军完全占领热河后，派往多伦准备侵犯察北的伪军，计有：刘桂堂部七八千人，张海鹏部1800人和我部6500人，共16000多人。
当时日本侵略中国，采取的是蚕食政策，逐步侵犯华北。从侵略察北开始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除了张海鹏和我的伪军中派有顾问教官和由日本人组成的“特设队”外，日本的正规军始终没有在察北露面。日军最初在察北，是想令刘桂堂的山东流寇进行捣乱，使察省主席宋哲元不能安心在喜峰口一带抗战，怕刘桂堂不听话，又把我带的那帮热河胡匪调了过去，以威胁二十九军的后方。当宋哲元离开察哈尔，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时，日本人又把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开到多伦，一方面提防刘桂堂和我这两部份新投敌的伪军，一方面阻止汤玉麟反攻热河和冯玉祥由张家口出击。等到我把刘桂堂从多伦赶跑，张海鹏部王永清旅调到沽源以东，在察哈尔北部便由我唱独角傀儡戏。
多伦是先有了蒙古喇嘛教的庙宇，后来才在庙南二里的高地上出现了蒙汉贸易的街市，故多伦又称为喇嘛庙。刘桂堂与我有天山（县）作战(被我毙伤1000余人)及收编井得泉的仇恨，对于张海鹏部王永清（这个王永清就是1926年随穆春攻入多伦并洗劫了汇宗寺金佛的主犯——笔者注）旅也严加戒备，把多伦街封锁起来，使我和王永清两部，都不能向商务会征要给养。多伦寺庙东西两仓很大，可以驻l万多队伍，但粮食有限，仅能勉强养活王永清一旅骑兵，我在白沙黄草的善丹河边（闪电河），必须派人到一二百里以外搜刮粮食。好在由林西开拔时多准备了半个多月的米面，所以初来到多伦的十几天内没有断炊。王永清也是胡匪出身，外号“天下好”，我当胡匪时就跟他磕头结拜，热河沦陷时他在开鲁和我见过一面，到了多伦我们便联合起来对付刘桂堂。这时曾在开鲁当过兽医的日本浪人仓林，也跟我从林西跑到多伦。他和我部的浅田顾问，看见我的官兵给养困难，恐怕发生变化，遂把此种情况报告了承德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松室于5月26日由承德飞到多伦，想调和我与刘桂堂之间的矛盾，用电话把我从善丹河叫往庙仓，想使我俩言归于好，套在一根缰绳上供他驱使。
（日本关东军）
松室孝良在庙仓南的自然飞机场下了飞机，住在东仓的一个大喇嘛的院子里，叫我和刘桂堂在那里见面。他说：“你们再不要敌对了，我来给你们调解。”我说：“刘桂堂反复无常，毫不讲信义，他要在这里当场打死我，我的队伍岂不是垮了。”正说话间，听见外边报告刘桂堂到了。松室出去迎接，我便带着我的随从副官由正房躲到西房。刘桂堂进门以前，先跑进四个卫士，各扛着一挺机关枪，枪口朝着正房放倒，爬下作预备射击的姿势，然后他才跟着一个副官，被松室迎接到正房里边。松室打发人叫我过去，我没有答应，以后刘的副官过来请我，见我和我的副官都扪着手枪，一看我有准备，扭头便走。不大一会外边的人跑进来说，王永清的人将重机枪架在四周，刘便匆匆辞去，松室孝良把他送出庙仓。他从正房出来，我爬在西房的窗上看了一眼，是个短粗的胖子，脸上长满发黑的横肉，怪不得人们叫他刘黑七。松室把刘桂堂送走，回来对我说：“真不是东西，我太冒失了。”并说：“你的困难我完全知道。我给关东军去电报，要求给你解决。”当天，他飞回承德。
松室孝良走后，过两天便是端阳节，王永清留下我跟他一起过节。就在端阳节这天拂晓，刘桂堂派出2000人，跑到善丹河去摸我的营垒，结果被我军打得狼狈而退。我在仓上瞭得清清楚楚，丢盔撂甲地回来1000多人，被打死300多人，伤兵约有500多人，抬到中午才停止。这时冯玉祥正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永清恐怕刘桂堂反正夺取庙仓，决定把东仓腾出，让我部当天到里边驻扎。我们两部的日本顾问，也同意两部份人集中到一起，等得到松室孝良的指示后，好联合起来从多伦街上驱逐刘桂堂，我部便完全进驻到庙仓。刘桂堂的兵整整打了一下午枪，到天黑以后才停止射击。
5月29日，刘桂堂派他的副军长夏子明跟我见面。夏还带着一个姓黄的参谋长，他们说此次事件是刘桂堂部一个在天山县被我打伤的师长，瞒过刘袭击的，希望我不要误会。我说：“我这次进多伦，是你们昨天拂晓去善丹河把我请来的。”夏子明看见我的态度很强硬，向我说：“你容许我们五天时间，等我们把开拔准备事项完成，将多伦街腾清后让给你。”我说：“只要你们讲信用，一礼拜以后也行，咱们不服气离开多伦打，不要在街上祸害老百姓。”
夏子明走后的第二天上午，多伦商务会派来代表欢迎我们进街，说刘桂堂的人已经连夜向张家口退去。我和王永清向承德日本特务机关报告了此事，回电叫我完全占领多伦，让王永清当天开回热河。听说刘桂堂从那天开始参加了“抗日同盟军”。
我于5月30日，留尹宝山支队驻守寺庙的东西两仓，带刘继广支队进街，将司令部设在街内，委热河阜新的一个老秀才蒋正清为伪多伦县长。不久乌古廷从汤玉麟那里跑到多伦，还带过来500多蒙古骑兵。他说汤部在沽源北面的狼尾巴山，被从赤峰退过去的孙殿英解决了大半，孙已领着人进驻到关里沙城一带，汤带着残部困居在独石口外，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所以他来投我。
松室孝良在调解刘桂堂和我的矛盾失败后，第二次又来多伦，听说给我带来6万块“天津字”交通银行钞票作军饷。不料飞机在隆化县境内的一百家子山附近失事，落地后被一个外号叫“二寡妇”的女人所带的胡匪，将他和飞机上所有日本人完全捕捉。此次飞机失事是我把乌古廷派到林西以后发生的。消息传来那天，我即派连长张国治带了40多个人，到一百家子山一带寻找松室的下落，我叫张连长无论如何要保护住松室。我企图以此向日本人献媚。后来伪热河省长张海鹏比我许的愿大，用大量金钱将此部胡匪收编，松室安全回到承德，我嘱顾问浅田向他说，我也曾派人前去营救，从此松室对我的印象更好，开始给我发军饷。不过没有给我补充武器，只是派来20多个日本人组成的“特设队”，附有三辆装甲汽车并配备六挺重机枪，还有四五挺轻机枪，没有配备炮。吉鸿昌率部由张家口北进时，我就是凭这点力量，在多伦对抗“抗日同盟军”。7月初，日军用飞机给我运来6万发子弹。“抗日同盟军”从7月7日夜开始进攻多伦。我于11日夜向锥子山撤退。
纵观李守信的一生，其大部分时间为土匪、汉奸，为人狡诈，手上沾满人民的鲜血，罪孽深重，他在监狱中惧怕受到人民政府的惩处，所写的这两份前后矛盾的交待材料，充满着为自己开脱之意。现在，我们来分析李守信的这段回忆录：
“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除了张海鹏和我的伪军中派有顾问教官和由日本人组成的“特设队”外，日本的正规军始终没有在察北露面。”
“由20多名日本人装备三辆装甲汽车的日本特设队在（多伦）驻守。”
以下是笔者搜集到的，证明当时的察北有大量日军和驻守多伦的是茂木谦之助少将所率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属关东军第六师团）千余人的一些资料：
2007年5月30日《红山晚报》载：1933年2月23日，日军进攻赤峰战役正式打响，日军精锐第六师团担任主攻，突击部队由骑兵第四旅团担任。……日军付出了亡16人、伤27人的惨重代价，占领了赤峰，……随后向察北进攻，……阵亡的日军人全部掩埋在沙坨梁底东侧今英才学府校区一带，并设立了墓碑供日本人凭吊，直到前几年，还不断有日军阵亡家属来此凭吊。
《战史今日》记载：1933年3月10日，茂木（谦之助）骑兵第四旅团占领围场（随后向多伦进发）。
《战史今日》记载：……1933年5月，茂木（谦之助）骑兵第四旅团及炮兵部队约2000～3000人（驻守多伦），并由伪军李守信部担任外围防御工事守卫。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湾国民党史志）载称：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日军攻占多伦、丰宁，与孙殿英、冯占海部接触”、“冯玉祥向中央（国民党）报告：击溃多伦之日军”。
李林春回忆录《攻克多伦的吉鸿昌将军》，发表在铁岭市银州区政协的《文史资料》第一辑上。李林春时任抗日同盟军第一师参谋长，攻打多伦负伤后退役，行医多年，解放后任铁岭市阀门厂医师，并任铁岭市银州区政协委员，1987年在铁岭病逝。李林春以其亲身经历叙述与日军第六师团所属茂木谦之助骑兵第四旅团及炮兵部队约2000～3000人和李守信部队战斗过程。
八路军129师骑兵团曾玉良团长（曾玉良团长在1943年率骑兵团攻击协助日军制造无人区的大汉奸孙步月时不幸阵亡）证实“茂木骑兵旅团在多伦城外作战过”、“吉鸿昌是中国将领中的异类，从骑兵第四旅团角度说，除了吉大胆，还真没有哪个中国骑兵将领敢挑战日本骑兵的刀术水平”。
《张北史志》1933年6月4 日记载：茂木谦之助骑兵第四旅团从多伦出发攻陷宝昌。
萧一平、郭德宏的《中国抗日战争全史》第二篇第五章中记载：“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部于1933年5月占领多伦后，准备分兵两路向张家口进攻”。
此外还有，《冯玉祥回忆录》《柯庆施自传》1985年第7辑《张家口文史资料》《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简史》《高树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等难以数计的历史资料（部分见证材料见本节后的部分人物简介），和亲身经历过收复多伦战役的抗日同盟军将士以及国民党部队的将领的回忆录、自传，都证明当时的察北、多伦确有茂木谦之助第四骑兵旅团千人以上的日军和日军西义第八师团部署于多伦—丰宁一线。李守信作为日本人的走狗，难道不知道？而孙元良这个抗战中著名的“逃跑将军”，在察哈尔抗战过程中一直在南京附近，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他怎么知道多伦没有日军呢？
所以李守信在其回忆录中一开始就说了假话，那么以后李守信的“吉鸿昌暂借多伦”的说法，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李守信的回忆录可以作为参考，但当前一些所谓的“学者”，根据一个孤立的交代材料，就武断地、片面地歪曲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的历史事实，这又与当时的大汉奸汪精卫污蔑抗日同盟军“不战而克多伦”何等相似？
事实上，多伦是塞北重镇，位于滦河上游、内兴安岭西口，察东、热北的商业中心。也是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是战略要地。孙中山先生曾计划以多伦为中心修筑十大铁路干线，当地人称之为小上海、二北京，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日本则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基点。日军攻占热河后，迅速派出小柳津指挥日军精锐部队以及茂木谦之助骑兵第四旅团千余人（后又从承德调来日军重炮部队）及李守信等伪军部队，于1933年4月进攻多伦，阎锡山部赵承绶率部抵抗，未果，撤出多伦。5月1日，多伦被日伪军占领，以致察哈尔省被拦腰切断，察哈尔省税收减少大部，省会张家口受到极大威胁。
这时的多伦城内还有从康保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五部、从宝昌溃逃而来的张海鹏部，成分相当复杂。这几部伪军共计9000余人，其中有很多惯匪，有一些战斗力，驻守多伦的总指挥是日本人小柳精。日军在多伦城外修筑了8排32座炮台、电网以及数十座明碉暗堡，用交通壕连接，作为外围阵地，用这些伪军驻守。在战斗过程中，成分的复杂使指挥系统难以奏效，而日本人只给了李守信6万发子弹，人均不到10颗，这在三天的战斗中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李守信是在抗日同盟军两三万人的进攻下，在指挥系统混乱、日伪军成分复杂、弹药匮乏、给养不济，特别是李守信固守多伦的惟一希望——增援日伪军被抗日同盟军在滦河岸边击溃的情况下，各伪军系统为保存实力，不得已才溃败的。
（随吉鸿昌部队进攻多伦的共产党员徐权中、赵汇川）
（随吉鸿昌部队进攻多伦的共产党员张养吾、张公干）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吉鸿昌将军率领民众抗日同盟军攻克沽源以后进军多伦的历程吧。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等召开北伐动员大会。会上，吉鸿昌表示：“愿掷头颅，换民族生存；挥我热血，收复大好河山！”随后，应冯玉祥、方振武等将领的邀请，山西省安邑县（今山西省运城）的文化、教育、宗教界著名学者梅景九先生，专门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撰写了《抗日同盟军新军歌》，为将士们送行：
抗倭抗倭，还我旧山河，
十万健儿，奋首驰辽左，
杀退了倭奴才免国之祸。
杀倭杀倭，手持剑横磨，
挺身入阵，齐把敌头剁，
大刀队威名远向天涯播。
擒倭擒倭，生擒又活捉，
优待俘虏，于理不为错，
教他们自己觉悟自己错。
射倭射倭，霹雳翦如梭，
队队飞机，全向地平堕，
他放火烧身哪得瞒怨我。
挫倭挫倭，义勇军何多，
国家兴亡，匹夫也担荷，
纵死在沙场精神也快活。
战倭战倭，战败帝国魔，
东亚民族，从此相联合，
不教他三岛自觉夜郎大。
追倭追倭，鸭绿江上过，
卷旗息鼓，兵败如叶落，
旦看高丽人从此也帮我。
平倭平倭，三军唱凯歌，
满洲伪国，重念家山破，
被汉族羁縻永不脱缰锁。
治倭治倭，政体改共和，
自由青年，点起革命火，
把万世帝系一朝全打破。
化倭化倭，主义讲平和，
三韩独立，台湾交还我，
把从前强暴整整翻个过。
这首《抗日同盟军新军歌》，重词义，正辞严，满腔热血，一气呵成；如号角，如战鼓，它既是克敌致胜的动员令，更是讨伐日寇的檄文，凝聚着被压迫民族的骨气，昂扬着抗日同盟军的英雄之气！
在这首军歌的激励下，吉鸿昌、方振武将军率部从张家口大境门北上，于1933年7月1日收复宝昌、沽源后，兵分三路向察东重镇多伦进发。在驰往多伦的路上，吉鸿昌向部队作动员后，即兴赋诗一首：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
非贼杀我，即我杀贼。
半壁河山，业已改色，
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抗日同盟军于7月4日逼近多伦，张凌云部在七里河、前后孤子山驱逐敌人前哨，将敌前哨近百余人击毙。吉鸿昌、方振武、邓文、李忠义等部均进抵榆树沟一带。日军茂木谦之助骑兵第四旅团千余人及炮兵部队在善因寺附近设防固守，以伪军李守信、索华岑部为外围，日军西义第八师团驻丰宁，以为策应。但多伦城周围地形平坦开阔，是一个不利于进攻，也不利于防守的四战之地。这时，吉鸿昌接到刚刚反正的游击第六路军司令刘桂堂的一个情报，说敌正派遣大军向多伦增援，从开鲁县方向开过来的日军第三旅团先头部队，已经越过浑善达克沙漠扑向多伦，日军第八师团一部及伪军6000余人也从南边向多伦遮天盖地地压了过来。我军攻打多伦城部队人数不多，武器优劣不等，且缺乏重型武器，部分战士手中只有大刀片和手榴弹。得知敌情以后，吉鸿昌、方振武当即在大榆树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三路，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指定地域集结。同时，派徐荣华的第四师、宣侠父的第五师等部队，急赴滦河以北阻击日伪军先头增援部队。阻援部队在滦河北岸成功地击退敌先头部队，给了多伦城内的日伪军心理上致命一击。
吉鸿昌、方振武率领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于7月7日拂晓，开始全力攻击多伦。驻守多伦的日伪军在失去增援的希望，拼死坚守，双方彻夜激战。据柯庆施、高树勋回忆录等记载，在多伦西大仓（善因寺）附近的外围阵地，防守的全部是日军茂木谦之助骑兵第四旅团。为了阻挡抗日同盟军的进攻，他们派出三架飞机轮番扫射轰炸，给抗日同盟军造成巨大伤亡。骄横的日军自侵入中国以来，一直没有对手，占领热河首府承德也只用了128名骑兵。所以，对装备简陋的中国骑兵不屑一顾，跨马与中国骑兵一搏。哪知，吉鸿昌的骑兵乃西北军的劲旅——“铁军”骑兵大刀队，再加上部分家乡被日本人占领蹂躏的东北骑兵，他们满腔怒火，奋力杀敌。所以，日军骑兵与吉鸿昌的大刀队一交手便吃了大亏，惊呼：“除了吉大胆，还没有哪个中国骑兵将领敢挑战日本骑兵！”8日凌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已突破敌人西道防线，天亮以后，又得到敌机飞机大炮支援的日伪军发动反攻，战斗非常激烈。此时，自卫军游击师乜玉岭部攻占了城西的西菜园，对西大仓的日伪军形成合围之势。直到下午6时，被重创的日伪军龟缩回城内。这一昼夜敌人伤亡惨重，同盟军在战斗中缴获步枪113支、战马157匹、轻机枪70余挺、重机枪3挺、战俘290余人。
9日拂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继续进攻，敌人在城外的重要据点均被我攻占。但当各支队运动攻城的时刻，敌军密集的炮火，狂风暴雨般倾泻过来，攻城部队还没接近城墙，就被敌人的火力压了下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伤亡240余人。吉鸿昌看到这种情景，心中十分着急。10日夜，他怀着难以压抑的怒火，亲临战壕，向攻城的部队说：“我们这支常胜的抗日军，岂能打不下一座小小的多伦?现在咱们就组织敢死队，我打头，不怕死的举起手来。”许多人举起粗壮的拳头，热烈地响应总指挥的号召。吉鸿昌挑选了几十名精明强壮的战士，并安排好支援火力，然后带领他们跃出战壕，奋勇攻城。民众抗日同盟军冲锋十几次都被敌人城头密集炮火打退，敢死队伤亡很大，吉鸿昌也险些被手榴弹弹片击中。紧急时刻，骑兵第三师师长周义宣打来紧急电话，报告吉鸿昌说该师第三团张团长重伤，已命担架抬离火线，现在前方紧急无人指挥。吉鸿昌遂任命李林春代替张团长指挥战斗。吉鸿昌看到城内敌人拼死抵抗，同盟军的进攻又多次受挫，就命令部队暂时脱离火线。
（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位于张家口市博物馆院内，建于1933年8～9月，纪念民众抗日同盟军1933年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察东四县战役中阵亡的部分抗日同盟军将士赵雨田等312人。这次战役将侵入察哈尔的日伪军赶出了察哈尔境域。）
11日天刚亮，抗日同盟军再一次开始猛攻，三次冲锋均未能得手，敌机轮番空袭，疯狂地轰炸扫射，整个同盟军阵地硝烟弥漫，固守多伦城头的日伪军也以猛烈的炮火紧密配合，我军伤亡较重，便暂停进攻，准备再战。此时，冯玉祥将军向多伦前线发来电报勉励抗日将士：“今日之事，进则具生，退则具死。死固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者。为国而死，其死也荣。忍辱偷生，虽生实死。……所冀复兴国祚，与诸将士共勉之。而粉身碎骨以报国者，则祥愿以之自勉也。”这份电报极大地激励了全体将士，大家一致表示誓死攻克多伦，以死报国。
这时，参谋长武止戈从城外抓获的俘虏口中审问出多伦城防安排部署情况，并把这一情况第一时间通报给了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前敌总司令方振武立即召集政委柯庆施、参谋长武止戈、总政治部主任张金刃、第六军军长张凌云、第十六军军长李忠义、第五路军司令邓文、游击第六路军司令刘桂堂、第三师师长周义宣、第四师师长徐荣华、第五师师长宣侠父以及主攻团范子侠、李林春等团长，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认真研究了多伦城防安排部署情况，决定改变打法，针对多伦城防薄弱环节，多头进攻，一举拿下多伦城。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察东战役示意图。图中所标部队：第一军佟麟阁部，第二军吉鸿昌部，第六军张凌云部，第十六军李忠义部，第五路军邓文部，第六路军刘桂堂部，骑兵第三师周义宣部，自卫军游击师乜玉岭部）12日凌晨，我军向多伦城发起全线总攻，骑兵第三师和其他部队集中火力向多伦南门猛冲，边攻击边喊话，城上的伪军动摇慌乱起来，上百付云梯靠近了城墙，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吉鸿昌、方振武下令总攻，同盟军邓文部、李忠义部、张凌云部同时发起猛攻，吉鸿昌也亲临前线督战，他赤膊上阵，手中提着大刀和手枪率先冲锋，隐伏在战壕内的敢死队一齐跃起，架起云梯直逼城下，一声呼啸跃上城头，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日伪军被迫退回城内。城里城外炮火连天，呼号之声震动天地。当同盟军敢死队爬上城墙时，吉鸿昌进攻前所派的警卫营营长马国栋等40余人，化装成一批回民商贩混入城内，即在城内鸣枪响应，并高喊“同盟军进城了！”敌人被弄得昏头转向，摸不清底细，真以为大军打入城内，各城门守敌惊慌失措，军心大乱，慌忙丢下碉堡和城头阵地，四下逃窜，同盟军乘势追杀。李海山、刘震玉的东北义勇军骑兵部队首先攻克西门，占领了城西。10时许，同盟军又分别从南、北两门冲进城内。我同盟军部队勇往直前，打得敌伪溃不成军，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同盟军和日寇、伪军都混成一团拼死厮杀，后来许多伪军不支，纷纷举枪投降。据李林春回忆，抗日同盟军放过伪军，只朝着日寇追杀，他亲自击毙一名日军，随后身负重伤。同盟军经过三小时巷战，残敌夺路向东北方向逃窜，向关东军第八师团靠拢，从多伦城内溃逃的日伪军被同盟军追击部队狂追，一路上又被各地民众抗日武装多次截击，逃至开鲁时仅剩3000余人。经过五昼夜激战，沦陷敌手72天的多伦，终被抗日同盟军克复。在收复多伦的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1000多名，俘虏数百名。同盟军伤亡1600多名，4名团长受重伤。其中，发誓要报仇雪恨的东北义勇军在多伦伤亡340人、歼敌700余人。7月13日，冯玉祥任命第六军军长张凌云为多伦警备司令。
（从多伦南堡门进入城内）
多伦之役结束后，察东四县全部收复，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有力地戳穿了“不抵抗主义”所宣称的“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给全国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多伦的收复，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乃至全国的抗日斗争。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各抗日团体纷纷发来贺电。多伦商会、教育会、自治公所、农务地方救济会及全县民众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北平军政当局，陈述多伦民众饱尝亡国之痛。
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瑭、秦桧者，将有所畏慑，而不敢径行其私。”
16、17日，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国民党将领先后电贺冯玉祥克复多伦。电文说：“捷音传来，遐迩欣慰。激已死之人心，伸大义于天下”，表示要“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
26日，天津《益世报》说：“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并要求当局“勿功秦桧而罪武穆”。
著名学者章炳麟高度评价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之战：“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砦一垒，既失，则不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
在捐款方面，各省当局和各民众团体共捐近40万银元。海外13个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侨胞给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军饷支援。多伦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东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组织纷纷派人到多伦联系团结抗日，兴师收复热河，继尔收复东三省。多伦一时间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大本营。
多伦收复后，在当地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吉鸿昌率领抗日同盟军下马徒步进入多伦城。吉鸿昌将军边走边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多伦从南堡门到北清真寺2公里的路程，竟走了几个小时。7月14日，中共河北省前敌委员会在多伦山西会馆为抗日同盟军召开了有各界群众参加的万人庆功大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深得民众拥护。
（中共河北省前敌委员会在多伦山西会馆为抗日同盟军召开庆功大会。图正中讲话者为吉鸿昌马瑞林提供）
在多伦，民众抗日同盟军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吉鸿昌亲自率将士访贫问苦、修盖房屋、打扫街道、填坑修路，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攻占多伦后，吉鸿昌令部队休整准备继续东征，进而收复东三省失地，吉鸿昌决定连夜率部队“秘密”离开多伦城，分批于夜间撤走。
“秘密”的决定还是“走漏了风声”，当地各族人民群众听说同盟军要走，既不安又留恋。有送大饼、炒面等食物的，有送牛羊的，多伦回民则宰了11头大牛，煮熟后，大约5斤一块，分用毛头纸包好，送给抗日同盟军每人一块，以便路上食用。
但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察北四县的战斗后，粮弹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没有继续进攻的能力了。曾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教导团副班长的曹志真同志2000年1月6日在北京回忆道：“（在攻克多伦后）抗日同盟军很困难，缺少武器弹药，当官的有支盒子炮，排长都没有，士兵们装备的都是简陋的‘汉阳造’，开枪时要推一下、拉一下、打一下，只有五发子弹。同盟军部队的生活很艰苦，每人每月才两元生活费，吃的是灰色的莜面。我们只发过一次军装，以后就发不出来了，到后来士兵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像一群叫花子”，“抗日同盟军是在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没有武器弹药的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作战的”。
蒋介石为了扼杀抗日同盟军,于7月28日与汪精卫在庐山发表联合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害统一政令”、“滥收散兵土匪”、“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国民政府严密封锁察哈尔省，禁止任何团体、个人接济“叛军”。同盟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冯玉祥将军在其《自述》里这样写道：“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汪精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坐火车到北平协和医院，有一千多伤兵，另外又运到天津去找医院。蒋的官吏不来帮忙，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蒋介石的走狗们，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大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全国几十省而论，只有广西一个省有表现，那是什么缘故？因为蒋介石的压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虽愿意援助，但不敢表现出来。”
蒋介石派出大批政客、间谍前往抗日同盟军各部分化、收买。不久，冯占海、李忠义、鲍刚、檀自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将抗日同盟军收编。收编情况如下：
1、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
2、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
3、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
4、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
5、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
6、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
7、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
8、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
9、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
10、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
11、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
12、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彼商洽。
随后，不愿意接受改编的抗日英雄邓文被特务暗杀。同盟军其本身就是各种武装的集合体，非常松散，并没有一个真正坚强的核心。
（抗日同盟军退出多伦等战区）
从7月19日开始，日本关东军分两路入侵察东，北路攻多伦，南路打沽源，吉鸿昌部奋力抵抗，取得了“滦河伏击战”的胜利，暂时迟滞了日军的攻势。
以下是《中国战争通史》一书，关于滦河伏击战的词条解释：
发生时间：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十七时至十八时十分；
作战地点：位于多伦与滦河之间。南北长五公里、东西宽一公里左右的地域；
伏击方：抗日同盟军第一、第二军全部，第四、第七军各一师，计有九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又一个骑兵旅；
被伏击方：伪满军步兵第十一师（由李守信的伪热河游击师战前改称）所属之二十一旅、日军一个步兵中队；
战斗过程和结果：该股日伪军共两千七百人，为从热河察北地区南下的四万日伪军之先遣部队，当日下午渡过滦河，向多伦进犯。在中途先是突遭抗日同盟军猛烈炮火袭击，旋即又被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的三万多同盟军官兵迅速分割，直至全军覆灭也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此次战役，参战的一百三十八名日军将兵大多被击毙。伪满军自第二十一旅旅长梁凯以下有一千八百名官兵，在得到同盟军保障其生命安全的承诺后，欢天喜地地放下武器。同盟军在战斗中伤亡七百六十九人，主要由在战斗即将结束时飞临战场上空十余架日军飞机的无差别扫射所造成。
此后，同盟军处境越来越艰难。7月31日，愤怒的冯玉祥将军发出世电诘问蒋介石：“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也”。吉鸿昌与民众抗日同盟军各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谴责南京政府，表示“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指热河省、东北三省），此志不渝”。冯玉祥鉴于同盟军经费已经破产，又无外援，枪弹粮食均无法补充，内部不稳，不得不和国民政府接洽，宣布抗日同盟军归顺国民党中央，他个人辞去同盟军司令，解散同盟军司令部。各部任由去留。不久，冯玉祥回到泰山隐居。8月8日，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柯庆施按照党中央的布署召开了会议，决议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将二、五、十六、十八师等部队以及工会和抗日救亡团体等撤离张家口，转移到张北一带。8月中旬，中共河北省前委与吉鸿昌部、方振武部先后到达张北、康保、尚义一带集结。
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前委在张北县二井村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主要将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举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许权中、刘振远、柳青等组成常委，领导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军事总指挥，继续进行斗争。9月初，柯庆施率前委与抗日同盟军，由张北转移到直中、直南，与当地农民运动组织汇合。9月20、21日，同盟军攻占怀柔、密云县城，直逼北平。
蒋介石气急败坏，勾结日军和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盟军在吉鸿昌、方振武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由于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兵败牛栏山。至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完全失败，冯玉祥隐居泰山。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吉鸿昌将军因抗日而被捕的消息。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军法会审”时，吉鸿昌大义凛然，将法庭变成了宣传抗日的讲堂。何应钦问：“你为什么秘密搞抗日活动？”吉鸿昌义正言辞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和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人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当何应钦问到：“你为何加入共产党，危害民国？”时，吉鸿昌坦然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为我们党的主义和纲领而奋斗，我们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劳苦群众、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说我们党是‘危害民国’，试问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无数次内战，酿成了空前的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不避牺牲，不辞艰苦，正是为了保护民国。”
（吉鸿昌遗书）
吉鸿昌在狱中给其妻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我笔遗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敬（应为“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这篇视死如归、感人泪下而又浩气长存的遗嘱，那些肆意诋毁吉鸿昌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人看到后又作何感想呢？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处死，临刑前留绝命诗：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宣侠父悼吉鸿昌：面对敌枪弹，屹然似泰山。以死报国家，名垂宇宙间。）
（河南郑州吉鸿昌墓）
至于方振武将军，同盟军失败后长期隐居于香港，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察哈尔抗日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中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历史事件。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武装抗日，给予侵略者以很大的打击，在我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史册上，留下了气壮山河的光辉一页。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对揭露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由于日伪蒋的联合进攻，这一爱国壮举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则是不可估量的，也体现了在国民党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抗日御侮的愿望和要求。
附：文中部分人物简介
柯庆施（1902～1965年）
安徽歙县人。原名尚惠、笔名怪君。早年就读于皖南师范学校。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1926年春回国。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参加组织大冶兵暴。后任红五军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4月到张家口任中共前线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抗日同盟军工作，任吉鸿昌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参与指挥了收复多伦战役。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石家庄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0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张金刃（张慕陶）1902年生。陕西三水（今旬邑）人。原名张金印，字信斋，曾用名张慕陶、张镜英、禁音、马云程、张渊明、张金邱等。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团的外围组织青年生活社。1927年初任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宣传委员。5月到武汉出席中国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出席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又留在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少共国际委员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候补中央委员。1928年冬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至1929年6月下旬列席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9月起任中共顺直省委员会书记。1930年2月起任中共顺直省委员会宣传负责人。1930年春调离天津负责中央长江局团的工作，后任武汉中共长江局军委总兵委书记。同年9月列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初和罗章龙一起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4月被捕。1932年9月出狱。11月恢复党籍，留河北工作。1933年1月调任中共河北省张家口特别委员会书记，改名张慕陶，担任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9月被再次开除党籍。1934年到山西充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1938年1月被阎锡山聘为民族革命大学教授。1938年2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1941年1月5日被枪杀于南郑。
宣侠父（1899.12～1938年7月31日），浙江诸暨湄池长澜人。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宣侠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随后，被军校开除了的宣侠父受李大钊的派遣，到西北军冯玉祥部任国民军联军宣传处长。1927年5月，冯玉祥任命宣侠父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同年冬，参与创建甘肃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任支部委员。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宣侠父任该军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吉鸿昌的二路军政治部主任和主力先锋第五师师长，率部收复多伦。1934年，宣侠父化名杨永清，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不久，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电示，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不久北上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9月，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高级参谋，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身份和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关系，继续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进行统战工作。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徐一觉秘密绑架和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武止戈（1902～1933年）又名熹祖，化名之康。陕西渭南人。出身于乡村绅士家庭。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热情宣传社会主义。1923年初经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同年夏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书记。1932年春在哈尔滨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冬到张家口协助冯玉祥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参与中共张家口特委领导工作。先后任抗日同盟军高级参谋和北路军前线指挥部参谋长等职。1933年协助吉鸿昌发起多伦战役,11月13日被日寇飞机轰炸中弹，在顺义县英勇牺牲。时年31岁。
范子侠（1908～1942年2月12日） 江苏丰县人。高等小学毕业后入中学半工半读。后入东北军当兵，被选进天津入东北军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东北军历任国民党军参谋、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所部调往江西“围剿”红军，因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然辞去军职。1933年赴张家口参加察绥抗日同盟军，任团长。参加康保、沽源、宝昌、多伦等地对日军作战。1935年参加绥东抗战，后秘密打入伪军李守信部，任营长，在百灵庙战役中策动全营起义，并迫使伪金宪章师投降。1938年初指挥义勇军打垮日军的进攻，击毙山原大佐。不久率部转移至豫北一带，任国民党冀察战区游击第二路副指挥兼第二师司令员、豫北第二区指挥官兼第一战区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积极协同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军。
1939年11月接受共产党领导，将所部改编为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任司令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率部转至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附近，5月上旬指挥部队参加白晋铁路破击战。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新编10旅旅长、平汉纵队司令员兼太行军区第六分区司令员，并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率部参加了冀西反“十一路围攻”、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战役战斗。
1942年2月12日在沙河县柴关一带反“扫荡”作战时牺牲，年34岁。邓小平撰写文章纪念他，称他是“模范的布尔什维克，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
张克侠，河北省献县人，1900年10月7日出生，1915年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是电影《佩剑将军》原型）。1923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冯玉祥将军部队。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张克侠任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干部学校校，参加了收复多伦战役。1937年“七七”事变前，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卢沟桥抗战。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他在国民党军队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与何基沣一起，率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二万三千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张克侠主动请求参加祖国的建设工作。曾担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林业部副部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1984年7月7日在北京逝世。
冀云程1910年生于山西省平遥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受党指派在共产党员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中做政治工作。6月，随同盟军主力北上抗击日寇，在部队中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并参加了收复多伦的战斗。1935年秋，中共山西工委改组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与其他党员一起打入阎锡山的“中国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社”，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斗争。1936年，阎锡山发布反共法令，悬赏缉拿共产党员，3月3日，不幸被捕，敌人先用高官厚禄引诱，但他丝毫不为所动。敌人又对他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品质。3月26日，反动军警将他押往太原大南门外刑场。冀云程英勇就义，年仅26岁。
钟师统(1913～2001年)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遵照党的指示，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解放多伦时任宣传队副队长。1937年1月，遵照陕西省委指示，参加红二方面军，历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马列主义研究员、干部大队文化教员、政治教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团政治教育股股长，教导练兵团政治处主任兼晋绥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野战军交际处处长，晋绥军区军政干校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步兵学校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干部教育处处长等职。1953年，奉贺龙同志指示，离开重庆到北京，就任刚刚成立的中央体育学院（后改为北京体育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直到退出领导岗位。
钟师统是我国第一任中国奥委会主席，曾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名誉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
杨克冰（1909～2009年），女，奉天（今辽宁）海城人。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9月，先后在张家口党的前委机关、察哈尔民众后援总会、抗日同盟军教导队工作，参加过收复多伦战役。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旅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４２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海城中心县委书记、辽南省委民运部副部长、东北妇女联合会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书记，辽宁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克冰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2009年2月25日9时30分在沈阳逝世，享年100岁。
参考文献：
吉鸿昌纪念馆资料
《攻克多伦的吉鸿昌将军》（李林春回忆录）
《李守信回忆录》
潘正公：《冯玉祥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柯庆施自传》
《冯玉祥自述》
《曹志真回忆录》
《高树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