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多纳图派兴起于罗马帝国非洲行省的迦太基，它产生的历史根源要追溯到303年戴克里先迫害教会时期。当时，面对迫害，帝国各地都有大量信徒慷慨殉道，但也有些信徒，包括教会中的领袖，由于顶不住政府的迫害，为求一己的生存，不得不向政府自首，有的向罗马诸神献祭，有的宣布跟教会脱离关系，有的把教会的财产和手中的圣经上缴给政府以示向政府投降。在当时的北非地区，这种自首行为不在少数。这些自首者，被坚持信仰的“严格派”基督徒称为“叛道者”，叛道者的自首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死罪”。
迫害风暴过去后，有的叛道者又经过悔罪仪式重新回到教会，有的还重新回到了教会的领导岗位。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信众都接受这种悔过自新的人回到教会，他们认定，叛道者都是摇摆不定的墙头草，是捞取救恩的机会主义分子，是罪人。
约311年，迦太基教会的凯其良(Caecilian)被祝圣为新任主教。凯其良上任不久，有人检举揭发说，为凯其良祝圣授职的人是一位叛道者，这位叛道者在迫害时期曾向政府上缴过圣经以示屈服。于是，严格派认为，叛道者所行的祝圣仪式是无效的，所以，凯其良的主教之职也是无效的，应予罢免。主教宝座还没有坐暖就得下岗？就算祝圣的人是叛道者，我自己又不是叛道者，他人的不良行为跟我何干？凯其良理直气壮，当然不愿莫明其妙地就这样自动辞职。严格派一看，你不愿让位？那行，我们就退出你领导的教会，我们自己另选主教，另办教会。过后不久，严格派分子成立了与凯其良对抗的“真教会”，还选出了一位叫马约利奴(Majorinus)的人作为“真教会”的主教。这一事件，让人不禁联想起60年前诺洼天在罗马搞对抗教会的事件，两者的前因后果竟然极为相似。但是，凯其良的迦太基大公教会得到了罗马大公教会的力挺，313年，罗马教会主教美基德(Miltiades)宣布北非的“真教会”为异端。这样，在迦太基，两个教会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
由于米兰敕令颁发之后，君士坦丁治下的大公教会圣职人员都向政府领取津贴，而“真教会”人员没有得到这种特权，于是便向君士坦丁上诉。君士坦丁对迦太基两派教会间的纷争已有所闻，他对“真教会”搞的“分裂运动”极为感冒，于是发出圣旨，大意是：“朕对北非有些人搞分裂大公教会的行径深为不安。分裂主义者扰乱民意，影响国家的稳定，从来不得人心。为此，朕特拨下专款，邀请各地教会领袖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来调停北非教会事宜。希望与会诸位，要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高举维护稳定、维护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携手共创帝国和教会的美好未来。”
于是，314年，由帝国出资，在高卢地区的亚尔勒(Arles)举行了一次高级别的教会领袖会议，试图为北非教会间的纠纷寻求和解方案。但是，会议的结果，两派教会不但没有和解，大公教会占据上风，再一次肯定马约利奴的“真教会”违反正道，是不折不扣的异端，但是会议承认“真教会”中圣职人员的职务授予仍然有效，由他们施行的洗礼也有效。
[高卢地区的亚尔勒是在今天的法国境内，亚尔勒会议没有解决多纳图派问题，反而引发一场执不同意见的基督徒之间自相逼迫的悲剧]
“真教会”当然不会接受亚尔勒会议的决议，认为会议偏袒凯其良，并宣称，大公教会容纳“罪人”，只有他们的“真教会”才是最真，最善，最美，最纯。第二年，即315年，马约利奴在当选为“真教会”主教仅四年之后便去世。接任者是多纳图·马古士(DonatusMagnus)。此人来自北非努米底亚(Numidia)地区的尼格瑞堡(CasaeNigrae)，其大概位置是在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境内。这一地区是柏柏尔人的定居点，所以有人猜测，多纳图是柏柏尔人，说柏柏尔语。对罗马人来说，柏柏尔人是没有受过高级文明熏陶的野蛮民族。但其实，这位多纳图先生并非野蛮人，相反，他是一位具有杰出行政才能的管理家。多纳图任主教仅仅数年，他领导的“真教会”如火如荼，人数激增，风头盖过了凯其良领导的大公教会。北非的“真教会”从此被人冠以多纳图的大名，称做“多纳图派”。
316年，多纳图派由于不服对亚尔勒会议的决议，再次向君士坦丁上诉。君士坦丁已经知道亚尔勒会议的结果，对多纳图派不服从调停极为不悦，认为多纳图派存心找茬，存心要惹事生非，于是，他大笔一挥，又下一道圣旨：“多纳图派之流，以不实之词，借机搞分裂教会的阴谋，经大公教会竭力劝勉，仍不思悔改，自命是真教会，继续与大公教会对抗，引发北非地区动荡不安。有鉴于此，朕命令关闭所有多纳图派的礼拜堂，将其主教们逐出北非各城市，发配至边塞充军。钦此。”
随后，帝国政府出动军队执行君士坦丁的命令。一场执不同意见的基督徒之间自相逼迫的悲剧因此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