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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
[要义]
彼有彼的是非，此有此的是非。庄子认为是非都是相对而言的，是非不确定，陷入是非的对待中就烦恼无穷。以道观之则齐是非，混化是非差别，不谴是非，即能超然，何必去分别是非呢？所以郑板桥说：“难得糊涂。”世人都希望凡事清清楚楚，事事争辩是非，而大智若愚者“大事清楚，小事糊涂。”糊涂即不别是非，不去斤斤计较谁对谁错，人只有超越是非才能无烦恼。
[故事]
是非等对立观念都是相对而言的，事物本身无所谓是非，无所谓大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都是认识主体或价值主体参与其中，在相对相较中才有了是非、大小等矛盾观念。甲相对于乙而言为是，相对于丙而言为非，甲本身无所谓是非，只是人拿它和乙相对则为是，和丙相对则为非，没有对待比较就没有鉴别判断。学生张三的学业无所谓好坏，只是在与李四比较时显得学业好，而与王五比较时又显得学业孬了，好就是是，孬就是非。一米之杆相对于半米之杆则为长，相对于米半之杆则为短，它本身无所谓长短，看和谁相对比较，也即看参照物如何。我们平时说某人高某人矮，都是以一般个头（男1．7m，女1．6m）为标准的，也就是参照一般个头而言的，男高于1．7m为高个子，女低于1．6m为矮个子。人坐在飞驰的火车上，相对于两边的树木而言是飞动的，相对于火车而言又是静止的；人坐在地球上，相对于地球而言是静止的，相对于太阳而言则“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齐物论》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此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世上之物没有不是彼的，也没有不是此的，从彼方看看不见此，从自己方面看自己则很清楚。所以说，彼相对于此而为彼，此相对于彼而为此，彼此是相对而并生的。物的产生同时是走向死亡，物的死亡同时是走向新生，可能的同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同时是可能的。因为有认为是的，因而有认为非的；因为有所谓非，因而有所谓是。所以圣人不陷于是非之争中，而按照自然行事，也就是顺着这个样子。此就是彼，彼就是此，彼有彼的是非，此有此的是非，真的有彼此的区别吗？还是没有彼此的区别呢？彼此消除对待就叫“道枢”，掌握道枢就是抓住了是非之环的中心，以应付圆转无穷的变化。是的变化是无穷的，非的变化也是无穷的，所以说，不如双方互相照明。从概念出发来说明与之相应的事物不是概念，不如从事物出发来说明与之相应的概念不是事物。从马的概念出发来说明具体的马不是马的概念，不如从具体的马出发来说明马的概念不是具体的马。天地是一个事物，万物是一个整体。大道是绝于对待而唯一的，超越了一切对待，所以是矛盾之环（黑格尔称之为圆圈）的中心，任何一对对立面处于一条直径的两端上，如是非，彼此，物我，大小，长短，高下，贵贱，贤愚，贫富……道是超越了一切对待的，把一切对待拉齐了划一了，道居中正之圆心，以应圆转无穷的变化。道是形上本体，超越了形下的各种对立，混化了现实中的各种矛盾，达到了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而儒家的中庸就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走中间路线则无过不及，因此中庸与道枢还是有区别的。
同一事物，相对于不同的价值主体便具有不同的判断意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仁者谓之仁，智者谓之智。对于甲来说是对的东西，对于乙来说可能是错的，事物本身无所谓对错，看看谁来裁判它。相对于不同的价值主体，便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判断，本身无所谓好孬、丑俊、真假。有一个三九严寒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县官、财主和秀才在财主家的楼上围炉饮酒，楼下一个要饭化子又冷又饿直打颤。秀才穷酸，先吟了一句：“大雪纷纷落地，”吃皇粮的县官接着道：“全是皇家瑞气，”不愁吃喝的大财主说：“下他三日何妨，”楼下露天中的要饭化子气得骂道：“放你妈的狗屁！”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是下大雪，给富人侑酒，给穷人添灾，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有不同的喜爱憎恶。
《齐物论》又说道，怎么知道我说的知不是不知呢？怎么知道我说的不知不是知呢？人睡湿地则腰疼或偏枯，泥鳅也这样吗？人爬上树浑身发抖，猿猴也这样吗？这三者谁才懂得真正的住所呢？人吃牛羊猪狗之肉，麋鹿吃长草，蜈蚣爱吃长虫，猫头鹰、乌鸦爱吃老鼠，谁知这四种里哪一样是真正的美味？猵狙和雌猿配对，麋与鹿交配，泥鳅和鱼相偶。毛嫱丽姬，是人们认为的大美人，但鱼见了就潜入水底，鸟见了就高飞天空，麋鹿见了迅速逃跑，这四者究竟谁知道什么是天下最美丽的呢？依我看，仁义的头绪，是非的途径，纷然错乱，我怎么能知道它们的分别呢？百人百姓百脾气，一货中百客，没有普遍的价值原则，人和人之间的差异甚至不亚于人与动物的差异，因而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
是非判断是随着时间的推迁而变化的，因为一切都在变，价值主体、客体都在变，没有
人们大都以自己为判断标准，同于己为是，异于己为非，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寓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已同则应，不与已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这段说庄子表达思想的手法，寓言占了十分之九，是借外物以寄寓己意，因为亲生的父亲不为自己儿子说媒，自己夸奖儿子不如转托媒人去夸奖更奏效。这不是父亲的过错，而是世人的偏见，父亲夸儿子人家不信，以为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人们都这样，与自己意见一致就赞同，与自己意见不同就反对，同意自己观点的就说是，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就说非。这说明没有是非标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没有是非标准就谈不上是非判断。
毛泽东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是以自己为参照来评判古代帝王的，雄视千古，气贯长虹，以为所有那些著名古代帝王都还比他老毛差一截，最后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我们平时说话其实都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为标准来评判是非的，某某人无能，就是说他比自己无能，即使大家都说张三无能，但李四比张三还无能，则在李四眼里张三还是大能人。刘邦当泗水亭长时就目中无人，所有上级官员无不被他谩骂侮辱，就是由于自己觉着比他们能，事实也是如此。
《齐物论》又写道，人生在世原来就这样糊涂吗？还是只有我糊涂而人家不糊涂？人们都把自己的主观成见作为是非尺度，那谁没有这种尺度呢？成心自取何必大智之人有之，愚昧之人也一样有。如果没有一定主见就论是非，如同说“今天去越国而昨天已到”一样，这就是把没有当有，把没有当有，就是神圣的大禹也不能明了它，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言论不是刮风，发言人各有议论，但他们议论的内容却没有准性。真的议论吗？还是未曾议论呢？说他说的话与小鸟的叫声不一样，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大道被什么东西遮蔽了，为什么有了真伪之别？大言被什么东西掩蔽了，为什么出现了是非之分？大道在什么地方不存在呢？大言在什么事情上不适用呢？道是被小的成就掩蔽了，言论被华丽辞藻遮盖了。因此才有了儒家墨家的是非之争，把对方以为非的说成是，把对方以为是的说成非，要是肯定对方所否定的而非议对方所肯定的，还不如放弃各自的是非而进入大明无别的道境。各师其成心，成心却不能成为是非标准，因为人人有成心。大道本来是无是非的，大言也是无分辩的，因为它们受到蒙蔽才有了是非言论，是非没有标准，都是主观产物。
庄子在《齐物论》中进一步说明在主观领域中没有判定是非的标准：我们辩论，你胜我败，果真是你对我错吗？或者我胜你败，果真是我对你错吗？还是一对一错呢？还是都对或都错？你我都不能知道，因为都受了环境和知识的局限。我们请谁来裁判是非呢？请和你观点相同者来裁判是非吗？既和你相同，怎么能做裁判呢？假使让和我观点相同的人来裁判，既同于我，又怎么能做裁判呢?如果请不同意我和你的观点的人来裁判，既然异于你我，又怎么能做裁判？若请同意我和你的观点的来裁判，既然同于你我，又怎么能裁判呢？那么，我、你、第三者都不能裁判是非了，难道还请第四个人做裁判吗？
“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市朝。”庄子大隐不隐，没有出世遁入山林，而是心隐于现实生活中。他深知是非无定，相对才有是非，有是非即有苦恼，所以他“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超越人为的是非对立，进入无对、唯一的大道境界，以道观万物，以方外观方内，则能彻底摆脱现实世界中矛盾之环的束缚，达到绝对自由。小孩子上学路上看到两个公鸡咛仗，他可以只管走自己的路，不会管哪个鸡是哪个鸡非，这就是不谴是非；到了学校里，为了桌面又和同桌“楚汉争”，陷入了对立、痛苦、不自由中，老师也不管谁是谁非，拿粉笔在课桌中间画一条“鸿沟”以平息战争；而老师回到办公室，又和同事为了奖金而陷入是非之争中，校长来个“昏官断案，不管有理无理，各打二十大板。”而在教育局召开的校长会上，这位校长又与别的校长为了各自学校的利益又陷入是非之争中……大而言之，家庭与家庭、村庄与村庄、乡镇与乡镇、县与县、省与省，还有不同的团体、单位，乃至不同的国家、民族、国家联盟之间都有可能陷入是非对立之中，跃上层次、提高境界就能超越低层次的是非之争。“二战”时全球都投入了战争，乱哄哄一片，但天上神仙却不管人间是非，俯视下界觉得挺好玩，好像看一群忙忙碌碌的蚂蚁一样。而人们看庄子笔下蜗角之国的战争不也挺好玩吗？“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返。”（《则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