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763《狼图腾》电影经典台词与原著经典语句 电影狼图腾台词

《狼图腾》电影经典台词与原著经典语句

《狼图腾》电影经典台词与原著经典语句

姒传双辑

本文共分四部分：《狼图腾》原著小说剧情简介；经典台词与原著经典语句；读者评价；重点评论文章

一、《狼图腾》原著小说剧情简介

《狼图腾》，纪实体长篇小说，姜戎著。

《狼图腾》：1971年起腹稿于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1997年初稿于北京。2003年岁末定稿于北京。2004年4月出版。

是一部以狼为叙述主体、关于狼的著作，一部对中国历史进行解读的小说。讲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知青在内蒙古草原插队时与草原狼、游牧民族相依相存的故事。作家姜戎以史诗般的叙述手法和深邃的人文胸怀吟唱了一曲游牧文明和草原生态的挽歌，一部关于狼道的精神图腾。

如果说《河殇》把黄土文明、黄河文明与蓝色海洋文明进行了一次对立性比较的话，那么，《狼图腾》则把狼道与龙图腾进行了一次对比和颠覆性思考。

狄戎各族以狼为图腾，高车祖老狼，突厥族狼母，薛延陀祖狼头人，蒙古族以苍狼白鹿为图腾。成吉思汗为什么能够远征到欧洲进行大屠杀？中国人性格里究竟狼的成分有多少？有狼的风景会带给你怎样的震撼与冲击

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阅读此书，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盛宴。因为它的厚重，因为它的不可再现。因为任由蒙古铁骑和蒙古狼群纵横驰骋的游牧草原正在或者已经消失，所有那些有关狼的传说和故事正在从我们的记忆中退化，留给我们和后代的仅仅是一些道德诅咒和刻毒谩骂的文字符号。如果不是因为此书，狼——特别是蒙古的草原狼——这个中国古代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就会像某些宇宙的暗物质一样，远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

这是一部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部以狼为叙述主体的小说。在此之前的所有有关狼的小说，作家都是以观察者的虚拟身份进入小说的叙事世界。《狼图腾》的作者却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近乎自传体的叙事视角，领引读者进入狼的活生生的世界。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大陆内蒙古最后一块靠近边境的原始草原。这里的蒙古牧民还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生态特点，他们自由而浪漫地在草原上放养着牛、羊，与成群的强悍的草原狼共同维护着草原的生态平衡。他们憎恨着狼――狼是侵犯他们家园的敌人;他们同时也敬畏着狼――草原狼帮助蒙古牧民猎杀着草原上不能够过多承载的食草动物：黄羊、兔子和大大小小的草原鼠。他们同时也深深地崇敬着狼――草原狼是蒙古民族的原始图腾。狼的凶悍、残忍、智慧和团队精神，狼的军事才能和组织分工，曾经是13世纪蒙古军队征战欧亚的天然教官和进化的发动机。

正是蒙古民族的历史和神秘，草原的广阔和浪漫，将本书的主人公、一个叫陈阵的北京青年带进了草原。很快，陈阵发现草原并不全是浪漫和自由。牧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必须和狼进行战斗。他亲眼目睹蒙古的女人和小孩与偷袭羊群的狼――象豹子一样大的狼――徒手搏斗。也曾误入狼群、并亲眼看见群狼怎样在头狼的指挥下，调兵遣将围猎几百只黄羊。但是，人却抢了狼储存的食物。为了报复人的贪婪，狼利用冬季风雪和夏季蚊灾的掩护，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偷袭军马群的残酷而壮烈的战役。于是人又被激怒了。来自于农耕民族的干部不顾蒙古牧民的反对，开始了大规模的围猎狼群的战斗。狼在死亡前的尊严和牺牲精神震撼了陈阵。陈和他的朋友亲自掏了一窝小狼，并且养了其中的一只。他要通过一只小狼的成长，探索狼的习性和狼的哲学。通过一系列的令人陶醉的有趣的故事，陈发现狼是动物中唯一不可驯服的、十分神秘的动物。比如，第一次面对食物或者面对大批食物的时候，会举行跑圈，类似现代宗教的感恩仪式或者祭祀;比如，狼一旦离开大地就会颤抖无力，又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进而，陈又发现蒙古民族不仅将狼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崇拜的对象，而且，死后又将自己的尸体放到狼出没的地方，实施“天葬”。蒙古牧民相信狼会将他们的灵魂带上“腾格里”(蒙语：天)。狼是蒙古人敬畏的敌人，也是他们相伴一生、甚至是来生的朋友。正是蒙古人带着狼的精神征服了差不多半个地球，开通了东西方商业贸易与文化的交流。

陈阵和他的来自于北京的青年朋友，因为狼的缘故和牧民融为一片。但是，他们无法阻挡来自于农耕文化和文革时期的错误政策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他们首先用现代武器杀狼，将仅存的狼驱赶到边境外。进而，大片的开垦草原土地。几年以后，草原上鼠害横行，大片的草原沙化。在作品的最后，也就小说的尾声，来自于蒙古草原的沙尘暴已经遮天避日地肆虐北京，浮沉甚至飘过大海，在日本和韩国的天空游荡……

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草原不仅是狼，我们真正失去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观;我们失去的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图腾：自由、独立、顽强、勇敢的精神、永不屈服、决不投降的性格、意志和尊严。这是《狼图腾》的主题和作家悲怆的呼唤。

本书由几十个“狼故事”组成。读者可从书中每一篇章、每个细节中攫取阅读快感。那些蒙古草原狼随时从书中呼啸而出：狼的每一次侦察、布阵、伏击、奇袭的战术；狼对气象、地形的利用；狼族中的友爱亲情；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小狼艰难图腾成长过程――无不使我们联想到人类，进而思考一个个疑问：

当年十几万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够远征到欧洲进行大屠杀？中华民族今日辽阔疆土由来的原因？历史上究竟是华夏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为什么中国马背上的民族，不崇拜马图腾而信奉狼图腾？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否在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狼图腾文化？于是，我们发出叩问：我们自诩是炎黄子孙，可知“龙图腾”极有可能是从“狼图腾”演变而来？华厦民族的“龙图腾崇拜”，是否将从此揭秘？我们究竟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

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渐颓靡雌化的今天，读到《狼图腾》这样一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小说，实在是当代读者的幸运。千百年来，占据正统主导地位的鸿学巨儒，畏狼如虎、憎狼为灾，汉文化中存在着太多对狼的误解与偏见，更遑论为狼写一部书，与狼为伍探微求真了。

二、应客观扬弃阅读的经典语句

1、陈阵真实地感受到了草原民族那种卓越军事素质和军事天才的普及性

2、狼牙相撞，犬牙交错，雪块飞溅，兽毛飘飞，狗哭狼嚎，狗血狼血交颈喷涌。

3、每一个身经百战的蒙古猎手，都具有天然的全局意识，懂得自己的职责，不争功不抢功。

4、草原狼的速度和反应是决不会给你套第二杆的机会的。

5、浑身的兴奋都成了兴奋剂他相信小狼会教给他更多的东西：勇敢、智慧、顽强、忍耐、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永不满足、永不屈服、并藐视严酷恶劣的环境，建立起强大的自我。他暗暗想，华夏民族除了龙图腾以外，要是还有个狼图腾就好了。那么华夏民族还会遭受那么多次的亡国屈辱吗？还会发愁中华民族实现民主自由富强的伟大复兴吗？精神勃勃地燃烧着自己野性的生命力。

6、千年来中国人常为自己可以同化异族的非凡能力而沾沾自喜，但是中国人只能同化比自己文化水平低的民族，

7、人类历史在本质上就是争夺和捍卫生存空间的历史。华夏的小农，一生一世只管低头照料眼皮子底下一小块农田，眼界狭窄，看不了那么远。

8、杨克一想到早晨还在自由飞翔的那只雄天鹅，此刻竟在老王头的肚子里和臭大蒜搅拌在一起，心疼得直想哭。

9、杨克曾说，他父亲年轻时在英国留学时发现，那些接近北极圈的欧洲居民的自杀率相当高。而那片俄罗斯草原和西伯利亚荒原上，许多个世纪来流行的斯拉夫忧郁症，也与茫茫雪原上黑暗漫长的冬季连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人口稀少的蒙古草原人，却精神健全地在蒙古草原和黑夜漫长的雪原上生活了几千年呢？他们一定是靠着同草原狼紧张、激荡和残酷的战争，才获得了代代强健的体魄与精神的。

10、草原狼是草原人肉体上的半个敌人，却是精神上至尊的宗师。

11、陈阵猛地站起，跑到蒙古包旁，悄悄抓起半截铁钎，然后转过身，又把铁钎藏到身后，大步朝小狼跑去。小狼仍然端坐着急促喘息，两条腿抖得更加厉害，眼看就要倒下。陈阵急忙转到小狼的身后，高举铁钎，用足全身的力气，朝小狼的后脑砸了下去。小狼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软软倒在地上，像一头真正的蒙古草原狼，硬挺到了最后一刻……

12、此刻的小狼，虽已脱去战袍，但也卸下了锁链，它终于像自己的狼家族成员和所有战死的草原狼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面对坦荡旷达的草原。小狼从此将正式回归狼群，重归草原战士的行列，腾格里是一定不会拒绝小狼的灵魂的。

13、华夏民族要想自强于群狼逐鹿的世界之林，最根本的是必须彻底清除农耕民族性格中的羊性的家畜性，把自己变成强悍的狼。至少也应该有敬崇狼精神狼图腾的愿望……

14、中国人虽然也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是潜意识里却尊崇鼠性，十二生肖鼠为首。子鼠与子民，与小农意识在目光、生育、垦殖和顽固方面何其相似。

15、狼群在发动总攻之前，往往主动脱离它们要攻击的目标，故意后撤以再一次迷惑人畜。

16、在人类社会，如果专制镇压的力量太强大，时间又太久，人群也会渐渐丧失人性中的兽性，而逐渐变为家畜性十足的顺民。顺民多了，民族内部的统治也顺利了，可是一旦遭受外部强大力量的入侵，这个民族就丧失了反抗能力。或者俯首称臣变成异族的顺民，或者被彻底毁灭，变成后人考古发掘的废墟。多少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现在只能到历史博物馆去看了。（本评认为：应有组织性的狼图腾，狼群反对个人主义。）

17、想睡安稳觉的人不是个好兵。

18、陈阵发现蒙古牧民擅长平衡，善于利用草原万物各自的特长，能够把矛盾的比例，调节到害处最小而收益最大的黄金分割线上。

19、马群在大开杀戒以后，迅速调整队形，怯马在内，强马在外。用爆发有力、令狼胆寒的铁蹄，组成连环铁拳似的后卫防线。

20、草原上，谁活着都不容易，谁给谁都得留条活路。

21、人心不如狼心齐啊，狼打仗的本事还好学，可狼的齐心就难学了，蒙古人学了几百年还出不了师。

22、我倒是越来越欣赏二郎了，人是得有点狼性才成。我没套住那条狼，不是技术问题，是我胆气不够，手软了。而狼却不是，它珍视自由也珍爱生命，狼被俘之后照吃照睡，不仅不绝食，反而没命地吃、敞开肚皮地吃，吃饱睡足以后，便伺机逃跑，以争取新的生命和自由。

23、速度是黄羊抗击狼群的主要武器，一旦丧失了速度，黄羊群几乎就是一群绵羊或一堆羊肉。

24、草原人其实是运用了草原辩证法的高手，还特别精通草原的“中庸之道”不像汉人喜欢走极端，鼓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草原人善于把草原上的各种矛盾，平衡控制在“一举两得”之内。

25、天下的机会只给有耐性的人和兽，只有耐性的行家才能瞅准机会。光靠狼的狠劲还不成，还得靠狼的耐性。

26、你要是头狼，准得饿死。一次打光了黄羊，来年吃啥？狼可不像人这么贪心，狼比人会算账，会算大账！

27、在草原，对朋友耍滑要吃大亏的。

28、软弱的民族性格是万恶之源，它将导致一系列最可耻、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不思进取，坐井观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叛卖投降、俯首称臣；人民被杀戮、被贩卖、被奴役、被歧视；民族被改种、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世界上无数古老农耕民族就因其性格软弱，而被残酷的世界无情淘汰。

29、在草原和狼打交道必须明白：什么可能都会出现。这是草原狼教给蒙古战士的最基本的军事条令。

30、难道像有些牧民说的那样，狼的哭腔，是专为把人畜哭毛哭慌，搅得人毛骨悚然，让人不战自败？

31、在蒙古草原，平安后面没平安，危险后面有危险。

32、打仗，狼比人聪明。打仗的输赢，全看你是狼，还是羊。

33、草原狼莫非还懂得哀兵必胜、或是精神恐吓的战略思想？

34、你想草原上的狼，战斗力为什么那样强？

35、打猎不能问数，一说数，就一个也不上夹了。人把前面的事做好，后面的事就靠腾格里。

36、所有人的祖先都是猎人，猎人是人类在这世界上扮演的第一个角色，也是扮演时间最长的一个角色。

37、这是一场真正的屠杀，也是智慧对愚蠢和大意的惩罚。

38、我也打狼，可不能多打。要是把狼打绝了，草原就活不成。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

39、但残酷的草原蔑视弱者，依然不给弱者最后的一点点怜悯。

40、只有最精的黄羊，才能舍得身子底下焐热的热气，在半夜站起来撒出半泡尿，这就不怕狼追了。

41、草原上的人狼战争真是残忍之极。人和狼都在用残酷攻击残酷，用残忍报复残忍，用狡猾抗击狡猾。如果这样恶恶相报，近朱者赤，近狼者势必狠了，从此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

42、这是道尔基家的一群全场出名的杀狼大狗，个个都是职业杀手，组合配对极佳，八条狗齐心合力，分工明确：快狗纠缠，笨狗撞击，群狗咬定，恶狗一口封喉。它们与狼交战从不分兵，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43、在草原上，人完全掌握着狗的生杀大权，人是靠强大的专制暴力和食物的诱惑将野狗驯成家畜的。

44、几条大狼巨狼还使出了蒙古狼极其残酷的战法：以轻伤换重伤，以重伤换敌命，故意露出非要害处让大狗咬住，然后置自己伤口于不顾，而猛攻狠咬狗的喉咙和肚子。

45、要想在草原呆下去，就得比狼还厉害。

46、狼之所以个个顽强，不屈不挠，不是因为狼群里没有“汉奸”和“软蛋”，而是因为残酷的草原环境，早把所有的孬种彻底淘汰了。

47、黄羊能把狼群引开，狼去抓黄羊了，牛羊马的损失就少了。

48、在残酷竞争的世界，一个民族，首先需要的是猛兽般的勇气和性格，无此前提，智慧和文化则无以附丽。民族性格一旦衰弱，就只能靠和亲、筑长城、投降称臣当顺民和超过鼠兔的繁殖力，才能让自己苟活下来。

49、打狼就是打仗，斗体力，斗精力，斗智斗勇，三十六计除了美人计使不上，什么计都得使。

50、立下军功应及时奖励，这是古今中外的传统军规。

51、你看，狼懂气象，懂地形，懂选择时机，懂知己知彼，懂战略战术，懂近战、夜战、游击战、运动战、奔袭战、偷袭战、闪击战，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还能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实现全歼马群的战役意图。

52、以后咱得像狼一样，尽量减少常规打法，要胡打乱打、出其不意，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乱中求胜，虽然乱，不合兵法，但让狼摸不到规律，防不胜防。

53、狼群如此艰苦卓绝地按捺住暂时的饥饿和贪欲，耐心地等到了多年不遇的最佳战机，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除了黄羊的武装。

54、黄羊吃饱了跑不动。

55、它不会受狐狸甩动大尾巴的迷惑，能直接咬住狐狸尾巴，然后急刹车，让狐狸拼命前冲，再突然一撒口，把狐狸摔个前滚翻，使它致命的脖子和要害肚皮来个底朝天，黄黄再几步冲上去，一口咬断狐狸的咽喉，猎手就能得到一张完好无损的狐皮。

56、艺高狼胆大，胆大艺愈高。

57、头狼这么干不是狠毒，是在发善心，是怕伤狼落到人的手里，受人的侮辱！狼是宁死也不愿受辱的硬汉，头狼也不愿看自己的兄弟儿女受辱。

58、蒙古人一半是猎人，不打猎，就像肉里没有盐，人活着没劲。不打猎，蒙古人的脑子就笨了。

59、他相信小狼会教给他更多的东西：勇敢、智慧、顽强、忍耐、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永不满足、永不屈服、并藐视严酷恶劣的环境，建立起强大的自我。

60、狼的自杀是极其残忍痛楚的，因此狼也就不会让它的陪命者死得痛快。

61、狼群杀那么多的黄羊，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了抖威风，它们是为了给狼群里的老弱病残留食。狼打食想着自个儿也想着狼群，还想着跟不上狼群的老狼、瘸狼、半瞎狼、小狼、病狼和产崽喂奶的母狼。

62、狼只要有东西吃，就不找人畜的麻烦。

63、这就叫做群狼战术，全面出击，四面开花。声东击西，互相掩护，佯攻加主攻，能攻则攻，攻不动就牵制兵力，让人顾头顾不了尾，顾东顾不了西。狼群的这招要比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更厉害。

64、在草原上，做什么事都别做绝，兔子急了还咬狼呢，母狼急了能不拼命吗？

65、狼的最坚硬但又最薄弱，也是最致命的部位狼牙。

66、只有一条被两人共同套住的狼，稍有争执。毕利格老人一句话也就定判了：卖了皮子打酒，一人喝一半。

67、这是在马上用马棒打狼最有利的位置，也是巴图此夜所能得到的绝佳杀狼机会，关键就看胆量和手上的准头了。

68、我刚才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他认为，西方人兽性多一些，而中国人家畜性多一些。

69、劳动光荣，劳动神圣。勤劳是华夏民族的一大优势，是未来民族复兴的雄厚资本。但是劳动不是万能的和无害的，劳动之中还有奴隶劳动，奴役性劳动，专政下的劳动，劳改式的劳动，做牛做马的劳动。这种劳动光荣神圣吗？可以赞美吗？而奴隶主，封建主最喜欢和赞美这种劳动。自己不劳动甚至剥削别人劳动的人，同样也会高唱赞美劳动的歌曲。

70、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头狼会干脆地杀掉重伤兵，可是这样一来也就减轻了狼群的负担，保证了整个队伍的精干快速有力。了解狼的这个特点，你在跟狼打仗时候，就能把形势估计得更严重一些。

71、额仑草原的杆子马都有胜则躁进、败则气馁的特性。

72、我跟巴雅只挖到了一只，其它几只是先回来的几家人送给咱们两家的。他们说，这是额仑草原的规矩。杨克笑道，咱们跟着老阿爸真是占大便宜。老人也笑了笑说：你们也是草原人了，往后也要记住草原的规矩。

73、成吉思汗极其重视狩猎，他常说，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和军人应尽的义务，他们学习如何追赶猎物，如何猎取它，怎样摆开阵势，怎样视人数多寡进行围捕当他们不打仗时，他们老那么热衷于狩猎，并且鼓励他们的军队从事这一活动。这不单为的是猎取野兽，也为的是习惯狩猎训练，熟悉弓马和吃苦耐劳。

74、在这持久战争中，人与狼几乎实践了后来军事学里面的所有基本原则和信条，例如：知己知彼。兵贵神速。兵不厌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常备不懈，声东击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化整为零，隐避精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75、要想在草原呆下去，就得比狼还厉害。

76、蒙古草原从来都是战场，只有那些最强壮、最聪明、最能吃能打、吃饱的时候也能记得住饥饿滋味的狼，才能顽强地活下来。

77、就是先天不足！华夏的小农经济是害怕竞争的和平劳动；儒家的纲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上尊下卑，论资排辈，无条件服从，以专制暴力消灭竞争，来维护皇权和农业的和平。华夏的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从存在和意识两个方面，软化了华夏民族的性格，华夏民族虽然也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那是以牺牲民族性格为代价的，也就牺牲了民族发展的后劲。当世界历史越过了农业文明的低级阶段，中国注定了要落后挨打。

78、绵羊低等而愚昧，当狼咬翻那只大羊的时候，立即引起周围几十只羊的惊慌，四处奔逃。但不一会儿，羊群就恢复平静，甚至有几只绵羊还傻呼呼战兢兢地跺着蹄子，凑到狼跟前去看狼吃羊，像是抗议又像是看热闹。那几只羊一声不吭地看着热闹，接着又有十几只羊跺着蹄子去围观。最后上百只绵羊，竟然把狼和血羊围成一个三米直径的密集圈子，前挤后拥，伸长脖子看个过瘾。那副嘴脸仿佛是说“狼咬你，关我什么事！”或是说“你死了，我就死不了了”。羊群恐惧而幸灾乐祸，没有一只绵羊敢去顶狼。

79、千年来中国人常为自己可以同化异族的非凡能力而沾沾自喜，但是中国人只能同化比自己文化水平低的民族，而且同化出灾难性恶果的一面却从来闭口不提。

80、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冲在世界最前列的，大多是用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在世界残酷竞争的舞台上，羊欲静，而狼不休。强狼尚且有被更强的狼吃掉的可能，那就更不要提弱羊病羊了。华夏民族要想自强于群狼逐鹿的世界之林，最根本的是必须彻底清除农耕民族性格中的羊性和家畜性，把自己变成强悍的狼。至少也应该有敬崇狼精神狼图腾的愿望……

81、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淳淳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温柔敦厚”，儒家教义具有鲜明崇羊灭狼的农耕性质。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羊性几乎成了华夏的国民性。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82、传统观点认为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汉族却可以用汉文化征服游牧民族，这实际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最大的错误在于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华夏农耕土地的征服作用。华夏广阔的农田能够征服和软化古代任何武功强悍的游牧民族，华夏农田的征服作用远远超过文化上的作用。游牧民族被汉文化征服的观点的片面性，又在于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成份，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权。而且，实际上游牧民族也不是被动地被汉文化征服，而是游牧民族主动地选择了汉文化，而这种主动选择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汉文化中有游牧文化的成份。

83、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

84、腾格里的“天理”没有错，软弱的农夫不应痛骂人家的残暴，实际上农夫们也是按此天理来对待庄稼的，绝不肯让弱苗懒秧占着好地，而毫不留情地铲除它们，给强苗优秧让位。不过腾格里还是没有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毕竟华夏民族的脑和手闻名于世，最早驯化了野生粟和稻，创造了丝、茶、瓷、漆业，贡献了四大发明等先进技术，以及浩如烟海的文史哲经。

85、严格地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古文化是农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农为本，独尊儒术，抹杀游牧，贬损“四夷”。中国历史不仅要重写，而且还需要革命。我特别赞同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他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一文中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我认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狼图腾精神引入史界，中国史界则永远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远是儒家庸医记录的一部误诊中华的厚厚病历，这也势必延误中国的治疗和改革。在当今中国，传播小农意识和儒家封建专制的历史电视剧长盛不衰，让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86、现在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实这种精神的源头和实质就是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图腾精神，并通过几千年来游牧民族的不断输入和补充而得以确立。实际上，最能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就是两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四“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也是对狼图腾精神的准确写照和高度概括。

87、史界之革命，当今中国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图腾精神革农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温良敦厚”误导中华之命。

88、人类整个历史和中国这段历史都深刻证明了释放和驾驭人性中狼性的高难程度：像儒家和封建专制那样全面阉割和镇压民族性格中的狼性，其结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后挨打，死路一条；像法西斯那样疯狂释放煽动狼性，则将把世界变成人间地狱，也是死路一条。只有适度释放狼性，并采用惟一能够控制和驾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抛弃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惟一能够释放又控制狼性“热核反应”的现代反应堆。而要建立真民主，又必须同时进行和完成转换国民性格的基础工程，没有这个民族性格的基础，即使建起民主大厦，那也只是一座危楼，如果垮塌，反而会败坏民主的声誉，而在民主废墟上就会建立起更加专制的政体。没有扎扎实实的转换民族性格的基础工程，民主就永远只是中国少数人的奢望。转换农耕民族性格必须经过一个“野外放养”的过渡时期。但是，转换民族性格和推进民主又不能太慢，否则，民族性格软弱的旧病将会把腐败、低效、人口过度扩张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病毒扩散到民族全身，而耽误治疗抢救的宝贵时间。

89、一个人最大的破产是绝望，最大的资产是希望。

90、我的对手只有自己，要想爬得更高，只应该自己往上走，而不应该把别人往下压。

91、没有捕捉不到的猎物，就看你有没有野心去捕;没有完成不了的事情，就看你有没有野心去做。

92、如果注定要承受痛苦，那么就把痛苦当作是一种磨练，既然一切不可避免，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93、燃烧人生并不是一味地透支，即使是再强壮的身体也有疲劳的时候，劳逸结合是一种生存的策略。身体是生存的本钱，休息是狂奔的前奏。

94、伤痛不会让我消沉，只能激发我更强的斗志!

95、没有固定的规则就是永恒的规则，自然界变化无常，人世间瞬息万端，只有不拘泥于过去，才能活的更好。

96、要想能做大事，就必须能屈能伸，只要能达到最终目的。过程可以有很多选择。

97、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

98、受到过游牧民族输血和混血的北方中原，无论被战乱破环得多么严重，但大多可以灭掉或收降南中国汉族政权，而南中国汉族的最后政权则无一例外的被北方国家轻易灭掉。

99、华夏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这种文明内部没有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100、民族文明是流，民族性格是源。

101、只有抽掉中华龙图腾中的封建帝王专制精神，而重新“注入”狼图腾自由强悍的进取精神，那么，未来的中国巨龙才有可能真正腾飞，飞向全球，飞向太空，去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102、看着这两筒大狼旗，我就想起了一面面镶着金狼头的古代突厥骑兵的军旗。在狼旗下冲锋陷阵的草原骑兵，全身都一定奔腾着草原狼的血液，带着从狼那里学来的勇猛、凶悍和智慧征战世界。世界历史上，突厥骑兵又凶猛，又智慧，西突厥被唐朝大军打出中国以后，就很快打出一块新地盘，并慢慢站稳脚跟，几百年后又突然崛起，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连蒙古人都没有攻下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古老埃及，统一中亚西亚，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切断了东西方的商品交换，以强大的国力和武力压得西方百年都抬不起头来。所有先进文明都是被逼出来的，西方森林狼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逼下深海，逼进了大洋，变成了更加强悍的海狼。他们架起西方古老的贸易船和海盗船，到外海大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新通道，结果无意中因祸得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抢得了比西欧大好几倍的富饶土地，以及印加、印第安人的银矿金山，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抢得了第一船原始积累。结果，西方海狼壮大成了世界上的大狼巨狼，资本狼，工业狼，科技狼，文化狼，再反攻东方，捣毁了奥斯曼大帝国，最终击败了东方草原狼，而那些东方农耕羊就更不在话下了……

103、我觉得一部《狼图腾》是为狼们正名的史诗巨著，是啊，我们汉人几乎个个谈狼色变。不是吗？从小大人吓唬小孩最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你再不听话狼就会来抓你”，还有一些成语和形容词形容狼的时候也是贬义色彩浓厚，什么狼子野心，白眼狼，狼心狗肺等等，把狼贬得一文不名，这实在是对这种生灵的极大的误解与亵渎，让我们来看看狼的种种好处吧：

104、回到原地，三人动手杀羊剥皮卸肉。陈阵望着河湾里成片的黄羊血尸，心里忽然空落落地伤感起来，刚踏上这片草地时感受到的那种幽静、浪漫的气息，此时已被满手的血腥气掩盖。陈阵闷闷地想了一会，忍不住问老人：狼群在冬天杀黄羊是为了留着开春吃，可它们在夏天杀那么多的黄羊干什么呢？那几个河湾里好像还有不少死羊呢。过几天不都臭烂了，没法吃了吗？狼太喜欢滥杀了。

老人说：狼群杀那么多的黄羊，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了抖威风，它们是为了给狼群里的老弱病残留食。老虎花豹为啥在蒙古草原站不住脚？狼群为啥就能霸住草原？就是因为狼群比老虎花豹抱团齐心。老虎打了食就顾自个儿吃，不顾妻儿老小。狼不是，狼打食想着自个儿也想着狼群，还想着跟不上狼群的老狼、瘸狼、半瞎狼、小狼、病狼和产崽喂奶的母狼。你别看黄羊到了一大片，今儿晚上头狼一嗷，半个额仑草原的狼，还有跟这群狼沾亲带故的狼都会上这儿来，一晚上就把这些羊都吃完了。狼想着别的狼，别的狼也想着它，狼群才抱团；狼群抱团，打起仗来才厉害。有时候狼王一声嗷，能调来上百条狼集体打仗。听老辈的人说，原来草原上也有老虎，后来全让狼群赶跑了。狼可比人顾家，比人团结。”

105、陈阵望着月色下白烟茫茫的草原，眼前犹如出现了太平洋大海战的壮阔海景：由千百艘美国航母、巡洋舰、驱逐舰以及各种舰艇，组成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形成最具威力的猎圈阵形，冒出滚滚浓烟，昂起万千巨炮，向日本海破浪挺进。那是现代化的西方海浪对东方倭寇海浪的一次现代级别的打围。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冲在世界最前列，大多是用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在世界残酷竞争的舞台上，羊欲静，而狼不休。强狼尚且由被更强的狼吃掉的可能，那就更不要提弱羊病羊了。

106、陈阵不由吟诵起李白的著名诗句：“明月出天上，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陈阵从小学起就一直酷爱李白，这位生于西域，并深受西域突厥民风影响的浪漫诗人，曾无数次激起他自由狂放的狼血冲动。在原始草原的月夜吟诵李白的诗，与在北京的学堂里诵颂的感觉迥然不同。陈阵的胸中忽然涌起李白式的豪放，又想起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中国诗家都仰慕李白，但却不主张去学李白，说李白恃才傲上，桀骜不驯，无人学得了。陈阵此刻顿悟，李白豪放的诗风之所以难学，难就难在他深受崇拜狼图腾的突厥民风影响的性格，以及群狼奔腾草原般辽阔的胸怀。李白诗歌豪气冲天，而且一冲就冲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哪个汉儒能够一句飞万里，一直上九天：“大棚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哪个汉儒敢狂言嘲笑孔圣人？哪个汉儒敢接受御手调羹的伺候？哪个汉儒敢当着大唐皇帝的面，让杨贵妃捧砚，让高力士脱靴？噫吁，危乎高哉！李白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文坛“诗仙”仅一人。

陈阵长叹：草原狼的性格再加上华夏文明的精粹，竟能攀至如此令人眩晕的高峰……

107、陈阵对小狼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很欣赏，最近一段时间他尤其喜欢玩小狼的耳朵。这对直直竖立的狼耳，挺拔、坚韧、干净、完整和灵敏，是小狼身体各部最早长成大狼的标准部件，已经完全像大狼的耳朵了。小狼也因此越来越具有草原狼本能的自我感觉。陈阵盘腿坐到狼圈里，跟小狼玩的时候，总是去摸他的耳朵，但小狼好像有一个从狼界那儿带来的条件，必须得先给他挠耳朵根，挠脖子，直到挠得它全身痒痒哆嗦得够了，才肯让陈阵玩耳朵。陈阵喜欢把小狼的耳朵往后折叠，然后一松手，那只狼耳就会噗地弹直，恢复原样。如果把两只耳朵都后折，再同时松手，但两耳绝不会同时弹直，而总是一前一后，发出噗噗两声，有时候能把小狼惊得一愣，好像听到了什么敌情。

108、这对威风凛凛的狼耳，除了二郎（一只略带狼性的狗：编者注）以外，令家中所有的狗十分羡慕、嫉妒甚至敌视。陈阵不知狗耳和狼耳的软骨中，是否也有“骨气”的成分？狗祖先的耳朵也像狼耳一样挺拔，可后来狗被人类驯服以后，它的耳朵便耷拉下来，半个耳朵遮住了耳蜗，听力就不如狼灵敏了。远古的人类可能不喜欢狗的野性，于是经常去拧它的耳朵，并且耳提面命，久而久之，狗的耳朵就被人拧软了，耳骨一软，狗的“骨气”也就走泄，狗最终变成了人类俯首帖耳的奴仆。蒙古马倌驯生马首先就得拧住马耳，按低了马头，才能备上马鞍骑上马；中国地主婆也喜欢拧小丫鬟的耳朵。一旦被人拧了耳朵，奴隶或奴仆的身份就被确认下来。

109、小狼的耳朵使陈阵发现耳朵与身份地位关系密切。比如，强悍民族总喜欢去拧非强悍民族的耳朵，而不太强悍的民族又会去拧弱小民族的耳朵。游牧民族以“执牛耳”的方式，拧软了野牛、野马、野羊和野狗的耳朵，把他们变成了奴隶和奴仆。后来，强悍的游牧民族又把此成功经验用于其他部族和民族，去拧被征服地的民族的耳朵，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去拧被统治民族的耳朵。于是人类世界就出现了“牧羊者”和“羊群”的关系。刘备是“徐州牧”，而百姓则是“徐州羊”。世界上最早被统治集团拧软耳朵的人群就是农耕民族。直到如今，“执牛耳”仍然是许多人和集团孜孜以求的目标。“执牛耳”还保存在汉族的词典里，这是汉族的游牧祖先传留给子孙的遗产，然而，北宋以后的汉族却不断被人家执了“牛耳”。如今，“执牛耳”文字还在，其精神却已走泄。现代民族不应该去征服和压迫其他民族，但是，没有“执牛耳”的强悍精神就不能捍卫自己的“耳朵”。

110、狼是草原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与楷模;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的智慧、顽强和尊严;狼对蒙古铁骑的驯导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对于狼的至尊崇拜;蒙古民族古老神秘的天葬仪式;以及狼嗥、狼耳、狼眼、狼食、狼烟、狼旗……有关狼的种种细节，均使作者沉迷于其中。

111、草原人就从来不用狼皮做褥子，蒙古人敬狼啊，不敬狼的蒙古人就不是真蒙古。草原蒙古人就是被冻死也不睡狼皮。

112、老人说:打仗，狼比人聪明。我们蒙古人打猎，打围，打仗都是跟狼学的。你们汉人地界没有大狼群，打仗就不成。打仗，光靠地广人多没用，打仗的输赢，全看你是狼，还是羊。

113、在古老的蒙古草原，对狼来说，狼牙等于狼命。狼的最凶狠锐利的武器就是它的上下四根狼牙，如果没有狼牙，狼所有的勇敢、强悍、智慧、狡猾、凶残、贪婪、狂妄、野心、雄心、耐性、机敏、警觉、体力、耐力等等一切的品性、个性和物性，统统等于零。

114、“黄河百害，惟富一套。”“黄河决堤，人或为鱼鳖。”“黄河——母亲河。”“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黄河百害、吞没了无数农田和千万生命，而否认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看来“百害”和“母亲”可以并存，关键在于“百害的母亲”是否养育了这个民族，并支撑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也应该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样得到尊重。（本评认为：应尊重古代历史和史实，黄河确实是中华文明发祥地，害河是人类活动所致）

115、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是没有宁死不屈，敢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精神，只能被人家统治和奴役。

116、以前的教科书认为，游牧民族卓越的军事技能来源于打猎——陈阵已在心里否定了这种说法。更准确的结论应该是:游牧民族的卓越军事才能，来源于草原民族与草原狼群长期、残酷和从不间断的生存战争。

117、你要学会一躺下就睡着，狗一叫就睁眼。狼睡觉，两个耳朵全支楞着，一有动静，撒腿就跑。要斗过狼，没狼的这个本事不成。你阿爸就是条老狼。

118、战死的狗静静地躺在草原战场上。没有一个草原蒙古人，会对漂亮厚密的狗皮打主意。在草原，狗是人的战友、密友和义友。草原人的生存靠的是两项主业——狩猎业和游牧业。草原人打猎靠狗、守羊靠狗，狗是比中原农民的耕牛还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畜群卫士。狗比牛又更通人性，是草原人排遣原野寂寞的不可缺少的情感依托和精神伴侣。

119、陈阵反驳说:那不一定，你别轻武重文，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来的文治?没有武功，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汉唐的文治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

120、牛是神圣的牛，是草原上强壮、雄性、繁殖、勇敢、自由和幸福的象征。蒙古的摔跤手就叫布赫，与牛同名。蒙古男人极羡慕牛，因为牛是草原上妻妾成群，又不负家庭责任的甩手掌柜和快乐的单身汉。在交配季节之后，它们的妻妾儿女都交给了草原人来照料。所以，许多蒙古男人都喜欢起名叫布赫。

牛一直被草原牧民奉为神物，牛健壮就预示牛羊兴旺，牛病瘦就意味灾祸临头。

121、离开北京之前，我也曾经以为蒙古草原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真以为草原就是那么和平安详……后来才知道，《敕勒歌》只是鲜卑族的一首儿歌，真正的草原实在太严酷了，草原精神其实都集中在狼身上。

122、没有狼，世界历史就写不成现在这个样子。不懂狼，就不懂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更不懂这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差别和各自的优劣。

123、可以想见，它对这个民族产生了何等难以估量的影响。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图腾的精神力量远高于榜样，它处在神的位置上。

124、人最终可以灭绝狼，可是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蒙古草原狼刚强不屈的意志和性格。

125、世界上，狼才真正是以食为天的动物。与狼相比，人以食为天，实在是太夸大其辞了。人只有在大饥荒时候才出现像狼一样凶猛的吃相。可是这条小饱狼在吃食天天顿顿都充足保障的时候，仍然像饿狼一样凶猛，好像再不没命地吃，天就要塌下来一样。

124、草原狼都是饿狼的后代，原先那些丰衣足食的狼，后来都让逃荒来的饥狼打败了。蒙古草原从来都是战场，只有那些最强壮、最聪明、最能吃能打、吃饱的时候也能记得住饥饿滋味的狼，才能顽强地活下来。----老人语

125、蒙古草原狼有许多神圣的生存信条，而以命拼食、自尊独立就是其中的根本一条。

126、生命的真谛不在于运动而在于战斗。生命是战斗出来的，战斗是生命的本质。

127、死亡也是巨大的战斗力，狼图腾培育了多少慷慨赴死的蒙古武士啊。

古代汉人虽然几乎比蒙古人多百倍，但宫廷和民间骨子里真正流行的信仰却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华夏农耕民族得以延续至今的一种极为实用的活命经验和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赖劲”，也是一种民族精神。

128、也许世界上只有汉语中有“狼烟”这一词汇。普天之下，鼠最怕猫，羊最怕狼。将“狼烟”作为最恐怖的草原民族进攻的象征，暴露出汉民族的羊性或家畜性的性格本质。

129、小狼会教给他更多的东西:勇敢、智慧、顽强、忍耐、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永不满足、永不屈服、并藐视严酷恶劣的环境，建立起强大的自我。

他暗暗想，华夏民族除了龙图腾以外，要是还有个狼图腾就好了。那么华夏民族还会遭受那么多次的亡国屈辱吗?还会发愁中华民族实现民主自由富强的伟大复兴吗?

130、酷爱黑暗的狼，到了黑夜，全身的生命活力必然迸发;酷爱战斗的狼，到了黑夜，全身求战的冲动必须发泄。

131、草原狼的自由独立，勇猛顽强的性格，是有其超强本领作为基础的。人也是这样，一个民族自己的本事不高，性格不强，再想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也只是空想。

132、如果中国人能在中国民族精神中剜去儒家的腐朽成分，再在这个精神空虚的树洞里，移植进去一棵狼图腾的精神树苗，让它与儒家的和平主义、重视教育和读书功夫等传统相结合，重塑国民性格，那中国就有希望了。

133、在草原，狼图腾真是无处不在。一个民族的图腾，是这个民族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崇拜狼图腾的民族，肯定会尽最大的可能去学习模仿狼的一切:比如游猎狩猎技巧、声音传递、军事艺术、战略战术、战斗性格、集体团队精神、组织性纪律性忍耐性、竞争头狼强者为王、服从权威、爱护家族和族群、爱护和捍卫草原、仰天敬拜腾格里，等等，等等。

134、真正能传递蒙古大草原精神的歌声，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

135、蒙古草原的一切生灵，除了绵羊以外，不论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都具有草原母亲给予的勇猛顽强的精神，这就是游牧精神。

136、被牵与拒牵——绝对是狼与狗、狼与狮虎熊象、狼与大部分人的根本界限。草原上没有一条狼会越出这道界限，向人投降。拒绝服从，拒绝被牵，是作为一条真正的蒙古草原狼做狼的绝对准则，即便是这条从未受过狼群教导的小狼也是如此。

138、狼图腾，草原魂，草原民族刚毅之魂。

139性格对于个人来说，是其能否成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民族来说，民族性格则更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

140、从世界各民族兴亡盛衰的历史看，民族性格属于民族脊梁问题。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

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伟大贡献，最主要是在精神上性格上的贡献。而刚强进取的民族性格则是创造和支撑中华文明的支柱。华夏农耕民族是创造古代中华文明的脑与手，而游牧精神和游牧性格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脊梁。

三、 读者评价

1、读了《狼图腾》，觉得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好像在实践孙子兵法，‘多算胜，少算不胜’。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商战中这种对手是最恐惧，也是最具杀伤力的。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张瑞敏

2、“苍狼乐队”感谢《狼图腾》。它让我读出：深沉、豪放、忧郁而绵长的蒙古长调与草原苍狼幽怨、孤独、固执于亲情呼唤的仰天哭嗥，都是悲壮的勇士面对长生天如歌的表达；是献给《天堂》里伟大母亲最美的情感、最柔弱的衷肠、最动人的怨曲……

——蒙古族歌唱家 腾格尔

3、《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度，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作品的独创性。它的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因此，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

——文学批评家 孟繁华

4、姜戎笔下的草原狼，是生物的狼，也是人文的狼；是现实的狼，也是历史的狼。因之，这是一部狼的赞歌，也是一部狼的挽歌。

——文学批评家 白烨

5、在我们的血液里，特别是在君主和贵族的血液里，潜伏着游牧精神，无疑它在传授给后代的气质中占着很大的部分，我们必须把那种不断地急于向广阔地域扩张的精神也归根于这部分气质，它驱使每个国家一有可能就扩大它的疆域，并把它的利益伸展到天涯海角。

-----(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

6、开宗明义，《狼图腾》——我认为是一本彻头彻尾的烂书。原因只有一个，一部从骨子里充满了偏见的“作品”反映的只能是作者阴暗卑劣的心理。

这本书买了有三年以上的时间，第一次，读完一章即拍案而起，搁置。第二次，坚持到第二章，结果一样相同。。。反反复复下定决心用心研读，可是至今只读到第三章，不是读的慢，而是实在读不下去。今天，我终于可以说，我要彻底放弃它了。

在后记中（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有这样一句话：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如果作者能围绕这个论点客观的给出论据加以论证，那此书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可是，作者竟然由此就推论出另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农耕文明必然导致软弱的性格，“农耕必然产生不思进取的安逸腐化”，农耕必然在软化民族的脊梁骨！

在论证这个观点时，作者给出的思路简直是幼儿园水平——首先他将中国古代英勇善战的将士或者有勇有谋的帝王都归结于这些人身上有一骨子“狼性”，而狼性是游牧民族才“特有”的性格，因此这些人即使有所成就，那也是由于他们继承了游牧民族的性格。相反，只要是任何软弱失败的人都是由于他们生活在农耕文明中，而农耕文明必然导致软弱，他们继承的就是汉人才有的“羊性”，因此他们必败无疑。

简而言之，英勇来自狼性，狼性来自游牧；软弱来自羊性，羊性来自农耕。其实，可以再露骨一点：英勇=游牧，软弱=农耕；或者说英勇=蛮夷（原谅我用这个词，被作者气的），软弱=汉人。请问作者，这个逻辑链条从何而来？？？？为了自圆其说，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自己的观点，可是并不是在客观史实前客观分析，相反，字里行间充斥着极端和偏激。

——网友

四、附录：重点评论文章

附录1《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

《狼图腾》是去年最受关注,并创造了惊人销售业绩的长篇小说。褒扬者称之为“旷世奇书”,能提供强烈的阅读快感,是一部以狼为主体的史诗,是一道享用不尽的“精神盛宴”。激烈的批评者则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沉闷,乏味,难以下咽的平庸之作;尤其是它对穷凶极恶的狼及狼文化的张扬,更引起一片反感的声音。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狼图腾》不再成为热点;但作为热门书,今年以来仍居于多家图书榜前列,仍在读者的手上流传着。我总感到,关于“狼”的话题没有完,某些非科学,非理性,非文明的似是而非的理念仍在流行,而《狼图腾》最具代表性。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把对这本书文学文本的评价与对其文化宏论的评价分开来。作为文学文本,《狼图腾》集聚了大量原创因素,属于不可多得的具有史诗品相的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文化观的宣扬,它仅凭抓住了一个“狼性性格”就好像找到了一把开启世界文明史的钥匙,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和改写整个人类史、文明史、中国史。尽管作者动机可嘉,不乏睿智,深思多年,固执己见,但漏洞毕竟太多。笔者近日重读此书,颇多感触,愿将若干思索写在下面。

我认为,姜戎的《狼图腾》是当代小说中很有价值的作品,是一部深切关注人类土地家园的,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然而,即便这样少有的坚实之作,也明显存在灵魂资源不足的问题。作者说,这部书的写作历时30年,我相信。书的主体部分写得相当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体验,触及和诱发了人类生存的许多大道理,让人的心为之悸动和痛楚。书的主体部分陈述了原本的内蒙古草原既受狼害又与狼不可分离,既恨狼又敬畏、崇拜狼,所谓“学狼,护狼,拜狼,杀狼”的图腾崇拜和精神悖论;描绘了几十次惊心动魄、伤心惨目的人狼战争,写了能够在几天几夜里洪水滔天般把几千匹马从肉体到灵魂彻底瓦解的蚊灾,也写了黄灾、白灾、鼠灾。在暴烈的血色场景的间隙,作者用另一副雄浑而柔情的笔调,状绘了荡人心魄的草原之美,那翡翠般的聚宝盆,那美丽的天鹅、野鸭、大雁、那色彩斑斓的大鸟小鸟、那娇艳欲滴的白芍药、那满地的无名野花、那清苦的草香,令人沉醉,让人心胸浩阔。我一直认为,关于《狼图腾》的文学性,不宜用常规要求,它确乎有点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带有边缘性和嫁接性。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界限绝对分明一样,文体亦然。它那刚健,苍凉,硬朗的排浪式的语句,它那不加文饰地逼真感和原生感,恰恰最能凸显其狞厉之美。

整部作品悲怆恢弘,撞击人心。因为,在内在精神上,它贯通了草原古老神灵腾格里与千年草原大地的血脉,毕利格老人对草原的神圣的爱统领全书,乌力吉、巴图、陈阵、杨克、嘎斯迈、沙茨楞等人在政治灾难笼罩草原时睁大着识别善恶的眼睛。作品没有回避内蒙古草原在外来人口压力、极左政策胁迫下,面积一步步缩小、质地一步步恶化,日渐走向沙化、荒漠化、废墟化的严酷现实。全书关注的是大命与小命息息相关、互生互补的“天之道”,关注的是草原生命的天理:如果人之理顺应天之理,人必然蒙福;如果人之理与天之理一致,大自然馈赠给人的精神福分和物质财富就多得不可测度;但是,倘若“时政之理”逆于天之理又藐视人之理,时政之理被推为世间唯一真理时,草原的毁灭就在劫难逃了。毕利格老人说,因为狼会使旱獭、野兔、黄羊、羊、马等威胁草原存活的动物的数量与草原的承载量相协调,“要是把狼打绝了,草原就活不成,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可是场领导包顺贵们却说,这可是个政治性问题啊,一定要为党和国家把狼彻底干净地消灭光,于是,把狼斩尽杀绝的运动开始了:传统围剿的办法、为草原大忌的放火方法,草原人前所未见的雷管、机关枪、卡车联合作战的方式等等,都肆无忌惮地踏入草原。陈阵说,新牧场的天鹅可不能杀、那些鸟蛋可不能给糟蹋了,领导包顺贵们却说,这可是政治性问题啊,“什么天鹅不天鹅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不把《天鹅湖》赶下台,《红色娘子军》能上台吗?”,于是所有飞的鸟被杀了,所有鸟的蛋被煮了。毕利格老人说千万不能开垦草原,因为土层非常薄,生命层非常脆弱,一开垦就必然沙化,但领导们说这可是政治性问题啊,这么广大的草原不开垦种地是多大的浪费,“要想给党和国家多创造财富,就一定要结束这种落后的原始游牧生活”。在这种违背草原生态逻辑的指挥棒下,乱挖乱垦的来了,大规模破坏草原的“兵团”来了,像榨干机一样,像硫磺火焰一样,几千年的草原被迅猛榨干、烧毁了,牧场变成了荒沙。陈阵说:“体制荒沙比草原荒沙更可怕,它才是草原沙尘暴的真正源头之一。”无疑地,这些描写既属实用层面,又使人痛切地思索着人类的生态问题。

当然,狼才是《狼图腾》这本书的精神主载体,狼的狡猾,狼的智慧,狼的生命强力,狼的团队精神,以及狼性,狼眼,狼嗥,狼烟,狼旗等等,才是全书的看点所在。对此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用审美的、充满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满道德义愤的实用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狼固然凶残,但在文学的王国里,未必就不能构成一种复杂的审美意象;狼肯定吃人,但通过狼性未必就不能更深邃地揭示人性。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有时是需要分开的。在人类生活中狼是可诅咒的,在艺术世界里狼完全有可能成为观赏的对象,就看置于什么样的语境了。可虑的是,艺术一旦纳入严密的道德评判体系,自由的精神就可能遭到限制。我对小说中人与狼斗智斗勇的大量精彩片断很感兴趣,我看陈阵钻狼洞,掏狼崽,抚育小狼的经历,也大为感动。在我看来,《狼图腾》艺术震慑力很强、生命意蕴甚丰,它让人的灵魂震颤、让人的心智慢慢苏醒、让人看清“战天斗地”的本质、让人知道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应当如何珍惜、如何拥有、如何警觉、如何拒绝、如何捍卫、如何爱、如何关怀。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委实太少了。

是的,《狼图腾》的主体部分是优秀的。但它的社会层面,生态层面,文化层面的描写是不平衡的,文化层面就有不少混乱,尤其是赘在后面的《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和对话》比较糟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逆差?因为在主体部分作者隐藏于后,形象呈现于前,尽管作者念念不忘他的狼性伟大论,不时跳出来宣谕几句,但形象系统毕竟具有自洁能力,能包容多侧面的意义。等到作者以一个文化新大陆的发现者和宣扬者站出来大声讲话时,作者对文明史的偏执解读和他自己灵魂资源不足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理性探掘部分的理论实际上与主体形象部分的形象并不融洽,甚至可以说理性探掘部分有时恰好在消解主体部分的思想。

作者在理性探掘部分宣称,他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他在探讨华夏农耕文明及其国民性时发现,“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范畴;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够高歌猛进。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及西方文明是狼文明。他借人物之口说,要是没有狼,没有狼这个军师和教官,就没有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要是没有狼和狼文明,西方人也就不可能开拓出巨大的海外市场,更不可能有今天向宇宙太空的挑战。这结论真是简单得让人吃惊。那么什么是“大游牧精神”呢,据作者说,那必须是以狼性为基础、以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为前提的一种精神。作者颇为惋惜地说,只要一踏进河谷平原,一踏进农田,从事农耕文明,那就糟了,“再凶悍的狼性也凶悍不起来啦”,只能变得“温柔敦厚”。作者恨不能从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勾销农耕文明这一段才解气。作者说,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要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来如此!原来一切都是狼这家伙惹的祸。全世界受够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侮辱和掠夺之苦的人们,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一切因为自己属于羊性而不是狼性,因而活该。解决的办法也立刻就有了,照作者的意思,就是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牧场去,如果不能,回到“比阶级斗争更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去也行,因为只有在那儿的厮杀才能让狼性激发出来。作者还提供了具体的药方:“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华夏中国就会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繁荣昌盛”。好一个锦囊妙计啊!引述至此,事情已变得十分滑稽,沿着这个臆造的规律推衍下去,恐怕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反文化,反文明,甚至反人类了。有趣的是,作者却自感满足地说,他“总算理出头绪来了”。

实际上,与一般人的错误解释一样,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歪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农耕还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扩张、嗜血杀戮都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进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样。真正的文明应是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习惯,保护和珍惜生存环境,善待生命。《狼图腾》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使草原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既不是开疆拓土的血腥厮杀,也不是各种生命在草原上的嗜血竞争,而是草原人世世代代在顺从“大命”的和平生存中对草原的善待和与草原的和谐相处。实际上,正是那些貌似伟大的开疆拓土和貌似进化的残杀在真正地毁灭草原。

草原恶化、沙化的道理是这样,整个人类生存的道理也是这样。无论牧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电子文明,从来都不是殖民屠杀,不是专制恐怖,不是贩卖黑奴,不是种族清洗,而是善待所有生命。比如西方――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如作者所说的纯粹的、笼统面孔的“西方”,只有不同人在做不同事的纷纭复杂的西方。在西方,有人在贩卖黑奴,有人在倡导人权,有人在炫耀武力,有人在谈论博爱,有人在经营跨国公司,有人在玩弄政治权术,有人在参拜纳粹墓地或靖国神社,有人在虔诚地言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同样是通向美洲大陆的船只,有的载着屠杀土著居民的枪手和恶徒,有的如五月花号,则是载着寻找和宣扬天国的清教徒。这种种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的事的本质也是大不相同的,不能用“狼文明”一言以蔽之。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殖民、杀人、专制、挑起战争之类永远是反人类的,是罪恶的,是使人类退化、沙化、毁灭化的,而不是如有人说的是优胜劣汰的(顺便说一句,在基督教文化中,耶稣基督是拯救世界的“羊”,耶稣基督把他要救赎的万民也叫“羊”)。事实上,中国人的狼性并不少。鲁迅先生考察中国历史之后深深的感触是,中国历史的吃人性,中国人经受着比其它民族更多的经久不息的来自王的屠杀、来自匪的屠杀,常常觉得,这样的社会“并非人间”。其实何止历史,像文革这种扼杀人性的残酷斗争还少吗?中国历史上的大破坏大灾难远比世界上其它国家多而深重。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历史的本质恰恰是狼性的肆虐。

总之,用羊性和狼性来划分文明史,是极不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鼓吹在社会生活中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其结果并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世界被毁坏、被沙化。难道我们对那么多物种的灭绝没有感觉?难道我们对那么多热带雨林被大规模沙化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有报道说,臭氧层的破坏、各种污染、各种毁坏已使地球不堪重负,光是气候变异这一项,就足使人类在极端的时间里面临灭顶之灾。

让我们回到中国当代文学中来。为什么总是难于出现触及人类灵魂的真正杰出的大作品,或者总是半部杰作现象,总是缺乏灵魂,总是只有优秀的局部而缺少巨大的概括力?对此现有各种说法。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精神中缺乏人类最重要的心灵资源,缺乏永恒的神圣的内心真正服膺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当然,事情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作家的观念而忽视作品的艺术成就。由于缺少更高的光亮和声音,必然使当代中国文学短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人物之口说过,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什么都可以做。就是说,如果人的心里没有永恒的信仰和准则,必然会为所欲为。灵魂信仰的问题是人类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我们的很多作家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源。于是,急于解救现代人精神困境的作家,有时候就不得不用心造的幻影如“狼崇拜”之类来充当替代品了。

附录2 郭雪波关于《狼图腾》的声明

血腥的恶狼，绝不是蒙古人的图腾——我的一封信，一份声明

尊敬的中宣部领导：

您好。百忙中打扰您，反应一件事情。

我叫郭雪波，一名蒙古族作家，北京作协少数民族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主任。我要向您反映的是电影《狼图腾》存在严重歪曲蒙古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理念存在错误倾向等若干问题。

一，《狼图腾》从小说到电影标榜的所谓“狼”为蒙古人图腾，这是一个任意篡改蒙古民族历史文化的伪说。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毕业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八十年代初在内蒙古社科院文学所专门从事蒙古族历史文化几年，有充分证据证明，在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史资料中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说狼是蒙古人的图腾。这是一名汉族知情姜戎在蒙古草原只呆数年，回城后与书商操作以盈利为目的编造出来的伪文化书。

二，一个汉民族知情，不懂蒙古文，不会说蒙古话，在蒙古地区只呆三年就给上千年的蒙古人找出了个狼图腾出来，岂非咄咄怪事？他的所谓依据“苍狼白鹿”传说，是歪曲了蒙古族经典史籍《蒙古秘史》的开篇一段描述：“孛日帖·赤那与妻豁埃亦·玛阑勒，渡滕吉思而来”，这是一对夫妻人名，孛日帖·赤那的意思为紫色狼，豁埃亦·玛阑勒的意思为花色牝鹿即母鹿，可姜戎把这直接当做真的“苍狼”与“母鹿”，称蒙古人祖先就是狼和鹿交配而产生，并以此演绎和臆想出，狼是蒙古人的图腾。这是极不严肃的历史歪曲，正如赵子龙不是龙，潘金莲不是花一样，人名不能意译，更不可就凭意译而推论出蒙古人祖先是狼，蒙古人是狼的子孙。这对一个主体少数民族的极大侮辱。

三，狼，作为一个动物，对草原生态有一定的平衡作用，草原上也把狼列为保护动物，但这与蒙古族“图腾”毫无关系。历史史料证明，蒙古人最早是信仰“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后来信仰喇嘛佛教，从来没有信仰崇拜过狼这一动物。

四，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草原大面积沙化，更不是《狼图腾》电影所宣扬的那般因为消灭了狼的原故。草原沙化的历史原因是，北洋军阀张作霖、汤玉麟等大量开垦草原致使，解放后也大面积在草原上农耕以及后来大量开矿抽油致使地下水下降，地标干旱不长草，以及地球升温北方草原日趋干旱无雨造成的。而《狼图腾》作者，无视这些历史原因，愣说是东部蒙古人开垦草原的结果，如此歪曲历史的恶劣后果是造成东西部的民族纠纷和矛盾。东蒙科尔沁草原等地沙化真正原因是，清中晚期大量内地农民涌入开垦后沙化，这是历史的事实。

五，狼，作为一个纯粹的实际动物，它残忍、血腥、贪婪、冷酷、自私、奸诈，而且这窝狼与别窝狼死掐血斗，根本不是狼图腾所宣扬的那般有团队精神，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德国汉学家顾彬批判说过，宣扬狼的精神是反人类，宣传法西斯思想。尤其小说《狼图腾》，大肆宣传说如吃草的羊一样的汉民永远打不过吃肉的狼一样蒙古人，肆意歪曲博大精深的汉儒家文化，表面好像是捧颂蒙古人，其实不觉间调拨和撕裂了汉人和蒙古人的和谐情感，让他们永远相互为敌，这是极为恶毒的，也与历史和现实不符。为此，著名评论家教授李建军写过几万字的批判《狼图腾》的文章。另外，电影《狼图腾》邀请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政治倾向也有反华问题。新浪微博上@采莲西洲@终南刺青等人揭露说“:一帮犹太老板拍片歌颂一个纳粹党员有多恨中国 ”@终南刺青说：“国际大导演法国人让·雅克·阿诺导演拍过一部最著名的反华巨片，由布拉德皮特主演（附XZ7年截图，该片传达了什么观点，大家自己看吧)…………近日，一部由中国出资，公知热捧，污蔑汉人----”。这个让·雅克·阿诺，也拍过歪曲西藏的一部“藏独”倾向的记录片子，一查就知道。

六，《狼图腾》小说和电影出来之后，很多蒙古族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纷纷表示抗议和反对，都称该作品侮辱蒙古族祖先、歪曲篡改了蒙古族历史文化，属于伪文化和具有严重政治民族问题的作品。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先生，几年来在各种场合都表示过抗议，也找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严肃指出过该作品存在的问题，表示过鲜明的批判态度。今天，本人与玛老通过电话，他非常愤慨地表示说：在大年三十这样吉祥的日子，播放羞辱蒙古族祖先的电影，这是太不像话了！他让我代他向中宣部反映，必须制止这个对民族团结极为不利的作品放映！对此，你们可以直接与玛拉沁夫先生联系，核实和征询。此外，内蒙古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多位老教授老先生也表达过抗议，有人都要举着横幅标语去拍片场。

七，围绕《狼图腾》电影和小说引发的问题，正在蒙古民族学生和民众当中发酵，我这是先期向你们通过正常渠道反应问题。我本人是坚决拥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谐，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事情发生。

诚恳希望你们引起重视。切切。

郭雪波 2015年2月16日

郭雪波在微博上发表的声明（2月18日）

声明：狼从来不是蒙古人图腾，蒙古所有文史中从未记载过狼为图腾！这是一汉族知青在草原只待三年，生生嫁祸蒙古人的伪文化！蒙古人最早信萨满后佛教。狼是蒙古人生存天敌，狼并无团队精神两窝狼死磕，狼贪婪自私冷酷残忍，宣扬狼精神是反人类法西斯思想。我们保留诉诸法律捍卫祖先和民族文化的权利。

附我的补充评论,1，我也写过长篇《大漠狼孩》后改版《狼孩》从积极角度描写过人与自然人与狼关系。2000年《大漠狼孩》出版后《狼图腾》作者通过他人从我这里讨要过一本，三年后他抛出《狼图腾》借用我的生态文化理念是小事我不计较，但给蒙古人愣按狼为图腾那就亵渎我们祖先篡改民族历史文化大事了。2，沽名钓誉？说得有点俗了。本人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签约作家，环境文学研究会副主任。长篇《狼孩》《银狐》《火宅》《青旗嘎达梅林》《蒙古里亚》等；中短篇集：《沙狼》《大漠魂》《郭雪波小说自选集》（三卷本）十余部，作品分别译成英法日文出版。《大漠魂》《继父》获台湾《联合报》联合文学奖奖和宗教文学奖。《沙狐》入选联合国《国际优秀小说选》根据《沙狐》改编的广播剧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狼孩》《银狐》获中国民族文学骏马奖，《狼孩》获香港《十大好书》奖及首届国家生态环境文学奖。小说《哺乳》获《德国之声文学大奖优秀作品奖》，本人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文学艺术特殊贡献奖获得者。本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毕业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八十年代曾在内蒙古社科院文学所专门从事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几年，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还是了解的。以上这些，你的姜戎岂可与我相比？

我于2007年发表的文章：《狼不是蒙古人的图腾

———《狼孩》再版后记 郭雪波

《狼孩》是《大漠狼孩》的修订版。

《大漠狼孩》于200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尽管出版后获得全国首届生态环境文学奖和全国民族文学骏马奖，印了两版，但自己感到仍有不少的缺憾。这次，当漓江出版社力挺此书，再行付梓之机，我对不足之处一一做了修正，并根据读者的反应，又加写了八万字的内容。

更换书名的原因是，市场上已发现《大漠狼孩》被人恶意盗版，尤其卑劣的是，把本人名字偷换成什么姜戎，妄称《大漠狼孩》是他继《狼图腾》之后的又一力作云云。这使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我想说明的是，《大漠狼孩》早于《狼图腾》三年出版，而且该作者写《狼图腾》时曾通过其内人从我手上拿走一本《大漠狼孩》，做为他的参考书。这些宵小盗版贼的行为，很无聊，经济利益的驱动使他们利令智昏，失去灵魂的纯洁，实在可悲。

作为一名蒙古族作家，我顺便在此声明，狼不是蒙古人的图腾。

蒙古人，崇拜长生天长生地，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并祭拜以天地自然和祖先像征的“敖包”。草原上，狼和游牧民族是生存竞争对手，是敌对关系。蒙古人历来爱憎分明，不会把敌人当做崇拜的偶像的。在蒙古族的历史文化资料中，从未发现狼是蒙古人图腾这样的记载。我曾经在内蒙古社科院工作几年，专门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及文学，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文字和口头流传资料。这纯属作者对另一民族文化不了解的肤浅妄说，一种商业炒作，不惜歪曲牺生另一民族的文化。而这种妄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在蒙古族广大学者和读者当中已经引起很多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把五千年的内地以汉民族为主的文化比喻成吃草根的“羊性”文化，总打不过吃肉的“狼性”文化的代表蒙古族等，这说法很不确切，也容易造成民族间的误会和隔核。何况，汉文化的扩张性和渗透性无法阻挡，现在整个亚洲都被儒家文化所主导，你看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哪个站住脚了？究竟哪个是“狼”，哪个是“羊”？再说，蒙古族和成吉思汗只有狼的血性狼的本事，岂能横扫欧亚，所谓的“狼文化”岂能含概古老蒙古文化的思想哲学内涵？这种比喻说法，毫无历史性学术性，是一种肤浅的妄自推断和个人臆造。其实，哪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狼性”和“羊性”，如果硬要这样比喻的话。据说那个不应称其为小说的作品里，还描写东部蒙古人如何坏西部蒙古人如何好等，这也已经引起东蒙同胞的愤慨。

我写过不少狼和狐的小说，如“沙狼”“公狼母狼狼子”“银狐”“沙狐”等，我写作的主要宗旨在于折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而不是从某种理念出发投机和偏激地对某个民族文化的狭义渲泄，拿一个民族说另一个民族的事，而是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审视、反思和批判。

本书《狼孩》亦如此。

为后记

郭雪波

于北京金沙斋 2007年8曰20日

附录3 关于《狼图腾批判》

丽江知秋

导 言

小说《狼图腾》向读者传达了许多值得商榷，或者说是片面、错误的信息，有些观点是带有政治性的，有些看法又有学术研究性质。上述信息涉及的学科较多，很庞杂，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人文等社会科学，有文学艺术、医学、考古、民歌、饮食习惯，……乃至人民生活各个方面。

因此这篇批判文章较长，主要有下述4部分：

一、《狼图腾》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向读者传达了哪些不良的信息。书中主人公是几位20岁上下的北京知青，在特殊时代到内蒙草原，接受贫下中牧民的再教育。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抒发对周围世事的不满情绪，认识上有些片面是可以原谅的，没必要揪住不放。但纵观全书并不是知青们心血来潮，他们有更大的目标抱负。为便于读者全面了解《狼图腾》作者的创作意图，笔者将书中认为不妥当的主人公对话、心里感悟摘录下来，让读者奇文共欣赏，笔者只在摘录后做提纲挈领式的评点。

二、20年后，成为某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杨克和社科院研究员的陈阵，他们仍然坚持20年前的看法，并且系统化、理论化了，写出了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的“理性挖掘”，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这篇“理性挖掘”洋洋数万言，放在小说最后。在作者看来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也可能是有意为之。

通过这种有别文艺小说的刻意安排，使读者终于明白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即：假借狼事说人事，宣传作者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为此，笔者仍采取老办法，将作者的“精彩”论述一一摘录，并加批注。

为避免落下“断章取义”的口实，这是无奈之举。此文较长，这是主因。

三、针对《狼图腾》主人公在一、二两部分的诸多观点、看法，笔者梳理归纳几个主要问题，进行重点批判。

四、对编者及几位名家为《狼图腾》写下的溢美之词，谈些不成熟的看法，权且当作与名家们共勉。

一

从2004年4月，长江文艺出版社第1版印刷《狼图腾》至今，该书一直倍受推崇，已经再版近30次，发行100多万册。有关《狼图腾》的溢美之词也屡见媒体报端。最典型的莫过于长江出版社写的编者荐言：

1、编者安波舜先生称：《狼图腾》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是我们这个时代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盛宴”“如果不是因为此书，狼，特别是草原狼—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就会远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当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益颓靡雌化的今天，读到《狼图腾》这样一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史诗般小说，实在是当代读者的幸运。千百年来，占据正统主导地位的鸿学巨儒、畏狼如虎、憎狼为灾，汉文化中存在着太多对狼的误解与偏见，更遑论为狼写一部书，与狼为伍探微求真了。”

编者对《狼图腾》作者推崇再三，说：作者经历了青年时代痛苦的精神“游牧”，蒙古狼带他穿过了历史的千年迷雾，径直来到迷团的中心，是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才能和顽强不屈的性格，草原人对狼的爱和恨、狼的神奇魔力，使作者与狼结下了不解之缘，狼是草原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与楷模；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的智慧、顽强和尊严；狼对蒙古铁骑的训导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对于狼的至尊崇拜；蒙古民族古老神密的天葬仪式……写出了有关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的长篇小说。

编者说，如今正值中国社会转型，而农耕文明衍生的国民性格已成其沉重羁绊之时，作者倾其半生心血再现狼图腾使命，成为“有关狼的真理的终结者”。

编者设问：当年区区十几万蒙古骑兵为什么横扫欧亚大陆？中华民族今日辽阔疆土由来的深层原因？历史上究竟是华夏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为什么中国马背上的民族从古至今不崇拜马图腾而信奉狼图腾？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否在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华夏民族龙图腾是否将从此揭秘？……

2、海尔集团董事会主席张瑞敏先生说：读了《狼图腾》，觉得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战法很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商战中这种对手最恐惧，也是最具杀伤力的。

3、作家、评论家周涛说：《狼图腾》当然是一部奇书。一部因狼而起的关于游牧民族生存哲学重新认识的大书，它直逼儒家文化、民族性格深处的弱性。煌煌五十万言，五十万只狼群汇合，显示了作家阅历、智慧和勇气，更显示了我们正视自身弱点的伟大精神。

4、文学批评家孟繁华说：《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总之，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

《狼图腾》果真那么好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笔者认为《狼图腾》，不仅不是一部“旷世奇书”和“享用不尽的精神盛宴”。而是一部政治倾向有问题，文学艺术水平不高的书，它根本不是一部文学艺术精品，而是一部集日记、随笔、报告、政论、学术论文于一身的混合体，说刻薄一点：是四不像！

笔者为什么与编者和诸多名家的看法不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为笔者越看越觉到作者通过主人公向读者传达的思想、认识、观点、立场有问题。假如编者说的奇书是指这方面的内容，那是说对了。如果指文学艺术性、情节、结构、人物刻画、感情变化，那是南辕北辙，不靠边。

评价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公认的有两条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先说艺术标准。《狼图腾》，缺少文学作品最起码的社会、地区、单位、家庭、个人经历的描写，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更没有所谓爱情的描写。上述元素是文学作品中最基本的要求。可是在《狼图腾》里，读者看不到这些小说元素，有，很少，是蜻蜓点水，一笔代过。读者看到的是几个北京知青在内蒙古草原上观察到的狼群与人和其他动物之间展开的生存斗争。作者在书中特别加进了对狼图腾的考察，探根寻源，寻找普世价值观，引经据典，论证所谓游牧民族的优势与农耕民族的弱势，宣传作者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以求达到让广大读者认同的目的。换一种说法，作者更像一位博士生，为写有关狼图腾、狼文化以及狼精神的论文，深入内蒙古额仑草原，经过多年草原生活后写出的考察报告。所以，《狼图腾》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更别说是文学精品了！

其次，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关于狼图腾、人狼羊所谓精神文化方面的对话、考证，以及对游牧、农耕民族的优劣对比议论，这些好像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作者看来也许是必要的。但对广大读者来说，对这些议论味同嚼腊，根本不感兴趣。笔者正是抱着这种态度读狼图腾的，可是越读越觉得作者的议论过分，有些议论没有根据，有些则牵强附会，特别是陈阵以农耕民族----汉民族代表的身份处处发表看法，指责这个，批评那个，读后很不舒服。这一点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也是我想写这篇批判文章的主要动因。老实说。小说关于狼生活习性及草原上生物之间的生存斗争描写是很精彩的，但因为作者有意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学术主张，大大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

以笔者拙见，若是删掉狼图腾、狼文化、狼精神；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优劣比较，议论，学术观点部分，作品可能会是一篇精彩的长篇纪实文学。可惜的是这好的素材，被作者自己糟蹋了！用作者的话来说，作者这种拙劣的做法，是什么精神，是蚍蜉，还是蛇？！

三是小说的情节，前后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而是按照知青插队的工作、生活安排展开的，如单骑闯狼群，狼群围剿黄羊，雪夜拉黄羊，狼群袭军马、人狼大战……等等。虽说有不少精彩的斗争场面描写，由于情节不紧凑，给人松散的感觉。

四是小说语言通顺明白，但前后章节有大量关于狼图腾、狼文化、狼精神方面的议论、论证，书中正文与“理性挖掘”部分有大量的重复。作者的目的很明显，即加深和强化读者的印象，认同作者的所谓研究成果。但笔者静下心来想一想，还是觉得作者在论证时有些地方并没有说清楚，是遗漏、有意避开，还是不屑解答？只有作者自己明白。

五是作品体裁的混乱，有叙述、白描、议论、感受、抨击、建议、结论，等等。书中比比皆是。

总之，读后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一部真正的文艺作品，而是集日记、随笔、报告、政论、论文各种体裁于一身的混合体。如果这就是编者吹捧的经典小说，是有关“狼的真理终结者”云云，笔者今天真是开了眼界。

再说政治标准。所谓政治标准，就是小说的主题思想，这是作品的灵魂，也就是作者通过作品要告诉读者什么样的信息，诸如：时代的缩影、历史的画卷、教育和启迪作用……可是纵观狼图腾作者给读者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

作者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的内蒙古额仑草原上的生物，其中包括狼、马、牛、羊、獭、鼠、狐、鹰之间的生存斗争；人与狼之间消灭与反消灭的争斗；马羊牛、獭、鼠等食草动物与草原之间的矛盾；人与草原之间的矛盾，还有生态平衡、沙尘暴成因等诸多场景，在作者看来，通过草原上生物之间的生存斗争，特别是对狼及狼群的生活习性的描写，揭示古代游牧民族崇拜狼图腾的动因，进一步论证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历史表现，告诫人们狼图腾，即狼文化、狼精神，具有世界普遍的价值观，中国要富强、要实现民族腾飞，必须要从灵魂深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层面上脱胎换骨，彻底摒弃农耕民族的弱点，向游牧民族学习，向西方学习，不仅学科学技术、学管理、学社会制度，甚至民歌、饮食习惯、行为方式等等方面都要学习，如果中国当局和全体老百姓，在理论和实践上这样做了，中国还有希望，否则，中国要富强的目标将永远达不到。简言之：全盘西化，中国才有希望！这话可能很刺耳，但读后笔者总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上述几句话，能不能概括作者创作《狼图腾》的意图。笔者读后并没有被作者传达的信息、议论、考证所折服，反而产生了许多异议、诘问。对编者的夸大吹捧《狼图腾》，笔者不敢苟同。

二

下面就书中涉及的几个政治、文化问题，发表看法，说商榷也好，说批判也罢，总之，笔者有话要说。

一、关于狼图腾、狼文化、狼精神

作者在《狼图腾》一书中自始至终，多次提到狼图腾、狼文化和狼精神，好像世界真有狼文化、狼精神似的。事实上，世界根本不存在狼文化、狼精神词汇所包括的内容，这是作者假想和杜撰出来的离奇词语。

何谓文化？权威解释是：专指人类在社会历史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什么是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语言辅助工具，书写符号。

狼再聪明，它能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特别是精神财富吗？狼能发明文字吗？不能！所以，狼文化、狼精神是子虚乌有的杜撰。作者立论错误，混淆概念，缺乏科学依据，经不起推敲，这是其一；

其二，人类了解世间动植物的生长规律、习性特点，都可以变成文字符号向其他人类同伴传播信息，这是观察者的个人感受，正确与否很难说，但有一点无法否定，这些所谓文字记述都带有个人的色彩。这些纯属于个人感受的东西，是强加给动植物身上的。作者将观察狼的感受文字贴上狼的标签，称“狼文化、狼精神”，那些研究黑猩猩、海豚、鯊鱼、金丝猴、天鹅、冷杉、水稻的科技专家们，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的研究成果冠名为“某某文化、某某精神？”因为上述中外动植物专家他们的头脑非常清楚：文化、精神的这些专属人类的词汇，是不能随便乱戴的。张三研究鹿，就冠以鹿文化，李四研究马就说马文化，王五研究猪、狗，就说猪狗文化，那不乱套了！

图腾也是一样。图腾作何解？《辞海》里没有收录，可见它是外来语。根据我对图腾的理解：图腾应当是某个部落民族，在上古时代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由部落头人、族长对自然现象、周围物是产生的敬畏、崇拜。那个时候人类没有文字，彼此之间的交流是通过叫声高低、长短、大小、语气传达的，当他们有了简单的绘画技巧，就将他们崇拜的动物、天象、物是画下来，于是图腾崇拜就出现了，如汉族先民们崇拜的“龙图腾”、阿尔巴尼亚人崇拜的山鹰，某些民族崇拜的“猪、驴图腾”，美洲印第安人的图腾，还有生殖崇拜、乳房崇拜、太阳崇拜，等等。图腾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本没有深奥的文化含义。作者非要从图腾中挖掘出所谓的深刻文化内涵，那是作者的某种需要，是强加给古人的霸道行为。

中国出现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而文字的出现----甲骨文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两者有近2000年的时间间隔。中国夏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等诸多方面，因为没有文字记录，至今对我们来说是个永远的谜，而成为断代史。面对历史上的空白，我们只有遗憾的份儿，但却无能为力，除非考古有新的发现。

后世人知道古代先人们的图腾崇拜，是先人们将图腾作为供奉，作为祭祀的神来崇拜，是通过口头方式，一代代传下来的。

综上所述，图腾只是一个民族部落的文化符号。它没有也不可能有文化层面上的深刻意义。因为，我们找不到先民们选择图腾时任何有价值的历史遗迹。

后人非要求索古代先民图腾崇拜时的深刻文化内涵，是徒劳无功的。即使根据东拼西凑找到的所谓“证据”，也是后人的理解、记录，不能当作真理，强加给上古先民，更不能忽悠后来人。从这个意义出发，将图腾作为研究课题是选错了方向，是不会有结果的。

这里牵扯出一个史学研究的原则问题，那就是：只有根据史料、考古发现才能弥补历史的空白。据说，在夏商周历史断档研究方面，几乎动员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集史学、考古等各方面的人才，经过反复的讨论、争论，在比较大的方向问题上，才达成初步意见，尚有许多存疑无法解决。图腾研究属于弥补历史空白的范畴，必须以史料、考古发现为依据，并进行合乎情理的分析推断。不允许不着边际的推理分析，即没有史实根据的探佚和戏说，或者用写小说的笔法，需要什么，从历史遗迹中随意剪裁，拿来为己所用。

作者书中提供的所谓证据，最早资料是《史记》里关于匈奴只言片语的记载，还有内蒙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文物，以及外国史学家的一些论断。考古界对内蒙赤峰巴林右旗羊场公社出土的玉龙到底以什么动物为原型？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兽首为马，因为有长脸和飞扬鬣毛（相当马鬃）；二是兽首为猪，因为其他地方也出土过类似的玉龙，猪的特点明显；三是兽首为狼，是早期的狼图腾。这是作者的观点。对玉龙的身体有共识，一致认为是蛇身。上述那些证据充分说明：狼图腾、龙图腾出现谁先谁后，两者是不是同源异体？考古界尚未有定论，仍处在讨论阶段；至于信奉狼图腾的游牧民族比崇拜龙图腾的农耕民族更为先进的结论，更是经不起推敲的一家之言。崇拜图腾，各民族可以不同，但与各民族的先进与落后没有关系。换言之，不能以图腾崇拜作为判断民族优劣的唯一标准。

二、关于文明羊、文明狼和文明人

作者在书中还大量使用羊性、牲畜性、狼性、文明羊、文明狼、文明人的词汇。何谓文明？权威解释：一指物质文明，二指人类社会已进入开化状态，脱离恕毛饮血的野蛮时代。最明显的标志是人类发明了工具，有了文字、绘画、农耕的技艺，生存斗争已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羊性、牲畜性、狼性等都是动物的基本特性，无论它们表现的如何“高级或低俗”，“强悍与怯懦”，都是长期生存斗争中形成的，是无意识的行为。尤其是羊的怯懦，并不是天生就如此，野生山羊也有战斗性，狼要吃掉野山羊，不是件易事，至今野山羊作为动物的种群仍然存在，没有被羊的天敌消灭，说明野山羊不缺少作者所说的“战斗性和进取心”。

草原羊所以表现怯懦，是因为有人类提供的保护伞，它大可不必锻炼自己的身体，增加所谓的战斗性，在狼进攻时勇敢地站出来与狼决斗，甚至当主人照顾不周时跳槽或抗议，如果圈养的羊群个个变成具有狼性战斗力的羊，人们还养它们干什么？！作者讥笑羊群的怯懦，痛恨狼在伤害同伴时其他羊的恶劣表现，其实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前文已有评点：羊的行为不是怯懦、贪生怕死，是用它们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试问作者：当你和草原人在温暖的蒙古包里穿着羔羊皮袄，穿上羊皮套靴，吃着手扒羊肉，喝着牛羊奶茶时，你是否想过正是草原羊的所谓怯懦性格养活了你和草原人！这时你痛恨过羊群的愚昧无知、胆小如鼠、没有战斗性吗？！你是农耕民族的后矞子孙，也有羊群身上的性格弱点，你怎么也大展朵颐，残害你的羊性“同类”呀！？

环境改造世间的生物性格，也包括草原羊、羊原狼！

羊马牛的牲畜性是按人类的要求一代代形成的。就是主人公陈阵养的小狼，除表现野性外，有时也表现出畜牧性，如小狼吃饱后与陈阵玩耍，任陈阵搔痒等，这说明即使难以驯服的狼也有软弱的一面和性格缺陷。如按作者的逻辑，小狼真有如作者所云的聪明智慧、忠于狼群的牺牲精神，那它就应该绝食自戕才对。“鸟为食亡”，是动物的生存本能弱点，狼一样也会被食物诱惑。同样，个体人也不能免俗，有“人为财死”的弱点。人类正是利用动物的这个生存弱点，驯服了动物为人类所用，或者控制其种群数量，维持生物链不断档。

狼与狗在动物分类学中同属犬科，只是种类不同而己。人类早期驯服它们时发现狼比较难训服，而狗容易驯服，所以人类豢养了狗，而不选择狼。从动物生存角度看，狗的选择比狼要聪明的多，因为狗的生存成本比狼少的多，而且还会得到主人的照顾，“打狗还得看主人！”

顺代说一句，汉民族什么时候成了作者眼中“骂狗恨狗吃狗肉”“不知道狗最通人性好处”的民族了？汉人中有个别人表现如此，能将这个所谓的毛病，戴在汉民族头上吗？！

人，虽然有动物的一面，如“食色，性也”，但人性绝对不能等同于羊性、狼性，因为狼不管多么“聪明、智慧，有战斗力，有家族意识，甚至有团队、牺牲精神”，这些都是动物间残酷的生存斗争炼就的本事和技能，跟人性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两者非要比较，那也是人类的自贬。

人类个体就生存本事来说，确实有许多不如动物的地方，如：不能像鸟类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不能像鱼儿那样在水中游动，跑不如猎豹快，高不如长颈鹿，体不如大象，等等，但人类是有意识、能够创造工具、改造环境、有语言、文字的高智能生物，这是任何动物所不能比拟的！

作者杜撰的所谓文明羊、文明狼之说，是根本说不通的，是标新立异出了格。羊性、狼性，就其实质，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文明含义。因为狼群创造不了物质文明，它们的行为仍然停留在野蛮、残杀的生存层面上。

作者将农耕民族比作“文明羊”，将游牧民族比作“文明狼”，将未来的人类比作“文明人”，这样的“发明创造”实在拙劣。因为农耕民族不是“文明羊”，这有大量史实作证，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游牧民族及其后矞，即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也不是“文明狼！”这也有大量史料做证。

就其人性的特点来说，非要用羊性（驯服、怯懦），狼性（勇敢、战斗、进取）来比喻说明，我认为个体社会人是羊性、狼性的混合体性格，并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时而表现羊性，时而表现狼性。放大到一个民族性格、精神上论断也应该是如此。作者书中将抗日战争中出现大量的伪军作为例子，讥讽汉民族的奴性，显然是混淆了概念。在信仰、生死等重大政治问题选择上，部分个体社会人确实表现不同，但这不仅仅是农耕民族的丑陋表现，游牧民族也如此。抗日战争中有许多日本人加入抗日民主同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为八路军办事，在作者看来这应该叫什么？以作者的逻辑，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百万关东军放下武器，这又应该称作什么？这明明是国际政治问题，跟羊性、狼性有什么相干！

作者书中提出的文明羊、文明狼、文明人的中国民族性格三阶段发展论，是异想天开的遐想，不科学，也无法操作付诸实施。

三、关于人类历史的表述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对历史感兴趣。根据我掌握的历史知识，人类的历史按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按原始公社（又分母系氏族、男性氏族两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共产社会五个阶段，这是取得共识的人类历史观。作者在小说后部的“理性挖掘”部分，将人类历史表述为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六种行业，并像划分阶级那样以此划分六大民族。这是社科院里的社会学家们普遍的共识，还是作者为研究国民性格而自己独创的人类历史分类？不得而知。如是前者，在有关史学、政治书籍等正式文件中，我们没有见到这样的研究成果。如果是作者独创的一家之言，那么，恕我直言，这样划分行业和以此给从事上述行业的族群定义，并成为作者笔下的六大民族，涵盖整个世界文明史，这样的论断，笔者认为缺乏科学依据。理由有下述几点：

1、六大行业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下来，以此区分他们的民族属性欠妥。因为任何民族在确定归属后，为了生存需要，还可以从事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六大行业是死的，从事行业工作的人群是动态的变化的，按作者的逻辑是不是应当及时变更民族属性呢？！

2、狩猎、游牧、农耕三个行业产生很早，有数千年的历史，至今仍然存在，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利亚等国有发达的农业，是小麦、大豆等农作物的主要产地。在作者眼中上述三国是狼图腾的崇拜者----游牧民族，狼文化继承者，西方先进民族，他们现在怎么也留恋农耕文明？！他们的血管里流的是狼的血液，还是农耕民族的血液呀？！

3、商业、航海、工业三个行业，分别产生于15、16世纪，乃至20世纪，现在全世界不分国家、民族都在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富强的标志就是现代化，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以后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还将进入电子化、信息化时代，那时候是不是还要推倒重来，重新划分民族的归属啊！

4、作者在介绍六大行业时，唯独将农耕拉出来，作为其余5大行业的对立面对比叙述，胡诌农耕业“最特殊，基本上不需要竞争。”而其他五种行业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环境险恶，你死我活的行业”。农耕业就不需要竞争吗？作者用自己的无知对农耕业胡乱涂鸦，任意曲解。你若不明白应该请教袁隆平院士农业科技研究艰不艰难！谁都知道天灾土亩欠收农民要饿死。航海遇风浪翻船也是死。游牧民族失去草原没有牛羊也是死。工厂破产倒闭工厂主跳楼自杀都是死。对生命而言，无论死的方式、原因，千差万别，死的本质上没有区别。由此得出上述五个行业都是“强悍进取的民族”，唯独农耕是懒惰、没有进取心的民族结论，是风马牛不相干，荒谬的！

5、现代经济学将农业划为第一产业，制造业为第二产业，商贸运输为第三产业。在作者眼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应当归为农耕民族，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都是游牧民族的后裔，这说的通吗！拿中国的现状分析，第一产业的GDP份额，占不到总产值的30%，这说明中国早已脱离农耕民族，进入现代工业化时代。促进中华民族从屈辱落后的时代，迅速赶上来的动因难道是受作者的启发，举国上下学习狼图腾的结果？！简直是笑谈！

6、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主线，不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你争我夺，更不是游牧民族的所谓勇敢进取精神，推动和改变汉民族懒惰、贪图安逸、不求进取国民性格前进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因，还是马克思的矛质斗争、生产力、生产关系学说，作者发明创造的游牧民族，即狼图腾、狼文化精神推动历史前进的论断，充其量是经不起推敲的一家之言，是伪科学！

四、关于民族存在、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作者在“理性挖掘”部分引入民族存在、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概念。说什么中国这块即深又厚又广大的农耕土地，吸走了所有养分，只剩下贪图安逸，不求进取，各扫门前雪的民族存在，要想改变现状难上加难。出路何在？必须依靠刚毅强悍坚韧的狼精神攻克，才有希望。作者说这就是他的最后结论。

何为存在？权威解释，存在是哲学术语，意指意识以外的物质世界。所谓民族存在，在作者看来，农耕土地上的汉民族，不可能产生比农耕民族更先进的意识形态，自然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到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方面也是落后的。作者的这个论断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历史现实。

农耕民族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而在土地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形态多为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一个独立社会形态，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民族都经历过。时间跨度由公元5世纪到公元17世纪不等。封建社会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力个体小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为特点。中国、印度是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斯拉夫人、英国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日尔曼人是先征服先进地区，由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美国是由殖民地农奴制，跳过封建社会直接进入资本社会。从各国、各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不同方式说明，不同的民族存在，可以产生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按照作者逻辑，汉民族必须依靠刚毅强悍坚韧的狼精神攻克才有强大的可能，但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阀混战年代，却诞生了比资产阶级更先进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比封建地主阶级高明的资产阶级政党，却没有最后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这说明民族存在不是决定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唯一条件。

世界上民族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现实社会某些民族表现的先进、落后状态是暂时的、变化的，不是永远不变的。强行将民族划分为先进与落后，是民族沙文主义的表现，不足取，与时代主潮流相悖，是非常有害的。

众所周知，民族是从思想、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文化上的差异而区分的。从遗传学上说，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基因组成是大体相同的，人与人的基因趋同率，超过任何人与哺乳动物基因的趋同率。不管哪个人种、哪个民族的身体结构、骨骼数量，系统的配置都一样。聪明、愚昧、人的智力、智能，在同等条件下是基本一样的。个体后天成长出现的智商、体质差异，是环境教育的不同和个体主观努力及客观机遇把握的差别造成的。由众多个体组成的民族也有优势和不足。数学上的概率论不适用衡量和判断一个民族的优劣，乃至民族性格的好坏条件，因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由于判断民族的优劣、国民性格的好坏，决定的条件太复杂，而性格又随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很难找出一个民族乃至性格上的优劣差异。大肆鼓吹游牧民族因血管里流淌狼的血液，农耕民族血管里流淌羊的血液，虽是比喻，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不管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的血液成分都是相同的，都是由红血球、血红素、血浆、血小板、水等成分构成的，各民族人种的血液构成惊人的一致！哪来的羊、狼血液成分！

基于上述原因考虑，笔者认为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是先进的，因为在生存斗争面前，这个民族能够存在繁衍发展下去，并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这很了不起，是别的民族无法取代的。至于各个民族对推动世界文明的贡献大小，却是有差异的。现实社会中某个民族的先进与落后是动态变化的，原先是先进的，后来落后了，后来又赶超上来，哪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不可能是常胜民族。中华民族是这样，昔日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是这样，现在的美国也是一样，也必须遵循这个规律，这是一条被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世界上的民族划分为六大民族，唯独农耕民族最软弱、没有进取心，而游牧民族的后代则个个先进，充满狼的奋发向上、强烈的进取心！提醒农耕民族的我们，要摒弃民族的羊性、家畜性，云云，纯粹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之举。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当前现实世界，强权政治、两套标准有很广泛的市场，这正是作者极力推崇的血管里流着狼的血液的那些所谓游牧民族的后裔干的，正是他们的倒行逆施，推行他们信奉的价值观，刻意将世界各民族划分为三六九等，到处伸手，干涉别国内政，搅得世界不得安宁。解决上述国与国、民族间、地区间的诸多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矛盾，用狼图腾、狼文化、狼精神能够解决吗？！答案是否定的。

五、关于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原因

作者在书中将华夏文明绵延不断的原因，归结为历史上游牧民族不断地向农耕民族“输血”。作者称这种“输血”不能叫野蛮，因为它有利于汉民族克服所谓的“羊性、家畜性”。相比农耕民族人口扩张，侵占了草原，挤掉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破坏草原的“大命”，农耕民族的罪恶行为远远超过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犯挑起的反抗，是力图将汉民族赶回原籍，或改造成游牧民族。

《狼图腾》作者的胆量真够大的，竟敢用歪理邪说解读历史。作者特别提到汉武帝时匈奴与汉王朝，你来我往长达上百年的边境争端。

如按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是个大家庭来说，各民族是兄弟，一律平等，历史的渊源、矛盾斗争可以不再计较。根本不应当区分谁是游牧民族，谁是农耕民族，更不应当区分谁先进，谁落后，狼图腾先于龙图腾，或同源异体。作者在阐述历史时，抽掉历史背景，不加分析地随意解读。

历史是严肃的，应当根据历史真实，客观评价汉民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

有几点史实不能抹杀：一是汉武帝时代，北部匈奴与汉王朝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应当归纳到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二是战争的起因并不是汉王朝人口过剩北迁，破坏了草原，挤占匈奴国内的游牧民族生存空间，激起匈奴奋力反抗，要将汉民族赶回长城以南。恰恰相反，匈奴对汉王朝的屡次进犯都是超过边界长城，在长城内汉王朝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汉民族史学家将匈奴的强盗行径说成“野蛮”有什么不对！作者胡说汉武帝时期匈奴对汉王朝的野蛮进犯，不是掠夺、屠杀，而是先进的游牧民族向柔弱落后的农耕民族输送勇敢善战的“血液”！并按此逻辑推理，将华夏五千年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特别是与草原游牧民族的一切战争行为，统统说成“输血”，而且放大开来，说这种“输血”是华夏文明绵延不断，得以存在下去的根本原因。作者用“输血”的歪理，为匈奴野蛮行为辩解，是对无数死在匈奴刀箭之下的先民亡灵，最大的不敬和污辱

华夏文明绵延不断，固然有56个民族的功劳，但历史上这些少数民族是以不同国家的形态出现的，有的少数民族国家与历代汉王朝友好，有的国家并不友好，经常爆发战争，这些战争破坏了边境和平，对当时社会生产力是极大的破坏，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以笔者之见，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有许多原因，归纳起来有人口优势、地缘优势、科技优势、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为避免篇幅过长，不展论述。但与作者所说的“输血论”风马牛不相干。因为历史上的少年民族虽然军事上强于汉民族军队（只是暂时的），入主中原取得了政权，但他们可以征服当权的封建皇权，却无法用本民族的落后文化征服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加上元朝蒙古贵族、满清的八旗军人数少，陷入汉民族的汪洋大海，所谓先进的游牧民族同时面对权力、地位、财富、美女等优厚生活待遇，有哪一个会意志坚定，不为所动？所以统治集团内部迅速蜕化变质、腐化堕落，从而导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江山社稷摇摇欲坠，最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古今中外历史概莫能外。这与民族的先进、落后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用“输血”理论解读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还有什么正义、非正义之分，还有什么侵略、反侵略之别！在作者眼中强大就是先进，就是真理，就应当侵略、欺负弱小。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

难怪作者那么崇拜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了！

作者在书中没敢为二战德意日法西斯招魂辩解，但却将美日太平洋战争称作大海狼与小海狼的搏杀（见附录1--22）。二战的性质在作者眼中被抽掉了！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华夏万千先民们，听到他们的后代中有这样一位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九泉下他们也会拿起笔作刀枪，将这个“孽畜”剁成齑粉的！作者颠倒黑白，不分是非，歪曲、篡改历史，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六、关于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作者在书中反复鼓吹向游牧民族学习、向西方国家学习，特别是学习勇敢进取、上进心……等等，这是比马后炮还要落后的马后炮！

600多数前，中华民族从明朝后期开始，由于重工抑农的思想占上风，没有抓住郑和下西洋创造出来的历史机遇，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中国落后了。在近代史上对世界文明贡献不大，西方借助工业革命走在世界的前面。但中国在明代以前的2000多年，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世界其他各国、各个民族无与匹敌的。这样的结论不是我自吹自擂，而是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的宏篇巨著《中国科技史研究》里表述的。作者在《狼图腾》中将汉民族的贡献称作世界文明史的一个细节支流，根据什么？！老实说是抹杀和篡改历史。

向西方列强学习，从清未的李鸿章办洋务，到戊戌变法，从孙中山的共和，到共产党元勋们到英法德俄勤工俭学，以至在二、三十时代的出国留学热。建国后的八、九十年代的出国考察、留学热潮，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向西方列强学习。将西方的一切当成先进学习、模仿，甚至达到言必称“美英法日怎样、怎样”“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的盲目程度，难道说，先辈的志士仁人们向西方学习的还不够吗？

在作者看来，上述先贤们的学习都没有抓住要害，没有按照作者设想的三步走战略，即：文明羊→文明狼→文明人的路子走。至于文明羊怎样蜕变成文明狼，作者书中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案，只是笼统地说要将西方文明狼的勇敢战斗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学到手，并付诸实施，文明羊就变成文明狼了。

也许《狼图腾》作者生的太晚了，没能早生一个世纪，将他的“三阶段论”告诉先贤们，要不中国早就翻身得解放了！这可能吗？作者纸上谈兵的功夫真是比历史上的公子哥赵括还高明千倍！

万千华夏精英向西方学习的效果如何？只有毛泽东发现了问题。毛泽东有句名言：“为什么老师总是欺负学生？”这以后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成功。

所以，中国的强大，不是百多年来，华夏民族向所谓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不够的问题，更不是华夏民族缺少狼的性格，缺乏什么“强悍勇敢进取心”的问题，而是政府腐败、官场黑暗造成的。纵观3000年中国封建历史，朝代的更迭的主要原因都源于此，而且有普遍性，外国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也是这方面原因造成的。这跟向西方学不学习，学习的彻不彻底，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本民族的人民大众，而不是外族势力。

作者书中给出的“三阶段论”或曰：文明羊、文明狼、文明人三者开泰论，是过时的理论，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尽管作者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没一点现实指导作用。

被作者视为落后的没有希望的农耕民族后矞----现代的中国共产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实现需要时日，但它是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先进思想文化的体现。用狼文化精神，无法解决世界和平、解决阿富汗、伊拉克、巴以冲突问题，也解决不了朝核、伊核问题，更无法让中华民族腾飞，实现世纪梦想。

综上所述，将世界民族划分为先进、落后的建议做法不足取，与时代主旋律相悖，甚至是有害的。

七、关于国民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

这应当属于哲学、社会学科范畴内的问题，可以列为课题研究，但绝不能放在小说里进行阐述，更不能用小说的笔法，从历史事件中寻找一切符合自己观点的地方，统统拿来为已所用。

学术问题必须限定在学术范围内讨论、争呜，无论怎么展开激烈的争论都是可以的，但放在小说里，只听一家之言，听不到反对者、不同意见者的声音，这不是学术研究正常的氛围，用所谓先发制人，发动群众运动的做法，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这是不看对象。因为广大读者看的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关心作者的学术主张和政治观点。也许这正是作者希望的状态，在读者不知不觉和无奈中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

国民性格、国民精神、民族命运，是三个内容丰富，用几句话极难说清楚的精神文明范畴内的哲学命题。

作者在《狼图腾》中将汉民族的性格、精神，统统划在“羊、牲畜”的性格范畴内，大加讥讽、挖苦、批判、鞭笞，甚至恨自己投错了胎，错生了家庭，如果生在成吉思汗时代，为蒙古骑兵、武将作后勤辅助人员，为成吉思汗牵马坠蹬也心甘情愿，感到无尚光荣。或者生在王昭君时代，当一名随从，跟随王昭君到塞北草原，向游牧民族学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农耕民族的指挥中心发出知青返城的信息后，昔日信誓旦旦对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几位北京知青陈阵、杨克之流，最先返城参加高考，学成就业，陶醉在温柔乡中。昔日的承诺、崇拜完全忘在脑后，然后做些眷恋不舍的表面文章，弥补违背当初承诺造成的心里创伤。切齿痛恨农耕民族的物质文明和文化氛围，到头来还得依赖农耕文明安身立命，扬名立万！作者的国民性格、精神算什么？！是白眼狼，还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国民性格、国民精神，对各民族而言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那些性格、精神，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文化精神，即使是客观存在，也登不上大雅之堂。作者鞭笞了农耕民族的所谓弱点，难道说游牧民族就没有弱点吗？作者无法回避游牧民族的一个缺憾，即文化落后，没有过早发明文字。这是最大的民族弱点！作者企图将这个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乔装打扮一番，披上“狼图腾、狼文化、狼精神”的外衣，摇身变成世界先进文化、先进精神的民族，作者虽然煞费苦心，但是徒劳的！

因为文明的先进与落后，不是一二个专家学者写几篇翻案文章能够奏效的。必需要拿出过硬的证据：这个民族历史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做出的贡献，不仅靠书面材料，还要有文物考古的实证才行。文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记录。作者无限夸大游牧民族的优势，甚至放言要改写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和世界历史，请问作者你拿什么过硬的史料去改写华夏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难道作者狂妄连自己吃几碗干饭，有多少斤两都忘了吗？！

八、草原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应当追求谁的责任

作者在书中，反复阐述，农耕民族不懂得草原，不了解草原的“牲畜载量”，只知道无限制地开垦草场变农田，生产粮食，是破坏草原生态平衡是罪魁祸首！这种看法是极端片面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由于执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加上农业科技水平低，中国曾一度追求粮食产量，片面开垦荒地，实行向草原要粮的错误政策，但后来发现了，也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做法，“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就是纠正过分破坏草原的体现。建国至今60年，我国耕地面积一直维持在18亿亩，内蒙草原面积也没有大的变化，就是证明！可是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也包括蒙古族），大量民用和工业用地，基础、交通设施占地，并没有改变耕地、草原的基本状态，这充分说明农耕民族的后矞们是懂得保护草原生态平衡的。

至于狼群在草原上的消亡，那是因为人类找到了维护草原生态平衡更好的办法，再也用不着用纯自然的办法，花极大的成本维持所谓的生态平衡！美国在开发西部草原时不仅遇到印第安人的反抗，也受到狼群的袭击，电影《与狼共舞》反映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事！美国人开发西部算不算破坏草原？算不算破坏生态平衡？非洲大草原上现今仍维持原始状态，那里的食肉动物狮子、猎豹、猎狗、狐狸，天上的兀鹰、水里的鳄鱼等，与食草动物：羚羊、角马、班马、牦牛、长颈鹿、兔等，每时每刻都上演激烈的生存斗争，维持所谓的生态平衡。但这种生态平衡斗争中，唯独缺少作者心目中崇拜的狼！非洲草原面积比内蒙古草原大的多，可是草原的主角却不是狼群，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作者深思，得到一点启发吗？你的狼图腾理论在非洲草原就没有市场！

这是环境条件决定生物存在的典型例子！环境变化了，生存斗争中的主角也随之改变。

草原沙化有人类的行为，并不是作者所云的只是农耕民族的愚昧和罪恶渊薮，同样包括游牧民族以及西方社会，北美洲的森林、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南亚次大陆的亚热带森林，几百年前是何等的茂盛，如今除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尚存一部分，那么多的自然景观都不复存在，这又是谁的罪恶，难道也是农耕民族的不良所为？！再说地球气候变暖，世界公认是西方先进国家追求经济发展，向大气层排放过量二氧化碳而引起的，但却让全球各地买单。同样，当今时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元的垄断地位，美国一国的失误，造成数千万亿的财产瞬间蒸发，罪魁祸首正是作者吹捧的西方先进国家—美国佬！

毋庸讳言，地球气候的变化，草原沙化等问题，并不是农耕民族的北迁开荒造成的。草原沙化有更加复杂的自然因素，因为地球表面原本就有高山、河流、草原、丘陵、湿地和沙漠。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内蒙古草原的无序化开发，是错误的，现已纠正，不能以此说明农耕民族----汉民族，就是破坏草原、造成草原沙化的元凶。中国现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治理环境，不断扩大草原、湿地、森林原有面积，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已成为既定国策。美丽的内蒙古草原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光彩，更加美丽妖娆，这一点勿庸置疑！

九、关于作者的创作思想

前文已述，如果作者将几年来在内蒙草原与草原人、草原狼群打交道收集的素材，经过整理，写一部关于“草原狼群的生存报告”一类的长篇纪实作品，肯定会得到读者的好评如潮，编者荐言里那些拔高赞美之词，也算没有白说，起码还贴切实在一些。但遗憾的是作者将珍珠放在了淤泥里，使闪光的珍珠失去光彩，不仅如此，还产生一些误导和不必要的联想：作者拿狼事说人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笔者分析，是作者的创作思想出了偏差。

1、不应该将狼图腾、狼文化、狼精神、国民性格、民族命运等许多重大哲学、社会学课题放在小说里。因为小说里无法说清楚这些深奥的问题，是百害无一利。也许作者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的职业病，害了作者自己。

2、小说的立论缺乏科学根据，没有大量史料和考古发现作证，经不起推敲。立论的错误，使整篇论文变成了推理、分析、演绎和曲解、剪裁历史，这样的研究是费力不讨好的。学术价值有限。

3、作者设计的主人公是年龄不到20岁，涉世不深，又生在“读书无用”风气很浓的时代，充其量是高中生。本来是到草原接受牧民教育的，但他们却做起了学术研究。全面准确的论证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存在、性格、精神、命运这样的大题目，对资深的社会学者都未必能够说清楚，然而作者却让两个高中生去承担如此繁重的任务，自然是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东拉西扯，气喘嘘嘘，枉费了卿卿年华！这是第一点不符合时代背景的地方；其二，两名北京知青说话的口气特大，处处以知识渊博，对汉民族什么都懂的姿态出现，全然不是去接受改造，而是受上级委派到草原体验生活的社会学学者，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其三，陈阵、杨克出口闭口农耕民族如何、如何，汉民族如何、如何，好像是中央、国务院的特派员到内蒙草原视察工作去了。就是这样的大人物也不敢以陈阵、杨克在书中的身份、口气说话呀！这也不符合历史真实。

4、主人公陈阵和杨克不管在蒙古包里、朋友同事之间，还是在公开场合，当着牧民的面前，大谈农耕民族的所谓怯懦，不知进取的劣根性，夸大颂扬游牧民族的的所谓先进、优势，草原牧民什么都好！有献媚、讨好、投机之嫌。因为两位主人公并未扎根草原，而是又投入了他十分痛恨、瞧不起的汉民族怀抱，口是心非的可以！

5、如果真是抱着远大的抱负，写狼图腾论文或者写小说，应该将重点放在深入牧民蒙古包了解草原人怎样供奉狼图腾，节假日向狼图腾顶礼膜拜，给孩子们讲有关狼图腾、狼祖宗的故事，特别是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怎样与狼共舞，拜狼为师，狼在梦中怎样教铁骑战法，历代草原牧主、头人对狼图腾的崇拜，狼与草原人如何友好相处，同时与草原神—腾格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作者假如这样去描写，读者看了也许会相信草原人崇拜狼图腾有道理，因为狼图腾已经深入到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是须臾也离不开的精神寄托。

但作者却舍去这些与狼图腾有关系的素材，是这些素材压根儿没有，还是作者根本没想到，还是有其他原因，不得而之。总之，读者在书中看到的是主人公信口开河、滔滔不绝的有关游牧民族的各项优势，农耕民族的处处不是；看到的是主人公对成吉思汗建立的欧亚大帝国和蒙古铁骑的顶礼膜拜和佩服五体投地的许多赞誉文字。仔细思考一下，即使这些都是真实的，与草原人崇拜狼图腾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成吉思汗及其铁骑是声名显赫，称雄世界一时，但那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出现的特殊情况，与草原狼群有什么干系？成吉思汗身旁又没有人身狼面的高参！即使有，人身狼面的高参也是人，不是狼！

6、作者创作犯了一个大忌，就是将复杂的哲学、社会学问题，作为一条主线放在书中反复涉及，并利用数学的等式、不等式去解读。如：草原狼是食肉动物A，草原羊是食草动物B，生存斗争中A永远大于或强于B；游牧民族是肉食民族C，农耕民族是食粮（相当于食草）民族D，在斗争中C永远强于D。于是现实生活中食肉的游牧民族就等于食肉的草原狼，狼有什么“性格、精神”，游牧民族也就有什么性格精神；同样道理，草原羊就相当于农耕民族，羊群的“性格特点”必然反映到农耕民族身上。作者将农耕民族比作羊，所犯的毛病是“羊病、家畜病！”游牧民族则像狼一样永远战斗不止，有进取心，代表先进的思想。民族之间的性格特点、民族精神，能够这样简单的直接对比划等式吗？这是作者立论又一个错误的例子。

7、拿传说当证据。如罗马城徽的狼孩兄弟，单于二女儿下嫁老狼生子，云云。这些都是传说，当不得真的。充其量说明早期人类与狼的密切关系，但狼不是某些游牧民族的祖先。世界上确实有狼孩，那是母狼失去狼崽的情况下，觅食遇到被遗弃的婴儿，由于狼的母性使然没有将婴儿吃掉，叼回狼窝用狼奶养大了婴儿，所以称狼孩，这是极其个别的现象。

按有关狼孩的报道得知，狼孩被人类解救出来后，狼孩多表现为狼性：不会说话，用四肢行走，爱吃生肉，见生人嗤牙咧嘴，前扑嘶咬，声音如狼嚎，狼孩十几岁的智力，仍停留在5岁孩子以下的水平。这是真实报道，不是我杜撰。

可想而知，罗马城徽上的狼孩兄弟的智力水平也高不到哪去！这样的人别说齐家治国平天下了，离开狼群，他们的生存都是问题。至于单于二女儿下嫁老狼生儿立国的故事，更是子虚乌有，因为从生物学角度分析，人狼根本不能匹配，即使匹配，也不能形成受精卵，历史文献上没有报道过“狼人，或人狼！”单于女嫁狼纯粹是无稽之谈！

8、不顾史实，任意解读历史。如历史上游牧民族侵犯汉民族引起的战争，说成游牧民族给农耕民族“输血”；又如古今中外战争，不分性质、正义、是非，统一用“输血、打围”去解读；将“狼文化、狼精神”当成具有普世价值观去解读世界文明史，并声言要改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将未定论的三星他拉出土玉龙说成是狼图腾的实证，并以此断言狼图腾早于龙图腾，一会又说狼图腾、龙图腾是同源异体；类人猿直立最先始于草原，是与狼厮杀时，上古人类才学会直立行走的，全然不顾类人猿从森林走向草原前，在与森林里的虎豹熊罴争斗时有可能先学会了直立的事实；孙子兵法、毛泽东思想来源于狼兵法；讥笑长城，等等，比比皆是，几乎贯穿全书。

9、利用小说宣传作者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是小说创作的又一大忌，作者犯了好大喜功的错误。

10、作者无法回避的矛盾：一是农耕民族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化，游牧民族文化落后，只有一本《匈奴传》。落后的民族却有先进的文明成果，而先进的民族却没有在历史留下什么文明成果，这是作者无法回避的矛盾之一。但作者似乎很聪明，将游牧民族文化落后的责任统统推到历代史官和儒家学士身上，胡说这些史官、儒生是因为蔑视狼、恨狼、杀狼、怕狼，所以没有记录游牧民族（狼民族）的先进文明；二是有关狼图腾的出土文物和直接记录狼图腾的文献资料少的可怜，要挖掘狼图腾的深刻文化内涵，用狼文化、狼精神解读世界文明史，论据不足是又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于是作者又找到了途径，将世界文明史划分六大行业，以此区分六个民族，并将农耕民族抽出来与其他五大民族对比起来分析，因为汉民族有3000年的封建历史，是典型的农耕民族，于是作者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将航海、商贸、工业三个民族当作游牧民族的后矞来论证，将日本当作海洋民族来说事，于是作者从封建社会中挑出了他认为是丑行、怯懦的例子大加渲染、放大，极尽挖苦、讽刺为能事。连长城、饮食为杂食、好死不如癞活着的俚语、草原人不会下象棋、恨狗杀狗吃狗肉、孔子三论狗、驯马技术强过四大发明、摔跤连续败、抗战时的伪军、戊戌变法失败，火药传到西方反受其害……总之，凡作者认为能够贬低汉民族的地方从不放过，这类例子，我没有详细统计，初步估算不少于二三十处。

上面这段文字，是笔者读《狼图腾》的感受，这样的创作思想，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吗？答案是否定的。

三

下面是与编者和赞誉《狼图腾》一书各位名家们共同探讨的几个问题：

1、 要正确使用话语权

每个人、每一个企事业单位都有话语权，这是宪法赋予公民和单位的权利。但即便如此，在使用权利的时候，千万别忘记自己的责任、义务，随意乱说，这也不好。特别是名家和媒体单位在使用话语权时尤其应当慎重，不能乱讲。比如：编者荐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渐颓靡雌化的今天……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史诗般小说，实在是读者的幸运。”“有关狼的真理终结者”这些话就欠严谨、周密，经不起推敲。我的理由是：

（1）说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渐颓靡和雌化？有什么根据？是哪位名家的论断，还是编者单位的共识？没有明言，编者很可能有过硬的数据统计，论据凿凿，也未可知。恕笔者武断：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题目太大，涵盖的面儿太广，不论是多么伟大的名家都很难对世界60多亿人，上百个民族的精神和性格作出准确判断，别说编者单位不能，就是中国社科院也难以对这么大的问题做出正确回答！可是编者却敢这样下断言，岂不是托大了？！

（2）颓靡和雌化是定性的词汇。是以绝大多数，起码超过50%的比例为限度的，低于这个比例就不能做这样的判断。

（3）编者的论断，据笔者的揣测恐怕以中国青年一代中存在的某些趋向得出的，如：阴盛阳衰，男青年留长发，着装女性化，说话女气，遇着坏人不敢斗争，男孩子的性格柔弱，甚至文化娱乐类中的男旦，小品界嗲气不男不女的风格大受欢迎，等等，于是编者惊奇地发现，当今的男人是怎么了？爷们不像爷们，全都颓靡和雌化了！

（4）即便上述所列是事实，但依我的判断也不能夸大雌化的现象，因为这不是主流，而是细节支流，不足为怪。况且，男人的阳刚之气是受男性激素控制的，心想和行为上装嗲是装不像的，弄不好，会被周围同事说成生理变态！有多少爷们会干！除非给男人注射大量雌激素，才能彻底改变男人的性格，否则男人雌化倾向永远是个骗局！

（5）颓靡和雌化不能并列使用。颓靡适用于男人、女人，是贬义词。而雌化是专指男人的女性行为，女人不存在雌化问题，男人有女人的某些性格特点并不是什么坏事，没有必要责备，反过来女人男性化就值得赞扬吗？说不通！恰恰相反，女人的雄化不利于社会和家庭的稳定和睦。

（6）笔者有两个事实为佐证：一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有个摇滚青年，形象很像编者笔下的精神颓靡和雌化青年。报道称有个留长发的青年提个问题请周总理回答。青年问：“总理阁下：您怎么看美国内大量的嬉皮式青年？”这个问题很棘手。周总理的回答很巧妙，说：青年对人生的认识有个过程，需要反复实践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美国内一些青年对现状不满，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这是他们的自由权力。经过岁月的磨练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大意）。

且不说周总理的回答巧妙高明。说明那个时代美国青年中确实存在颓靡和雌化的严重倾向。但这种倾向影响美国民性格了吗？影响美国经济发展了吗？没有！

其二，1977年笔者有幸访问南斯拉夫，当时该国文化领域跟中国现在差不多，很开放、大胆。夜总会、桑拿厅每个城市都有多处，裸体画、比基尼女郎与西装革履男士翩翩起舞的海报到处可见；大街上、电灯之下，男女青年，甚至大兵互助搂抱、接吻的场面经常映入眼帘，躲都躲不开；奇装异服，留长不，男女不分。据使馆人员介绍，30岁以下的青年阶层活跃，体现个性能力强，是摇摆不定的一代，结婚以后，特别是40岁以上的干部员工都很规律，西装革履，有谦谦君子之风。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南斯拉夫（南联邦现已解体）1977年的青年一代应当属于颓靡和雌化的一代，但南斯拉夫除因民族政治问题解体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影响，特别是民族性格中并不缺少阳刚之气，也不缺乏民族进取心。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的亚等国的体育、人民生活水平甚至高于中国。

上述例子说明，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格有自己前进发展规律，而且有很强地自我复原和自我修正性特点，靠外力促进有时并不一定起作用。

总之，靠一本《狼图腾》小说的作用，国人中即使有颓靡和雌化的倾向，也无法扭转改变，何况作者的着眼点并不在这里，有些观点、主张，主观片面，很不正确，读了这样的小说会使读者产生异议、分歧、误导，甚至不愉快，哪还会是精神大歺，是一种幸运呢？！

下面说“有关狼的真理的终结者”。这话说的太过，不仅语意不通，而且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千古绝唱之意！

关于狼的生存本能和生活习性是不是属于文化层次，我已经谈了自己的看法，至于“狼的真理”更是不着边际，在狼群圈子内不存在真理，我不展开说了。至于“终结者”也是如此。中外的动物学家研究狼的著作并不少见，只是有关方面介绍少的缘故，也许是人家早己研究过，对狼的认识成为“一般常规知识”不需要妙作，炒作也提不起读者观众的兴趣，不像我们这样孤陋寡闻，将玻璃球当稀世珍宝那样爱不释手，到处招摇！

我在青少年时代（60年前）就看到一本小说：《战斗在肯特山上》，作者国别、名字忘了，但现在依稀记得那本小说（也许是连环画）的内容就是描写边防战士与风雪搏斗时，还跟狼群斗争的故事。怎么能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终结者呢！

编者还说：“如果不是因为此书，狼，特别是草原狼—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就会远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众所周知，狼并不是重点保护动物，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狼的数量并不少。编者凭什么说狼图腾是自然进化的发动机？狼又怎么远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使我们怎么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这话太绝对了！大城市多家的动物园里都有狼，管理员对狼的生活习性了解并不差，还有那些研究狼的动物学的专家们，说起狼的习性和生存本领，哪个不如数家珍！就是笔者本人青少年时代也接触过狼，对狼有些了解。了解和不了解狼，不能作为判断无知和愚昧的标准，这是常识。难道编者连这个都不懂？太跌眼镜了吧？！

2、编辑、出版社的责任

像《狼图腾》这样一部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的文学作品，编者居然看不出来！不仅如此，还全盘肯定，满篇的溢美吹捧之词，这就让人不懂了！？难道编辑、出版社领导都不知道文学艺术作品的评判标准？抛开书中的政治观点、倾向不谈，起码文艺作品不应当允许学术论文的存在。《狼图腾》最后的“理性挖掘”就是一篇典型的社会学论文，虽然内容与书中衔接，但那部分绝对不是小说！学术观点是会引起争论的，这一点编者也不知道？书中对游牧民族优点的夸大吹捧，对农耕民族的肆意贬低、讥讽、挖苦、批判，对华夏历史的任意解读……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读后都会发现问题。可是编辑、出版社领导对此却麻木不仁，浑然不觉，别说要求政治敏感性了，就连文艺作品的基本要求都忘得一干二净，笔者真是感到万分的遗憾！这种表现算不算颓靡和雌化倾向呀？

3、应当摒弃只有吹捧的所谓文艺评论顽疾

当前文学艺术批评，有个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歌功颂德式的所谓评论，笔者曾读过一些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里相当多的文字是表扬，是赞美，是虚假拔高的不实之词，如编者写的《狼图腾》荐言，就属于这类文学艺术评论之列。说到不足方面，都是笼统概念化的时尚原则词汇的堆砌，有的评论干脆没有作品的不足。

世间哪有完人！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如此，不可能完美无缺！《红楼梦》伟大不伟大？她可以荣登华夏五千年文学作品之最高宝座，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可经过专家们的仔细推敲，不足和缺欠不少。相比曹雪芹的现代作家们，敢说自己的艺术作品白玉无瑕，字字珠玑？没有的事！

文学评论家的任务，就是指出文学艺术作品的不足，帮助作者弥补不足，使作者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对读者负责，使读者对书中的政治思想、文学艺术、作品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及启迪教育的点睛之处有进一步的了解。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文学评论中指出不足的不可或缺的文学批评，却销声匿迹了！须知，没有批评的文学评论，不叫评论，充其量是封表扬信罢了！

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评论家们，多增强一些社会责任感，对得起文艺评论家的光荣称号！在我的眼中，文学艺术评论队伍，就相当于现实中的纪检、质检、海关部门，其职责就是监督、检查、验证、批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最大限度的将宣扬落后文化和与时代主旋律相背离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要流入市场，以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或者限制发售，标上青少年不易的提醒语。总之，应以国家和人民利益、弘扬先进文化为宗旨，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为己任。

4、几点声明：

（1）关于本书的系列批判文章，系笔者经过反复阅读，前后比对，认真思考，深度分析，才审慎落笔。当时和所有读者一样随手翻看，没有评论的想法。所以第一部分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摘抄一段评论一段的，后来发现这样做会让读者们不习惯容易产生歧义。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后面才系统地提炼出批评的思路。

针对该小说的影响，很多读者最初只街头巷议地听到过如何如何精彩，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后来通过认真阅读才发现其实作者用意绝不是如此简单！因此这篇文艺评论完全是个人的行为。

（2）笔者与作者素不相识，无任何利害纠纷。写批判文章纯属对事不对人，只是个人在读后深感忧虑才诉诸笔端。所以文中不仅包括梳理思路、语句质疑、个性分析，结尾处还有大段的建议。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讨论，逐步廓清主流意识的极端模糊概念。因为通过阅读，本小说的作者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确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不知道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编审们也是否真地认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

在此，只是凭一己之见对全书的脉络、思想进行细致的批评，虽致力于理性批判，但毕竟是初次涉及批评领域，中间难免有情绪文字在内，不成熟的地方，望诸位见谅。

附录3评论：《狼图腾》代表不了中国文学

2009年09月08日 08:30人民网-文化频道

9月5日，广州日报报道“《狼图腾》、于丹海外齐遇冷”，中国图书国际市场遭遇“滑铁卢”。

而就在两天前的《中华读书报》还在高歌奏凯:《狼图腾》版权输出涉及30多个语种，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一个“神话”。

前者称《狼图腾》在英国卖不出去，后者则称英德法等版本都卖得不错。我们该信谁呢？如果刨除出品方可能存在的“王婆卖瓜”成分，再刨除一些居心怀叵测、唱衰中国出版的成分，那么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客观而、中庸的结论:《狼图腾》不过如此，凑合凑合。

然而，这本书据说热销了好多年，还被作为中国图书推广的重要项目，近期还要被拍成电影。以一个多年与书打交道的人眼光来看，《狼图腾》在国内畅销，是一件值得生疑的事情。且不说，国内图书排行榜的价值寥寥，常常一本书刚出炉，就已经排行第一，天晓得是多大的统计样本；即使果真卖得了多少码洋，有了多少销量，也就不见得是本好书。

就书名来说，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是一部人类学、神话学的学术著作，如此生硬的书名能成为一本畅销小说，委实让人大跌眼镜。

就书的内容来说，自称是全球第一部以狼为主体的小说，让人以为是一个童话作品，结果无非是讲一群知青和狼的故事。全球其他国家我不太了解，但至少知道，在它之前，国内有贾平凹的《怀念狼》。

就书的主旨来说，据说是要弘扬草原文明“狼”的精神，且不说草原人民对于狼的真实态度如何，单就这种强烈的主题先行而言，很难是一部优秀的小说——好小说很少去图解概念的。

就书的写作手法来说，文笔一般，通俗易懂，很适合今古传奇一类的杂志。最致命的是小说中有大量浅显、似是而非的议论。

附录兰4 不容易的作者

为了了解作者和《狼图腾》，我们需要看看内容更加丰富的作者简介，看看作者两次被审三个姓名三段婚姻的艰辛经历。无论有多少误解,有多少复杂的个人经历，有多少原因,人们不会赞同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倡导极端个人主义和过度追求自由。

http://baike.haosou.com/doc/6695366.html#6695366-6909275-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8be6101008u39.html

http://go.paowang.net/news/3/2008-07-28/20080728154544.html

《南风窗》2008年第十期（5月7日—5月20日）

青春如火，草原如歌

——第一批内蒙古知青的故事

本刊记者 阳敏

1967年11月16日，20多辆汽车载着400多名中学生由天安门广场缓缓西行，开往内蒙古大草原——这是第一批自愿报名去内蒙，响应毛主席号召与工农结合的好青年。次年，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展开。

这支队伍自然受到高度重视，一路上敲锣打鼓，从盟里到旗里，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天后，其中200多名知青到达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不过，那114名到达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却险些与日后承载了他们激情岁月的牧业队失之交臂。

为什么呢？

当时，场部的当权派“6.18”很希望知青们留在场部“搞革命”，先是给他们大讲睡热炕、住房子的好处，没过几天，又提出来年给他们单独办个分牧场，美其名曰“特殊待遇”。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一心要“和贫下中牧结合”的知青，怎么甘心享受与牧民隔离的特殊待遇呢？去、留双方经过一场大辩论后，“6.18”一派大败，仓卒决定：全体下牧业队。

于是，知青们下到了紧邻外蒙边境的满都宝力格牧场，分散在四个牧业大队里——《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等21名知青住进了陶森（音译）大队的蒙古包里。

讲述陶森大队知青的故事，并以此描绘内蒙知青精神图谱，正是此文的主旨。

蒙古包里出马列

陶森大队的北京知青，虽说都是按着毛主席指出的青年运动的大方向自愿去到内蒙，不过他们各人家庭出身迥异，各自“下乡”的初衷终究也不尽相同。

刘小佈，“老高三”，到内蒙草原那年还不到20岁，他的姥爷刘谰波是新中国电力部的第一任部长。刘小佈曾是学校革委会主任，解放军军管后还当上了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作战部部长，不过他骨子里没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识，厌倦了“打派战”的生活，在女友的“怂恿”下，辞去了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俩人当起了“逍遥派”，天天泡在北京图书馆里。

张华，正是刘小佈的高中女友。她的父亲出身旧官吏，解放前夕参加了民主运动，父亲的堂哥是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解放前夕逃到台湾，虽然解放后父亲被送到“革大”学习，参加过土改运动，之后调到北京，在民革中央工作，但在“文革”中，国民党和民社党的经历成了他抹不去的污点。

素来怕闻火药味的张华，自然厌恶阶级斗争。1967年10月，张华听说北京有10个学生到内蒙古插队，决定报名——从高二起，有人就天天痛表决心，高喊上山下乡，但命运开了个大玩笑，张华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倒是走到了最前面。

“文革”刚开始，刘小佈的姥姥和姥爷就被部里的造反派揪了出来，尤其姥爷，处境更糟，天天坐“喷气式”。再往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也没保得住刘谰波，革命派天天到家里折腾。1967年5月2日，母亲被水电部造反派批斗后突然辞世，从小跟随在姥姥和姥爷身边的刘小佈，对运动的方向发生质疑，决定摆脱学校的运动，与女友一道插队内蒙，下乡锻炼，走向社会。

全队只有两名女生，张华和张红军。张华第一次见到张红军，看她比分头还短的头发被军帽遮得严严实实，穿一身褪色军装，中间扎一根刺眼的武装带，就知道她是军队的干部子弟，是货真价实的“老兵儿”——的确，张红军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革时被提拔为湖北省军区副司令。

张红军为什么去内蒙插队？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红军美院附中的同学李永存回忆，吕嘉民上内蒙古之前对他说，“我为什么上内蒙？上内蒙就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改造好就可以杀回来掌权”，于是吕拉了几个男同学陪着同去，还拉了一个女同学张红军。

“张红军是一个单纯的傻丫头，当时老在校门口低头坐着忏悔自己当老兵所犯的‘错误’。她是一个特别真诚的革命青年，一心想跟着毛主席，她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吕嘉民给她指了一条光明大道：下乡改造思想。她马上打起铺盖就走”。李永存说，吕嘉民一拉张红军，他就知道张红军要当压寨夫人去了。

不出李永存所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一个月左右，张红军与吕嘉民住进了同一个蒙古包，后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

吕嘉民，正是时下畅销书《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的本名。

在其他知青的眼中，吕嘉民是“干部子弟的另类”。其父吕炳奎，据吕嘉民讲参加革命前曾是江湖郎中，医术高明，结交过三教九流，“抗战初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地方武装，后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建国后，吕炳奎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后调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据说，吕嘉民的母亲，曾在上海当过女工，参加革命比其父早，党内地位也比其父高，做地下工作时，曾与江青共事。

吕嘉民的哥哥吕嘉平，和他父亲是一对生死冤家。从吕嘉平寄到牧场的小字报中，知青们得知，吕父在老家曾有元配，参加革命后，隐瞒实情与吕母再婚。吕母知道后，已经是孩子一大堆，也无可奈何，只好关起门来吵。后来，吕母患上了癌症，重病期间，她安排让吕嘉民的姐妹和大弟改姓，由军界的舅舅抚养。母亲死后，父亲与家中小他20岁的小保姆结婚。对吕父所为，吕嘉平坚决抵制，吕嘉民则与哥哥站到了同一条战壕，如此一来，他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也被排除在干部子弟的群体之外。

后来，据吕嘉平回忆，吕嘉民“上初中时曾受到其父和后母的残酷虐待，当时他年小体弱，因受折磨而得了肺结核，但身为中医司司长的父亲不仅不给治疗，反而在生活上百般剋刻，精神上横加打击，后母则更是谩骂不绝，大打出手，他们将他赶到别处一间小屋子里死活不管，又扬言要将他赶出去，致使他的病情加剧，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哥哥的救助下，吕嘉民逐渐康复，并在哥哥的调教下，学习绘画，初中毕业考上了美院附中，生活总算有了一线曙光。

“但自此（患肺结核病危）之后，我发现他逐渐变了，比如经常在我和其父之间用撒谎和挑拨矛盾的手法两边骗钱，然后上馆子大吃大喝；他开始追求女同学，对女色和性关系特别关注；他特别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对‘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可天下人负我’赞不绝口……”吕嘉平说，他多次批评，吕嘉民却不以为然。

对于所谓“家丑”乃至生活的贫寒，吕嘉民当时在知青中并不讳言并广为宣传，与其兄在小字报中披露情况相符。

不过，虽说姜戎是“干部子弟的另类”，但如近期《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刊登某文所言，“和那个年代所有干部子弟一样，姜戎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精英教育”。只是，他似乎比大多的干部子弟在“精英主义”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如姜戎第一任妻子张红军所说，“帝王情结是姜戎政治理想的核心”。

何以见得？

到内蒙后，某日知青聚会晚饭后聊天，姜戎侃侃而谈，话题不离“接班人问题”，还特别提出，接班不应该等待，要“抢班夺权”。把在场的知青听得一头雾水，被姜戎“指点”为“中央委员”的知青吓得够呛，要知道，如在北京说这番话就得戴着“阴谋家”的高帽子游街了。

不久，姜戎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做“职业革命家”的理想路人皆知，他也公开地宣称自己将来是“红太阳”。“姜戎高度评价秦始皇称霸天下，延伸出去，就有成吉思汗、曹操、蒋介石、希特勒和江青。他最赞赏的是希特勒和《我的奋斗》”，张红军说：“他认为自己的性格理想都很像毛泽东。每次他打了我，他要取得原谅的理由就是……对于他这个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的脾气，要学会容忍和理解”。

张红兵的回忆，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汉学家顾彬那句“最激烈的批评”：“《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很自然，姜戎被一些人视为“野心家”，也赢得了几个知青的崇拜。文革红小兵“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依旧蔓延在如歌的草原。不过，虽说毛主席让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将革命进行到底，但运动搞到这个份上，很多人都灰了心，到草原没多久，也就只有刘小佈、姜戎、闵琦和吟一（化名）几个从小受政治熏陶长大的干部子弟还关心“革命”。

牧场的“六月风暴”

“文革”后，满都宝力格牧场的旧领导班子基本陷于瘫痪。知青到陶森队不到一个月，大队开始酝酿成立新的生产班子。

那时，满都宝力格牧场就分为两派。一派因保牧场党委书记哈木图，被称为保守派，绝大多数成员是当地三个大队的贫下中牧；另一派叫“6.18”，专造哈书记的反，坚决支持“挖肃”运动，骨干多为“盲流”，再加上新迁来的布林大队——因为大雪灾布林队失去了草场，旗里让他们迁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离乡背井，心里有怨气。

所谓“盲流”，在当地指一些从东北农区辗转逃荒来草原的汉人和东北蒙古人，他们聚集于场部，干些零碎活儿，拣蘑菇，打獭子。牧民指责“盲流”吃不了放牧的苦，爱干偷鸡摸狗的勾当，而“盲流”则抱怨自己没有放牧的“特权”，怨本地牧民排外。多年的积怨在“文革”中爆发，外来人组成“6.18”与贫下中牧唱对台戏，坚决造哈书记的反。

经过一段时间，刘小佈和姜戎从知青中脱颖而出，成了公认的知青领袖。这回大队成立新生产班子，希望有一名知青代表加入，刘小佈经知青推选出来，成为生产队副队长。不久，场部办学习班，开始讨论“革命委员会大联合筹委会”的问题。

临别北京，刘小佈的姥爷送给他一条毛主席语录，那是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之前，毛主席给王震、王恩茂同志的电报指示：“你们到那里去，要本着替历史上无数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于是，刘小佈义不容辞地做起了贫下中牧的代言——既然贫下中牧说哈书记是好书记，知青就理所应当拼死保护他，应当反对“挖肃”。

经过一番斗争，酝酿多时的“筹委会”终于成立，成员包括哈木图等三名场部领导另加两名“6.18干将”。可惜，两个多月后，筹委会又垮台了。不久，场部传来消息，“6.18”又把哈书记揪了出来。接下来的批斗变本加厉，挨打、挂牌子……三个大队的贫下中牧只好向刘小佈这些知青求助，最后大家决定：把哈书记抢到陶森队。

知青把哈书记抢到陶森队保护了起来，也就意味着他们彻底与“6.18”派闹翻了。当时，场部已被“6.18”控制，知青的日子不再太平。头一回，几个知青去场部，遭“造反团”打手李树人（化名）一顿毒打。接着，姜戎和闵琦高烧不退，去场部看病，李树人又找上门揍人，不但人挨了打，衣服还被撕成碎片。又一次，知青派人赶牛车去场部买粮，李树人扣押了牛车，还恐吓知青不得再去场部。

1968年6月1日，“抢牛车事件”的第二天，知青群情激愤，集合起来到场部找李树人算帐，哈木图书记拦也拦不住。之前，大家商量好，只讲理，不动手，即便动手也是打胳膊和腿，让他失去打人的能力。不过，事情没有按照设计好的方向发展，知青们进屋就把李树人打趴下了。

陶森队知青一走，“6.18”骨干们抬起李树人，塞到卡车上。造反团的中坚，木医生（化名？）给李树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把他平放在卡车上，颠簸300里，直奔旗医院，到医院后人死了。

几天后，旗革委会和军管会派武装部政委等人下来，了解“六一事件”真相。6月9号，武装部政委又带一帮人到牧场，准备拘留主犯，但知青和三个大队的牧民集体抵制，旗里的第一次抓人行动未果。不过，“六一事件”并没有不了了之，最终酿成了牢狱之灾。

谁出卖了哈书记？

1968年夏末，牧场接到了红头文件，当时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腾海青的讲话，大意是：解放后，内蒙古没有划过阶级，应该补上这一课。内地的土改搞得轰轰烈烈，分田地、抄浮财，斗地主，开诉苦会，镇压土豪劣绅……“文革”中又对“地富反坏右”进行过二次抄家，阶级斗争很彻底。相比之下，内蒙古的划阶级只是走了个过场，采取了赎买政策。

陶森队有20多户人家，牧主和富牧当初并不多，仅三四家。1945年，当时的苏联红军从蒙古打进来，内蒙古宣布解放，道尔基王爷带着一大批牧主和牧民逃到蒙古。据说，这些王爷和牧主的结局也很不幸，都被关在蒙古的集中营里，只有个别的逃回家。

划阶级一开始，大家的觉悟就提高了，开始访贫问苦，开忆苦思甜会。像张华在小说《羊油灯》中说的，一时“满山遍野都是牧主”。对牧民的历史，知青们一概不了解，只能由贫下中牧说了算。

再往后，“抄家”和批斗牧主开始，相当一部分解放后富裕起来的牧民也被定为牧主和富牧。刘小佈在学校时就反对抄家，他认为抄家就是掘祖坟，很缺德。但是，知青怎么能管得了贫下中牧的事呢？他只能做知青的工作。于是，刘小佈找姜戎商量，他俩各人负责两个班组。两天后，刘小佈去“拆匪包”串门，发现姜戎领着班知青，歪歪斜斜靠着哈那，身边堆满了空酒瓶…….原来，他们去抄家了。

知青们终究还是参加了牧民的抄家行动。牧民们看着满地金银财宝，吵着要分掉——这让刘小佈想起了毛主席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见势阻挡不住，只好横插一杆：安排人把每一笔分掉的财产登记在册——多年后，给牧主、富牧落实政策，正是根据这个本子记录退赔的。

1968年下半年，“挖肃”风也刮到了满都宝力格牧场。

所谓“挖肃”，即揪斗“内人党”的运动。“内人党”指“内蒙古人民党”。解放前，党为了有效动员和组织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派乌兰夫到内蒙古领导革命，以“内蒙古人民党”作为共产党分支机构进行活动。“文革”期间，康生和江青把“内人党”问题作为攻击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炮弹，诬蔑“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隐藏了大批坏人，声称“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组织了‘新内人党’反党叛国集团”。一时间，“挖肃”风蔓延至整个草原，甚至刮到了全国，矛头直指内蒙古自治区各级蒙古族干部。

于是，开始有传言说，哈木图书记可能是“内人党”，连过去保他的各级干部及战友也认定他是“内人党”没多久，其他3个大队的领导也动摇了，他们找刘小佈谈话，说一来不了解哈书记历史，不敢再保他，二来陶森队离外蒙一步之遥，万一发生叛国投修事件，麻烦就大了。

牧民代表的话，确实让刘小佈含糊：万一发生逃跑事件，陶森队知青的政治生命全得完蛋啊，他如何交待？于是，他去找姜戎，提议把哈书记送回场部，派知青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同时，刘小佈再去盟里、旗里外调，了解哈书记的历史。刚开始，姜戎想不通，不同意，后经刘小佈晓以利害，他才勉强同意。

想到场部有姜戎照应，刘小佈放心地走了。不过，等他回到场部，形势已经大乱。当晚，两名知青前来告状，大骂姜戎是投机分子。原来，刘小佈走后不久，旗里派了10人工作组，全是“支左”军人，专门来牧场帮助揭盖子。军人主动找在家主持运动的姜戎做工作，大讲“挖肃”的必要性，姜戎立刻180度大转弯，召开在家的知青开会，指出当前“挖肃”是大方向，“谁‘挖肃’谁主动，”要求知青配合“6.18”抓哈木图和牧民代表王殿生。

第二天，哈书记眼睁睁被造反派带走，全体知青予以默认。据说，那些天姜戎“整天跟工作组的军人泡在一起，就差称兄道弟了。”

哈书记被带走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遭到造反派毒打烙烫。哈书记无儿无女，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老伴，她听到消息后，在绝望中上吊自杀。造反派的倒行逆施日益猖獗，激起了公愤，贫下中牧和其他的陶森队知青一道，冲破吕嘉民的阻挠，毅然“接管”了造反派关押所谓“内人党”的看守所。此后，3个大队的牧民和陶森队知青轮流在场部守着，与造反派僵持了半年多。“挖肃”运动结束，哈书记重获自由，但她的妻子却永远地离开了。

张红军回忆说，“事后，姜戎把交出哈书记的过失推到了刘小佈身上，直到现在，哈木图仍然认为是刘小佈出卖了他……姜戎在别人已驱赶了牢里的‘挖肃派’之后，才和我一起出现在哈木图面前，让哈以为他是救命恩人。姜戎让刘小布为他背了一辈子黑锅”。

姜戎在“挖肃”中的投机行为失去了知青的信任，威信扫地。“失败令他沮丧，他把怨气全部发泄在我的身上，经常动手打骂，践踏辱没我的自尊，甚至将我踢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张红军说。

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挖肃”运动总算走到了头——据官方统计，整个内蒙古在揪斗“内人党”运动中，共有34万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蒙古族占了75％，其中16622人被迫害致死，8.7万多人因刑讯逼供终生致残。不过，满都宝力格牧场在“挖肃”运动中无一人直接死亡，陶森队的知青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多年以后，旗里的牧民还把刘小佈当作反“挖肃”的英雄颂扬。

反林彪的英雄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接管了满都宝力格牧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又在全国展开，草原也不例外。

1970年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刘小佈和姜戎等3人被兵团保卫处派来的军人拘押。同日，队里的18名知青被一辆卡车连同铺盖拉到团部。第二天，兵团保卫处宣布学习班正式开始，同时知青们被告知，他们中间存在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头头是刘小佈和姜戎，让他们背靠背互相揭发，尤其要揭发主谋的罪行。

上文详述的“六一事件”，也就是“李树人之死”，为这次兵团抓人埋下了伏笔。然而，另外一根导火索则是姜戎的所谓“反林彪副统帅的反革命罪行”。

据知青回忆，当年姜戎常常在小圈子里讲林彪的“天才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顶峰”）在理论上欠妥；说林彪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是要把毛主席架空，暴露了他越位篡权的野心；又说林彪只有将才，没有帅才，不懂理论，不适合当领袖和接班人……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些其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观点是姜戎从他哥哥吕嘉平那儿听来的。

知青的学习班办了快一个月才结束。

“姜戎很快承认自己犯了‘反林罪’，揭发他的哥哥是主犯，并将不知情的我也牵连入内，使我和张乃勇一起被关，张于一月后放回，而我被监督劳动，受尽屈辱。”张红军说。

1984年，其兄吕嘉平因姜戎抛弃第二任妻子德方（化名）一事去京，才透露出因受“反林罪”牵连，1971年8月，他与爱人突然遭到搜捕，后遭关押，吕嘉平被判死刑，其妻被判死缓。“他（姜戎）在内蒙写了我们的揭发材料，无中生有地诬陷我和爱人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联络方法是把秘密材料放在空暖瓶中由我爱人来往于湘京之间传递……”吕嘉平说。

幸亏林彪及时倒台了。吕嘉平家庭幸免于难。

“9•13”事件后，“文革”进入了新阶段，知青陆续返城。刘小佈等也满以为即将重获自由。事与愿违，他和闵琦并未免除牢狱之灾：刘小佈被判刑7年，理由是“他自己一直强调要负主要责任”，算主犯；闵琦，则被判刑5年。幸好，有张华等在北京活动，通过《人民日报》内参渠道将报告送达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责成北京军区派出工作组到内蒙调查落实，才将刑期改判为三年——问题落实时，刘小佈已经在牢房里呆了3年零四个月。

姜戎虽比刘小佈晚出来几个月，但自由的含义对于他俩不太一样。刘小佈是劳改释放，既没有平反，也没有恢复名誉。姜戎头上却什么帽子都没戴，反而添了“反林彪英雄”的光环。

姜戎于1974年春夏之际返京后，就常常对张华等知青大谈其在“三招”经受的磨难。姑娘们听得惊心动魄。后来，作家老鬼还把从姜戎那听来的“苏秦背剑”等种种酷刑写入其代表作《血色黄昏》。然而，无人能证实狱中究竟发生过什么。刘小佈不大谈及狱中生活，他说，被关的几个都是高干子弟，兵团的人对他们还算客气，倒是无边的寂寞难捱。

1975年，张红军顶着与家庭决裂的压力，回内蒙与姜戎结婚。不久，姜戎随张红军回到南方家中。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五事件”随后发生。待姜戎回到北京，镇压已结束。次年，姜戎以他在狱中遭毒打失去性功能等种种理由说服张红军同意与其离婚。1978年，姜戎参加了“民主墙”的活动，并加入《北京之春》。其后，姜戎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生院，并与指挥家李德伦之外甥女、《北京之春》“同仁”德方（同是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结婚。1984年，姜戎与德方离婚后再婚，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虐待的德方不堪重负，精神失常数年，生活贫病交加。姜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工运学院任教。

从中学到“上山下乡”，从“反林彪英雄”到“民主墙”到“天安门广场”，直至退休后写出《狼图腾》——姜戎认为《狼图腾》是他“拿命换来的一个故事”，而在熟悉了解他的故人看来，此书“是对姜戎本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个总结”。

刘小佈，“文革”后远离政治，投身于电力工业，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更多的人，因“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业，也误了前途。

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们的命运，各不相同，却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本文经采访多位内蒙知青后写成，同时参考了《羊油灯》、《落荒》、《血色黄昏》等知青作品，并引用了内蒙知青在有关《狼图腾》研讨会上的相关发言。）

姜戎：“真相”背后的真相

《南风窗》2008年第10期《青春如火，草原如歌》一文，（以下简称“青春”）对我（吕嘉民，《狼图腾》的作者，笔名姜戎）进行了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所述内容大多严重失实。为此，我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

《南风窗》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我的前友、前妻、前家人，多年来持续不断对我进行政治诬陷的最新表现。20多年来，我对这些荒唐离谱的造谣诽谤，始终保持沉默。一是由于我忙于研究写作，没有时间加以理睬；二是我必须等待这些谎言的气泡吹到最大的时候，再戳破它；三是我一直在观察所有当事人的最终态度，以免反击的时候伤及无辜。现在，既然他们合伙把谎话从网上升级到公开刊物上，对我的名誉权造成了严重侵害。所以我只能打破沉默，披露事实真相。

下面，我仅就《南风窗》“青春”一文所涉及的主要失实之处，一一予以驳斥。

一、刘小佈在当时是致死人命案的刑事犯，而不是“反革命小集团”的“主犯”

在“青春”一文中，说当时知青“他们中间存在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头头是刘小佈和姜戎”。而刘小佈的妻子张华，即《羊油灯》一书的作者逍遥，则在网上写道：“他（姜戎）和小敖（刘小佈）作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头被拘留……姜戎在拘留所呆了近三年半，而小敖被判七年刑。”“青春”一文又说：“刘小佈被判刑七年，理由是‘他自己一直强调要负主要责任’，算主犯。”（《南风窗》2008年第10期P51）后来，由于张华等人的上诉活动，使内蒙古兵团为刘小佈减了刑期，“将刑期改判为3年”。《南风窗》还说：“姜戎比刘小佈晚出来几个月，但自由的含义对于他们俩不大一样。刘小佈是劳改释放犯，既没有平反，也没有恢复荣誉。姜戎却什么帽子都没戴。”

以上几段文字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刘小佈是“反革命小集团”的“主犯”，姜戎当年没有承担政治案应负的主要责任，而刘小佈却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使得刘小佈被判刑，而姜戎却被无罪释放恢复名誉。由此可见姜戎其人政治品质恶劣。此类更为恶毒的流言，我也曾经听到过不少。

上述文字，用偷梁换柱的手段，包藏了一个谎言气泡。事实上，当时（20世纪6、70年代）内蒙古东乌旗陶森大队的知青案件，是由两个案件构成：一个是致死人命的刑事案，刘小佈是主要案犯之一；另一个是反林彪的反革命政治案，吕嘉民（姜戎）是主犯。这两个案子是互相独立的案件。后来也是分案判决和处理的。如果将两个案子故意混成同一个案子，自然很容易得出吕嘉民把责任推给刘小佈，让刘小佈蒙冤的结论。

为了说明真相，我先简要介绍一下那个早有调查结论、铁案如山的刑事案件：1968年5月31日，满都宝力格牧场场部职工王树和，扣了“知青包”的牛车，前几天还动手打了北京知青闵琦。我当时到场部看病，住在职工王殿生家，并没有挨打。陈宁包的知青听说牛车被扣，对方还打了人，便去找刘小佈，准备到场部去找王树和“算账”。刘小佈当时是我们生产大队的副队长，是知青的第一号头头。他不仅没有阻拦，反而坚决主张动手报复。并带领四五个知青，骑马奔向场部。6月1日上午，我和闵琦一同骑马回生产队，刚出场部几里地，就碰到了刘小佈一行。听说要去打人，我立即劝阻。但刘小佈坚决要打，其他一些人也都主张打。我看他们情绪冲动，怕出事，就跟着他们一起回场部。

到了场部王树和的住处，闵琦第一个冲进屋子，用马棒打了王树和第一棒。王树和身边有一把刀，田斌卿慌忙抄起一只厚重的圆凳，朝王树和头上猛砸。刘小佈和其他几个知青都动了手。我是最后一个进屋的，一看这阵势，担心会出人命，立即大叫“别打了！别打了！快把他拉到屋外去。”知青们住了手，并把王树和拉到屋外阳光下。当时王树和血流满面，伤得很重，已经不会说话了。随即刘小佈等人夺回牛车，我们便一同回队。我们走后，场部造反派（我们的对立派别）找来一个医生给王打了一支强心针，并把王放在一辆空卡车上，一路颠簸300多里地，送到东乌旗医院后，王树和死亡。后来旗公安部门两次抓捕涉案人员，都被刘小佈为首的一些知青拒捕，此案因而未结。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管牧场。我们所在的满都牧场改建制为6师54团。1970年，兵团接管这一未了的刑事案，拘留了刘小佈和闵琦。又以反林彪的反革命小集团头目的名义，拘留了吕嘉民，并将全队所有知青带到团部办学习班。兵团保卫处经过调查，根据各种证词，发现吕嘉民不仅反对打人，而且还制止了打人；而刘小佈在政治上并无大问题，也没有反对林彪的言论。关于这一点，刘小佈的妻子张华（逍遥）在《羊油灯》一书中也说：“姥爷曾在四野某纵队当过副政委，从小，他（刘小佈）就听说林彪这人特能打仗，因此，对林副主席并没有恶感。”（P198）于是，兵团保卫处正式将吕嘉民的政治案件，与“6.1”刑事案件分别分案处理。1972年5月，刘小佈因其生产大队副队长的身份率领知青打人，又亲自动了手，所以作为该案主犯，被判刑7年。（后来他虽然被改判为3年，但他仍然是刑事犯。）其余两位知青，一位因打了第一棒，而被判刑5年。另一位打得最重，也被判刑5年。宣判后，三位知青被送往呼和浩特监狱服刑。而我则继续留在6师拘留所接受审查。

上述事实证明：1，刘小佈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小集团”的政治犯，更不是“主犯”，而是致死人命案的刑事犯。他当时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言论，够得上“政治犯”的资格，所以，根本轮不上他去承担政治案件的主要责任。2，既然刘小佈是刑事犯，是冒牌的政治犯，那么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平反和恢复荣誉”。3，由于案件的性质不同，吕嘉民根本不可能将政治案件的政治责任推到刘小佈头上。因此，刘小佈被判刑以及未被“平反”和“恢复名誉”，是由案件的性质决定的，与吕嘉民毫无关系。那些攻击吕嘉民推托责任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此案结论可以在内蒙古公安部门的档案中查询。如果刘小佈和张华仍然坚持认为刘小佈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应该得到平反，这很简单，只要你们当众公布刘小佈当年的刑事判决书、以及改判后的判决书——刘小佈究竟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一切就可“真相大白”。但不知你们是否有“以己之矛，戳己之泡”的勇气。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当年刘小佈的案子，我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还帮了刘小佈的大忙。正是我及时制止了打人行为，才使得王树和未被当场打死。后来场部用卡车颠送王树和，也对王的死亡负有部分责任。所以，此案了结时，并未让知青负全责。如果不是我制止打人、王树和被知青当场打死，刘小佈的刑期将会更长，甚至有可能被处以极刑。可是这么多年来，刘小佈不仅不感激我，反而和逍遥一起，一再诽谤诬陷我，企图用混淆案件性质的手段，来掩盖刘小佈当年的刑事犯的身份，藉此在舆论上为自己平反和恢复名誉作铺垫。叵料这样做的结果，正好适得其反，逼得我不得不揭露事实真相。

二、是“谁”出卖了哈书记？

这是《南风窗》“青春”一文的一个小标题。而标题下的记述内容，却将这一严重的政治罪名，不由分说地扣在吕嘉民（姜戎）头上。还把另一个更可怕的政治罪名——导致哈书记妻子自杀的主要责任，强加于我。《南风窗》“青春”一文，引用《落荒》作者野莲（即张红军，我的前妻）的话说：“事后，姜戎把交出哈书记的过失，推到了刘小佈身上，直到现在，哈木图仍然认为是刘小佈出卖了他……姜戎让刘小佈为他背了一辈子的黑锅。”（《南风窗》2008年第10期P51）

这是野莲等人对我的政治诬陷。历史真相是：刘小佈才是对交出哈木图书记负有主要责任的人，这是连刘小佈和逍遥自己都承认的事实。也正是这一事件，导致哈木图书记的妻子自杀，酿成了满都牧场在文革中最严重的政治冤案。

我们12小队的知青，从北京到达满都牧场不久，为了保护被牧民爱戴的哈木图书记不受造反派的迫害，便强行将哈书记从场部“抢”到陶森大队，让他住到知青的蒙古包里。住了大约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哈书记得到很好的保护。

到了1968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内蒙古自治区开始“挖肃”所谓反革命“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的运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三个大队的牧民和知青开始怀疑哈书记是“内人党”，刘小佈以此为由，提出要把哈书记交回场部。我不同意，我认为已经坚持保了一年，应该继续保下去。如果哈书记真的是“内人党”，他早就叛逃到外蒙古去了。即便怀疑他是“内人党”，也应该放在我们大队看管比较安全。然而，刘小佈坚持要将哈书记交出去，并说，如果哈书记真是“内人党”并叛逃到外蒙古，全队知青就将承担巨大的政治责任。刘小佈是大队副队长，我没有职务，我怎么也拦不住他。

关于这个事实，连《南风窗》那篇文章也予以承认。而且《羊油灯》一书的作者消遥，在她的那部书中，也认同这一事实。她写道：“……他（刘小佈）去找施朗（吕嘉民）提议把巴书记（哈书记）送回场部。……刚开始，施朗想不通，不同意把巴书记送走。经过小敖（刘小佈）晓以利害，他终于勉强点头。”（见《羊油灯》P133）哈书记被送到场部之后，就被造反派关进黑牢。野莲在《落荒》一书中写道：“……他（哈书记）一到场部，就被造反派抓起来了。关进私设的牢房。”（P164）

不久，刘小佈和外队一个女知青雅颂到旗盟外调，我和部分知青、牧民也来到了场部参加运动。但是，从上级机关派下十名军人工作队，负责牧场的“挖肃”运动，还带来大量有关哈书记是“内人党”的“证据”，并要求知青立即与哈书记划清界线。场部本来就是我们对立面的地盘，造反派人数多，现在又加了十名军人工作队。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青作为外来人，确实不了解哈书记的历史，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应该坚持保下去。知青和一部分牧民发生了怀疑和动摇。

没有想到的是，据场部一些职工反映，哈书记一落到造反派之手，立即遭到毒打。部分牧民和知青听说此事，非常愤怒，立即以造反派违反政策为由，自发地将哈书记抢回，并由知青负责看管。这时，我队的知青几乎全部到达场部，并把哈书记等其他有“内人党”嫌疑的干部，全都集中到小学校。军人工作队也表示赞同。由于近20名知青驻扎在场部，造反派不敢妄动，没有再来强抢哈书记。抢回了哈书记以后的这一段工作，主要由我负责，我布置所有“内人党”嫌疑人员天天学习。其后一段时间，场部形势基本平稳，没有出现“逼供信”体罚等过激行为，也没有出现自杀、他杀等恶性事件。大家都在等待刘小佈和雅颂的外调结果。

后来的形势急剧逆转，恰恰发生在刘小佈从旗盟外调回来以后。他带回大量盖有公章的外调材料，绝大多数材料都认定哈书记是“内人党”。刘小佈向知青和牧民骨干公布了外调材料，提出不能再保哈书记了。三个大队的牧民代表也表示同意。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刘小佈便带领全队知青撤离场部，留守的牧民也一同撤离。

知青和牧民一撤出牧场，场部的造反派立即气焰嚣张，接管了小学校，哈书记因失去保护，又遭到严刑拷打。造反派进而有恃无恐地迫害哈书记的妻子莲花阿嘎，强令她交出住房，并霸占了她的房子，还把她关入一间无法取暖的煤房。阿嘎终于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这是我们知青心中永远的痛。两个月后，“挖肃”运动在中央的制止下结束。

以上就是满都牧场挖肃“内人党”的全过程，是全场干部、牧民和知青的共同经历。刘小佈对此事负有主要责任，全场牧民和知青有目共睹。就连刘小佈的妻子逍遥也不得不承认。她在《羊油灯》一书中写道：

“他（刘小佈）十分内疚，觉得这事儿应该怪自己。当初，要是他不坚持把巴书记（哈书记）送回场部，也不会闹成今天这种局面……如今，他只是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承担这份责任。于是说，不要过分责难施朗。这事儿的责任主要该由我负。”（《羊油灯》P135）至于哈书记后来对此事的看法，她写道：“巴书记（哈书记）却从此和小敖（刘小佈）生分了。他觉得小敖当初既然保他，就不该半途放弃，结果使局面大乱。小敖呢，则是见着巴书记心里有愧。”（同上P136）

可见刘小佈在交出哈书记的问题上，无论是最先提出交出哈书记，还是后来率队撤出场部而实际上交出了哈书记，都负有主要责任。哈书记当然不会记错究竟是谁把他交出去的。刘小佈身为牧业生产大队副队长、外调组长，知青第一头头，他确实无法开脱自己，因而“心里有愧”。事实证明，野莲等人非要把交出哈书记的责任加在吕嘉民（姜戎）头上，显然是恶意栽赃。

《南风窗》记者只听一面之辞，未经核实，就盲目附和，轻率下笔，而且故意不引用逍遥的“证词”。这种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违反新闻道德的行为，只能损害《南风窗》的声誉。

三、哈书记的妻子自杀是在什么时间？

哈书记妻子自杀的时间极其关键。这涉及到“谁”应该对此事负责。逍遥虽然承认刘小佈在交出哈书记的问题上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她却把导致哈书记妻子自杀的责任推给了我。她在书中用不易察觉的时间差，做了手脚。

《羊油灯》一书中说，当刘小佈从旗盟外调回来，“小敖（刘小佈）他们回到场部，形势已经大乱。”有人报告刘小佈说：哈书记被造反派毒打，“消息传到老伴儿那里，绝望中，她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上吊自杀了。”（P134）她这段叙述的意思是说，哈妻是在刘小佈外调回来之前，大队知青和牧民还没有撤出场部的时候自杀的。也就是说，那时候刘小佈不在场部，场部运动由吕嘉民负责。所以，哈书记妻子自杀，应由吕嘉民负责。她书中所说的所谓刘小佈回来的时候“形势已经大乱”，主要就是指的这件事。满都牧场一把手的妻子被逼自杀身亡，使得牧场顿时人心惶惶。这也是满都牧场在整个文革期间最大的一个事件。

但是，逍遥的“纪实”与事实严重不符：哈书记的妻子莲花阿嘎根本不可能在众多牧民和知青驻扎场部的时候自杀。因为莲花阿嘎是牧民和知青极其爱戴的一位女性。她是当年满都牧场惟一的一位女共产党员、场部优秀的妇联主任。她的家过去一直几乎是牧民知青的“招待所”。她是哈书记的好妻子，也是全场牧民和知青公认的好人。所以，当我队全体知青都在场部，并有牧民在场的情况下，造反派决不敢对她下手。逍遥记述阿嘎是在牧民和知青驻扎场部时自杀，这在逻辑上根本不能成立。

事实上，在牧民和我们队的知青全部撤出场部，回到生产队之后，哈书记失去了保护，遂被造反派毒打。造反派又强令莲花阿嘎搬出自己的家，把她关到场部的一间煤屋，她终于不堪忍受而被迫自杀。这一事实全场老职工都是可以证明的。阿嘎死于知青撤出场部之后——这个“时间”甚至也可以从野莲的《落荒》一书中找到证据。野莲在书中明确地写道：“不久，挝姬阿娘告诉我，莲花阿嘎服毒自杀了。她叹道：她是多么好的人啊，太可惜了！又过了一天，多格拉从场里回来，说：莲花阿嘎不是在家里死的，是被造反派关进装煤的小黑屋，活活冻死的。”（《落荒》P169—170）如上文所述，阿嘎死亡的消息，一是，挝姬阿娘告诉知青的，而挝姬阿娘当时正在生产大队牧业组，不是在场部。二是，是多格拉把阿嘎死亡的消息，从场部带到牧业组的，可见那时知青也是在大队，不在场部。这说明哈书记的妻子，是在牧民和我队全体知青不在场部的时候自杀的。刘小佈外调回来，宣布外调材料足以证明哈书记是“内人党”，后来又带领我队全体知青撤出场部，哈书记因失去保护而被造反派毒打，阿嘎本人又遭迫害。她不堪忍受如此屈辱，而被逼自杀。可见，哈书记妻子之死，刘小佈是有一定责任的。

也许有人会问，挖肃“内人党”之前，知青和牧民不驻在场部，造反派在场部占绝对优势的时候，造反派为什么不霸占哈书记夫妇的房子并迫害莲花阿嘎呢？这是因为，当时三个大队的牧民和我队的全体知青，都是坚决保哈书记的。拥有这一强大后盾，场部造反派不敢对阿嘎下毒手。后来，刘小佈外调回来以后，牧民和知青不保哈书记了，造反派才敢猖狂迫害莲花阿嘎，导致其自杀身亡。

逍遥企图用篡改时间的手法，把责任嫁祸于我，并为刘小佈开脱。这表明她写的《羊油灯》，不仅不“纪实”，而是以大量谎言编织的“虚构”作品。

四、是谁“出卖”了姜戎的兄嫂？

在目前所有攻击姜戎的文章中，包括《南风窗》“青春”一文，几乎众口一词，认定是吕嘉民（姜戎）“出卖”了自己的兄嫂。但事实绝非如此。

事实是，1970年，最先揭发我长兄吕加平“政治问题”的人，是我高中的同学路某。他同时也将我送进了拘留所，我因此被羁押审查了三年半，几乎陷于灭顶之灾。

1987年，内蒙古知青上山下乡20周年之际，我的前友、前妻和吕加平聚在一起，商量“讨伐”吕嘉民的时候，也曾一致认为，路某是“吕嘉民一案”的始作俑者。野莲在其《落荒》一书中写道：“大家又谈到了当年在校时的三人小组——余汝明（吕嘉民）、中实、瞿仁倍（路某）。瞿仁倍应该是他最铁的哥儿们了。其实不然，害得他最惨的是瞿仁倍——瞿仁倍的那封揭发信，对将余汝明关进黑牢起了决定性作用。”（P400）

为了说明全部事实真相及其前因后果，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与路某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与吕加平的关系。路某的父亲是原国民党军统少将、战犯，建国后一直在狱中服刑。路某的母亲很早亡故，他由亲戚抚养长大。他的亲戚与我父亲同在卫生部工作，所以我和路某在初中时，就成了好朋友。两人一同在区少年之家学习美术，又一同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文革前，两人又因一起贴出批评学校“四清”工作队的小字报，而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后来又一同平反。所以那时我和他亲如兄弟，关系密切到彼此无话不谈、互相之间几乎没有秘密的程度。

文革前一年，我哥哥的女友（即我后来的嫂子）被分配到湖南绥宁县工作。吕加平随即也从北京转到湖南绥宁县。“四清”后期，他由于政治言论被打成反革命，押往县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文革开始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8月，他设法向我发出一封求救信，要我尽快把他救出来，然后到北京上诉。

在文革以前，吕加平虽然已经开始批判我父亲，和家庭处于对立状态，但他毕竟是我的长兄，一直在生活上事业上关心我，给予我种种帮助。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冒险去救他，马上到中央美院开了介绍信，并叫上路某和张乃勇两位同班同学急赴湖南。到了长沙以后，留下张乃勇做接应，我和路某到达深山里的绥宁县。我们趁着吕加平在水稻田值夜班的机会见了面，我把自己的学生证给了吕加平作为通行证件，他和路某趁夜走了几十里山路，绕道邻县逃往长沙。我在天亮后悄悄返回县城，再坐车到达长沙与他们会合。在当时，帮助“反革命”潜逃是大罪，我没有了证件，半路上差一点被公安人员截获。

正是这一次成功的营救，使得路某成了了解吕加平思想的重要人物。

吕加平从青年时代就关心政治，思想极端而且极左。20世纪60年代，他受到中苏两国政治大论战的影响，热衷于探讨中国如何防止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研究。期间，他理论联系实际，把他与父亲长期的家庭矛盾，上升为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1964——1965年间，吕加平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批判书稿，行文模仿当时中苏论战的反修文风，题名为《答嘉范》（嘉范，即我的二姐，她认为父亲是革命干部，虽有缺点，但不应该打倒。吕加平则写了这篇长文，对她的观点进行批驳。）在这部书稿中，他以自己的家庭为研究对象，把它作为解剖中国正在变修的一个典型个案。他认为吕家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革命家庭”的家长，他的父亲吕炳奎，就是一个在建国后开始蜕化变质、并迫害妻子、迫害儿子，从革命老干部变成修正主义者的典型。而他吕加平则是家庭中的反修力量，是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坚决打倒父亲、打倒家庭中的走资派，才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要想保证国家不变颜色，不仅要在每个单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四清”），而且还必须毫不留情地在干部家庭内部进行反修斗争，这是整个中国反修斗争的基础。他在书稿中还例举了父亲的许多政治言论和生活琐事，来论证他的观点。

书稿完成后，他自己油印了几十本，寄给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政治局常委，以及□□部、中组部、卫生部。吕加平写这部书稿的真正意图，不仅要打倒父亲，而且要借此向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一个反修防修的新思路。他要向中央表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殊思想的反修勇士，希望中央能因此发现他这个“人才”。书稿还寄给了在军队工作的姑夫、姑姑，在嘉定老家的叔叔，以及大姐和二姐等亲属。这件事情在家庭内部掀起轩然大波，我们家族的人，现在都还能记得这份“材料”的主要内容。大家都说吕家出了一个逆子，你搞革命也不能这样言过其实、无情无义。我当时看了这部书稿后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认为父亲确有不少缺点，但他的“大节”毕竟是好的。我了解父亲的历史，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斗争和地下工作，还是建国后对于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发展，他都作出了很大贡献。我父亲在江苏、浙江革命老区，以及全国中医界，都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另一方面，吕加平的反修宏论，对我也有相当的蛊惑性。见他把书稿递送给中央和毛主席，我很想知道中央对吕加平的思想和行动，会有什么反应和态度。然而，吕加平的书稿寄出后，石沉大海，一直没有任何回音。只有卫生部人事处的几位干部，曾到中央美院附中找我，希望了解吕加平的情况以及我的观点。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吕加平的极左思想，确实惊人地早熟。在文革前的一两年，他就有了那么一套深入到家庭的“反修”、“反走资派”理论。而且他的理论与后来的文革思潮，又有两点惊人的一致性：一是革命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二是对走资派必须大义灭亲，不管此人是自己的同事、朋友、战友、兄弟姐妹，还是父母长辈。革命高于一切，高于人性和亲情。

至1965年，吕加平上书未果，又转到绥宁县工作，地处偏远心情郁闷，便继续埋头研究反修理论，接着搞出了一些“新观点”。其中主要是关于“革命接班人”的思想。他对林彪不满，认为林彪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很在行，但对中国社会现实、对马列主义、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知之甚少。他认为林彪只是个将才，不是帅才。因此，林彪不适合做毛主席的接班人，等等。那时我感到吕加平对毛主席的崇拜已经深入骨髓，他认为中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毛的权力和策略。

我从绥宁回到长沙与吕加平、路某等会合，吕加平非常感谢我们几个人对他的营救。所以他很想把我发展为他的“同志”，给我继续灌输他的思想，希望我能帮他干大事业。他也给路某讲了不少自己的观点。路某和张乃勇都读了他揭发批判我父亲的那部书稿。他们俩都认为，书稿中揭发“生活问题”的小事太多，政治大事很少，仅凭这些材料，是打不倒吕炳奎的。后来我和路某也常常议论政治，议论吕加平的观点。我几乎将我知道的吕加平的所有观点都告诉了路某。路某也把他内心深藏的苦闷告诉我。我们彼此更加信任。而这种信任，恰恰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灾难。

我们回到北京以后，吕加平经过上访上诉，终于给自己平了反。由于北京是文革的中心，他回到湖南以后很快又返回北京，希望把自己的那套“理论”再次直接递交毛主席。他多次对我说，只要毛主席能看到他的论文，就一定会接见他的。但由于那时他和父亲的关系已经很僵，只能住在美院附中的学生宿舍。他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参加文化部门的造反运动，以及改写、压缩和刻印论文，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争取将论文交给毛主席。

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工人体育馆接见红卫兵，我和吕加平就坐在离总理不远的地方。我亲眼看见他咬破手指，写成血书，连同他准备好的一卷论文，通过工作人员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接到血书和论文，对全场的红卫兵说，有红卫兵小将写了血书，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很感动啊。此事第二天经报纸报道，立即传遍北京，传遍中国。

可是论文交给总理以后，仍然一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后来吕加平和我又通过多种渠道，间接向毛主席寄送论文，但始终没有回音。在此期间，吕加平还经常对我说，看来毛的文革搞不下去了，文革快要收了。又过了大半年，“上头”仍然没有动静，我渐渐感到中央和毛主席似乎不同意吕加平的观点，而且吕加平对文革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也极不准确，文革不仅没有收的迹象，相反更加激烈。于是我对吕加平的理论渐渐产生了怀疑。对他不顾大局，企图用打倒父亲来表明自己的反修立场，从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做法，越来越反感。我热爱艺术、天性自由，对吕加平理论中的极端专制主义、孤注一掷地依靠毛个人力量的倾向，产生了本能的抵触。那时候我开始寄希望于民主和自由，特别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来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

于是，我决定不再充当吕加平的追随者，我要摆脱这个角色，走自己的路，到艰苦但相对自由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1967年深秋，我没有征求吕加平的意见，“擅自”报名去内蒙古插队。报名前，我动员路某，希望他和我一起走，但他拒绝了。他说自己是反动军官的儿子，到贫下中牧扎堆的地方，肯定没有出路。何况中央美院附中是中专，不下乡也可以分配工作。我要走，他很难过，因为他将失去老朋友的友谊和关照。

吕加平得知我瞒着他报名去了内蒙古，极为恼火。我离开北京，意味着他不仅少了一个得力助手，也失去了继续住在美院附中学生宿舍的理由。他强迫我退出下乡，继续留在学校，帮他完成“革命大业”。我坚决不同意，并指出了他理论上的某些荒谬性以及对形势的错误判断。那一次激烈的争吵，导致兄弟失和。我和他就此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各自走上了艰难而凶险的人生道路。

几十年后，心平气和地回顾往事，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在我的青年时代，吕加平的思想和性格，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我虽然不接受他的全部理论，但关于他所说的林彪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将才而不是帅才、不能当毛主席接班人的观点，我当时是接受的。他认为一个坚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必须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自己。这一思想我也是极为赞同的。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吕加平这一套理论尽管有问题，但他的出发点和动机还是好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在当时的北京，一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老干部，私下对林彪都有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反对他的“顶峰论”和大搞个人崇拜。以往长期的唯物辩证法的教育，特别是经过中苏论战，许多有识之士都明白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说法是极端错误的。中央批判了苏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林彪又大搞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很多人都非常反感，只不过迫于当时极度严酷的政治环境，一般人都不敢公开发表意见。那时我已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后来我对林彪的批判，并非完全来自于吕加平的观点。

1967年11月16日，我和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张乃勇、陈继群、张红军等一行五人，加入第一批上山下乡的队伍，从北京出发去了内蒙古草原。到了东乌旗边境牧场后，我和吕加平一直没有通信，但是我和路某保持了通信往来。

1969年夏天，路某从我的信上得知，我们在草原上的生活丰富多彩，建立了自己的蒙古包，打开了局面。而他那时还没有分配工作，于是他和同班同学杨刚一起到草原上来看望我们，并和我们同住了一年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路某竟然公开追求我的女友张红军。（这一情况，《落荒》中也有提及。）路某为了吸引这位湖北省军区副司令的女儿张红军，吹嘘自己曾在1968年冒险越境参加越南的抗美斗争，以及在南方某市真枪实弹的残酷武斗经历。他还处处诋毁我，经常挑拨我和张的关系，并和她关系亲密，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有一次他俩合伙攻击我，将我气走，使我不得不搬到陈宁的包住了一个星期。而这时正值秋季，陈继群和曾平被队里派去打秋草，蒙古包里只剩下了张红军和路某二人。这件事情深深地伤害了我，也是我和张红军感情破裂的最初起因。

后来在同学们的干预下，此事得以平息。1970年夏，路某和杨刚一起回了北京。他们走后，我队的知青对于路某追求张红军的原因，曾经多有议论。我虽然理解当时极左路线下路某的处境，却无法原谅他对我们友谊的背叛。

路某走后不久，北京的同学来信，说北京市文艺院校的学生，被集中到张家口的部队军营，进行军训、开展清查运动。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接到路某给我的一封信，他竟然对我说，你是一个反革命，你批评林彪就是真正的反革命行为，你应该向组织上坦白自首。你的老底我都知道，你受你哥哥的影响极深，你坑害了张红军、张乃勇，他们应该跟你划清界限……这封信，我们包里的知青全都看过。张红军在《落荒》里也有记录。（参看P195）

当时，疯狂而残酷的“一打三反”运动已经席卷全国，我预感到这场整肃风暴也将会刮到草原。吕加平自湖南回京后，曾长期住在美院附中，并进行各种活动，早已引起对立派别的怀疑和不满。我开始担心这个国民党少将的儿子路某，会再次成为学校挨整的对象，迫于压力揭发我和吕加平。

偏偏就在同一时段，我的一本写满自己政治观点、记录了吕加平的思想理论的日记本丢失了。其中有他关于批判林彪的观点，例如林彪不能当接班人，林彪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搞政治不能记日记”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政治常识。但是由于我们当时处于地旷人稀的草原，几十里内没有人烟，牧民也不懂汉文，周围又都是亲密同学，所以我也就忽视了这一信条，下乡后一直详细记录自己的思想心得。当时根本想不到，几年后牧场会被建设兵团接管。而兵团接管牧场后，我心存侥幸，不仅舍不得销毁自己的日记，也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这本日记丢得莫名其妙。当时我有多本日记，有些是读书笔记，有些是随感笔记。这些笔记本，我常带在身边，随时记下自己的感想和思考。但是，这一本政治笔记，我生怕不慎丢失，从不敢带出去。而且，为了以防万一，我特地在政治笔记本上，用汉文和蒙文，写上了自己的姓名。即便万一不小心遗失，大队的知青和牧民捡到了也会送还给我。这个笔记本的蹊跷失踪，我后来推测是兵团有关机构专门派人（外来户或是兵团战士）到我的蒙古包里盗走的。因为牧区的蒙古包从不上锁，而如果遇上集体劳动，包内无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总之，在我被抓捕之前，这本要命的政治笔记“丢失”了，这是我们生产组的知青人所共知的事情。野莲在《落荒》中写道：“余汝明（吕嘉民）……不慎丢了日记本。……他说，那里面写着他对当今政治和这场运动的看法，有对副统帅的评论，还有关于裁军、精兵简政、防止干部腐败……这本日记如果落在极左派手里，肯定会把他打成反革命，大祸临头。”（P194）加上在内蒙古兵团组建之前，我曾在我队的知青中，不止一次发表过批判林彪的言论，可谓“铁证如山”。

路某的来信以及日记本的丢失，我清楚地预感到，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噩运。

果不其然，1970年9月30号，兵团保卫处带领荷枪实弹的兵团战士，将我、刘小佈、闵琦押往师部拘留所。并将大队其他18名知青，全部押往团部“学习班”，进行背对背揭发。主要揭发吕嘉民，查清知青中的这个反林彪“反革命小集团”。很快，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我的“罪行”、“言论”，统统被揭发出来。从审讯官的审讯中，我明白无误地知晓，路某也已揭发了我和吕加平。我的政治笔记就在审讯组手里。我在知青中散佈的反林彪言论，已经被兵团保卫处全部掌握。

1970年9月，林彪刚刚在“九大”被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且写入了党章。那时的《公安六条》早已明确规定，谁反对林副统帅就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当时的中国，有一个流传极广的案例：某人仅仅说林彪是“林秃子”，立即被人检举，后被枪毙。相比之下，我说了、写了那么多批判林彪的言论，我知道等待我的必定是死路一条。

那些至今还在攻击我的人说：吕嘉民之所以“出卖”吕加平，是想立功赎罪、开脱自己。这种说法对中国的文革政治，不是太无知就是太天真了。当时反林彪是滔天大罪，无论主犯从犯一律杀无赦，严惩不怠。当时一位审讯我的军人就明确地对我说：就凭你的反林彪罪，毙你十次都足够了。所以，在反林彪的问题上，任何人想通过“出卖”别人来开脱自己，绝对是“痴心妄想”。即便由于“出卖”而减轻罪行，仍然死罪难逃，枪毙五次与枪毙十次，有何区别？

当时我的处境是：人证物证俱在，旁证侧证齐全。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你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你承认也得定罪，不承认也能定罪。不仅能定你的罪，也能定跟此事有点滴牵连的人的罪。在那种根据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定罪杀人的时代，我认为死扛硬顶并不是最佳的斗争策略。

我经过通盘考虑，决定尽一切努力，来扭转案子的性质。我认为与其在证据的逼迫下被动地交待，还不如将我自己的言行、以及路某的揭发内容、还有我笔记中早已泄露的吕加平的情况，如实交待，然后再为我自己和吕加平的言论，进行解释和辩护。所以我在陈述吕加平思想的时候，用了大量的事例，极力强调吕加平对毛主席的极端崇拜和忠诚之心；强调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和对修正主义的仇恨，以及他如何长时间地研究理论，寻求救国救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我详细介绍了吕加平是如何把他写的论文，一次又一次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如果他是反革命的话，怎么敢把自己写的心血之作寄给毛主席呢？我还希望专案组到卫生部、中央机关去调查，很可能中央对吕加平的理论也是赞同或部分肯定的。如果吕加平是反革命的话，他早就被中央公安机关抓走了。我再三说明吕加平关于林彪的那些言论，并不是反对林彪，而只是认为他不适合做接班人，等等。

在我当时的交待过程中，尽量强调了吕加平的动机和出发点，以及他的论文多次递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关事实。我想用这种方式来为吕加平，也为我自己的言行进行解释和辩护。

事后，我认为自己这种做法，至少能让审查部门不能轻易下结论，也可能会到更高的部门去调查，可以因此延缓审案的进程，以避免在运动的高潮中被匆忙定案。我幻想，万一中央有关部门，有些高水平的专家，如果对吕加平的理论有部分肯定的意见，那么，我们的“案子”不就可以起死回生了吗？当然我也非常担心，如果这个案子落到林彪集团手里，也可能会罪上加罪。总之，我当时的交待，绝非“出卖”，而是解释和辩护——如果非要使用“出卖”这个词，那么，不是我出卖了吕加平，而是路某出卖了他，我的日记“出卖”了他，是偷盗我的日记或捡到我日记又故意交给兵团的人，“出卖”了他。在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人证、物证的情况下，我只能据实解释和辩护。

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认为，任何人如果处于我当时那种境地，也几乎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难道，今天我能指责当年在“背对背”揭发中，提供了有关我言论证词的那些知青，是一种出卖吗？

客观上，我的交待、解释和辩护，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处理吕加平案子的单位，迟迟未能对吕加平定案。我在1970年10月，就已经基本做完了交待与解释，而吕加平直到1971年8月，也就是距“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前一个月左右才被收审。《南风窗》“青春”一文记述：“1971年8月，他（吕加平）与爱人突然遭到搜捕，后遭关押……”（《南风窗》2008年第10期P51）也就是说，我的努力确实大大推迟了吕加平被立案的时间，推迟了近十个月。湖南绥宁当局抓了吕加平以后，对他的案件可能还没有审查核实完毕，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突然死亡，使得这宗案件因此而得到了根本的逆转。

但是，我也始终认为自己在这一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教训惨痛。主要是四个不慎：交友不慎、记日记不慎、保管日记不慎、说话不慎。由于这四个“不慎”，铸成大错，不仅我自己遭受了在拘留所三年半的灾难，也连累了兄嫂遭受苦难。1976年夏季，吕加平到北京，曾邀我见面。在他的岳父家，我当面向他道歉，主要就是检讨这四个不慎。当时吕加平接受了我的检讨，并对我的行为表示谅解。那天，吕加平对我说他在林彪事件中被判了死刑，妻子被判了死缓，由于林彪摔死，他们才没有被执行。我表示非常想看看他的“死刑判决书”，他却支支吾吾拿不出来。后来，在张华和张红军的那两本书中，也没有提到过这份“判决书”。我所有的亲友，也都从未见到过这份“死刑判决书”。在林彪摔死以后，因反林彪而被判处死刑的判决书，绝对是一份令人景仰的文献。按照吕加平的性格，他怎么会不向世人展示、炫耀呢？

“文革”对中国人的心灵摧残是巨大的。在文革专制统治下，言论上的任何一点不慎，都会引来杀身之祸。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道德家”，不去追究清理文革极左路线的罪行和危害，反而“穷追猛打”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借此发泄私怨。可见，在某些人那里，文革余毒已深入体内，病入膏肓。

1974年1月，我被无罪释放，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同年春天我回北京探亲。不久，路某通过同学向我和吕加平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希望向我当面道歉。我没有接受，我不想再见到他。但我能理解路某当年的恐惧和绝望心理，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无数不幸者中，“反动军官”的子女、亲属占有极高的比例。在那种险恶的历史条件下，路某的行为不应该由他一人来承当责任，那是极左路线的罪恶。但是，20多年来，有些人却把我的沉默当成怯懦，一直对我纠缠不休。1979年我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他们就把“揭发”材料寄到社科院；毕业后我进入一所大学工作，他们又把“揭发”材料寄到我的单位；20世纪80年代末，我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身陷囹圄，他们竟落井下石，又把“材料”寄往有关审查部门，企图“借刀”置我于死地。近年来，更在网上甚至公开刊物上，对我指名道姓、变本加厉的进行攻击诬陷。为了澄清事实，出于无奈，我不得不披露由路某所引发的一些往事。对此，我深感抱歉。

五、吕加平是迫害父亲的极左派

《南风窗》一文中引用了吕加平的话：“他（吕嘉民）特别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对‘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可天下人负我’赞不绝口。”（《南风窗》2008年第10期）吕加平还将这些话灌输给张红军，后来张红军的书中果然充满了这些内容。她的《落荒》一书中的余汝明（吕嘉民），就是按照希特勒崇拜者的形象，捏造设计出来的。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讲过崇拜希特勒的话，也没有写过任何这样的文字。这完全是毫无证据的造谣和诬陷。

那么，吕加平为什么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进行政治诬陷呢？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掌握着他迫害父亲的大量事实和证据，我成了他进行政治欺骗、实现个人政治目标的重大障碍。

前文已述，1976年夏，吕加平从湖南来京。由于他和家庭的关系早已破裂，无法回家，只能约我在他的岳父家见面。那次见面，我向他做了道歉，他对我表示谅解。我们都希望兄弟之间能恢复往昔的正常关系。但是，当我们一谈及对父亲的态度，以及对文革的评价，我和他之间立即爆发了激烈的言语冲突。他顽固地认为自己当年打倒父亲并没有错。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没有错，“文革”是救国救社会主义的惟一正确道路。

对他的荒谬言论，我实在无法苟同。我还当面指出了他在文革中伪造事实、诬陷父亲的种种行为，以及全国卫生系统在文革期间因他的“造反”酿成的严重后果。我坚决反对他狂热支持文革的立场，我认为他对自己的“理论”应该有所反省。吕加平愤怒地表示拒绝。

自此以后，我们兄弟之间成了不可调和的“政敌”。于是，他把诬陷诽谤父亲的一贯手法，如出一辙地施加到我的头上。在后来30多年时间里，他广泛联络与我有过过节的人，包括我的知青前友、前妻等人，一起制造谎言，歪曲事实，对我进行无休止的攻击，以掩盖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迫害父亲的卑鄙行为。

现在我必须如实地将吕加平加害父亲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众。

吕加平在文革前就开始不断向中央和卫生部写信揭发控告父亲吕炳奎，开创了文革中儿子打倒老子的先例。所以文革开始不久，父亲便成为卫生部第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派”。但是，由于我父亲历史清白，在历次运动中均未受挫。20世纪60年代，他曾为了中医事业的发展，给毛主席写过三封信。文革开始几个月后，这三封信以大字报的形式被公布，我父亲又成了毛主席路线上的革命干部。当时全国卫生系统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打倒吕炳奎，另一派则保吕炳奎。其时，后一派的力量较大。

1967年某日，我从学校回到家里，惊讶地看到吕加平和我父亲坐在一起交谈，看上去他们似乎消除了以往的芥蒂，显得关系融洽。后来吕加平对我说，从吕炳奎给毛主席的信来看，他还是一个好干部，还不应该打倒。1967年11月，我去内蒙古插队，父亲很支持。临走前他还叮嘱我，下去以后要尊重牧民。我走的时候，父亲的处境还算平稳，全国有那么多“组织”支持他、保护他，我就放心地走了。

大半年以后，北京的朋友来信说，吕加平突然翻脸，在卫生部贴出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炳奎”的大字报。更严重的是，他还在我父亲住的家属院的一圈围墙上，贴满了“打倒吕炳奎”的大字报，让我父亲难以出门和正常生活，陷于极不安全的境地。连逍遥在《羊油灯》里也说：“文革中，他哥（吕加平）可算等到了造反的一天，立刻杀到部里，贴老爹的大字报。除政治上无情揭发，把老爹的私生活也揭了个底儿朝天。”（P84）儿子揭发老子，抛出所谓的第一手材料和重磅“炸弹”，杀伤力极大、影响极广，让人不得不信。这些大字报立即轰动了北京卫生系统，卫生系统各单位纷纷抄录转贴，又进而波及到全国的卫生系统。在一片打倒吕炳奎的高潮中，父亲被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强行抓走。

吕加平终于公开对父亲下毒手，他的大字报内容耸人听闻，从政治观点到生活问题，全面证明吕炳奎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文革的“深入”和持续发展，使他不仅想趁机将父亲置于死地，更希望以此向党中央表明他反走资派的决心和立场。

不久，我突然接到吕加平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说从此以后与我断绝兄弟关系。下面署名是“吕革命”。这件事情，我们小组的知青都知道。我感到他不仅要打倒父亲，也要对不同意他的言行的弟弟和妹妹们，采取“革命行动”了。“打倒一切”是文革极左派的典型特征。

又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他寄来的打倒父亲的小字报，与我听说的贴在卫生部的大字报内容一致。我看了以后，发现这是他在文革前写下的那几十万字书稿的缩写版。但是又加上了新的内容，他对父亲的造谣和诬蔑，已经到了无以复加、令人发指的地步。他居然说父亲是伪保长，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吕炳奎的腿部受伤，是因为害怕上前线打仗，自己用石头砸伤的；他还在家里害死了妻子，由于大儿子吕加平知道他的底细，他就把吕加平送去劳改队等等。

这一次，我才真正领教，吕加平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竟然可以如此不择手段、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企图将父亲彻底打倒。当时我极为气愤，即便他不和我断绝关系，我也会主动和他断绝关系的。

果然，他很快就把打倒我父亲的小字报，寄给了我们满都牧场组织，寄给了我的对立派。这份材料，立即成了对立派别攻击我的有力武器。一夜之间，我从一个革命干部子弟“红五类”，变成了黑帮走资派子弟的“黑五类”。在当时极左路线统治下的中国，一个人的出身几乎等于他的政治生命。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子弟，几乎等同于反动阶级。文革中，曾有无数“黑五类”子弟被批斗，受到各种迫害。

吕加平对我的政治打击是巨大的。后来我被关进师部拘留所以后，保卫科的干部经常盛气凌人地对我说：“你现在是一个黑帮子弟，放老实点！”我在拘留所三年半的日子里，遭受毒打，受尽折磨，与吕加平的“釜底抽薪”有很大关系。他与我断绝了兄弟关系，意味着他从此清除了一个妨碍他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障碍，可以放开手脚“干革命”了。几年后，当我终于获释回到北京，我父亲和继母对我说：吕加平不仅给你单位寄小字报，而且还给全家几乎所有沾边的亲戚和他们的单位，都寄了这些材料，给所有的家人和亲戚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在南京工作的我的大姐和大姐夫，本来在一家军工企业工作，有着良好的政治待遇，是某组织的骨干力量。可是这份材料一到，他们两人立即跌落深渊。还有一些亲戚被单位打成另类，变成了黑帮亲戚。后来我陆续见到这些亲戚，他们无不痛骂吕加平。许多亲戚从此和吕加平断绝了关系，至今不与他往来。

我出狱后得知，我的父亲受害最重。他被造反派抓走以后，遭受残酷批斗和毒打，一个曾为革命负伤、腿部残疾的老干部，在文革中竟然再次受伤，被打断两根肋骨，差点丧命。我父亲亲口对我说，他一生中受过两次重伤，一次在革命战争中，一次在文革中。战争中面对的是敌人，而文革中却是由于儿子的揭发，这个儿子比反动派更凶恶。造反派几次上门抄家，揪斗吕炳奎。我的异母小妹妹还被吕加平踢过一脚。我继母也因此差点被逼疯，文革结束后，若是有人不小心提到吕加平三个字，她就会浑身发抖。

吕加平的大字报也极大地影响了全国卫生系统。原来保吕炳奎的组织纷纷瓦解，而原来打倒吕炳奎的组织夺了权，又加紧打压对立面。全国卫生系统有许多人因此遭受迫害，还有多人被逼自杀。原卫生系统50岁以上的老职工老干部，大多知晓吕加平的劣迹。文革后期，曾有两个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家属，跑到北京来找我父亲哭诉吕加平的恶行。父亲曾气愤地说，吕加平对中国的卫生系统和中医界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而这些恶行，在卫生部的文革档案中都可以查到相关记录。到文革后期，一些保护吕炳奎的组织以及卫生部革委会，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才把吕炳奎所谓的“历史问题”调查清楚。事实证明，吕加平揭发的吕炳奎的“历史问题”统统是捏造的。吕加平从此在全国卫生系统臭名远扬，不得不灰溜溜地回了湖南。

文革结束后，父亲恢复原职，全家人也开始正常的生活。吕家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同父同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却有九人都痛恨吕加平，并与他断绝了关系。以前曾有一个弟弟还与他有些联系，但近年来也与他完全断绝了往来。可以说，吕加平是一个众叛亲离的独夫，全家族包括叔叔姑姑们，都认为他是吕家的耻辱。吕加平曾多次表示希望恢复父子关系，但是都被我父亲和继母拒绝，坚决反对他再进家门。以上情况，我们整个家族都是见证人。

但是，这些年来，吕加平在外面，居然打着“吕老（吕炳奎）长公子”的旗号，拉关系、走门路、结交上层、招摇撞骗。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写的文章，一口一个“我父亲吕炳奎”如何如何。例如，他在一篇由于介入上层政治斗争因而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文章中写道：“这位我喊他叔叔的海军老同志，是一位享受军级待遇的副军级干部，江苏无锡人。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是新四军海防旅政委，他是我父亲的警卫员。”在这里，父亲又成了光荣的老革命，吕加平成了老革命的儿子。连父亲的警卫员都是军级干部，吕炳奎不再是“走资派”、“伪保长”了。不明真相的人，怎么会想到吕加平曾是一个几乎将父亲迫害致死的逆子。吕加平之所以集中那么多火力，诬陷压制我，就是怕我揭露他的老底，从而影响他以老干部子弟的身份介入上层政治。如今，是到了应该让那些不明真相的老干部们了解他真面目了的时候了。

文革结束已经30年多了，吕加平始终得不到全家人的原谅。2003年父亲病重，在京的儿女轮流在医院看护和陪伴父亲，可吕加平连一次都不敢前来探视。同年12月，父亲以90高龄仙逝，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愿再见吕加平一面。对外号称“吕老长公子”的吕加平，也根本不敢前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他曾在网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位住在万寿路部长楼的副部长，那位副部长“向刚刚去世的吕炳奎老表示哀悼。”可见吕加平那时就在北京，而且也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按照中国传统，手捧父亲遗像，送父亲最后一程的人，应该是长子，但由于全家人不承认这个“长子”，最后只好由我这个二儿子来担当了。以上事实，有八宝山告别厅的现场录像、家人亲友以及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作证。

吕加平早已被逐出了家门，这是现今许多人不知道的真相。记得1976年夏我和吕加平见面的时候，他曾向我表示，希望我能帮他疏通，重新恢复父子关系。那一次我不得不明确地对他说，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父亲是绝对不会接受他的，我继母和异母弟妹们，也绝对不会原谅他。这些实情真话，却使吕加平从此将怨恨转嫁于我，认定是我从中阻挠不让他回家，对我越发怀恨在心。问题在于，他明明知道我父亲和继母仍然住在原址，而我早已有了自己的住房，并不住在父亲那儿，他完全可以自己上门去认亲认罪道歉，却又为何连家门都不敢登呢？

六、吕加平是顽固为文革翻案的极端分子

吕加平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令人愤慨，如果他能够因此反省自己，痛改前非，我们全家人除了继母以外，也许不会如此坚决地和他断绝关系。但是从文革浩劫结束一直到现在，他仍然顽固地坚持他的极左立场，并且变本加厉地企图为文革翻案，成为中国目前极少数顽固的极左派中的一员。

前些年，XXX曾转给我一篇吕加平在1997年写的《一场无人知晓的谋略战争》的文章打印稿（此文曾在网上可查到），长达十几万字。在这篇长文中，他竟然用极其荒谬的推理，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辩护。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除了毛主席一人以外，无人知晓的谋略战争”。（P34）既然这是一场除了毛泽东以外谁都不知道的战争，那么吕加平又是怎样知晓的呢？他知晓的这场战争，究竟是不是毛泽东知晓的那场战争呢？在一堆逻辑混乱、理智失常的胡言乱语下，吕加平为文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进行了荒谬绝伦、胡搅蛮缠的狡辩。

他的中心论点是：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中国面临一场顷刻就要发生的核战争，为了避免核战，毛泽东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进行大规模的内斗，用以搞垮自己的经济，搞垮自己的政府，把中国搞弱，以此向美国“示弱”。他甚至说，并不见得落后就要挨打，有时强大了反而挨打，如果把自己搞落后了搞弱了，强手反而不会打你。他在文中写道：“由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以文化大革命方式，自己去‘打烂’自己坛坛罐罐的大动乱大退却中……将一场本会发生在中国、越南和世界的核浩劫，不动声色地给化解了。”（P33）

明明是不结束文革、不批判文革，就没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到了吕加平那里，却成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恰恰为我国争取到了避免核战争的发生……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决不会有以后的改革开放。”（P34）

总之，吕加平的潜台词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文革救了中国”，文革建立了丰功伟绩，而被文革整死整残的无数生灵，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下至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统统都死得必要，死得活该。而那些整人的人，不仅统统无罪，甚至有理有功。我从吕加平的文章中看到，他不仅公然为文革辩护，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在文革中的恶行辩护。他一生的“奋斗”之路，都和极左路线血肉相连。如果他不坚持文革的极左立场，他的恶行也就丧失了精神支撑，他的生命也就失去了价值。因此，他决不会放弃极左的文革立场。

几年后，我的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随着中国左派势力的扩大，他的潜台词终于登上了台面。近年，“毛主席红太阳”网站，转发了吕加平的《毛泽东同志的远见：革命无罪》（2001年5月24日）、《反腐、**与文革》（2001年2月23日）（我已将该文全文下载）。在这些文章中，吕加平又为文革制造了一个新的辩护理由。他说“八九.**”的大方向是反腐，而“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也是反腐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反腐运动的继续和延伸。”他由此论定：这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吕加平企图再次全面肯定文革运动，推翻国人心目中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竟然再次肯定文革打倒刘少奇等“走资派”是正确的。吕加平说，他读了刘源和王光美共同写的回忆文章《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后，认为“刘少奇……确确实实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确确实实是一个既有完整走资理论和实践，又想以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新秩序’论来否定和取代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批斗和打倒这个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及其追随者。这也就是一件理所当然、在所必然和不冤枉的事情。”

读了吕加平“理所当然、在所必然和不冤枉的事情”这样的断语，字字句句触目惊心，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冷静一想，这确实符合他一贯的思想。他坚持认为文革对“走资派”及其“追随者”的迫害或迫害致死是“不冤枉”的。由此可见，说他坚持极左立场，才真正是“不冤枉”的。吕加平如此嚣张地对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陶铸、老舍、张志新、遇罗克等几百万文革受害人进行诋毁，严重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尊严和名誉权。等待吕加平的将是社会公义、公共舆论的惩罚。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长兄而感到难堪和耻辱；又为自己成为这个极左分子长期攻击诬陷的“政敌”而感到自豪。

七、《落荒》与《羊油灯》的不实之词

由于《南风窗》“青春”一文的记者在文尾注明：“本文……参考了《羊油灯》《落荒》……等知青作品。”。所以，我有必要指出，这两部严重失实的作品，是不能作为新闻报道的事实依据的。

《落荒》的作者笔名野莲，本名张雁滨，文革中改名为张红军。她是我的前妻。《羊油灯》的作者笔名逍遥，本名张华，是我插队时同队的知青。这两本书的作者，是同一个牧场的知青，写的也是同一个牧场的事情。

在这套名为“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系列丛书封二上，赫然印着“长篇纪实文学”的字样。（《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落荒》和《羊油灯》这两部书，作者的名字不纪实、书中的人名地名不纪实、许许多多具体事件不纪实。尤其是涉及到我的许多内容，更是胡编乱造、随心所欲、颠倒黑白、谎话连篇。而且在写作手法上，也与极左派吕加平惯用的造假诬陷手段异曲同工。难怪她俩和吕加平同时出现在《南风窗》的那篇文章里，成为攻击我的同盟军。

如今，读者和编者，恐怕都难以回到内蒙古草原，去对近40年前的往事一一核实真假。但我仍然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两本书中大量的造假之处，这两本书本身就是重要证据。只要对照一下两本书中对同一地点、同一时段内发生的同一事件所做的记述，就能判断这两本“纪实文学”的真实程度。如果把这两本书看成是对姜戎指控的“证词”，那么，只要看看这两份证词是否一致，就可判断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如果证词虚假，那反过来正好成了诬陷他人、蓄意作伪证的证据。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两本书是如何“纪实”的。（仅选有关我的部分）

（一）关于我养小狼的“纪实”

1、关于如何抓到小狼

野莲在《落荒》一书中写道：“余汝明（吕嘉民）和男生们，谁也不肯放过打狼围猎的活……一星期后，余汝明回来了，从怀里掏出一只灰色毛绒绒的小狼崽。”（P93）从以上的文字中，大致还可看出，是吕嘉民自己掏到的小狼崽。但掏狼崽不需要花费一个星期，而且打狼围猎与掏狼崽完全是两码事。我根本不是在打狼围猎的活动中掏到小狼崽的。

但在逍遥的《羊油灯》一书中，却说：“小敖（刘小佈）学着牧民的样儿，把最后一只狼崽举过头顶……施朗（吕嘉民）一把夺过那只幸存的狼崽儿，紧紧搂到怀里。”（P179）在以上记述中，狼崽不是吕嘉民自己掏来的，而是从刘小佈手中夺来的。实际上，当年全队的牧民和知青，都知道我掏到狼崽的事情。那一天，刘小佈远在几十里外另外的生产小组，根本就不在场。与我一起掏狼崽的杨刚、陈继群和牧民东日布可以作证。逍遥在书中总是尽可能地将好事加在她丈夫头上，将坏事安到我身上。即使发生“好事”的时候，她丈夫明明不在场，她也可以“伪造”他在场。

2、关于小狼的死因

《落荒》一书中说：“小狼猛地挣断了铁链，冲向羊群，凶猛地追逐一只肥羊……小狼咬住羊尾……”（P95）也就是说，由于小狼去追杀羊而导致杀身之祸。事实上，我养狼的过程中，我的小狼从来没有挣脱过铁链去追咬肥羊，从来没有咬住过大羊，它甚至还有点怕大肥羊。再有，狼是最热爱自由的动物，假如小狼真的挣脱了铁链，它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向荒野狂奔逃跑，去追求自由，而不会因贪恋羊肉去咬羊。那么，野莲对小狼的这种描述，显然就是造假。

《羊油灯》是怎么说的呢？“它突然扑上去，冲着施朗（吕嘉民）的肚皮，咬了一口，肚皮上的肉扯下一块，血涌出来。”（P181）

在这里，小狼不是咬羊，而是咬人了。问题是，我的小狼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肚皮上咬下过一块肉，我身上也绝对没有这样一块疤痕。逍遥造假，能造到我肚皮上血淋淋的一块肉，确实到了“没边没沿”的地步了。

3、关于小狼是怎样死的

《落荒》一书中说：“牧民下定决心，不顾余汝明（吕嘉民）的一再反对，用套马索紧紧缠住它的脖颈，拖出羊圈，勒断了气。”（P95）也就是说，小狼是被牧民勒死的。事实上，拴着的小狼根本不可能去咬羊，也就不可能被牧民勒死。

而《羊油灯》则说：“施朗（吕嘉民）捂着肚子……照着小狼没头没脑地踢，它凄厉地抽泣几声，小腿一蹬，咽了气。”（P181）这儿，又变成了是吕嘉民把小狼踢死的。

上述引文可见，两部书中对小狼三件事情的记述，竟然有六处与事实不符。对小狼的记述，真可以称得上“没一句实话”。两个作者，对同一件事的记述，也竟然没有一件事情相同，遑论其他？需要说明的是，小狼在人的肚皮上咬了一口，还撕下了一块肉，后被人打死的这一情节，确实发生过。但那是在另一个养小狼的外来户牧民那里发生的，那个牧民叫东日布。他就是与我和杨刚、陈继群一同去掏狼崽的那位牧民。他见我养狼，便也留下了一条小狼崽养起来。但他养的那条小狼，后来在他父亲闹立布的肚皮上咬下一块肉，小狼被他父亲踢死。这件事情，也是当年全队的知青都知道的。《羊油灯》的作者把别人干的事情，偷梁换柱地安在吕嘉民身上。那么，按照她们一向指责别人的逻辑——这种行为，应该属于无可非议的“谎话连篇”。

还需要说明的是，从野莲即张红军，对小狼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她非常恨狼，甚至不惜捏造“坏事”，安在狼崽身上。而我是一个尊狼爱狼的人，我与她在对狼的态度上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这也是导致我和她日后最终分手的原因之一。

（二）关于在“抄家”中吕嘉民的表现“纪实”

野莲在《落荒》一书中说：余汝明（吕嘉民）所在的牧业组在抄家时，以牧民为主，只有她一个女知青进牧主蒙古包抄家。“此时，几个小伙子拆开一条香烟，充当战利品，散给男人们。男知青也人手一盒。香烟递到余汝明（吕嘉民）手中，他立刻推辞，连声说：‘不会，不会吸烟。’……他拉住我的手说：‘瞧这样子，像不像集体抢劫的？连香烟都被抄了，是不是太过份了？”（P115）这段记述说明，吕嘉民既没有动手抄家，也不抽烟，并认为抄家像抢劫，显然，书中的余汝明（吕嘉民）是一个具有法律和文明意识的人。可笑的是，实际上我一向对抄家行为极度反感，当时我不仅不同意抄家，而且也根本没有参加抄家行动。那天我在包里替牧民写上诉信，后来由于陈宁、李少平包的知青用马鞭毒打牧主，野莲劝阻不住，骑马跑来叫我，我才前去制止了这次野蛮的殴打行为。但是这些许多牧民和知青都知道的事实，野莲却一字不提。

相反，在《羊油灯》一书中，吕嘉民却变成了土匪形象。逍遥写道：“两天后，他（刘小佈）去拆匪包（另外一个知青蒙古包的别称）串门，看见施朗（吕嘉民）领着一帮知青，歪歪斜斜地靠着哈那，有的举着酒瓶往嘴里灌，有的在抽烟卷儿……他转脸对施朗说：‘你就这么负责的，把人家的生活用品都抄了？’”（P116）在这一段描述中，逍遥的丈夫刘小佈是个正人君子，而吕嘉民却成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而事实恰好相反，当时刘小佈在他所在的小组抄家的时候，曾亲自动手打了牧主加某，造成恶劣影响。至今，加某家族对刘小佈打人一事还耿耿于怀，对于此事，当地的老牧民和部分知青都可作证。

两部书中，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记述，大相径庭；而逍遥对吕嘉民和刘小佈在这件事情上的描述，则完全是颠倒黑白。

（三）关于交出哈书记的“纪实”

野莲在《落荒》中写道：“过了几天，马倌姜志毅带来消息，说咱们的牧民听说朝鲁书记（哈书记）是‘内人党’，就把他送回场部。他一到场部，就被造反派抓起来了。关进私设的牢房。”（P164）也就是说，是牧民把哈书记交到场部的，与知青无关，与吕嘉民无关。可是，238页以后，她又出尔反尔，说：“在余汝明（吕嘉民）的煽动下，牧民交出了朝鲁书记（哈书记）。朝鲁书记就因此遭到毒刑拷打，几乎丧命。”（P402）同一事件，同一本书，同一个作者，完全是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我还是无辜者，后一种说法，我就成了“罪人”。如此信口开河，前后矛盾，这不是胡编乱造又是什么？

对于这同一事件，《羊油灯》一书说：“当初，要是他（刘小佈）不坚持把巴书记（哈书记）送回场部，也不会闹成今天这种局面。”（P135）这段文字又清楚地说明，交出哈书记，是刘小佈坚持要交的。

一件事、两个作者、三种说法。这样的“纪实”，让读者究竟信哪一种呢？

（四）关于哈书记妻子莲花阿嘎之死的“纪实”

《羊油灯》说：“小敖（刘小佈）他们回到场部，形势已经大乱。”在这之前，哈书记被造反派毒打，“消息传到老伴儿（莲花阿嘎）那里，绝望中，她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上吊自杀了。”（P134）这段话的意思是，莲花阿嘎是在知青还驻扎在场部的时候自杀的。当时刘小佈不在场部，而吕嘉民在场部负责牧场运动。那么刘小佈当然没有责任，而责任全在吕嘉民身上了。

正如我已在“哈书记的妻子自杀是在什么时间？”一节中所述，莲花阿嘎是在刘小佈率领知青和牧民撤离场部之后，被造反派逼死的。而在《落荒》一书中，也能找到与《羊油灯》相佐的证据：

“又过了一天，多格拉从场里回来说：莲花阿嘎不是在家里死的，是被造反派关进装煤的小黑屋，活活冻死的。”（P169-170）

也就是说，知青是在生产队牧业组得知阿嘎的死讯的。可见，责任并不在吕嘉民。事实证明，《羊油灯》的作者，利用这一刻意制造出来的“时间差”，混淆是非，掩盖了真相。

（五）关于外调人员的“纪实”

20世纪60年代末，满都牧场挖肃“内人党”的事件中，知青的外调小组是个关键因素。外调材料的结论，直接导致知青作出了不再保哈书记的决定，也导致了莲花阿嘎之死——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两部书的记述，再次互相矛盾。

《落荒》的作者野莲为了把交出哈木图书记，导致“保哈”失败的责任加在吕嘉民头上，不惜花费大量笔墨，伪造事实，竟然把我说成是外调组的主要成员。她在书中写道：“回了队，知青们就开会讨论，决定派余汝明（吕嘉民）文旭（刘小佈）苏子义去旗里外调，了解这次会议提到的‘内人党’问题。葛温温最近常来，这次主动要求去旗里外调，加上场部工人阶级代表人物韩智圣、贫下中牧代表巴特尔，一行六人，组成调查团启程去了旗里。”（P163）也就是说，是吕嘉民、刘小佈等六人，去外调“内人党”的问题。由于吕嘉民是外调组的领头成员，而外调组又是确认哈书记是“内人党”的关键，所以吕嘉民自然就难辞其咎了。她在书中写道：“在这次‘挖肃’中……对于知青来说，真是输得窝囊！大伙儿自然认为，责任主要在知青领袖头上，尤其是余汝明（吕嘉民），责任最大。”（P174）

事实上，我队的牧民和知青，人所共知，我根本就没有参加关于“内人党”的外调组，而是留在场部，看管所有“内人党”嫌疑人员。而野莲所说的六人调查组，事实上，六人中有四人都不是调查组的成员，只有刘小佈和另一个女知青才是真正的成员。

逍遥的记述也不认同野莲的说法。她在《羊油灯》一书中，对这次外调，是这样记述的：“两人研究决定，小敖（刘小佈）和雅颂再去盟里外调，施朗（吕嘉民）在场部保护巴书记（哈书记）。”（P133）“那些天，小敖（刘小佈）干什么似乎都离不开雅颂。去外调巴图（哈书记）的‘内人党’问题，又是两个人一块儿走的。”（P142）也就是说，调查组只有两人参加，不是六人。其中并没有吕嘉民，他留“在场部保护巴书记。”

由此可见，野莲说吕嘉民是外调组的主要成员，是运动失败的主要负责人，完全是蓄意伪造事实的诬陷。野莲和逍遥本是攻击我的合伙人，但由于她们随意捏造事实，就必然导致以上这些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气泡。

（六）关于丢羊事件的“纪实”

丢羊事件，是两位作者在30多年以后，攻击吕嘉民个人品质的重磅“弹药”。但是，且看在她俩各自的书中如何记述：

《落荒》中说：“一天下午，余汝明（吕嘉民）把羊群丢在山上，跑回包里喝茶，嘱咐我把羊群圈住，往回赶”。“清晨，巴特尔大叔骑马赶来一些血迹斑斑的羊……我骑马跟他上了黑石山，只见到处是羊的尸体，足有几十只。”（P167——168）

这里写的是我放的羊，是张红军帮我往回赶羊。到了第二天清晨，才发现丢了羊，死了几十只。问题还不算太大。

可是，到了《羊油灯》里，却是这样记述的：“昨晚，（吕嘉民）帮革命（张红军）往包儿附近轰羊，他忽然觉得有点儿不对，羊少了。”于是“两人顾不得多说话，匆忙备鞍，叫了几个牧民一同进山。一股阴森森的寂静主宰了深山峡谷。残月闪烁着寒光。漫山遍野丢弃着残缺不全的羊，大约有二百只。”（P177）至于责任，生产小组的牧民都很清楚，连长也很清楚，所以逍遥也说：“连长赞巴气得直咬牙，扬言要好好处理革命（张红军）。”（P181）

逍遥（张华）所记述的，在傍晚，是吕嘉民帮张红军赶羊，也就是说，这天是张红军放羊，那么责任应该在张红军。而且连长也认为是张红军的责任，所以要处理她（张红军）。还有，当天夜里施朗（吕嘉民）就发现羊被狼掏了，而不是第二天白天才发现。死羊的数量也变了，从张红军说的“几十只”，突然变成了逍遥的“二百只”。（最近，在网上，张华又把死羊的数量“涨”到了“近三百只”。谎言的气泡又被吹大了一圈。）

那么，到底是谁放的羊？丢羊到底是谁的责任？死羊到底是晚上发现的还是清晨发现的？到底是“几十只”、“二百只”还是“近三百只”？全是一笔糊涂账。这样的“纪实”和“记账”，只能是一笔烂账。请问，用烂账能向别人索债吗？

两本书中的不实之词，数不胜数，无法一一列举。还有许多不值一驳的谎言，我不想浪费时间去一一揭穿了。对于张红军、张华这两位张姓作者，我觉得她们真像是“泥人张”的“传人”。我在她们的书里成了橡皮泥，由她们随心所欲地捏造，想捏成什么样子就捏成什么样子。那么，我被她们捏成个“希特勒”、“曹操”之流的形象，满口法西斯的言论，自然也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30多年，但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些人那里，“革命”大批判从未停止，造谣诬陷、人身攻击“其乐无穷”。新中国建国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如今虽已年近、年逾花甲，而其中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却仍然在文革原地踏步。

我用以上的事实真相，戳破他们这些谎言气泡，但我并不感到痛快和解气。相反，面对极左路线对这一代人造成的精神毒害，我深感忧虑和悲哀。我在文革中饱受迫害，如今却还要花费时间精力，来回击文革，批驳那些低级谎言。刊登“青春如火，草原如歌”一文的《南风窗》2008年第10期封面，就是一位站在毛泽东巨像前，“意气风发”的女红卫兵形象，昔日的文革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青春如火”的部分“老知青”，以及吕加平这样的极左派的精神现状和真实面貌。共同的或类似的左的思想倾向，必然使这些人走到一起。可想而知，反左仍然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之一。

《南风窗》的记者，未经核实上述种种事实，只凭一些人的“一面之辞”，就作出轻率判断和失实报道，是极不严肃、极其错误的渎职和侵权行为。对此，我保留进一步作出反应的权利。

以上文字立此存照，留予历史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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