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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的王洪文
中南海秘密演练抓捕“四人帮”：有人开枪就往死里打
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终于到来。
汪东兴回忆说：
“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发出会议通知，只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一项。汪东兴依靠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三位副主任，即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完成一系列绝密的工作：
调兵遣将，宣布纪律──挑选绝对可靠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内中大都是团以上干部，参加行动。进行战前动员，宣布纪律，进行宣誓；
人员分组，明确任务──负责抓捕王、张、江、姚各一组，每组三四人。拘捕江青小组特地配备两名女警卫。这一小组还负责拘捕毛远新；
踏勘现场，模拟练习──有关小组对怀仁堂的地形进行实地踏勘，比如捕人时走廊要突然关灯，灯的开关在哪里，都要一清二楚。捕人时如何格斗，也进行了模拟练习。
汪东兴后来回忆说：
“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
“在做具体工作时，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
“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一位在叶剑英身边担任多年贴身卫士的张参谋，参与了这次行动。在1982年11月24日上午，他回忆10月6日的准备情形：
“我是执行具体任务的。是叶帅派我去的。那时叶帅决心大，行动快，‘四人帮’准备10号搞政变，我们提前在6号晚上八点（行动），名义是开政治局常委会，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
“事先都做好了准备。因为是突击任务，要绝对保密。早上把我从家中叫来，集合到中南海一所院子里。临走时，我对爱人说：我有任务，要到外地出差，时间可能长一些，几个月，半年说不准，我不能给你们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写信，你不要找领导打听，也不要告诉孩子们。我这次是秘密行动。
“等我赶到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每个人都带着武器，神情也特别严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但已预感到要发生一件大事。所有到场的人，都立即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也不许到别的屋子随便走动。
“不一会，汪东兴来了。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就对我们进行动员，说江青一伙坏蛋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政权。
“随后，他就领着我们宣誓。誓词很短，大意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命令，保守机密；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中央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宣完誓，汪东兴又进行了具体分工，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还在大厅里作了演习。”
汪东兴布置完工作，问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有人问：“如果有人开枪怎么办？”
汪东兴非常明确地回答：“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一问题呢？
这主要是针对王洪文来说的。张春桥、姚文元是“秀才”，不会动手开枪。但是，王洪文那时身边常带短枪。他经常到靶场练枪，据说枪法还可以。
另外，还考虑到毛远新。那时候，毛远新也身边带短枪。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都有警卫，警卫都带枪。
汪东兴毕竟军人出身，所以他的答复非常干脆：“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我们根据汪东兴的命令，警卫们分三批秘密开进了怀仁堂，悄悄埋伏下来。
叶剑英那天在玉泉山九号楼。尽管叶剑英是当天的行动的“导演”，但是他不露声色，连他的机要秘书、警卫参谋都不知道这一绝密行动计划。
10月6日上午，叶剑英的工作一切照常。他像平常一样听秘书汇报，批文件，读书，看报，甚至还照常学英语。
在这大决战前夕，叶剑英守口如瓶，处之泰然。
据叶剑英的机要秘书回忆，在10月6日下午三时半，红机电话响了，意味着有重要的电话进来。
电话是汪东兴打来的。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通知“叶办”：“晚上八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个小时到达。”
当机要秘书向叶剑英报告了这一电话内容之后，叶剑英说：“准时赴会！”
这时候，“叶办”才开始着手晚上赴会的准备工作。
六时一刻，司机老赵开来“红旗”牌大轿车。警卫参谋“马头”护送叶剑英上车。
据“马头”回忆：
车子开到木樨地的时候，叶帅问：“‘马头’，你注意一下，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
开到六部口的时候，叶帅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不熟？”
我说：“熟呀！”
他问：“怀仁堂有没有后门？”
我说：“有后门！”
他又问：“能进车吗？”
我说：“能进车！”
我当时觉得，今天怎么啦？叶帅怎么提出这么一大堆的问题来？
晚七时──准确地提前一小时，叶剑英几乎和华国锋同时到达怀仁堂。
这时候，怀仁堂里早已森严壁垒。三个行动小组已经各就各位。
在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警卫参谋“马头”按照惯例，在叶剑英下车之后，手持叶剑英的公文皮包，紧随其后，步入会场。往常，“马头”随叶剑英进入会场，待叶剑英坐定，他把公文包放在叶剑英面前，然后退出会场。“马头”随叶剑英到过各种会场，都是这么个“程序”。不光叶剑英如此，其他中央首长也是如此。因为首长几乎不自己拿公文包的，总是由警卫参谋、警卫或者秘书持包。持包者护送首长进入会场，给首长放好包之后退出会场。这也是出于对首长安全的考虑，出于对公文包中重要文件的安全的考虑。会场往往设有专门的警卫、秘书休息室。当首长们在会场开会，警卫们、秘书们便在休息室里恭候……
然而，今天的怀仁堂却有点反常：当“马头”随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却被守在门口的警卫科长挡住！
原来，汪东兴作了特殊规定，除了首长本人之外，任何警卫、秘书不得入内。不言而喻，这一规定出自今天这一特殊情况的安全考虑。
正因为这样，连“马头”也被拒绝入内。
“马头”并不知道今晚的特殊情况。他坚持要进入怀仁堂，便与警卫科长发生争执。“马头”无奈，只得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而叶剑英怕耽误时间，没有接过公文包便径直往怀仁堂正厅走去。公文包一滑，从“马头”手中掉下，啪的一声落地，顿时惊动了里面执行埋伏任务的人。
这时，警卫科长只得随机应变，让拾起公文包的“马头”进入会场，并叮嘱他一放好包马上退出会场。
“马头”照办了。他意识到今天的怀仁堂情况异常，但是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大事……
逮捕张春桥差点出了大漏子：贴身警卫拔枪反抗
早早在怀仁堂正厅等候并指挥现场警卫的是汪东兴。
晚上七点多，当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正厅时，华国锋刚刚在怀仁堂正厅坐定。华国锋赶紧起身，请叶剑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定。
华国锋和叶剑英请汪东兴就坐，汪东兴摇了摇手说：
“我不是常委，我就不坐了。”
汪东兴隐蔽在屏风后面，观察着动静。
挂帅是华国锋、叶剑英。做具体工作的是汪东兴。
晚上七点多，叶帅、华国锋同志，亲临怀仁堂，就坐。汪东兴当时不是政治局常委，他就在屏风后面观察现场的情况。
七时五十五分，第一个来到的是张春桥。他一进入怀仁堂正厅，顺顺当当，立即被捕……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前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作了长谈。
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秦城监狱，面对审判员的提问，谈了10月6日下午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时情况和谈话内容：
我问张春桥，你在这一段时候（间）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
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
他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
这是张春桥的自我表白。
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主席要和江青搞好关系。
当时我也劝张春桥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
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尽量帮吧。”
现在我认识到：我当时找张春桥是错误的。
当时张春桥还讲了一件事，他说：那个批邓的小册子，华主席压了很长时间没有批，是他催了几次才批下来，还说那几本东西他（华国锋）根本没有看。张春桥讲这番话是攻击华主席批邓不积极。这正说明了华主席对批邓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另外，我们还谈到江青。
问：你们都谈了什么？
答：张春桥问我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么样了？我说：还好，比较缓和了，内参的问题做了新的处理。张春桥希望我主动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
问：内参是怎么回事？
答：毛主席逝世后，新华社有篇内参，把江青怎么找手工艺工人做花圈（是给毛主席送的），怎么讲文冠果是“文官国”，说得比较具体。不知哪些话江青不满意，对我发了很大的脾气，又把新华社记者找到她家里，要他们重新写了才算完事。
问：张春桥还说些什么？
答：张春桥还谈到出版毛选五卷的事，他说：“已找李鑫谈过了，我对出版毛选的具体意见给华国锋写了信。”随后，张春桥又攻击叶副主席。
问：他说些什么？
答：张春桥说：“最近叶剑英接见了一个美国人，有个外事记者，你见到了吗？”我
问：“是9月27日他会见美国前国防部施莱辛格那一次吗？”张春桥点点头说：“他把杨成武也叫去了，讲的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人，要改变观点也难呢？我附和着说：“那个记录我看过了，强调的还是海军。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叶帅过去（七三年）接见基辛格时谈过海军问题，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为此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我的意思是说叶帅太强调海军的作用了。最后张春桥说：“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我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现在政治局办事的人太少，工农都有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但我并没有提出具体对象。现在看来，我的后一个意见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当时政治局首先应该增加老同志。张春桥对我提的这两条没有什么反映。我当初还想谈社论问题，但他总是谈别的事情。后来我把那封信（引者注：指纪登奎的儿子的一封信，见后文）中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我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我没有告诉他名字（引者注：那封信中是说张春桥）。他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映。这次我同张春桥的议论是“四人帮”的帮派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天晚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