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王蒙《活动变人形》。
王蒙是“文革后”领潮流的作家，他对文革反思有他独到的深刻性，王蒙在探讨汉语言小说叙述进入心理意识的复杂层面方面有其不可否认的艺术贡献。《活动变人形》这部小说可以见出王蒙有强大的能力处理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变异中的命运，写出他们复杂的人格，他们无法超越现实的内在心理纠结。小说回答了中国这代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完成自我救赎，那就是寓言式地回答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问题。小说对几位中国女性的描写也颇为惊异，他们那种顽强的心性，在家庭伦理内部建构起的自我压迫，都令人扼腕而叹。王蒙的语言犀利，痛楚的反讽随时涌溢。不足在于，王蒙隐含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念选择否真的那么明确坚定？这使王蒙对一种状态的把握还未能切入到更深的更具有个人性的底层，语言的效果有时阻断了对更有深度的表现。
2．陈忠实，《白鹿原》。
通过二个家族的争斗反映传统中国宗法制社会的衰败，由此来揭示现代性暴力革命在中国的展开形式。小说对西北传统风习及家庭伦理的表现十分丰富，白鹿原如同乡土中国社会的缩影，这里积淀着传统人伦文化，这些文化与现代性的暴力斗争构成内在紧张关系。暴力革命推动着历史剧烈变化，但历史中的暴力并未真正解放人，而是使人陷入更为急迫的宿命式的行动。小说有一种恢宏的结构，构思明晰而透彻，标举一种文化价值而试图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性历史，也可见作者的勇气。小说的人物刻画有力度而又细致，语言瘦硬中而能透出温雅，叙述大气而从容。略显不足在于，信守一种文化价值来重新解释中国现代性历史，在思想上会把可开掘的余地限制住。
3．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小说叙述了一个儿童成长的历史，并不只是简单去罗列那些苦难的生活事相，而是去刻画成长中的孤立无援的弃绝感。第一人称视角，给“内心独白”打开一个广阔无边的天地，那些日常而又反常的生活事相无一不在童稚奇妙的目光注视下暴露出它们的怪戾含义。渴望同情却又被无情冷落，小说写出了那种徒劳却顽强的挣扎状态，生存由此在叙述中略微变形而显露出荒诞意味。小说的心理刻画透彻入微，持续地把握住一种状态，叙述却能在这种不间断的持续中转折，撕开成人世界的各个侧面，在冷漠中去捕捉残留的温情，在怪戾中去把握瞬间的坚定，有一种令人心悸的触动。作为一次对绝望的童年生活的书写，小说在这方面堪称登峰造极。语言的炫丽与狰狞、富饶与冷峻，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然，小说的叙述显得不够开阔，内在纠结太紧，是其优点，也因此显得敞开的格局不够。
4．阿来，《尘埃落定》。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史诗式的作品，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也是发生在地缘区域里的部族争斗史。最后外在历史暴力的介入，历史完全被改变。这一切，都因为傻子的视点而呈现为一出戏谑而略显荒诞的戏剧。这部小说把大历史与小视点结合得恰到好处。那个傻子是始终长不大的孩子，历史就是孩子眼中的戏剧，多么残酷、悲壮都不过是戏剧，都不过是虚无和灰飞烟灭。这部小说因为采用了傻子的叙述视点，不仅显得自由洒脱，而且几乎是神采飞扬，无拘无束，出神入化，浑然天成。不难看出这部小说的叙述深受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影响，从中也可以明显看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情状，但阿来确实做得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那是藏文化的神奇底蕴在起作用。但小说太依赖傻子的视点，而傻子的视点又处理得太过聪明机智，这就使叙述人的作用过于强大。
5．阎连科，《受活》。
这部作品表明当代汉语小说达到了一种艺术高度，这就在于它有能力处理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一处理是当代世界性的文学艺术的难题，《受活》做到了，做得很漂亮。从未有过一部小说，能对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继承、发扬、转型问题做如此独特的洞察。尤其是把革命的“遗产”与当代中国的市场转型结合起来，《受活》无疑是一部“后革命”的神奇悼文。对革命遗产的哀悼祭祀，采取了“市场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这是革命最为痛恨的二种形式，然而，革命的存留与复活却依赖它曾经最敌视的形式。
《受活》携带着的沉重的历史与现实，无不被一种生气勃勃的戏谑或嘲讽所渗透，它的叙事是关于重与轻、硬与软的游戏。有意运用的方言以及奇异的（开放式的、不完整的）文本，都显示出一种“开启”与千变万化的形态。一方面是不堪重负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却是信手拈来的谐谑狂欢。一方面是朴实瘦硬的土得掉渣的乡土生活，另一方面却是有无穷意味的文学性。这一切都令人称奇，两种最不可能融合的因素在这里被混淆在一起，而且不留痕迹。乡土生活通过方言，通过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质料，显示出它的强硬性质。我们确实可以从中发掘出那么多的后现代性因素：对革命史的挪用，怀恋与拆解并举，光大与祛魅兼顾，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分裂的、对立的、自我迷惑的意义上展开。《受活》做了当代文学长期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乡土中国的叙事完全可以与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或美学趣味连接起来。当然，过分依赖荒诞感多少有些阻碍对人物内在心理的复杂层次的揭示。
6．贾平凹的《秦腔》（2005）。
贾平凹的小说叙述自然天成却诡异无常。这回他通过一个阉割运作——以那个自戕少年引生的视点来展开叙述。这部作品再也没有贾平凹原来的那些清雅俊朗，明媚通透，而是更多地呈现为奇谲怪诞，粗粝放纵。虽然不失原有的自在，但其自在性却更倾向于生活的原初状态。贾平凹试图更为自由地接近一种表达方式，逃离既有的规范化的乡土叙事。不再具有历史的深度关怀，不再有一种文化的自在沉静，而是一种“无”的态度，阉割了那个历史理性的欲望目标，把它转化为一个疯子的视点，一个随意看到的乡村自然景观。乡村的废墟正在蔓延，历史与文化的终结在小说中一点一点地透露出来。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了乡土叙事在宏大性方面的终结之后，回到了一种更为本真的可能性，它更具有汉语言率性而行的那种新的特质。或许这种叙事是激发汉语小说叙事的一种积极的尝试。略显不足在于，小说对中国乡村当下历史走向的描写似乎可以有更为多样的，甚至也可以探寻其他的更为积极的可能性。
7．莫言，《生死疲劳》（2006年）。
这部作品把莫言的叙述特点发挥到极致，一如既往地无拘无束，对乡土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书写采取了全部戏谑化的表达，那种黑色幽默渗到骨子里，在欢笑嬉闹中却有悲从中来。革命与变迁、历史与暴力、荣辱与衰败都被整合在一起，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全部叙事则是通过一个地主投胎为动物驴、牛、猪、狗来表现的。这是一个变形记的故事，卡夫卡的形而上的变形记，在这里被改变为一种历史的变形记，一个阶级的变形记，人在历史中的变形记。莫言通过动物变形记来打破历史的线性固定和压制。这些动物的足迹踏乱了历史的边界和神圣性，踏乱了阶级对立的强大阵线，留下的是荒诞的历史转折和错位——那是从驴到牛，再到猪和狗的变形记。尽管这段历史被无数次书写和改写，但莫言选择动物变形记的视角还是展示出了非常独特的文学图景。尽管说，人们可能会对莫言玩的花样有所非议，但莫言以他的特殊方式打开了历史之门，看到了历史的悲剧涌溢出的全部荒诞感。想象奇诡，语言妖娆而势不可挡，汉语言的雌雄同体，如同国王与村妇的野合，莫言叙事的文本力量妙不可言。不过对狗的变形记的叙述与开放时代略显不够恰切，如果不过分扣紧轮回的规则，改为猫则更为奇妙。
8．铁凝，《笨花》（2006）。
这也是一部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史和乡村史，但这部作品却写得比前此同类叙事要纯净灵动。小说从开头到终结都是在写中国乡村，然而，乡村的故事不再只是农耕种植、节庆习俗、婚嫁丧葬、风土人情，而是一个人的遭遇，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村庄的盛衰，它们被深深嵌入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历史之中。通读这部作品，不得不说，这是大历史，小故事；大写意，小情调；大气象，小细节。惟其如此，这部小说才显示出它的饱满和丰富。暗含着历史冲动，又有办法逃离它，这就是在这部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大历史与小故事的紧张关系。这就是“笨花”的故事，鲜亮、活脱、明净，反倒是它们照亮了历史之幽暗。使这部小说生动起来的是大量的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和情趣，是那些对人性的更本真的描写，是对性格棱角的细腻刻画。写大历史，如此厚重惨烈的历史，却能写得如此鲜亮通透，灵气四溢，不得不让人称奇。比之《白鹿原》，另有一种自然清新的韵致。不过，革命的正面及其诸多的悲剧性后果之间的关系，让人感到作者的价值立场过于隐晦。
9．苏童，《河岸》（2008）。
《河岸》是苏童对先锋派的一次成功回望，他早已转身离去，但他猛然回身，甩出长长的水袖，这就有了《河岸》。尽管我们对那段历史已经烂熟于心，但苏童的叙述却轻舟搏浪，峰回路转。竹篮流水，船行逆流，河岸漂移，碑沉河底……，苏童的叙述依然婉约有致，妩媚多姿，却韵味横生。库东亮身上折射着中国人的命运，被如此深地篏入历史中，即使以降低自己的智力的方式（那个叙述人）也不能摆脱历史，历史与政治，秘密与真相，何以能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苏童的提问是对生命的原初价值的提问，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异化的提问。它直击了中国人的人性和命运的极限处。苏童的叙述还是能给出那种情境和状态，那种氛围和韵致，汉语小说的华美与纯净在苏童这里有纯青之色。只是结尾的飞翔感略显不足。
10．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2009）。
这部作品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汉语小说不再受制于西方扎根于浪漫主义情感中的现代小说美学规范，汉语小说可能可以另辟蹊径了。
这部小说开辟出一种汉语小说新型的经验，它转向汉语小说过去所没有触及到经验：说话的愿望、底层农民的友爱、乡土风俗中的喊丧，以及对一个人的幸存的历史的书写。这里不再依赖惯常的现代历史暴力的时间脉络，在“去历史化”的叙事中，乡土中国自在地呈现了它的存在方式。这种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表明：有一种无法叙述的叙述，叙述总是在难以为继的叙述中进行，总是要从一个故事转向另一个故事，一个句子总是往另一个句子延异。这似乎只有汉语言才有的书写特点，从汉语言的特质中生发出来的文学的特质。不管是人物，还是乡村的历史，或者是乡土中国的书写本身，它不得不作为汉语无法自我书写的幸存者存在。正是汉语一直陷入的歧义的叙述，这些人物一个个不得不被拖出，被汉语的末世命运拖出。不再是作者想讲述的故事，作者预谋的故事，而是汉语自己讲述的故事，不得不讲述的汉语自己的故事。汉语小说有这样的作品，这才渐入佳境！
副部另10部：1，王安忆《长恨歌》；2，路遥《平凡的世界》；3，严歌苓《小姨多鹤》；4，姜戎《狼图腾》；5，高行健《灵山》。6，范稳《水乳大地》；7，林白《一个人的战争》；8，王刚《英格力士》；9，格非《人面桃花》；10，毕飞宇《推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