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我国现当代作家中，沈从文先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虽然离开我们只有十五年（他于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０日在北京去世，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０，他的骨灰由其夫人及亲属护送回故乡湖南省凤凰县，一部分骨灰安葬于听涛山下，一部分洒入沱江的清流之中），但我却认为他是现代作家而不是当代作家。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已于１９４９年死去了。那年８月，他给他一位的学生送了五本书，并在每本书最后的空白处题了字，在《春灯集》上写着，“与（某某）重逢，恍如隔世，赠此书，可作永远纪念。”在《边城》上写着，“什么都不写，一定活得合理得多。”绝望的沈从文先生，想到了自杀。在想死在１９４９年的那个春天里，终于将自己把在卧室里，用锋利的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血管……实际上，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已经在那个春天里离开了他深深爱着人世间，被医生救活的的，从医院走出来的，那个名叫沈从文的人，他不是作家沈从文，他是一位文博专家的沈从文，因为他从此以后，真的什么不写什么文学了，连一个短篇小说也不写。
１９５３年，他收到开明书店的通知，说他在那里所出的各种书，都已过时了，书店决定将他的所有已印和未印的全部书稿和纸型代为焚毁。书店的这个决定，无疑是对沈从文过去文学活动的历史清算。因为早在１９４８年，他就被左翼文化人批判过。邵荃麟说他“鼓吹中间路线”、“新第三面运动”，从本质上讲，是国民党“和平阴谋的一部分”，“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郭沫若把他摆在反动文艺首席代表的位置上，他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的”。让人费解的是，在开明书店作出这种决定之后，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也迅速表明了他们对待沈从文的态度。他们公布了一道所谓的“法令”，规定将沈从文的一切已印和未印作品全部焚毁，并禁止再发表他的任何作品。
一个作家的作品，同时被共产党和国民党销毁并禁止发行，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可能只有沈从文先生才有此遭遇，这对于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先生来说，无疑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好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已经死去了。从医院里走出来的那位沈从文，已经下定决心，要干好文博工作。他说，“我要把从前当小兵的劲儿拿出来，什么我都肯干，谁也干不过我。”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
１９８０年，他给一位来访者说，“历史博物馆不准生火，冬天，摄氏零下２８度，我就穿件大棉袄，在灰尘扑扑的文物仓库里登记、抄录、鉴定、研究，常常到了下班时间也不觉得，被工作人员反锁在仓库里也不知道。”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沈从文先生当时的工作精神，他完全沉迷在新的工作中去了，到了忘我的境界。他还说，“仅五十年代初期，由我经手过目的瓷器、玉器、漆器、绘画、家具、钱币、绸缎、地毯等文物，就不下１００万件。我一面学习，一面就担任讲解员。我先后接待、交谈过的一般或特殊观众，总计下来，可能达二三十万人次。”
也就是在沈从文先生给来访者谈上面这番话的这一年里，作家丁玲在读到《记丁玲》一书后，对沈从文先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这本书，可是沈从文先生１９３３年６月写成的。丁玲并不放过沈从文先生完成于此前近半个世纪的一部旧作。她说，沈从文在书中“信笔编撰”，“糊言乱语”。还说，在这本书中，“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自得于自己对革命的歪曲和嘲弄。”丁玲先生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尤其是在说这番话时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丁玲先生对沈从文先生的这番批评话语，会给沈从文先生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和打击，也是人所共知的。
我们可以说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先生已于１９４９年死去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活下来的沈从文先生完全与文学绝交。他不写小说了，并不能说他完全能抛弃他曾经深深热爱的文学事业。一个信奉“文学是生命形式的表现”的人，一个把文学看成与自己生命一般重要的人，哪能完全将其割舍掉了呢！
国际上的一些一流作家，当自己的创作不能超越自己的时候，当自己的作品不被世人接受，并被误解和歪曲的时候，当自己觉得自己的思想艺术落后或超越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时候……如海明威、川端康成、茨威格等，他们便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文学和创造文学的生命一起抛弃了。沈从文先生，是中国也是世界的一流作家，他在自己无法进行正常创作的时候，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只是因为偶然因素而被别人把他从死亡的路上拖了回来。一个死过一次的人，对生命的价值肯定会有新的认识。把文博工作干好，干出别人无法干出的成绩来，填补科研上的空白，同样是对国家、民族作出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其生命同样有价值。他虽然爱上了文博工作，而且是热爱着这项工作，但并不能说明他已经完全不关心文学了。他仍然关心文学，关心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１９６１年，中央召开了关于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新侨会议”之后，沈从文先生，立即写了一篇名为《抽象的抒情》的文章。他认为，当时的文学，是“适时的伟大”，“作品已无真正的伟大与否”。他还认为，“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沈从文先生虽然不是预言家，但是，当我们重读他在四十年前说的这番话时，可以看出一个真正作家的眼光和胆略。
沈从文先生对文学是自觉的，他不是有意地回避或者联系政治，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有生命力，而那些当年不可一世，名气如日中天的“大文豪”们的作品，现在倒是被人们冷落了。由些，又我让我联想到鲁迅先生１９２７年说的那番话。他说，“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来宣传，鼓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感动人（《革命时代的文学》）。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不容易说清的问题。我总感到，在这个关系中，存在一个悖论。文学创作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但是在创作中又不应该忘记政治，至少不应该把政治当成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障碍而有意识地回避它；既然文学创作中无法回避政治，我们又不可能因此而不进行文学创作。那么，我们就只有各自找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了。一个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凭自己的良知，凭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创作的，他所追求的是真善美，是一种艺术境界。成功的作家，在自己的追求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于表现自己的理想的的创作方法和风格；同时，某种创作方法和风格也选择了自己。而表现在某个具体作家身上，他的创作风格，或者是政治性很强，或者是政治性不强。有意识地远离政治的作品，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艺术品；同样，政治性很强的作品也不能说它不是真正的艺术品。像聂鲁达、马尔克斯、略萨等人的作品，其政治性都是委强的，但我们不能怀疑他们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其关键在于一个作家的思想艺术境界。像沈从文先生所指出的，那些为了追求政治和道德效果而写作的人，他们的结局，肯定是“完了”，他们不可能写出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来。
从１９５３年前后沈从文先生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能够坦然地面对开明书店和台湾政府所作出的禁毁自己过去的文学作品的决定，他已经是、至少是表现出自己已经是一个纯粹的文博工作者了。这一年，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物研究方面的论文呢！这两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古代的陶瓷》。次年，即１９５４年，他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略谈考证工作必须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论文。
由于沈从文的作品被禁毁，因此要读到他的作品实在不容易，尤其是要想多读一些他的作品就更难了。我自从读到沈从文先生的一部中篇小说《边城》以后，便爱上了他的文学作品，便想方设法搜集他的文学作品。我搜集作为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的工作，开始于７０年代末，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收齐了他已发表的全部作品。虽然他的文学作品完成于１９４９年以前（１９５０年以后，作为文博专家的沈从文先生，在古代文化艺术上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主要有《唐宋铜镜》（１９５８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龙凤艺术》（１９６０年，作家出版社）、《战国漆器》（１９６２年，荣宝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１９８１年，商务印书馆）等。在文学方面，１９５０年以后，只是零星发表了几篇短文和旧体诗），可迄今还没有出版过他的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集。我最初得到的是，解放前几本旧刊物上分别刊登的沈从文先生的单篇小说。后来得到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是，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的《沈从文选集》（五卷本）。这部选集，收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中短篇小说和文论等一百五十余万字，这也是当时收沈从文先生作品最多的一部选集。它也是解放以后，大陆出版的第三种沈从文文学作品集。第一种是１９５７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这部书我至没有找到。我收到的沈从文的第二种选集，也是解放以后出版他的第二种选集是，《沈从文小说选》（两卷本，１９８２年２月人民文学出版出版，７０余万字）。１９８５年，我又收到了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散文选》。这部约３０万字的散文选，肯定也只是沈从文先生散文作品的一部分了，他到底写了多少散文，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资料介绍。此后，约有十年，在搜集沈从文作品上，可以说毫无收获，有的也只是一些沈从文写的单篇文章和一些关于沈从文的书籍和评论文章。
但是，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只要他心诚，就有感动上苍的可能。１９９５年，我热爱的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一本签名书，突然出现了。它成了我的插架之物，它也成了我的镇库之宝。我藏书二十余年，所收明版书达数百册，但我视沈从文先生那一册签名书胜过所有的明版书。从经济价值来讲，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沈从文先生的这一册书，可以卖到１０００元左右，而在我所收的明版书中，也有个别珍稀版本，一册价值10０００元以上。可我却把沈从文的签名书，排在我收到的最好的明版书之上。实际上，我这样做，是由我个人的情感标准决定的。
这是一册布面精装本，其书名为《如蕤集》，１９３４年５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沈从文先生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他的这一册初版书上，留下了三行墨迹。“行敏先生惠存，沈从文，廿七年七月”。这里的“廿七年”，指的是民国纪年。一本从沈从文先生手中流出，在人世间辗转半个多世纪，躲过了许许多多的劫难，来到了我的身边。我把这件事，看成是我的诚心感动了上苍，是上苍对我诚心的奖赏；看成是我与这本书的缘分，是我与沈从文先生的缘分。
在得到这本签名书之后，我在收藏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和关于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上，立即交上了好运。马上得到一部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这部书于１９８４年７月，由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１９９２年重印。全书收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约３３０万字，这是目前出版的收沈从文先生作品最多的一部书。在这部书中，收小说约２２０余万字。我想收到这部文集后，就可以不再购买其他沈先生的文学作品集了。我立即拿出那一册《如蕤集》进行对照，发现《如蕤集》中有一篇小说，没有收进这部文集里。这时，我才想起《沈从文小说选》的编者，在其《编后记》中说的几句话。他说，沈从文先生写“短篇小说约２００余篇，中长篇小说十余部，近３００百万字”。由此说明，这部文集，也只是相对以前出的书内容丰富一些，它毕竟不是一部全集。由此也说明，今后如有新的沈从文先生文学作品集出版，我就得购买。１９９６年，我见到了一本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出版的《沈从文自传》，便把它买了回来，一翻内容，里面确有以前集子中没有收进的文章。１９９９年，我又买回了一本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４月出版的《沈从文散文》，在这本书中，也有几篇解放后见于报端而从未收进他的作品集中的文章。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新版沈从文先生文学作品集出版，而我依然会把它们购买回来。因为早在１９３６年，沈从文先生就说过，“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筑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们也许嫌它式样太小了，不妨事。我已说过，那原本不是特别为你们中某某人作的。它或许目前不值得注意，将来更无希望引人注意；或许比他们寿命长一点，受得住风雨寒暑，受得住冷落，幸而存在。后来人不需要它。”但我我相信，过去人们需要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今天、将来人们仍然需要沈从文先生的作品。
最近，我又得到了一本《云南师范大学大事记（西南联大及国立昆明师院时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９》。这本书，编成于１９８２年，我粗略看了一遍，想从中了解一些沈从文先生在这个学校里的重要活动。但是，让我失望的是，他在这个学校工作了８年时间，居然只有一条要事涉及到沈从文先生。那是１９４４年５月４日，沈从文先生参加了学校举行的主题为“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的文艺晚会。晚会因故推迟至８日举行，在晚会上，沈从文先生作了题为《新文艺中的小说收获》演讲。这个演讲稿，不知是否还存留人间，迄今所出的沈从文作品集中，都没有收进这篇讲演稿。若将来出版《沈从文全集》时，也许我们还能读到这篇演讲稿的。
一个作家自从他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之后，他也选中了自己的读者群。读者选择作家，作家同样选择读者。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深深地打动我，我之所以能坚持长时间搜集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也许是沈从文先生的人格感染了我。王国维先生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又高尚伟大之文学，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在现在的一些评论文章及书籍中，很少谈到沈从文先生的人格力量。在我看来，沈从文先生身上所具有的首先是一种不屈的精神。他出生在一个旧军人的家庭，同时自己在走上文学道路之前，就是一名士兵。军人优的良品质，那种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精神；那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别人怎么评价他，对他施以何种压力，他都不改初衷。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需要他改变文学初衷，改变他经过半辈子的寻求而形成的文学理念时，他就选择了死亡。当死亡那条路没有走通时，他又完全放弃了如同自己生命一般重要的文学……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同情贫苦大众。哪里有大的灾难，他就进行义卖活动，给受灾的人们予以财物上的支援。他给他的家乡一所学校，多次捐赠钱和书籍。
沈从文先生，还是一个非常谦和质朴的人。在这里我借用王蒙先生的两名话作说明，这两名话，王先生写于沈先生去世后的第三年。他说，“……我第一次与朴实无华的沈从文先生碰面。我只觉得他是个平静的小老头儿”。“沈从文先生个子不高，谦和质朴，既不俨然，也不凄然，本本色色，没有任何锋芒和矫饰。”
沈从文先生曾说过，“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认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他还说，“社会变化既异常激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狭窄少变化，加上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似乎变成了一个自办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
此文刊于《四川文学》2008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