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传奇大洪山
王文虎
目录
第一章 神话大洪山
一、混沌七巧：文献神话大洪山
二、原始图案：考古神话大洪山
三、东祖先祖：锣鼓神话大洪山
四、真相溯源：神话原创大洪山
第二章 传说大洪山
一、青龙辰山：炎帝兴起大洪山
二、考古发现：神农创世大洪山
三、民间传说：五谷满地大洪山
四、神农之女：黎人经营大洪山
五、九嶷山考：舜帝南巡大洪山
第三章 太极大洪山
一、易索：太极记忆大洪山
二、北斗：太极天象大洪山
三、阴阳：太极图案大洪山
四：“6”“9”：太极数字大洪山
第四章 英雄大洪山
一、去食而反：王匡王凤抗暴大洪山
二、平林起义：陈牧廖谌助力大洪山
三、神风王朝：张昌建国大洪山
四、抗金拒元：孟氏父子转战大洪山
五、秀才造反：赵邦璧抗清大洪山
第五章 帝王大洪山
一、更始：刘玄改朝借力大洪山
二、光武：刘秀复汉走出大洪山
三、夏帝：明氏拯救中华兵起大洪山
四、嘉靖：改统“兴王”大洪山
第六章 人文大洪山
一、随侯获珠：珠光宝气大洪山
二、楚人力保：随水右壤大洪山
三、司马相如：子虚园里大洪山
四、郦道元注：秀甲寰宇大洪山
五、李白访道：仙风道骨大洪山
六、善信救生：佛足慈悲大洪山
七、奇杖伸冤：天网恢恢大洪山
八、郑獬梦浴：状元归隐大洪山
九、汉东学者：朱奇生论经大洪山
《传奇大洪山》创作大纲
一
大洪山的历史，在地质学上，虽以亿年为单位，但是其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历史，却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而这个时代的思维形式，就其本质而言，是神话的。
这就决定了：新石器时代大洪山先民们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知欲望。太阳的东起西落，他们感到神奇；星空的浩瀚无涯，他们感到敬畏。天地间的一切，他们既感神奇，又特敬畏，总想找出一个又一个的合理解释。于是乎，他们放飞自己天真烂漫的想象，构建了一个个以超越人类力量为原因的宇宙万物解释系统。。。。。。。
这些解释系统，在先民们那里，是自然知识，是信仰；而在我们今天，则是充满着神奇的神话。整个石器时代，大洪山的先民们都是在自己创造的神话世界里度过的。
大洪山地区神话很是丰富，有文字的，我们称之为“文献神话”；也有考古发现的，我们称之为“考古神话”；还有在民间流传的，我们称之为“口头神话”。
大洪山，就是由这些神话堆积而成的。
二
史前时期的大洪山，是炎帝神农氏的重要“垦荒区”。炎帝神农氏及其族人在这里尝百草，植五谷，建聚落，兴贸易，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史前文化。正如《大洪山志》所云：“洪山突起数千仞，与烈山、白水、承天诸地连枝共叶，其浩瀚葱郁之气，钟之于神农氏。。。。。。”这里，我们将从考古学、民间传说等方面，介绍神农垦耕大洪山的情景。
三
如果文化可以堆积的话，那么，我就要说，大洪山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堆积而成的名山。堆积大洪山的文化元素很多，新石器时代大洪山的文化创作占非常之大的比重。让我们面对悠长时间轴的过去吧，新石器时代大洪山的文化创作景观尽收眼底：冷皮垭人仰观天象，在其制作的陶豆上描绘出北斗七星；屈家岭人、石家河人俯察地理，以鱼的形象表达出阴阳变化；金鸡岭人运用神思，创造出“6”“9”符号。
这一切，皆可归结为“太极文化”的创作。大洪山与“太极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太极属于大洪山的，大洪山也属于太极的。
四
在汉语中，有一个至今使用频率仍然很高的成语，就是“绿林好汉”。它出于《后汉书·刘玄传》：“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母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藏于绿林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在一般意义上，它是指指聚集山林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人们，是指“杀富济贫”、“绿林豪客”。
谈起“绿林”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往往只知道它是“古代的山名”，却不知道它其实就是大洪山。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大洪山一直处在风云之中。二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农民起义——王匡王凤起义就发生在大洪山地区，此后大洪山斗争风云不断，晋朝张昌在大洪山脉的石岩峰起后建立神风王朝，元末爆发明玉珍起义，起清末又爆发赵邦璧起义，所以，大洪山富于反抗暴政的传统，“绿林文化”构成大洪山的十分重要的文化元素。
如今，大洪山仍留有王匡王凤活动的足迹，如二王洞等等。今天的游客可以轻松笑谈大洪胜景，然而穿越当今，蓦然回首，那风云际会处，却在恩怨情仇中。。。。。。。。
五
大洪山与“龙”有着不解之缘。其诸多地名，都与“龙”有关，如“九龙埂子”、“黄龙池”、“白龙池”、“龙泉寺”、“老龙洞”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至尊的。地以“龙”而名，说明大洪山具有至尊的“帝王气象”。
大洪山的帝王气象，不仅在“名”，更在其“实”。在历史上，大洪山地区产生了多名帝王，更始帝、刘玄、光武帝刘秀、大夏帝明玉珍、明世宗朱厚熜，都是喝大洪山脉的水、吃大洪山脉的粮，长大的，都是从大洪山走出去的帝王。因此，大洪山地区实乃“龙兴”之地，龙山一体，造成了独特的“帝王文化”，其内涵是：草莽之间出英雄，只有胸怀大志且能适应历史必然性的英雄，才能成为历史必然性的选民；并不是所有成为历史选民的英雄，都能够站在历史的最高点，只有才能（情商智商）杰出的选民，才能成为笑在最后的英雄。
本书所介绍的大洪山帝王，都在不同层面体现了大洪山帝王文化的内涵，他们都是时代的英雄，只是有些成为极品，有些比较差劲，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曾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影响，而且有些影响，是很深远的。
六
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间，大洪山最是“隐忍”。其他名山，如桐柏山，在先秦文献中，有明确记载，而大洪山之名并没直接出现在先秦文献之中。“山在秦汉前无考，《水经》纪涢水名，始见于逦氏注中。”（《大洪山志》卷三）虽然名不见先秦故籍，但是在先秦时期，在“不食之地”的外表下，大洪山的“珠光宝气”却让“随侯珠”光耀整个战国时期。因此内秀，它终成为汉武帝所惊叹的“子虚园”，为秀甲寰宇的“涢山”。李白在此地访道，善洪在此留佛足。。。。。。。郑獬梦圆大洪山，朱奇生在大洪山论经，所有这些，构成了连绵不断的助推大洪山走向未来的文脉。
王文虎
扬子板块与秦岭板块的不期而遇，在如今的随枣走廊与汉江平原的交汇处进行了一场互不服输的角斗。两大板块谁也不肯低头，昂起的板块最终隆起成一片高地。
它，就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大洪山。今谓“大洪山”，古云“大湖山”，主峰曰悬钩，处平原众阜之中，为诸岭之秀，云“随郡兹山壮，群峰共郁回。”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曾经历了“洪水泡天”的灾难，汉民族亦然如此。但大洪山的先民们似乎是幸运的，他们没有受到洪水之灾。大禹治水虽然三至桐柏，但未至大洪山。清人郝谦、向福滂所纂《大洪山志》云：
洪山僻在汉东，地高峻陡削，洪水之所不能害。
大洪山不受洪水之害。正因为如此，在远古之时，大洪山脉实乃人类不可多得的休养生息之地。有洪水时，先民居山岗，猎取野猪遍山忙；无水山时，清早鱼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有农学专家们称大洪水的这种进退都得地利的环境，为文明的“生境”。
扬子板块与秦岭板块在碰撞中隆起而成的是自然高地，而仰韶文化与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的碰撞，又使大洪山隆起而为文化高地。
冷皮垭等古文化遗存的发现，我们似乎有了能够穿越幽长“过去”的虫洞（Wormhole），似乎让我们进入到大洪山新石器时代，从而“看到”了那时的繁荣。而事实上，历史的“本体”被“幽禁”在“过去”，没有供我们“穿越”“过去”的“爱因斯坦－罗森桥”，或所谓的“虫洞”。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冷皮垭、金鸡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信息解读，来构建大洪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历史生活片断。
冷皮垭遗址发现了稻谷遗迹，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大洪山已经有非常发达的农耕经济；发现了刻有北斗七星的陶豆，可以推测它是祀天之器。在金鸡岭文化遗存中，我们还发现了“6”“9”太极图，冷皮垭遗址也有太极符号。从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即可知道，北斗七星的外围是二十八星宿。冷皮垭人绘出了北斗七星，说明他们已经开始建立二十八星宿的天象观，并且有了根据星象确立季节的天文学知识。将这些经验与知识综合起来，我们就不难构建出如下的历史片断：
一个冷皮垭的大巫师，站在高山上，点燃柴堆，捧着刻有北斗七星的陶豆（里面或许有酒），神色庄严地仰望着二十八宿中的天驷。他念念有词：天驷出来了！这是“岁兴之首”，社稷诸神呀，请您们佑我族今年有一个好收成吧。让我们“萝卜娃子，白菜娃子，一煮一天盆娃子”。
我在拙著《神农氏世与随州史前社会》一书中指出，这个历史片断所反映的时代与炎帝神农氏世相对应。根据现有文献，包括大洪山在内的随州地区是炎帝神农故里，故随志称随为诞圣之地。那么，我们在上面所构建社会图景当为在大洪山地区的“神农氏世”了。
大洪山之奇或许不因其“形胜”，而在其文化。此地出土的远古天文图、太极图等等，虽然是在石器基础上的创作，但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奇葩。奇葩产生于中原的仰韶文化与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过程，所以在冷皮垭、金鸡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我们既能看到仰韶文化因素，又能看到屈家岭文化。大洪山的奇葩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晶。
文明，意味着人性的进化，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血火风云的历史时期。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大洪山的文明时代，也被恩怨情仇纠缠着。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农民起义——王匡王凤起义就发生在大洪山地区，大洪山因之而名绿林山；元末明玉珍“拯救中华”而在大洪山起兵抗元，大洪山因之而现“中华意识”；清末赵邦璧起义，也发生在大洪山。他们或因无食而反，或因暴政而反，或因救世而反，一曲曲悲歌，一桩桩史实，诠释了撼人心魄的“绿林大洪山”。
进入近代社会，大洪山地区更是风云密布。
贺龙、徐向前先后转战大洪山区，写下了大洪山红色斗争史的篇章。
李先念誓师大洪山游击日寇，张自忠大洪山杀倭喋血，留下了民族斗争的悲壮。
抗暴政，驱倭寇，救中华，大洪山成为民族精神的脊梁。山，因精神而悲壮；史，因兹山而增辉。
风云际会，风流人物。更始皇帝刘玄、光武皇帝刘秀、明世宗朱厚熜等，都曾是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因而当为一世之“风流人物”。这其中，有优秀的，也有中庸的，还有差劲的。一般都知道嗜史如命的毛泽东曾点评过统一中国的秦始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拓疆开域的成吉思汗，但他瞧不起这些风流人物，说他们输文采、逊风骚，只能玩下弓和雕：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不过，从大洪山走出的极品皇帝刘秀，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似乎是个例外。他在点评《东观汉记时，用了三个“最”来称赞刘秀，说他是“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不仅毛泽东这么说，他的湖南老乡，清代的著名学者王夫之也认为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只有刘秀“允冠百王”。帝王气象也演绎了大洪山的传奇。
从先民观天象定季节、创太极，到抗暴政的好汉们啸聚绿林；从红色斗争的波澜壮阔，到抗杀敌的悲壮喋血。这一幕幕，一环环，一串串，跳动着，绵延着，构成了大洪山历史与文化之脉，演绎了“传奇大洪山”。
走进大洪山，你会被这些传奇牢牢地牵引着，你将完成一个“美的历程”。。。。。。。
第五章 帝王大洪山
大洪山与“龙”有着不解之缘。其诸多地名，都与“龙”有关，如“九龙埂子”、“黄龙池”、“白龙池”、“龙泉寺”、“老龙洞”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至尊的。地以“龙”而名，说明大洪山具有至尊的“帝王气象”。
大洪山的帝王气象，不仅在“名”，更在其“实”。在历史上，大洪山地区产生了多名帝王，更始帝、刘玄、光武帝刘秀、大夏帝明玉珍、明世宗朱厚熜，都是喝大洪山脉的水、吃大洪山脉的粮长大的，都是从大洪山走出去的帝王。因此，大洪山地区实乃“龙兴”之地，龙山一体，造成了独特的“帝王文化”，其内涵是：草莽之间出英雄，只有胸怀大志且能适应历史必然性的英雄，才能成为历史必然性的选民；并不是所有成为历史选民的英雄，都能够站在历史的最高点，只有才能（情商智商）杰出的选民，才能成为笑在最后的英雄。
本书所介绍的大洪山帝王，都在不同层面体现了大洪山帝王文化的内涵，他们都是时代的英雄，只是有些成为极品，有此比较差劲，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曾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影响，而且有些影响，是很深远的。
一、刘玄：借力大洪山的更始皇帝
历史必然性似乎没有情感，一个人，只要符合了它的要求，且并获得了满足这项要求的机遇，尽管他没有什么本领，也会被历史扶上其“马背”而成为一时风云人物；否则，一个人的本领再大，也只能被历史推向一角，成为自叹“生不逢时”的可怜虫。这真有点“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味道，没办法，历史的必然性就这么铁血。
介入王莽新朝与东汉之间的更始皇帝刘玄，就是这样一位“马背上的英雄”。
一桌小酒，刘玄卷进绿林军
刘玄，字圣公，西汉皇族之后，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他的族弟，他们都是那一个美丽误会的幸运儿。按照汉代的地名，他是南阳蔡阳人氏，也就是地处大洪山脉的枣阳人。
说起这个刘玄，还与随州有血缘关系呢，因为其母亲何氏，就是随州人。他身上有随州人的血统，随州有刘玄的娘母舅。
他被卷入反王莽新朝义军的队伍中，颇具偶然性。原来，他有个弟弟与人结了仇，而为仇人所杀。作为兄长的，想为替弟弟报仇，这本在情理之中。但是，可怜的刘玄，又没有报仇的本事。只好借力于一群酒肉朋友。有一天，他宴请朋友，其中有一个是当地的治安官。席间，一个客人说醉话，忤怒了治安官，要抓他们治罪。
生性懦弱、胆小怕事的刘玄，恐遭不测，就跑到平林县（今湖北随州市）躲灾去了。当地官吏见刘玄逃跑了，就把他父亲刘子张抓了起来，关进监狱。刘玄听说其父被抓，便放出风声，说他已病死，还做了一具棺材，让人运回老家安葬。官吏听说刘玄死了，就把刘子张放了出来。诈死的刘玄东藏西躲，四处漂泊，真够可怜的。《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圣公避吏于平林。吏系圣公父子张。圣公诈死，使人持丧归舂陵，吏乃出子张，圣公因自逃匿。
东藏西躲也不是办法呀。好在天不绝无路之人。当时，平林人陈牧也扯起了反旗，号平林军。刘玄便前去投奔平林军，陈牧收留了他。这真有一点逼上梁山的味道，不过刘玄上的可不是梁山，而是绿林山，也就是今天的大洪山。他就是这样走上反王莽新朝道路的。如果没有那个案子的话，胆小怕事的他，或许是不会上绿林山造反的。
上了绿林山，他就成了王匡等人的宝贝，此后一路好运，最终被推上皇帝的宝座，成为“马背上的英雄”。
皇室身份，刘玄当上更始帝
地皇三年（22年），大洪山地区发生大病疫，绿林军各部因之分散行动。王常、成丹率部西入南郡，号为“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朱鲔、张卬等率部北入南阳，号为“新市兵”。他们都自称将军。七月，王匡等进攻随州，没有攻下。此时陈牧、廖湛的平林兵，响应王匡等人。不久，刘玄的堂兄弟刘演、刘秀也在南阳组建了“春陵兵”。他们与新市兵、平林兵、下江兵并肩作战，大败王莽军队。刘玄因之而入了绿林军的伙，并做了安集掾——安集军队的官，大概相当于是跑后勤的吧？《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是这样写的：
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常朱鲔、张卬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七月，匡等进攻随，未能下。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圣公因往从牧等，为其军安集掾。是时，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与诸部合兵而进。
来自大洪山的各个山头，变成一个总山头，即组成了联军。山头多了，派系杂了，就产生了一个统一指挥，协调行动的问题。一盘散沙不能组成有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各山头的大佬们主张设置个最高统帅。
选谁呢？这要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王莽新朝皇帝的位子是篡夺刘家位子而来的，而王莽治下的中国社会比西汉末年搞得更遭，因此出现了人心思汉，希望刘氏再兴的世态。各路义军又都以反新复汉为旗帜，所以，推选出来的领袖姓刘，且为汉室后裔才合历史的要求。在起义军队伍里，刘玄具有西汉皇族的身份，而这身份，对于绿林军而言，就是一块金字招牌，在民众中能起旗帜作用。可见玄之为帝，表面上似乎充满了偶然性，但必然性在当时身份社会里藏得很深。还在地皇四年（23年）正月，刘玄就已经被推为“更始将军”了，这或许就是必然性的预演。
必然性的选民往往不止一个，比如当时有皇族身份的，还有刘演、刘秀等人。与刘玄一样，他们都是做皇帝的人选。
这个刘演，生性懔悍，粗犷豪爽，不拘小节，他是刘秀所在的一个山头的代表（刘演在世时，刘秀恐怕做不了山头代表）。来自他的山头的人自然就是他的粉丝了，他们推刘演做皇帝；但是在大山头内部，还有新市兵、平林兵，他们忌惮刘演，主张立刘玄。刘玄的粉丝比刘演多，而且他们还搞了一个先下手为强，于23年二月初一，在淯水（今河南南阳白河城南淯水之滨）沙滩上设立坛场，陈列军队、举行大会，把刘玄推上皇帝位，南面而立，接受群臣朝拜。拥立刘玄为皇帝的事实既成，刘演和他的粉丝们虽然很不服气，但不得面对事实，默认这个皇帝。
凭心而论，当时在联军队伍中，刘玄也的确是比刘演更为合适的皇帝人选。因为他是比舂陵军山头更大的绿林军、平林军山头的代表。绿林军、平林军力量虽大，然而他们的首领却没有刘姓皇室后裔这块金字招牌。他们中哪一位出来当皇帝，都与天下盼刘氏再兴的民心不合，由此而来的政权就没有充足的合法性，这一点王匡王凤等人很清楚；能力很强的刘演在联军中虽然也是一个山头，且有刘姓皇室后裔这块金字招牌，但他的山头力量毕竟不能大过绿林军、平林军两座山头之和，所以他做不了联军的老大，老大只能从绿林军、平林军山头中产生，而刘演他们也可以接受的绿林军、平林军代表，自然是刘玄了。可见刘玄当上皇帝是权力平衡的必然结果。
不过，他虽然被绿林好汉们推为皇帝，却没有做皇帝的本领。在淯水沙滩接受群臣朝拜时，刘玄出尽了洋相。他从前哪里见过这样大的场面？被推上高位时，他竟然羞愧流汗，举着手，连话都说不出来。
《后汉书》是这样记述此事的：
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斩之，号圣公为更始将军。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诸将遂共议立更始为天子。二月辛巳，设坛场于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诸将，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五朋，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尽封宗室及诸将，为列侯者百余人。
剪除异己，刘演被更始祭刀
此后进行了昆阳大战，刘演、刘秀兄弟在此役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因是而威名大震，这让更始帝感到不安。他们把刘演兄弟视为榻旁之虎，须尽快除掉。
他祖上曾赴别人的鸿门宴。更始皇帝当然没忘记此事，也想为刘演兄弟上演一场鸿门宴。不过，这次不是姓项的杀姓刘的，而是同室操戈，即刘邦的后人想杀刘邦的后人。九泉之下的刘邦知道此事，不知作何感想？
刘玄在宛城大会诸将，欲借机诛刘演。会上，更始皇帝赞叹刘演的宝剑，叫刘演解下呈给他看看。刘演把剑呈上，但更始帝却没下令杀刘演。绣衣御史申屠建呈上一块玉块，示意他尽快决断，然更始皇帝最终还是没有下手。究竟是不敢下手，还是念及同宗之情，我们不好猜测，反正这场鸿门宴也像项羽一样，不了了之。
会散了，刘演的舅舅樊宏嗅出了更始皇帝的火药味。他对刘演说：“当初，鸿门宴上，范增举块以示项羽，要他下决心杀高祖。今天，申屠建献玉块，用心不良吧?”刘演也明白更始皇帝的用心，不过一笑置之。然而其部将刘稷却不答应了。听说更始皇帝想借鸿门宴杀了刘演，便破口大骂。说：“大家能够开创局面，全靠的是刘演刘秀兄弟，他刘玄无才无德，凭什么让他坐这张龙椅？”
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更始帝的耳朵里。它刘玄坚定了除掉刘演的决心。刘玄的办法是利用刘稷这个自己不满的迅速情绪，故意羞辱他。他装意安抚刘稷，拜他为抗威将军，但刘稷不肯受。更始帝便令诸将陈兵数干人，逮捕刘稷，要杀掉他。刘演连忙为刘稷分辩，这一下可好，正中刘玄下怀，他的近臣朱鲔立即出声，指责刘演与刘稷一个鼻孔出气，对皇帝不忠，应该同罪处斩。刘玄顺势“龙颜大怒”，恰到好处地在气头上“冲动”了一回。虽然对刘玄有所不满，但为他的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演，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成为族兄的刀斧下的冤魂。
更始帝剪除了心腹之患以后，便下令兵分两路：定国上公王匡将兵北上，进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率兵西进，直击武关。西路军进展神速，势如破竹，逼进武关。武关此时已落于关中起义军邓晔、王匡手中，他们开关迎入西路军，合兵进攻长安。长安市民朱弟、张鱼也起兵，进攻皇宫。王莽出逃渐台，义军随后追击。商人杜吴杀王莽，取其绶带，有个叫公宾就的校尉割下王莽的脑袋。不久，北路军攻克洛阳，活捉王莽的太师王匡和国将哀章。更始帝遂移都洛阳，他的部将们裹着帻，穿着女人的衣服，大掖衣上又加上一件马夹，趾高气扬地开进了洛阳。那些新朝的官吏见了这幅打扮，都暗自窃笑，有的人认为这是“服妖”，将有灾变，吓得跑到边郡躲避去了。
国丈理朝自作欢，众将纷离谢城逃
移都洛阳后，更始帝遣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渡河北，镇慰州郡。这时，占据长安的西路军首领申屠建、李松，自长安送来皇帝的车马和服装，请更始帝移都长安。
这时，李松与棘阳人赵萌向更始帝建议，所有功臣都应当封王。朱鲔争辩，以为汉高祖刘邦有约，不是刘氏宗室不能封王。更始帝就先封宗室，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然后就立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鲔为胶东王，卫尉大将军张卬为淮阳王，廷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申屠建为平氏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柱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骠骑大将军宋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只有朱鲔推辞说：“臣不是刘氏宗室，不敢违犯王制。”推让不肯接受。于是改任朱鲔为左大司马，刘赐为前大司马，使他们与李轶、李通、王常等镇抚关东。又任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同主持内政。
赵萌的女儿被纳为夫人，对她很是宠爱。有了美人忘江山，为了天天泡着美人，更始帝把政事委托给老丈人赵萌处理。群臣有事想上奏，他常因醉酒而不能接见。不得已时，就命令侍中坐在帷帐内答话。诸将听出来答话的不是更始帝的声音，出来后都抱怨说：“现在成败还不可知，为何放纵成这个样子！”有人向更始帝进言不能放纵赵萌，更始帝怒而拔剑相击。自此以后没有人敢再讲话。
天下未定，更始帝的封疆大吏们也跟着腐了起来。李轶、朱鲔专制于山东，王匡、张卬暴虐于三辅。所封授的官爵，都是一些小人商人，还有伙夫厨师之流，许多人穿着绣面衣、锦缎裤子、短衣，或者穿着妇女的大襟上衣，在路上嬉笑怒骂。长安城有歌讽刺说：
灶下养，中郎将。
烂羊胃，骑都尉。
烂羊头，关内侯。
军帅将军豫章李淑上书规劝说，现在贼寇刚刚抹掉，王化还远没有实行，百官和执掌职事的官吏都应当小心谨慎行使自己的职责。三公的官是上应天上的台宿，九卿的官是下法地上的河海，这都是用人来代替天的职守。陛下定帝业，虽是由于下江、平林的盛势，但那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天下既定就不可再用了。现在亟宜整理和改革制度，广泛延揽天下的英雄豪杰，按才授爵封官，以匡救王国。现在公卿大位无一不被官军霸占，尚书显官都出身庸伍，把那些只能当个亭长、贼捕之用的庸才，重用为辅佐帝王以治国兴邦的大任。要知道名与器，是圣人最重视的，今以圣人所重视的加在庸人身上，指望他们能裨益于万分，兴王化致理义，就等于是缘着木头去求鱼，上到深山去采珠一样完全办不到的。海内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人窥度汉朝的江山了。臣并不是嫉妒憎恶自己想升官，实在为陛下的这种举措感到惋惜。败坏良材，损坏锦绣，这是应当仔细考虑的。只有抛弃以前的荒谬错误，以兴隆周文王人才济济的美德。
更始帝哪里的得进这等逆耳忠言，他怒而将李淑投进牢狱。关中从此离心，四方纷纷叛变。诸将出征，各自安置自己的亲信来担任州牧郡守，这样州郡交错，不知所从。
平陵人方望见更始帝政治混乱，认为他必不久矣，于是对安陵人弓林商量：前定安公刘婴，是汉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帝位，但刘婴曾经为汉主。现在人们都说刘氏的嫡传应当受命为帝，我想和你们共同来建立大功，你们看如何？弓林等表示同意。于是在长安找到刘婴，将他带到临泾，更始三年（25年）正月，将他立为天子。聚合党羽数千人，方望为丞相，弓林为大司马。更始帝派遣李松与讨难将军苏茂将方望等击破，把几个人都杀了。又使苏茂拒赤眉军于弘农，苏茂军败，死者一千多人。三月，遣李松会合朱鲔与赤眉军战于蓩乡，李松等大败，弃军逃走，死者三万余人。
这时王匡、张卬驻守河东，被邓禹打败，奔回长安。张卬与诸将商议说，赤眉军近在郑、华阴间，旦夕就将到此。现在只有长安，眼看就会被消灭，倒不如统帅军队掠取城中财物发财，从这里转而进攻沿途经过的地方，东归南阳，把宛王等人的兵收集过来。如果事情不成，就再入湖池中做强盗去算了。申屠建、廖湛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就一起向更始帝汇报此事，但更始帝不答应，张卬等不敢再议。时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更始帝派遣王匡、陈牧、成丹、赵萌屯兵新丰，李松屯兵掫城，以抵抗他们。
可是张卬、廖湛、胡殷、申屠建他们并没放弃自己的想法，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准备在立秋更始帝祭祀那天劫持更始帝，从而完成前面计划。谁知道，这个密谋不密，被侍中刘能卿知道了，他向更始帝诉了密。更始帝于是假托有病不出宫，召见张卬等。张卬等进来，更始帝准备把他们全都杀掉，只有隗嚣不到。更始帝怀疑，令张卬等四人暂到外边房子里等候。张卬、廖湛、胡殷怀疑有变故，急忙冲出去，只有申屠建在，更始帝将他杀了。张卬、廖湛、胡殷于是率军掠夺东西二市。天黑时，烧门而入，在宫中混战，更始帝大败。次日一早，就率妻子车骑百余辆，东奔到新丰赵萌那里。[
更始帝的疑心加重了。他疑王匡、陈牧、成丹也是张卬的同谋，就同时召见他们。陈牧、成丹先到，即被斩首。王匡见情况不妙，就率军到长安与张卬等会合。李松回到更始帝身边，与赵萌共同攻王匡、张卬于城内，王匡等败走。更始帝迁居到长信宫。赤眉军到高陵，王匡等向赤眉军投降，于是与赤眉军合兵攻城。更始帝遣李松出战，阵亡两千多人，赤眉军活捉了李松。李松弟弟李泛是城门校尉，赤眉军派使者要求李泛打开城门，使饶李松性命，李泛便打开城门。九月，赤眉军入城。更始帝单骑逃走，从厨城门出。许多妇女从后面连连呼喊说：“陛下应当下马谢城！”更始帝即下马拜谢，然后再上马逃走了。
投降赤眉去牧马 被缢荒郊太可怜
刘盆子的兄长刘恭是更始帝的侍中，赤眉军立其弟为帝，他就自缚到监狱请罪。这次跑了，他就出狱。步行追至高陵，找到了更始帝。右辅都尉严本怕跑更始帝，赤眉军不放过他，就率军驻扎在外面，名为屯兵保卫，实则囚禁了更始帝。赤眉军限更始帝在二十天内投降，就封他做长沙王。更始帝派刘恭前去请降，赤眉军派遣其将领谢禄前往受降。十月，更始帝随谢禄赤膊到长乐宫，将皇帝的印绶献给刘盆子。赤眉军准备杀掉更始帝，刘恭、谢禄为之说情，但赤眉军没有答应，于是把更始帝带走。刘恭追上去，说他极力护卫圣公，要杀他请让自己死在圣公前面。拔剑要自杀，赤眉军统帅樊崇等连忙把他救下，并赦免了更始帝，封之为畏威侯。刘恭再次为更始帝求情，封了他为长沙王。赤眉军暴虐三辅，人皆怜悯更始帝，这引起张卬等人的担忧。他们告诉谢禄说，现在各营统帅多想夺取圣公，一旦失去圣公，大家合兵向你进攻，你就是自取灭亡了。谢禄害怕，密令亲兵亲兵与更始帝一起到郊外去牧马时，缢死更始帝。而那匹驮着刘玄从大洪山跑到长安的龙马，弃尸而去寻找新的候选人去了。
刘秀听到消息很是悲伤，念更始帝亦是刘氏嫡孙，又为族兄，思为同祖一源，故诏令大司徒邓禹将更始帝葬于霸陵（今陕西西安附近）。只是此时的刘秀可能并不知道，驮着刘玄从大洪山跑到长安的龙马，早就相中他了。
刘玄的故事，随着他被缢死而画句号。他在大洪山而被卷入绿林大军，因王室后裔身份而被那群大洪山草莽英雄们推上“更始”一个时代的“马背”。时代的惯性让他做了一些事情，但他确实没有平天下志向、勇气和本事，最终被掀下的马来，成为悲剧皇帝，难怪《后汉书》评“圣公靡闻，假我风云，始顺归历，终然崩分。”
二、刘秀：从大洪山放牛娃到东汉王朝创立者
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提及五个帝王，他们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拓疆开域的成吉思汗。人们常常视这些人为属于皇帝中的极品，但是毛泽东却摇摇头，他说都不行，要数风流人物，还得看今朝。
毛泽东心目中的当今风流人物究竟是谁，我们暂且不论。
但是，相对而言，他还是认为帝王中有极品皇帝的。秦皇汉武他虽然帝看不上眼，不过是曾为大洪山的放牛娃的汉光武皇帝刘秀，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里，却是一个例外。他极为欣赏，在点评《东观汉记》时，连续用了三个“最”来称赞这个皇帝，说这他是“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
大洪山里放牛娃 “畏事”外表怀天下
刘秀，汉时为南阳蔡阳人。古之所谓“蔡阳”，在今之湖北省枣阳市西南部，地当大洪山腹地。所以，绵延至枣阳的大洪山脉，曾是刘秀的放牛场，更是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躬耕地。大洪山的灵气，构成了他日后为帝的“基因”。
从放牛娃、庄稼汉，到光复汉室的英雄，再到治国平天下的“三最”皇帝，刘秀的一生可谓曲折跌宕，（毛泽东的湖南老乡，清代的著名学者王夫之评刘秀：“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 ）构成一幅精彩绝伦的人生画卷。。。。。。
刘秀一脉，来自汉景帝刘启的一个偶然误会。《史记》记载：某天晚上，带着朦胧醉意的汉景帝刘启要，准备临幸妃子程姬。不巧的是，这程姬正好赶上来例假，不能接待皇上。于是，她就让自己身边的一个侍女，叫唐什么的，给当替身。
《史记》卷五九《刘发世家》记载：
“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
好一个美丽的“唐姬误会”！它竟然唐姓侍女竟然因景帝的龙种而怀孕了，后来，她生下一子，是为刘发。后来，刘发被封为长沙王，又称长沙定王。刘秀，就是这个在误会来到人间的刘发的第六世孙。
长沙王刘发有十几个儿女。他的治地，推恩给那么多的儿子后，每个儿子其实只能领到一小块。比方说，他的第十三个儿子——刘买，只有舂陵那块地儿，他就是舂陵节侯。
刘买又有多子。继续推下去吧。推到其小儿子刘外时，没有做节侯的份，只有郁林那块地，他成了太守。
刘外同样多子。他有个儿子叫刘回，太守没他的份了，只好做巨鹿都尉，而刘回的儿子叫刘钦，做不了都尉，但还是南顿令。令，是大县的一把手，管万来户人家，年薪大概在六百石到一千石之间。
可惜，好景不长。。。。。。公元3年，刘钦就死了，留下三儿三女，最小的儿子就是刘秀。刘钦去世时，刘秀才九岁。他与哥哥姐姐被寄养在叔叔刘良家里。本来，汉室规定，宗室子弟即使成了破落户，可以按时吃到“低保”——皇粮，过比较稳定的生活。
不过王莽篡位后，宗室子弟的“低保”政策被取消了，包括刘秀在内的宗室子弟只得自食其力了。没了皇室的“低保”，没了父亲这座靠山，他只能老老实实种地，规规矩矩放牛。大洪山，成了他结结实实的靠山。
儿时的刘秀特听话，似乎也有些胆小。在家里，凡事都听他大哥的，做什么事都小心谨慎，史书上说他“重慎畏事”，这与他那性格非常豪爽，一直“好侠养士”，喜欢结交朋友，收留宾客的大哥似乎截然不同。
也许，刘秀在他大哥心目中就那种满足于耕种大洪山脉的农夫。其实，表面上的东西往往是骗人的。
刘秀才不是那种安于耕种的农夫呢，他心中惴着梦想。公元14年，也就是刘秀二十岁的那一年，他主动弃农，到长安上太学进修。三年进修。主要的课程是《尚书》，大概“天视自我民视，天天自我民听”之类的话，他能熟记于胸吧，所以古书说他“略通大义”。在历代帝王之中，刘秀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几年的读书生涯，不仅让刘秀开阔了眼界，而且结识了一批同学。三年后，他又回大洪山脉放牛，种田，读书，直到二十八岁那年，他终于有了走近时代龙马的机会！
合伙绿林为偏将 昆阳一战威名扬
原来，刘氏政权被王莽夺去了。王莽的国号叫新。新朝也够新潮的，不仅国号叫新，而且法制也也搞得很新，——其实很多是走回头路式的，甚至许多地名都被换掉了。不过，看来很新的东西却未必得民心，比如，王莽的新朝就没赢得多少铁杆粉丝，相反其治下的臣民们，倒是怀念刘氏汉朝，特别怀念是那个“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盛年代。
新莽天凤年间，荆州一带发生了严重饥荒，许多饥民相率到野泽中掘草根为食。开始人少，且没有组织。后来人多了，也就有了纠纷。这时就有两个能人站了出来解决矛盾。他们叫王匡、王凤。二王也是大洪山人，不过是新市人，即今天的京山人。因为他俩能为大家排难解纷，调节纠纷，于是被推为首领。
饥民人数越聚越多，且越来越组织化，于是就形成一支不时攻击附近乡聚的武装力量。为支以大洪山为根据地的绿林军，引来了很多追梦人的响应，刘秀，就是其中的一员。
公元22年，即地皇三年，刘秀和他的哥哥，利用怀念刘氏汉朝的民心，打出了“复兴汉室”的旗号，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成立了一支由宗族、宾客组成的反莽军队，称为舂陵军。舂陵军势头不小呀，约有七、八千人。不久，他与绿林军联合于是刘秀就成了绿林军里的一个山头。联军于沘水和育阳大败莽军，进围宛城。不久，刘秀和绿林军的将领们大败新莽四十二万大军于昆阳。
在昆阳之战中，刘秀其实只是偏将，但他却立首功。当时，面对王邑、王寻统帅的十万王莽大军，王凤等人信心不足，其中有人要散伙自保，但刘秀对大家说，如能集中力量抗敌，还有取胜的可能；如果分散自保，势必都不能保全。且昆阳一旦失守，不出一天，分散的各部，必将被各个击破歼灭。王凤等请刘秀计划破敌之策。刘秀于是以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率人坚守昆阳城，自己和宗佻、李轶等十三骑当夜出昆阳城，到外面去调集部队，准备对新军内外夹攻。新莽大军围攻昆阳城，被城内的汉军一次一次地打退。公元23年（更始元年）5月底，绿林军（汉军）攻破宛城。刘秀迅速将消息传到昆阳城内。守军闻之，士气高涨，而新军闻之，则心情沮丧，士气低落。六月初一，刘秀率定陵、郾城等地汉军到昆阳地区。他自率步骑兵千余为前锋，李轶率主力跟进。在城外王邑、王寻数千新军作战，几次胜仗，鼓舞了汉军的斗志，杀减了王邑、王寻的锐气。他又精选敢死队三千余人，自城西冲击新军的中坚。结果王寻被斩，王邑率领千余残兵逃回洛阳，新莽朝廷上下也为之惊恐。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对刘秀在是役中的表现做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至于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凭焉。发迹于昆阳，以数千屠百万，非胆智之主，孰能堪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将昆阳之战列为中国历史上“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著名战例之一。之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度提及昆阳之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关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新汉昆阳之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
昆阳大捷后，更始帝遣王匡攻洛阳，申屠建、李松急攻武关，三辅震动，各地豪强纷纷诛杀新朝牧守，用汉年号，服从更始政令。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从此一溜烟，变成历史的记忆。
得陇复望蜀 天下归东汉
公元23年，西汉宗室刘玄被绿林军的主要将领拥立为帝，建元“更始”，刘玄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对刘玄称帝，刘秀的哥哥刘縯及南阳刘姓宗室极为不满。只是迫于在联军之中，绿林军山头最大，且又有强敌在前，只得暂且作罢。刘縯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但不久，刘玄在农民将领李轶、朱鲔等人的支持下，处死了刘秀的哥哥刘縯及其部将刘稷。哥哥被所杀，刘秀却能做到悲愤不形于色。他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见刘秀如此谦恭，刘玄反而自愧，封刘秀为武信侯。但是，刘秀心里明白，更始帝此时虽然不猜疑自己，但以后其下场也可能与兄长刘縯一样，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
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黄河以北各州郡并未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声势日大，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等割据势力，河北的事情需要摆平。刘赐向刘玄推荐刘秀，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绿林军出身的将领却强烈北。刘玄很为难，但刘秀最后成行。公元23年十月，更始帝刘玄遣刘秀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路上，刘秀的挚交邓禹杖策北渡，对刘秀言更始必败，天下之乱方起，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刘秀采纳了。后来，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力量大了，他开妈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收编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实力更大了，关西称其为铜马帝。
刘秀的势力在河北日益强大引起更始帝不安，更始二年(公元24年)，他遣使至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并安排自己的心腹做幽州牧，接管了幽州的兵马。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自是始贰于更始”。不久，刘秀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将谢躬击杀，其兵马也为刘秀所收编，而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也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收斩。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
公元25年六月，“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的千秋亭即皇帝位，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国号“汉”，史称“后汉”，唐末五代之后，人们称之为“东汉”。
建武元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此时的长安，极度混乱。赤眉大军创“建世政权”，拥兵三十万，立小屁孩刘盆子傀儡皇帝。进逼关中，更始遣诸将与赤眉大军交战大败，更始请降，获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缢杀。绿林、赤眉火并时，刘秀派邓禹西入关中，以观其变。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数十万赤眉大军只得撤走陇右以补充粮草，结果为割据陇右的隗嚣所败。赤眉折回长安，虽然击败了进驻长安的邓禹军，不过它也遭受了更大的消耗。见邓禹的西征军不利，刘秀遣冯异代替邓禹指挥西征大军，与赤眉再战，结果亦败。冯异收拢残部，坚壁清野，待机再战。不久，冯异军与赤眉再次大战于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大败赤眉军八万余人皆降。再遭重创的赤眉军转向东南方，刘秀早就张开大网，兵困粮乏的赤眉军被迫请降。
在与赤眉军在关中激战的同时，刘秀没忘记关东（即函谷关以东）一线。他遣虎牙将军盖延诸将东征梁王刘永，战斗惨烈，“城中沟堑皆满，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期间，刘秀还亲征海西王董宪，大获全胜。到建武六年初，关东基本上为刘秀所定。
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六年初，刘秀基本上控制了除陇右和巴蜀之外的广大中原之地，与西北陇右的隗嚣、西南巴蜀的公孙述形成了鼎足之势。
公元30年四月，光武帝至长安，告隗嚣将派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从陇西攻蜀。隗嚣着大将王元率兵据陇坻（今陕西陇县西北）击败汉军，他乘胜派行巡攻栒邑，王元取肝县。不过时割据河西的窦融已附刘秀。他进攻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击破助隗嚣的羌族豪强何封等部，致使隗嚣腹背受敌。光武帝还从内部分化瓦解隗嚣，隗嚣遂向公孙述称臣。公元31年春，公孙述企图夺取关中，冯异、祭遵分别击败。次年春，来歙率军二千袭占略阳，隗嚣反攻数月未克。闰四月，刘秀利用隗嚣顿兵坚城、士卒疲惫之机，进兵高平第一城，窦融也率河西步骑数万前来会师，略阳围解。隗嚣率残部逃奔西城。汉军占领天水郡。公元32年八月，耿弇、寇恂攻破高平第一城。十月，来歙、盖延攻破落门，王元只身逃奔公孙述，隗纯等投降。此战历时4年。
平陇战后，刘秀即从南、北两个方向，对益州的公孙述展开攻势。公元35年三月，大司马吴汉率荆州兵六万，马五千匹，于荆门与岑彭会合，沿长江西上入蜀；来歙、盖延率诸军自陇西南下攻河池入蜀。十一年春，南线岑彭军溯江西上，攻克荆门，俘程讯，斩任满，田戎退守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彭遂由三峡，长驱直入江关。沿途郡县降附，大军直迫江州。同年六月，北路来歙军大败王元、环安军，攻破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河池，挺进蜀中。公孙述派人刺杀来歙，刘秀乃派将军刘尚继续率军南下。公元36年1月，吴汉败蜀军于鱼腹津（今四川眉山之岷江渡口），进围武阳，歼灭蜀援军五千余人。西上再破广都，逼近成都。十一月，臧宫攻克繁（今四川彭县西北）、郫（今四川郫县）与吴汉会师，合围成都。蜀军大败，公孙述死。延岑率守军降。
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刘秀先后用了十二年时间克定天下，古老中国经过大洪山的放牛娃刘秀的苦心业经，又从四分五裂的混沌状态走向一统。
马下治天下 允冠百王矣
马上打天下难，马下治天下更难。为了使从四分五裂的混沌状态走出来的社会稳定有序，他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一曰集权于尚书台。优待功臣贵戚，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但摘除其军政大权。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所有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二曰裁减冗员简机构。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
三曰提倡儒学彰气节 。东汉建立后，光武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对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宣布图谶于天下”，尊之为“内学”。同时他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四曰与民休息重民生。释放奴婢、刑徒。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此外，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的旧律，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五曰整顿吏治倡节俭。他选拔贤能做地方官吏，并对他们赏罚从严，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六曰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与民休息。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的三十税一赋制。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七曰抑制豪强度田亩。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度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治天下可谓难矣。
光武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使得东汉初年，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史称“光武中兴”。建武中元（一作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戊戌日（二月初五），刘秀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他在遗诏说称自己“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不要派官员或通过驿传邮寄唁函吊唁。”
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光武皇帝的这种难能可贵的帝王品质，在大洪山放牛耕种时，就已经形成，他无疑是大洪山人的骄傲。
三、明玉珍：率大洪山子弟兵创“小康”大夏
在从大洪山走出去的帝王中，有一个英雄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就是胸怀恢复中华梦，但最终并没完成统一中华大业的大夏国创业者明玉珍。
玄宫之碑述生平
明玉珍(1329—1366)，旧说原名旻玉珍（一说名瑞，字玉珍）。后因崇信鼓吹“明王出世”的白莲教即明教，而改姓“明”。不过，此说为很多明姓研究者所反对。他们认为，1982年3月底，在重庆市出土的“玄宫之碑”，并没提及“旻”字，而是强调“姓明氏，御讳玉珍”。“玄宫之碑”碑文1400多字，为了下面的叙述方便，我们不妨将全文转录如下：
大夏太祖钦文昭武皇帝玄宫碑
金紫光禄大夫太傅中书左丞相录军国重事臣戴寿填讳
金紫光禄大夫少傅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臣刘帧撰文书丹
荣禄大夫知枢密院事臣向大亨篆额
太祖随州随县梅丘人，姓明氏，御讳玉珍。为人英武有大志，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元末天下大乱，英雄崛起，生民无所依赖。岁庚寅，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颁万寿历，建元治平，国号宋。明年，太祖杖剑从之，战功懋甚，越八年，官至奉国上将军都元帅。天启三年二月，宋主命平西。时西土劲敌暴横，群生涂炭。太祖既入蜀，军律严整，所至不独用武，惟以拯救为尚。远迩闻风，相继款附，如赤子之慕父母。其年定夔、万，四月抵渝。其城，蜀根本也，故元攻之。四十三年，因其内变而始附。太祖一鼓而下，擒参政哈林都，送之朝，泸州降，冬，克叙南，拜广西两江道宣慰使。明年六月，击亳人李仲贤于晋州，败还成都。班师，拜陇蜀四川行省参政。值友谅谋为不轨，驱除异己，上表斥其罪状。已而，友谅遣刺客陈亨等潜谋图害，卒不得近。乘太祖征广安，亨杀员外鲍玉等七人而遁。明年春，李仲贤、王虎、郭成奔平元，数十万兵一朝解散。友谅又要致王爵，即封还其诏书，请皇太子监国，皆不报。拜骠骑卫上将军陇蜀行省左丞。夏，擒李君诚于五面山，袭舒家寨，田成、傅德错愕败走。友谅使来，宋主崩弑外闻，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主发丧，拊膺哀悼，殆不不堪忍。冬十一月，进围九顶山，至明年夏四月，擒完者秃、赵成以归。平成都、大庆、潼川，克向寿福于铁檠城；自是议讨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父老豪杰告留曰：“生民无主，欲将何之？”峻辞固让者再四。诸将遂立誓推戴曰：“臣等不股肱王室，鬼神殛之”。始允众志，以其年十月望日即国位於重庆之行邸，不易国号，不改元，谥宋主日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犹舜之宗尧也。逾月，平播南，克巴州，俘熊文弼于牛头寨，克长宁州。十一月郊望癸卯岁正月朔旦，受皇帝玺绶，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历曰先天，礼乐刑政，纪纲法度，卓然有绪。立太庙，追谥显考郎曰钦宪，显考妣鲁氏曰衍庆，皇考子成曰庄惠，皇考妣郭氏曰恭懿，王考如海曰昭顺，王考妣朱氏曰慈宁；考学文曰宣武，妣赵氏曰贞淑；皆追王曰皇帝、皇后，祀以天子礼乐，与郊社并隆。仁孝诚敬，盖天性也。越明年，典后，立东宫。盖仁心爱人，而人慕之，人心所归，即天命所在。故四年而西土悉平。惜乎大统垂集，一旦疾革；传位皇太子，诏皇后同处分，俾维持以正大统，亦天下之大义也，可谓烈主矣。生於己巳九月九日，崩於丙午二月六日。谥曰钦文昭武皇帝，庙号太祖。寿三十八岁，在位六年。以九月初六日葬叡陵。爰命词臣述功德而碑刻之玄宫云。
大夏天统四年 月 日
中书省左丞臣孙天祐、右丞臣刘仁、参知政事臣江俨、徐汪，臣明从叡、明从哲，臣马文敬。
枢密院同知臣王元泰、朱铺，副使臣邓立、沈友才、刘铭、明从政、明从德，鉴院臣李聚、窦文秀、周景荣、田继坤立石
这个记载与清道光甲午(1834)《大洪山志》的相关记载比较一致，其云：“元末兵乱,平林明玉珍率乡人结屯相保于此。今青林山及玉珍祖墓俱在古城畈，则是明玉珍为古城畈人，而古城畈为平林县地矣。”
是知地处大洪山腹地的随州市柳林镇古城畈，就是生育明玉珍和明玉珍最初建立其武装力量的风水宝地。
英雄最初就在草莽间，明玉珍也是一样。他家世务农，本人曾当过巡司弓兵牌子头，所以“玄宫之碑”记载：他“为人英武”“善骑射”。《大夏王两世事实略记》亦云：
“夏王讳玉珍,姓明氏,……目重瞳,天姿明敏,九岁能通经史三略孙吴等书。及长,身长八尺，膂力过人，又以信义为乡党所重。尝过荆门,相者见其状貌,悚然异之曰：‘为天下争衡者必此人’。”
看，“记得当年草上飞”时，就已经人对他“悚然异之”，断言：他将是与群雄争天下的人了。流俗之言称之为“命当如此”，而我们则言此为“必然”。
“玄宫之碑”虽然没有记载以上内定，但称他“珍素有大志”， “不嗜声色货利”。
“不嗜声色货利”，说明明玉珍还处在“潜龙勿用”阶段时，就已经超越了“声色货利”等流俗世象，而“素有大志”则说明明玉珍已经有为万世开太天的使命感，历史降大任于他岂不是必然？
创建大夏达小康
元末天下大乱，英雄崛起，至正十二年10月，起兵反元的徐寿辉称帝，国号宋，建元治平。而此时的明玉珍则在大洪山的古城畈招集千余人乡兵，结寨自保，其大志开始化为行动，英雄即将腾飞大洪山。
22岁那年，他参加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被授以统兵征虏大元帅，镇守沔阳。有些史料称，明玉珍之投红巾军，是在徐寿辉的威迫之下而“不得己从焉”的行为，徐寿辉对他说：“若归共图大事，甚善；不来，且先加兵。”但是“玄宫之碑”对此是否定的，其云：“明年，太祖杖剑从之。”
“杖剑从之”意味着明玉珍之投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是主动行为，是他胸中大志的自主迸发，也就是历史必然性明氏身上的行动化。
在天完红巾军中，明玉珍作战勇猛，其右眼曾因作战而负伤，故人称“明瞎子”。至正十六年，明玉珍奉徐寿辉命，由巫峡西进。1357年4月，抵重庆。元朝守将完者都连夜北逃四川南充，而哈麻秃领军出战，为明玉珍擒获。入城受重庆父老夹道欢迎。禁止侵掠百姓，部队秋毫无犯，附近州县纷纷投降。
明玉珍进军四川之时，徐寿辉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1359年，其部将陈友琼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明玉珍不服，“玄宫之碑”记：“友谅使来，宋主崩弑外闻，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主发丧，拊膺哀悼，殆不不堪忍。”
此时的明玉珍已经是“见龙在田”，做起了陇蜀王。他不忘故主，立徐寿辉庙于重庆城南，四时致祭。1363年受刘桢等人拥立，他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以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为号召，纪年天统。仿周朝制度，设六卿，任命百官辅佐。次年更立中书省、枢密院，又置翰林院。开进士科，去释、道二教，专奉弥勒。以元重庆路署为官，以长安寺为六卿府署。分其地为八道，更置府、州、县，分官治理。疆域范围包括今四川大部地区、湖北西部、贵州北部和陕西南部。
他统治下的人民达到了“小康”，因而不仅深受四川百姓拥护，而且也得到历代史家好评。明初方孝孺说：“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明末查继佐也说：“以义终寿辉，事颇正。顾减税、下贤，留心礼乐，郁然成文，诸偏安之主不及也。”
不幸的是明玉珍37岁那年就病逝了，临死前仍以“中原未平，元虏未逐”为念。其子明升即位，年仅10岁，母后彭氏听政。此后的大夏政权，因明玉珍之逝，群臣互相残杀，政权渐趋衰落。1371年，朱元璋派遣大将汤和、傅友德分兵取蜀。明升奉表投降，四川遂归于明朝统治。
拯救为尚复中华
明玉珍之起兵反元，不仅是为拯救百姓于水火，而且还与恢复中华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随州文化学者明丽曾撰文分析，其观点值得参考）。杨学可在其《明氏实录》中云：“明公修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玄宫之碑碑文的记载是“既入蜀,军律严整, 所至不独用武, 惟以拯救为尚。”。
《明氏实录》收录了明玉珍即位诏书,其云：
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元以北人,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销灭。咸云天数,敢谓人谋!迩者子孙失道,运祚衰微;上天有命,示厌弃之机;豪杰乘时,兴驱逐之策。惟我国家肇迹湖、湘,志欲除暴救民,聊尔建邦启土。成汤七十里,盛德已振于三巴;历数八百年,神功终收于一统。上承天命,下顺民心。谨以壬寅年三月初一日祭告天地祖宗及历代帝王,即皇帝位,国号曰大夏,其以今年为天统元年。呜呼!恭行天罚,革彼左衽之卑污;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尚赖远近豪杰勿吝嘉谋,庶几大小臣工协登伟绩。
身为一支起义军的领袖，明玉珍当然离不开征战伐讨，只是对于他来说，征战伐讨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他的目的是“惟以拯救为尚”，其内容即是“兴驱逐之策” “成我文明之大治”，这里的“我”是指“中夏”，或云“中华”。
与宋代李顺、王小波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一样，徐寿辉发动农民起义时的口号是“摧富益贫”。这个口号，反映元朝末年的社会实际。当时，土地兼并异常剧烈。皇帝大量赐田，如顺帝赐丞相伯颜田土一次就达五千顷。汉族地主也乘机抢占民田。江南富户，有的每年有二三十万石租子，很多农民因失掉土地而沦为佃户。而佃户的身份很低，近于奴隶。“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伎，或为妻妾。”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四川当时的情况也是如此，赋税傜役特别繁重。以重庆为例，正税为“每二户出丝一觔，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觔以与受赐贵戚功臣之家。上田每亩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亩五升”。此外还有许多杂税。如茶、酒、醋等税都很重、元时设立西南监榷茶场，征收茶税。分长引、短引。长引一百二十斤，短引八十斤。商人买茶，纳钱请引才许买卖。引分边引、腹引、上引三种。四川为腹引区，每引征银二钱五分，有时随意增加，使茶商或茶农的负担甚重。全川人口在元末明初约八万四千余户。四川酒课为“七千五百九十锭二十两，醋课六百一十六锭一十二两八钱”。还有额外课，如广元路的漆课为一百一十一锭二十五两八钱。可见其搜刮之苛虐。元代的徭役也名目繁多。“若驿传铺司、若操兵民壮、若门役皂快、若禁库弓兵、若庙夫、齋夫、仓夫、船夫、渡夫、茔夫、镫笼夫及裱背鼓吹印刷等役”。使民不堪于命。至于那些“无田，赁它人之田而耕之”的佃农，生活更苦，长年“竭一已之汗血，以多数奉地主”。致使“新谷甫登，瓶罍已竭，已惟忍饥受冻长应此牛马之役”而已。还有那贫无一物为人佣耕的雇农，分长期、短期、临时三类。长期者四川称长年，以一年为期。短期者称月活，以一月或数月为期。都是“用力多而收功少，极天下之劳瘁所得不满所欲者”。占四川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都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过着极端痛苦的牛马生活。
明玉珍将徐寿辉“摧富益贫”的口号变成了政策。建立大夏政权后，明玉珍没收了元朝的牧马地和部分大地主的土地。对农民实行“什一”的农业税，免去元朝繁重的徭役，使四川人民“赖以粗安”。他还实行屯田以减轻人民负担。军队屯田元代已甚行。“元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资军晌”。元世祖时曾屯田于四川的“江津、巴县、沪州、忠州等处，佥拨编民二千三百八十七户，并召募共三千五百六十六户”。被佥拨的民户，形同农奴，人身不得自由。明玉珍继续实行屯田，但性质却完全变了。天统四年(1366)，他令守夷陵的徐国参政姜钰，“就彼屯种置仓以赡国用”。这种屯田，加强了大夏政权的军事力量，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对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拥戴。
《玄宫之碑》中有这样的记载：“天启三年二月, 宋主徐寿辉命平西。时酉土劲敌暴横, 群生涂炭。太祖明玉珍既入蜀, 军律严整,所至不独用武, 惟以拯救为尚。远迩闻风, 相继款附, 如赤子之慕父母。共年定夔、万,四月抵渝。”《明氏实录》亦云：“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止侵掠，城中安堵如故，旁近降者络绎不绝”。《明史•刘桢传》中有：“他（明玉珍）称帝之后，更是节俭好学，定赋税，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洪武实录》评为：“玉珍为人颇尚节俭，好文学，蜀人经李喜喜残暴之余，赖以粗安。”
明玉珍最初虽然仅为徐寿辉旗下一个部将，但是他参加农民起义的思想境界要较徐寿辉等人为高。因为他不仅做到了“摧富益贫”，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宏伟的志向，那就是：驱逐元虏，恢复中华。
有人将明玉珍的“大志”仅仅理解为“不屑于再照父祖模式庸庸碌碌地生活下去,他要趁着天下大乱、豪杰并起的有利时机，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这实在只是皮相之论，因为它只是将明玉珍的起义行动仅仅理解为个人投机以取天下的行为。
事实上，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在个体具象背后，都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要求。明玉珍的起义行动，所体现的深刻历史要求是：必须有人站出来救民于水火，更必须有人站出来阻止文化落后统治者“污我中夏”，明玉珍看到了这一点，并且站出来了，将驱逐元虏，恢复中华，当作起义行动的最高目的。入川之后，他就声称“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中华文明之化亦不可安于元代之陋习也。”而在临终前，他又讲：“今元虏未逐，中华未复。吾志不能遂矣……”可见驱逐元虏，恢复中华文明，是明玉珍一生追求的理想
在与元军交战的过程中，明玉珍对“中国人”与“元虏”有着明确的区分。对为“元虏”征战的“中国人”，明玉珍通常是晓以“中国人”之大义的。例如，在攻打成都的时候，明玉珍的部将明三俘虏了元军守将赵资的妻子，明玉珍非但没有对其羞辱，反而待之以礼。并且劝之曰：“执政乃吾中国人，何故反为虏守战？夫人能招恭政使降，当烈土以赠。”赵资之妻为之感动，第二天当两军会战时，赵资之妻携子临阵对赵资说：“妾与锁儿受捡于此，明公甚以礼待。恭政念结髪之情，救子母之命。”当时是“言既號泣，两军观者泪下。”谁知，赵资不明“中国人”与“元虏”之分的大义，竟然引弓射杀自己的妻儿。可见在当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知晓“中国人”与“元虏”之分的大义，明玉珍不仅知晓了这种大义，并且将此大义贯穿于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军事活动之中，所以他的征战已经具有了文明意义。
超越华夷之辨
明玉珍的“驱逐元虏，恢复中华文明”的理想当然是以传统的华夷之辨为基础的，但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对华夷之辨有所超越。因为，“中华”、“中国人”、“中华文明”等用语颇具近代味道儿。它们出自元末明玉珍之口，表明近代民族主义通过明玉珍有了第一道闪光，它与几百年后的孙中山先生所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旧民族主义何其相似乃尔，只要我们把明玉珍的“元虏”换成“鞑虏”，明玉珍几乎就成了旧民主主义时期的孙中山。
明玉珍的拯救思想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之所以有某种异工同曲之妙，是因为他们二人所生活的时代有极大的相似性，即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都是非汉族统治者执政的历史时期。
明玉珍时代的执政者是蒙古贵族，而孙中山生活在满清统治者执政的历史时期。对于自古都有华夷之辨的汉人来说，这两个时代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由“夷”执掌中国政权属不正常。明玉珍的感受是这样，所以他有恢复中华的志愿；孙中山先生最初的感受也是这样，所以他也要恢复中华。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有旧新两个阶段之分。大家知道，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是从成立兴中会发动反满的武装起义开始的。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并筹得一部分捐款，在他携款并带领一部分兴中会成员回国的途中，向随行的人员做宣传时说:“杀满洲佬，复明之江山”，这与当时会党的反满意识是一致的。会党是明末清初反满运动和反满思想在下层社会沉积的结果，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反清复明的思想基础是把入关主政的满人视为“异种”，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而认为他们是“逆胡”，是“鞑虏”，必驱除而后快。所以，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从1894—1895年创立兴中会，策动广州起义，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和他的同盟者都一直是抱持这种反满思想的民族主义，直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的宗旨仍然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个字中，有八个字是讲反满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旧民族主义。这种旧民族主义与明玉珍的思想是一致的，这样，我们似乎可以可以说，中国近代的旧民族主义应该起源于元末明初，而明玉珍至少当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倡导之先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甚至可以说，明玉珍的驱逐元虏，恢复中华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能够得到很好的链接。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是明玉珍的驱逐元虏，恢复中华，还是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是狭隘的。因此在现代中华大家庭里，无论是元朝统治阶级，还是满清统治阶级，都是“中华”的组成部分。
当然，孙中山先生后来对民族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其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扩展，如五族共和。在这里，满族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有机部分了。因此，孙中山先生已经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和的先进理念。而明玉珍的“中华”构架在他临终前都没能得到进一步拓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明玉珍的民族主义被关在专制主义的笼子里，元统治者赶走之后，他与不能不与各起义军领袖之间争皇位；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则进到了民主主义的境界，不管是满人皇帝，还是汉人皇帝，他都赶，这之后，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了。所以明玉珍的民族主义只具有孙中山旧民族主义的某些元素，就像我们所说的，它是近代民族主义在明玉珍思想里的一道闪光。。。。。。
现代中国人一般认为，孙中山先生是世纪伟人。明玉珍虽然不像孙中山先生那样伟大，但是仅就其立志“恢复中华”文明的宏伟志愿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明玉珍放在中华民族“杰出的、具有某种先进性的历史人物”的范畴里。
《明史》将明玉珍与其他起义领袖一并写进《列传》，虽然他排名在最后，但是透过此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发现，较之各路反王，朱明王朝对他的评价最高。朱元璋曾主动修书与之结刘备与孙权之谊，视明玉珍为与之争天下的英雄。但他哪里知道，明玉珍是高于他们的时代的英雄，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时骑在时代马背上的精神终究是皇权的，明玉珍的那道思想闪光，足以使时代俊马受到惊吓。。。。。。
四、明世宗 ：出生在大洪山“祥瑞之地”的传奇皇帝
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明史•本纪十七•世宗嘉靖》
明世宗，也就是明史中赫赫有名的嘉靖皇帝，是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在明史中，他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他因大洪山而为“兴王”，进而做上了皇帝。
从大洪山“兴王”到朱明王朝的“嘉靖”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1507-1566年），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他的父亲兴献王朱佑杬（1476-1519）为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次子，与明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为同父异母兄弟。成化二十三年（1487）册封为兴王，弘治四年（1491年）就藩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兴王爱好诗歌和书法，笃信道教，纵情于艺术和文学的消遣。这对他未来的儿子影响很大。1507年9月16日，他的长子朱厚熜出生了。据说当时天生异象，黄河之水清五日，兴王府的所在地——大洪山地区的天空紫色祥云密布，很多人说，他是元佑真人的轮回转世，这是帝王之瑞，果然，朱厚熜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历史著名的嘉靖皇帝。天降祥瑞，可能是一般文人们编造出来的“传说”，但是大洪山这座帝王之山的确是朱厚熜当皇帝的根据地，所以他一生都有故乡情。
这个嘉靖呀，自幼勤奋好学，在其父辅导下，吟诵唐诗，学习古籍，很能填词吟诗。其诗词之好，在历代帝王少见。他做皇帝后，在全国各地兴建书院，重录《永乐大典》，刻印《三国》、《水浒》等等，这一切，莫不与他的自幼好学有关。
幼时的他，还经常参加王府的一切例行仪式和典礼，并经常随父进京觐见皇帝，因而就熟知了朝迁的仪式和典礼的规矩。正德十四年（1519年）元月十七日，朱厚熜12岁，年仅44岁的朱佑杬病死，次年葬于城东松林山（纯德山）。寻常百姓家的孩子自幼丧父，是何等的不幸啊，可是对于朱厚熜这样的人来说，不幸之中却蕴藏了历史机遇，因为他是朱佑杬的长子，兴王之位自然就由朱厚熜所袭。当然具体事务由王府长史袁宗皋（1453-1521年）帮助打理，而袁宗皋此后就成为嘉靖最初最信任的顾问和知己。
小小年纪，就做了兴王，这已经是奇迹了。
更奇的还在后面。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朱厚照死于豹房。豹房是什么玩意儿？解释一下。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秋天，明武宗在皇城西北角、太液池的西岸，建造了一座虎城，里面可能有真虎。虎城之侧，建有豹房。所谓“豹房”，是“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开始时，明武宗只是白天来玩玩，到后来，索性就住在“豹房”，经宿不去，号为“新宅”。“豹房”里有什么东西吸引这个明武宗？无非是声色犬马而已。正德十六年，朱厚照死于“豹房”，年仅30岁，他天天留情于“豹房”，但实际上连一个后代也没留下。因膝下无子，且临终前又未留下遗诏，只是让太监转告，请慈寿皇太后与内阁辅臣商议皇位继承人。于是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与皇太后密议，决定按《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条款将皇位传给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皇太后宣懿旨命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的时间，进京“嗣皇帝位”。1521年4月21日，一个由司礼监、勋贵、皇室、内阁及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大洪山大瑞祥之地——钟祥，兴王朱厚熜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并在藩府兴王宫即皇帝位，接受官员的朝贺。膝下无子的皇帝朱佑樘、父亲朱佑杬的死以及祖训等具体事件聚合在14岁的朱厚熜身上，竟然演绎成为一种必然性：朱佑樘死后的继大统者非朱厚熜莫属。
此后下的问题是，他如何将必然性演绎成具体的历史事件。
改“皇统”为“家统”，难为一片孝心
不要看朱厚熜年纪小，他很会处理事。在进京途中，地方官员和勋贵们给他送礼物，他都拒绝了，吃住也都很节俭。5月26日，抵达京城郊外。当时的安排是以太子身份进城，但他拒绝了。后经太后调停，拟定新的登基方案。次日清晨，以迎奉皇帝礼举行登基大典，改年号为嘉靖。对这段事，《明史•本纪十七•世宗嘉靖》原来的记述是：
礼官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王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大学士杨廷和等请如礼臣所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不允。会皇太后趣群臣上笺劝进，乃即郊外受笺。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门，遣官告宗庙社稷，谒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
这个“拒绝”，看似偶然，但实则为稍后在明史中的“大礼之争”埋下了伏笔。继位后的嘉靖，为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修祀国稷。他决定仿效朱元璋追尊四世祖的先例，极力追尊其的生父为正宗皇帝。对此以大学士杨廷和等大臣坚决反对，他们主张朱厚熜应过继给孝宗做儿子，尊孝宗为皇考，尊生父为皇叔孝。张璁等大臣表示赞同为代表的支持派，提出主张“继统不继嗣”，应上考兴献王，尊孝宗为皇伯考。双方引经据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便是明史上著名的“大礼之争”。
“大礼之争”越来越激烈，最后终于爆发了“左顺门事件”。嘉靖三年7月15日，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与杨廷和之子翰林杨慎集合朝中官员共二百余人，自辰至午，跪于左顺门前，逼迫请嘉靖皇帝改变其在武宗和自己的皇统顺序中人为增加一个新的“皇帝”，而这个“皇帝”的想法，因为这个皇帝事实上没过上一天皇帝瘾。杨慎等一百多人还在左顺门前放声大哭，声动北京城。嘉靖愤怒了，他将反对派全部逐出朝廷，180多人，或消籍，或贬官，或发戍，或杖死。两个月后，嘉靖皇帝诏令全国，定其父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称孝宗为“皇伯考”，并在大洪山之钟祥为其父建造了规模庞大的显陵，完成了自己的昭穆体系。
其实，历史上并不乏兄终弟及的先例。一般都是新皇帝奉自己的哥哥(先皇帝)为“皇考”，而自己的生父则进不了太庙祭祀。这就意味着，在进行国家祭祀时，新皇帝拜祭的不是自己的生父，而是自己的哥哥。此即封建社会的皇统和家统之别，而皇统重于家统。但是嘉靖皇帝却将事情反过来，追其生父朱佑杬为“皇考”，让他名正言顺地进入太庙，并且将他放在那个死于“豹房”的武宗之上，以接受自己的祭祀。他实际上是用“家统“来取代了“皇统”。从封建道德伦理来观察这件事，嘉靖皇帝让其父入太庙，与当过皇帝的朱家先人一起吃冷饭疙瘩，是他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所以《明史》评说：“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但是他硬将自己的父亲列武宗之上，却是过火行为，所以《明史》又评：“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
不理朝政追长生一副仙方断了命
明世宗在他登基的最初几年，确实有所作为，颇有明君气象。他力革前朝时弊，重用杨廷和，在杨廷和的辅佐下，诛杀了武宗的佞臣江彬等人，贬了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八虎”。从嘉靖二年起，明世宗皇帝就开始收缴各种庄园，至嘉靖十年完成，所收庄园，一律还田于民。他二次栽汰了锦衣卫及内监局的冒滥军校、匠役18万人，极大地缓解了当时激烈的社会经济矛盾，一度创造出“嘉靖中兴”的局面，可谓“其兴也勃”。《明史•本纪十七•世宗嘉靖》说：“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
但不久，他便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以致于酿出“壬寅宫变”。他信奉道教，但并不遵循道家“清心寡欲”的教规，而是好长生不老之术，频频派人到民间选淑女充溢后宫，不仅淫乐宫女，而且采处女之经血炼丹。他根本不拿宫女们当人，残酷暴虐，最终激起宫女们于1542年10月发动了一场宫廷中的女人起义，也就是让人耻于启口的“壬寅宫变”，嘉靖皇帝几乎死于宫女之手。
这个故事我们得讲一讲。当时嘉靖皇帝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并命方士利用她们的处女月信来制丹药。为保持洁净，宫女们不得进食，而只能吃桑饮露水，被征召的宫女不堪苦痛。结果，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决定趁嘉靖帝熟睡之时，准备用麻绳勒毙他。谁知在慌乱之下，宫女们将麻绳打成了死结，没有让嘉靖帝毙命，仅仅将他吓得口吐沫而昏了过去。此时，其中一个宫女害怕，跑去向方皇后告了密，方皇后闻讯赶到将宫女们制服，并下令斩首，一起被斩首的，还有正在服侍嘉靖帝的端妃。
嘉靖二十一年，明世宗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南海）后，专心修玄以求长生，方士、道士们利用明世宗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屡行诈骗之术，道士陶仲文竟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礼部尚书、恭诚伯、兼支大学士俸，成为一身而兼三孤的显赫人物。和这些人打交道，哪里还有心思过问朝政？毛泽东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指的就是“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这档子事。
国政大权落在了首辅严嵩的手里，时间长达20余年。严嵩生于1480年，是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甲进士，著有《钤山堂集》，又总纂了《正德袁卅府志》。其诗文峻洁，很有文才。他虽然48岁才进入朝廷，但因取得了明世宗的赏识，取代夏言而成内阁首辅。他当权期间，也曾做过一些值得称道的事情，但是治国无能，不仅没有改变大明王朝由内难与外患相交织的由盛而衰的局面，反而使局面就得更坏，各地农民起义多发，如山东矿工起义、陈卿起义、蔡伯贯起义、浙赣矿工起义、李亚元起义、赖清规起义等等。
“北虏南倭”问题至嘉靖朝更为严重。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宣府，大同总兵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入古北口，杀掠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京师震恐。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明援军虽5万余人，但皆怯战，又缺少粮秣。严嵩也要求诸将坚壁勿战，听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九月初，蒙古兵全部撤退，此即“庚戌之变”。倭寇问题，倭患起于朱元璋时代，但从靖靖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是对明朝为害最烈的时期，史称“嘉靖大倭寇”。由于海防荒废，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不断遭日本倭寇侵扰。他们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后来在，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十二年(1553)，俞大猷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年，戚继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1565)，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南方趋于平安。
将士沿海浴血，但靖靖朝内更在进行无形厮杀。严嵩当政的20余年里，靖靖朝里官员的升迁贬谪，全凭贿赂多少而定，很多功臣、直臣都被严嵩迫害致死。这时严嵩的克星，上海人徐阶出现了。徐阶此人“阴重不泄”，处理朝政光明磊落，同时又善于施权术。他和严嵩一样，也是因为会写青词，并且比严嵩写得更好，而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徐阶入阁，严嵩从骨子里感到威胁，多次对徐阶加以中伤，然而徐阶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当然徐阶也不是善？他也在待机搬倒严嵩。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徐阶升任次辅，为了达到置严嵩于死地的目的，他利于靖靖信奉道教的特点，搬倒对手。他向嘉靖推荐了会降紫姑扶乩的蓝道行。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乩语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答案自然为小人是严嵩，徐阶是贤臣。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的一个大雨天，御史邹应龙因避雨躲进一位太监家，听到了“神仙”说严嵩是小人的事。知道严嵩的官运已到尽头，是连夜写出《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严嵩倒台了，徐阶做了首辅，嘉靖朝的政局在最后5年略有起色，然而“夕阳西下”了，等待朱明王朝的只能是一步步加深的黑暗。正如《明史》所云:“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公元1565年，方士王金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制长生妙药献明世宗，这一服让明世宗顿时鼻孔流血，不省人事，次年病死，享年61岁，什么政坛是非，江山美人，他都抛置身后，自己化为一缕青烟，到玉皇大帝哪儿报到去了。不过他却未能放下故乡情。1564年12月，病得非常严重的明世宗，很想回到大洪山借力以焕发生命光彩，但终未成行。
第七章人文大洪山
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间，大洪山是最为“隐忍”的名山。其他名山，如桐柏山，在先秦文献中，有明确记载，而大洪山之名并没直接出现在先秦文献之中。“山在秦汉前无考，《水经》纪涢水名，始见于逦氏注中。”（《大洪山志》卷三）虽然名不见先秦故籍，但是在先秦时期，在“不食之地”的外表下，大洪山的“珠光宝气”却让“随侯珠”光耀整个战国时期。因此内秀，它终成为汉武帝所惊叹的“子虚园”，为秀甲寰宇的“涢山”。李白在此地访道，善洪在此留佛足。。。。。。。郑獬梦圆大洪山，朱奇生在大洪山论经，所有这些，构成了大洪山连绵不断的文脉。
一、随侯获珠：珠光宝气大洪山
诗人李白在赞美随州时，不忘一个“珠”字。其云：“彼美汉东国，川藏明月辉。 宁知丧乱后，更有一珠归。”
这是很有道理的。战国时期的随国在政治上已经不见于经传，但是一个“珠”字却叫响了随国，因为在先秦时期，随国国君确实拥有一颗与楚之和氏璧、宋之结绿齐名的“至宝”，就是这颗随珠，使随国在整个战国时期显得珠光宝气。
先秦文献资对此多有记载。《墨子•珠璧》：“和氏之璧，随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良宝也。”《庄子》：“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韩非子•解老》：“和氏之璧，不饰五彩；随侯之珠，不饰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李斯《谏逐客书》：“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此数宝，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汉人在总结战国之人的说法的基础上提出“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之类的说法。（《淮南子》）可见战国时期随侯之珠，就是象征随国的符号。
随侯珠的来历有关十分传奇的色彩。清同治年间所修《随州志》曾有提及。其云：“随侯救蛇，事见《淮南子》及《搜神记》，其说略同。明知州王纳《言随珠堂记》云：随侯救蛇，楚而得珠，其言楚者不知何本。至旧志有蛇衔珠吐于堂外曰：‘我龙王子也，感君活命，以来报德。’随侯得珠进于楚王。其得珠进楚王事又不知何出，且蛇作人言益怪。”
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个神奇的传说与大洪山有不解之缘。
大洪山主峰叫“宝珠峰”，峰是“珠宝”。同时，大洪山脉与龙又紧紧相联，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座山是龙兴之地，其许多地方都是以“龙”命名，曰青龙，曰黄龙，更曰白龙。山即为珠，又特称龙，龙缠宝珠，且此“珠”此峰为随侯所有，这不正好与“蛇衔明珠”的传说暗合吗？在随州这块热土上，也许只有大洪山龙缠宝珠内在气质能与“蛇衔明珠”的传说相吻合。
当然吻合仅仅是吻合，更重要的是随侯珠确实与大洪山有关。
我们先从隋侯珠的性质说起。东汉张衡在《西京赋》里说:“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班固《西都赋》：“随侯明月，错落其间，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是知，它是一种明月珠或夜光珠。
有人认为它是珍珠。《史记·龟策列传》记载“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蚌中”。可是这种说淡水珍珠一般比不上随侯珠之大，且珍珠的成份是碳酸钙，容易分解很难流传于百年以上。而从墨子记随侯珠（战国早期）到李斯谈随侯珠（战国晚期）中间已隔数百年，如果随侯珠是珍珠的话，其到李斯时代早就分解了。
也有人认为随侯珠是人工制作的珠子。例如王充认为随侯之珠是人工制作的，其《论衡。率性》篇有相关记录，这段记录还涉及了珠宝的制作问题。其云：
《禹贡》曰“璆琳琅玕”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比真取火之道也。
王充的这段记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历史信息：其一，随侯珠有自然珠和人工珠之分。前者他称为真珠，人工珠是以药制成的，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精耀如真”即是指此。王充关于随侯以药作珠的记载不知何本，但是，曾侯乙墓的确出土了173颗玻璃珠，其表面布满圆圈纹，最大者直径2.3厘米。这应证了王充“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之说，是有考古根据的。曾有专家说，玻璃珠并不出于中国，而出于西亚。既然这类珠子出现在曾国墓葬里，那就说明在战国早期随国就与西亚有交往了，由此这位专家提出的所谓珠宝之路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连王充就要反对。因为他明明讲，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随侯珠就是随侯制作的呢？不是。因为王充“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一说中，有“如真”二字，“如真”也者，似真而非真也。这就意味着，随侯在制作珠子之前，他手里还有一颗真珠，它是唯一的。因此，曾侯乙墓里的珠子不是随侯珠。其二，随国有很是发达的制珠技术和产业。从记载中，我们知道随侯作珠的工艺是“消烁五石”。所谓“五石”，王充虽未明言，但是《抱朴子内篇。登涉》云“五石者，雄黄、丹砂、雌黄、矾石、曾青也。”最近，学者雷志华、高策使用矿石原料对此进行了模拟实验，结果表明消炼五石是炼制砷铜和铅玻璃工艺。（参看《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3期，第41-49页）这个实验结果与曾侯乙墓里的玻璃珠具有一致性，既然王充说随侯作珠达到了如真境界，那么不正好意味着随国的“消烁五石”工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吗？由此看来，随侯确实有如真的人工珠，但还有一颗被称为“随侯珠”的“真珠”。
有人根据随侯珠于夜间发光的特点，随侯所拥有的真珠是金刚石。其理由是金刚石属于晶体，多呈珠球状，无色透明、光泽强烈。不过也有人提出疑问：金刚石在日光曝晒下，于在暗室里可以看见不同颜色的磷光。且其一寸有余，而金刚石似乎没有如此之大的。
问题是，随州地区存在藏有金刚石的矿带吗？这个问题，湖北省地质矿产厅高级工程师郝用威通过长期的地质调查发现：在大洪山北麓与桐柏山南麓之间，有宝石级金刚石存在。如果随侯珠是宝石级金刚石的话，那么随侯在大洪山北麓与桐柏山南麓之间发现此宝，是有可能的。
随侯珠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珠子是个谜。要解开此谜，也许与可以把它放在其发现地来思考，这样我们可以多一条解谜的思路。
随侯珠出于随地，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它究竟是出于大洪山，还是出于桐柏山，也似乎是个谜。《水经注》将随侯珠放在“涢水注”中加了记述，而涢水源于大洪山，这似乎说明大洪山是随侯珠的原产地，但是文中又丰常清晰地交待随侯珠是在溠水河畔的断蛇丘发现的：“有溠水出县西北黄山，南迳氵厥西县西，又东南，氵厥水入焉。氵厥水出桐柏山之阳。吕忱曰：水在义阳。氵厥水东南迳氵厥西县西，又东南流入于溠，溠水又东南迳隋县故城西。《春秋·鲁庄公四年》，楚武王伐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军临于隋，谓此水也。水侧有断蛇丘，隋侯出而见大蛇中断，因举而药之，故谓之断蛇丘。后蛇衔明珠报德，世谓之隋侯珠，亦曰灵蛇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其水又南与义井水合，水出随城东南，井泉尝涌溢而津注，冬夏不异，相承谓之义井，下流合溠。溠水又南流注于涢。”溠水起源于桐柏山脉，这意味着随侯珠的原发现地是在桐柏山脉。
但是专家郝用威对断蛇丘的实地勘探的结果显示：随侯珠出于大洪山。郝用威在实地勘探中发现《水经注》所载与断蛇丘的实际地貌、河道不符，断蛇丘与现今的溠水相距甚远。从古河道的残迹与航空照片影像分析，他认为此种不合是由地壳升降和山洪爆发等自然运动的结果，所以在今天的溠水一带难以找到隋侯珠的踪迹。
受溠水故道变迁的启发，郝用威将溠水流域与大洪山麓联系起来，并对大洪山麓进行了实地考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钟祥市九花寨的山中惊奇地发现：这里存在着大量的金伯利岩。金伯利岩因首见于南非的金伯利地区而得名，是一种基质不含长石的偏碱性超基性岩，在地质学家的眼里，它的发现就意味着有宝石、金刚石的发现。这一重要发现，使郝用威想到了文献中的随侯珠，并将随侯珠与金刚石挂起钩来，大胆提出了隋侯珠极有可能是金刚石的猜想。1978年11月，上级部署寻找金刚石，郝用威带领地质队员们走进大洪山麓，很快就在布满金伯利岩的花山群中发现了第一颗金刚石，尔后在近百平方分里的面积里发现金刚石出土点20余处，共捡到金刚石40余颗。这些金刚石虽然不似传说中的隋珠那样大，但其特征是一致的。1991年春天，郝用威在全国宝石矿物学会上宣读他的科研报告——《隋珠探源》，力证隋珠系宝石级金刚石。而大洪山则是隋珠的“温床”。
二、楚人力保：“随水右壤”大洪山
大洪山孕育了光耀战国历史天空的随侯珠。随侯珠人人欲得，而孕育随侯珠的大洪山更成为诸侯必争的一块宝地。随侯没能守住大洪山，大约在战国中晚期，它被梦国夺了去。此后不久，大洪山又成了秦国的欲得之地。面对强大的秦国，楚人不能以武力保卫大洪山，而是上演了一场哭穷力保大洪山的哀兵战。
这件事与著名的春申君有关。
春申君，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原籍巴国，后来居今武汉市江夏区。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即位，秦昭王大举出兵准备灭掉楚国。秦昭王派遣白起攻打楚国，夺下巫郡、黔中郡两郡，并于前278年攻下楚国都城鄢郢，向东直打到竟陵，也就是打到了大洪山余脉了。楚顷襄王被迫把都城向东迁往陈县（今河南淮阳）。楚顷襄王于公元前272年派遣辨才出众的春申君出使秦国。事实上，当时秦昭王已经迫使韩国和魏国听命于秦国。秦昭王即令白起同韩国、魏国一起进攻楚国，这个进攻路线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大洪山。
正在此时春申君到秦国，上书劝秦昭王说：秦与楚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如果秦国攻打楚国，必然导致两败俱伤，很容易使韩、赵、魏、齐等国家得渔翁之利。这还不如让秦楚结盟，一起对付其它国家。其中，春申君谈到了大洪山，并劝阻秦王不要攻打春申君，因为这里是“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这段话的原文是：
王将借路於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於仇雠之韩、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史记·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这里讲了“随水”。“随水”何在？《水经注》云：
隋水出隋郡永阳县东石龙山，朱随讹作辽，下同，《笺》曰：当作随水。戴改随，赵改隋。全云：《史记》春申君说秦昭王云，隋水右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
守敬按：宋置永[《志》误作水。]阳县，属随阳郡。齐属随郡，梁因。在今应山县北。《后汉书王常传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永阳县北有石龙山。《元和志》，山在应山县东北二十五里，有石盘回屈，曲若龙形。在今县北三十里。今有蔡家河出县北，盖即隋水也。
按照这个说明，“随水”或者“隋水”发源于应山县石龙山，“今有蔡家河出县北，盖即隋水也”，说明“随水”在今天随州市的东边。“隋水右壤”中的“右”与“西”相对应，因为左为东右为西，所以它是指随水西边的地带，这一地带的地貌特征就是“广川大水，山林溪谷”，显然它是指大洪山。这个分析与秦人进攻楚都——地河南淮阳的陈县的线路图是一致的：秦人如从竟陵出发，则其必攻大洪山，经随枣走廊而入河南淮阳。
春申君讲的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如它为我们研究随亡国时间提供了文献资料。因为他讲此话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72年，他既然明确地讲“随水右壤”是楚国的领土，秦国如果占领了随地就属于“毁楚”，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至迟在公元前272年，随国已经为楚国所灭，此时距曾侯乙时代已经161年了。
不过在本书，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战国时期春申君眼中的大洪山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呢？他告诉秦国，这里“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是“不食之地”。
春申君为何称大洪山为“不食之地”？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劝阻秦王不要攻打大洪山，因为楚国的这一地带太穷，秦王即使占有了它，也不算真正意义上得到一块土地，相反却背上了一个“毁楚之名”。其实大洪山资源丰富，不可能是“不食之地”。春申君之所以说大洪山“不食之地”，是因为他要以哭穷的形式力保大洪山不被秦人侵占，至于他内心里的“随水右壤”究竟是什么样子，只能是一个无从猜想的谜了，而随人知道，大洪山是他们的“宝珠”。
三、司马相如：子虚园里大洪山
如果说，在战国时期人，“大洪山”被视为“随水右壤”中的“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那么，在汉山的眼中，它就是楚国梦幻般的 “子虚园”。
说到“子虚园”，我们得从司马相如说起。
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前179一前117)，是司马迁之《史记》列传记述人物之一，他到过大洪山，他的作品《子虚赋》以主题园的形式，将大洪山推介给汉武帝。汉武帝为大洪山之美所震惊。《史记》全文收录了此赋。
司马相如是四川成都人。少年时喜读书，也习剑术，完成学业后，很仰慕蔺相如，于是改名相如。最初他凭借家中富有的资财谋了侍卫孝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并非他的爱好，他爱好的是辞赋。不过汉景帝并不喜欢辞赋，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当粱孝王前来京城朝见景帝时，他跟粱孝王来的善于游说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就以生病为由辞官旅居粱国。粱孝王让相如这些读书人一同居住。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子虚赋》。
武帝读《子虚赋》后，认为写得好，竟然产生了不能与司马相如同时之慨。恰好，当时正在武帝身边的狗监杨得意，是司马相如的同乡。他对武帝说，《子虚赋》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的作品，此人还活着。武帝很惊喜，就召见了相如。相如说，作品确实是他的，然而。其仅写了诸侯之事。请允许他写篇天子游猎赋，以进献皇上。武帝答应了，即命令尚书给他笔和木简。相如遂用“子虚”之言陈述楚国之美；“乌有先生”意即“哪有此事”，以此为齐国驳难楚国；“无是公”实即“没有此人”，用之阐明做天子的道理。相如此三人推演天子和诸侯的苑囿美盛情景，其目的并不在于说明苑囿之美，而在于规劝皇帝节俭。据说，他把赋进献天子后，天子特别高兴。
看来，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子虚赋》是司马相如“修订版”。虽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武帝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去搞什么苑囿美盛，但是他在作品中，客观上为汉武帝为设计了三个游园，一为“子虚园”，二为“乌有园”，三为“无是园”。前两个创意，即乌有园和无是园是诸侯级的，其中，子虚园是楚国的，乌有园是齐国的；后者，即无是园是天子级的，故称上林苑。
作品中对三园做了比较式的描述，最后他将其创意称为《子虚赋》，这就暗示：于三园之中，子虚园为天下之最美。
最美的创意——子虚园也并非无本也者无源也者的。请看司马相如对“子虚园”的描述：“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中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琨珸，瑊瓑玄厉，碝石碔砆。其乐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藭菖浦，江蓠蘼芜，诸柘巴苴。其南侧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似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茛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色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芬；其上则有鹓鶵孔弯，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曼蜓貙犴。”
作品所描写的地理实体是湖北地区的云梦泽及其中大山。而在云梦泽中，能与此意境相匹配的，唯有大洪山山脉。因为大洪山脉一般是指汉水以东、溳水以西的鄂中丘陵，山体东西长约160公里，南北宽约80公里，丘陵面积3995平方公里，包括了随州、枣阳、钟祥、京山和安陆五市县的疆域。大洪山主峰1055米，其北有溳水河谷平原，西、南、东为江汉平原。四周皆平，唯斯崇高，相对高程可达1000米以上，因俯仰落差而生之美，不可不谓雄伟。
可见子虚园之美本于大洪山，源于大洪山，最美莫过大洪山。司马相如所创造出来的子虚园之美深深地吸引了他的小老乡李白。他在《上裴长史之书》云：“见乡人（司马）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而大洪山的天堂般美境也确实没有让李白失望。他在大洪山脉留下许多优美诗篇，如《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史》云：
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
蓬壶虽冥绝，鸾鹤心悠然。
归来桃花岩，憩想云窗眠；
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
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颠；
两岑抱东壑，一嶂横西天。
树杂日易隐，崖倾月难圆；
芳草换野色，飞梦摇春烟。
人远构石室，选幽开上田；
独此林下意，杳无区中缘；
永辞霜台客，千载方来旋。
此白兆山是大洪山的余脉。余脉即如是美，而况主峰乎？更让人称绝的是，李白因子虚园而“遂来”大洪山，这一“观焉”倒不打紧，大洪山许姓人家的女儿竟然走进了他的情感世界，他于是而成了许姓人家的女婿。
子虚园是“子虚”的，但其本源却是实的，而李白在大洪山收获的爱情也是实的，官场上失了意，情场上得了意，司马相如为他的小老乡做了一次媒人，这大概是其始料不及的吧？
四、秀甲寰宇：《水经注》中的大洪山
考诸文献，大洪山之名始见于北魏时期的郦道元。
郦氏之《水经注》中有《涢水注》，其云：“水出蔡阳县(今湖北枣阳市)。水出县东南大洪山，山在隋郡之西南，竟陵之东北，盘基所跨，广圆一百余里，峰曰悬钩，处平县众阜之中，为诸岭之秀。山下有石门，夹鄣层峻，岩高皆数百许仞。入石门又得钟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迹所及；穴中多钟乳，凝膏下垂，望齐冰雪，微津细液，滴沥不断，幽穴潜远，行者不极穷深，而穴内常有风热，火无能以经久故也。水出于其阴，初流浅狭，远乃广厚，可以浮舟筏巨川矣。时人以水所导，故亦谓之为涢山矣。”
这里介绍了大洪山的地理位置——“隋郡之西南，竟陵之东北”；介绍了它的面积及主峰——“盘基所跨，广圆一百余里，峰曰悬钩”（郦氏此处有误，大洪山的主峰是宝珠峰）；还介绍了它的形胜——“处平县众阜之中，为诸岭之秀”，应该说，郦氏对大洪山的介绍是系统的。通过他的著作，我们知道了大洪山又名“涢山”，其名与涢水有关。
郦氏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介绍涢水时，介绍了大量与大洪山有关的人文掌故。如唐侯国肅霜馬、故随国及随侯珠、王匡及平林等等，今天，它们已经沉淀为大洪山的人文底蕴，构成传奇大洪山的一部分。
五、李白访道：仙风道骨大洪山
我们在前面提及，李白因云梦泽中的大洪山的吸引，他来到了大洪山脉。他在大洪山“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虽冥绝，鸾鹤心悠然。归来桃花岩，憩想云窗眠；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颠：两岭抱东壑，一嶂横西天。树杂日易隐，崖倾月难圆；芳草换野色，飞梦摇青烟。人远构石室，选幽开上田：独此林下意，杳无区中缘。永辞霜台客，千载方来旋。”（《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史》）
李白在大洪山“云卧三十年”，有两件事对他来说是重要的，那就是“好闲复爱仙“，因为”爱仙”，当时在随州大洪山地区著名道家人物——紫阳道人，就成了李白的师友。
我们先从紫阳道人说起。
在中国道教史上，有许多道士道号“紫阳”。李白与之交往的这位大洪山地区的道人，也号“紫阳”。因其道术高深，人们只尊称其道号，而对其俗名久之失知，只知道他姓胡，故称之为“胡紫阳”。
胡紫阳家“代业黄老，门清儒素”。或许是由于祖传，胡紫阳小时就表现出好道的精神。据随州旧志称，紫阳道人“生便开悟于三教诸书，略能窥见大旨”。8岁时，他随母到仙城山即大洪山余脉现光山朝拜，就萌生出家修道之念。回家后，天天诵读道藏经卷，对道家兴致愈加浓厚。9岁出家修道。据说，他12岁时就能几天不进食物，初步达到了吸景练气的功夫。20岁时，他开始浪迹江湖，步入幽静沟壑，专到云烟笼罩处寻找仙洞道府，找真人习练道法。待登衡山不久，便东下长江接受茅山派训导，密修真经。
得道之后，回随州建“餐霞楼”，谈经修道，为现光山道主。胡紫阳修道仙城山远进闻名，就连周边许多地方官吏也屈首前往，道家的崇拜者更是纷致沓来，香火兴盛，禀训门下者有3000余人。在他的弟子中，还的与李白交往很深的著名道家人物——元丹丘（元丹丘，字霞子，自号丹丘子）。其影响在当时堪称一流，而通过元丹丘这个中介，李白与紫阳道人也产生了交往。
李白其人，是诗人，同时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他接受了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所以官瘾也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道家思想。这是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很是自然。“初唐三帝（高祖、太宗和高宗）崇道抑佛”，武则天利用道教，唐玄宗也推崇道教。这样，道教在初唐几乎是一路好运，渐成国教。修道成仙，风靡天下。王子皇孙，达官显贵，平民百姓，皆以学道为荣。还在五岁时，李白就能诵作为道教的术数技艺和修炼的符篆功法的“六甲”，所谓“六甲”，也就是“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
但那时他并没学到更高层次的道术思想，其更高层次的道术思想，从胡紫阳而来。有关资料显示，二十岁后的李白，开始了他的访道活动。
他曾上戴天山访道，结果是“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二十五岁时，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顺江到达江陵，遇上了当时年近八十的天下名道司马承祯，二人结为至密道友，但不久分别。二十八岁他开始了时暂居安陆。4年后，又开始北上到洛阳嵩山学道。为他传道的就是至密道友司马承祯的三传弟子——嵩山道士元丹丘。此人是茅山派第七代嵩山传人。李白在嵩山学道三年多，不仅得到元丹丘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也学到了一些道教高级秘诀。
或许是通过元丹丘，李白耳闻了随州胡紫阳，有较元丹丘更为高深的道术。为了达到更高的道境，他离别元丹丘，遂“入神农之故乡”。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一文中，他记录了这一史实：“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胡公身揭日月，心飞蓬莱，起餐霞之孤楼，练吸景之精，延我数子，高谈混元，金书玉诀，尽在此矣。“
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一诗中，李白描述了他与胡紫阳神交的情形：
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
餐霞楼上动仙乐， 嘈然宛似鸾凤鸣。
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
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
李白吹玉笙，太守醉起舞，最后，他醉眠在太守的大腿上，而太守则用锦袍覆盖着李白……这里没有官尊礼数之束，有的只是仙乐凤鸣，这等畅快淋漓的神仙交体现了道家有绝对精神自由！李白回忆说，他“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弟子元丹邱等，咸思鸾凤之羽仪，想珠玉之云气”，为此“篆石颂德，名扬八区”。
李白在胡紫阳处停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胡紫阳传给了他道教的高级功法。在《题随州胡紫阳先生壁》诗中，李白描述了胡紫阳的高级功法：
神农好长生，风俗久已成。
复闻紫阳客，早署丹台名。
喘息餐妙气，步虚吟真声。
道与古仙合，心将元化并。
栖疑出蓬海，鹤似飞玉京。
松雪窗外晓，池水阶下明。
忽耽笙歌乐，颇失轩冕情。
终愿惠金液，提携凌太清。
据此诗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胡紫阳功法的内涵就是“喘息餐妙气，步虚吟真声”。所谓餐妙气，也就是“餐霞”，意指服食朝霞之气，是道教丹鼎派的一种气功修炼术。他认为随州紫阳先生的求”长生不死”的修道之术源于炎帝神农氏。“神农好长生，风俗久已成。”修炼由紫阳所发展的神农的长生之术，就能达到“道与古仙合，心将元化并”的功效。
从李白生动的记述看，紫阳道人炼气、养生、修道的特点是既渴望长生久视，又享受大自然美的生活情趣。这种“与古仙合”的道术，包含了天上人间成为一体的追求，这正是盛唐士人昂扬精神风貌的反映，完全不同于悲观厌世者的出世思想，因而为盛唐士人乐于接受。故紫阳先生“于神农之故里”的修炼，竟能影响遐迩，北至南阳，南及衡山，求仙学道者纷至沓来。
紫阳是李白的先生，但他没有李白的官瘾，是一个超凡脱俗的道人。唐代许多道士，往往是身在道观而心迷功名，入道就是为着做官，总是企图走“终南捷径”，一步跨入仕途。而随州的紫阳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身揭日月，心飞蓬莱”，朝廷诏令其赴东京太微宫，他推辞再三，终因“诏书下责，不得已而行”。遂入朝出任西京太微宫使。此事可见《李太白全集·汉东紫阳先生碑铭》。其云：“天宝初……东京大唐□□宫三请固辞”。今按：《旧唐书·玄宗纪》，天宝二年三月“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据此可知碑铭所缺二字应是“太微”。太微宫是皇家道宫。胡紫阳虽然入宫，但是他不愿与心迷功名的道人们合流。他视当时大多数方士所崇尚的服食吐纳之法，金丹黄白炼形匿影吐火之术为幻惑，遂用《老子》的哲学观念向弟子们解释道教经典《参同契》。据随州旧志，这种研究成果最后形成了《参同契解》一书。在这部书中，他认为魏伯阳《参同契》是讲性命宗旨的，但后世错解以为龙虎铅汞之诀，故语多多有支离。他对道家经典的这种见解，与后世所谓《参同契》的“内丹说”所走的路数是一致的，但是与当时入宫的道士们的见解却相对立。尽管这部书现在可能失传，但在当时它是很有影响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他最终“称疾辞帝”，在回家途中，客死他乡。其行其言真正表现出了道家的仙骨。
李白对紫阳先生的评价非常之高，认为“汉东之国，圣人所出”，但自神农、季梁以后，随州地区就没有出现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了，可谓“无一物可记”，直到出现紫阳先生，随州地区才算弥补杰出人物的历史空缺。天宝初，62岁的紫阳道人去世了。悲痛之余的李白亲自为之撰碑铭，称：“先生含弘光大，不修小节。书不尽妙，郁有崩云之势；文非夙工，时动雕龙之作。存也，宇宙而无光；殁也，浪化而蝉蜕”。这个评价难免有溢美之词，但是在当时一个道人能得到浑身傲骨的李白的如此评价，也可见他在当时以及对李白的影响之大。
李白有“仙风道骨”，他被后人称之为“诗仙”。从李白对紫阳先生的“存也，宇宙而无光”的评语中，我们要以看到，紫阳先生对李白“仙气”的形成，影响很大。
李白访道紫阳先生而更具仙风，紫阳先生因餐大洪山脉的妙气而成一代宗师，因此，他们的“仙风道骨”其实是大洪山之魂的人格化。
六、善信慈悲：佛足长留大洪山
李白时代，大洪山是道气长虹。稍后，佛教也在大洪山肇著灵迹，开始了慈悲大洪山的历史。
大洪山佛教的开山祖师是善信。《大清一统志》，善信，是江西南昌人。他从马祖游五台山，归随州大洪山。宝历三年(826年)，随州旱，州人将祷于湖神，善信以杀生止之，曰：“吾为尔曹雩”。独坐三日，果大雨。太和元年(827年)五月，他对湖神曰：“昔吾尝辍尔血食，今偿尔”。引刃截两膝。未殊白液涌出，遂涅槃。张氏二子侍侧，立化。山南东道上其事，后称慈忍尊者。
郝谦、高福滂《大洪山志》对记载更为详细。其云：“善信，南昌王氏子，受度于本州开元寺僧清照，而契心印于马祖一。北游五台，为众僧所却。有父老告之曰：‘汝缘不在此，逢‘随’即止，遇‘洪’即住。信遂挈锡南还，以宝历二年秋抵随，睹一山巍然，问人，知为大洪山。惕然思父老语，延缘而入，至于山麓。为乡人张武陵运城求雨有验，武陵遂施此山，为建精舍。太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信密语龙神曰：“吾前许以身代牲，辍汝血食，今舍身饷汝”即引刀断左右足，白液滂流，俨然入灭。有司以闻，赐与“慈忍大师”，院曰“幽济”。后以祈祷有奇险，累加寺号曰“灵济”。
郝谦、高福滂《大洪山志》以为善信俗姓王，但是《佛教人物传》等资料却说善信是隆兴张氏子，即是说，他俗姓张。两处记载不一致，究竟孰对孰错？也许，从佛教的立场上看，我们真不应该有此一问，因为无论是姓王，还是姓张，都属于色的范畴，而色是空的。也罢，我们这里就不对善信姓王或姓张的问题一追究竟吧。
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我们不能不讲一讲。
当年慈忍从北方来随，选择落脚点，可能经历了一个过程。其首选地最初可能并不在大洪山，而在属于桐柏山系的晃山。晃山，又名紫架山，在三合店东北。“旧志云：晃山亦名旷山，山上怪石林立，如人起卧，如鸟飞兽走，不可名状。山麓有延福禅院，俗传为慈忍修道之所。”（王文虎、明丽编著《桐柏山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2013年版，第23页）可见慈忍并非像遇一些传说那样，是遇“洪”即住，而是在晃山住了一段时间，最终选择了大洪山。他为何最终选择了大洪山？而在大洪山围绕着他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我们先从后面的问题谈起。
宝历二年，善信来大洪山时，正值此地大旱，方圆百里，稻田龟裂，禾苗焦蔫。大洪山人张武陵带领众乡人求雨。求雨，就意味着要杀猪宰羊，献给龙神。杀牲以求雨，善信不忍。他即劝张武陵不要杀生，并表示自己愿意舍身代牲求雨，云：三日内，必求得甘雨。于是，他登上山北崖，诚心向龙神求雨。或许，心诚则灵吧，善信求雨三日，大洪山果然雷雨大作，数百里之内的旱灾因是而解除，而且，是年，大洪山地区的农家大获丰收。张武陵见善信是得道高僧，便慨然捐出其山林，为善信在其求雨处修建寺宇，这样他就在大洪山站住了脚跟。《佛教人物传》等资料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
宝历二年。居随州大湖山侧。时当亢旱。乡人张武陵。具羊豕以祈湖龙。信见而悲之曰。害命济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杀。少须三日。吾为尔祈。信即入山比之巖穴。宴坐冥祷。雷雨大作数月。武陵迹而求之。信方在好。遂施其山。兴建精舍。
据说，善信祈雨时，曾向许下以身代牲的诺言，他没忘记。大和元年（公元827年）5月29日，他于坐化前，“语龙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辍汝血食。今舍身偿汝。可享我肉。”这样，他就割双足以祭龙神。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善信双足割断后，是白液滂流，很快又停止了，而双足肉色久而不变。善信神态庄严地去世了，而他那双为民求雨双足却因是而成为大洪山的镇寺之宝——“佛足”。善信这舍身为民的故事，被地方官上报给朝廷，朝廷也被感动了，就赐善信“慈忍大师”法号。御书院额“幽济”。以后在此祈雨累有奇验，皇上又累加寺号，赐名“灵济”，并将殿中12尊神像封爵为王、公、侯等职。自此，洪山禅寺名扬四方，寺院香火逐渐兴盛起来，邻近郡县的善男信女进香不断。后晋天福年(公元939年)，高祖皇帝赐寺名为“奇峰寺”。至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神宗皇帝又赐其为“灵峰寺”。
斗转星移，朝代更迭，而慈忍大师“以身代牲”的“佛足”却在继续演绎其传奇。因为佛足，湖北地区有了大小两洪山之称。南宋端平年间，金兵南侵，大洪山灵峰寺部分僧人护送着善信佛足，迁往武昌东山。郝谦、高福滂《大洪山志》载：“江夏洪山旧曰东山，山下有宝通寺……唐宝历时，随州大洪山释慈忍祷雨断足，宋末随数被兵，荆湖制置使孟珙迁其众奉所留佛足，至此建寺居之，遂沿呼为洪山矣。”
据传说，慈忍大师的“佛足”运到武昌不久，忽必烈就带兵南征，攻占了武昌城。他在进军中听说了“佛足”的故事，专程到大洪山朝拜，并顺利地找到“佛足”，大摆香坛祭拜，此后将佛足随军带在身边，保佑他一直打胜仗，很快统一了中国，改国号为元。
忽必烈建都北京以后，派专人将佛足护送到北京，供于金銮殿。不过，忽必烈死后，成宗铁木真将佛足撤出宝殿，根本不当一回事，佛足由红变乌，发黑，再也不灵验了。元朝一代代腐败下去，他们贪赃枉法残害百姓，杀人如麻。在民间还有许多传说，就才引起“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典故。
当然，这里也别有传说：忽必烈曾做了一梦。梦见慈忍大师请求他将双足送回故里。忽必烈即派钦差大臣护送“佛足”还山（即送回武昌洪山）。行至许州（今河南许昌）时，“佛足”突然变重，重得抬不动了。钦差大臣即派人赶紧回京报告，忽必烈下诏即在其地建寺。
又传说佛足到武昌与抗金将领张顺有关。北宋末年，金兀术统帅百万大军，一路上长驱直入攻到随州。他见是座小城，根本不放在眼里，不管兵将累不累，就命令攻城。守将牛皋诱敌于阵里。只见他站上高台，手持红黑二旗。将黑旗一招，到处黑气遮天，飞沙走石。金兵将士互相不照应，糊里糊涂死的死伤的伤。金兀术从没见过这阵势，未进阵就慌了手脚，连忙喊住身边的大将，一起扭头就跑，牛皋一声令下，四面八方追杀过来，金兀术差点丧了性命。为报此仇金兀术后来“九犯中原”。后来湖北的都统张顺恐怕金兵玷污“佛足”，便亲自来到洪山寺，将佛足暗中运到武昌藏了起来。无论民间传说怎么演绎，湖北的大小两洪山一脉相承，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慈忍大师的“佛足”竟然牵涉如此之多的历史恩怨。统治阶级希望佛足能保佑他们万世一统。在比较开明的统治者那里，“佛足”似乎如了统治者之愿，但是到了腐败的政权那里，佛足由红变乌发黑，再也不如统治阶级之愿了。其实，“佛足”是否能满足统治阶级的愿望，关键是看统治阶级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天下苍生为念，因为佛足本身就是因拯救天下苍生而产生的。
七、奇杖伸冤：法网恢恢大洪山
《梦溪笔谈》是我国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此书属笔记体，共二十六卷，再加上《补笔谈》三卷和《续笔谈》，共列有条文六百零九条，遍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以及冶金、机械、营造、造纸技术等各个方面，是中国科学史的重要著作，其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当然本书也有受批评的地方，主要是“神奇”、“异事”类条目，有人称其“充斥着浓重的怪诞、宿命唯心色彩”，然而恰恰是在这里沈括多次提及发生在随州的“神奇”和“异事”。其中发生在大洪山的李遥杀人案的告破，或许真的可称为“异事”。
据《梦溪笔谈》之《异事》记载：
随州大洪山作人李遥，杀人亡命。逾年，至秭归，因出市，见鬻柱杖者，等闲以数十钱买之。是时秭归适又有邑民为人所杀，求贼(3)甚急。民之子见遥所操杖，识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执遥验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备至。遥实买杖，而鬻仗者已不见，卒未有以自明。有司诘其行止来历，势不可隐，乃递随州，而大洪杀人之罪遂败。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万，而遥适值之，因缘及其隐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我们还是用现代语言讲讲这个故事吧。
北宋时期，有一个叫李遥的随州洪山人，因杀人而逃亡至秭归县，在古时，这也算是逃到了很远的地方了吧？不过，逃到再远，还是归了案，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子，但个中充满神秘：李遥逃至秭归县后，有一天逛街，在市场上看中了一根柱杖，便买下了它。谁知他买下此它杖之时，在秭归县也发生一桩命案，被害者家属四处寻找杀人者。一天，被害人之子，看见李遥所用拐杖，就是他父亲所用的拐杖，于是就告之以官。李遥因此而被官府抓获。经查验，这个拐杖的确是秭归县那个被害邑民生前所用之物，而它也确实是李遥买来的。但是当官府领着李遥去寻找卖拐仗之人时，却怎么也找不到此人了。官府自然要追问李遥的行止来历，他再也隐瞒不住了，向官府交待了自己在随州大洪杀人之经过。
远在随州大洪山的一起命案，竟然由一根神秘的拐杖而被破获，此事实确实充满了偶然性，就连有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也称之“太巧了”。
不过，“偶然”也可以转化为“必然”：李遥杀人逃亡至秭归县时，秭归县也发生了杀人案。如果说，在没破案前人人都可以是被怀疑对象，那么逃亡至秭归县的李遥自然也是被怀疑对象了。这是偶然转化为必然的第一步；被杀人生前使用一根拐杖，李遥出现在秭归集市，这根拐杖也出现集市上，而在千万人中只有李遥喜欢它，买下它。瞑瞑之中，那根拐杖已经将李遥卷进秭归命案之中了，这是偶然转化为必然的第二步；被害人之子见李遥所操拐杖是他父亲的遗物，自然，就将一般被怀疑对象上升为杀人疑犯了，这是偶然转化为必然的第三步。不过李遥所操拐杖虽然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却怎么也找不到卖杖人，出现了人证缺失的状况。从司法的角度看，秭归命案在人证缺失的状况中已成为疑案，而疑案从无，李遥似乎又要成为漏网之鱼。然而有司办案，常常多维度找突破口，他们对李遥的行止穷追不舍，这个李遥再也不能瞒天过海了，只得交待他在大洪山的命案。就这样，一根拐杖将李遥套进命案里，并由这起命案引出他在大洪山所犯命案，虽然充满偶然性，但最终落网，这只能说明法网还是疏而不漏的。被沈括视为“异事”的案子，从偶然转化为必然的角度，是可以解释得很清楚的。
八、郑獬梦浴：状元筑梦大洪山
大洪山古塔甚多，其中一个状元塔非常有名。此塔位于大洪山白龙池西（一说在黑龙池附近）500米处，为六角重檐砖塔。。原塔高2.8米，内室1.3X1.5米，呈不规则六边形，分塔身和塔顶两部分，用青石板拼成，塔内有石桌凳，两扇可关闭的石门上刻有武士全身像，该塔现只剩内塔。据传，此塔为纪念郑獬在此读书而修，建于北宋神宗初年（1068—1070）
郑獬何许人也？何以大洪山有纪念他的建筑？
据《大洪山志》记载：郑獬(1022——1072)，字毅夫，安陆人。少负俊才，词章豪伟峭整，举进士第一，通判陈州，累官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以不附新法，为王安石所嫉，出知（枕）【杭】州，后卒。
看来，郑獬是一名出生在安陆的北宋时期的进士。当然，也有人认为郑獬是应山人。如《应山县志》就，亦据梦浴事而“辨獬为应山人”。其实，郑獬祖籍江西宁都，其祖父郑建中往湖北安陆经商，寄籍安陆，故《宋史·列传》均载郑獬为湖北安陆人。
不过，无论郑獬是安陆人，还是应山人，他都与大洪山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中进士之前，郑獬在大洪山苦读，所以在清朝时“白龙池畔数百步有古屋基址，相传为‘状元屋基’，樵牧皆熟其名。山中人不知附会，盖獬未第时尝侨居读书于此，不然当梦浴时何由知为大洪山南之池耶？”因此，郑獬是从大洪山走出去的进士。当然，他也曾在求学于湖南湘阴县的笙竹书院，但是，他在大洪山苦读是他成为国子监生的重要阶段。或许，他的状元梦，是从大洪山启航的。
关于郑獬在大洪山苦读成状元这一情节，历史上留下了“郑獬梦浴”的神奇传说。对此郝谦高福滂等纂《大洪山志》的记载是“獬尝病伤寒，梦化为龙浴于大洪山之南池中而愈”，或“獬尝病热，梦浴于大洪山之南池中”。这样看来，是大洪山之南池治了他的病，甚至可以说是救了他的命。可是民间流传的《周公解梦》却是这样记载的：
宋郑獬梦浴於池，视臂生白鳞，水影中见头上生角，果中状元。
照此记载，郑獬大洪山梦浴，其梦境是“臂生白鳞，水影中见头上生角”，解梦者说，这是要中“状元”。因为做了一个状元梦就中了状元，这是唯心主义的臆想。但是，将此解释成郑獬在大洪山苦读时，就构筑了一个状元梦，倒是合情合理的。
做梦很简单，日有所思，可能就会夜有所楚。但是圆梦之路可不平坦，郑獬亦然。据记载，郑獬于1053年，即宋仁宗皇佑五年参加考试。他这次中进士十分意外。因为在这以前的一次考试中，国子监呈送他的卷子时，把他排在第五位，郑獬感到十分委屈。于是他在《谢主司启》中大发牢骚，遭那位主司嫉恨。临到这次考试，这位主司又担任主考官，他一心想使郑獬落选，以报他的不逊。由于当时试卷是弥封、誊录，主司竟把另一份卷子误认为是郑獬所作，想故意把他排斥掉。可是后来拆封时，郑獬却中进士一甲第一名。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之《人事》有载：
郑毅夫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谢主司启词，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
从沈括的记载中，我们似乎看到出，他对郑毅夫“自负时名”似乎流露出了不满之意，似乎他觉得考官“必欲黜落”郑毅夫的行为可以理解，但是这是不能原谅的，因为他破坏了科举考试的公正。
幸好，北宋实行糊名制。所谓糊名制，又称“弥封”制,即在各级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及考官判定的等第部分用纸糊起来或者裁去，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视为作弊。考官虽然有“必欲黜落”郑毅夫的报复之举，但因为糊名制度的存在，考官直接看到郑獬的卷子，因而逃脱国子监祭酒的报复。可以说，是糊名制度帮郑毅夫圆了他在大洪山构筑的状元梦。
郑獬确实是有才气的。其作品风格清新质朴，简练明快。安陆市白云泉现存较完整的摩崖题刻就有郑獬的诗作。如：
题僧文莹所居壁
西湖频送客，绿波舟楫轻。
春入萝径静，浪花翻远晴。
五松山
天上仙人谪世间，醉中偏爱五松山。
锦袍已跨鲸鱼去，惟有山僧自往还。
白云泉，在白兆山太白峰西边斗笠崖下，清代《安陆县志》载：其高二百丈许。地势陡峭高峻，岩石十分坚固。白兆山属于大洪山余脉，因而《题僧文莹所居壁》、《五松山》等诗作可以说是“简练明快”的语言赞美大洪山的。他还有著作《郧溪集》、《觥记注》、《幻云居诗稿》并行于世，只不过，它们并没有产生王安石作品那样大的影响。
郑獬中状元后，进入仕途。历任陈州通判，入直集贤院、度支判官、知制诰、享正三品，修起居注。郑獬为官后，敢于直言。宋英宗即位后，他按真宗乾兴年制度，治永昭山陵。此工程规模宏大，劳民伤财。郑獬上疏，请求皇帝体恤民情，从俭营造。他还上疏言：广开言路，荐选贤良。不久，出知荆南。治平中（1064—1067），大雨淹城，皇上求言，郑獬上疏道：“对谏言，可则行之，否则置之，有疑则广询而决之。”请求各去虚言，崇以实干。还京，判三班院。
直言，就意味着得罪人。
神宗时，他官至翰林学士，因极言进谏，议论朝臣，得罪了不少人，遂权发遣开封府。而且，他还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不肯推广新法，为王安石所忌恨，出为侍读学士，1069年贬知杭州，未几徙青州。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郑獬似乎不懂“辩证法”，对青苗法不言其利，只谈其害，这又不能被容于王安石。那时，民无罪而陷宪纲的现象很是普遍，他不忍，又无力改变，遂告病赋闲。宋熙宁五年（1072）病逝于安州，享年五十一岁。那时，他家境贫困，儿子年幼，死后竟然无钱安葬，棺柩停于庙中达十余年，直到他的殿试同年滕甫任安州知府时，才为之安葬。他梦启大洪山，中间经历官场风波，最终带着累累创伤，魂归大洪山脉。
郑獬的梦真的圆了吗？读书人没有不心怀治国平天下之梦的，然而在封建社会的腐败官场没有几个正直读书人能圆其梦想的。
郑獬之子郑宣义成人后，将郑獬及其以上三代骸骨迁归祖籍江西宁都，葬于宁都城西蔚背岭。此举是不是郑獬本人的遗愿，不得而知之。
不过，大洪山人对郑獬是有感情的，山民们在其梦浴处建状元塔纪念他，这份情感，体现了大洪山人对一个正直文化人的尊重。
九、汉东学者：朱奇生“居敬”大洪山
随州地区曾建有季梁祠。很多人都知道，宋之欧阳修曾被随州学人祀奉于季梁祠中，把他与季梁并称为“二贤”，欧阳修确实是很贤的，不过他并不是随州人。很多人不知道，在随州本土文化人中，也有一位学者曾像欧阳修一样，被人祀奉于季梁祠中。他就是被时人称为汉东第一学者的朱奇生。
根据同治八年《随州志》记载：“朱奇生，字亦人。其先婺人考亭苗裔也，康熙丁丑选拔，历试数十科不第，慨然曰：穷达命也，安可慕？荣名而易，此性分中真乐哉？遂长谢乡闱，闭户读书，潜心濂洛关闽之学，以别白理欲之分。手注《四书发注》一书，学者宗之。”
是知，朱奇生当为累世生活在随州的苗族人。因历试数十科不第，遂潜心濂、洛、关、闽之学，并且选择在随城东门二贤祠开堂讲学，其学馆名曰“邻贤”，寓景仰季梁、欧阳修等先贤之意。
朱奇生的著作现存多本，流行于世的很少。不过朱奇生在世时，他的思想在随州地区很有影响，故同治八年《随州志》评价：“远近从学者常数十人。先生讲学以考亭为宗，以居敬穷理为要，汉东学者以先生为第一。”或许，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他是“著名”学者了，因为其《四书发注》一书“学者宗之”，可见其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同治八年的《随州志》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其思想。
虽然我们的题目与大洪山有关，但是，在进入朱奇生与大洪山的关联性问题之前，我们还是介绍一下朱氏思想。
根据同治八年《随州志》介绍，我们大体知道，朱奇生治学融合了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多家学说，而于多家之中以朱熹理学为宗，其要旨在“居敬穷理”。《随州志》是这样述朱奇生的观点的：
圣贤垂训，具在经书，词虽各异，无非欲人治其心，以复其性，最切要莫若忠恕敬勤四字。
朱奇生自号以朱熹理学为宗。在《四书发法》中他称朱子为“吾家先世”，这有 “攀”味道，但事实上，他的理学与朱熹理学的主旨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朱子之学重“理”，强调“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这是理为万事之纲的理本论。
而朱奇生则不然，他将事与心相对，主张“主一谓之敬，无适之谓一。主一者，事在此心，即在此适往也。主于此事则不移于他事，盖心者一身之主，而万事之纲也。”
“心者万事之纲也”这一命题的提出，足以说明朱奇生所宗的是陆王心学，而不是程朱理学。这真是自己与自己的 “先世”开了个玩笑。
当然，朱奇生的“心”也是指“理”。他对“心”及其功能即“思”进行了分类。朱奇生继承了孟子的“心之官则思”的说法，但是对“思”却做出了较孟子更为精细的分析。其云：“其官则思，而人心道心分焉，邪僻之思宜绝，闲杂之思宜屏，理义之思宜慎。倘纷纭驰鹜，放而不求，则一身无主，万事无纲。”
将心分人心道心并不新鲜，但进而将心的功能分为邪僻之思、闲杂之思和理义之思，却有点意思。邪僻之思、闲杂之思属于“人心”的范畴，理义之思属于“道心”的范畴。很显然，包含邪僻、闲杂之思的心，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包含理义之思的心则是哲学意义上的，前者即“欲”，后者是“理”，“欲” “理”二者，朱奇生看重“理”。对于欲，他主张绝屏，倘纷纭驰鹜，放而不求，则一身无主，万事无纲；而对于理，他主张顺，因为天理流行，即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可见理义之思，是心，也是理，是心理合一，此谓之心即理也。这是心学的核心命题。
朱奇生从程序上论述了顺理、求道的心法。他主张“最切要莫若忠恕敬勤四字。发已自尽之谓忠，推已及人之谓恕，主一无适之谓敬，自强不息之谓勤。而敬之一字，乃历圣传授心法。”这就是说，顺理的过程就是完全从义理出发（忠），从已推及人（恕），专一而无杂念（敬），永不松懈（勤）。通过忠——恕——敬——勤”这样的心法，朱奇生就抓住了“万事之纲”，也就是说，通过忠——恕——敬——勤”这样的心法，人就可以近贤入圣了。
朱奇生这些观点总体而言，并没有超出陆王心学的思想高度，虽然个别思想，如“心者万事之纲”具有闪光点。他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但是“欲理之分”还是“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对“人欲”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实，欲望是不能全盘否定的。欲望是历史的意志动力。没有欲望，就没有伟大的事业。事业似浪花，欲望似流水，哪有无流水之浪花？事业似刃，欲望如刀，哪有无刀之刃？早在朱奇生之前，就已有学者不完全否定“人欲”了，他们也没有因为肯定人欲而否定天理。因此，明清时代已经有了并协欲理的新思想了。朱奇生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是一味地否定“人欲”，其“欲理之分”昂然是片面性，根据中道原则，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欲理合一论”。
我们来看看朱奇生与大洪山的关联吧。
朱奇生虽然在城区讲学，但是他并不是随州城区人。《随州志》记载：朱奇生死后，葬于淅河西二里。据此推测，朱奇生似乎是淅河人。淅河地属大洪山余脉，这就使朱奇生与大洪山产生了一定的关联。其实，道光版《大洪山志》显示，朱奇生生前在大洪山获得了灵感。所以写下了《光霁堂记》，此文收录于该志卷10《艺文•下》；从“光霁堂”这个名称看，它与学有关，他为此堂作“记”，说明他在此堂讲过学。既然“欲理之分”是他最爱谈的题目，那么，“理学”就成了他谈经论道大洪山的内容了。
朱奇生对大洪山的热爱也影响到了他的儿子。其子朱集濂，经常到大洪山，以至于死后就葬于大洪山牛耳畈。据《大洪山志》记载：在大洪山北面牛耳畈的九亩冲有贡生朱集濂墓。他客死在这里，便就地安葬。
如此看来，朱家即使不是大洪山腹地人氏，也与大洪山腹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父记大洪山，子葬大洪山，说明大洪山脉是其心中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