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不同
刘良华
1.写文章最好有“命题”（thesis）。没有命题，也可以写成文章，但不是好文章。
所谓命题，它必须是一个判断，而且，这个判断必须改变人们某个观念、更正人们的某个日常经验。它要么在立场上与众不同，要么在解释上以其说服力让人感动。
如果有人提出：“大学生毕业应该自己找工作”，这在以往“包分配”的年代是一个命题，但现在已经成为常识，它不再是一个命题。在“大学生毕业应该自己找工作”已经成为常识的今天，如果有人提出：“毕业即失业”。倒算是一个命题。
如果有人提出：“80后的大学生是跨掉的一代”，这是一个命题；如果有人反过来提出：“80后的大学生没有跨掉”，也算是一个命题。
实证研究的典型命题往往可以转换为“……对……的影响”，它表达某种因果关系，比如“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2.实证研究的命题是研究者做出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什么的判断。实证研究的谓词为be，包括“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存在”或“不存在”。
理论研究的命题是研究者做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判断。理论研究的谓词为should（或must,oughtto），包括“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必须”如何或“不必”如何。
实证研究不轻易说should（或must,oughtto）。实证研究甚至不说tobe，只说:being。海德格尔把书名定为《beingandtime》，也许考虑了tobe与being的区别。
3.理论研究（尤其是“形式逻辑”式的理论研究）讲究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人是会死的；这个小孩是人，所以，这个小孩也会死的。”
但是，形式逻辑的危险在于：它不怀疑“大前提”的可靠性，它预先承认“大前提”（人是会死的）是毋庸质疑的。如果“人是会死的”这个大前提尚没有什么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由一个错误的大前提推导出一个更错误的结论。
实证研究也有推理，但实证研究的推理更多地显示为归纳而不是演绎。而且，实证研究对任何“前提”都持怀疑的态度，实证研究只有等待验证的“假设”，没有绝对正确的“大前提”。
对于“人是会死的”这个命题，实证研究的态度是：如果可以重新证实或证伪“人是会死的”这个命题，就把它纳入研究。比如通过调查的方式来做一个归纳式的综合式的判断：人是会死的或者人可以不死或者人死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但是，实证研究不会把“人是会死的”这个问题当作研究的假设。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只能证实不可证伪也因此不可怀疑的常识。既然已经成为不可证伪、不可怀疑的常识，实证研究就会认为“人是会死的”是一个“伪问题”或“假问题”，它不值得浪费时间去做研究。
也因此，这样的三段论对实证研究而言几乎没有意义：“人是会死的；这个小孩是人，所以，这个小孩也会死的。”由“人是会死的”推导出“这个小孩是会死的”，这个推理不能说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它可以提醒小孩和所有人：必须珍惜时间，必须善待他人，等等。但是，实证研究不会把它当作研究的课题。实证研究只负责研究那些可证实或证伪的隐匿的因果关系，对于那些没有因果关系的推理，实证研究一律拒绝。
实证研究只研究两类问题：
第一，那些表面上可靠可信而实际上可疑的判断，包括一些“常识”性的因果关系：比如人多力量大；穷人的的孩子早当家；自古英雄多磨难；教师的期望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等等。
第二，那些表面上一团乱麻看不出因果关系的现状。比如陈向明老师的《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
4.研究者最初往往有“应然判断”的冲动，有提出“启示”、“对策”的冲动。但是，“应该判断”，提出“启示”和“对策”，那是“实践工作”（包括工作指示、发号施令）而不是“学术研究”（实证研究）。
但是，如果“学术研究”（实证研究）不表达“应该如何”，不提出“对策”，那么，“学术研究”（实证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意义。实证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实证研究虽然不提出“应然判断”，虽然不提出“对策”。但是，当实证研究寻找出问题的原因，当实证研究提出教育现象中隐含的因果关系时，所谓的对策或应该如何的判断，已经呼之欲出。实证研究只负责提出什么是什么的“因果关系”，读者或实践工作可以从实证研究报告中所显示的因果关系找到相关的对策。
不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倒是研究者先有了某个“应然判断”或“对策”的冲动，然后不直接提出对策，而是退回去，寻求有关“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
比如，某研究者觉得“学校应该增加女厕所”。这是一个现实关怀和应然判断的冲动。研究者也可以洋洋洒洒，论说“学校应该增加女厕所”的N个理由。但是，无论他提出多少条“学校应该增加女厕所”的理由，这都不叫学术研究、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意味着：将应然判断转化为实然判断。
比如研究者可以将“学校应该增加女厕所”这个标题转换为另一个标题：“美国中小学的女厕所数量远远大于男厕所”或“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女厕所与男厕所的比例”。
在“学校应该增加女厕所”这个命题中，隐含的是“should”（包括“应该”、“必须”等）。
而在“美国中小学的女厕所数量远远大于男厕所”或“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女厕所与男厕所的比例”中，隐含的是“being”（包括“是”、“有”、“存在”等等）。
对于研究者尤其是大学的初学者来说，如果写“论文”写不下去了，就可以提醒自己：我是否在写“应然”的理论文章？如果是，则可以考虑将“应然”的理论文章转化为“实然”的实证研究。
5.真正有分量的理论研究必须有实证研究的影子：它有一个“视域”（perspective，standpoint，viewpoint、视野、视角、立场），然后用这个大视野去“重新评估一切价值”。
杜威所有的教育论文或教育专著，都与他的两个“视野”（perspective）相关：一个是“连续性”（continuity），这个词语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灵感；另一个是“变化”（change），这个词语从达尔文那里获得灵感。几乎杜威所有的教育文章，都与这两个词语（视角）相关。在他之前，人们主张主、客二元论，但杜威用continuity把主客二元统一为一元论。在克服主客二元论时，杜威惯用的策略是“互动”（interaction）。其实，“互动”（interaction）是“连续性”（continuity）和“变化”（change）的一个下位概念。杜威之所以重要，因为建构了“现代教育”，而且由于杜威的视域是“连续性”（continuity）和“变化”（change）这两个关键词，它隐含了种种“后现代教育”的元素。
6.所谓“视域”（perspective）接近“演绎”的策略。
研究往往最初是“归纳”研究，然后在归纳的过程中把某个假设当作自己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成为自己的逻辑前提。有了逻辑前提，就进入“演绎”研究。弗洛伊德曾经在小心翼翼地归纳，求证人们的精神问题是否与性压抑有关。而在一次偶然的案例中，他突然想到当事人能够如此顺从地按他的要求躺在床上，是否与“性”有关？他忽然有了灵感。之后，他的研究转向了“演绎”的方式。
人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演绎和归纳何以能同时出现在一种研究中？这个问题接近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
7.归纳研究的状态是：主体（人）围绕客体（事物）转。演绎的状态是：客体（事物）围绕主体（人）转。
比如：如何证明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归纳的办法是：不断寻找三角形并测量它的内角和。然后小心翼翼地看自己的结论是否符合事实。但是，归纳法总是无法穷尽对象。你即使测量了100个三角形并得到的结论都是180度。但是，你也不能证明所有的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180度。这就是震惊哲学界的“休谟问题”或“休谟难题”。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对“休谟问题”的回应。
如果换一个办法，采用演绎法，研究者先认定：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然后，他逐一去测量三角形。由于他在测量之前就已经认定：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于是，研究者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让那些三角形围着你转：这个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那个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第三个三角形的内角和也是180度，第四个三角形的内角和还是180度……。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以前是主体（人）围绕客体（事物）转；现在是客体（事物）围绕主体（人）转。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实证研究采用归纳法，在归纳过程中，人围着对象转；理论研究采用演绎法，在演绎过程中，对象围着人转。
8.“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一个美妙的感觉：以前是主体（人）围绕客体（事物）转；现在是客体（事物）围绕主体（人）转。这多好啊。
问题在于：让对象围着我转，并不容易。它要求理论研究者必须先有自己的“视域”（perspective）。研究者如果没有建立自己的“视域”（perspective），“哥白尼式的革命”就不可能发生。
这个“视域”（perspective）实际上是你的“偏见”。但这个偏见必须具有说服力，它令人惊奇但又令人信服。
研究者如何建立自己的既令人惊奇又令人信服的偏见、“视域”（perspective）呢？第一个途径来自对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反省、反思。第二个途径来自阅读（或听重要人物的讲座）。一般而言，一个人阅读了什么书，他信奉什么理论，他信奉的这个理论就成为他“重估一切价值”、重新审查思想史的基本依据。
研究者自己心中是否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视域”（perspective），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信念？这是判断某个研究者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
凡是“大理论家”，都是那些用自己的“视域”（perspective）来“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人。有了“视域”这个“武器”和“铁锤”，就可以“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可以重新评估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和思想史。
黑格尔的“视域”（perspective）是“对立统一”（包括“否定之否定”）。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矛盾和冲突之中，这个矛盾和冲突又可以获得转换。
尼采的“视域”（perspective）是“太阳神精神”对“酒神精神”的压抑和压制；尼采的总体思路是：以“酒神精神”反抗“太阳神精神”。
弗洛伊德“视域”（perspective）是“潜意识”，而“潜意识”的核心是“性压抑”。弗洛伊德的作品大部分都显示为对“性压抑”之后的“潜意识”的分析和解释。
9.读书有三种读法。
第一种阅读方法是应试式的“阅读理解”。那是中小学英语试题中常见的题型：readingcomprehension。你阅读某篇文章，然后争取理解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文章中某段话是什么意思。
第二种阅读方法是批判式的“提问”。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那是低级的阅读。只有一边阅读一边提问、批判的阅读，才是有意义的的阅读。
第三种阅读方法是建构式的“引用”。阅读一篇文章，不仅批判、提问，而且将文章中的某个精彩的句子，某段精彩话语引用到自己再在写作的文章中，这才是高级的阅读。
这样看来，低级的阅读是读者围着文章转；有意义的阅读是提问、批判与欣赏；高级的阅读不仅提问、批判和欣赏，而且“引用”，让文章为着读者自己转。
究竟应该让读者围着文章转？还是让文章围绕读者转？这是一直以来有争议的话题。以往的说法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
我个人的建议是：先我注六经，然后尽快进入六经注我的状态。
我个人的另一个建议是：先阅读，但尽快进入写作状态，用自己的写作带动自己的阅读。温和的说法是：以写带看；激进的说法是：不写文章不读书。
10.写作是最好的阅读。于是很多人不愿做读者，他们成为作者。
但是，也并非所有的作者都能够制作出有意义的作品。
作品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两个要素：第一，是否有与众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思想？第二，是否有个性化的陌生化的有美学效应的艺术化言说？
以往，人们看重的是“思想深刻”。我个人更看重艺术化言说。只有“美”才让人进入自由创造状态。
在阅读哲学史时，我判断哲学家的标准是：第一，这个人是否有他自己的“政治哲学”；第二，这个人是否有他自己的艺术哲学或美学？相对而言，后者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