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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望华 原创
中国移民来到加拿大后会发现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墓地建在市区，离墓地十几米就有民居，其房价不会因房主“与逝者共处”而打折。了解的情况是这样：西人见到墓地联想到的是天堂和亲人而非阴间与鬼魂。
在多伦多士嘉堡区南部，有一座遍布浓密松林的大型墓地，它的英文名为Pine HillsCemetery,即松山公墓。从我在士嘉堡的住处来到这里只需步行半小时。感觉就像在公园里，走过几条纵横交错的林荫小道，找到了想找的一座墓碑，上面除了英文外有八个令我肃然的汉字：张公国焘、张杨子烈。此碑之下长眠着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他的妻子，他是中国共产党三大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一位生于一八九七年的江西人。
提起张国焘这个名字，海外老华侨比较陌生，三十五岁以上的新移民多半知道。代表国内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们了解他的是少数。作为六零后生人，我无数次耳闻张国焘这个名字，印象中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现在当我阅读较多的相关资料后，对张国焘的看法有所改变。三言两语或者扣个帽子就给这么复杂的历史人物盖棺定论至少是不严谨的。历史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但不管怎么写张国焘的历史，有这么些内容是不能漏掉的。
张国焘早在就读北大期间就因为搞学生运动的卓越表现而被推选为北京学联主席。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热血青年中的领袖，自然也是该运动的始作俑者之一。后为投身革命，他放弃了理工专业的本科学习，通过撰文、演讲、串联等手段发动工人运动，并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朝气蓬勃的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张国焘年长四岁的毛泽东被委派秘书工作，负责会议记录。同年，张国焘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这次与列宁的见面使他成为唯一与列宁有过会晤的中共党员。这么年轻的一位大学肄业生为什么会如此位高权重，这本身是个值得今天的史学专家们研究的课题。可以肯定的是，他以其过人的才智和旺盛的精力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要详细叙述这些贡献的内容，相关资料较难收集。
一九二八年九月起，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在苏联工作两年余。后因受同在苏联的王明的排挤于一九三一年初回国，随即赴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主持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当时中共及其红军有两个主要的根据地，一个是湘鄂赣根据地，另一个则是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到任不久搞过一阵肃反扩大化，制造了一些冤案，使一批极有才干的红军干部遭到迫害。这段惨痛历史包括湘鄂西根据地那个叫夏曦的领导人策划的红军自我残杀事件，无论是张国焘的回忆录还是中共党史都避而不谈。
奇怪的是，如果说张国焘那两年在政治上排除异己、不得人心，那为什么他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却能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这是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历史问题。由于张国焘的运筹帷幄，加上陈昌浩、徐向前、许世友等得力干将的辅佐，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而且红四方面军日益壮大，由最初的不到两万人扩增了四倍有余。一九三五年六月，张国焘以兵强马壮的八万之众与趟过草地、爬过雪山后不足一万人的疲惫之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张国焘的回忆录有对这次大会师的记述：“当时，我和同志们都为之欣喜若狂。我钦佩红一方面军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商议如何慰劳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使他们得到充分休息。我立即致电毛泽东等同志，向他们道贺，并告以我将赶往懋功面谈一切。”在张国焘的安排下，忍饥受寒的中央红军战士们得到了急需的食品和衣物。笔者读小学时曾听过一位红军爷爷作的回忆报告，其中讲到就在红军会师的喜庆餐会上，不少长期挨饿的战士们因一时暴饮暴食而被撑死。现在想起来，这事应该发生在懋功会师，因为它是较早的一次大会师，会师前中央红军经历了最严酷的生存考验，之后红军有了经验教训想必不会再有如此惨剧。被撑死绝非罕见奇谈，从医学上讲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经常挨饿形成胃溃疡，一旦暴食则可导致胃穿孔、大出血和腹膜炎；其二，饥饿状态下突然大量进食高蛋白荤食可导致坏死性胰腺炎，并继发腹膜炎。以上这两种情况都是致命的，尤其是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
张国焘倚仗四年多的辉煌战果，面对严重减员的中央红军在自己身边休养生息，他的内心原有的领袖欲急速膨胀起来，竟然忽视了政治上的名正言顺，而以为胳膊粗就能做老大。于是，他开始向红军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争夺领导权。在中共中央事关权利部署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获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这并未满足他想掌握最大军权的愿望。因此，在随后讨论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带着不满情绪的张国焘一方面有点意气用事，你毛泽东要北上，我偏要南下；另一方面，张国焘把南下的行动当成了一场政治赌博，一旦南下成功占领了川南军阀刘湘的地盘，实现“打到成都吃大米”的豪言壮语，那么他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宣布另立的“中央”也就货真价实了。那将是另一种历史。
张国焘为什么会南下失败呢？就在红军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僵持不下时，毛泽东获得了一份由叶剑英转来的一份密电（是否真有密电的存在，学术界观点不一，因为没有确凿证据支持），密电大致内容是：张国焘电令陈昌浩最后通牒中央必须南下，如不服从，就地以兵谏手段解决争端。由于面临红军自相残杀的危机，毛泽东连夜率中央红军八千余人不辞而别，向北而去。张国焘当时是否有设“鸿门宴”的企图，已无法证明。那份事关重大的密电让陈昌浩耿耿于怀，直到自己来日无多时才放开胆子告诉儿子：从未见过有那样内容的密电。多年后，一些四方面军将士亦发表公开讲话和文章，断然否定密电的存在。他们的言下之意或者说对中央红军不辞而别的真实想法，还是没有畅所欲言。对于毛泽东率军出走，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指责毛泽东分裂红军的行为，同时还转述了当时正与他为伍的朱总司令的态度：“朱德也认为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应当有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及到党的团结，而且抹杀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料到徐陈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弥补这个裂痕”。毛泽东挥师北上前还下了另一着妙棋，那就是把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取消而易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而掩盖了中央红军的真实身份。这样，当张国焘率领八万人马南下时，蒋介石自然会全力以赴地“关照”张国焘这支既是主力、又是“中央”的红军部队了。果然，蒋介石派了红军的老对手、日后享有“抗日战神”之称的薛岳及其两个中央嫡系军进驻川南，配合刘湘的地方部队把红四方面军击败于名山县的百丈关，约五千红军将士在此捐躯。这无疑是张国焘军事生涯的“滑铁卢”，同时也是他政治生涯走下坡的开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国焘率军南下到兵败百丈关中间的两个月里，他的红四方面军可以说是捷报频传，仅绥崇丹懋战役就消灭三千敌军；而在川康边区的战役，毙、俘敌一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这些辉煌战绩在有关中共党史的教科书里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纵观张国焘的军事生涯，笔者愿称其为中国的“小拿破仑”。
由于百丈关的惨败导致了张国焘南下战略的失败，所以他与毛泽东及其中央红军的政治博弈也失败了。几十年以后他的老部下、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徐向前元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并未提出是张国焘的错误导致的失败。笔者认为红军南下最终的失败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胜仗打得太多以后产生的轻敌思想造成。多年来，人们不仅把这场失败全归罪于张国焘，而且还有更多的屎盆子扣在了他的头上。例如，属于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两万多人在甘肃祁连山一带被马家军围歼至几乎全军覆没。这个红军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发生时，张国焘已经在政治上开始落魄了，他既未参与也无权遥控此战，而西路军的每一重大步骤都是张国焘以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安排的，关于这些内幕无论是解甲归田的陈昌浩，还是最高军衔的徐向前都讳莫如深。
另一个扣在张国焘头上的屎盆子更是荒谬，说什么“张国焘差一点葬送了南昌起义”。这就是典型的墙倒众人推。早在一九二三年，张国焘就曾因反对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全面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而被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他在两年后的中共“四大”重新当选。所以，那时的张国焘即使不是敌视国民党，也至少是排斥之。众所周知，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是叶挺、周恩来、谭平山、刘伯承等一批具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双重身份的人士组织部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哗变，目的是要推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统治权，同时也是对当年四一二大屠杀的报复。暴动前夕，张国焘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大致内容为：如无成功可能，则不要举行暴动。“我曾向罗明那滋以质问的口吻说到，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张国焘回忆他当时对共产国际代表的讲话内容。当他从汉口赶往南昌后，除了转达电文内容外并未强行阻止暴动，而且参与了整个事件的过程。以他那时在中共中央显赫的地位，真要阻止南昌起义，也不是没有可能。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国焘因“阻止暴动不力”受到共产国际的处分。综上所述，“张国焘差一点葬送南昌起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同样荒谬的是那顶扣在张国焘头上的“叛徒”帽子。关于他脱离自己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转而加入国民党，恐怕很少有人愿意耐心分析过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强而有力的辩护：“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组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们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地有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央，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
从百丈关惨败到西路军的覆灭，张国焘的个人命运急转直下，他不仅在党内、军中失去重要的领导岗位，而且遭到迁延不止的批判，有一次中共甚至召开一个星期的会议对他进行指责，中间也涉及到人格侮辱。例如，一名红军将领在会议上冲上前来，掴了张国焘一记耳光。发生了这种罕见的犯上事件后，毛泽东还曾和颜悦色地对张国焘说：他打人是不对的，我会叫他给你道歉。在此艰难困境下，张国焘主动将身上的虚衔陕甘宁边区主席之职交给伍修权代理，自己和家人尽可能多过些消停日子。然而，形势的发展迫使张国焘走到了脱党之路，那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莫斯科飞回延安。这位与张国焘有前嫌的中共高级领导人，马上又祭起极左的肃反大旗，以所谓清除托派的理由杀害了李特、黄超等五位与张国焘关系较亲密的红军将领。王明接着把杀人的矛头指向了张国焘，他或明或暗地表示张才是党内最大的托派。面对基本生存出现了危机，张国焘断然选择了脱党，而且他是在周恩来、李克农等同志赶往武汉苦苦挽留他的情况下离去的。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否认他上述回忆中的观点，那就是他的脱党行为并未超越党的章程，更没有违背法理，他是在行使个人的民主权利。即使他旋即改换政治门庭，以要求抗日为由加入到国民党的阵营，也是他个人民主权利的继续延伸！
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党史把逃避党内残酷斗争、改变政治立场的中共创始人张国焘也当作顾顺章、向忠发一类真正的叛徒看待，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内又一个与刘少奇同等级别的大冤案。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把政治人物看作是一部政治机器，而忽视了他们作为生物的人应有的特性。当生命受到威胁，张国焘选择脱党的行为既保全了自己的生存权，也使王明的所谓肃反的生死簿上减少一个人数，从而减少了党内不必要的流血，是既利己又利党的行为。许多文章嘲讽投奔国民党后的张国焘是如何被逐渐冷落到穷途潦倒的地步，其实这些作者忽视了一个背后的原因，那就是张国焘不愿为国民党做任何一件有损于共产党的事，这正是他最后被国民党抛弃的原因。他本来打算参与国民党为抗日效力，结果蒋介石居然把他安排在戴笠的手下，其用意不言而喻，张国焘因此感到自己被小看、甚至是被侮辱。由于他在反共方面的消极怠工，戴笠一气之下取消了他的生活待遇。如果张国焘真的做了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他就不至于在新中国成立时要求重回共产党做点事情，他也不至于晚年到加拿大投靠儿子们的照料，而是在台湾领取丰厚的退休金过着国民党大员的生活。以上分析的结论说明，无论是脱党前还是脱党后，张国焘始终保持了自己作为一个高级政治人物的名节。假如他的名节未保，他的那位堪称中国最早期的女共产党员的太太杨子烈也不可能在事后离开延安，回到丈夫身边；也就不会有毛泽东设宴为杨子烈饯行的往事。杨子烈曾追述过毛泽东席间对她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现在看来毛泽东和张国焘都为对方留了余地，毛泽东欢送手里牵着长子，肚里怀着次子的杨子烈回到她丈夫身边是为张国焘留了余地，而在国民党中的张国焘也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笔者越往深处想，越觉得张国焘智慧超凡。为什么呢？既游走于国共两党，又要保住名节，还两次成功地保住身家性命，实在是不容易。离开延安是他的第一次逃生。第二次则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投石问路地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想回来为他缔造的共产党重新效力。他得到的答复是：只要你写一份公开声明，检讨以往的严重错误，回来的事就可以考虑。这种透露着严厉语气的答复让张国焘放弃了回国的企图。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如果张国焘选择回国，他可能活不到文化大革命，而活过文革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此外，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张国焘还曾作出过一句令人惊叹的预言：毛泽东的接班人抑或是林彪，也可能是邓小平！
曾有一些作者不知受谁的指使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居然拿张国焘的晚年生活以及逝世的过程来丑化他，这些文章明显流露出文革的遗风。说什么“晚年的张国焘穷困潦倒，孤苦伶仃地住在加拿大的养老院里，最后于一九七九年冻死在一个偶然停电的晚上。死后他的太太和儿子们凑不齐丧葬费，是靠蒋经国从台湾寄来的五千美元才得以下葬。”笔者二零零年前后曾经在加拿大三家养老院服侍老人长达一年（这是本人感到荣耀的工作），我可以证明：第一，加拿大的老人入住养老院是远比中国更普遍的现象，而且养老院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非常好；第二，笔者从未见过养老院里停过电，而七九年加拿大养老院的福利状况要比二十一年后我所遇到的养老院还要好；第三，加拿大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应该是世界一流的，就算养老院真的停了电，那么多人难道恰恰就把一个中国人给冻死了？就算正巧是张国焘被冻死，且不说他是非同寻常人物，即使是个终身平凡的孤老，那一定也是加拿大的重大新闻，因为这是个人命大于天的国度，查阅当时的报纸一定能找到线索，我查的结果是无；而且杨子烈及其三个儿子也会为此打一场官司；如果不打官司而是由养老院赔款私了，那凑不齐丧葬费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第四，张国焘的三个儿子分别是大学教授、工程师、医师，怎么可能付不起在当时也就区区几千元的丧葬费呢？这些不合逻辑的言论忽悠国内的读者还可以，因为他们不了解加拿大的具体情况。笔者凭海外经验所作的逻辑推理足以证明的确有人故意杜撰史料来丑化张国焘。从张国焘三个争气的儿子的择业似乎还可依稀看出，张国焘晚年已经厌恶政治了。
（以上黑白照片为笔者转载）
享年八十二而寿终正寝于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太太和三个儿子把张国焘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公墓，加拿大各界往生的要人和许多献身二战的官兵与他共享这个陵园。在中华大地上经历了轰轰烈烈、纵横跌宕的大半生之后，他居然长眠在西半球的土地里。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让笔者心中百感交集，远不是成败与是非所能涵盖！当我放下几束紫菊，默默伫立碑前良久，此时我注意到墓碑的朝向是东南，那分明是遥望祖国的方向。这会是张公国涛的遗愿吗？不能证实，但我相信是。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湿了，脑海里浮出几句辛弃疾的宋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