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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今年八十大寿，已是杖朝之年。去年，北京的老三回家探亲他只说几个字“明年我八十，你们回来庆一下”。虽说是简短的几个字却表白了老人的心曲：老爷子风风雨雨八十年活过来的确不容易，十八岁河北涿州师范毕业，赶上“七七”事变，南下时被告国民党抓去当兵，抗日战争期间，从马夫干起当过甘肃平凉国民党九十七师炮兵营看护兵，后来去陕西咸阳五十九师后方医院学医，任少尉军医，然后逃脱队军，辗转六省跑到界首开私人诊所。四九年二月参加革命工作，被分配颖上赵平午征队工作，当过颖上县医院负责人，阜阳地区医防工作队负责人，五三年调涡阳县医院任主持工作的医务股副股长。他的一生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受过劳狱之灾。五八年下放林场劳动改造，先后在单集，店集，高公，次淮新河，花沟等地工作。历次运动中他都不能幸免于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游街批斗，险些要了他的命，直到八零年平反昭雪。才算过上平稳的日子。为老爷子庆八十理所应当，老三当时并没说什么，只是做到心中有数：这不，要过年了，老三打电话通知在北方的老二，老五，老六他们并说明给老爷子庆典的意义。其实老二是个很顾家的人，他一大家子人都要他操心，但必竟是忠效难得再全，衡量再三，还是决定回家过年，九九年，过年那天北方的哥弟几个带着家属，开着车一路风尘地为老爷子庆八十大寿。
我们弟兄六个，娣妹三个，业已成家，聚集一块共有二十二人。老大原先在本县城农药厂上班，大小是个副厂长，原来的媳妇在县百货公司上班，膝下有一女儿。日子过得挺红火，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俩拉过架车，吃过苦，受过罪总算挺过来了，但是他们能同甘苦，共患难，就是不能同享福。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俩人散伙了，女儿被她领走，家里存款也被她卷走，剩下空巢留给了老大。且老大工厂经济效益不隹，支不敷出，工厂宣布破产，老大的厂长名存实亡，家境也一天不如一天，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而且找了个农村媳妇，添人进口，这使他的日子更加冰上加霜。全家人聚在一起，他一言不发，一副底气不足的样子。何时能东山再起重振雄风呢？
老二，老三，早先一个是涡阳农垦学校毕业的学生，一个是店集中学的学生，都属于“老三届”，他们俩同时去了涿州老家下放劳动，此一去就在那里扎下了根。七十年代初他俩先后被招工到航练厂，一个被招到银行工作。老二压根就是一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任劳任怨的样子，也不嗜烟酒，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作风；他上敬老人，下扶幼小，一直被哥几个所敬重。
老三一直在金融部门工作，他挺有魄力，聪明过人，身材适中，浓眉大眼，炯炯有神，洞察力强。他从一个下放知青到银行职员，到业务主管，九十年代初升任涿州建行行长，再晋升为保定市建行副行长，直到调任北京建设总行任审计处长，可谓是“官运亨通”。但他对我们弟几个要求甚严，他的观点是：“严厉出才干，姑息养小人”。这也难怪，他处在那么一个特殊位子上，一个非常敏感的单位，如不很好地把握自己，栽跟头的可能性很大。由于他很特殊，在家人的心目中举足轻重，家里的经济困难和人事安排全靠他一个人，老五和老五的媳妇都是他安排的，以及侄子侄女外甥等。但是，在这里不能不提及老六，他是我们家从小送人的老么，那时家境贫寒，无力养活十口之家，无奈只得送人扶养。时隔三十多年后，辗转路程，他又回到我们家，老三把他从东北安排到涿州工作。仅此一项就给郭家立了大功，真是功不可没。所以姓郭的一家都挺怕他的，他的举手投足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哥几个。
老三的荣任升迁除了上述原因外，最关健的是他有个贤淑的妻子，她是北京高干子女，父亲是南下军官，全国解放后分配到国家海洋局工作。而老三的提拔，又于他岳父的关照不无关系。老三的妻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好的素质，待人接物有条有理公开透明，既受人尊敬，又为人称道。
现在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在哥几个之中排行老四，既不像老大那样磨难多多，也不及老三那样一路风光，在哥们几个之间我是最落后的，家庭条件差与他们是不可比的。我性格内向，不善辞令凡是唯若是从，一副提不起来的架势。物质上的贫乏，导致许多人不愿与我交往，大多朋友也避而远之。好在除去性格上的因素外，也没有啥大的毛病，加之喜欢文学，爱躲进象牙之塔，很少与外界接触，孤陋寡闻也很难免。近几年来发表点豆腐块文章，才算有点影响。由于我的护士职业身份，时常让我处于尴尬境地，心理压力迫使我不得不从临床一线调到二线去。二线工作虽说事在人为，但事务繁杂，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排斥，处事艰难。经济收入显然下降，我深信只要勤奋，就没有淌不过去的河。
老五在涡阳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二十岁由老三介绍去了新疆厍尔勒大沙漠，在勘探队找石油，一干就是五年，受尽了风沙之苦，养成了新疆大沙漠粗犷豪野的性格。八十年代后期调到涿州物探局基建处工作，再后来考取物探大学，毕业后成了处里一名小科长。老六原先在东北桃山粮食局工作，他从小在东北长大，养成东北人豪爽好饮的性格，受市场经济的冲击粮食部门被推向了市场，在单位没事干，加之他为人行侠仗义，做事不计后果，债台高筑，家里到了穷山恶水的地步，没澈，老三将其夫妇调往涿州安排在热电厂上班。而他最怕老三但又离不开老三的帮助，如果他在涿州混上几年定有所发展。
现在我来分别介绍姐妹几个人的情况，大姐没有正式工作，文化水平也不高，自小就帮家里做点小生意，结婚后到姐夫的服装加工厂上班，也就是给人家做衣服，改革开放后自己单干，她与姐夫先是跑客运，后挣钱置地盖厂房，搞小作坊做冰棒，面包生意。后来发展成小型企事，生意越做越大，有了钱就表现出浓重的小市民气，处处一副精打细算的样子，真是到了“穷时不知钱怎样挣，富了又不知钱怎样花”的地步。这几年赔也赔了，赚也赚了，生意还得继续，一心只想大发展，又受更大的经济制约，怎么办，只得靠剥削工人劳动力以及苛扣农民工薪水来支撑。对家里的人也表现出为富不仁，谁也别沾他们的光，更别想从他们哪里得到好处。这也怪不了他们，因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经。其实经济社会就是这样，谁也不帮谁，而穷富差别也就是这样形成的。
二姐，受文革的影响没上好学，并且在父亲最倒霉的时候，家境穷困潦倒时，在没有任何嫁妆的窘境中，远嫁到淮北煤矿，找了个下井工人，艰难渡日，苦撑到现在，一双儿女也没上出学来，女儿靠打工生活，好在儿子在涿州银行谋了份工作。二姐夫已退休，二姐也办了病退，俩人的工资还算能维持生活。
妹妹是八三年老爷子退休，她接班的，她小学没上完就不上了，就给大姐带孩子，耽误了学业，先是在医院制剂室工作，然后到图书室，也就是医院的一般职员。
我们全家二十多人，在老爷子杖朝之年聚集一块，请人给拍了录像和照片。年三十中午在乐行宾馆摆了三桌（男的一桌，女的一桌，小孩子一桌）吃了团圆饭就算给老爷子庆八十大寿了。
郭义军于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