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2 年10 月，三机部张金波、冯宝恂在南昌320 厂召开设计科长会议，320 厂副总
工段师冯旭接见了大家，出席会议的有320 厂高镇宁、112 厂胡淡、122 厂马凤山，132 厂
屠基达，172 厂刘延生，372 刘毅等。
告别沈阳，我坐火车经北京来到了成都，那是1960 年3 月份。
1960 年成都的冬天，虽然没有下雪，但特别阴冷，太阳总是躲躲闪闪不出来。成都飞
机厂一度热火朝天的5079 飞航式导弹仿制，开始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下马的风1960 年底
开始刮，直至1961 年中宣告正式停止工作。我就是因为要上当时十分神秘的5079，1960
年初，从沈阳飞机设计室被调到成都飞机厂(简称“成飞”)任第二设计科的科长的。
离开沈阳前，正好航空工业局徐昌裕副局长来沈阳，他召我谈话(事后才知道，调我就
是他决定的)，告诉我要仿制的地对舰飞航式导弹的简况，这导弹的引进就是他去苏联谈判
的。春节以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飞机自行设计的岗位，坐火车到厂，住在招待所，晚上即被
毛庆勤同志拉到厂模线室处理问题，投入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导弹仿制洪流之中。
1961 年中，本厂的弹体零件已做出90%以上，外厂的发动机、自动驾驶仪和地面发射
架等重要配套都差不多了，眼看快要到手的东西，付诸流水了。党的事业本无个人的得失可
言，但两年之内，主管过的东风107 被挤掉下马了，一度参与过的东风113，听说也不行
了，现在又碰上5079 动荡，心里总像压了块“配重”似的沉。听二机部一局主管5079 的乔
广振同志讲，型号投资花下去两亿多，多可惜啊。因要上导弹而调来的我，附带的成了牺牲
品，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成飞虽然还在基建阶段，但总要有产品可干，航空工业局给厂里下达了测绘仿制歼5
甲全天候歼击机(当时叫东风104 号机)的任务。
一
歼5 甲1964 年底定制，同时宣告成飞厂建成，真是双喜临门。这话至今，已整整20
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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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里，20 年真是弹指一挥间，但用一个人的有效时间算，却几乎是大半辈
子了。这中间夹进了一个十年动乱，我们这一代人，统统被缩短了等效寿命，当年的小伙子、
大姑娘，今天已戴起了老花镜，而当年宣告双喜临门的厂长马诚斋同志和当时的副厂长赵继
等同志，已经相继成了古人。道路是曲折的，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成飞
成长了。漫步在昔日的泥巴路今天已绿树成荫的大道里，感受成飞今天正在进发的青春活力，
难道不应该出自内心地怀念当年为建设成飞一草一木，为新厂出飞机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的人
们吗？
歼5 甲的任务，1959 年已给过沈阳飞机厂(简称“沈飞”)，没有图纸资料，给了一架苏制
米格-17пф 中样机。沈飞想利用歼5 的制造基础，动手用样机作参考，修改歼5，后来发现
小的改动，改不出全天候飞机来，就中止了这项工作。但是空军迫切需要这种低空夜航歼击
机，当时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美蒋飞机P2V 经常于夜间低空入侵我国沿海各省进行侦察骚
扰，我军急需夜间歼击机。1960 年中，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悍然终止一切合同，撤退专家，
逼得我们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
经过陆续派人去沈飞摸情况，对歼5 甲任务已经大致有个谱之后，1961 年5 月杜向光厂长
传达薛少卿副部长的意见：成飞的中心工作是基本建设，先基建后生产，但要积极自力更生
搞歼5 甲，越快越好，不能动摇。厂里据此敲响了歼5 甲仿制第一关――测绘设计的锣鼓。
二
首先是组织设计队伍。经厂党委研究，决定管飞机的第一设计科和管导弹的第二设计科
合并，成立单独的党支部，配专职支书，并且陆续从全厂抽调一些技术人员。即使如此，也
只凑起百余人，其中1961 年当年刚出学校的大中专毕业生占一半，从老厂调来有过一个以
上机种技术工作经验的同志不满30 个，搞过设计工作的更少了，全设计科平均年龄24 岁。
1958 年动手建设成飞的基本干部和骨干工人队伍是从老厂南昌飞机厂(简称“南飞”)输送来
的，但是南飞看到了自行设计和设计队伍的重要性，为了保持该厂已形成的强5 设计队伍，
原则上不按比例输送设计干部，所以成飞当时的设计队伍即使跟厂内的比，也特别弱。部、
局上级当时受苏联设计影响，建设成飞的主导思想是建成一个仿制厂即沈飞厂的复制厂，生
产所需的设计图纸资料都从国外拿来经过沈飞仿制再转来成飞即可，用不到什么设计队伍和
手段。所以在工厂初步设计中设计性试验手段一点也没有，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全厂有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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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计算机，规定一台是模线室的，一台是计划科的，很明显，设计部门只要有几支描图笔
即可。这种“深度近视”所造成的后果，理所当然地为工厂领导人所察觉，特别是中苏关系恶
化、空军要求自力更生绘仿制歼5 甲以后。所以集中全厂能适应的技术人员到设计科，工
厂还是下了很大决心和功夫的。
除了自己集中力量以外，还请求了外援。这样，后来南航有两批师生共57 人，于1961
年8 月至11 月来参加过测绘。特别是新成立不久的国防部航空研究院六院沈阳飞机设计所
派出了我的老同事胡除生、方宝瑞、吴逢光、高雪仙等31 位有经验的同志，在1961 年9
月至1962 年1 月间，来帮助测绘，起了很大的传授和推动作用。测绘设计队伍，可以说是
边组织边测绘边成长起来的。测绘队伍最高潮时达220 人。为了有效地搞好测绘设计，航
空工业局任命我为歼5 甲的主任设计师，集中测绘中的技术指挥权。这办法多少受五院搞
导弹那一套的影响。开始是在北京时张金波处长提出来的建议，这个头衔，有一长制味道，
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是我的一大罪状，枪打出头鸟吧，这是后话了。当时干工作是没有后
顾之忧的。科的领导有毛庆勤、马岱芹、彭仁颖连我共4 人。队伍集中起来以后，很多事，
都得从头做起。开始是组织学习基本的业务知识，从文件制度、制图规范，到飞机标准、工
艺指导文件生产说明书，消化歼5 图纸；统一对测绘工作的思想认识，统一测绘的指导思
想和工作方法。有些事还要经过不断地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进一步统一认识和深化。特别是
图纸测绘出来进行了强度计算以后，由于不可避免的错误甚多，经过了两次质量复查，把大
量错差，消灭在零件试制之前，不仅避免了浪费，也是使设计符合实际和设计技术水平提高
的过程。一个大学或中专毕业生，刚离开学校分配到工厂，放下行李，就加入了测绘设计的
行列，独立负责一部分工作，是困难，但也未尝不是最好的锻炼机会。至于已毕业一两年的
熊永质、王寅恭、范筱芳、朱雄杰、李宗俊、张得三、陈孝彬、陆英育以及南昌调来的黎忠
显、沈泳沅、王维翰、方鸿禧等同志都已是测绘中的骨干技术力量了。人，就是在这种压力
比较高的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三
歼5 甲测绘正是三年经济困难困难时期。
我们的广大设计人员，在繁重的测绘任务中，咬紧牙关，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忍受生活上
的艰难。当时技术人员和城市居民是一个粮食定量，每月定量23 斤还节约2 斤，实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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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有一段时间，副食蔬菜几乎是没有的。特别是大食堂，还要承受食堂里的流失，据当时
调查，每月实际能吃到19 斤已算不错。最困难的时候，除了定量的一块蒸饭以外，就是一
小撮用油炒了一下的盐巴当菜吃，极少有机会在自由市场里花一元钱买到一个鸡蛋或一斤红
苕(白薯)。我自己1.78 米研制中的歼5 甲飞机的个头，瘦得连衣、鞋只有104 斤，我爱人
则浮肿并闭经。我有两个孩子，大孩子上幼儿园，一天在菜里发现有两条肉丝，含过以后，
偷偷放在围兜的口袋里，带回家给妹妹吃，匮乏和精神都体现了，也让我终身难忘。没有人
算过每天摄入了多少卡热量，但肯定会令人吃惊的。
沈阳飞机设计所31 位同志来支援测绘，春节我们开了一个联欢会，是用了几斤生胡萝
卜招待的。他们回去前一起吃了一顿饭，是各自出粮票、定量发饭的，一点点“大方”一下的
余地也没有。生胡萝卜招待的联欢会，我想在航空工业的发展史上，恐怕是空前的也应该是
绝后的了。但是主客双方的情绪是十分热烈的，谁都
理解这胡萝卜也来之不易啊。何况是大家都认为能在歼5 甲测绘上，共同做些贡献，
是飞机设计人员应尽的职责，生活困难算得了什么？我们的党领导下的广大知识分子，有多
么高尚的革命情操啊，他们无所畏惧地在自己的脚下踏出一条新的小路来。
测绘队伍一下子膨胀起来，没有办公室，大部分只好搬到空气十分流通的大厂房里。测
绘高潮的时候，正是生活困难高潮的时候，1961 年的冬天，真是饥寒交迫。我们有的设计
员，拿了纸笔和工具爬到飞机上去，没力气爬下来了，有一位设计员竟然昏倒在飞机旁，这
些，大家都没有一点怨言。工作需要晚上加班，都自觉地去了，尤其当干部的，每晚开会或
加班自不待言，星期日不加班需要通知明天放假才不去，没有人想到要什么额外的报酬，没
有人想到要表扬，脑子里只有为祖国争气一个愿望。我常常晚上十一二点回家，就吃几个生
胡萝卜或煮一小碟红苕叶子，对付一下肚子作夜宵，这比住在独身宿舍吃大食堂的年轻技术
人员已好多了。为了共同渡过困难，厂里号召各单位自己开些荒地种点什么，自己补助一下，
但客观上这只对工作不忙的单位有好处，像设计科这样工作忙的单位，只好看着人家吃，因
为有点力气要使到工作上去，谁也不愿把工作放下。回想起当年的这股子傻劲，一种无私境
界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至今还会油然而生。
四
飞机的测绘，硬是在队伍弱、生活苦的两大困难的夹缝中，奇迹般地迅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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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局并没有明文给我们规定“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的原则，但这条原则上下完
全一致。客观上有歼6(当时叫东风102)“一刀两断”的历史教训，也有沈飞曾经打算用歼5
改型但未搞下去的借鉴。但对我们成飞来讲，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支新的设计队伍和试制队伍，
只能用样机来统一千军万马的行动，只能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在图纸测绘出来以后，只有
摸清了后机身以及后煤油箱等与歼5 的差异，才能在1962 年9 月由航空工业局徐共青团国
营峨眉机械厂六二年红旗支部――设计科支部昌裕副局长为首的工作组帮助下，决定后机身
及后煤油箱等改用歼5 图纸，从而可以更好地利用歼5 工艺装备。最后经过批准，共有37
项部件，大至机翼、后机身，小至锁钩作动筒，借用歼5 图纸。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成飞
利用歼5 工装和沈飞利用它是有差别的，因为歼5 仿制时，有不少苏联专家，不强调产品
图纸、工艺资料、工装和实物的绝对相符，成飞拿来后，没有沈飞仿制歼5 的实际经历，
要弄清它，是要下一番工夫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批判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是爬行
主义，洋奴哲学，离开了当时的具体条件说话是方便的。当然，一个成熟的飞机设计师，不
愿意受什么样机的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我们的专业组长一级的骨干自己都没有
真的设计过一个零件，国家因国防急需又规定限期出飞机因此必须一次试成的情况下，能有
这种自由吗？
测绘设计要完成测绘飞机的任务，但在长远意义上，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支具有良好作
风的设计队伍，要求他们在一开始养成一种严格、认真、准确、谨慎的作风，知道自己这一
字一笔下去的分量和担子有多重，然后更多的自由才会到来。测绘有两架样机(苏制米格
-17ЦФ)，一架0807 号已经被沈飞分解过，1961 年3 月运到成飞；一架1019 号，是直接
自部队飞来的，测绘完了后，恢复装起来在飞行试验研究所进行了摸底试飞后，还给部队了。
测绘工作自1961 年8 月样机吊上平台作全机外形测绘开始，到1962 年10 月全部技术条
件和强度计算报告等发出，共计15 个月，测绘图纸占全机图纸的60%，与歼5 不同的零件
有50%。由于米格-17ПФ 飞机和米格-17ф(歼5)都是由米格-17 发展出来的，中间还有米格
-17П，所以米格-17ПФ 和米格-17Ф 除了前机身加粗，加装全雷达等主要差别之外，在结构、
系统上大同小异之处甚多，直接改用37 项歼5 部件之后，歼5 甲和米格-17Пф 在局部构造
上已不完全相同。
图纸投入试制后，设计人员继续经受试生产的考验，除了向各车间派出服务代表外，还
由彭仁颖同志代表设计科去参加生产长为首的集体办公，随时解决设计问题。因为是自己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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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的，很多问题都要找设计拍板，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后来工厂的习惯。针对当时厂里的
情况，我们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宁吃三分亏，不扯一分皮”的口号，扯皮往往是由于不想多做
工作多负责任引起的，当然也有技术水平低、心中没有把握的问题。这I：1 号有点近乎傻
气，但是回想起来，当时设计科的科风的确是很好的，设计科当时年年是全厂两个先进科室
之一。
共青团国营峨嵋机械厂1962 年红旗支部表彰会留影首批试制的飞机，用的是沈飞歼5 的机
翼。01 架全机静力试验是运到沈飞去做的。静力试验时还有一个插曲，飞机运出去以后，
从北京传来一个说法，说飞机犹如破汽车一般，强度肯定不行，一时厂领导都有些惊慌失措，
悲观的气氛笼罩着全厂，直至领队去参加试验的毛庆勤同志发电报报捷大家才舒了一口气。
02 架试飞是把飞机运到西安阎良去飞的。按上级批准的试飞提纲共飞10 个课日、16
个起落，1964 年11 月11 日首飞，11 月29 日飞完。19 天之内，飞了10 个飞行日，新机
定型试飞这样快，是少有的。领导重视，组织得好，各方协作。除了部里主管外，兰州空军
袁副司令亲自来抓，630 所全力以赴，所长、政委都亲临现场。厂里由总工程师晋川同志带
队去的，我和总特设计冯玉麟、总检验师唐吉人等都去了。后期马诚斋厂长也到了现场。郝
太华、吴有昌、程荣生三位试飞员试飞，首飞上天是副大队长吴有吕试飞，大队长郝太华指
挥。12 月初返回成都，12 月5 日开始国家鉴定，12 月14 日在成都进行了飞行表演，15
日开了全厂性的飞机定型大会，航定委主任曹里怀同志宣布我国第一个测绘
仿制机型歼5 甲试制成功了。成飞也同时建成了。
五
歼5 甲原定总产量150 架，后因PП-5 雷达进度跟不上，不少飞机只好装配重出厂，等
雷达生产出来后再去加装。空军等不及，最后生产到124 架就停产了，这是1967 年“文化
大革命”热火朝天时候的事了。国产歼5 甲飞机在部队长期使用中，一直被部队称赞为质量
很好的飞机，质量稳定，很少有故障。这是与当时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军工产品质量第一有关，
当然也与成飞全厂上下兢兢业业、对工厂第一个批生产机种在质量上精益求精的努力分不
开。在厂领导队伍里，总工程师晋川同志是有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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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以后的1979 年中，一位空军领导机关的同志随空军首长来厂，视察我们总装车
间，他看到歼教5 飞机的时候，曾问过我：“现在恢复生产一些歼5 甲可能不可能？小型化
的645 雷达(PH-5 改型)生产没有问题了。”可见部队的同志，对当年国产歼5 甲飞机始终怀
着好感。曾经为它出过一把力的成飞职工，应该引以为自豪了。
（本文节选自《淡墨集――飞机设计师屠基达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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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基达回忆录：自行设计初教-6 飞机的内幕故事
自行设计初教6 飞机
设计出初教6，是一件特殊的经历，必须单独说。
1980 年，我意外地接到320 厂的同志托人带给我因“初教6”获得国家质量金奖而分给
我的奖金和纪念品，礼轻情谊重，真使我心情十分激动。已经20 多年了，那一段共同奋斗
的经历，竟是如此令人难忘!
初教6 开始设计时叫“初教1”，代号102，以后称“红专502”，定型投产时命名为初教6。
1958 年我曾写过一份研制总结，留的底稿在十年浩劫中，连同一些其他资料，被我亲
手烧掉了。设计初教6 的主角之一——林家骅同志，1960 年已调出航空工业。老一辈的徐
舜寿、黄志千同志早作古人。开始的设计工作涉及两个厂的同志，人员已是散处各地了，前
后又有两个阶段，我有责任对它的历史结合部追记一笔，尽管时间已久，我也有些记不准了。
初教6 飞机首飞成功
1957 年第四季度，112 厂飞机设计室成立已一年了。第一架我国自行设计的两侧进气
喷气式歼击机教练机歼教1，正式完成了打样阶段并进入工作图设计的时候，四局给设计室
下达了第二个设计任务，设计一架前三点的螺旋桨初级教练机。
我们国家当时正在生产的初级教练机是仿苏的雅克-18，它是后三点的，适应不了飞行
员要飞的各种前三点飞机的要求。另外，雅克-18 那种钢骨架承力，外罩蒙布的结构也显得
落后。电台要改用国产的超短波电台，雅克-18 的电功率不够，体积也放不下……在雅克-18
上改型，还不如自己设计一架新飞机好。
室里把这架新机的总体方案设计任务，交给了才从320 厂设计科副科长岗位上调来总
体组的林家骅同志。当时设计室里集中了不少原来曾担任过科一级领导工作的技术人员任设
计员，大家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在技术工作上作贡献。不计较地位，已成为一种很好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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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320 厂自1954 年仿制雅克-18 成功以来，一直在批生产，所以林家骅同志对它是很熟
悉的。自行研制初级教练机，是我国走独立自主道路最起码的一步，而且当时印度已有自己
的初教机，所以，从室里来讲，决心就更大了。
1958 年初，总体方案随着1∶1 木质样机和吹风试验顺利完成以后，逐步定了下来。
为了改善飞机前方的视界，去掉雅克-18 难看的机头，选用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道里斯-B 发动
机和配套的螺旋桨。它是气冷式V 形排列的气缸，因此机头扁平，前视界很好，外形比较
美观。
1958 年春节，歼教1 图纸发出，模线工作开始以后，室里就决定抽一部分同志搞初教
6 的打样，徐舜寿同志通知我和林家骅同志任主管设计师。面对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的新飞机
设计任务，大家是很高兴的。
初教6 的机体被定为全金属的薄蒙皮半硬壳结构，飞机外形粗看和雅克-18 差不多，实
际机身、机尾翼以及前三点起落架都没有原准机。对我们这支新队伍来说，减轻结构重量成
为设计工作中最突出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为减轻每克重量而奋斗”的口号，实际工作中也
做到了精打细算。全机打样设计和木质样机审查，到5 月份就已完成。由于112 厂当时正
处在歼教1 的试制高潮中，而且将来也有个批生产定点的问题，因此，四局决定初教6 改
在320 厂试制，由飞机设计室的同志带着方案和打样图到320 厂和该厂的同志一起搞工作
图设计，然后在320 厂投入试制。室里就指定我和林家骅同志带队，28 人马上到南昌去。
临行前，四局副局长徐昌裕同志正好来112 厂检查工作，他找到我，专门做了交代。特别
叮嘱说，这次去，不仅是共同合作把初教6 搞出来，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带出一支队伍来。
自行设计飞机只靠112 厂一个点是不够的，这次设计室的人去，好比过去解放区开辟新的
根据地，要帮320 厂也建起设计室来。徐副局长的一席话，使我感到此行不仅要搞出飞机，
而且要带好作风，责任真大呀!好在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什么左顾右盼的后顾之忧，
我们一行很快就带了全套打样资料坐火车出发了，1958 年6 月初到达320 厂。厂的领导很
重视，总工程师冯安国同志，副总工程师冯旭同志都经常来看我们，设计科长高镇宁等同志
更是全力以赴(就在初教6 设计过程中，320 厂设计科改组成轻型飞机设计室，高镇宁同志
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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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三个月，正是南昌这个火盆天气考验人的季节。工作一开始，首先是组织交底
工作。1954 年雅克-18 试制成功搞全机静力试验的时候，我代表122 厂来过设计科，所以
有些同志我有点熟，加上科里(或者说全厂)群众发动工作做得很好，大家都一心为工作，没
有什么门户之见，工作一下子热气腾腾地展开了。我们去的人分别插入到各专业中去，介绍
打样工作的细节。我们去的人中，越沛霖、吴铁民、陈一坚、林梦鹤、李文龙、吴正勇、谢
顺龙、张定一等同志分别主管强度、重量、机身、机翼、起落架、液压的动力和特设等，设
计队伍一下子扩大成90 多人。这支年轻的设计队伍中都是二十多岁的人，恐怕只有我满了
30 岁。因为要扶植320 厂建新设计室，虽然沈阳来的人技术上都比较强，但决定从主管到
组长都当副职。
为了优待沈阳来的同志，我们全体都被安排在320 厂的干部食堂吃饭，那时厂里不少
干部自己家里是不做饭吃的，食堂吃得很好。另外，为了让我们体验生活，大家一起坐了一
次安-2 飞机。飞机飞得不稳，赵智明等几位同志在飞机上呕吐了。此外对我还特别优待，
由汪珊孝同志把我带到试飞站，坐了一次雅克-18，当时是允许非空勤人员压后舱的，背了
伞包上飞机。实际上我连怎么开伞也不知道，只是当坐垫而已，我的个子高，坐直了头都顶
着舱盖。
组织好队伍后，仅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全套设计图纸就设计出来了。这期间，厂办公大
楼三楼的设计室办公室，晚上从来没有熄过灯，房门从来没有上过锁。大家一起夜以继日地
干，风扇吹的风都是热风，尤其白天，真是挥汗如雨。当时，在厂的安东诺夫设计局总设计
师代表斯米尔诺夫看到我们自己设计飞机，也很热心地来帮助我们，他是设计起落架出身的，
所以特别帮助我们主管起落架的李文龙同志一起讨论问题。
在这期间，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同志曾先后来南昌检查过一次工作。
因为是自行设计，一没有框框，二不受其他人的约束，再加上飞机本身技术不复杂，所
以在设计工作中，只要自己有把握的就干，自由极了。这样，效率也的确高，有的重大问题，
只是当场一讨论，就定下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设计机翼时发现打样时未考虑周到，前梁
起落架接头附近有一侧向力不好传，半夜里主管机翼的林梦鹤同志和我研究，我当时出主意
说加一斜撑杆吧，结果半硬壳结构搞了一个杆系斜杆。后来在试制过程中，发现发动机整流
包皮下部有个前起落架舱门收放不协调，由于进度紧，便临时决定干脆把舱门取消，结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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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就空了一块。主起落架加工出来后进行静力试验时，轮义根部提前破坏了，徐国正和我商
量，我决定在根部左右两边焊上两块钢板加强，重新静力试验通过了。这些设计上的历史痕
迹，后来我去看成批生产飞机时都仍在，如果有人学究式地分析设计意图的话，恐怕很难考
出“古”来的。
在发图中间，沈阳设计室里来消息说发动机来不了啦，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发动机
才在试制，我们上了广告的当。于是决定改用国产埃姆-11 发动机及其配套螺旋桨，十分可
惜，机头又变成大机头了。但也就早做决策，没有因此耽误研制进度。后来向捷克斯洛伐克
订货的发动机来了，听说发动机不能倒飞，地面试车噪声又很大，新螺旋桨性能不匹配，发
动机磨损得厉害，扁机头的方案也就寿终正寝。此是后话，当时我们早已离开320 厂。
图纸发出后，模线绘制和试制工作就开始了。模线是在一个礼堂的后台绘的，画好以后，
干脆把图板搬到试制车间型架边上。当时，工装用得很少，甚至有的样板也省掉了，就在现
场边敲零件边比划。厂里为了集中力量，指定副生产长刁长庆同志组织试制车间并兼任主任，
总抓试制。工艺工作由装配科副科长周砥中同志抓总。设计人员全部在车间一起干。
下班后的有线广播里，天天都是大干102 号机的消息，全厂气氛热烈极了。一个多月
的试制周期，每天几乎都是24 小时连着干的。飞机到了总装车间，正式开了两大班。总装
工人在教练机上很有经验，继承性比较大的液压系统、操纵系统，在装配调整中出现了一些
问题，设计、工艺人员和总装工人一讨论，就很快解决了。
第一架飞机铆装才两个星期，总装才7 个昼夜，就推到了试飞站。试飞站地面工作包
括称重在内，只一天时间，飞机第二天即滑行上天了。这样，这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个批生
产的自行设计飞机，从开始设计第一张工作图纸，到第一架原型机上天，总共才用了72 天。
飞机的静力试验是由吴家粹同志主持的。当时320 厂还没有专门的静力试验厂房，也
没有地轨，是在承力架上试的。全机试验时，喊出百分之九十之后，一声巨响，一边机翼在
百分之八十几时前缘扭转大面积失稳，载荷加不上去了，当场把我们吓了一大跳。仔细一检
查，失稳是从前缘根部和前肋铆接处局部失稳开始的。设计上因肋有一缺口少一个铆钉，铆
接时该处又漏铆一个铆钉，等于有两个铆钉间距内无铆钉，致使前缘蒙皮支持条件局部变差。
后来修复加钉重试，果然通过了全机试验。前、主起落架是全新的设计，要进行落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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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厂没有落震台，就在室外空地上临时支了4 根柱子，搞了一个台面，露天试的。这件工
作是以我们设计室强度组的俞树奎同志为主一手搞起来的，可能是既空前也绝后的吧。
试飞的工作，320 厂指定由当时任检验科长的何文治同志主持，试飞提纲是设计科的周
钰声同志起草的，并由他负责向试飞员技术交底。空军从六航校派来两名飞行干部担任试飞
员，飞第一架的是一名姓吕的大尉同志(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后来他为初教6 批生产起过
促进作用)。8 月27 日试飞那天，我们在跑道端头的指挥车旁看着这第一架全身喷着红漆、
中间有一条闪电的原型机平稳地飞上了天，真是既紧张又高兴。第一个起落下来以后，车子
把我们和试飞员一起拉到试飞站的停机坪。一阵锣鼓声和掌声，使我猛然从沉浸在第一次原
型机顺利上天的兴奋境界里清醒过来。我才知道有一个场面热烈、由已改任厂长的冯安国同
志主持还有省里领导同志参加的群众庆祝会在等着我们。一下车，两名女同志上来向试飞员
和我各送了一束鲜花，我思想毫无准备，激动得不知怎么说才好。这束鲜花是送给沈阳来的
全体同志的，是送给全体设计人员的，我只是个代表罢了。
这时接到徐舜寿同志自沈阳给我的来信，大意是：在320 厂的工作，原型机上天后可
告一段落，后边的工作要相信320 厂的同志一定能够搞好的。因此我们的同志可立即返回
沈阳，迎接东风107 号机的新任务。
初教-6 飞机首飞成功
我们在8 月下旬带着两厂共同战斗的友谊和胜利的喜悦，奉命离开了320 厂。以后不
久就听说何文治同志带两架初教6 原型机飞到了北京，准备和两架歼教1 原型机一起参加
国庆检阅。这两种飞机因故未能参加检阅之后，在北京短期展览过，并且在南苑机场为中央
领导同志做了飞行表演。当时，我曾得到过一幅有这架飞机的彩印照片的明信片，成为唯一
的纪念。
好事多磨。飞机上了天还不能说完成了设计，试飞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最主
要的是发动机性能不好，与其配套的螺旋桨不能变距，因而很多机动动作无法完成。面对这
种局面，四局和空军有的同志主张还是仿制苏联的雅克-18A 初级教练机，对初教6 不放心。
经过争论，后来经刘鼎副部长拍板继续改进红专502，使这种刚刚诞生的小飞机有了生存的
希望。当那两架原型机于1958 年10 月飞回320 厂以后，112 厂飞机设计室的同志正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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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东风107 歼击机，改进初教6 设计和完成试飞的担子就都由320 厂挑起来了。后来换
装苏制Aиl4p 发动机，修改机头设计，排除飞行中出现的四大故障，终于达到了设计要求。
又经空军派出有经验的试飞员，在试飞研究院进行鉴定试飞，全面达到了定型投产要求，于
1961 年经国家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投入成批生产。这些后来的事情虽非亲历，但每听
到有关初教6 的消息，都感到十分亲切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教6 是一个较简单的机种，但其原型机的研制，很有些特点。不仅速度快得惊人，
更有意思的是，人似乎溶化在一起了。设计和工艺、技术人员和工人、领导和群众、112 厂
的设计人员和320 厂的设计人员等等，总之，凡参与试制的人们之间，关系密切，相互支
持，凡事商量着办，没有扯皮，没有门户之见和“版权”之争，出了些事故也没有互相埋怨。
我们最老的设计师之一林梦鹤同志至今还深情地回忆：“虽然非常紧张，但这是我参加研制
机种中，心情最愉快的一次。”这恐怕代表了很多当事人的心情。
每当我看到蓝天上飞过初教6 的时候，心中禁不住涌起1958 年的那一种甜蜜和幸福感。
事隔20 年之后，1978 年秋，我在某第三世界国家观看他们的空军节飞行表演，当初教6
和歼教5 分别列队飞过检阅台时，暗暗的一阵激动令我悲喜交集，悲的是十年动乱造成的
落后局面何时才能弥补上?喜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的进步还能做些贡献!
（本文节选自《淡墨集：飞机设计师屠基达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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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达回忆录：歼教-5 诞生于乱世 长大少抚养
第1000 架歼教5 飞机1984 年将从成飞飞出。人到了这当口，该祝寿了。飞机，本也
该庆祝一番的，本文也算祝寿的表示吧。生产这飞机，不需花多少领导人的精力了，每年几
十，旱涝保收。最近英国的《詹氏飞机年鉴》有它的芳容了，也算是迟到的消息吧。
这个飞机貌不惊人，乍一看，也没有一股子苗条身材的机灵劲。开始时，有的同志还认
为有些丑，因为长了一个小鼻子，现在才习惯了。人是一定要有个鼻子的，飞机则未必。歼
5 甲是个大鼻子，洋种吧，歼教5 是个小鼻子，自己生的。上海人有句口头禅：瘌痢头儿子
自家的好。每当我看到它的小鼻子，却总产生一种亲热感呢！
歼5 甲1962 年底测绘完了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了。这一年秋收以后就明
显地感觉到了，1963 年一过，竞出乎意料的变得快。我到成都以后，误以为是荒地的厂区
四周，恢复起一片片黄澄澄的菜花、绿油油的水稻，田间灌溉渠也欢快地流着幸福的水。脑
子里塞满了飞机的我，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只感到和经济形势好转的势头一样猛，我们设
计队伍也成长得有点快。测绘时形势一逼，大家动了不少脑子。图纸资料投入试制中有了问
题，自己设计的，不能用洋人作挡箭牌了，必须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又一逼，压力当然是不
小的，但队伍逼上了梁山。
20 世纪50 年代搞自行设计当时，对苏联不首先支持我们走自行设计的道路不理解。他
大学课堂里已经给学生用的设计规范，我国正式提出要时，他拒绝给。1960 年中、苏关系
破裂公开化以后，才醒悟到，原来那号称共产党的人实际搞的是霸权主义。总得自己于啊。
我们厂底子薄，测绘完成后，1963 年初，我就设想搞改型设计。
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 在1958 年上天以后，因新发动机“喷发1”没有高空试验手段
而不准飞上5000 千米，接着“大跃进”的风吹来，大家忙于超声速，等到头脑有些冷静以后，
空军对喷气式教练的技术指标，因有了歼6，不满足于最大速度800 千米每小时，水涨船高
了，歼教1 的夭折前途已定。
空军正在使用的乌米格，没有厂可以生产，而且越来越旧，急需有 国内自己生产的喷
气教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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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当年在沈飞设计室搞歼教1 的时候，厂设计科曾有同志提过用歼5 改教练机
的设想。这不是不可能的，正像苏联用米格一15 改乌米格一样，只是改型的没有专门设计
的那样理想。不得已而求其次，本来也是一种出路。我就设想改歼5 甲，它的大量零件可
以继承，大量经验和工装可以利用。改出来的教练机相对于歼击机来讲是一种长期生产的机
种，不易淘汰，可以当看家的产品，对连年亏损的工厂的经营有好处。只是技术水平低一些，
但冷静地想，总得实事求是计钱吃面吧。
在和毛庆勤等同志酝酿以后，1963 年3 月，我作为歼5 甲主任设计师，通过总工程师
向党委提出了改型设计歼教机的书面建议。提出：“这种歼击教练机，预期用来代替空军正
在使用，但国内并未成批生产的yMиГ-15，估计空军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继续使用的，如
果设计得当，104 号机绝大部分工装可以通用，则可以使我厂在不分散过多的领导精力和技
术力量的情况下，维持较长期的稳定批生产。因此，既有利于空军需要，又有利于工厂的
企业经营。”因为歼5 甲飞机以后没有具体任务。总工程师晋川同志十分支持这个建议，
以后厂长马诚斋同志和当时已改任党委书记的杜向光同志都在报告上批了同意这个建议，并
要求正式写出报告向航空工业局提出建议。这样，就在1963 年5 月由我起草正式向航空工
业局上报了“将104 号机改型成教练机的设想报请批示”即298 号文。
航空工业局认为这个建议是可行的，派了飞机处张金波处长和顾德郯同志来厂共同研
究，除了出飞机以外，对工厂设计队伍从测绘、改型走向自行设计这种发展路子，特别赞赏。
因此，从技术方案到组织机构都出了很多具体主意，要求工厂再报一个改型工作进一步摸底
的报告，这已是7 月份的事了。科里广大设计人员对新的设计任务也很兴奋，大家就在配
合歼5 甲试制的同时，抽出时间投入改型方案的摸底工作。
有了总体的初步方案以后，很重要的是要深入了解使用部队的实际和他们对歼教机的意
见，以便使方案做到需要和可能相结合。1964 年2 月7 日，我随三机部徐昌裕司长去北京
空军大院，空军工程部召集军训部、军校部、科研部、订货部及外场部的代表，听取了我关
于歼教5 总体方案的汇报，由订货部周铁檀处长主持对方案提出了很多宝 贵的意见，肯
定了这种改型教练机的方向，也肯定了一些重大技术内 容。第二天又单独向科研部魏部长
做了汇报，取得了他的支持。就在 这月，空军科研部下发了歼教机的技术方案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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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9、10 月间，我和总体设计组组长范筱芳及薛士浚同志带了方案，访问了修理
和改装过教练机的空军13 厂和空一所，听取意见收集资料，又到空三师芜抚、苋桥两个基
地，分别征求包括汤副师长在内的空勤干部和地勤干部的意见，观看了修理厂改装的双座歼
5 飞机(原意为米格-17ЦФ 飞机改双座，增加雷达观察员做试验的，ЦФ 飞机少，先用歼5
飞机改)。这些都为歼教5 方案适应空军部队空地勤人员的实际需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
们外访经过北京的时候，还专门向十分关心歼教机方案的刘鼎副部长做了汇报。在此之前，
1964 年4 月，孙志远部长来厂检查工作，在党委常委扩大会上汇报发展规划时，听取了我
做的歼教机方案和空军领导机关座谈的汇报。汇报完后，孙部长说：“我看这就是我国自己
的喷气式教练机……”。当时在座的同志都很高兴。这时有个插曲，孙部长问我的姓名，我
回答了，因为我的姓少见，会上有人插话说，就是屠波列夫的屠(实际大多数译成“图”)，孙
部长说：“屠波列夫，好，我们要有自己的屠波列夫”。这个话不知怎么后来传出去了，“文化
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我这个“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时，口号标语，一时都是“打倒成飞厂的屠
波列夫”，使我有幸与“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外号上相呼应。但我迷惑不解的是，真是图波列夫
也不需要打倒呀，何况这全是人家说的话，九泉之下的孙部长有知，也不会来为我洗刷这件
事了。
空军的正式要求下达后，外形和结构方案设计及打样进一步展开了。
歼教5 改型总的指导思想，是在满足教练任务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省、降低成本。我
们国家穷，仅有的一些本钱，都是人民节衣缩食下来的，我们只能做些小本买卖，不能大手
大脚。我认为这一点是做得很成功的，除了试制费的确很节省外，最大的幸运是如果没有掌
握好这一条，“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赶制不出两架原型机来，这就很难设想何时正式有歼教5。
当时具体的办法是，第一，改动部分尽量少，也就是产品继承性尽量大，这样，不仅歼5
甲工装和经验可以利用，而且出问题的机会也少，还可尽量少干扰当时正在试制和转入小批
生产的歼5 甲；第二，必须改动的部分尽可能利用其他机种已成熟的结构和成附件，这也
是一种继承性，只是设计继承性吧。没必要的新东西越少，成功的机会就越大。歼教5 改
型设计的实例说明，很多旧的、人家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可以变成新的、自己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辩证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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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对留不留机头的小鼻子，就曾经有争论。要去掉歼5 甲机头大鼻子的遗迹，变成
歼5 那样，是好看一些，但势必影响9 框以前的全部外形，这也就是前侧壁、进气道、W
大梁、上舱口盖、前轮舱甚至4 框以后都要改，非同小可。我就请机身组的薛炽寿、气动
组的刘运孝同志等，同车间老师傅一起，用一比一木质模型逐步修形，修得越小越好，条件
是中锥去掉，上罩改小，不得影响1 框以后的外形和进气道内形，还要避免机头太纯产生
正激波。他们的努力产生了好结果，这就是现在的机头外形——至少节省了好几十万元研制
费。
座舱盖的外形和结构、弹射座椅、双操纵的飞机操纵系统和发动机操纵系统等等，凡可
以利用乌米格设计的，就尽量用。为了扩大利用和参考，我们还专门借来了乌米格的原文档
案图纸。零批原型机试制时，甚至就直接从空军修理厂买来座舱盖和座椅，用于上天的飞机。
不得已必须新设计的，为了尽量加大机内油量，加炮舱油箱，扩大后机身油箱，是费了
一些功夫。为了节省成本，燃油系统设计员盛才良同志提出了左右油箱蒙皮，只用一套模具
成形的好建议。只留一门炮以后，我建议炮架取消升降机构，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个抽屉式
的炮弹箱。这些导致了歼教5 飞机除做机身及舱盖等静力试验以外，还做了5 项系统模拟
试验，即张功勋同志主管的襟翼操纵系统，张得三同志主管的全机电气系统，刘尚德、张仁
保同志主管的全机燃油系统，陈国强同志主管的机炮供排弹系统和包于涵同志主管的弹射座
椅地面弹射等试验。
成飞当时没有试验室和试验班子，试验都是用简易的条件由设计人员自己动手同车间工
人一起完成的。试验件及试验的条件，往往都需要设计人员主动张罗、东奔西走，但大家都
没有任何怨言。厂里没有专门的试制班子，临时组织一些干部分工管，中间又有整顿歼5
甲的机翼试制质量，后来又准备接收歼7 仿制这些大事，歼教5 的试制领导小组成员，常
处在动荡之中。如总工艺，开始是周砥中同志管，后来常汉臣同志管了一段，生产定型时则
是戴世然同志扫的尾。有关的科室也大致如此。有时一些具体的日常事务，只好由我为主召
集开领导小组开会协调，好在一些同级干部都很支持。除上头的总工程师晋川、谢明同志未
变外，下头的常务主要是我这个建议搞歼教5 的始作俑者，真有些自作自受吧，我别无办
法，就主要靠设计人员。另一方面，我认为设计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要创造出好的产品来，光
是发出设计图纸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设计人员要走完创造出产品的全过程，在这中间修正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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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验证真理，他的设计能力才能成长起来，经验才是真经验。当时报上正在宣传上海万吨
水压机的七事一贯制，我们搞飞机和搞大型单件产品不同，不可能那种分工，但好的设计人
员至少要了解制造的全过程，我是赞成的。
1964 年12 月歼5 甲定型前，曹里怀副司令员和航空研究院唐延杰院长对歼教5 方案
已取得了一致肯定的意见，定型期间，刘鼎副部长、油江司长等又专门听取了一次改型工作
的汇报，所以后来在歼5 甲的定型报告中，专门写了一段要改型教练机，作为航定委的正
式态度。1965 年初部里正式批了歼教机的方案后，正式组织发图并生产准备了。这一年又
请了沈飞的胡淡同志带领的小组来帮助审查设计方案，得到了不少收益。
歼教5 的专用零件占全机的30%，其余的和歼5 甲相同，原型机试制时是在批生产中
抽的，但因为是在歼5 甲转小批生产中插进去的，按马诚斋厂长当时的话，叫做“在生产中
钻空子过来的”，所以试制出专用零件包括几项试验的试验件也大不容易。
1965 年8 月，工厂开始四清运动，工作组进厂。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要突出政治
抓阶级斗争，必定批“白专道路”，我生平第一次成为运动的矛头所向，虽然思想不通，总得
“下楼洗澡”。十多年党龄的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专”，放下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
只是因为是知识分子，多少专了一点，此时好像人了另册，幸而这时还仅仅是“看的”整“干的”
吧，不大厉害，于是边检讨边抓歼教机，1965 年底，下完了楼，对一些个人的委屈又忘到
了九霄云外，“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到歼教机试验试制的前线上去了。马岱芹同志到部里
参加设计科长会议，回来传达部要求各厂都要搞自行设计，661 会议后，厂党委书记要求“三
五”期间设计个新飞机，形势似乎越来越好，谁又知道一场导致灭顶之灾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呢？
歼教5 设计性试制先搞出两架原型机，另有一个机身，是做静力试验的。在歼5 甲飞
机首飞上天一年半之后，歼教5 飞机首飞上天了。总的看，进度的确是很快的，圆满地达
到了三机部于1964 年初下达的歼教机计划要求。1966 年的5 月8 日，是个少有的晴朗天
气，试飞大队的程荣生中队长担任首飞试飞员，在我厂机场进行了地面滑跑之后，于下午3
时22 分，升空进行了20 分钟的首次感觉飞行，他下来以后给新飞机做了充满信心的评价。
但当时正在“四清”，知识分子干部个个都“夹紧了尾巴”，连喜形于色都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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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空军和三机部组织机关和有关厂所的同志和有经验的4 名飞行干部，由空军彭俊
(后来是田杰)处长、三机部周鹤令处长带队组成试飞和鉴定技术小组，于5 月底来厂。鉴定
重点是改型设计，我是首当其冲的，汇报、讨论、起草……定型试飞一次次地在飞。就在这
同时，“文化大革命”由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一下子爆炸开来，把全国也把
我们全卷进去了。“左”的指导思想，一些掌权人的阴谋，被启发出来的狂热和无知，以及深
埋在一些人们思想深处的自私、贪心、怀恨和妒忌，组成了这支庞杂的民族交响乐，这个可
以使人发疯的运动，恐怕除了几个发难的人以外，谁也不理解，谁也没有思想准备。刹那间，
针对我的大字报已铺天盖地而来了。新飞机正在飞，试飞里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技术小组检查
出来的问题，需要沉住气一项项组织处理和答复，对歼教机的评价也在多次讨论中逐步具体，
我起草的定型报告反反复复地修改着，这是鉴定定型的小世界。打着红叉叉的大字报，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黑帽子，周围同志一反常态的各式各样的面孔，同情的、害怕的、仇恨的、打
算一脚踩死的那种阴森，这是政治运动的大世界。我成了那道残酷的名菜——尾巴已炸熟可
食的鱼儿嘴还在张动。这样到8 月中，定型试飞飞完了，技术小组的各式报告稿也完了，
但原定来厂鉴定的航定委成员都来不成了——北京已经天翻地覆了。技术小组返京汇报。
值得感谢的是我还可以干工作，8 月底厂里派我去北京。到了北京，招待所已被造反串
联的人占了，部里的人虽说在北京可和我们一样很不理解，奉命在炮打司令部，实际惶惶不
可终日。领导已经见不到面了，好在周鹤令处长还自由，于是我于9 月5 日和他一起去空
军招待所，由技术小组田杰处长及试飞组赵国光大队长向曹、常二位副司令员汇报，那不是
定型，而是为了研究决定在定型前可不可以先投料小批生产。二位副司令员听了汇报以后，
都一致肯定改型是成功的，认为三机部和成飞对歼教机搞得那么快是抓得很紧的，现在飞好
了是很大的喜事，所以同意先投料小批生产，第二年好拿到飞机。决定专门写报告给总参批。
这年12 月，航定委决定在北京开歼教5 飞机和歼7 仿制飞机发动机的定型会，两种飞
机都飞到了北京。北京，部里管定型的副部长经过炮打火烧早靠边了，航定委的成员也残缺
不全了。厂里呢，“文化大革命”的几把烈火已把厂领导烧得焦头烂额、东躲西藏了，所以决
定让我代表工厂和驻厂总军代表董超然同志两人去参加定型。我当时是边检查边工作，这种
局面直到1968 年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后成了“臭老九”代表人物和500 多名“八类”分子一起参
加劳改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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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里一路上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虽然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但心里想歼教机
能定型，总是一个很大的安慰。12 月20 日住到空军招待所，田处长传达说，定型的报告，
军委聂副主席批示后报到总理那里，总理太忙了，最近才批，批语中有一句话，“要赶快定
型。”听了这个传达，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总理啊，你那么忙，还这样关心着我们的歼教机，
可为什么那些“革命”的人，却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产物而不屑一顾，把忠心耿耿搞生产的人
都批判成为“老保”呢？
1966 年12 月24 日正式召开了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我做了歼教5 飞机的改型汇报。
27 日在南苑机场，上千人参观了飞机，观看了飞行表演，除空军、海军及工业部门的领导
外，总参彭绍辉副总长、总政傅钟副主任、科委唐延杰副主任等领导都去了。1966 年12
月28 日举行了定型签字仪式，我代表工厂签了字，这本来是厂长和党委书记的事。航定委
给工厂发了贺信。待我带回工厂，厂里已乱成一团，据说总工程师晋川同志躲在草窝里被抓
走了，其他厂领导一个也找不到了，我只好把它交给谢明副总工程师。这封贺信，可能至今
没有向全厂传达过，北京定型的情况也没处汇报，厂里知道歼教5 这样定了型的人恐怕至
今也不多的吧。
在歼5 甲试制和小批生产中钻空子出来的歼教5 飞机，生是生下来了，但出生的时辰
不好，它无声无息地来到了人间，迎接它的，没有锣鼓，没有笑声，只有灾难和炮火(炮打
和火烧)。后来生产工艺定型也走了一些曲折的路，好像妈妈被关进了牛棚的婴儿，因为成
飞成了全国有名的“重灾户”。以后军管会的同志带着“工业部门的干部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这
种偏见批判“生产定型论”，张冠李戴地把定型二字当成了右倾保守的代名词，工作中不准提
“定型”二字，干具体技术工作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可以说歼教5 飞机出生于乱世、长大
少抚养，只是它先天还好。所以它是长命的，而且还有些“后福”，1978 年获得了全国科学
大会奖，前后还出了好几次国，1979 年得以进入“八一”飞行表演队。
歼教5 飞机研制一共只花了国家195 万元的试制费，达到了改型设计预期的节省目的。
以钱论价的话，它便宜，有些土里土气，但它却为空军的训练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按照时髦
的说法，填补了一大空白吧。十几年来，这个机型的总产值已超过5 亿元，可建4.5 个成飞，
对成飞的经济效益也做出了比当时预期更多的贡献。20 世纪60 年代初敢于提出“经营”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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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 年后一看，真收到了效果，值得聊以自慰。（本文节选自《淡墨集——飞机设计师
屠基达自述》）
追逐光明的过程-屠基达歼-7 改进过程亲历记
早期歼7 飞机的飞行员曾戏说：“歼7 飞机是跑得快的近视眼。”形象十分贴切，也是歼7
飞机长达几十年之痛。
这里“近视眼”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歼7 原型机飞行员的目视距离近。飞行员向前观察，要
通过复层的防弹玻璃和座舱盖的前玻璃，透过的光线七折八扣，透光率打了几次折扣，飞行
员视力再好也看不远。这个问题经过歼7Ⅱ型改型，取消了防弹玻璃，保留了固定风挡的前
玻璃，即防鸟撞玻璃，基本上解决了。
第二层含义是歼7 原型机带有空空导弹，但没有一个好的雷达，只有雷达测距器。当然
歼7 飞机空战可以依靠地面雷达引导，但自己带的空空导弹可以攻击大于10 千米之远，而
只有测距功能没有方位功能的雷达测距器也仅可测距5—7 千米，导弹的作用远远不能发挥。
因此为歼7 配上一个真正的雷达，不仅是夜间、复杂气象战斗的需要，也是白天作战的需
要。飞行员依靠目视，好天气，也只可搜索到10 千米多一点，更远必须依靠雷达。所以苏
联的“米格”—21 早期出了“米格”—21Ф—K13 昼间型之后，后面大量的改型，从21ПР、ПФ、
М、МФ 到Бнс，都是带雷达的全天候型。印度从苏联引进仿制的即是ПФМ 和ПФ、М 型。
我国早期(1962 年)引进昼间型仿制成歼7 飞机后，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众所周知，我们
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上世纪70 年代开始，我们的歼7 改进改型规划中，
即有第三期改型把歼7 改成全天候型的步骤。以后歼7 有了近距格斗导弹，可以离轴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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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多功能雷达，离轴功能不能发挥，更进一步加深了矛盾。
让歼7 飞机有一对好眼睛，而不是近视眼，既能较远的“看”前方，又能识别敌方方位指引
导弹，是我们曾经为之奋斗了多年的往事。可惜歼7 全天候型未能如苏联体系那样成为歼7
飞机的主角。歼7ⅡA 引进国外电子火控系统时，当时的电子技术还做不到在小机头内装上
多功能雷达，只能有一个较好的测距雷达，从距离上(可测距15 千米)配上导弹。歼7E 型机
翼改型时曾有第二步改机身，解放机头装上雷达的设想，但也未能如愿，这个愿望留给了两
侧进气的超7。
现在由于雷达技术的进步，可以小型化了，不改飞机机头，也可以装上雷达，歼7G 型机
在年轻一代设计师们的努力下实现了这个心愿，虽然晚了一点，但圆了解决歼7 飞机近视
眼的梦。歼7 飞机终于有了一对好眼睛!
回想过去，往事未必如烟。
(一)歼7 改型在文革中艰难前进
原型歼7 飞机引进后，是先使用后仿制的，所以较早收集到部队在使用中发现而要求改
进的问题。1968 年6 月，三机部和空军在沧州召开的会议上，132 厂得到了空一所提供的
一个歼7 外场使用中400 多条问题的清单，112 厂接触得早，112 厂设计科科长胡淡同志在
会上谈了歼7 飞机一、二、三期改进的设想。这个会132 厂设计科副科长沈泳沅同志参加
了，会上成立了以三机部为组长单位，国防部六院和空军为副组长单位的歼7 飞机改进改
型领导小组。此后，112 厂不再参与歼7 工作，歼7 改进改型工作全部由132 厂承担。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 年底开完歼教5 的定型会，1967 年开始，我就“靠边站”了。1967
年5 月6 日，132 厂发生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开枪打死五十多人的武斗时，厂内办公室
人都跑光了，我作为不断写检查的当权派，还老老实实的坐在设计科办公室。大约上午10
点钟，好心的设计员王蕙铨跑来偷偷地告诉我：“厂外已经有几万个城里来的造反派把厂围
住了，看来要出大事了，你赶快走吧”。我一听不得了了，赶快出厂。厂门口果然双方对峙，
剑拔弩张。回到家中，下放在车间劳动的爱人埋怨我怎么那么迟钝，要死人了。果然不到一
小时后，就听到厂门口枪声大作，保卫工厂的一派冲锋枪就打开了。厂外城里来的造反派宣
传车上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枪声一响，老子就死在战场上了。”。鼓
动造反派冲进厂去。这一天开枪打死的造反派五十多人大部分是中学生，宣传车上则是北京
来的大学生。造反派推翻工厂的围墙冲进了工厂，守工厂的厂内保守派退出工厂逃往附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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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处理这全国第一次开枪的武斗“5·6 事件”，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132 厂的确成了文
革中的重灾户。
1968 年10 月，厂里掌权的造反派成立了劳改大队，对几百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
派”，再加上坏头头(保守组织头头)集中起来，实施劳改，我作为全厂唯一的“反动技术权威”，
也被赶进了劳改大队。每天由武装民兵押着，齐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
死路一条”，排队前去劳动，挑石头，筑清水河堤，修机场护厂沟等等。这些重体力劳动，
在某种程度上，比每天在走廊上写检查，清扫厕所，在思想上还轻松一些。虽然，对文化大
革命始终不理解，老老实实干工作，一直听党的话，也作出了成绩，为什么会变成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联想到1958 年反右运动后期右派分子的下场，想想自己，想想妻子，
想想子女，想想年迈的父母，都会怎样，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一切都没有办法，只好一天
挨着一天过。
1969 年8 月，科里造反派宣布我“解放’，回去当设计员。1970 年4 月，厂革委会调我去
生产指挥部当设计组长，代表工厂指挥二个设计连队。此前不久，厂军管会决定撤消原有车
间科室编制，全厂实行军事编制管理，工厂总部机关设立三大部，基层设定了13 个大队，
77 个连队，车间科室都成为连队。3 月份军管会改为工厂革委会，军事编制不变。此后，
生产指挥部陆续给我调来下放在车间劳动的黄理章、薛炽寿、王致斌三名设计员作为设计组
的成员。
我当时第一件大事是组织歼7I 型的全机静力试验。通过六项改进的歼7I 型飞机陆续在生
产线上往前走，原来北京要求1970 年当年研制成的歼7I 型飞机要求完成100 架，后来眼
看完不成又改为60 架，但按研制的试飞提纲飞好的飞机，已有十几架之后，一直没有人来
接收。后来才知道，空军内部不少人全盘否定歼7 飞机，对6 改改型的否定，更不在话下。
因此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几次和厂里领导说，要恢复原型。经过据理力争，最后总算保
留了：加左机炮、改无级调锥及唇口改圆等三项，座舱盖加高、机翼整体油箱扩大被否定，
改815 乙发动机被认为不成熟，最后形成歼7I 型三改三不改方案，重新试制。
1972 年4 月9 日，早上上厕所发现大便全是黑的。最近一段时间胃常不舒服，老毛病没
当一回事。爱人代我拿了便样去医院化验，我仍上班去了。不久爱人拿了4 个十号强阳性
隐血化验单到我办公室一胃大出血，立即把我送去医院。第二天，生产指挥部领导来医院看
我，希望我能与革委会的孙志瑞副主任一起去北京向叶剑英(军委)副主席汇报歼7 工程三改
三不改的问题，这时我已无可奈何了，我推荐薛炽寿代我去参加。孙副主任原是172 厂的
厂长，文革中挨整后由部出面把他调到132 厂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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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0 年11 月，在北京，我和三机部李在田同志一起去空军科研部机务部汇报歼7I
型6 改方案，汇报完后机务部何培沅副部长提出Ⅱ型改型的重点是取消带离弹射，再下步
歼7 改型是搞全天候型，希望能让歼7 装上小型化的645 雷达，因为空军已决定在歼击机
种中，必须有五分之一的全天候型。
1972 年10 月，三机部在北京召开考察“米格”—21ПФ 引进技术会议，孙副主任和我等去
参加之前，为改成歼7 全天候型，三机部张金波处长带队，132 厂设计连连长张仁保和设计
员王杰两同志参加，去朝鲜考察了“米格”一21ПФ 全天候型飞机，进行了粗糙的外形测绘，
收集了一些外场材料，带回了火箭弹射座椅、雷达及2C 型发动机等实物。这个会就是介绍
考察情况，开展歼7 第三期改型为全天候型的会议。段子俊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强调
部队急需歼7 全天候型，132 厂要当大事来抓，要求1976 年底前后改型成功定型。会议开
了整整十天，包括研究发动机的改型，有5 个很具体的会议纪要。我在会上提出，最好能
拿到一架ПФ 飞机，否则1976 年这进度很难保证。611 所派出谢光和吴逢光二人参加了此
次会议。
1972 年9 月，工厂体制恢复科室车间，撤消大队连队，原十大队所属设计、特设、试验、
技术情报等科室和模线车间改制为设计所，我任副所长兼设计科长，主管设计。原来两个设
计连合成为一个设计科。
10 月会议以后，设计科内三期改型方案工作就展开了。三期改型的中心是放大机头，在
中锥内装上204 雷达(雷达厂推荐的)。放大进气口的尺寸就按照考察时带回的ПФ 飞机大致
尺寸。此外，还研究改吹气襟翼，加机背油箱，加大起落架，装改型发动机，增加机翼外挂
点，改红外照明灯。这些工作与歼7Ⅱ型改型几乎是同时在进行的，因为重点专业工作并不
重叠。Ⅱ型重点是弹射救生，Ⅲ型重点是火控系统。
但是当时全厂工作重点是搞好质量整顿，歼7Ⅰ型重新按三改方案试制，争取尽早定型进
入批生产。重新试制的三批一架歼7Ⅰ型飞机于1973 年9 月送630 所作定型试飞。
1973 年9 月1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按“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原则，国防部六院
划归三机部建制。
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132 厂原厂长马诚斋改任工厂临时党委书记。1973 年9 月马提出工
厂应走320 厂的路，要搞一支较强的设计队伍，做一个规划开展自行设计。之后，复出后
的谢明副总工程师升任革委会副主任，除质量整顿外，还狠抓工厂的技术改造，设计性试验
的技术改造也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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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划时代的襄樊会议
1973 年11 月，我率张仁保、李宗俊、包于涵、王月新、顾凡清等出席三机部在襄樊召
开的歼7、歼8 弹射救生装备协调会。这是部院结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早在1970 年初，座椅设计员包于涵就与我谈过座椅改进，取消带离弹射改为敞开式火箭
弹射，当时决定派人去参加空军主持的歼6 座椅改进试制试验，学习他们的经验。1970 年
12 月，派出的沈泳沅、顾凡清开救生会议回来，涉及歼7 二期改型，向孙副主任汇报，建
议成立救生方案的研制小组。此后，座椅及舱盖的改进方案一直在进行。
我们带去的歼7 火箭弹射救生方案，首先是继承了歼7 原型座椅手脚保护等机构比歼6
先进，因此取得空军主管此事的军训部同志的支持。取消带离弹射后的座椅装有歼7 的平
台火箭舱，可实现零高度救生，有专用的人椅分离器，分离人椅放出坐在椅内的救生伞。舱
盖改为固定风挡和后折返舱盖，取消原有的防弹玻璃。舱盖将有Ⅱ型和Ⅲ型的两种外形。这
个方案我们已经作了很多工作，会前准备比较充分，汇报和讨论比较扎实。这时六院的救生
专业所610 所成立不久，他们带去了歼8 头靠伞的救生方案。会上有人建议只合成一个头
靠伞方案，歼7 的坐伞方案应该下马。由于我们据理力争，又得到部机关同志的支持，最
后终于取得了歼7 座椅方案和歼8 座椅方案可以并进的结论。这次长达11 天的会议，对歼
7Ⅱ型成功改型至关重要，当然也预定用于歼7 全天候型。我们争这个改型权，是冒着极大
的风险的。既有技术上的风险，也有工厂生产形势不好造成的进度上的风险。更令我这当干
部的人感到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万一救生失败，当时尚在文革之中，随时都会有政治帽子飞
来。但是歼7 飞机原型救生不安全是空军最大的担心。据介绍当时国内歼7 飞机共有七次
重大事故，其中迫降成功二次(包括72 年5 月我厂一次)，五次跳伞，其中四次一等事故，
飞行员都牺牲了，一次二等事故，但飞行员被压伤颈锥导致终身残废。真是触目惊心。这是
我们下定决心挑起歼7 改型重担的思想动力，当时我们叫做革命加救命。在进度上我们又
必须走在歼8 方案的前边，虽然歼8 方案是倾一个所的力量在做，但如果歼8 方案先成功
了，又会有人主张停止歼7 方案的。所以我们舱盖座椅组的设计员，在工厂生产形势不好
时，自己在车间推着零件车跑工序，急进度所急，都在情理之中。
1974 年5 月，三机部正式下达任务，由132 厂负责歼7 弹射救生改型工作。
132 厂从文革的混乱中，正在逐步恢复秩序，但总体上讲，一部分群众派性严重，干部又
不敢管，劳动纪律太差，不少车间都是冷冷清清的。孙副主任主管全面生产工作，也没有多
少办法，其实他与中层干部一样，从文革中吸取教训后，始终坚持不过“三八线”，即不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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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政治运动，只管生产。这时他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是：歼教5 生产的优质过关，歼7Ⅰ的设
计定型工作，歼7Ⅱ改型发图工作，歼7 全天候改型方案工作，齐头并进。
1974 年初，我派总体、气动专业的郑维川、刘远孝、向文政、寿伯康、徐德寰等五名同
志带了歼7 全天候初步方案去北京、沈阳、南昌、哈尔滨的机关、部队、厂所等20 个单位
调研。其中包括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情况，收集了不少资料。在空军作战部，李济中处长讲：
“部队急需歼7 全天候，主要任务是对付敌夜间来袭的轰炸机。他要求改型时要注意保持原
来歼7 轻便的特点，不要越改越重。火控系统要机炮、导弹和火箭都能带，雷达最低高度
要在2500 米以上(不截获地面的最低高度)，要求配一个简单的火控计算机。希望能加大飞
机的作战半径，即机内要加油；要改善飞机的起落性能；要装自动驾驶仪，夜间飞行，飞行
员容易出现错觉，到时候自动纠正，红光分散照明是需要的，等等。这些调研，对我们很有
用。
1974 年3 月，我带宋开基、黎石山、徐德寰等去大足空军基地调研。目的一是与部队同
志座谈歼5 甲和歼教5 的使用情况，研究歼教5 与机翼大梁孔产生裂纹的排放方法。由于
72 年12 月部队一架歼5 飞机飞行中机翼大梁折断造成一等事故后，引起对歼教5、歼5 甲
机翼大梁普查，普查结果歼5 甲大梁没有裂纹，歼5 及歼教5 都有。目的二是征求他们飞
行员对歼7 全天候方案的意见。大足的部队有一个独立大队是夜航部队，用歼5 甲飞夜航。
飞行员听了我们对歼7 全天候方案介绍后，寄予很大希望。特别强调雷达一定要好，导弹
必须配，炮不行了，必须能远距离截获进攻，打轰炸机必须用导弹。飞机重一点笨一点，都
不要紧。仪表希望多一些综合型的。如果有双座夜航机最好。他们说飞夜间科目，一个人太
忙，不管夏天冬天，都出一身汗，训练时间长，雷达又不好，又要顾舱内舱外，一个人够忙
的了。飞行员们普遍感到飞机发展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我们与苏美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太
落后了，希望工厂的同志多作贡献。
4 月，我派设计员张殿杰去贵州与011 基地协调为歼7 全天候配加大推力的发动机，以
涡喷7 乙为基础加工流量，达到全加力可有6600 千克推力。
4 月20 日，我厂歼7Ⅰ型三批一架在阎良定型试飞时，由于着陆时目测不准冲出跑道导
致右机翼损坏，我带十余人赴阎良处理飞机。
早在1975 年年初，三机部的年度计划要求我厂在75 年内完成歼7Ⅲ型外形设计、吹风，
完成总方案上报。4 月份部在北京召开十年规划会，歼7 全天候已列入规划，要求132 厂于
1979 年完成定型。所以在此期间抓紧讨论了歼7Ⅲ的各系统方案。1975 年5 月以工厂的名
义上报了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75)厂革生密字171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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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3 月12 日，三机部下达文件，611 所与132 厂结合，所的建制归132 厂领导。
这一决定，后无实际行动，因而未实现。
5 月，工厂据部里精神，组织讨论十年规划。会上，我提出除歼7Ⅲ外，应搞歼教7 及歼
7 后继机，可暂名为超歼7，采用单台斯贝发动机，两侧进气，有拦截能力。经厂里讨论决
定歼教7 不搞，后继机暂不提。
6 月，三机部李际泰部长及六院徐昌裕副院长来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了歼7Ⅰ型定型
和歼7Ⅱ型改型进展的情况，并汇报了歼7Ⅲ型的方案。徐副院长说Ⅲ型方案要开一次方案
论证会，已定的7 条改型原则很好。在此之前我们收集到的空军部队对歼7Ⅲ型改型的意见，
归纳起来主要有4 条：
1.歼7 昼间型仍需要，白天不一定开雷达。全天候主要是夜间可拦截轰炸机，轰炸机可以
以图一22 为目标。
2.保持歼7 简单轻便的特点，突出飞机中高空性能。但雷达一定要有低空使用性能(高度
不低于2500 米)，以拦击敌轰炸机低空突防。
3.争取加大作战半径。要争取在敌方发射地空导弹前打掉敌机，故作战半径希达到400
千米。
4.改善起落性能，如能达到滑跑距离500—600 米。
我们的歼7Ⅱ型敞开式火箭弹射救生项目改型正在积极进行，试验是首先自力更生土法上
马。8 月李部长和徐副院长专程来厂，观看工厂自己动手组织的零零弹射试验和空中人椅分
离。132 厂在文革中形势一直不好，经常受到批评，但改型工作一枝独秀，当场受到李部长
他们的赞扬，真不容易。
此前，空军受吴法宪一伙人的影响，有“歼6 万岁”、“歼6 可以打遍天下”的谬论，因而有
意压制歼7。当时空军内部仍有争论。为了肃清它的流毒，在国防工办的促进下，空军于
75 年3 月一8 月，组织进行了177 架次的歼6、歼7 飞机对比试飞，最后得出结论：歼7
飞机高空高速性能明显比歼6 好，中低空性能两机各有优势，可视为相当，故全面衡量，
歼7 飞机性能优于歼6 飞机。75 年9 月21 日，空军在故城举行了两机性能对比飞行表演，
出席观看的有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及三机部的领导。从此，结束了这一场争论。
1975 年11 月李际泰部长在部的天津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副主席给我交待了好几次，要
赶快搞歼7，要以歼7 换装歼6。”歼7Ⅲ是预定的新机之一。我厂歼7Ⅲ的设计打样工作全
面展开，吹风试验、外协计算课题、成品协调工作也全面铺开。
空军司令部接到我厂5 月上报的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原则上已同意。并据此于75 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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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 日向总参以(75)司科学第64 号文报告“关于歼7 全天候飞机战术技术要求”，抄送国防
工办及三机部等。该报告称：“歼7 全天候飞机是空军夜间作战急需的飞机。早在1972 年
三机部就正式下文，一三二厂进行改型研制。该厂已做了大量工作，并于今年五月提出一个
研制方案，预计一九七八年第一架改型飞机上天。……”
1975 年11 月接到空司报告抄件后，立即向总参上报“关于歼7 全天候飞机战术设计要求
的几点意见”。这样，歼7Ⅲ型立项就等总参批了。
歼7Ⅱ型研制，各单项都进展良好，阻力伞舱上移这一项，经过二次试制，完善了“双门
后钩”方案的研制。1975 年11 月在张家口部队进行了鉴定试飞。由于阻力伞的着力点自后
机身腹部移到了机尾上部，因此可以提早开伞，甚至可以离地尚有0.5 米高度时即可空中开
伞，大大提高阻力效益。我去参加了这次试飞。由空7 师任组长单位的试验鉴定小组认为
效果很好，建议批准定型。
而三改的歼7Ⅰ型飞机，经过试飞研究所鉴定试飞，于年初完成全部课目后，在1975 年
4 月己完成设计定型审查，6 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
1975 年8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5)120 号文件批转关于常规装备科研定型生产
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空军和三机部着手清理整顿压缩飞机型号。空军和
六院都倾向于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而部机关倾向于作为一个型号。原因是歼7Ⅱ型手
续不完善，也没有飞机改型后的战技指标。而Ⅲ型均有报批手续，手续完备，可以作为一个
型号。
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很不利。而且没有型号就没有研制费，
如果Ⅱ型改进4 个项目都作为歼7Ⅰ型的后续内容，使用生产都大成问题。所以我两次带薛
炽寿等去北京呼吁活动。一次是75 年11 月，一次是76 年二月。分别向空军、六院、三机
部机关汇报，据理力争。麻烦的是工办和总参吸取歼6 改型多而乱的教训，也主张不另给
型号。空军的意见，可以成熟一项改上去一项，6 改7 改的Ⅰ型。可是管理上不就更乱了。
于是在与空军讨论过程中，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歼7Ⅱ型起一个乳名，叫歼7Ⅰ改。在与
工办讨论过程中，谢光局长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认为成功一项改上去一项的想法可以理解，
但作为管理和生产这不行，特别4 改以后，作为一个主力机种，没有一个型号是不行的。
这时六院的同志也转过来赞成给一个型号了。尤其是发动机改了，带离弹射取消了，与Ⅰ型
大不一样。接着我们就研究如何报批。
二月份谈完Ⅱ型问题，我和薛炽寿、寿伯康、曲鸿义等五人就在空科和六院分别讨论歼7
全天候的任务要求、发动机、增加外挂等具体问题，因已经明确作为一个独立型号，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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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截了当。
我在京时感冒咳嗽不止，坚持办完事。3 月5 日返回成都当天即住入医院，经诊断为大叶肺
炎，用了多种药，均吸收不下去，医生开玩笑说，你在北京感染了外地特殊细菌的肺炎。直
至17 日才提前出院。
1975 年11 月29 日，我父亲在上海因胃癌去世，享年82 岁。他去世前我曾在上海陪
伴半个月，后接通知参加歼7Ⅱ型阻力伞舱项目在张家口部队鉴定试飞，匆匆离沪赴张家口，
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73 年去世的，至此，我已父母双亡。
(三)出国考察
接三机部通知，1976 年5 月19 日，我出差北京，到总参第一招待所报道，准备出国考
察。这是总参外事局组织的以国防部名义赴埃及的军事装备考察团，团长为国防工办副主任
叶正大同志，考察对象为飞机、导弹、雷达、高炮、装甲车、舰艇等武器装备，除总参、空
军、二炮等部队同志外，部分为厂所同志。代表团共25 人，据说除出国演出的文艺团体外，
为我国历来出国团组中人数最多的。我的对外身份为国防部处长，成员中除少数为留苏学生
外，大部分均为第一次出国。当时还在文革后期，出国的清规戒律很多，有的事现在看很难
理解，如在外边使馆的工作人员都禁止看当地的电视，有电视机都不准用，如此等等。所以
出国筹备工作，包括学习形势任务，涉外规定等花了不少时间。5 月19 日报到，中间又因
故延后几天，直到6 月11 日才正式成行。在埃及共一个月零五天，7 月16 日才回国。实际
有效工作时间共23 天。
5 月19 日我自成都坐飞机飞北京的飞机居然晚了七小时，所以晚上才找到总参招待所。
第二天，叶正大来找我，嘱办二件事，一是弄清71 年考察“米格”一21МФЛ 时带回的资料
有多少，二是向三机部情报所借一个可拍资料的照相机。另外，要多考虑回来后如何促进歼
7 改全天候型的工作。
从业务上做准备工作，我主要找资料了解有关埃及飞机的报导，并拟定出去后的工作重
点和希望搞清楚的关键问题。
当时正是第4 次中东战争即73 年埃以十月战争之后。苏联为控制埃及，历史上进入埃及
的军事专家及部队曾多达二万多人。72 年前被埃及当局陆续设法弄走了大部分。十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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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埃及夺回了西奈半岛的胜利而结束，74 年埃及和美国复交，总统互访，美国对埃及开始
提供援助。因苏联逼债过甚，76 埃及废除了埃苏条约。当时为还债，埃及好一点的东西全
让苏联拿走了。埃及老百姓说，就是金字塔没给搬走。因此，苏联对倾向美国的埃及总统萨
达特恨之入骨。埃及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国家，76 年当时，埃中关系越来越好。
副总统穆巴拉克来访，我国总理华国锋与他会谈，气氛十分友好，穆对华说，希望中国能提
供援助，但绝不使中国为难，力所能及即可。并表示对中国的无偿军援埃及应该返还一些报
酬，否则过意不去。这样，达成了对埃援助我方派人去考察的原则协议。
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人去看看，批评过去派出的军事代表团，游山玩水的比较多，带回来
的东西不多。这次出去，一定要带东西回来，要懂的人出去，他们不给东西，看也得看回来。
所以组织的25 人代表团中13 人是厂所的专家。5 月，由总参、工办和外交部联合写出派军
事技术人员出去考察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批准。
根据分析，出去的工作，立足于不能提供样品资料，花10 天时间用于一般考察，然后分
专业作8 天的专业考察，其中的重点是我国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米格”—23 和“萨姆”—6 防空
导弹。为了作思想和业务上的准备，代表团请了外交部西非亚洲司的司长，总参装备部的部
长和何正文副总长来给我们作了报告，工办、总参外事局和空军的领导也分别来做指示，准
备工作是很隆重的。出国计划也经总参领导批准。
离开北京，先飞到德黑兰，过了二个晚上，转机去埃及。那时德黑兰尚是国王统治时期，
路上所见，妇女穿着已全盘西化，国家的年收入石油资金多达200 亿美金，许多高楼大厦
都在建中，路上行人不多，都是汽车，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我们曾去参观了波斯王国2500
周年的纪念馆等。
到了埃及，我们住进了他们国防部为我们准备的住处，全天都由卫兵警卫。我们除在外
出时在车上所见外，都不许步行出去。但域外风情仍有所领略。
到埃及后，先集体进行一般活动。了解国情军情，如参观金字塔，有专人带我们进入塔
内通道，参观狮身人面像，参观旧皇宫，开罗博物馆，参观沙漠中的修养地。又参观了空军
基础设施，参观十月战争在苏伊士运河两侧双方的大炮阵地等，路经苏伊士城市可见到大量
被损毁的房屋和击毁的坦克等，一般看双方交战炮火是很猛烈的。
然后是分专业考察，我们飞机小组主要考察了“米格”—21МФ 飞机、苏—20 战斗轰炸机、
“米格”—23БМ 对地攻击机、图—16 挂导弹型飞机。“米格”—21 及苏—20 除飞机外，还看
了其随机的说明书。“米格”—23 则没有让看说明书，也没有看其基本型(МС 空战型)，而只
让看对地攻击型。看飞机时只让看外部，口盖也不给打开。向地勤人员提问时，能回答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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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这飞机只飞过几十小时。后来经过团里去交涉，埃方同意由他们按我们的需要照一些
外形的相，由使馆信使带回。此外，还看了一架“米格”—21 的教练机。
苏—20 和“米格”—23 都是变后掠翼的飞机，估计我们是国内航空领域第一批看到变后掠
翼飞机的人，所以对变后掠翼的技术情况和其机构多花了一些时间。“米格”—21МФ 则是我
们正在进行歼7 全天候型设计的重要参考，又比较熟，所以记录下的情况较全。
为了向国内同行介绍，我用卷尺量下的尺寸，回国内画成了苏—20 和“米格”—23БМ 的三
面图，载入考察报告。苏—20 是由苏—7 发展为苏—17，再发展到苏—20 这样演变过来的。
苏—17 就已经是变后掠翼的了。
除了观看飞机、看说明书外，我们还找埃方飞行员和地勤工程师进行了一些座谈，了解
使用中的一些情况。总体上工作是很紧张的。
回到国内，代表团不解散，在总参招待所集中整理资料，向有关部门汇报，进行总结。
这时突然遇到唐山大地震。1976 年7 月28 凌晨3 时42 分，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剧烈
震动所摇醒，走廊上花盆全部怦怦碰碰地倒地，我定神一想，惊叫地震了。我自国外回到北
京，接到部机关的同志转给我一封信，是我爱人在成都写的，说因有预报成都要大地震，故
她带二个孩子与厂里很多人一起逃离成都，他们到上海去了。这样，我脑子里留下了要地震
的概念。与我住同一个房间的786 厂总工程师洪民光同志，和我一起赶快起来，拉开窗帘
看外边，在大地震动并隆隆声中，外边街上一片片如蓝色闪电的电光不停地闪着。我们住在
四楼，走廊又很长，这时要跑下楼，已不可能，我想我们住的钢筋水泥大楼，应该不会震倒
吧，只能等稳定以后再跑。一会儿，不震了，我们都纷纷下楼，到楼前广场上大家议论纷纷，
不知震中在哪里，估计离北京不远，但事先一无预兆，也无预报。在广场里等了大约半小时，
大家说回去睡吧，到了房间里，一会儿又震起来了，太危险，大家不约而同地干脆站到广场
上去不睡了。到了上午，叶正大同志带军队同志来了，才知道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告诉大家
暂时都住在代表团使用的大客车上，不要回房间，北京居民已被告知，都在室外住，搭地震
棚安身。招待所附近有一四合院，其中一间平房整个屋顶塌下来把一位老太太压死了。北京
动物园一大段围墙倒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四楼一个角似刀劈一样倒了下来，房间都露在外边
了……当天下午大雨滂沱，余震不断，我们坐在大客车里，可以看到水泥电线杆整个在不断
摇晃。
过了二天，代表团决定暂时解散，先回各单位，听招呼再集中。8 月5 日，我坐飞机回成
都，这时厂里人全住在地震棚里，厂区内无人上班，进厂可听到鸟叫，一片寂静。邻居们帮
我搭了一个地震棚安身。过了若干天，8 月17 日，四川松潘平武发生7.2 级地震，成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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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这一关过去了，我爱人带了孩子回来了，厂里也陆续上班。又过了若干天，9 月9 日
毛主席逝世了。1976 年我国真是大不幸，大地震之外，年初1 月8 日周总理逝世，我们在
埃及时，朱德元帅逝世，现在毛主席逝世，连丧我党三位元勋。
9 月23 日，代表团再次在北京集中，这次改在京西宾馆住，继续完成考察成果的整理。
我写完了三个飞机的资料，并汇入460 厂的孙来永写的发动机，空军机务部薛大琮、马保
民写的特设，交628 所作为内部秘密资料出版。
按叶正大副主任的说法，这是我国军事技术上第一次对外接触，所以总结报告很全面，
含有政治关系、军事、外交以及技术援助等内容，并带有5 个附件，7 份技术资料。其中有
向中央和军委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建议。7 份技术资料是考察的技术成果，其中4 份是飞机
的，我编写的“米格”—21МФ、苏—20、“米格’—23БМ 以外，有一份图—16 的，是172 厂
的张砺行编写的。在建议中有关航空工业的，有建议尽快用歼7、歼8 更新歼6，要加快歼
8 研制和歼7 改进改型，歼7 全天候应以“米格”—21МФ 为基准来改，用“米格”—21 教练机
来更新歼教5 等。这个总结报告及附件等要发至各军兵种和各军事工业部。
我们还在北京做总结时，10 月上旬，四人帮被打倒，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以后陆续听
了中央打招呼会的传达，大家听了，真是大快人心，我国十年文革的苦难就此结束。以后
10 月21 日报上正式发表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声。
(四)中央要求大上歼7
这时，011 基地一直在活动争取歼7Ⅲ的任务改由他们来搞。部里曾有文件，改变承制单
位。在1977 年初的三机部企事业领导干部会上，得知部内生产局和空军主张132 厂继续搞
下去，而部计划局和六院主张改由011 搞。有分歧，因此常有反复。但011 要停止生产歼6，
改为复制我厂定型后的歼7Ⅱ，则是定了的。1977 年3 月初，011 基地第一设计所李秋乐
所长，我当年在122 厂的老同事，来厂研究如何复制歼7Ⅱ型的准备工作，并初步研究了如
何实行主复制厂的相互关系。以后先把歼7Ⅰ型的图纸整套交过去，Ⅱ型改型各项，成熟一
项移交一项，直至定型。
1977 年9 月底，我接部办公厅通知，去京参加从罗-罗公司引进斯贝发动机关于进气道与
发动机匹配的外事谈判。10 月中，正拟返厂，接厂通知留京参加大上歼7 的重点企业领导
干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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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10 月19 日，三机部召开会议，动员研究落实中央最近的重要指示。这是一次在
十年文革对航空工业严重破坏之后，正在恢复整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132 厂党委副书
记孙志端、晋川和我参加。会上由李际泰部长传达了华主席讲话，10 月12 日军委副主席邓
小平讲话和王震副总理讲话。
邓副主席在军委的会议上讲了军事装备和全国的科研体制问题，讲了陆海空各军兵种的
装备建设问题，其中主要突出空军建设，而空军要用歼7 代替歼6，要尽快更新一代。要集
中兵力打歼灭战，要搞好齐装配套。
讲话中，军委罗瑞卿秘书长插话：“要突出重点，空军飞机很多，多数是歼6，还有“米格”—15
和“米格”—17，要清理。”“要有二千架歼7，集中力量搞歼7”。
邓副主席接着讲了军事工业要严格要求，要恢复总工程师制度，要有岗位责任制，要签
字。科研工作要走在生产前边。要搞好近期和中长期规划。要整顿好领导班子。不合格产品
不配套产品不能接收。
三机部这次会议就是落实邓副主席讲话精神，组织动员三机二发一弹的大会战。三机是
歼7、歼8 和轰7，二发是涡喷7 和涡扇9，一弹是PL—5 乙导弹。要求工厂党委科研生产
一担挑。我们歼7 这个专题组，部革委会范英副主任来参加，孙志瑞和011 基地崔光焯共
同主持，除歼7 飞机011 要复制外，还有涡喷7 发动机的改进。大家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
那么具体谈航空工业的科研生产，真的很受鼓舞。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之后
正在恢复整顿的132 厂我们几个。
我发言首先讲了，中央提出要2000 架歼7，真是形势大好，但光有数量，机型是什么，
还不清楚。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歼7Ⅱ型和歼7 全天候。歼7Ⅰ型已定型了，但生产不宜多了。
还是带离弹射，发动机是原型。我们已经落后于印度。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有所作
为了，应该借此东风赶快往前赶。希望部里认真组织总结一下这几年来的教训。
大家在讨论中，涉及技术攻关、技术改造、组织管理、供应配套等方面的问题。在数量
上，提出了一个80 年前完成400 架歼7，80 年后完成1600 架的方案。李际泰部长来小组
听取了大家汇报。会议开了4 天半，24 日才结束。
李部长在大会上做了总结。会议很重要的精神是要大上歼7。因为这是当前可以拿到飞机
的。生产要突出歼7，科研也要突出歼7。目前生产是歼7Ⅰ型，改型的是歼7Ⅱ型，要组
织攻关，使歼7 更进一步。中央决策，132 厂、011 基地和112 厂三个厂一起干歼7，尽快
用歼7 换装歼6。112 厂主动提出80 年后，可以拿出1000 架歼7。但现在关键是80 年前
132 厂及011 出得太少。发动机410 及460 厂分别攻关改型的涡喷7 甲和涡喷7 乙。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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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生产改进主要是延长首翻期寿命问题，410 及460 厂分别攻关50 小时和100 小时。
大上歼7，要求很高，鼓舞人心。但文革刚结束，国际工办洪学智主任指示抓企业整顿，
共有11 个方面之多，这的确也十分必要。
回厂以后，我组织设计所的同志，研究提出分三个阶段(3、5、8 年)的《歼7 飞机发展规
划》，打好歼7Ⅱ型的攻关后，也搞好歼7 全天候的设计方案。
不久空军曹里怀副司令来厂，又一次在干部中传达了军委会议决定大上歼7 的精神。同
时检查了我们解决歼7 进气道喘振的问题和阻力伞上移的改进问题。还重点说了“你们歼教
5 飞机给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空军党委讨论过，不能停产，目前靠它培养飞行员”。这里
澄清罗总长曾说：“教练机生产那么多，有必要吗?”这话，让132 厂不要引起误会。孙志端
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在会上表态说：“不完成大上歼7 的任务，不离开132 厂。”
1977 年12 月初，李际泰部长带范英及国防工办的一个局长来厂检查“大上歼7”会议的落
实情况。对工厂11 月写的报告不满意，说大上歼7，132 厂是主战场，78 年、79 年是独此
一家，011 及112 厂都使不上劲。要求“你孙厂长要亲自抓，问题要一个个落实。总工程师
不能光签字，要具体的抓技术工作。”最后说：“2000 架任务完不成，你厂长提头来见。”工
厂担心配套问题不好办，特别是226 雷达交付问题。同来的工办宋局长在干部会上拍胸脯
说：“226 雷达交不了，唯我是问。”
正在此时，北京传来三个重要消息：一是中央任命吕东为三机部党组书记部长，李际泰
为此提前返京；二是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决定恢复军代表制，以严格控制军品生产
的质量。
为了三厂一起大上歼7，112 厂设计科长蒋福新、陆林林，011 第一设计室主任于希明来
厂协调主复制厂技术工作。132 厂是歼7 飞机的主制厂。
我们与011 的关系，双方已进行协调多次，早在(77 年)6 月，范英副主任带011 基地正
副主任蒋榭山、王韫、唐文斌及设计室孙瑞胜来成都与厂里谢明、我等一起确定歼7Ⅱ型的
主复制关系。歼7Ⅱ型作为一个独立型号，又于1977 年5 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装备发
展领导小组以常装(1977)22 号文批准立项和改进方案，当时文中暂以歼7Ⅰ改命名。这个
批了长达二年的批文，也算来之不易。
过了1978 年元旦，我飞去北京，到空军大院谈77 年完成任务问题，在空军订货部谈4
架飞机因发动机问题出不了厂，最后同意算132 厂完成了77 年的任务，任务为30 架，实
完20 架。此时，听部里同志透露，三厂共同大干歼7 的方案，已有些动摇了。在空军科研
部与卜刃参谋谈歼7 的发展规划时看到了77 年12 月空司发的一个文件，“关于歼7 飞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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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几点建议”，其中有要9：1 的歼7 教练型，要5：1 的全天候型，以及要求1979 年起
出厂的歼7 飞机都要有压力加油等。卜刃说，歼7 发展规划问题可以开一个小型座谈会，
132 厂可以报个报告上来。这样，我就在北京起草了一个书面建议。
我的建议认为：大上歼7 应有二个含义， 一是短期内拿出一定数量的飞机装备部队，二
是要做到一机多型，性能先进，品种配套。为此，再次强调必须抓紧歼7 全天候方案。
年初，三机部召开部务扩大会，吕部长传达军委扩大会决定：3—5 年内要求生产2500～
3000 架歼7 及歼8(按，上次会议未提 歼8)。所以要求112 厂要集中力量搞歼8，要求132
厂及011 基地搞歼7，至少2000 架。要求歼7Ⅱ型尽快定型生产，Ⅱ型以后搞歼7 教练机，
再搞全天候型。如果歼8(重点是全天候型)全天候各方面都好，再考虑歼7 全天候搞不搞。
1978 年2 月，孙副书记、我和侯建武三人到北京，向段子俊、油江副部长汇报Ⅱ型研制
及火箭座椅滑车试验、飞机鉴定试飞等问题。经部领导出面和空军谈定：Ⅱ型要做全机静力
试验，试飞大纲由132 厂自己报，鉴定试飞也由工厂自己飞，630 所可以派人及仪器去帮
助。试飞科目中，空中停车要飞，火箭弹射座椅项目要由真人在空中试跳。
(五)第二次国外考察
接部通知，我赴京于1978 年3 月2 日随段副部长到罗马尼亚考察。我国帮助罗马尼亚建
设三条航空辅机生产线(陀螺，膜盒，轮毂)，齐奥塞斯库总统五月要访华，届时须正式签订
协议，罗方答应我们组团去看看，重点是二种飞机，“米格”21—МФ 和法产PAMA 美洲豹直
升机以及它们的发动机。我们一行共13 人，飞机及直升机各一人，发动机四人，仪表附件
三人。部外事处刘国民，楼水荣等三人。去的时间共二周。因为是政府的代表团，首先主要
是外事活动。罗国有一个航空工业中心，由工业部主管，但总经理是现役军人少将。于是工
业部部长会见并宴请，国防部长接见；第一副总理接见等都必不可少，当然安排了参观；参
观了7 个航空厂所，一个空军航校，都是走马观花，随着团长走，不可能详细考察。我的
主要任务实看“米格”—21МФ，考察航空研究所的风洞设施，并帮助谈一下轮毂生产线。去
航校看飞机是空军一位副司令亲自陪同并介绍飞机，实际参观和座谈飞机使用情况也只有三
个小时。参观航空研究所也只有三个小时。罗马尼亚在历史上曾是航空先进国家，但目前只
能生产初级教练机，农业机，小型运输机和仿制美洲豹和云雀直升机。航空研究所现有2.5
米低速风洞，1.2 米暂冲式具有柔壁喷管跨音速风洞(M 数0.2 至5.4)，直径近一米长达180
米的M3 激波管和直径较小可达M=7 及M=10 激波管，有一台256K CDC 3500 大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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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对我来讲，此行真正考察飞机的时间很短，幸而我已有在埃及考察МФ 飞机的底子及“米
格”—21 生产使用中的经验，所以座谈时可以提出许多问题发问从而了解罗马尼亚在使用“米
格”—21 中遇到的情况。而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是让段副部长对苏联米格21 飞机从Ф—13
昼间型之后，不断改进改型达到МФ 的水平，有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促进我国歼7 改型作
用至大。在考察过程中，段副部长和我商量，可向罗方索要点什么，我向他建议最好要一架
МФ 飞机，至少要1 至2 台发动机和双管23 炮，回去仿制。飞机和发动机说明书都借一套
复制。后来，飞机没有要到，P13 发动机及双管炮都要到了。
回到北京，向部党组汇报时，党组决定立即组织420 厂和011 基地联合测绘发动机，不
仅歼7 全天候改型用，而且601 所有歼8 改两侧进气方案，正值加大发动机推力，有了P13
发动机，正好可用。这一正确决策，在歼7、歼8 发展史上，推动极大。双管炮则即送五机
部仿制。
我们回来，正好赶上3 月18 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我作为成都市推荐的先
进科技工作者的代表，预定出席大会。我出国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就赶去参加开幕式。隆重
的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开幕式讲话，提出了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脑力劳
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热情，
影响十分深远。参加大会的郭沫若同志为此发表了著名的“科学的春天”感言。大会之后，全
国各省市相继召开了科学大会， 四川代表团决定由我作代表向省科学大会传达全国科学大
会的精神和盛况。
1978 年4 月中，三机部吕东部长及陈少中局长和六院新机部张金明部长等到厂，与厂共
同研究歼7 发展的问题。27 日吕东等在厂听取工厂关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汇报，我专门汇报
了关于歼7 大改的设想。其中主要内容是：
除抓好当前歼7 飞机的优质生产和歼7Ⅱ型的设计定型外，要重点抓好歼7 的改进改型，
争取在80 年代初拿出性能赶上70 年代的“米格“—21МФ，在雷达和火控系统性能上超过它
的飞机，这种飞机就是歼7 大改。首先，有利条件是可以拿出仿P13—300 这样大推力的发
动机。飞机上把机头及进气道改大，把317 雷达装上去，机翼上增加一对外挂，加大垂尾
加强起落架加装机背金属油箱，采用吹气襟翼，加强消极干扰弹，半自动导引设备案，飞机
争取81 年上半年首飞，年底设计定型。
吕东部长听后表态说，这符合他的想法，要干这件事。当场指示陈少中局长(陈局长回到
北京，正式被任命为三机部副部长)带了我整理成文字稿的《歼7 进一步改型意见》，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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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部党组汇报。吕部长还说，我最着急的是电子，武器系统。飞机上了天，就要靠电子，武
器系统，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所以要有人牵头来抓。
4 月29 日，吕东部长在全厂中层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号召全厂干部要为人上歼7 而奋斗。
他倾听了工厂的汇报，很高兴。 目前生产Ⅰ型是暂时性的，大量的将是生产Ⅱ型。前天
听了汇报，三四年内厂里改出更好的飞机，有好的电子，武器配上去，就可以达到六十年代
末的水平。
吕部长在厂，不仅是调查了歼7 飞机的生产和研制，而且整顿工厂的组织管理工作。要
改工厂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责任制，要设立几名副总工程
师，设立五师一长，除基建处以外，行政上处一级全部撤销，设立六个分厂，副生产长副总
师兼分厂的生产，技术副厂长。
5 月22 日，孙志端副书记(他实际上行使厂长职权)召常汉臣，唐吉人，我，周砥中四人
集体谈话，市委己任命我们为副总工程师。后在总工程师谢明召开的会上，明确我分工管Ⅱ
型，全天候型及各项改进设计，四个副总间相互有交叉，常汉臣帮助我工作。
6 月1 日陈副部长及六院张金部长等再次来厂，传达说陈副部长已在部党会上汇报了我厂歼
7 大改的设想。空军张廷发司令很重视这个问题，这涉及下一代的空军实力。吕部长决定歼
7 由132 厂作总体安排，歼7 中改，歼7 大改，改教练机等。还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可以交011 去干一些，必要时，611 所的力量也可动用些，如方案讨论，帮忙都可以。他们
认为我厂设计所的力量是比不上320 厂的设计所及专业设计所，但有不少优点，领导班子
和队伍的精神都很好，闯出了不少先进事迹，是可以打一些仗的，陈少中副部长在全厂干部
会上最后说，大上歼7 大干大改，是中央对132 厂的殷切期望，我们蹲点调查了三个月，
认为132 厂是可以承担起来的。首先靠工厂设计所，我们完全有信心。五年内出1000 架飞
机，而且拿出有先进水平的大改飞机。总设计师，由部里来任命。在干部会上谢明最后表态
说，厂里开干部会，部长亲自来动员，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虽然我们的工作和部长的期望还
有差距，但我们会努力的。昨天和设计所干部座谈了，厂里决定加大力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7、8 月份将提升一批工程师，在分房等生活福利上，工程师将享受中干的待遇。设计所内
将成立科一级试验室，加大技改力度。
(六)中央急要1000 架歼7 大改.
部里电话通知，歼7 大改的事有突变，急召我们赴京。1978 年6 月13 日，孙厂长(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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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来后，也叫开了)和我二人飞京。14 日到部，段副部长先和我们谈了两条，一是歼7 大改
由三家抬，沈阳，成都，贵阳一把手都召来了(指112 厂，011 基地，132 厂及611 所)，有
什么问题。二是歼7 大改拿到或拿不到样机，有什么区别；要我们先考虑一下。
第二天，吕部长召开会议，孙厂长和我，611 所革委会主任王南寿，112 厂厂长王新，011
基地主任庄树山参加，部里段，莫，徐，陈，王副部长均出席了。会上首先由段副部长原原
本本的传达了6 月12 日军委在三座门召开的专题研究大上歼7 的会议上各领导的发言。会
议由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和王震副总理主持，总参，空海军，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及三，四，
五机部的领导参加。各领导发言，我记大意如下。
罗秘书长首先讲：邓副主席指出，生产要以歼7 为主。今天研究歼7 问题，要把歼7 搞
上去。但生产什么样的歼7？搞得不好生产几千架不顶用的，就影响太大了。
张廷发司令员接着发言，他说，天天讲装备的质量，质量有些什么问题?我最近花时间先
从歼7 搞起。外部看，歼7 有71 个质量问题，这是不难解决的，但从内部看有什么问题?
我看了1976 年12 月叶正大去非洲某国的一个报告材料，谈了应该搞米格21МФ 的问题，
这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空军建设上换一代飞机是战略问题，是一件大事。
我和段部长商量过，段部长的意见，歼7Ⅰ不能多生产了，应该生产好一些的歼7Ⅱ。他
在东欧某国也看到了МФ 飞机，还拿回来发动机。歼7 原型飞机的发动机有质量问题，空
中停车已出现64 次，不改进怎么行?现在时代是电子火控系统的竞赛，电子火控好，可弥
补飞机的不足。苏修本来就落后于美国，我们连苏修的改进飞机МФ 那样也赶不上。
我们应该生产好一些的歼7，总的像МФ 这一级飞机，在总数量中起码有一半МФ 那样
的，包括有好一些的电子火控系统。82 年前歼7МФ 至少要有1000 架，80 年前把歼7 大
改搞出来。
吕部长接着说，三机部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非常严重，科研落后，配套问题也大，整
顿要有一个过程。因此，82 年搞不出两千架，要83 年以后，84、85 年才能出大量飞机。
配套问题，开协调会不解决问题，这样重要的机种，应成立系统工程，以国防工办为主，专
人负责。
在听取了三机部六院关于歼8 的情况汇报之后，罗秘书长说，82 年还是两千架歼7。其
中一千架МФ 型的，歼8 可以让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112 厂这主力拿出来攻坚(攻歼
7)。82 年拿不出一千架МФ，无法向华主席，邓副主席交账。歼7 的电子火控都落后，(工
办)洪主任来抓。
军委的会议后，工办洪主任当天下午，就召各部领导研究了落实军委会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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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副部长传达完后，吕部长说，歼7 大改，上次段部长已到东欧某国看了。以后陈部长
到132 厂研究了歼7 大改的状况，四月份我去成都，听了汇报。这过程中，张司令员摸了
一下，发现大改好，出来一个新的方针问题。本来设想大改81 年定型，82 年小批生产。而
82 年要二千架，是歼7Ⅱ为主，歼7Ⅱ今年年底定型，救生问题解决好以后，要解决好空中
停车问题，机翼震动问题。现在改为要大改为主，而歼7 大改实际上是新飞机，发动机改
了，飞机改的也不少。军委会议上罗秘书长说的，这种飞机要一千架，二千架之中，要一千
架大改。副总长说了，要保证北京有制空权，没有更好的飞机了，这就是一个严肃的战略任
务。
吕部长接着说。我们执行军委决议，用什么精神?要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要保证高质量
高水平。发动机要测绘，如决定放420，下命令集中人就要到，那个厂长书记不执行，就要
撤，不能各把一摊，各行其是。飞机，三个主机厂都干，歼8 推迟。设计所，主要靠611
所，加上几个厂子的，在这个斗争中，锻炼我们的队伍。这事很可能罗秘书长，王副总理亲
自抓。昨天，洪主任对我讲，我，你当办公室正副主任。你们要听指挥，这是一，打这个招
呼。
第二，一定要严格质量，一定要非常严格，细致，绝不马虎，三班干，你头脑要清醒，
不能一着急，就蛮干了。要严格按科学态度，要严格科学试验，按设计程序，一丝不苟，不
能让歼7 出厂以后，像过去的歼6 那样，质量大检查后，再出问题，我就找你书记厂长。
第三，要加强科研，绝不能放松。否则第三代第四代怎么出来?现在连发动机停车都解决
不好，没有试验手段，六院要把歼7 好多问题抓起来。徐，王(其恭)副部长，你们要研究歼
7 的科研问题，陈部长是挂了帅搞歼7 的，更重要的大改总是第二代，要想法搞第三代第四
代，不能顾此失彼。要引进技术，包括引进欧美的飞机。我们要成立对外司和航空进出口公
司。现实的，是弄飞机来，还是到国外去(依葫芦)画瓢去。
我想我们这个会，要细致的研究进度，鼓干劲和科学态度要结合。有总进度和分进度，
航空工业太复杂，都要列出进度来，没葫芦(样机)83 年后一点，有葫芦83 年早一点，不妨
列两个进度表，但你不能拖泥带水，问题要提出来，要有解决措施。要千方百计，要挖潜，
革新，改造，包括必要的条件，要提出来。
段副部长接着讲怎么干。他说首先要总结过去的教训，歼6 一刀两断后出的飞机发动机
附件都很好，飞行员很欢迎。所以大改飞机首先要把好质量关，保证100％的质量。
歼7 的战场放在132 厂，因132 厂领导，技术人员几年来一直在搞歼7，歼9 工作让路。
112 厂和011 基地也调集力量。设计完，三个厂部件分工干，前十架由132 厂总装，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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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抓总。在成都成立现场指挥部。发动机主战场放在420 厂，410 厂也很好，但910 任务
重，不要影响歼9 和歼13。
歼7 设飞机总设计师，还要设总工艺师，掌握全机协调。总设计师单位是132 厂，王南
寿同志抓总，611 所拿出相当一部分力量来上歼7 大改。要搞一个总设计师制度，改革条例，
各部工作都要受其制约，部里要往上报告，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各厂提名。首先要立足自
力更生，外部条件正在争取。132 厂打这个仗有困难，320 厂172 厂的力量都可以调动。
当然，打好这一仗，千万别把别的丢掉了，如歼8，要全力以赴抓设计定型。
大会后，与会的厂所领导在讨论中，一致同意部领导的安排。第二天，在陈部长参加时，
与部机关同志一起研究歼7 系统工程的具体组织安排，包括起草总设计师条例总工程师条
例等的思路。
18、19 日两天，段副部长带我分别去四机部，空军装备部谈歼7 大改，与四机部齐一丁
副部长谈大改的雷达电台无线电罗盘等配套电子产品。在北京我谈完总设计师条例，歼7
系统工程设计室组织条例后才返厂。
回到成都以后，611 所王南寿主任向孙志端厂长谈了611 所同意全力以赴搞大改，厂里有
关设计骨干可以参加。
6 月29 日，在132 厂召开了由三厂一所领导参加的歼7 大改主题会议，六院新机部副部
长张金波主持会议，他传达了6 月12 日部的会议精神，并宣布部的决定，由王南寿和屠基
达分别担任歼7 大改的第一，第二总设计师，周砥中为总工艺师。整个系统工程有国家来
抓，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委托132 厂党委代管。系统工程设计室，是部署厂管。王南寿接
着说，三结合搞设计的地点在611 所为好。
7 月2 日，陈副部长来成都，传达6 月26 日中央开会的精神，这是一个由邓副主席，王
副总理，罗秘书长和张司令员，洪主任集体听取吕东部长关于航空工业情况汇报的会。听取
汇报的还有杨勇，曹里怀，李人俊，刘华清，叶正大，参加汇报的还有赵健民，段子俊副部
长。在汇报前后，邓副主席说了很多，大意是：
我们的空海军是对付苏修的，但目前着眼点是解放台湾。解放台湾，不管用什么形式，
要有力量，没有力量不行，我们不能欺骗自己。
空军要用歼7 替代歼6，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歼7 来替代歼6。
要组织共同攻关，共同努力，解决新装备的原材料问题和技术问题，实在不能解决的，
去买外国的东西，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从长远看，可以考虑引进欧洲的战斗机。我们必须
抓科研，抓科研甚至要放到整顿工厂的前边。就是引进了国外的先进东西，也要靠科研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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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今后谈判引进，空军，三机部，研究机关，组成一个小组，从头负责到底。
邓副主席说，整顿工厂，关键是要解决好班子问题。要精选人才。这些人要有干劲，有
技术，挑选的人，先当副厂长，大车间主任，这些人中，40 岁左右的就不差，将来要30
岁左右的，现在就着手培养技术干部，技术工人。要培养研究生，派留学生，重点大学，招
生要翻一番，比新建来的快。科研机构和大学要整顿，注意管理人员不能太多，否则建筑成
了障碍。
大家听了陈部长传达的邓副主席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的讲话，受到极大鼓舞，因此讨论
很是热烈。接着讨论系统工程设计室的条例，总设计师条例草案，条例要由部向上汇报，各
工业部有关工作都要受其制约。又讨论飞机的指导思想，进度安排，组织落实等。最后作出
了完整的安排方案，由陈副部长带回北京，待吕部长批准。方案中包括试制如何由三个厂分
工干，1000 架生产又怎么分工干。提出两种方案，以后拟集中工艺专家来议，包括困难的
运输问题如何想办法解决。三厂分工的办法部党组定了以后，还要报上级批准。
在议论中，我厂管生产的生产长侯建武就对歼7 大改的形势用生动的语言作了概括，三
招险棋“设计要一次成功，工艺要万无一失，生产要直线上升”这话很为传神，此后曾多次被
引用，当然这里主要说的是量或进度的概念或其难度。
在向厂党委专题汇报歼7 大改时，孙厂长在谈到厂所关系时说，厂所结合，但仍是两个
实体，只是建制上归厂。过了几天，611 所王南寿和革委会副主任吴逢光来参加厂党委讨论
设计室的干部安排。决定由611 所吴逢光和132 厂设计所副所长陈志立为副总设计师。总
师下边设总体气动，结构强度，系统和特设四个专业的主管设计师，协助总师工作，再下边
设6 个设计分室有正副主任设计师，另有一个办公室，132 厂派出的主管和主任都当副职。
132 厂抽出参加大改的设计干部共58 名。1978 年7 月14 日132 厂临时党委下发了“我厂
代管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歼7 系统工程设计室主管设计师和主任设计师“任命名单，计有宋文
骢，李克唐，陈今，常明鉴等四名主管设计师和张仁保，陆英育等二名副主管设计师，以及
成志明等26 名正副主任设计师(其中有10 名为132 厂派出的)，办公室主任为张颖芝，132
厂派出王士忠为副主任)。
此后，三机部下发了(78)三计1024 号文件，正式明确三厂一所共同承担歼7 大改的研制
任务，批准了成立设计室的条例和总设计师条例，任命了总设计师和副总设计师(除关、陈
二位外，增加112 厂陆林林，011 系统于希明为副总设计师)。由三机部任命飞机型号总设
计师和成立部属厂管的系统工程设计室，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总设计师条例中，明确了
“承制厂选派和副总设计师负责试制生产中的一般设计问题处理”“总设计师负责飞机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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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工作，直到飞机设计定型移交承制厂为止”，都带有三厂一所联合研制的特点。
(七)成立歼7 系统工程设计室
1978 年年7 月15 日，在611 所召开歼7 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成立大会，三厂一所的同
志参加。孙志端代表132 厂党委在会上宣布了干部任命名单。
从这一天开始，132 厂每天开班车，我和陈志立等67 名设计人员带着几年来积累的改型
资料去611 所上班。112 厂派出陆林林等22 名设计人员，011 系统于希明等31 名设计人员，
与611 所的282 名设计人员，按专业分别投入了歼7 大改的设计工作。我在厂里分工的歼
7Ⅱ型改型工作已接近设计定型，收尾工作交由常汉臣同志帮助抓。原来厂里准备的联合设
计所需的后勤接待工作也就取消了。
按三机部安排，要立即派出两个技术组分别由王南寿和我带队去东欧某国和南亚某国实
地考察МФ 飞机，收集资料供歼7 大改用。出国人员名单是厂所分别提出的，由部里圈定。
去东欧某国的王南寿小组，由611 所设计师和132 厂的张仁保，陆美育，张得三，薛炽寿，
王寅泰和刘尚德等六名设计干部参加。去南亚某国的屠基达小组则由611 所的谢顺龙，张
声修，陆雄理，李金华四名设计干部和部辅机局干部闫治孝以及132 厂四个装配工人晏志
友，李宗义，沈世权，刘凤林组成。
我们一行在京听取了陈副部长关于出国任务的指示后，于1978 年8 月18 日离京，经卡
拉奇转机到达达卡。在我国当地大使馆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南亚某国一共工作40 天，我们
在外身份是笼统地说三机部的工作人员，不说具体厂所，与该国空军接触则说是国防部的工
程师。
由于该国的政治情况复杂，空军内部亲苏的多，我们去考察是最高当局同意的，但工作
仍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我们的工作内容除接见我们的助理参谋长外，仅陪同的二位空军军
官和基地司令三人知道。由于白天工作时间有苏联专家在现场，故我们现场工作均在晚间并
戒严后进行。
供我们察看的飞机是苏联援外用不装蓝天系统(低空数据传输)的两架“米格”—21МФ 飞
机。这两架停放在机库的飞机，均不完整，一架无发动机，另一架仪表拆去甚多。据我空军
专家组了解，这两架飞机停放放该处均一年以上了，所以飞机上蛛网丛生。刚到该国时，每
晚仅能工作二小时，后延长至四小时。白天我们只能关在空军军官宿舍查阅他们提供的说明
书，整理数据，抄录资料，带回一些。晚饭后乘车去现场，前后共进行了20 个晚上。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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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国气候炎热，夜晚工作常是汗流浃背，蚊子又厉害，条件相当艰苦。而且该国要求拆卸口
盖机体必须当晚恢复原状，所以工作甚为紧张。有些拆卸费时的、有铅封的、或拆了要更换
新件的都不许拆。生活上全由该国空军接待，但每晚工作至午夜，只供应一个香蕉充饥，为
了工作，全组同志都无怨言。
此行的收获，一是对主要改动部位外形，前机身结构，机炮安装以及系统，吹气襟翼，
仪表安装，舱盖等进行了测绘，有关的系统，起落架，机尾翼进行了数据测量。二是拍摄了
十一卷底片的飞机实物照片。三是索要并带回技术说明书，使用维护说明书三十本和一套双
管炮说明书照片底片。四是索要十七项系统成品。
小组同志于9 月30 日搭乘使馆联系的便机直接自达卡飞返成都。我们去时，本来打算半
个月完，以要东西为主，到后才知条件甚差，很难要到东西。使馆领导说不要急，要做三四
个月的思想准备。但家中工作进度十分紧迫，我们都急于完成任务回去。
王南寿小组，在东欧某国的工作条件很好，除考察飞机外，还要到手13 箱资料和67 项
实物。他们按期完成任务回去，为7897 会议的方案论证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厂一所的设计人员，按专业分工，很快开展了工作。利用歼7 整机资料和132 厂已有
的资料，以及国外考察报告等，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分别提出了歼7 大改飞机的总体，
系统，装配配套方案，一共编写出了3 份文字报告，绘制了47 张图表，在9 月份由部(陈
副部长主持)在成都召开的7897 会议上，完成了首次方案论证，以及飞机的成品配套和试
验协作安排。在全机482 项成品中，有163 项新研制，测仿成改进改型，约占总数的1／3，
有90 项试验(包括吹风，强度，系统，飞行试验)要进行。
总体方案论证以后，全室开始打样，组织了十个协调区绘制了2823A4 的协调图，同时
开展结构打样和系统安装打样。
全机设计工作，按照参照设计的原则进行，即在满足战术技术要求的前提下，能继承的
尽量继承，可参照МФ 飞机的就参照，实在不行的就自行设计。
11 月三机部飞机局在温江召开“歼7 大改飞机规范，载荷，强度咨询会”，崔副部长出席
并讲了话，由我主持，请北航，南航，西工大及601，623，630 等厂所同志参加。会议按
规范载荷和强度二个阶段进行，在听取飞机设计室的同志汇报的基础上，对飞机的设计规范
修订完善，空地载荷的制定，涉及重量，强度计算的原则和强度试验工作，飞机疲劳寿命和
选材，以及飞机的气动弹性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对飞机结构可参照，但规范，试验要
求等无法参照这个固有矛盾，而飞机必须保证一次试成，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于此同时，还召开了进气道调锥系统工作会议，请发动机设计室和161 等厂的同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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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锥系统的传感器和信号组件设计方案和其技术协议，有关试验等进行了讨论。
(八)要到了两架样机
1978 年11 月底，接三机部通知，要我率赴非洲某国，接受МФ 飞机。小组成员有611
所谢顺龙，132 厂的张仁保，以及132 厂出赴南亚某国的4 名装配工人和翻译，共8 名同
志。
我们一行于12 月1 日离开北京。对于非洲某国合作的态度我们并不摸底，只是估计了可
能出现上中下三种情况，我们如何应对。但在一个多月的实际执行中，比我们乐观估计还要
好，真可说是喜出望外。
在非洲某国工作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对两架飞机的检查，试飞，分解，油封，装箱，
直至12 月20 日发运，交我国远洋公司“银川”号货轮启运出港。后一阶段是催办索要的备件，
设备，直至装箱发运。在催办过程中，我们在该国飞机中修厂学习调查一些飞机上的新设备
新系统的使用检查经验，弄清专用工具和设备的使用情况。
使馆党委很重视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就直接住在使馆宿舍，在使馆食堂吃饭，大事，
参赞，武官，分别多次听取我们的汇报，给我们出主意。
两架飞机给我们的事情，是事先由三机部机关外事处同志与该国空军商定的，我们去了
很快就接上了关系。该国主办此事的空军工程部巴茨少将部长在接见我们时，十分诚恳友好。
他指派哈梅特中校当联络官，始终陪同我们，工作效率很高，接触到的基地，修理厂的官兵，
对我们都很友好。与我76 年那次来访，在态度坦诚出手大方等方面，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我估计这与我国已援助他们不少歼6 有关。
该国移交给我们的两架飞机，一架是“米格”—21МФ 歼击机，一架是“米格”—21УС 教练
机。分别于70 年和71 年出厂，已飞行了597 及642 小时，还未达到大修期正在使用的飞
机。直接从其他基地飞来，经我们检查了完整性并当场作了飞行表演后交给我们的。表演前
该国空军飞行军官问我，要不要做离地面3—4 米的通场飞行，我说不要那么低，保证安全
吧。
飞机随带的各种外挂，副油箱，弹射弹，救生伞，救生包及全套飞机发动机履历本都一
起交给我们。并交给我们K—13 导弹三发，C—5m 及C—5K 火箭弹各三发，23 炮炮弹200
发，一起随船运回。
在北京出发前，三机部油部长还专门找我谈了要接收两台“米格”—23 的旧发动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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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该国已经谈好了的。在接收完飞机之后，该国又把两台很新的P29—300 发动机交给我们，
它们都只分别使用了32 小时和24 小时。因进气道进了砂石，一级压气机叶片打出了小凹
坑而停用待修的。发动机装箱与二架飞机一同装船运回。二套履历本，我回北京后，当面交
给在京出差的410 厂厂长程华明同志。这是后来WP—15 的参照样机。
除飞机整机外，该国还应我组要求，给我方提供了很多新旧备件，仪器，设备等共计111
项之多。计有双管23 炮，起落架，座舱盖，机背油箱，襟翼，弹射座椅，通讯电台，轮胎
等。这里所谓旧的，是经过返修后在库的可装机使用的。答应提供项目之多，出于我们意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修理厂某处，发现了堆放着许多较完整的飞机部件残骸，我考
虑测绘好用，就像联络官提出要，联络官马上回答，你们要什么就给什么。结果我们要到了
机翼等21 项残骸请他们装箱运回。
此外，我们还对不能要来运走的实物，照了很多相，包括一架偶然看到的侦察机，还与
该国空军空地勤人员，修理工程师进行了座谈，借到各种说明书44 套本。
这一次来非洲某国可以说丰收而归，这是两国间友谊日益发展的明证。当然，这里也有
我们自己的努力主动有关。首先我们尽可能使工作有预见，谈问题心中有数，小组内部各人
都有分工，做到不漏不乱，二是体现出我们小组成员的知识面广，技术在行，水平较高，提
问题都在点子上，三是主动做人的友好工作，使人感到是平等的真朋友。
我们一行1979 年1 月7 日离开非洲某国回国，在工作前后共一个月零五天，元旦是在使
馆过的。
运飞机的远洋轮，把二架飞机及发动机等运到天津，飞机及部件由132 厂派人运回分厂。
(九)分歧从此开始
回到北京以后，除了汇报总结以外，我本人作为总设计师，鉴于样机到手的情况，按段
副部长的意图，给部飞机局留了书面意见。主题是建议歼7 大改由参照设计改为测绘设计。
认为全机可分成三类情况：
1.全机外型包括进气道，主要承力结构，起落架及方案相同的系统，成件，均按МФ 飞机
测绘。测绘的成分应尽量扩大。
2.由于雷达，部分特设成件，座椅方案上与МФ 飞机不同，因而安装及系统线路仍需自行
设计。
3.可以继承歼7 飞机的，经过分析决定继承。如阻力伞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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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书面意见，同时抄送给了王南寿总设计师。
我写建议的动机，是感受到中央下那么大决心，要赶快出飞机，我们这些人的担子很重。
而有些设计干部总感到测绘设计的地位太低，按吕部长的说法是依葫芦画瓢，没有发挥设计
人员的创造力，如在讨论进气道方案时，我认为应尽可能按样机，但设计干部认为自己设计
进气道管道技术上并不复杂，而不考虑我国当时做进气道和发动机匹配试验的条件并不具
备。如果谁都想露一手，用参照来扩大自由度，这麻烦就会大起来的。
我的意见，显然不符合一些同志的意思，于是1 月25 日，不包括132 厂的其他三位副总
设计师由吴逢光带队到北京，向飞机局汇报，认为不宜改为测绘设计，而应提为充分利用样
机，扩大测绘面，进一步搞好参照设计。主要理由是，基本上自行设计的结构有前机身火控
雷达，导弹，通讯导航，救生，燃油，座舱照明，干扰装置等，而且要全面进行测绘实际上
不可能，要有二三架样机才行。至于为什么前机身要自行设计，恐怕没有具体搞过设计工作
只听汇报的同志也未搞清楚，因为空军要求飞行员座高由940 提高为960，前机身就要大
改了?
事后，我从飞机局得到了上述汇报的记录稿，感到要照顾好共同工作，611 所又有建所问
题，所以不再坚持测绘设计的提法。在2 月20 日在一次向飞机局和王总设计师的书面意见
中，只提“充分利用样机，扩大测绘范围”这样实际工作的方针。但是在一起共同工作的设计
领导班子有分歧而不当面说，总感到不正常。
早在1978 年12 月，国家经委和国防工办联合批准方案论证时把歼7 大改正式命名为歼
7Ⅲ型飞机。
1979 年2 月27 日下午三机部党组召开扩大会，由吕东部长主持，听取歼7Ⅲ的工作汇
报。汇报由飞行局副局长张金波讲，是前一天，莫，崔二位副部长召集预备会准备的。
预备会及党组扩大会，王南寿和我都参加了。当张局长汇报到歼7Ⅲ的设计原则拟改为“充
分利用样机，尽量扩大测绘面，能测绘的部分特别是关键部位，就尽量测绘，不能测绘的搞
好参照设计”时，吕部长讲“能百分之九十九测绘，更好。空军要增加一些新项目，别让他改，
要МФ 飞机就给МФ，不要花样翻新，否则83 年也出不来，原则上就测绘。”“邓副主席过
去问过我‘歼7 大改怎么样?’我说‘没有样机，没有把握”现在样机来了，邓副主席问‘来了样机
如何’我说‘照抄’照抄就容易出来，必要时再去要一架样机来。”
当汇报到空军要求歼7Ⅲ的外挂，要按北大西洋公约标准搞三化时，吕部长说“我看歼7
Ⅲ就照老样子干，不要再歼7Ⅲ上化了，等歼13 吧。中央看起来似乎明年就可使歼7Ⅲ飞
起来了。就МФ 别变花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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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报完后，徐副部长发话说：“歼7Ⅲ要定型，试验条件要早些提出来，有哪些试验，
谁来做。希望早一些和航定办商量。歼7Ⅲ算仿制还是新飞机研制?如属新飞机，试验要求
就多了。”吕部长说：“就是仿制”徐部长说：“前提要定，如测绘仿制，则试飞就简化了。”
王其恭副部长发言说：“歼7Ⅲ的优缺点各在哪里，要如实向上汇报清楚，这涉及歼7Ⅲ
生产多少总数的问题。我同意吕部长的意见，歼7Ⅲ就是测绘仿制，这样试验任务周期就可
缩短，能测绘仿制的就测绘仿制，把握就大了。”
当发动机局王副局长说发动机要81 年底方能提供上天的发动机，张金波副局长说太晚了
时，吕部长说：“辅机和发动机均应80 年出来，如把飞机拖到83 年才定型，就等于吹了!
那时歼8 都出来了，到时歼8 多生产点就行了。我们的精力可放到歼13 和歼轰7 上去了。
我和空军去谈，空军不能加特殊要求了，一加要求，什么都得试，我要向洪(学智)主任汇报
清楚。”吕部长接着强调说：“性质确定为测绘仿制，可以有点变动，但不是另外搞新飞机。”
会后，我整理了会议记录，回成都后，由王南寿同志向全设计室同志作了传达。
1979 年3 月，部里下达文件，112 厂退出飞机设计室，三厂共同生产歼7Ⅲ方案改为二
厂生产。要求歼7Ⅲ于81 年上天，82 年定型，1985 年前132 厂和011 共同生产出500 架
飞机。并决定歼7 系统工程设计室改为委托611 所党委代管，要求所党委切实抓好设计室
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后勤保证工作。
这时，厂里曾讨论今后规划，我又提出除歼7Ⅲ外应开展歼教7 的工作，由于工厂当前压
力太大，厂里讨论时又被否定了。当时“米格”—21УС 飞机还放在厂里，我感到可惜，下边
的设计员有的也跃跃欲试。
3 月底，国防工办叶正大副主任来厂听取歼Ⅲ工作的汇报，工厂孙，谢和我参加，611 所
王南寿，吴逢光，张颖芝来参加。汇报中，叶发觉吴逢光对测绘二字有不同意见，甚至在叶
讲一些具体问题时和叶当面争论了起来(叶原来是老所长，他们熟，有关)，但叶还是沉住气
说：“吕东部长在党组扩大会上说，能99％测绘更好，现在要据此拿出一个意见，把99％
的意图落实下去。“叶这时很在意厂所要结合好，今后要成立一个统一的公司。
4 月初，厂里成立歼7Ⅲ现场办公室。并制定专人管理样机，准备在测试完一些系统性能
后，搞外形测绘。
4 月中，三机部崔副部长陪同空军曹里怀副司令来厂观看МФ 飞机。在样机旁两次对我们
说：“空军党委意见，照样机干，不要搞什么新花样了。”晚上，叶正大，曹里怀，崔光炜等
领导在锦江宾馆9 楼会议室，正式听取谢明，试飞大队李湘君大队长汇报歼7Ⅱ型定型试飞
等情况，听取王南寿汇报Ⅲ型工作，我参加了。曹副司令又讲：“这飞机，别乱改，就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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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歼7Ⅱ型飞机征用两架全状态新飞机，由我厂试飞大队做设计定型试飞，进展比较顺
利。在此之前，歼7Ⅱ型四项主要改进，都已分别试验试飞，刘尚德同志主管的大副油箱及
张功动同志主管的阻力伞舱上移项目，已由三机部和空司于2 月和4 月联合单向鉴定通过；
李宗俊同志主管的弹射救生和寿伯康同志主管的换装发动机两项也都进入收尾；全机机构更
改和燃油，空调，冷气，军械，特设备系统，地面试验都完，正试飞验证中。于是改进工作
前后历时十年的歼7Ⅱ型，终于在1979 年9 月正式取得设计定型的成果，这是后话了。歼
7Ⅱ型大部分详细设计都是在彭仁颖同志指导下完成的，沈泳同志主管了连锁点火项目。而
自立更生的火箭弹射座椅等试验，则是在冯玉麟，杜志光，吴明初等同志的领导下完成的。
132 厂设计所打了一个漂亮仗。
(十)矛盾公开化
按照主管歼7Ⅲ型的崔副部长要求，要我们到北京去作歼7Ⅲ型方案的汇报，由王南寿总
设计师带队去。为此王总召开了我参加的准备会。设计室办公室主任张颖芝在会上讲了汇报
材料的准备情况，包括各项机载设备项目的情况，王总最后讲了几点意见。1979 年5 月初，
部电话通知到北京去汇报，突然南寿同志因为心脏不适住进医院，走不了了，临时决定只好
由我带队，于是由我和吴逢光，宋文骢，张颖芝等4 人于5 月6 日飞京，在飞机局听张金
波介绍安排后，第二天在部讨论汇报内容。讨论当天吴逢光也有病了，没有去，而张颖芝说
没有准备任何材料。于是这次汇报变成了对我这临时替代者的“考试”。幸而我不是考得倒的。
临时由我起草了“关于歼7Ⅲ型研制的情况和方案汇报”稿，包括了在崔部长主持下飞机局辅
机局张金波，李兆翔，杨光中等同志参加研究各成品的安排等内容在内，并经与吴，宋，张，
三位一起讨论同意，最后经崔部长审定，在部打印成文，以便正式向部党组汇报。
5 月19 日部党组召开扩大会，吕部长主持会议。孙志端厂长来京参加了，并开了头。由
我汇报，崔部长，陈部长，油部长都发了言。
汇报稿的基调是：“一定要充分利用样机，尽量扩大测绘面，能测绘的(特别是关键部位)
要尽量测绘，不能测绘的，要搞好参照设计。”据此，具体对外形，结构，规范，强度，系
统等作了原则说明。写入了吕部长以前在党组会上的意见：“能百分之九九测绘，更好。”写
入了叶正大副主任在成都发表的意见，他赞成三机部党组的意见，认为可以用四点来具体化：
(1)气动外形和进气道内管道(按МФ)不改。(2)结构不改(不是绝对)。(3)成品附件已批生产的
性能相当，用批生产的继承，批生产没有的，测绘。(4)空军提的外加要求，分步实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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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试制的不加新要求，让批生产先上去，第二步再批生产以外更改，改成一项上一项。还
写入了曹副司令几次说明空军党委的意见，即：歼7Ⅲ研制要争取时间抢速度，就按“米
格”—21МФ 样机测绘，先仿出来，不要加新东西，改什么新花样了。
汇报稿如实地说明了飞机改型后的优点和缺点。与样机相比，有7 项不装不带的项目和
歼7Ⅱ的项目。说明了全机配套的机载设备项目及承制单位协议情况。最后还分析了全机研
制中部内外的技术关键，应采取的措施和研制进度和经费。经过部内上下结合，汇报中的总
进度是82 年上半年首飞，83 年设计定型。
党组扩大会同意了这个汇报稿。
这时，全国的形势，有了新的情况，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作全面的
调整，歼7Ⅲ的研制进度和数量可以重新研究。在党组会上，也有人提出歼7Ⅲ和歼8 的关
系，因为歼8 的原设计是全天候型，是否要搞两个新的全天候型飞机?对此，吕部长在作结
论时说：“在部机关里讨论，有不同的意见，并非对歼7Ⅲ研制有了动摇，吹了冷风。”成都
研制现场，出现各种情况。吕部长说：“全权交孙志端同志现场指挥。”
接着，按部里安排，我带了汇报稿，向国防工办，空军，四机部，五机部分别去汇报。
汇报完后，工办又召三，四，五机部负责歼7Ⅲ型的副部长开会，由叶正大副主任主持，在
我汇报之后，研究落实各项部外配套设备。会后，工办起草了一个向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工作
报告。
1979 年5 月24 日，我们去空军汇报时，张廷发司令员未参加。但他要亲自听汇报，于
是我和吴逢光留在北京，于6 月4 日再次由崔副部长带我们去空军汇报，出席的除张司令
以外还有曹副司令，姚副参谋长等不少空军领导干部。我按汇报稿汇报完后，张司令说了不
少，我都认真做了记录，但我感到很多是说给在座的空军同志听的，如飞机配套问题的严重
性，电子设备和武器配套的重要性，不配套飞机发挥不了作用等。又谈了歼12 飞机打起仗
来没什么用处，是教训，歼6Ⅲ也是教训。谈到歼7Ⅲ，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更好的
飞机。说歼9 我们要切合实际，相当于“米格”—25，我们一下子能搞出来吗?一下子说МФ
搞不出来一下子说要搞歼9，矛盾。咱们有个误解，要雷达，不光是为了全天候，更重要的
是要老远就可以发现敌机，雷达和导弹配合在一起好攻击，雷达还是要研究下视能力。飞机
上设备配套好，比飞机本身重要，要打仗，首先是电子设备火控系统，……接着张司令再次
强调，现在决定生产一些米格-21МФ，我们是不得已。
会上，张司令当场决定，要亲自去成都看样机，于是6 月6 日由崔副部长和我陪同张司
令员坐子爵号专机直飞成都。第二天，去看了两架飞机。按崔部长安排，我还向张司令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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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了与英国谈判引进马可尼航空电子设备的情况。看完样机坐下开会，厂里孙志端，谢明
等参加，试飞大队大队长李湘君汇报了歼7Ⅱ型试飞情况。张司令除歼7Ⅲ型问题外，还谈
了歼教5 飞机，说歼教5 飞机很好，这飞机一开始即干得很稳。
我这次去京整整活动了一个月。6 月9 日去611 所向设计室干部传达去京汇报和活动情
况。吴逢光同志要求说，所党委要求先结合思想状态布置工作。我不是所党委成员，也不了
解大家的思想状态，所以请吴出面主持布置工作。我在传达去京汇报及活动情况时，本来一
起去京汇报的吴逢光借故不参加了。此前1979 年3 月，三机部文件，更改了歼7 系统工程
设计室由132 厂党委领导改为委托611l 所党委领导，看来发挥作用了。
3 月文件还决定112 厂退出歼7Ⅲ任务。7 月又有三机部文件，011 系统设计人员因有歼
教7 任务，退出设计室。
北京汇报活动结束后，7 月初三机部下达歼7Ⅲ研制的通知，除样机管理和成件研制问题
外，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设计原则调整为测绘设计，二是研制进度后退为力争83 年达到
设计定型，三是成立现场指挥领导小组，制定由132 厂厂长孙志端为领导小组组长，张金
波，王南寿，谢明为副组长。
5 月去北京汇报，让我一个人唱独角戏，看我的笑话，已让我很为恼火，正拼命压着。这
时，在北京又听到了一些人在背后对我的人身攻击，说我到611 所捞个人的好处，真是岂
有此理，歼7Ⅲ原来一直是132
厂的任务，现在变为611 所为主，究竟谁捞谁啊?三机部党组决定歼9 让路(实是下马)，
用歼7Ⅲ作填补611 所空白的角色，从大局出发，我是可以理解的。歼9 下马这本是非常正
常的事，高空高速已不是歼击机发展的方向，也并不是被歼7Ⅲ挤掉的。我力促歼7Ⅲ上马，
并不是歼9 下马的罪魁祸首，要达到什么个人的目的。现在王南寿同志脱身了，所里一些
同志怨气向我而来，我已无法再留恋这已经为之奋斗了六、七年的歼7Ⅲ了。再联想到前些
日子，在所里听到议论说，611 所的所级干部是省委组织部任命的，而我这厂副总设计师是
市委组织部任命的。言下之意，我当总设计师领导所级副总设计师不般配。我听了没多去理
他，只想到611 所大部分技术骨干，都是当年我在112 厂飞机设计室时的同事和部下。现
在看来，我对这些人事关系十分麻痹了。611 所虽然是新所，很多人这辈子尚没有拿出具体
成绩，但设计研究所的人，从骨子里瞧不起工厂的技术人员，这不是一朝一夕所养成的，现
在已不是50 年代当年飞机设计室那时的精神面貌了。
我以个人名义于1979 年5 月14 日在北京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请飞机局张金波局长转送
主管歼7Ⅲ型的崔副部长，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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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波副局长转崔副部长：
前不久部在京召开飞机外挂三化会议期间，611 所两名代表(一火控组长，一总体设计员)
对132 叶家琪，王再刚两同志说“屠基达把611 所弄得不死不活”“屠基达把611 所的人弄死
了，还要捞一把骨头”等。
这两名611 所同志，我均无直接关系，可见是另有人煽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把由于领
导决定歼7Ⅲ型改为测绘为主后产生的极不正常的不满和怀恨集中于我。联系其他情况，我
认为在当前这种组织情况下我不可能有效的参与领导好测绘设计工作，请求部领导同意我个
人在这次汇报完后即退出歼7 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
此报告
132 厂屠基达
79.5.1 6
我这报告给上去以后，没有下文，也没有人找我谈。我仍继续代人坚守歼7Ⅲ岗位。但部
3 月文件下达之后，所里起了变化，飞机设计室的组织机构无形中撤销了，因歼7 大改提的
设计组长，被说成是冒牌的，也撤掉了，设计室的办公室被说是黑户口。在没有和我商量和
通知的情况下，听说吴逢光直接通知去掉主管这一级签字，主任，组长都恢复原职，也不找
厂里派出的副主任副主管了，我和陈志立副总也被架空了。
现场的工作还在抓紧进行。1979 年5 月开始，工厂Ⅲ型现场办公室，按设计室的要求，
组织力量在样机上 先后做了飞机操作系统，自动驾驶仪功能，雷达电校靶，进气道调锥，
全机共振等26 项地面试验和参数测验，分别作出了测试报告。之后又进行了22 项外形测
绘，37 项轴线定位和交点测量，绘制参数模线等大量工作，递交设计室使用。
后边这项工作，是1979 年8 月开始的，当时厂所成立了样机测绘小组，我任组长，吴逢
光，和工厂总工艺师金春祥任副组长。外形测绘的办法，继承当年歼5 甲的办法，铺设精
确的大平台，把飞机架设在大平台上，用样板和划线测出飞机外形和进气道管道内形，同时
绘制参数模线光顺纠正，再反过来取出理论外形图数据。
这时三机部机关已不像过去那样抓紧了，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而按照部和空军的指示，
飞机研制要坚持按照程序办事，飞机的战技要求将再次讨论。乘此机会，我起草了一个厂里
的报告；为明确技术责任制，132 厂退出歼7Ⅲ设计室，改由611 所全体承担设计工作。谢
明总工程师同意这个报告稿，孙厂长则主张先由他口头向三机部领导汇报指示，不用文字。
1979 年9 月底，在北京由空军科研部召开了歼7Ⅲ方案论证预备会，除三机部外，并请
总参，国防工办派人参加，我和吴逢光都参加了。科研部的论证室会前作出了歼7Ⅲ飞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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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报告，曾报请张司令员批示。张司令员批了：要积极支持三机部搞歼7 大改，未落实
的技术问题，要和三机部诚恳协商。请曹副司令员关心这事。我们听了传达后理解这是张司
令员授权曹主管了。
9 月6 日，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在成都召开了歼7Ⅱ型的设计定型会议。第二天，召我们
汇报歼7 生产上的问题，国防工办叶正大副主任，三机部莫文祥副部长等出席。会上有谈
到歼7Ⅲ的问题，曹就谈到在京召开一个方案论证的预备会，暂时不请四，五机部参加，先
由三机部和空军协商。
预备会曹副司令员和三机部赵，油，崔三位副部长都出席讲了话，都强调歼7Ⅲ型飞机基
本上是仿制МФ，气动外形是测绘的，结构是基本测绘的，有些机载设备改用国内的。要求
三年左右搞出来。
论证报告涉及飞机坐高问题，增加压力加油和消极干扰问题，火控系统和半自动引导问
题，外挂三化问题，以及是否要引进国外电子设备问题。讨论的时候，吴逢光几次在会上说
测绘设计的原则不松动的话，很多成件问题不好办。
1979 年12 月初，我和吴逢光，宋文骢等一起赴京向崔副部长歼7Ⅲ型总体方案。由宋文
骢具体汇报。之后又在部飞机局张金波主持下，与空军交换了意见，一致后，纳入战技要求，
确定总体方案。
(十一)撤销飞机设计室
1980 年1 月，三机部正式发文，同意撤销歼7 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改由611 所承担歼
7Ⅲ型飞机设计任务。原由部任命的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及有关机构也相应免去和撤销。并
提出按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把研制规模和进度控制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之上。接到文件
后，厂所分别向有关人员作了传达。然后我率张仁保，陆英育与611 所吴逢光，李克唐张
颖芝讨论起草联合设计歼7Ⅲ飞机的工作总结。
在1978 年至1979 年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132 厂有67 名同志，每天往返厂所之间，
认真参加了歼7Ⅲ型飞机的方案论证，成品协调，打样设计以及气动，过载荷，强度计算等
工作，还包括飞机说明书飞行员手册等翻译出版工作，应该说身心是挺辛苦的，家里也顾不
上，原单位脱开了，两头不讨好。说作了无私奉献也不为过。撤除设计室前，要求我厂设计
人员妥善向611 所同行移交了全部文件资料。一年多的辛苦，几年的积累，全交出去，空
手而归，没指望听到一句感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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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由于工作性质周期长任务复杂，开始时又来势凶猛，成立联合的飞机设计室，
未必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歼7 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作了一次试验，完成了历史使命，也结
束了歼7Ⅲ型总设计师曾经由132 厂转换至611 所的过渡。
之后，由于样机移交611 所管理后，因测绘需要，样机被破坏，又到国外用美金买来第
二架可飞的样机，作Ⅲ型试飞参数。
1980 年6 月中组部曾志副部长率工作组来132 厂蹲点调研，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寻找
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厂级干部，在当时厂级干部都是老干部。同年9 月，三机部党组
任命我为副厂长，孙志端厂长调部任六院院长之后，11 月，中央组织部任命谢明为厂长
我为总工程师，我想这是在贯彻邓副主席指示，大型军工企业要任命总工程师，加强技术责
任制有关。这时我曾组织过一段时间的歼7Ⅲ型生产准备工作，这是从另一个方向过问歼7
Ⅲ型。
(十二)尾声
三机部决定歼7Ⅲ型由611 所设计，132 厂和011 基地共同研制之后，1980 年6 月，经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立项，要求1984 年设计定型。实际情况是1984 年4 月26 日
施行首飞，经过4 年的定型试飞，至1988 年2 月4 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军之产品定型
委员会批准设计定型。
在飞机定型试飞基本结束以后，按照惯例132 厂提前做好小批生产的工作，自行决定投
料15 架份制作零件。但88 年当年，空军迟迟未向三机部发出小批生产订货的信息。厂里
十分着急，因为各项配套成件须要及时正式订货，各承制厂都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大部
分也都涉及二次配套及原材料订货的问题。当时正好空军接替曹里怀的副司令林虎中将来厂
检查工作，厂里提出歼7Ⅲ定型后的首次订货问题，林副司令当着我们面说：(132 厂主要
领导和成都飞机发展中心的领导)歼7Ⅲ任务是过去领导定的，现在空军领导已决定，不订
货生产了。原因他没有细说，我们也不好问。事后我们回想设计定型的时候，空军果然没有
提出定型后小批生产的任何文字和问题，看来是早已内定了的。但是我们着急了。因为这
15 架飞机零件投料是工厂自己决定的，怎么办?另外飞机研制虽然主要是国家投资的。但按
规定研制中的工装费用70％由工厂垫付，好几千万垫进去了，如何处理?之后不久莫文祥部
长来厂(莫部长又接替吕东部长工作)，中心和厂里领导又反映了这个大问题，莫部长对我们
说，这事三机部也没有办法，当年三机部和空军联合上报定歼7Ⅲ任务前，吕部长带三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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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其中一名是莫部长)和张司令员及三名副司令员一起开会，吕部长问张司令，究竟歼7
Ⅲ要不要，要多少?张司令说，要300 架我们就投入研制。当初就那样定的。现在空军换了
新班子，决定不要了，部里也没有招。
这种意外的结局，回想起1979 年2 月27 日三机部党组扩大会上吕部长讲话。竟然不幸
而言中，令我感慨万千。
幸而峰回路转，1988 年下半年传来好消息。1989 年，我国40 年大庆，空军要准备有新
飞机飞过天安门受阅。决定有6 架歼7Ⅲ参加。因此决定订8 架歼7Ⅲ飞机。真是谢天谢地。
这样，小批投料的15 架中8 架落实了。此后，工厂和部继续做工作，其余7 架后来也订了
货。工厂最后总算迈过了这个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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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基达回忆录：逼上梁山背水一战 歼7M 诞生记
1978 年科学的春天来临之后，我们技术人员摆脱了20 年来的重负，又还未套上名利的
枷锁，心情的确陶醉在春天的芬芳之中，不知道什么叫困难，没有后顾之忧地大踏步往前走。
1979 年2 月21 日，我带着厂设计所和特设科的7 位同志，应部里安排，赴京参加为歼
7 改装引进平视显示器等航电设备的对英谈判。出发时我脑子里全是歼7Ⅲ的事，我当时是
厂副总工程师兼歼7Ⅲ第二总设计师，刚率小组从国外考察和要了两架飞机(MΦ 和yC)、收
集了不少部件残骸回来，没有任何主持引进航电设备的思想准备。原来厂里定的是由主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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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设计所副所长陈志立同志等去谈判，临行前不久，谢明同志接到部里电话，指定要我带
队去主谈，于是补买了火车票，就和陈志立、邱普达等同志一起出发了。
在硬卧车厢坐定之后，我向军械设计员高维勤同志借了一本载有介绍平显文章的《航空
设备》，开始从书本上了解什么是平显，临阵磨枪，仓促上阵。
在此之前，1978 年11 月，吕部长及段、陈、徐副部长率20 余名专家去西欧考察，这是
有史以来航空工业部部长到西方的第一次考察，考察中决定首先从西欧引进电子火控设备，
以提高我们航空电子的起点。春节前在北京开过一次考察后的情况介绍会，我没有参加。之
后，部里决定首先邀请英国马可尼航电公司来京谈判，以后还要与斯密司公司、费伦梯公司
以及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谈。当时，西德不同意和我们合作。引进设备先在歼7 上改装，改
装工作定在132 厂，132 厂对外开放。引进后确认好，再改歼8。我们一行到京后，听了主
管这项引进的外事局魏祖冶局长和随吕部长一起赴西欧考察过的杨光中处长介绍了情况和
设想后，就与谈判组全体同志一起投入了准备工作。
谈判组除三机部和四机部部、院机关的有关领导同志以外，共有三机部、四机部所属18
个单位42 人组成。陈少中副部长指定由我牵头和部机关的苏大鲁、杨光中、顾伟豪三位同
志组成领导小组，由我对外主谈。改装歼7 是为了装备空军，空军派出科研部章克文、唐
志坚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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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8 月，屠基达带队去英国马可尼公司平视显示器分部谈判。
1982 年歼7B 型机在西昌打靶。左起：孙德生、陶发宽、屠基达、逢景和。
一、第一次和魔鬼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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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已出过几次国，但面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老奸巨猾久战沙场的英国佬谈生意，
却是第一次，更何况要谈的是现代化的航空电子，我还是一个门外汉。
马可尼公司派出了由一、二把手常务董事彼得曼和助理常务董事兼技术董事马利纳率领
的12 人庞大代表团，包括公司内雷达、无线电、平显、惯导、飞行控制各分部的经理和专
家。这阵势显示了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马可尼公司在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后率先步入中国市
场的决心。
谈判虽然有段子俊、陈少中两位副部长作后盾，但出面主谈，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
这一轮谈判，预定中间还要去一次成都看工厂的飞机，这是我们厂第一次接待西方国家的外
宾，如何安排好，我也得一起考虑。因此在谈判前，关于谈判方案的书面请示中，同时纳入
了关于工厂对外的口径。我在报告中考虑到开放的长期性，第一，建议工厂对外叫成都飞机
公司，地名作公司名容易记，也不叫制造公司，公司不应该光搞制造；第二，从生产能力、
机构、人物到产品都如实讲，只是厂长改叫总经理。这个书面请示，当时即经段、陈副部长
同意并报吕东部长批准了。
1979 年3 月3 日在北京饭店第一轮谈判开始了。由彼得曼全面介绍马可尼公司开始，然
后其他人分别介绍他们的产品。我们在谈判开始详细介绍了歼7 飞机，使英方感到我们要
引进他的设备是有诚意的，因此明显地感到振奋。讨论越来越深入和有针对性。看样子，彼
得曼这个老板，技术上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在第二天的讨论中，比如谈到飞机空间紧张时，
他建议换一个小的无线电罗盘；飞机电源紧张，他建议改用效率高的静止变流器；他还提出
小飞机航程短不必用惯导，等等；而无线电罗盘、静止变流器都不是马可尼的产品，惯导却
是马可尼管的产品，使我感到他们还是实事求是的，谈问题有分寸，并不像我年轻时在上海
看到的滑头商人样子。
谈了三天之后，我们感到好些事与我们原来设想的不符合。一是原来设想买现成品，当
年即将开始改装，实际不可能那么快开始；二是想通过他们引进脉冲多卜勒雷达技术，英方
认为歼7 机头空间太小，且明确提出这要政府专门批，即一下子不容易引进；三是我们想
引进惯导技术，英方主动说歼7 这一级飞机不必用惯导，我们不顾实际，硬要装，也不合
适；四是我们原想先拿设备来试改，飞机改成后再谈订货，他们说不可能，单引进技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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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成批产品不可能。这就必须修改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另外，我考虑到由歼7 一家对付几
个外国公司，去货比三家，担子太重，因此建议段、陈副部长考虑扩大一个机种谈对外引进。
歼-7M 型139 号原型机（资料图）
陪英国客人到成都看了一天工厂和飞机，又返回北京继续谈判。他们看了我们成飞后，
首先一个主要印象是中国的航空工业规模不小。对飞机他们立即看出我们的歼7Ⅱ型和米格
-21 不一样、座舱盖不一样，防弹玻璃取消了等等。为了处理好雷达受进气道影响产生假截
获，马利纳问我，可不可以把进气道唇口有一段改成非金属的？为了提高雷达罩的效能，能
否把锥形改为球形的？我当场从技术上说明不可能，把球踢回去了。
回到北京，部长们已研究决定歼7 就不引进惯导了，雷达改为测距雷达；此外，歼8 已
经上级批准可以对外开放谈引进，惯导及脉冲多卜勒雷达由歼8 引进。
整个活动到3 月17 日才完，谈判有一个纪要由彼得曼和中航技副总经理江同共同签的字。
这一轮谈判时间达半月之久，参加单位及人数多是很突出的，加以事先的组织工作比较仓促，
中间的变化又大，外事工作也缺乏经验，虽然圆满结束，但教训也不少。
回到成都，我身上仍主要担的歼7Ⅲ的担子，主要抓落实部党组关于歼7Ⅲ的决定。3 月
初4 月中又先后接受叶正大、曹里怀首长来成都检查落实歼7Ⅲ的工作。5 月初671 所王南
寿第一总设计师病后，我只好先挑着，按原定计划去北京向部、工办、空军等领导机关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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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7Ⅲ的方案，6 月初汇报完后又随崔副部长陪张廷发司令员来成都观看M 样机，等等，我
处在两栖的状态。
直至1980 年初，部决定我正式退出歼7Ⅲ设计工作，虽然我为歼7 全天候已花了五六年
的时间，离开有些舍不得，但可集中搞引进了，也好。
二、令人烦恼的十轮谈判
怪不得王震副总理对歼7 引进改装的谈判太慢发过脾气，我们也没有估计到谈判那么费
口舌。
马可尼公司的谈判方针，是先把技术状态弄清楚，然后开始谈合同文本，最后谈价格，
在此过程中技术规范逐步成熟一致，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谈判中，我方虽处在“顾客是王”的
位置上，但实际上有两大固有难处：一是技术业务水平处于劣势，二是语言障碍。技术上，
什么平视显示/武器瞄准计算机，什么数字电路，我方可以说还没有入门，第一次谈判我们
向马可尼提出各项设备的技术要求，集中三机部、四机部和空军的专家，只写出了10 页纸
的要求，对比于最后合同签字时经过双方一字一句反复细扣长达三百页的技术规范文本，不
太可怜了吗？在谈判中，既要设法弄懂又不能太示弱于人，又要避免吃亏或让人牵了鼻子走，
难啊。
唯一的办法是天天开夜车，应付白天的谈判，至于谈合同，合同稿是英方提供的，我们几个
人，中航技的商价处长罗毅，我们厂的王孝业，部机关的顾伟豪和我，只好第一天晚上一起
消化谈论，研究好几条，第二天罗毅出面谈，谈完一天，晚上再讨论第二天谈的内容。语言
障碍，在1979 年那个年代，更是可以想见的。英方用的是本国语言，我方必须用英文，无
论技术语言、合同法律语言，我方花的功夫就成倍地增加了。因为稍有不懂，一句话未看懂，
一句话未说透，就表示YES，就要出问题。好在1979 年中开始孙肇卿同志以中航技副总经
理身份来主持这个项目，他谈判打交道比较有经验，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
1979 年3 月开始谈，到1980 年6 月签订合同，前后历时16 个月，
不计领导层的活动，具体谈判英方来华8 次，共70 人次，我方去英2 次，共43 人次，
一共谈了十轮。其中酸甜苦辣样样都有，我为此出差200 天以上，再加上1979 年还有歼7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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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出差，家里妻子叫苦不迭。谈判中有时往往谈得脸红耳赤，不欢而散，第二天还得耐着
性子再谈。比如有一次谈雷达性能，英方回去做了工作后想往后退，就耍赖说当初谈的性能
是不带雷达罩的，想一下子退30%0，而且由道貌岸然有学者风度的技术董事出面谈，幸好
过去文字上我们已扣死了的，才把他们压了下去；电磁兼容的责任问题，则反复争论了好几
次，直到合同签字前夕才谈妥。最伤脑筋的一次，是1980 年4 月在上海国际饭店谈价格，
谈得双方气都很大，本来预定晚上由孙肇卿请英方耐罗等吃饭，也撤销了，从来不动摇的我，
那晚也感到谈不下去，吹了拉倒，却不料第二天耐罗转变了态度。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生活上也很艰苦。好多次住在第二招待所，没合适车坐，每天来回
跑路，夜夜加班到12 点，还得保持仪容。谈到中午，外国人车子一坐接待走了，我们只好
买几个面包啃一啃。最有意思的有一次中航技蒋士钊同志给安排在民族展览馆十楼谈判，外
边零下20 摄氏度，谈完出去找中饭吃，碰到刺骨寒风，至今记忆犹新。总之，个人受苦受
累甚至受气是不少的，但是为了国防现代化的大目标，为了建设人民空军，这些事也就无足
轻重了。
1980 年6 月，我们赴英谈判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终于达成双方一致的合同文
本和技术规范。仅我和邱普达二人经手有账可查的就谈妥了一百个左右的大小问题，我们付
出的心血可见一斑。我国改革开放后对西方的第一个军工合作项目合同终于在英国国防部大
厦里签字了。国内派出了以段子俊副部长为首，由工办叶正大副主任、总参装备部崔文波处
长、空军订货部范俊秋部长、成飞的谢明总工程师以及四机部十院副院长、海航科研部处长
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签字仪式。合同由孙肇卿总经理代表中航技签字，技术附件是由我
代表中航技签字的。谈判小组成员11 人包括空军科研部章克文同志、总参装备部张之苓同
志等，自始至终都参加了。
合同共为空军装备100 架改装的歼7 飞机(国内叫歼7ⅡA)，引进设备外加20%的备件，
一二线地面设备按空军科研部代表的意见按三个基地配置。合同里同时达成了引进设备在我
国生产的制造许可证转让的条款，转让费为24 套设备的价格，因此又增了引进生产线培训
所需的20 套设备散装件。飞机改型由我们自己负责，设备装机后的试飞双方共同负责。
飞机改型由谁负责，曾经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担心我们对引进航电设备吃不透引起
改飞机上的失误，因此考虑包给马可尼负责，马可尼公司也认为可以干，他可在英国找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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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去合作，当然这要花更多的钱。我考虑到：一、飞机究竟是我们最熟悉，拿出去请人家
改型，不像话；二、自己干省钱，可为国家节省大量外汇(三七工程飞机改型设计和顾问费
要价450 万美元)；三、自己改型，虽然有风险，但可逼我们自己在技术上多学一些东西，
而熟悉先进航电这条路，迟早要走出来的。因此，在与厂里同志商量以后，我就表态由我们
承担不要英方管了。现在看来，连同我在谈判中竭力坚持马可尼应无偿向我提供平显软件并
随后无偿培训这件事一起，为我们后来扩大出口改型掌握了主动权。
伊拉克空军装备的歼-7M（资料图）
从急需改善我空海军装备出发，1979 年我国即成立了总参、工办、三机部、四机部空海
军组成的歼7、歼8 改装领导小组，由段子俊、曹里怀分任正、副组长，中央由王震副总理
直接抓。邓副主席曾指示王副总理，要求速办，王副总理十分着急，曾有批评。为了要出国
签订合同，三机部、四机部联合向中央写了报告请示，中央主席、各副主席全部圈阅同意，
并有具体批示，如引进生产线的国内建线费用如何处理等，事情办得很慎重的。
签完合同，我们就回国了，但孙肇卿同志留英长驻了，所以后来在北京向部党组汇报，
向歼7、歼8 改装领导小组汇报，都是我具体做的。曹里怀等领导同志对合同和引进设备都
认为很好，表示同意。我还参加了国防工办叶副主任主持，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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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部参加的7 项引进设备国内定点分工和费用的会议。会上研究，大气机由161 厂，雷
达高度表由782 厂，电台及保密机由712 厂，静止变流机由秦岭航空电气厂，照相枪由248
厂，测距雷达由781 厂，平显由171 厂(电子及总装)及248 厂(光学部件)分别定点形成生产
线。
合同签订一个月后，中英双方互相发出了政府批准的文件，合同正式生效了。我们的飞
机改型工作、马可尼的研制工作、双方如何合作的谈判、引进生产线的具体条款谈判都接着
全面推进了。7 项引进设备中，马可尼公司除负责系统综合外，自己生产4 项，其中平显是
小改型，大气数据计算机是大改型，测距雷达是全新研制的，电台也是全新研制但合同前早
已开始并不是专为我们的。此外，静止变流器是购自美国的成件，照相枪是英国另一公司的
改型产品，雷达高度表则是由我们单独与斯密司公司订的合同。总之，马可尼公司的研制工
作量也不小。
合同生效后，北京成立了“歼7 改装联合办公室”，总参、工办、空军、三机部、四机部派
人参加，我们部里由杨镛、毛德华同志为首参加。也要求厂里有相应的专职机构。不久我们
老厂长孙志端同志调北京，谢明同志就任厂长，我就任副厂长、总工程师，但设计、引进出
口仍由我分工负责。我们成立了外事办公室，除一般的外事工作外，并兼引进的项目办，由
王寅恭副主任主管引进项目。
三、风云变幻
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天有不测风云”，而今风云早已可以预测，可我们的经济建设反倒
像起过去的风云来了。
1980 年底，严格说12 月29 日，我接到部办公厅电话，急事要我立即赴京，我立即设法
坐飞机赶去，31 日早上赶到段副部长办公室，陈副部长已在那里了，在座的还有中航技引
进处处长柯德铭。到后才知道要研究上级决定撤销马可尼引进项目的问题，我的脑子里不禁
嗡的一声：当初中央催得那么紧的政治任务，现在一下子变得那么快！
段部长正在工办开会，等他回来前，陈部长和柯处长先向我谈了情况，根据整个国民经
济调整的情况，12 月23 日，张爱萍副总理召开了会议，决定从马可尼公司引进的项目“停
止工程，撤销合同，不再谈判。”现在马可尼公司及斯密司的两个合同，预订金已经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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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银行的信贷保险、手续费、保函费也已经付出，国内飞机改装等费用已经发出，如果退
合同，预订金退不回，约有600 多万英镑，加国内费用，损失将达4000 万人民币。
为推销歼7M 型飞机，屠基达与中航技赵光琛、赵鸣歧军等访问泰国，在曼谷旧皇宫前合
影。（1984-12-6）
他们算的经济账，我本能地谈了技术账：战斗机上装平视显示器是一大技术进步，是世
界上的发展趋势，1976 年我出国去看米格-23，还是瞄准具，后来报导米格一25 也仍是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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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具，可见苏联在这点上已落后一步，我们歼7 好不容易可以装上这种F-16 也才开始用数
字计算机进行火控计算实现快速热线射击，一旦放弃，何时再成？太可惜了。
当场，我们议论了经济上要不损失，技术上又能保住希望，只能合同不退，设法把引进
设备装上飞机卖出去，以出养进。过了一会儿，段部长开会回来了。他说，上边讨论了国际
关系的政治账，特别是外交部对要退合同很吃惊，认为我国在国际军事贸易中，领导人说了
话，不算，现在订了合同又不算，今后国际信誉怎么办？
歼7M 飞机英国对我们是比较开放的，法国的汤姆逊公司就未被政府批准来谈，西欧是没
门，现在英国谈成了，又要退合同，今后还和西欧打不打交道？会上又提出空军没钱，准许
三机部改装了飞机一起卖出去的想法，但曹副司令又不同意……
接着我们四人就讨论了如何减少引进费用的方案，包括缩小引进数量，减缩引进生产线
项目或暂时不引进生产线等。讨论完，我就从部里直接赶机场飞返成都了。
原来合同预定1981 年1 月份要去英国讨论接口控制文件等，我们正在积极准备之中，这
么一来就出不去了。
2 月12 日，毛德华同志自北京给我打电话说，给上边的报告尚未批复，但看来不行了，
工厂的飞机改型工作暂停吧。我说，厂里工作早已全面铺开，现在气可鼓而不可泄，要停简
单，但再要启动就难了，我的意见，我们工作先不停，等等上边消息吧。
2 月26 日，空军科研部章克文同志给总参装备部打电话说：空军看到了三机部给张副总
理关于引进马可尼项目的调整方案报告；现提出空军意见如下，大意是，一、建议撤销与英
国的改装合同，主要理由是改装的歼7 不能全天候作战；二、若三机部坚持改装下去，则
费用由三机部负责解决；三、赔偿英方的费用应由承办单位三机部负责。
刘华清副总长看了上述电话记录稿后批语：“歼7 引进改装的谈判、考察、签合同，三机
部、四机部、空军都参加的(总参签合同时参加的)，去以前和回国后据说都向张司令汇报过，
当时都赞成，现在要三机部负责赔偿，将来定要扯皮。”
话又说回来，在谈判期间，陈少中副部长指定我代表中方与马可尼公司谈引进的技术规
范，并由我签字，我曾向陈部长说，要我代表可以，但国内又有四机部，又有空军，部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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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厂所，是否以后内部先大家签了字，然后我一个人与外国人签？陈部长笑着说：“老
屠，你真顾虑太多，我们共产党办事，一起讨论定的，说话是算数的，用不着办这种内部手
续，你就大胆去签吧。”陈部长说了话，我也不再说了。到了这当口，因为国民经济调整，
空军没有钱引进，我看大家都是通情达理互相谅解的，你不说这个，而是把要退合同的责任
一股脑儿推到没有改装出全天候飞机这技术状态上边来，显然无视合同谈判你自始至终都参
加的这个历史事实，是嫁祸于人的。
接着按照上级的指示，孙肇卿同志在英国出面与马可尼公司谈判终止合同的问题。终止合同
当然引起马可尼公司的损失，不仅许多研制工作废于一旦，而且元器件订货、外购设备订货
都有合同，他都要退出合同，甚至为了这个项目雇聘的人员都要解聘，这些钱加起来，预订
金是远远不够的。以后每谈一次，赔偿金额增加一次，因为他工作仍在按合同进度抓紧进行，
我们什么都未拿到，光往外赔钱，太冤了！
我一辈子为了改善空军的装备苦苦追求，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想到的只是一个革命者
的责任所在，现在千辛万苦干，到头来落个技术上不符合事后捏造的空军要求，损失几千万
元的罪名，多想不通呀。
3 月中，我去北京，与中航技的刘国民同志等一起研究了约旦来买歼7 的事情，并决定用
文字介绍引进设备的优点，向约旦推荐用平显等改装的歼7 飞机(约方事先并未要求改航电)，
约方4 月中可答复我们是否要引进西方的先进航电。4 月份，中航技刘国民等去约旦，我们
彭仁颖同志参加了，约方正式表示要装有平显的歼7 飞机，但要同时实现其他改进项目。
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四、绝处逢生
与约旦的合同，1981 年6 月签字，8 月付预订金后生效。因约方急要飞机，双方商定先
交不装引进航电的B 型机后交M 型机。
1981 年7 月，我们的一架飞机在外场发生一等事故，最高当局做了严厉的批示。才从“文
化大革命”中全国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复苏过来的我们厂，开始进行全面质量整顿，莫部长亲
率工作组来厂蹲点。飞机生产线上国产雷达出不来，发动机又常出问题，飞机出不了厂；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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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Ⅲ的研制进展缓慢，工办很不满意。现在又加上一个出口合同，与引进工作交叉在一起。
我们的确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好在谢明厂长一贯对我支持和鼓励，使我能沉着应付。
章克文同志的这个电话，断绝了我们歼7ⅡA 飞机为空军提供好装备的单相思，只能被迫
把劲使在做好善后工作上去。咬紧牙关，不使我们国家的信誉受到损失，不让部里赔冤枉钱，
不让引进工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最大的风险和担子都要担起来。的确，我们的风险够大
了。比如，第一，全部引进生产线的7 个专业厂和参加学技术的607 所、613 所、618 所
等研究所一下子全部退出这个项目了，领导机关的联合办公室也撤销了，全部专业技术工作
只能由我们飞机厂自己来承担了。如要向英方提供武器弹道参数，本来是有现成的，但兄弟
单位退出后不给了，我们只好下决心自己搞，并且逼着我们自己学火控精度计算。我动员陈
金琰同志从气动计算专业上转过来带人解决这个问题。
巴基斯坦空军的歼-7P，是歼-7MP 的进一步改进版。（资料图）
第二，约旦要改型的飞机，不仅进度急，而且改型项目多，没有技术鉴定定型的时间，
没有回旋的余地，必须一次成功。比如他们坚持在机翼上不仅能装玛特拉R550 红外格斗导
弹，而且要外加一对挂架增加一对机翼副油箱。5 月份我在京参加对约谈判，他们非常明确
地说，不加机翼副油箱，飞机就不要了，我们只好咬咬牙，答应他们。我说在技术上加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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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重心配不过来，必须加配重，他们说宁可加配重也要改，就当场敲定了。我内心想的是进
度太紧。
第三，进度问题更突出的是引进航电设备满足不了飞机出口的进度，研制批新设备试飞
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暴露出来的问题，能及时处理好吗？指标精度能达到吗？新设备
投入生产后没有我们先用一段时间的熟悉考验期，会出洋相吗？更何况合同订的飞机出口时
间要早于引进合同的设备进口时间半年。但飞机出口时问晚了约旦就不要飞机了，这个风险，
陈部长说就冒了，我们看也只能如此。我们飞机厂答应的话是简单的，但这是一付千斤重担。
两个合同这样的复杂交叉，我们并不愿意，但又是自愿的，我们没有向部里讨价还价，
我们甘冒风险。
1981 年9 月10 日，陈少中副部长带工作组来厂，在我们招待所召开有20 个厂所参加的
歼7B 型和M 型技术经济协调会，即有名的7819 会议。
在此以前，9 月1 日莫文祥部长即对我们说“出口约旦的合同，是逼上梁山背水一战，必
须统一思想，打好这一硬仗。”
事实上的确如此。要救活引进合同，只能抓住唯一的出口机会，而要达成出口合同，又
必须答应对方的进度和技术要求。三机部和我们厂都被逼上了梁山。
所以陈部长在7819 会议说：“歼7B 型机和歼7M 型机，要一次试成，要冒这个风险。总
设计师要给下边承担责任，部长要给总设计师承担责任。无限风光在险峰。搞成了，132 厂
算闯了路子，要请国务院给你们半吨重的勋章。……做好这篇文章，要打105 分。”
挂半吨重的勋章，我们没有这个奢望，我们国家也不兴这个，但争取打105 分，倒是有
此雄心的。实际我们厂面临的这个工程，不是两个改型机型而是三个改型机型(还有歼7ⅡA)
同时并进。要搞好它，不像放原子弹、放卫星那样一鸣惊人，但摆在一个厂的力量面前，是
够掂量的。何况我们厂还有企业整顿、Ⅲ型研制、批生产等任务。
出口合同的16 个月内即1982 年，就要交付20 架歼7B 型机。B 型机要改进飞行员弹射救
生性能，要提高飞机成附件寿命，并必须装上红外格斗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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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国内没有玛特拉红外格斗导弹，处理设计交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
出口的飞机既能装它，就应该试验验证，不能一挂了事。试什么呢？导弹挂架是改型的，转
接具是我们新设计的，悬挂后外形、气动性能、重量均起了变化，电源系统采用了静止变流
器，这些，要进行风洞试验，系统功能试验、强度试验、地面共振试验及空中投放试验等。
而更重要的，要进行防止空中停车和武器发射的一系列试验。格斗导弹采用丁羟复合炸药，
总冲和比冲高，烟雾大，对我们泼辣性不好的涡喷7 乙发动机易于引起空中停车，所以必
须采取防止空中停车的措施，即飞机上有一套联锁点火装置，发动机改为煤油启动，以避免
汽油在高空产生气塞。设计的联锁点火装置连同改装的发动机，由设计所副所长沈泳沅同志
主管，去630 所做了18 次地面小火箭吞烟试验，24 次空中吞烟试验，结果可行之后，再
改装上飞机，由我们厂自己作实弹试飞。1982 年10 月，歼7B 型机由副总陶发宽同志带队
转场至西昌试飞。不料，第一次发射火箭弹即发生了空中停车。幸而改型的发动机我们已进
行四次空中停车后一次启动成功的试验，这次意外的停车，空中启动也成功了，飞机安全返
航了。但如吞烟后会空中停车，打起仗来是不容许的。这事可大了，年底要交出20 架飞机
呀。我带着铅块似的心情，赶到了西昌。
试飞员李湘君大队长反映，发射导弹后，飞机被黑烟罩住约一秒钟，飞机颠簸似骑野马
约10 秒钟，并且风挡一片模糊，影响进场着陆。我看了飞机：发射架、进气道、中锥、垂
尾前部、风挡玻璃有一片白色沉淀物，发射架前端有局部烧蚀痕迹。经过查看了仪器记录与
大家分析，停车原因首先是联锁点火时间稍晚于飞机吞烟时间，其次是飞行员没有掌握好发
射导弹后的飞行姿态，飞机大量地吞了烟。这些，都是可以改进的，但是改进再试，年底交
飞机，来不及了。我们决定冒一次风险，飞机改进后先交出去再补做试验，于是把我们的技
术分析报告给部里。经部批准，20 架歼7B 型飞机年底按合同交付装箱发运。以后在1983
年8 月，我们转场至一基地进行了五次空中实弹射击，都未发生空中停车，我们这才放了
心。
两架改型的歼7ⅡA 飞机，除装备从马可尼等公司引进的7 项航电设备以外，还装有7 项
罗综一2 等国产新设备，飞机上做了上移空速管等11 项改进。1979 年10 月三机部在我厂
召开了有空军、四机部及有关厂所参加的方案论证会和成品协调会。以后1980 年7 月引进
合同签订后，三机部于1980 年10 月向我厂下达了歼7ⅡA 改型任务，并同意我厂上报歼
7ⅡA 飞机总方案向总参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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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工作中，签合同后我们与英方进行了五轮技术协调，签署了接口控制文件，讨论和
制订了设备试飞的大纲，向英方提供了各项武器的弹道参数，核算了系统精度；通过预研机
的试飞，向英方提供了空速管激波修正量、改进传感器修正曲线，雷达高度表天线造型、电
台天线配置方案；审签了马可尼起草的飞机安全试验程序等四类程序；派人参加了英方的各
项试验及四套预生产型设备及地面系统试验台的验收，按英方技术要求在我厂建立了一个系
统试验的工程试验室……所有这些，对我们厂来讲都是全新的业务，如果引进工作按原定计
划进行，其中很多工作可以依靠各设备的引进厂和专业研究所，但现在不行了，逼着我们自
己一边学一边干，在探索中一步一步前进。
1982 年10 月，两架全新的歼7ⅡA 型飞机，经过工厂调整试飞后，转场去630 所进行全面
鉴定试飞。国内第一架装平视显示器的飞机首飞的飞行员是我们试飞大队副大队长余明文同
志。在我厂及630 所共试飞212 个起落，包括在大连的雷达精度试飞。事先有4 名试飞员
曾赴英接受培训。
试飞中，各项引进设备不断发现故障。这些从客观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平显
显示重影、抖动、中断；雷达高度表低高度及高高度乱告警；照相枪卡片漏光；静止变流器
三相不平衡；大气计算机输出达不到警告范围；电台发射时啸叫等等，特别是测距雷达截获
进气道和截获地杂波两大难题，解决它们真是费了不少周折。解决这些引进设备故障主要要
英方处理，但是有时扯皮扯得很厉害。他们往往要找飞机或飞行中的毛病，说你飞机有干扰
呀，安装得不好呀！或者干脆说这不是问题，想蒙混过关。反正我们要卡住试飞中发现的质
量问题，也得有技术上的说服力，客观上逼着我们的技术人员往技术深度钻。
1983 年7 月，我们的飞机在大连试飞，我率人去大连与英方谈判，10 月又去北戴河与英
方谈判，1984 年1 月去英国催促验收，往往都是在几天的唇枪舌剑之后，才最后碰杯谈友
谊了事的。在大连那次，英方善于扯皮的技术经理硬说雷达是好的，只是飞机在航路上遇到
了山头或大树，所以截获了不应有的地杂波，而且逼着我们马上把数据从西安送来，可是我
们分析飞行线路上没有那么高的山，绝不是这个原因。后来他又说除非是脉冲多卜勒雷达，
否则总会有地杂波，好像技术规范不对。我们分析后要他改进内部线路，他又说了可以改，
但一要有足够时间，二要影响距离分辨率和试飞结果……扯皮扯得没完没了。我们必须在卡
住质量和保证进度之间做出最好的选择，因为飞机出口进度等着要合格的装机设备。改进，
再试飞，再讨论，几次一反复，而且设备改进只能在英国，进度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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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英方交涉他们拖了进度，他们拿出日记说，你们试飞拖了进度，哪天到哪天本来可以
飞，你没有飞……使我们哭笑不得。英国佬的工作比我们细，习惯也好，他们出差在中国，
每天都有详细的工作日记，而且每天要中方代表审定认可，日后可以作为正式依据。而我们
往往忙了一天之后，就只想明天如何了，不严密。后来谈的过程中，他们又把开始执行合同
时，我们国内动摇，与他们几次说退合同，我方推迟派人出国、谈接口拖后5 个月等原因，
认定导致合同拖进度是中方的过失，我们哑巴吃黄连，有苦不好说。
在装机试验前，我们及时发现了飞机上的国产风挡玻璃光学质量差，用平显校靶镜校靶
不行，于是决定紧急从英国“三重”公司引进光学质量较好的风挡防鸟撞玻璃，这就又增加了
一项配套引进。
五、背水一战
打不好歼7M 型飞机首次出口这一仗，我们将连同航电引进一起全军覆没，这的确是前临
大敌后无退路的背水之战。
歼7M型飞机是要装全套引进航电设备和配备红外格斗导弹的飞机，所以要全部继承歼7ⅡA
及歼7B 的改进成果，此外按合同还要进行其他改进。所以我们通常讲歼7M 型飞机即广义
的包含了歼7ⅡA 及歼7B 的共同成果。
歼7M 出口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在抓引进及歼7ⅡA 的同时，立即就着手改歼7M 的其他
改进项目。提高外挂能力、增加续航时间和距离，是歼7M 另一项重大改进。这要求飞机机
翼增加一对挂点，使全机增加外挂能力，可同时外挂三个副油箱，也可加挂火箭炸弹。这样，
燃油系统、武器系统都要改进，机翼结构既要改进又要加强，重量大了，前、主起落架要相
应加强。由宋开基同志主持机翼改进设计就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从飞机制造经济性和缩短
研制周期出发，要求改进有最大的继承性，设计的结果达到新歼7M 型机翼与Ⅱ型机翼有
75%零组件是通用的。由于设计上掌握得好，1981 年11 月即发出了改型图纸，副总工艺
师姜诚豪和副生产长胡勋琪等率领广大干部、工人奋力拼搏，1982 年底即完成了首批两架
份的机翼试制。以后经过9 项强度试验、机翼油箱的振动寿命试验、机翼的共振试验、全
机的共振试验等，终于达到可以装机试飞的要求。
火箭弹射救生系统的提高指标，是在谈判中逼出来的。约方本来要求达到零高度零速度
安全救生，这涉及火箭弹射座椅和座舱盖两方面的问题。火箭弹射座椅可设想买个马丁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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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座椅，但座舱盖要达到零零指标也不容易。何况国外采购座椅要花很多钱，我们自己的
座椅又出不了口。因此，我们耐心地和约方谈，最后达成零高度小速度130 千米每小时的
协议。我们原来的座椅是零高度250 千米每小时的指标，要提高。130 千米每小时的小速
度指标是苏联米格-21MΦ 和米格-23 的指标，所以约方能够接受，我们根据过去的试验分析
感到也是可行的。有速度弹射试验要由航空救生所组织去兰考试验场做火箭滑轨试验，所需
人力、物力及费用都很大，我们座椅设计组研究后提出请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协作用轰5
飞机地面滑跑进行小速度试验的大胆建议，我很支持这种首创精神。经派人与西安飞行试验
研究所商定后，由设计所副所长杜志光同志带人去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不仅很快圆满地完
成改进指标的目的，而且节省了费用和时间。
机翼上加挂副油箱后，要改变全机的输油控制，我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对四种设计原理
方案用简陋的设备进行了四轮地面试验，分工这方面工作的副总设计师彭仁颖同志为此度过
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地面试验成功之后，26 次地面开车测试试验，空中投放了14 个副油箱，
终于认可了设计方案。
没有装引进设备的歼7M 型飞机，于1983 年8 月30 日即首飞上天了。又用改装飞机做
了其他项目试飞，初步判断飞机结构及系统改型是可行的情况下，1983 年10 月我们就决
定冒险投入10 架份飞机的零件生产，抢出口飞机的周期。
按照飞机制造的规律，飞机型号的研制，除了指标方案论证报批以外，首先要通过完整
的定型试飞，暴露设计中的问题，不断加以改进，然后进行设计定型。定型以后又要以几十
架飞机分成若干小批生产反复进行工艺鉴定，最后达到生产定型，才能成批生产，以保证稳
定的产品质量，这就是生产飞机的四阶段。但是出口飞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允许我们走完四
阶段，而出口飞机的质量又必须得到充分保证。所以除了设计上必须反复论证、精心从事、
严格试验、避免差错以外，制造上只能设法通过这十架飞机的制造，做好1300 多项新零件
的工艺鉴定工作。这样的做法，对我们广大工艺人员来讲既是空前的又是责任重大的。
从技术上解决这个工程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采取了分散矛盾逐个吃掉的方法。除了设
计、试制、地面试验以外，不算开始飞天线的试验机，我们先后共用8 架飞机进行验证鉴
定试飞，共飞了489 个起落。用两架歼7B 型机飞挂装格斗导弹及防停车措施、两架歼7ⅡA
飞机飞引进设备外，又用一架改装飞机飞外挂物投放及武器发射，另一架改装飞机飞燃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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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用两架M 型原型机飞飞机性能、操稳特性，之后再补装上引进设备作歼7M 型飞机的
全面试飞。除两架歼7ⅡA 外，其余6 架飞机都是工厂自己飞的。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拳
打脚踢，全面开花，从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了保证出口工程的完成，部里对我们首次实
行了技术经济总承包，这项改革的尝试，也是歼7M 研制的一大特点。在与部机关协议好总
承包的条件后，我们首先组织了一个“BM 工程技术经济联合办公室”，由设计、外事、计划、
财务等部门抽人组成，由设计所技术室主任许德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由我和经营副厂长张
建勋同志直接领导，副总会计师王恩荣同志也积极支持。我们制定了研制费用内部包干的管
理条例，应用网络管理，落实各子项目的承包，建立严格的费用核算程序和合理的奖励制度，
设立攻关奖和节约奖，推动所有研制人员人人当家理财，事事节约算账，使技术方案尽量优
化。如上边说的用轰5 飞机地面滑行代替低速度火箭滑车试验的建议落实后，不仅抢前了
半年时间，而且节约了20 万元研制费，B 型机试飞承包后，试飞大队、飞行试验室和设计
所研究后，节约了十个试飞起落，节约研制费3 万多。我们都给有关人员发了节约奖。小
头给个人，大头在工厂，我们最后算账，整个引进及出口工程承包总费用中，大约节约出了
2 千万元成为纯利，为工厂的发展和集体福利在资金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引进设备经1984 年4 月由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最后完成了试飞结论，1984 年3 月我带
队在英国接收了第一套生产型设备，比预定的速度拖后了11 个月。不管怎样，万事开头难，
以后就可以陆续交付了，陈志立同志作为我们的总代表留在英国。第一套设备以最快的速度
运回国，在厂内做了预定的地面试验之后，1984 年4 月完成了第一架完整的歼7M 型飞机
的总装，1984 年7 月第一小批飞机经过出厂试飞胜利地装箱发运出口，同年底完成第一个
30 架飞机的出口，1985 年5 月前全部60 架出口飞机已发运完毕。这一惊人的速度，是由
任何重大步骤都保证一次成功、紧张的组织工作和确保质量的技术工作作后盾，广大职工辛
勤劳动的成果。也是在上级正确领导和兄弟单位大力协作下全厂上下决心为国争光为民争气
的一曲胜利凯歌。
我国和我们部的国际信誉保证了。引进合同和2 亿多美元的出口合同保住了。背水之战
胜利了。歼7M 型飞机在严峻的条件下诞生了。适应国际市场激烈竞争需要的冒险路子走通
了。
这里要说清楚的，完成出口的时间，大致也比开始预定的时间晚了11 个月，但这是中航技
副总经理刘国民同志不断与约旦谈判后取得约方认可的，他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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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陈少中同志在1984 年11 月歼7M 型飞机鉴定大会上所说的：“歼7M 型飞机是我们
拿在手里的轻型歼击机中最好的飞机……它从开始下决心到现在研制成功，是一个大胆尝试
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果断的决定，表现出勇敢的进取精神，可以说是在特定条件下执行
特定的任务。”高镇宁副部长出席了鉴定会，代表航空工业部宣读了贺信。外事局孙肇卿局
长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回顾了五年多来的艰难里程，满怀信心地展望了歼7M 型成功后出口的
前景，并特别向他任外事局长三年多来在精神上给他以支持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是的，
没有这五年生死与共的共同奋斗是难于体会他的心情的。此时，我这被历史推上了马可尼引
进项目和歼7M 型飞机改型出口的主角，激动得眼眶充满了泪水，五年的辛苦总算有了结果，
国外的压力和国内的危难，此时都抛向了九霄云外。
支持我们这个工程的领导包括段子俊、陈少中副部长，还有崔光炜、何文治副部长，飞
机局的张金波、毛德华、李周书、陈宝琦，各位局长都先后管过我们这个工程，支持我们的
兄弟单位，除中航技外，如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黎阳公司等，就更多了，他们为工程都尽
了很大的努力。
这时，陈少中同志已经从副部长岗位退下来了，我也不可能为在整个工程完成过程中作
过巨大贡献的同志向陈部长要求他兑现过去的许诺：“请国务院给你们半吨重的勋章”。我向
高部长请示，可否给立些功，但没有成功。歼7M 型出口，此时只剩下了中航技公司一级的
经济意义，失去了主要装备我们空海军本应有的政治意义，因此没有嘉奖，没有颂歌，没有
鲜花。
从另一方面看，最大的收获是否定了一路上的各种非议和可能遭到的厄运，因为如果不
成功，还不知道单位和个人的风险有多么大。
1983 年初，航空部召开企业领导干部会议，大会上张爱萍副总理讲了话，批评航空部引
进上的三件大事是三大洋马，第一是引进斯贝，第二是引进马可尼的航电，第三是海豚直升
机，要求吸取教训。我当场听了，脑子里才有些清醒：为什么不少原来参与这项目的同志后
来与我们保持距离不积极了，原来领导上对没有退掉合同，意见还很严厉呀！后来，部里组
织了三项引进的调查组下来调查，我只能如实向调查组做了汇报，这是一个党中央正副主席
全部批过的项目，不是三机部私自行动……他们怎么向副总理做出交代，我不知道。但至少
让我预感到在向歼7M 型飞机成功的顶峰攀登的时候，弄得不好，大约会掉下深渊，粉身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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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的。因为全局性的不成功是存在的：引进工作上技术失控、或不适用或质量很差或吃了大
亏；出口改型不能一次成功出现大问题，或性能达不到合同要求或进度严重拖后或质量太差，
导致买方终止合同要求赔偿--这一切，恐怕就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了，还可能成为政
治问题上纲呀。
六、柳暗花明
为了在文字上留下航电引进和飞机改型出lZl 中的技术经验，我组织了歼7M 等三个机型
的经验总结，出版了两册研制文献。在没有更高的上级鼓励我们，整个工程还处于低谷的
1984 年6 月，我为文献写了一篇代序“成绩和光明”，用我微薄的力量努力鼓励我们有些精
疲力竭的技术人员，提出了平显等航电设备在歼击机上将必不可少，包袱会转化成起飞的助
力，特别是在出口机型上。五年后的今天，令人欣慰的是：事实证明这是对的。
1983 年7 月，歼7ⅡA 在大连试飞，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为主，我们参加，条件是很艰
苦的。我们正在孙肇卿同志主持下与马可尼的人谈预生产型设备试飞的问题，刘国民同志陪
着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贾玛尔中将来大连看歼7ⅡA 飞机了。在听了我和邱普达同志介绍飞
机及引进设备情况以后，在机场停机坪上，贾玛尔看了飞机上装的平显等，连声说歼7 飞
机改装了先进的航电设备，太好了，符合歼击机的发展方向。当场表示了要这种飞机的意向，
两个月后将派飞行员来中国飞这种飞机，但是有两点要求：一、飞机试飞之后最终要以实弹
打靶来验证火控系统水平；二、希望英国设备在中国有生产线，这样比较放心。
以后巴空军的确派出两位有经验的飞行员来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试飞歼7ⅡA 飞机，共飞
19 个起落。
在中航技积极推销活动中，1984 年4 月及11 月，卣埃及两次派飞行员来我厂试飞歼7M
型飞机，主飞的是参加过中东战争年近50 的给克里少将，试飞以后，他向空军司令希勒米
中将报告说：“这实在是一种极好的飞机，好极了。”“飞机操纵性能好；在空中使用平显，字
符清晰，性能很好；机翼上增加一对副油箱航程加大了；换了新导弹，增强了攻击能力。我
从内心里喜欢这种飞机。”
外国人买飞机，可苛刻了，在我们国内飞还不够，还要送到他国内去飞。1984 年6 月，
应巴基斯坦空军的要求，两架歼7M 飞机转场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基地，开始由一名上校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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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校飞行员进行实弹打靶和对抗飞行。当时我国空军还没有空空机炮实弹打靶的能力。陈
宝琦副局长和我厂谢安卿副总工程师率我厂和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等兄弟单位一行共30 人
一同前往。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了20 个飞行日，40 个起落的飞行。分别进行了空
空机炮、空地机炮、空地火箭和空地炸弹的实弹打靶，以及与歼6、幻影5、F-16 的积极对
抗飞行。这是歼7M 型飞机的第一次实弹打靶和与西方飞机实战模拟，也是巴方飞行员第一
次在歼7M 型飞机上进行这类飞行。即便如此，打靶结果还是证明歼7M 型的火控系统精度
比原歼7M 的瞄准具精度提高一倍。至于飞机，巴方飞行员认为“幻影5 飞机除续航性能外，
空战是打不过歼7M 型飞机的”，与F-16 比，雷达和机动性都不如F-16，但可以与之周旋。
后来贾玛尔中将对刘国民同志说：“歼7M 型飞机在巴基斯坦打靶结束后，我召集有关军官
认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各试飞科目进行得很顺利，飞机很好，加深了我们对歼7M 的
了解，飞机打靶非常成功，你们专家工作很好。”
歼7M 飞机这次出国亮相，对阿拉伯世界的各国空军，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歼7M 的
继续出口，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前景。
1986 年，第一批可挂装PL-8 导弹的歼7M 型飞机交付了我国空军。
几年以后，1989 年12 月，我们出口的歼7P(给巴基斯坦的歼7M)在巴基斯坦一次大规模
空军军事演习中，创造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
1。在18 架歼7P 和6 架F-16 均每隔10 秒钟起飞一架的情况下歼7P 连续起飞成功率为
100%，F-16 为80%；
2。空中远距搜索，F-16 大大优于歼7P；
3。空中近距对抗格斗，F-16 和歼7M 评分成绩基本相等；
4。紧急起飞，评分成绩歼7P 优于F-16。
歼7M 型飞机在外国飞行员手里发挥出了巨大的潜力。板荡识忠臣，路遥知马力。它已成
为我国军机出口的支柱，创造了一个机型出口创汇最多的纪录。主要为了出口，最后共引进
380 多套马可尼航电设备，装备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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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歼7M 飞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作者注：在申报获奖人名单时，我曾建议
加上中航技的有关同志，但此事无果而终)。
开始谈判航电引进后的第十个年头，1988 年，歼7M 型飞机获得国家质量金奖。这是国
家给予10 年来为它出过力的全体人员的最高荣誉。
（本文节选自《淡墨集--飞机设计师屠基达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