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妓女形象论
孙胜杰
【摘要】服饰话语的符号性决定了它对服饰的呈现只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实现，所以服饰话语中的服饰具有极强的抽象性和精神性。中国现代作家对作品中的妓女形象的服饰描写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后的呈现，具体呈现什么和呈现的方式都渗透着作者对服饰意义的理解，也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志，掺杂了作者对于服饰的想象。
【关键词】服饰话语；妓女；黑衣；露红；绿色
【作者简介】孙胜杰（1982.3-），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兰州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甘肃兰州，730000)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作为性别群体，妓女形象一直都被赋予一种符号，一种隐喻，一种表达思想意识、建构社会性别身份的媒介。“人类的身体是着衣的身体，社会世界是着衣的身体的世界”,[1]服饰与人的身体密切相连，通常也被视为身体的延伸，成为身体的隐喻。所以，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都会以某种方式给身体“着衣”，在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妓女形象中，妓女充满时尚和诱惑的服饰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
话语“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它具有自身的实践性，存在于立体的语境中，即随着语境变化又反作用于语境”。[2]话语注重的叙述的方式以及这样叙述产生的社会效果，而不是看重叙述的内容，所以，话语中的服饰是“想象的、观念的服饰，是语言文字建构的不完整的服饰碎片，它所呈现的服饰的部分，一次个人的、某种环境下的使用情况，一种特定的使用方式”。[3]
服饰话语的符号性决定了它对服饰的呈现只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实现，所以服饰话语中的服饰具有极强的抽象性和精神性。中国现代作家对作品中的妓女形象的服饰描写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后的呈现，具体呈现什么和呈现的方式都渗透着作者对服饰意义的理解，也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志，掺杂了作者对于服饰的想象。
一、黑衣与感伤：同是天涯沦落人
感伤是人类生命力受挫进而产生的一种情感状态。在现实社会谋生存的人总会遇到各种强大的障碍力量，就像荣格说的“无能为力和软弱是人类永恒的经验和永恒的问题”[4]。人总会感觉自身的渺小，困境永恒而且又无力摆脱，感伤必然产生。所以，“感伤是对现实绝望的一种情绪性的投影”[5]，是主体对现实社会生活不满的表现，因为受挫而热情的变形流露。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郁达夫小说的自传倾向和感伤情调是十分明显的，尤其在他的青楼小说中流露出的感伤情绪似乎更浓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妓女是小说主人公在被残酷的现实世界摧残后的情感慰藉所，因为妓女们也和主人公一样是被受冷落的苦命人。郁达夫小说中的妓女都是陪衬人物,很少具有独立的意义。
半老了翠云，“纤长的身体，瘦得很，一双狭长的眼睛里常有盈盈的两泓清水浮着，梳妆也非常潦草，有几条散乱的发丝挂在额上，穿的是一件天青花缎的棉袄，花样已不流行了，底下是一条黑缎子的大脚裤”[6]，《秋柳》中的碧桃“穿着银灰缎子的长袍，罩着一件黑色的铁机缎的小背心……一双目光射人的大眼睛，在这黑暗的夜色里同枭鸟似的尽在那里凝视过路的人。”[7]于质夫很喜欢她，一是因为她年纪尚小，天真烂漫，二是因为她有些地方很像吴迟生（于质夫在上海的同性恋人），遇到她出去接客的情景，便觉得更加痛爱，怜惜之情油然而生。
郁达夫笔下的男性（于质夫以及《街灯》、《祈愿》中的“我”）都是在心情灰暗、情感迷乱时去找妓女，此时他笔下的妓女，不只是男性主人公发泄情欲的对象,在情感上更是他们借以表达自我哀怜之情的载体；既是对妓女凄苦无助的怜悯，也是在为处异己城市、经济窘迫、政治受挫流浪在都市夹缝中文人士子的自伤自悼。
除了郁达夫，在穆时英的作品中，我们也同样看到了作为衬托男性，没有名字，只用黑色服饰替代的舞娘。“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是说，并不必然地要显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8]，他们“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9]
《夜》中，孤独的水手在那么多“煊亮的衣服”舞着的“可爱的娘们儿”中，选择了坐在角落里，喝着半杯咖啡，“穿着黑褂子，束了条阔腰带”，有着“精致的嘴角，长的屑梢和没有擦粉的脸”，[10]显得有些憔悴的姑娘在一起，这是不合适宜的，这种强烈对比使得水手和舞女对寂寞的体验更加深刻，他觉得“她的头发和鞋跟都是寂寞的”。[11]主公人也可以说是叙事者在用寂寞的心和眼感受和强化这种在人造的快乐中的灵魂孤寂。
《黑牡丹》中，“我爱那个穿黑的，细腰肢高个儿的”舞娘，“我是爱她坐在那儿时，托着下巴，靠在几上的倦态，和鬓角那儿的那朵憔悴的花，因为自个儿也是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的人”。[12]外号叫做“黑牡丹”的舞女的命运结局算是很好，她为躲避舞客的奸污，深夜险逃，在一所别墅外被狼狗扑倒咬伤，却得到别墅主人的救护，最终成为这栋别墅的女主人，摆脱了原来那种疲倦、紊乱、不安定的生活。但她始终没有对丈夫承认自己的舞女身份，不肯也不愿意再去碰触灵魂深处的伤疤。
每一个人，都会有不能被别人了解的部分，而且精神地隔绝了。感觉越灵敏，生活的苦味会尝得越多，钻到骨髓的寂寞就会越深。在郁达夫和穆时英作品中塑造的这类妓女形象，黑色服饰是她们的共同特征，其实也是她们现实处境的暗示，她们生活在一团黑暗之中，无休止地放纵欲望，灵魂陷入漫无边际的空虚之中。作家对妓女服饰的选择也暗示了自己的人生也处于黑暗时期，黑暗腐蚀着作家们日渐孤独的灵魂，让他们成了不健康的人。充满着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没落的感伤情绪。
二、露红与诱惑：都市的“恶之花”
从“乡土中国”到“都市化社会”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形态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特征。服饰是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意符号，中国现代都市小说对服饰的关注，实质上是对人的身体在作为特殊的生存环境的现代都市时空中存在状态的关注，都市中的各色人的物质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状态也会对服饰产生影响。
女性的穿着裸露，与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方式和地位密切相关。茅盾《子夜》中的徐曼莉和曹禺《日出》中陈白露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妓女，具有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她们的消费已经超出了基本果腹蔽体生存需要范围，追逐时尚、繁华，为了征服身边的男性，她们的穿着打扮的定位是使自己成为性诱惑的主体。服饰大胆、暴露，是一种性感的裎露。性感的裸露是指“作品直接描写服饰主体尤其是身体的性感部位和性感特征，将女性人物身体刻画为欲望的对象”。[13]
徐曼丽的服饰是裸露的、时髦的、昂贵的，来自世界时尚之都巴黎。她莹白的皮肤和鲜红的嘴唇在黑纱时装的衬托对比之下，更加艳异夺目。这种服饰是与她交际花的身份相符的，即便是在追悼的特殊的场合，她也会裸露出自己的性感：
“交际花徐曼丽女士赤着一双脚，袅袅婷婷站在一张弹子台上跳舞哪！她托开了两臂，提起一条腿——提得那么高；她用一个脚尖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在那平稳光软的弹子台的绿呢上飞快地旋转，她的衣服的下缘，平张开来，像一把伞，她的白嫩的大腿，她的紧裹着臀部的淡红印度绸的亵衣，全部都露出来了”。[14]
通过服饰身体隐秘部位的暗示，通过服饰与肉身的相互揭示、渲染，一个放浪形骸、取悦他人、努力表现自己的交际花形象跃然纸上。
《日出》中的陈白露也是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据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上如一片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鬈髻垂在耳际。”[15]
她爱生活，她也厌恶生活。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桎梏，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这些年的飘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女孩儿时代所幻想的爱情。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方式，是了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么羡慕自由，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
都市的交际花露红特点的服饰是带有“诱惑性”的。用红色布料做贴身衣如肚兜、抹胸、衬裙、裤带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习惯，但一般都不为外人所见，红色常常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红色的贴身衣常常给人们提供与身体相关的想象。
都市的交际花们通过艳异的服饰刺激着异性的眼球和欲望，成为都市男性的欲望和消费对象，也因被男性消费而获得另外的欲望消费可能，反过来，男性也因消费这样的对象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于是，陷入现代都市生活的人欲望和满足此消彼长，好像永无终止之日，但“交际浅薄无根的身体‘自由’和精神‘解放’，以及她浮华的生活方式，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的生活目标，她是寄生的，生命力的孱弱的，因此繁华是短暂的，结局是悲惨的”，[16]这是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都市交际花的大概的命运。然而，娇美的身体和服饰的相互映衬，使得交际花们有着妩媚动人的魅力，正如天地间的尤物，呈现的是一种颓废、腐朽的美，是“恶之花”。
三、绿色与质朴：“爱”与“美”之梦的破灭
罗莎•卢森堡在《论文学》中曾称赞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作家在作品中塑造的妓女形象，“认为妓女不是‘堕落者’而是人，这个人的灵魂、苦难和内心斗争要求艺术家的最深厚的同情。”[17]同样，怀着对沦落风尘女子的同情，作为人道主义作家的老舍笔下的妓女形象的道德和追求是高尚的，对沦落风尘的原因不外是为了生活和为拯救亲人被迫为娼，但灵魂中仍存着一颗对美好、自由生活的憧憬的心，以及和现实黑暗抗争到底的坚定信念。
老舍在作品中塑造的妓女形象，以其为主人公的作品中，《月牙儿》和《微神》是较有特色的。在月牙儿和“她”的身上凝聚了老舍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和理想乌托邦的想象。
服饰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表征，《月牙儿》中有着大量的服饰话语，作品中我和母亲被迫走上卖淫的道路的过程，服饰话语一直参与其中。母亲在父亲死后，为了生存典当服饰度日，家中一无所有时，她典当了珍藏多年的陪嫁——一根银簪，母亲替别人洗又臭又脏的衣物，被服饰摧残的生命日渐枯萎，在终于无路可走的时候，母亲开始为卖身而打扮。我失去贞操，穿上了新衣，为了能活着，我也很快适应了暗娼的服饰课程。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都与服饰的改变紧紧联系在一起，目的地为了鞭挞腐朽的社会制度。
老舍在《微神》中用浪漫的笔法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景，整个作品都笼罩在一种迷离的梦境状态中。“她”是我的初恋，带给我希望，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她”的爱情并没有因为“她”变成娼妓而改变。“她”穿的“小绿脱鞋”已经成为“她”的化身，作品中八次提到那双“小绿拖鞋”，“绣白花的小绿拖鞋”，“像两片嫩绿的叶儿”[18]，“像两片树叶在永生的树上作着春梦”[19]。恋人的“小绿拖鞋”是青春、初恋的象征，蕴含着主人公永不褪色的最美好的回忆和梦想，永不褪色。
对于现实和理想的复杂关系，老舍认为，“他的梦想则永远指向未来的一个所在，那才是他对于现实批判激情的终极源泉。乌托邦就是现实‘他者’形象，……指向朦胧和未来。”[20]“小绿拖鞋”是存在于过去和未来，“她”在黑暗的现实世界短暂地存在，却能够在理想的乌托邦世界留下永恒的印迹。
四、结语
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21]文学作品中的服饰很多时候是与身体的地位等同，成为身体的喻体。服饰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22],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妓女服饰已经不再只是发挥抵御寒冷等实用功能，而是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和意义载体，是区别于实存服饰的一种服饰话语，是加于身体之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结果。
注释：
[1]（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郜元宝等译：《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陶徽希:《福柯“话语”概念之解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任湘云：《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4]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1页。
[5]尚学峰：《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6]郁达夫：《郁达夫全集》，吴秀明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7]郁达夫：《郁达夫全集》，吴秀明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1页。
[8]穆时英：《<公墓>自序》，《上海的狐步舞》，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9]穆时英：《<公墓>自序》，《上海的狐步舞》，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10]严家炎编：《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89页。
[11]严家炎编：《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89页。
[12]严家炎编：《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
[13]任湘云：《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14]茅盾：《子夜》，《茅盾选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0页。
[15]曹禺：《日出》，《曹禺经典戏剧选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
[16]任湘云：《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17]（德）罗莎•卢森堡《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6页。
[18]老舍：《微神集·月牙集·袁运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19]老舍：《微神集·月牙集·袁运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20]吴小美，魏韶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21]张爱玲：《流言私语》，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
[22]任湘云：《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