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容成氏》研究综述
《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的一篇，整理者李零在简序编连和简文释读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该篇自发表以来，有多部著作和多篇文章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对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容成氏》公布不久，即有研究专著出版。季旭升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读本》(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中的《<容成氏>译释》部分，由苏建洲撰写，对《容成氏》做了题解、语译和注释的工作。邱德修《上博楚简<容成氏>注译考证》(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逐句注译简文，并探讨了其学术价值。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利用《容成氏》在内的出土文献，对传说时代的古帝王系统进行了研究。此外，还可参看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译注(上)》(载曹峰、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昔者君老><容成氏>(上)译注》，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5年)、苏建洲《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校释》(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的第二章《<容成氏>校释》以及王青《<容成氏>注释论说》(载杨朝明、宋立林等著：《新出简帛文献注释论说》，台湾书房，2008年)。除了专门的研究著作，还有多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对其进行研究。
以上是对综合性研究著作的大致概述，下面从《容成氏》的成书年代、篇题、竹简编连、文字考释、禅让、古史传说、地理、思想倾向、研究的难点及展望九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成书年代。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23日)认为《容成氏》提倡禅让，当成书于“燕王哙让国”事件之前，即公元前314年之前。彭裕商《禅让说源流及学派兴衰——以竹书<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为中心》(《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则认为任何一种学说的衰亡都有一个时间过程，禅让学说作为儒家一个分支派别的学术观点，情况也不会例外，其学说当不会因燕国禅让失败就戛然而止。
二、篇题。《容成氏》53简简背有“讼城氐”三字，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认为是原书的篇题，应即《庄子·肤箧》所述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容成氏。从文义推测，是取篇首帝王名中的第一个名字而题之。邴尚白《<容成氏>的篇题及相关问题》(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以下简称《续编》)不同意李零的看法，认为容成氏可能是黄帝臣，是传说中的史官。他认为篇题“讼城氐(氏)”末字与上古帝王皆写作“某某是(氏)”不同，应该就是为了区别一般姓氏及远古传说帝王。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载《华学》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认为，第53简正反两面的字迹明显有所不同，不像是一次书写完成的。《容成氏》在抄写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残本，篇题“讼城氐”应是脱简之后补上去的。《容成氏》叙述古帝王已到周武，缺简应该不会太多。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成氏>——兼论其与墨家关系及其它问题》(载《九州学林》2006年春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讼城氏可能是另一人名，以地域为氏，不一定是指容成氏。孙伟龙、李守奎《上博简标识符号五题》(载《简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认为53简简背所谓的“氐”是“氏”字与篇题符号的连写。
三、竹简编连。按照李零的整理，《容成氏》全篇共存完、残简五十三支。竹简发表后，学者们就竹简拼合及编连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竹简拼合方面，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载《续编》，以下简称《小议》)从编绳位置和内容两个方面指出简35上段与下段不属于同一简，应该分别编号重新排列，并把此简的上段和下段分别编为“35A”和“358”。这一意见被研究者普遍接受。《小议》在李零排序的基础上对全篇竹简进行了重新编连，为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此外，简15与简24原本是两段残简，单育辰《<容成氏>杂谈(三则)》(载《简帛研究200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从缩放比例和文义两方面论证了这两支简应该直接拼合。
郭永秉《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有虞迥”说到唐虞传说的疑问》(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将简5与简32的“又吴迥”释读为“有虞迥”，认为是指有虞部族名迴的酋长。并据此将简序编排为31+32+4+5。按照他的编排，《容成氏》有关舜以前的古史传说，应当归结为“古帝王一有虞迥一尧一舜”。
除了上举文章及研究专著之外，其他学者如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出土文献论文集》，高文出版社，2005年)、白于蓝《<容成氏>编连问题补议》(载《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于凯《上博楚简<容成氏>疏札九则》(载《续编》)、陈丽桂《谈<容成氏>的列简错置问题》(载《续编》)、王志平《<容成氏>中制乐诸简的新阐释》(载《续编》)、王晖《楚竹书<容成氏>错简问题与原始氏族社会研究》(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黄人二《(孟子·万章上>篇诸章与上博藏简<容成氏>涉及尧舜禅让之竹简》(载《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07年)、李守奎等编著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文字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中《附录六》的《释文》、王瑜《<容成氏>的竹简编连及相关问题——兼与黄人二等商榷》(《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等也均有编排或讨论。
四、文字考释。在《容成氏》的字词考释方面，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以及陈剑《小议》对全篇简文做了释文和注释，他们的研究贡献很大。其他学者也有很多好的意见，这里择要选取代表性的文章综述如下：
李锐《读上博馆藏楚简(二)札记》(载《续编》)指出简35“王天下十有六年”的“年”为“世”字之讹，并且该简首字与简34的“启”字轮廓相近。孟蓬生《上博竹书(二)字词札记》(载《续编》)认为简19“思民不惑”、简44“思民道之”、简49“思民不疾”的“思”读为使。陈伟《竹书(容成氏)零识》(载《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认为简7的“率”属上读，有顺服义；29简“民乃赛”的“赛”读为“塞”，义为安定。裘锡圭《读上博简<容成氏>札记二则》(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将22号简整理者释为“撞鼓”的“撞”字改释为“击”。张富海《读楚简札记五则》(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把28号简原释为“盈”的字释读为“田”，认为是指掌农业的官。沈培《说上博简<容成氏>中的“胫不生之毛”》(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认为“之”是表示处所的代词。郭永秉《从<容成氏>33号简看<容成氏>的学派归属》(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将简33的简文与《说苑·反质》和《汉书·杨王孙传》对照，认为简文是作者对禹的评价，意在解释禹得“圣人”之名的原因——去苛行俭，易养易葬。孙飞燕《<容成氏>“执兵钦瘰，荣导于民”试解》(《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把简37的“执”读为“戢”，认为简文说的是汤和伊尹施惠于民的措施，并非伊尹间夏的故事。单育辰《<容成氏>杂谈(三则)》将简23原隶定为“消”的字改隶为“浴”，释为“谷”。
五、禅让问题。尚贤和禅让的思想在《容成氏》中受到很大的推崇，相关文章主要有：
罗新慧《<容成氏>、<唐虞之道>与战国时期禅让学说》(《齐鲁学刊》2003年第6期)比较了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与《容成氏》的异同，认为二者所表现的“尚贤”观念以及“让”的观念并不相同，因此其思想内涵也不相同。孙卫华《<容成氏>尚贤思想辨析》(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叙述了《容成氏》中“尚贤”思想的发展轨迹，认为从《唐虞之道》开始，经过《墨子》、《孟子》，再到《容成氏》似乎构成了一个上古禅让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王庆卫《从出土文献对战国禅让思想的思考》(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认为《容成氏》虽然包含了大量禅让的内容和思想，但其作者真正想论述的是大一统的中国文明的思想。丁四新《楚简<容成氏>“禅让”观念论析》(载《简帛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认为在所谓叙述“禅让”内容的第一部分文本中，其实包含了“授贤”与“禅让”的重大区别和递进。他还从叙述结构和思想要点上对有关尧舜禹的简文做了概括。日文方面的文章可参考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の古帝王帝位继承说话研究》(载大巡思想学术院：《大巡思想论丛》一七，2004年)以及李承律《上海博楚简<容成氏>の尧舜禹禅让の历史》(载《中国研究集刊》三六·特集号《戰国楚简上中国思想史研究》，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04年)等。
六、古史传说。《容成氏》涉及的古史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学者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载《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根据包括《容成氏》在内的四种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对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关于禹的传说、各族同源的古帝王世系和禅让传说方面的意见作了检验。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认为，《容成氏》中关于上古帝王世系、启攻益、汤攻桀的记载与经、史相异，是被经、史所“损”(“减”)掉的东西。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癸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载《中国学术》总第14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强调了大禹治水和文王子九邦的历史意义。程元敏《天命禹平治水土》(载《续编》)对大禹治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赵平安《<容成氏>所载“炮烙之刑”考》(载《续编》)考证了商纣“炮烙之刑”的问题。于凯《上博楚简<容成氏>疏札九则》对尧举舜、禹建鼓于廷、禹举皋陶及启攻益、夏及商王世、伊尹间夏、桀伐岷山及作桐宫、汤伐桀、纣之虐政、戊午之日九个问题进行了疏证。罗新慧《从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看古史传说中的后稷》(《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将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中后稷的简文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晏昌贵《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的“禹政”》(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对简文中的“禹政”部分进行了探讨。王瑜《<容成氏>所见舜帝事迹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认为，《容成氏》在内容上并没有超出儒家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古史知识范畴，只是将古代帝王的记载系统化、局部上概括化。郭永秉《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有虞迥”说到唐虞传说的疑问》对唐虞传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七、地理。1．九州问题。《容成氏》中九州部分的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如《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氏》、《尔雅·释地》以及《吕氏春秋·有始》对读，引起学者的密切关注。
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对《容成氏》中禹治理九州洪水的竹书文本及其反映的州域、河流逐一疏理、推定，得出一些新看法。他还通过与传世古书的比较，认为竹书反映的九州在禹治水之前即已存在，属于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统。朱渊清《<容成氏>夹州、涂州、叙州考》(载《续编》)对《容成氏》的夹州、涂州、叙州作了考订，并怀疑《容成氏》九州出自比《禹贡》九州更为原始的文本。晏昌贵《<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作出三点推论：《容成氏》九州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而较接近《职方氏》，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南、北、西三方边地的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相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差别较大；《容成氏》九州约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指出，《容成氏》所述州名有的与《尚书·禹贡》相同，不同者可从卜辞和金文地名中获得印证，有些还与《尚书·舜典》有关联。《尚书·舜典》十二州名有可能源自更早的原始卜辞记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黄人二《上博简容成氏所述之九州及相关问题探研》(《出土文献论文集》)联系传世文献，对《容成氏》九州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易德生《上博楚简<容成氏>九州刍议》(《江汉论坛》2006第5期)对《容成氏》九州作了综述性的考察，对争议较大的州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容成氏》九州和《尚书·禹贡》九州应属于一个系统，只是由于时代和版本不同，整理者有所增益，甚至改变，而造成一些差异。从《容成氏》所叙九州来看，与《尔雅》版本似乎更接近些。凡国栋《<容成氏>“九州”得名原因试探》(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将《容成氏》九州和传世文献所记载的相关州名联系起来讨论，分析了《容成氏》“九州”得名的原因。尹宏兵《<容成氏>与“九州”》(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认为《容成氏》九州有可能产生于战国早期，其九州区划是以战国初年东方政治地理格局为基础的，也是殷遗民站在殷商或东方立场上吸收《禹贡》九州并加以调整的结果，与《禹贡》的夏、周或西方倾向正好形成对比，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九州版本的夷夏东西说。
2．除了九州问题外，《容成氏》中还涉及其他地理问题。陈伟《竹书<容成氏>共、滕二地小考》(《文物》2003年第12期)对武王伐纣所经的共、滕二地进行了考证。马保春《由楚简<容成氏>看汤伐桀的几个地理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依据《容成氏》的相关内容，并结合有关甲骨文资料，推测“鬲山氏”在汤桀之战地理空间中的位置，对“鸣条之遂”提出了新的理解。罗琨《楚竹书本<荣成氏>与商汤伐桀再探讨》(载《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线装书局，2008年)对汤伐桀过程中的地理问题以及进军路线做了探讨。许全胜《<容成氏>篇释地》(载《续编》)对商汤伐桀中的戎遂、高神之门以及武王伐纣中的管地进行了讨论。吴良宝《说上博简<容成氏>中的“滕”地》(载《古籍研究2004·卷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则认为许全胜读“管”之字当读为“滕”，滕地也在黄河以北，距共地的位置不会太远。沈建华《甲骨文中所见楚简“九邦”诸国》(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将《容成氏》九邦与甲骨文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周王灭商除了《尚书·牧誓》所讲的联合八国部族之外，还包括“九邦”诸国。一旦文王得到天下，“九邦”却未必心悦归服。郑杰祥《商汤伐桀路线新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对商汤伐桀路线中的地名地望进行了考证。
八、思想倾向。关于《容成氏》的思想倾向，学者们有很多种看法。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此篇形式上是古史传说，实际应属战国百家言。赵平安《楚竹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