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过去(自述简历)
丁耿林
出生和家庭
丁耿林原名周念舜(因舜常被误念成舞，1938年曾改名周乙，39年改为现名)1921年2月4日（辛酉年腊月二十七）出生于山东金乡县南门里。据说曾祖原籍城东南周花楼村。我刚记事时，曾祖父还在世，祖父辈六人，有三家长年在外不归，大祖父在青岛铁路部门当科员；二祖父任胶济铁路机务段长，工程师；六祖父在青岛任海关监督，为军阀山东督军张宗昌服务；四祖父早逝，留下孤儿寡母；五祖父长期卧病不久过世；我祖父行三，名周岷生，当时操持家务，没有听说干过差事，游手好闲。那时家境己开始破落，三家人分灶吃饭，轮流给曾祖父供饭，住的前后两个院子也是租赁的。我三四岁时曾祖父去世，这个大家庭彻底分解。四祖母五祖母两家各自搬到北关东关，我们仍在南关，离开原来住宅，迁到附近一个店铺后院。当时我家除祖父母外还有一个叔父，婶母，一个未出嫁的姑母，叔父也有一个比我小的男孩。我父亲周景昂（又名周鹤立，1898-1979），据说在我出生前被逼迫去考了保定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军阀吴佩孚部下任班排长，多年不回家。我幼年时刻在祖母和母亲（1902-1993）身边，也不教我读书。1927年冬，我祖父将母亲和我送到青岛才见到父亲，从此随他生活。据说他在旧军阀混战吴佩孚失败后，离开部队跑到青岛，在亲友邦助下在胶济铁路电务段材料科当了科员或材料员，每月工薪七八十元，生活尚宽裕。
入学读书
1928年初，我开始入明德女中附小读书。而我这个刚从乡下来的孩子，既不识一个字，又听不懂老师的话，无法编入班里读书，只好把我带到女中一位文书办公室的屋子里，让他对我进行“各别教练”每天教我几个字。这样和其它孩子隔离开读书，我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那样孤独难受，后因上学往返不便只读了两个月就停了学，在家由父亲教我识字。这年秋天进了离家近的明德小学和铁路小学读了两三个月，又因父亲失业家庭生活困难，由市内搬家到紧靠郊区西镇的云南路一个大杂院，离学校太远，我就不去学校了，在家由父亲按当时的小学课本教我识字。他文化不高，不会讲解，不学算术，也不教我如何写毛笔字，于1929年秋天基本突击完了初小大部分课本。通过邻院西镇小学校长的关系，进了西镇小学高小班。很吃力地学了两年高小课程，于1931年9月升入新建在四方的青岛铁路中学。
在我读小学期间，我曾听父亲对母亲讲过称赞俄国革命成功了，贫富一律平等的话，讲述“五三惨案”时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人的暴行。他当时可能接受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还为我实了高尔基著《我的大学》等书。“五三惨案”后山东军阀到处搜捕共产党，听说一位在坊子（现在的潍坊）的表叔杨一辰（山东老共产党员，50年代曾任国家商业部长）在被搜捕时逃脱了。以后父亲再不当着我的面谈论国共两党的事，只要我努力读书不问政治（据查证他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我刚升入铁中不久，就发生了震撼全国的“九·一八”事变，日寇抢占东北，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引起全市学生和市民的义愤。青岛大学的进步学生发动大中学生进京请愿运动，经过在车站卧轨斗争，最后派代表去南京请愿。在学生卧轨时我被父亲关在家里不许出门，没能亲自参加。但“五三惨案”日寇的暴行和学生的“九·一八”请愿运动使我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我心中萌发了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
1932年秋我父亲带母亲和妹妹、弟弟离开青岛随铁路中学校长到济南高中任事务员，我于次年春转入济南私立育英初中，因我基础差，转学时自动降低了一个年级，学习上才主动了。在育英初中期间，我参加了禁止日货的游行，继而反对校方开除学生的罢课，和部分同学一起砸烂训育处，罢课离校。1935年秋毕业于育英初中，考入省立济南高中，36年在高二开始分文理科，我被分在理科班，并开始学第二外语--日语。学了两个月，一二·九前夕抗日情绪高涨，我们全班罢了日语教师的课，从此不再学日语了。当时济南高中是进步学校，丁玲、胡也频、卞之琳等进步教师曾先后在此任教。校长据说是国民党中比较开明人士宋还吾（是我大祖父的女婿宋茂槐的叔父），曾在曲阜师范，青岛铁中任过校长。由于亲戚关系，我父亲随他到了这个学校。高中同学中传说有党组织活动，韩复榘要逮捕几个进步同学时宋还吾秘密告知他们，还送了路费，让他们离去。在此期间我也在同学之间秘密传阅进步书籍，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接受革命思想。并参加学校响应一二·九学运的动员大会，我会吹笛子是乐队成员。
35年底36年初，东北大学学生进京请愿，路过济南，军警封锁车站，同学中串联，夜间我和一些同学从车站外绕过军警警戒，跑到停请愿车的站台欢迎请愿学生。听东大学生站在车箱门口，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提出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抗日救国。我们感动得痛哭流涕，义愤填膺，然后分散回校，因校门关闭，只好越墙而归。
1936年4月——7月，参加当时全省高中一年级学生三个月的封闭式军事训练。韩复榘兼总队长，副总队长直至班长都是韩从他军队中派来的，教官都是国民党派到各中学的军事教官。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军事操练，晚饭后也上点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内务条例，三民主义的课。为了防止学生搞抗日救亡活动，每天搞的筋疲力尽。同学们都感不满。
参加革命至入党
1936年暑假军训完，我回金乡参加祖父母殡葬，往返近一个月。
1936年冬，双十二事件发生，济南高中部分同学在校长办公室前走廊上听收音机，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每天在校都要去听收音机，关心前方战事，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七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济南市民纷纷外逃，城里一片恐慌，八月上旬父亲看守学校，要我将母亲弟妹一同送回金乡城叔父家，在存储粮食屋旁的两间破房里栖身。
9月王鉴览、周冠五自北平回金乡找到我，再找到我同班同学周仲达。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小学教师、校长耿荆山、姚益世，和外地回来的学生，朱伦堂、李凯勉等人，酝酿成立金乡县抗敌救援会，公推耿荆山为抗敌救援会会长，我当时没有什么职务，自愿参加值班听收音机的前线战报，第二天将战报抄出来张贴在救援会大门外。
10月，周冠五介绍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我又动员周仲达参加了“民先”。参加民先后，王鉴览通过周冠五给我看过几件党的秘密文件，如《反对自由主义》《抗日十大纲领》等。王鉴览是我济南高中的先后同学：我读初中时他已上高中，每年开同乡会时相见，比较相投。他比我大五六岁，高中毕业他即考上清华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战前入党。抗战爆发后他和周冠五回到金乡。这时周冠五告诉我王是县委书记。我入民先后在王家里开过两三次会，听他和一位从山东省委来的同志讲山东抗战形势和如何在县里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1月7日，济南失守后，城内发生混乱，救援会中有的不辞而去，有的主张到南方流亡。王鉴览要求我们在本地坚持游击战。当时国民党的县长己逃跑，处于无政府状态。王鉴览要求我们转到农村亲戚家，带上收音机、油印钢版继续出战报。以后因各种原因未实现。
11月我父亲从济南回来，动员我参加国立六中到南方流亡。我按王的指示要坚持就地斗争，和父亲吵了一架，抱了一床被子，从此离开父母。先住在周冠五城里的家中，后转到他农村王丕庄的家，并随他父母到鱼台县亲戚家住过一阵。
1938年春节前周冠五对我说他己是党员，并说我也可以申请入党，那时我自觉条件不够，未提出申请。春节过后第五天，大约是二月上旬，据王鉴览说，八路军要来了，为了迎接新任务，派周冠五去北方局党校，派我和仲达到民先总队部安排学习游击战。我们经山东单县——河南虞城——马牧集车站爬上运煤货车，搭到开封火车站火车不走了。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两天，成天听见日本飞机在黄河上投炸弹，不敢上街。然后挤上火车到潼关下车，第二天到风陵渡乘木船过了黄河。当时同蒲铁路的窄轨火车客车己不能正常运行，只有军车往前方运军用物资。我们与押送给养的国民党士兵拉上关系，上了一辆运面粉的闷罐车，到山西运城又不走了。呆了一天一夜才到临汾，我们下车一身白粉，打扫半天才溜出车站去。周冠五在河西柳村找到北方局党校，我和仲达持王鉴览给民先总队长李昌的介绍信，在北门里找到民先总队部。当时李昌到武汉开会，我和仲达只好在总队部等待。上街吃稀饭烧饼充饥。大约二月下旬一个晚上，总队部的同志告诉我们日寇占领了洪洞赵城，正向临汾迫近，城内党政军民机关全部连夜撤退，总队部不能再安排你们学习。告诉我们可以回家，也可以安排工作，我们不愿回家要求到延安学习，他说去延安的路不通了。介绍去阎锡山军队当政工干部，我们坚决不去。后来他介绍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主任续范亭是国民党左派名将，南汉宸任组织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长，都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宣传部长李公朴是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我们表示这里还可以去。他说明天清早115师学兵队要分配一部分学员步行到晋西北总动员委员会去，你们可以和他们一道走。我和仲达第二天清早和学兵队五六十个同志一起听了李昌的动员讲话，就随他们向晋西北出发。学兵队有一半是女同志，男同志中有一部分只有十五六岁，行军到蒲县，因敌情紧急不能走大路，只有爬山绕小道，大部分女同志吃不消，就和体弱的男同志、周仲达等志愿留在当地牺盟会分配工作。其余的男同志和不到十个女同志随领队徐光远步行继续前进。当我们背着背包走了不远，出乎意料地搭了一段运军用物资的空车很快到了武城镇，那儿己是人走屋空，敌军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稍事休息，过永和大宁、隰县等县边境插到中阳县三交渡口。为了安全起见过黄河西岸北上到陕北佳县休息了一两天，在兔儿板过河东至晋西北境内临县。从黄河边走了一天多才到了临县县城。休息了两天，又走了两天，大约三月中旬到了岚县县城。在行军途中学兵队同志借给我一些关于革命理论和游击战争的书，使我增长了知识。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总部和120师师部都在岚县城内。徐光远带着我们到总部报到，将全部三四十人交给干训班主任郭刚。他安排了我们的食宿和学习，当时南汉宸亲自讲统一战线，萧克（120师副师长）亲自讲游击战术。那时每天下午有120师同志和总动委会人员的蓝球赛，贺龙、关向应同志每天都来观战喝彩。贺龙叼个大烟斗，与干部、战士谈笑风生给我们留下豪迈开朗、平易近人的难忘印象。岚县是个穷县，由于部队纪律严明，街上小贩甚多，热闹非凡，看不出战事痕迹。我们还参加了一次庆祝八路军收复几座县城的军民庆捷大会。大约学习了十天左右，于三月下旬即分配我到县城己被日寇占领的宁武县动员委员会工作。同去的有学兵队的张炳威、石长德、朱芹友、陈存栋等四人，成成中学的杨新、郑海、李景文等三人。我们步行经静乐县城，北上宁武，三区三张庄县动委会报到。当时县动委会由县公道团长王干轩（共产党员）兼主任，县委书记李建平当时名叫李实，以牺盟会“协助员”作掩护领导全面。分配我们八人去健全，改选一、二、三区动委会。我被分在二区，当时宁武二区动委会主任是大地主丁巨中，我和李景文对他很反感，到二区后改选一个大学生赵鸿儒担任主任，我们在二区的主要村庄跑了一遍，于四月上旬我就患了虐疾，当地是高寒山区，没有人患过这种病。敌人占了县城，乡下缺医少药。我在区上发高烧十多天，经常高烧到昏迷不醒，无法医治。此时宁武县城第一次解放，经过一百里路的转送，把我安置到城内动委会住地省立五中的一间学生宿舍养病。县城内外除了伪县府、省立五中、天主教堂的几处房屋还比较完整外，大都被烧光了。幸亏县委书记李建平通过公安局长（秘密党员，他对中西医都懂一点，确诊是虐疾），在阎锡山第二专员公署找到两颗奎宁，服下，停止了发烧，两三天后好了。当时我饿得心慌，跑上街买了油糕吃，病又复发，高烧不止，还是通过他弄到两颗奎宁，服用后病才好了。这次病先后延续了两个多月，差点没把命送掉。
7月初我的病己好转，县动委会武装部长老红军张云峰给我阅读《党的建设》（内容是党的基本知识）动员我入党，他和李建平可作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觉得经过这一段学习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提高了，自认为具备了入党条件，入了党能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为党工作，就填了入党志愿书，从此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刚入党，李建平就找我谈话，要我担任县动委会的宣传部长，组织抗日宣传活动，纪念抗战一周年。组织唱大戏，写传单、标语、出墙报，还办了油印报《汾源怒吼》一周一次，还办了村干部短期训练班。
大约10月间，敌人第二次占领宁武城和附近的同蒲铁路线。机关全部撤退到三区三马营（汾河源头），此时县委派我到二区当动委会主任（原主任赵鸿儒与反动县长勾结，被赶下台）。这时传来动委会撤消的消息。我名义上是动委会主任，实际担任二区中共区青委书记。
原由战总会派来的八人先后己调回六人，据说他们参加大青山支队，大都光荣牺牲。38年底，调杨新任阳曲县委书记，调我回县里，住在县动委会等待分配工作。
在静乐地委工作
39年初，县委派我和宁二区委书记王向乾和决死队同志还办了一期农村干部训练班，在训练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为以后斗争作难备。办完训练班，大约四月间，我要求去延安学习，李建平写了介绍信，我持信到岚县晋西北区党委住了几天，区党委副秘书长胡全对我讲：“静乐特委（不久改名为地委）刚成立需要干部，你不要去学习，立即去特委工作。”当时静乐城己被敌占领，地委机关无固定位置，我和石宏文随交通员前往。地委机关，对外以八路军358旅兵站作掩护。只有书记慕纯农（兼组织部长），副书记饶斌（兼宣传部长，是年夏才到职），叫我当宣传干事，王立民任文书，张之俊、石宏文等二人任组织部巡视员，另外一个副官管生活。地委只有个警卫连，五六十个人，二三十条枪，大多数是新战士。当时既要随时防止日伪军的突击，又要对付阎锡山搞摩擦，我们经常在移动中工作。
那时我经常随慕纯农到忻州、崞县敌占区了解情况。他去参加县委会议，我们下村了解党员思想情况，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当时地青委负责人白浩然、陈洗星、何仲明三人，对外是五县青年救国联合会办事处，和我们一道工作。
39年7月，有一次我和白浩然在崞县南陶林村未找到联络员却碰上敌人扫荡，枪声四起，我们手无寸铁，分辩不清敌我，只好潜伏在村外河边，不敢妄动。到晚上枪声停后，我们向附近村庄走去，路上巧遇阎锡山61军一个班长，我们冒充公道团和他答上话，由他带我们在阎庄村他未婚妻家住了一宿。次日才找到县牺盟会（秘密县委）。
8月，我在敌占区改了名，丁耿林。由于同蒲铁路分割，路北党组织瘫痪，慕纯农派白浩然和我过铁路去恢复党组织，由二区区委书记丁羽带我们前去。我们两人推掉学生头，化装成商人。经过神山敌据点附近，先把白浩然送到一区书记彭作栋家，然后到下神村住一宿，第二晚到陈洗星家。吃完晚饭到了茹越丁羽那个村，该村离敌人代县阳明堡飞机场只有七、八里路。当我了解到全村全区没有一个姓周的，全村只有丁姓，为避免暴露，我立即改名丁耿林（耿是我母亲的姓）。这个地区是敌占区，白天日伪军经常出没，我们昼伏夜出找党员谈话，传达地委意见，要求当地党员干部动员外出党员回来，对敌人作合法的斗争。
1939年秋后，国民党和阎锡山的部队、特工组织到处对八路军制造摩擦，加之日寇在交通沿线的封锁，当时120师主力己转移到冀中，地方党的工作和八路军留下的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搞不到棉花，冬天的棉衣也是动员老百姓用未经加工的羊毛为我们作的。此时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将崞县、忻州、宁武三县游击队和地委警卫连集中在静三区组建了358旅独立营。营部设在地委，我在营部未任职，作些具体行政工作。营部实际只直接指挥一个连，各县游击队仍由县委领导，逐步发展为县大队，武工队或游击队。
39年冬阎锡山在晋西发动十二月事变，我们和他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顽固斗争。静乐地委派我一人到静乐县委传达对付十二月事变的紧急指示。我只身经过四天绕道岚县，星夜赶至娄烦镇附近县委驻地。向县委书记李建平传达地委指示，他们早己知道消息，当晚开紧急会部署，第二天伪县长跑了，就让县牺盟会特派员时曙明当了县长。
患伤寒卧病三月
40年春节前后，晋西北开展了四大动员(粮、钱、军鞋、参军)以进一步建设抗日根据地。此时地委驻在静乐三区石寨子。春节刚过，我开始发高烧数日不退，少医无药，老百姓用未去皮的谷子在锅里炒了泡开水给我喝了发汗。第一次喝了未退烧，第二次刚准备发汗，老房东仔细观察我前胸出现的红斑，说：“水淹了脖子就没命了”。不准再发汗。当地群众说这是最难治的斑疹伤寒病。当晚敌人扫荡，地委机关和四连，连夜转移。郝事务长和通讯员杜补宽动员老百姓用门板抬着我，沿村转送到堂儿上后山森林里老乡临时盖的小屋里。按照老房东不让我出汗的意见，一路上我几次要出汗时就喊叫，老郝扒开雪抓出一把土抹在我身上不让出汗。住在这里十多天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己处于奄奄一息状态。这里的老房东说：向他喷几口大烟或许还有救。我知道地委机关有没收汉奸的烟土，要使用必须经过地委批准，要老郝翻越过大山，找到地委书记慕纯农请示。慕表示事己至此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让事务长带回一点烟土，由房东吸两口烟对我喷两口，经过多次喷吸，我的病情逐渐好转。体温逐渐下降后，又出现小便不通，房东取来屋顶上晾的树皮熬水给我喝，喝过一次小便就通畅了，大病初愈。但由于身体消耗大，卧床一个多月未动，开始手指不能动，站立不能走。只有在炕上拉起绳子，在事务长和补宽的搀扶下学习走路，前后两个多月才能走动，离开这一片大山森林的小屋，回到地委机关。这次大病如果不是当地群众和机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和陪伴，我早己离开人世，对他们的恩情，我终生难忘。
难苦的斗争
40年3、4月份，我病愈回机关，秦仲芳任地委宣传部长，下设宣传科，张雪轩任组织部长，下有干部科。我担任地委秘书。大约在同年7月为了加强崞县的工作，派我越过铁路去崞县县委（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任宣传部长。由于滹沱河和太大公路的分割，晋绥边区管辖的崞县是一、二、三、四区和宁武城东的宁一区。当时该县大部分处在同蒲路以东，在敌人铁路公路包围之中，周围有三十多个敌据点。后来为了便于工作，上级决定将崞三区、五区划归忻县和静宁县，又将朔县南的朔二区划归崞县。北面朔县平原，南面忻崞平原都是敌人统治区，只有一块从雁门关到宁武关中段（内）长城内外大山区二、三十个村庄是我们公开活动的游击区。崞县城内是日军旅团部，原平是日军大营盘，我们的大部队很难在这个地区存在。我去时县委书记是吕赛，县长是赵达理，后换为胡谦，公安局长毛伯浩。40年秋，百团大战开始后，359旅副旅长郭鹏带三个连队的雁北支队来这个地区活动一两个月，遭到敌人合围，支队长挂花，部队很快撤走。从此敌人对交通沿线加强控制，实行强化治安，对山区不断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我们活动的村庄大都被烧毁。少数干部妥协、投敌。日寇又逐渐在朔县南山和崞县西边坡，四区的中心官地增设了据点炮楼。从此这块地区的斗争进入十分难苦的阶段。当时的干部战士都睡不脱衣，脚不脱鞋，枕戈待旦，有时一夜转移两次。41年、43年三分区两支忻崞支队来到这里，不久即撤离。根据这种形势，我们按照党对敌占区“荫蔽精干”和在游击区“机动灵活”的方针，对敌占区和敌占优势地区的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抗战必胜的教育。特别是通过党员和开明人士打入伪政权，改造成“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通过合法非法相结合方式打破敌人推行的“强化治安”，保证抗日政府征粮、财政任务的完成；在我经常流动的游击根据地积极建设村政权，发展生产。当时县游击队主要在敌占区配合当地党组织打击伪政权，掩护通过铁路线的过往部队和物资运输。当时县委分工我指导崞一区和宁一区工作。41年10月，县委书记吕赛调回地委任宣传部长，新任县委书记刘杰因病不能到职，地委指定我代理县委书记至1942年1月。
1942年2月至43年6月，我任六地委秘书，在忻县、崞县敌占区和敌接区进行调研搜集对敌斗争情况，参加整风学习。42年夏在崞五区接受杀死日军宪兵队长，并接受向我投降的伪军班长张旭真、郑栓宝。
43年6月在苛岚二区铺上地委驻地，我与王翠萍（后改名王力平，1924年——1973年）结婚。婚后五天即去崞县任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
在毛主席“挤敌人”方针的指导下，当时县委主要工作是：组织训练民兵劳武结合，开展地雷战，发展生产；发展县区游击队，将县游击大队扩大为六分区二十支队；在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对山区敌据点——官地的围困；打击小股入侵之敌，在反击扫荡中组织和掩护群众坚壁清野；积极完成征粮任务，为晋察冀、冀中到晋绥和延安的大批武装部队提供情报和后勤物资；护送过往的领导干部，如萧克、李葆华等和非战斗人员通过铁路封锁线；加强对敌伪军、伪政权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
44年秋，上级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派了老红军彭龙飞来任二十支队队长兼崞县县委书记。张邦华任副支队长。我改任县委副书记，主要负责地方工作。这样进一步加强了对敌斗争的统一领导。这时敌人更加疯狂地对这个地区进行反复扫荡与合围。44年冬在敌人一次袭击中，彭龙飞同志在突围时双手十指被冻坏，当地无法治疗送到后方，成了残疾。不少同志在对敌人战斗中献出了生命。43年初夏由晋察冀去延安的一批干部和干校学员，经崞县被护送通过宁武城北铁路封锁线翻越摩天岭时，气候突变，风雪交加，担任护送任务的崞县警卫中队排长岳巨龙、战士吴富富和被护送的近百名同志在山坡上被冻僵，献出了年青的生命。我第二次入崞曾三次路经此地，每一次面对高耸入云的青山，都要默默地向这些无名烈士深表哀悼。
我邀请几位老同志回忆写了《战斗在晋绥边区前沿阵地上》，具体介绍崞县1940年至1945年西崞县对敌斗争形势和工作情况，1988年载入《原平县革命斗争纪实》。该文可作为我这篇《简历》的补充，现收入我的《自选文稿》。
45年4月，调我到静宁县（41年由静乐、宁武、崞县各一部分组建，于45年底撤消）任县委书记。这个地区北有同蒲铁路，南有忻静公路，我们的主力部队和武工队经常在这两条敌人封锁线上打击敌人，对敌人威胁很大。当时地方工作在大多数地区主要组织民兵搞劳武结合，发展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对交通线的敌据点组织民兵配合部队围困敌人。
八月中旬，有一天军分区副政委龙富才突然到静宁县委来，兴奋地向我们传达，日军己宣布投降，分区部队马上要到敌占区接受日军投降，进行受降。我们听了惊喜过望，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可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并不向我八路军交枪。静宁县游击大队扩编为七支队，我兼支队政委，继续围困敌伪军盘踞的据点，掩护民兵破坏同蒲铁路，使其交通中断。经过斗争，是年冬天，静乐城和忻静公路全部解放。地委宣布静宁县撤消。所辖原三个县的地区，分别回归各县。静乐、静宁两个县委和政府合并，原静宁县干部绝大部分继续留任工作。我和极少数同志调回地委。
46年4月又派我第三次去崞县，任县委书记兼二十支队政委。当时形势变化很大，部队和干部可以在崞县一、二区边缓地带公开活动。在交通干线的日伪军由于国民党的支持不但不缴械投降，反而疯狂进攻我们的部队，残杀我干部。不少经过八年抗战的同志，如朔五区区长任一山、崞二区区长秦梅、宁一区区长郭维昌等同志这时却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到崞县不久就接到中共中央五月四日《关于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开始在宁一区贯彻执行。六月晋北战役开始，崞县二十支队武工队和民兵主要负责破坏轩岗到上阳武的铁路，围攻轩岗附近的敌据点。接着晋绥野战二旅先后解放了朔县、宁武、轩岗、上阳武及沿线敌据点。7月12日，在晋察冀野战部队配合下收复崞县城，14日收复原平镇（现原平市所在地），至此崞县全境解放。紧接着东西崞县党政机关合并，我任县委书记，原东崞县县长赵鸿图任县长，东崞县副书记王大文任副书记。同年10月驻忻县国民党部队又组织对崞县进行反扑，进占崞县城和原平。我率警卫队一部，支队长张邦华率二十支队大部转移，邦华同志在敌人两架飞机机枪扫射中弹光荣牺牲。10月底11月初，国民党顽军又被我野战部队全部围歼。崞县二次解放后，我们的任务是摧毁伪政权建设新政权，组织民兵支援部队围攻忻州顽敌。
47年4月大女小红（后改名周薇琳）在崞县南神头刘钧（又名刘公权）同志家出生。
1947年4月，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由陕北经晋绥去晋察冀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时，路过六分区驻地——崞县屯瓦村。我在该地听了刘少奇同志向有关干部作的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的报告。
47年5月晋绥分局派了晋绥分局委员公安总局长谭正文率领的土改工作团，到崞县先在一区十多个村庄进行土改试点。试点结束后对工作团进行整顿，同时对原县委进行改组，工作团长谭正文兼县委书记，我改任县委副书记，以县农会特派员名义到八区任土改分团长。其余县委委员有的在县坚持工作，有的调党校学习，有的留机关“三查”。于11月上旬在全县大部分地区按晋绥《告农民书》和工作团第一期土改部署，展开了土改运动。
我在八区积极贯彻执行了上述布置和工作团的具体指示，十二月中下旬在“踢开旧干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左”的政策和县土改工作团的“左”的领导下，部分村庄先后在斗争大会上发生乱打乱杀、打死党员干部的严重错误。十月底党中央及时发出制止这种左的错误的紧急指示，停止了错误的发展，接着按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指示进行了纠偏和大量的善后工作。在土改正式结束前，我在全县区以上干部会上对八区土改中严重错误作了认真检讨承担责任，并接受地委对我撤消党内职务处分（1952年6月中共川北区党委决定撤消了此处分）。每当我想到这段错误都感到心情沉重不安。八十年代前期，原平县编写《县志》的同志将县志《政治篇》送我征求意见。我看后认为该县志记载的崞县土改部分没有明确阐明当时错误主要来自晋绥“左”的政策和工作团的领导，而把土改左的错误责任归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公正不全面的，我先后向有关方面反映当时的情况和修改建议。1996年10月又写了一份请四川省委组织部、老干局、党史办转交一封详尽的信给山西省委几个有关部门，希望他们转有关方面进行审查研究，进行修改，再现历史本来面目。（兹将该信和1997年春来函一并附在《简历》后）
建国后
49年6月二女小青（后改名，周建林）在崞县白村六地委机关出生。因力平产后无奶，寄养在南韩村老乡林家，1952年冬派专人去山西接来达县地委和我们团聚。
49年6月，我随晋绥六地委机关同志由崞县到临汾集中学习，准备随一野进军大西南。
49年7月份，我到晋绥党校一部学习。主要学习新区各项政策和有关文件。
49年10月1日在临汾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在城内的党校一部学习的同志，当晚大家整队手提自扎的灯笼参加游行，彻夜狂欢。国庆以后，所有原晋绥地方干部和随军南下学校学员，都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入川支队。支队下设梯队，我编在第四梯队二中队，每人发了军装，还给每个人的家属寄去军属证。10月中旬，在临汾城内大操场，南下同志都身着军服整队接受贺龙、李井泉等领导同志的检阅，聆听了他们动员胜利向四川进军的讲话。然后各梯队陆续出发。这时我大女大病初愈不能随行，翠萍带她留在临汾晋绥妇干校学习。
从此我离开了在战火中度过十一年的山西父老。
南下途中，路经西安在城郊农村待命月余。这期间曾进城听过贺龙、李井泉、习仲勋的形势报告，四川籍返川同志向我们介绍四川情况。并观看过京剧艺术家程砚秋为我们演出的京剧专场。
12月下旬，先在陕南褒城宣布我到川北区，年底到四川绵阳时正式宣布我任中共川北临时工委（50年1月更名为川北区党委）秘书处长。当天己知南充处于“真空”状况，我即随区党委第二书记赵林同志，川北行署副主任秦仲芳和机关人员及遂宁地区的干部，乘汽车向三台出发。接近三台时我军十八兵团61军与国民党溃军正激烈战斗，我们在密集的枪声中进了县城。第二天拂晓战斗结束，我军派刘石安担任三台县长，区党委领导同志也在第二天与川北地下党同志接上关系。我随川北区党委，行署机关经遂宁蓬溪于1月5日进入南充。
1950年初，川北区党委和行署人员不多，那时秘书处人少事杂，除文秘工作外还管机关事务行政工作。1月8日成立以赵林为主任的南充军事管制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城市接管，收缴国民党军、特、匪武装，恢复生产，稳定物价。入城不久区党委及时召开了南下党和地下党的“会师大会”。我在这次会议上担任具体筹备和会议的行政工作。2月中旬，川北区党委第一找记、行署主任胡耀邦同志由成都来到南充，立即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时将他率领的一些部队干部和十八兵团文工团充实了区党委和行署机关。耀邦同志在各代表会上作了长篇慷慨生动的讲话，宣传当时形势，讲解党的各项政策，解除了一些人对党的疑惑，获得各阶层代表的衷心拥护。在各代会上我担任副秘书长，还邀请一位开明的天主教代表人物任副秘书长，注意发挥他在会议上的作用。这一举措也形象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区党委的干部增多后，3月份机关成立行政处，调我到政策研究室（陈一平任主任，我和张再旺任副主任）。这时，国民党起义部队中少数部分叛军由川西流窜到安岳、乐至等地与当地土匪恶霸相结合，裹胁群众，合计近两万人，抢劫粮库包围安岳龙台区政府，到处抢粮杀人，气焰十分嚣张，使征粮工作很难进行。区党委于三月中旬派我带地下党员杨华东到安岳检查督促征粮。当时军分区部队一个团要负责三、四个县的剿匪，只能在流动中寻找战机歼灭土匪。当时安岳县委和分区部队联系不密切只掌握该县“真空”时期（即国民党军政和首脑溃逃，而我接管人员未到期间）县城各界人士组建的县大队两个中队，勉强守卫县城，无力出击，我去后很难改变那种局面。大约四月上中旬，军分区部队在安岳乐至交界处的来凤乡飞凤山、天宝乡四龙桥歼灭了大股匪特，擒其重要头目，接着遂宁地委派了一个新老干部组成的二三百人的工作队，来安岳配合分区部队协助剿匪征粮，在县城大张旗鼓的召开镇压匪首的群众大会，及时发动群众，召开各界代表会宣传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形势迅速好转，剿匪征粮顺利展开。我在五月中旬回到区党委。
1950年5月下旬，川北区党委派我去南充县任县委书记（参加中共南充地委，任委员），接替刘天相同志的工作。当时南充县与南充市己分开，刘天相同志在南充5月5日土匪暴乱时被困在芦溪区政府，他和通讯员多次击退敌人攻击，神经过份紧张致病，己不能坚持工作，准备我去后他即被调回。川北军区派李启唐去任副书记兼副县长协同我和县长孙桂林工作。我们先后到达南充龙门场县委机关。接着，川北军区又派了少数干部充实各区领导班子。区党委先后派工作团在安居、东观等地协助工作，两个多月顺利完成剿匪征粮任务。50年秋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完成50年度公粮征收任务。同年秋还大张旗鼓的宣传发动群众支援抗美援朝，超额完成参军、捐献任务。
51年2月南充县开始土改，自50年秋起，区党委第二书记赵林亲自领导南充工作，有时住在县委。并派胡健（川北区团委书记）带工作团具体协助部分区乡工作。土改运动中紧密结合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南充是川北第一批土改县，带试点和训练干部性质，除胡健工作团外，还调西充县委书记庞志汉同志带了一批西充县区干部参加。这些同志和南充县区干部混合配备，实行一元化领导。我和胡健、李启唐、西充庞志汉同志分工指导东、西、南、北四路（每一路三个区）工作。由于总结了老区土改的丰富经验，当时上级制定的土改路线、政策切合实际，区党委部署指导及时具体。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和镇反于51年5月基本结束。
51年秋后，组织全县干部参加《川北日报》开辟的“酆斯云思想”（酆是南充东观区的村干部，土改后存在的换班松劲思想，在干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大讨论，教育了广大干部。酆斯云在讨论中提高了觉悟，于52年在劳模代表会上入了党。
1951年8月，三女小山（后改名周嘉林）在南充妇孺医院出生。
1951年底52年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4、5月份核查处理三、五反中遗留问题。宣传组织互助组，发展春耕生产。
在南充工作时期任务多，时间紧，经常几项工作结合进行，由于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上级指导及时，群众和各级干部积极努力，各项工作均胜利完成。50年底我经常胃痛，曾到川北医院诊断为胃溃疡，曾作过三次胎盘组织埋藏手术，无明显疗效，一直拖到1995年。
1952年6月，我离开南充，7月初到达县，任达县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到后我具体领导了7、8月全专区中小学教师思想改造学习。
1952年10月，原地委书记杨绍曾，副书记范铭上调转工业，任我为地委书记。
1952年底我和当时达县县委书记白兰芳参加在重庆召开的西南局农村工作会议。
52年冬，我派雍兴邦到山西崞县把小青接到达县。雍到徐州代我看望了多年久别的父母亲。
1953年春，大竹地区所管大竹、邻水、渠县三个县合并到达县地区。3月上旬，我到大竹和原地委同志见面。接着原大竹地委组织部长李香山带部分地专机关干部到达县地委。53年夏，李任达县地委副书记。
1953——1954年期间，地委工作主要贯彻西南局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生产，开展棉布统购统销工作。
1954年学习贯彻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在干部中加强党的团结教育。
1953年夏，我发高烧数日，服退烧药降了温，但未查明病因。1954年秋，咳嗽哮喘不止，在达县医治无效，11月经军分区送到重庆西南陆军总医院治疗。检查中出现便血，止血后发现肝脏肿大，由于条件限制，病因不明。
1955年1月省委通知我调省安排工作。我在西南总医院住了些时，于四月初到成都。省委组织部要我在待分配期间检查治病。经川医检查诊断为浸润性肺结核、慢性肝炎、十二指肠溃疡。当年5月至11月在省疗养院，省医院治疗休养。出院前组织部安法孝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四川大学任党委书记，我表示文化低，不了解大学情况不能胜任，安表示省委决定不能改变，可先到省知识分子办公室工作，了解情况再去学校。
1955年12月至1956年4月，我任新组建的省知识分子办公室副主任。协助康乃尔（省知识分子办公室主任、新建立的省高教局长、省文教办主任）了解知识分子和高等学校的情况，学习党的政策，为省委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作准备工作。大约三月省教委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四月下旬，我正式调任川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当时校长是经济学家彭迪先（党外人士，民盟四川省副主任），戴伯行任第一副校长，专职党委副书记赵光荣。
从此我从农村工作转入教育战线。
赵锡琅 记录 编辑
周薇琳 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