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湘鲁是北京四中的老三届学生，孔丹秦晓等人的同学，也是人民大学78级信息系本科生。他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以大二在校生身份，成为共和国总理的秘书。
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在一次长篇访谈中，回忆当时共和国总理与年轻一代学者的关系时，说道：“我不得不提到赵的两个秘书，一个是人们熟知的鲍彤，还有一个是李湘鲁。李湘鲁是我们同代人。鲍彤和李湘鲁都是才思敏捷，他们不断地帮助赵发现新思想和新人才。”
1984年，李湘鲁曾代表最高当局，出席后来影响深远的年轻经济学人大会师的莫干山会议。1984年，李湘鲁离开中南海，嗣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时，李湘鲁是被指责为幕后黑手的“三所两会”（体改所、农发所、中信国际经济所、中青年经济研讨会、政改研究会）中的中信国经所所长，幸及时避走美国免遭囹圄，从此淡出中国政坛。
最近，同学网上转发了李湘鲁几年前在紫阳去世时撰写的长篇回忆文章。笔者转载于此，以飨同好。微斯人，吾谁与归？
——追忆紫阳
李湘鲁
1980年7月，我去紫阳同志处报到，开始担任他的秘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这一年，有些像是改革开放的序幕，1980年则是正剧上演。当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紫阳同志亦当选政治局常委，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从四川调入北京，9月任总理；万里也从安徽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继任常务副总理。八十年代改革的三位主角，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我来之前，另外两位秘书已经到任，均极富才能。白美清（1956级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转载者注）原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为人谦和持重，文字严谨细密；鲍彤文革前曾任中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为人富正义感，才思敏捷，又擅雄辩，文史知识、马列理论和文字在同辈人中难得一见。二人之外，作为补充，赵希望找一个家庭背景比较了解，熟悉北京且相对年轻的秘书，我成为人选之一。
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1968年去河北农村插队，1970年入伍，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军区通信总站做政工工作，复员后经邓力群介绍进入国务院研究室经济组。国务院研究室（后改为书记处研究室）是1975年经小平同志授意，由胡乔木出面组建的机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成为理论界的一面旗帜。邓力群当时任副主任。1978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经济管理系脱产学习，仍未脱离该室，这大概是我入选的一个理由。
再有，抗战期间，我母亲与赵的夫人梁伯琪同在冀鲁豫边区妇救总会工作，比较熟悉。我在部队时，又恰与赵的二儿子赵二军同城服役。他当时在武汉警备区当兵，找到我，交了朋友。二军为人豪爽大度，交游甚广，是典型的军人，文革中一度被赵牵连，亦遭坎坷；四儿子赵四军与我虽不同城，却属同一部队，也很熟络。我们相交在党和国家遭受文革深重灾难之时，有同样的立场和感受，信任感是这样建立的。
常委的秘书由中组部考察。当时我的位置有三个人选，除政治立场、工作能力等考察项目外，面试时我的得分最低。问题在表态。听说其他两人对这份工作的表态相当热烈，而我的表态虽中规中矩却不免迂阔。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如果中选，会努力工作；不中选，也没关系，依然可在其他岗位做贡献……”考察人员认为我没有表现出热情，一派无所谓，不是合适人选。谁料赵听完汇报，马上说，我就要这个“无所谓”的。做秘书的事，就这样定下来。
进去工作不久，二军告诉我这个故事。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表忠心”的重要。我暗自庆幸，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长，让我这个不会“表忠心”的人大大放下心来。他对世俗观念的脱落不屑，令我心生敬佩，产生很强的亲近感。
我就这样进入中南海，在紫阳同志身边工作了4年，1984年10月离开。此后，又经常看望他。感受他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是我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一
紫阳同志不大像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习惯夜间工作，他作息基本正常，夜里事情不多。鲍彤熬夜惯了，愈晚，精神愈健；我那时年轻，不知累，便同他常做竞夜之谈。鲍品评人物，针砭时事，谈诗，谈文，谈掌故，信马由缰，是我秘书生活中极富情味又格外受益的一段体验。
记得一次夜谈，鲍说，小平同志的思想，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叫解放思想，一句叫实事求是。耀邦同志较多地体现了第一句话，紫阳同志较多地体现了第二句话。这个说法，在当时看，非常形象。
当然，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解放思想。不破除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何以能正视实事，从实事而不是观念出发求得真理（是）呢？以紫阳同志晚年思想上达到的境界，他又何尝不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中思想解放最彻底的一个？因此，鲍彤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赵的解放思想，在80年代，并不是以敢言，而是以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体现的。
1980年是农村改革的关键一年，党内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俗称“包产到户”的争论达到高点。1978年全国大面积旱灾，少数贫困地区为生产自救，将土地分包到组、到户，一年即解决了温饱问题，于是带来较大范围的仿效。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未能摆脱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贯思路，强烈反对；赞成者是少数，其中不乏把它看作救荒的临时措施。基于这种现状，中央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一直谨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9月的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都对它明令限制。
1980年2月，在安徽大胆推行“包产到户”的万里出任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5月，小平同志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指出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风向开始转变，但高层的阻力依然。赵进京后，如何把握这一政策方向，成为他思考的重点。
和万里在安徽一样，赵在四川农业政策上的拨乱反正，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提出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甚至早于安徽。他曾对我说过，对“包产到户”，他与耀邦、万里同志大方向一致，但做法有所区别。胡、万对“包产到户”敏感性强，义无反顾，很有担当。赵则表态相对谨慎。
我当秘书前结交了一批志向相同的年轻人，其中有邓力群的儿子、经济学家邓英淘和后来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陈一谘。共同的插队经历，使这些人对中国农村问题十分关心，组成不同的读书小组，讨论极其热烈，结论有时也相当超前。记得1979年我和邓英淘共同构思一篇对人民公社制度反思的文章，得出结论，党的农村政策应该回到合作化前，跟陈一谘一说，大家都笑了：这样的结论，近似反动，谁还敢写成文章？1980年7月，陈当时以农经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大为兴奋，积极鼓吹，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拥趸。
到了赵身边，几次和他聊天，话题都扯到“包产到户”。对他的立场，有点儿急，也有点儿好奇。以我的书生看法，农民掌握自己土地的生产经营权，是他们的天然权利；又讲插队时听到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牢骚，我爷爷对合作化的不满……爷爷是抗战时期的党员，贫农，解放区土改后成为新上中农，合作化使他心灰意冷；奶奶是个农妇，搞不清政治，天天歌颂八路军（分给土地），骂共产党（强迫入社）。赵听了只笑。其实，他出身农家，又在省里长期负责农业工作，怎能不了解农民的想法？
很快知道，紫阳同志关心的，是怎么做的问题。
那时的困扰是三个：一是党内，主要是中央、农口和一批一直负责农业（往往是第一书记）的地方大员，思想不通，阻力很大；二是历史上“包产到户”在落后地区推行，效果明显；先进地区从未实行过，在先进或半先进地区有无优越性，尚无把握。三是全面推行，是否会影响未来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方向，阻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于党内高层的阻力，赵完全用事实说话。这些同志长期居于高位，即使原来与赵平级，也大多资历更老。我在旁观察，担心“包产到户”的，多是苦口婆心，赵认真听；哪怕言辞激烈的，赵也不愠不恼，只提问题，绝不交锋；也从不提“左”“右”，不谈理论，只讲实效。总之一句话，你想不通，就等，让事实教育。方法既圆熟又实在，真是高手。
对于是否普遍适用的问题，赵和我们几个秘书私下里讲过，他心里有几条杠杠，一是发达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固，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二是中间地带；三是贫困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吃不饱肚子，“包产到户”见效最快；中间地带拿不准，要看；先进地区原则不搞。毛泽东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从1980到1981年，赵一直在考虑政策区别的问题。
区别还是要从实际出发。1981年1月，我随紫阳同志去湖北、河南、山东考察，基本上看的是中间地带。所到之处，一片喜气洋洋。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已开始自发推行更直接的责任制形式——“大包干”，实践下来，增产效果非常明显。赵听了十分高兴，决定对中间地带实行“包产到户”不设限制，群众要求这样的政策再给三年，他当场同意。
对于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同时，如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赵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推进专业承包。等到他经过调研，确实看到分户经营反而为商品经济打下了物质基础，就放下心来。但赵始终专注农村商品经济的建设，在“包产到户”全面施行之后，更是如此。
对先进地区“包产到户”的放开是1981年底。赵去黑龙江考察，认为像东北平原这样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地方，“包产到户”同样显示了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于是写信给中央，建议让群众自愿选择，不再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责任制）形式，给正式承认“包产到户”最后定了调子。于是就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年，其实是30年的争论，使农业的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制度。
“包产到户”是影响到8亿农民，关系到国家根本的重大政策变革。当年毛批判“包产到户”，打击了一大批干部。80年代重新推行，没整一个人，没搞任何政治运动，从解决人民的疾苦出发，以事实说话，不问政治立场如何，不讲理论是否正确，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让大多数干部从反对变为诚服，使中国共产党人朴素地回到唯物主义，也给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绝大的信心。它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包产到户”的成功，得力于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得力于万里的中流砥柱，得力于胡耀邦的高屋建瓴，也得力于赵紫阳在其间贯彻始终的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
作为一个拥护改革但难免躁进的年轻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央层面重大决策的全过程。有时在想，这个过程，是否可以再推进得快一点？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是实事求是，就必须有一个让事实逐渐展开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掌握细节和反证的过程，等待结果的过程，稍一操切，就容易以假设和先入之见代替事实的求证；再有，政策总是由广大干部推行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以势压人，用理论唬人，给干部时间觉悟，最终调动绝大多数的积极性，这才叫“自己教育自己”。这样看来，实事求是就不仅是认识论，也是高明的领导艺术了。
当时中央之开明有一个例子，就是翁永曦的提拔。翁在农委工作，有观点，善表达，非常出色。赵很重视他的意见。1983年由万里提议任书记处农研室副主任，三十五岁副部级，是破格提拔。而翁相当一段时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若在以前，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
二
越了解紫阳同志，就越奇怪。他是高中学历，参加革命后，几乎一辈子都在政务繁巨、一言九鼎的领导岗位上，却是一派学者风格。这不仅仅指他的虚怀、谦和，而是指他的极其科学、严谨、开放的思维方式和他对理论的关注，在中共领导人中，实不多见。
不像耀邦，赵太忙，没有时间多读马列的书，但他对理论问题有特别的兴致。我讲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党内常用来给人划框框扣帽子的理论，而是对经济改革可能产生启发、借鉴的著述。
初到紫阳处，他见我对经济理论有所涉猎，曾让我读些重要的理论书籍，拮其要点，供他参考。研究、情报部门上送的有关介绍，几乎都读，也让秘书读，听大家的议论。较为注重的，都与经济改革有关，如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经改革的理论探讨、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批判等等。我们现在开始反思GDP主义，其实，赵早在1981年就相当关注幸福指数的提法，对单纯强调GNP（国民生产总值）有所疑虑，思想之超前，可见一斑。
听紫阳同志谈话，并不见他引经据典；他琢磨理论，也只是为他提供新思路、新依据。当年党内大多数经济理论工作者，提起西方经济学多一脸不屑。赵则不然。他看重西方经济学实用的一面，从不用马列的框框去套它。后来的年轻学者开始学用这套语言跟他对话，由于有这个基础，加上对实际经济运行的熟练的把握，沟通就非常容易。与国外经济大家的对话，更是让听者折服。
1989年，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访问中国，赵接见他。原准备是一个小时，结果谈了两个半钟。我因为曾负责他资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工作，和他相熟。会见后，索找我聊天，感慨异常，说他见过苏联、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赵对经济问题的见解，无人可比；在他眼中，赵简直就是一位大牌经济学教授。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见过赵后，也有同样的慨叹。
1987年7月，我去了美国，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院，主攻政治学。在那里领教了什么是西方大牌教授。
上美国教授的研讨课（seminar），你提出一个论点，摆出一堆论据，教授就引导同学拼命提问，一句话，就是想尽办法对你的论点“证伪”，让你不断修正你的“假说”边界，使论点愈发精确。越好的研讨课，詰问就越无情，同学还留情面，大牌教授绝不，难堪到你想哭。很奇怪，看了这样的讨论方式，会想起赵。
给赵汇报是一件难事。正式会议还好，比较留面子；形式越随便，提问越尖锐，只不过答不出来，也不指责。他喜欢在詰辩中理清自己。假如在心中已有了一条思路，他往往会立足于对立意见，对自己的思路，提出种种诘难，看起来是反问别人，其实是反问自己，你把他问倒了，他从善如流，绝不先入为主。开赵的讨论会，真有点像美国大学的研讨课。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他的文章《三次近距离与赵紫阳接触》中讲，他当年随赵外出考察，参加赵主持的调研会，对赵的风格有相当生动、准确的观察：“我很快发现，赵越感兴趣的地方，反问就越多，……这与我后来遇到的好教授的风格很一致：你讲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他才不来问你。另外，反问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过、但没有清楚说出来的意思挤榨（squeeze）出来。”除了挤榨，还要求你深思熟虑，论据充分，立论坚定，否则经不起这样的反问。如此，就难为了党内习惯汇报前先跟领导对思路（即“对表”）的同志。
我的父母有一位老战友，看着我长大，是个部级领导。一次随赵外出考察，研究东北老工业区技术改造投资体制问题。走前问我，赵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思路，我大意了，就做了简单介绍。看样子这位伯伯按赵的思路准备了汇报提纲。火车上汇报，我听会，刚开了个头，赵就给了他一连串反问，伯伯一阵慌乱，不知所措，没有再讲下去。我暗中着急：反问并不是不同意。赵就是这样，就是你的意见完全跟他相反，他也绝不会对你生出成见；你没有定见，反而会观感不佳。伯伯已经离世多年，这是我一直对他想说而没敢说的话。
紫阳同志的这种思维方式，党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是跟不上的。于是有赵“善变”的说法。他善变吗？我知道，一旦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辩析，他真正想清楚，做了决定的事，他一定是义无反顾。
1988年初，赵提出著名的沿海发展战略：从学习“四小龙”的经验入手，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将沿海的1亿到2亿人口投入国际市场，即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开展国际大循环。这套思路，在广东工作时就已见雏形，改革开放初期即开始酝酿，又到沿海各省深入调研；加之有四个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先期试验，应该是相当成熟了。可是，提出之后，却质疑声不断。
直至1989年1月，我从美国留学回来，还可以听到一些中青年学者的不同声音。很快，经济学家杨小凯写了一封信，找上我，让我转交紫阳。信的大意是，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加入国际市场，最终会破坏国际经济结构的平衡，造成全球资源紧缺，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我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就带着信去见赵。赵正在看文件。等我简述了杨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赵盯着我，缓缓地说，这些意见我都知道，不听了。事一定要做……那份决绝，很少见到。
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谁还看不明白？沿海发展战略让中国赢得了20年以上的和平发展机遇，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是80年代最富远见也是最成功的经济战略设计。当人们每每得意于中国坐拥数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跻身世界第二的GDP时，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阳同志那天的回答……
三
当秘书前，和一位在北大考古系读书的朋友聊天。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当秘书。那年头，不像现在，当几年秘书出来就搞个要职，哪有那个想头？
我说，早想好了：一个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了，这样重大的历史变革，能在主持者身边看戏，多难得的机会！再一个，认识许多热心改革、有才干的年轻人，能不能给他们些机会，把他们引荐到赵的身边？
进去以后发现，紫阳同志其实很想听年轻人的意见。那年8月底，当时尚未成名的所谓京中“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给中央写信，建议经济工作“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得到陈云的赞赏，批转给赵。赵看到文件，问我，我说认识翁永曦，将他的情况作了大致介绍。随后，通知他们当面来谈。
时间大约是九月初，由黄主讲。朱、黄是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已经开始使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语言，这套语言，口述起来，是有难度。黄本来就有点紧张，讲着讲着，忽然逻辑开始错乱，一时语塞，汗就出来了。赵笑了，马上让他停下来，喝口水，然后几句话，洒脱地将汇报转为漫谈，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这应该是他到北京以后第一次和自发组织的年轻人就国家大政方针进行的对话。
记得在1983年前的一段时间，有几个年轻人的意见赵听得较多，如农委的翁永曦、计委的宫著铭、体改办的徐景安、价格中心的田源等，对他们的建议都有批示，其中翁和宫与我联系比较密切。我也结识了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如四君子中的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和杨小凯、唐欣、周小川、朱平壤、徐冲等。认识最多的是参加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的那些朋友。
发展组开始完全是年轻人自发成立的研究团体，前期得力于邓力群的支持，主体是1977、1978两届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文革前的所谓“老三届”，多数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了解农村，对中国农村问题有较深入的思考，充满理想主义。主要的组织者是陈一谘。
我1975年由邓英淘介绍认识了陈。当时他作为北大的“反动”学生，下放到河南农村。此人早年经历跌宕起伏，抱负宏大，交游广阔，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思考，感召了一批年轻人，包括我。1980年他准备筹办发展组，前期会议我就有参加。后来成为骨干的，除邓英淘、白南生我早已熟悉，包括王小强、何维凌、罗小朋、王晓鲁、周其仁、杨冠三、孙方明、白南风、白若冰等，都是那时结交的。以后，组里有大事，他们找我，我也尽量参与。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成员之一。
发展组1980年9月正式成立，1981年暑期全组赴安徽农村调查，搞出一份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记得报告刚刚印好，还未从正规途径上送，陈一谘就打来电话，要先送一份给我，让紫阳“第一时间看到”。
赵很欣赏滁县报告，批示说，这个报告把“包产到户”的事说的一清二楚，建议转发给有关部委和各省领导参阅。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给予赞扬。报告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困扰决策者的问题，调查方法尝试多学科、多层次，覆盖全面，有大局观，对策实际、清晰，比当时正规研究部门的报告的确高出一筹，对中央关于“包产到户”的决策提供了很大帮助。这以前，我在与赵闲聊时，提到发展组和这一群年轻人；从这时起，赵开始注意他们，农村改革有关问题的讨论，都让他们参与。
1983年春夏之交，陈一谘因长时间紧张亢奋，操劳过度，终于不支，神志也受到影响，有人说他“疯了”，于是退下来休息。许多惜才的人很关心。记得王岐山和唐欣曾找我，商议如何帮他。陈后来转为半休息，那时他的兴趣已经转移，在考虑全面改革的问题了！
1984年，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亟待研究。国家体改委负责常务工作的安志文建议体改委之下搞个研究所，报给赵。赵起初并不同意。这之前，我也曾就如何更好地使用这批年轻人一事同赵闲聊，我的意见是分散下去，适合做官的去部委司局，适合研究的去政研室或学术机构，他觉得有一定道理。后来，在安的坚持下，紫阳对研究所的事终于首肯。安志文想以中青年研究人员为主体，问鲍彤，赵听到就讲，湘鲁跟他们熟，去问他。
我推荐了陈一谘和王小强。我记得是这样说的：陈是组织长才，但（实证）研究不是他的强项；王善于钻研，思路清晰，发展组里多数重要文章是他的手笔。关键是两人过去在发展组配合得最好，可以搭档。鲍经过考察，同意这两个人选。后来鲍又同我商量，让他俩各陪紫阳外出一次方便了解。王8月随赵赴安徽等地考察，给赵留下很好的印象，几次同我说起；陈11月跟赵去了广东。后来见赵，倒从来没听赵提起他。
1984年是一大批1977年后考入大学继而续读研究生的年轻人开始毕业的一年，他们成为经济改革研究的新鲜力量。9月上旬，由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几个人提议组织，以《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等多家报刊和浙江省社科院的名义发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齐聚莫干山，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史称莫干山会议。与会者除发展组等已参与体制内改革讨论的人员外，以这批研究生为主力。陈一谘没有到会，但是幕后重要推手，极力鼓动我出席。我将开会的消息报告了赵，他很感兴趣，让我去听会，并请张劲夫那里也派人参加。
劲夫同志派他的秘书、我的老同学孔丹和我同去。我们上山时，会议小组讨论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总结阶段。孔丹和我选了几件比较重要的意见建议（论文），记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和华生等人整理的关于会上价格改革的综合意见等，先到杭州向劲夫汇报。然后，我回到北京，报告了紫阳。
莫干山会后不久，我离开赵的身边。发展组一部分人跟随陈一谘、王小强去参与组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之前筹备班子已建立），另一部分人组建了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农发所），由王岐山任所长。陈再辟天地，风云际会，体改所的工作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分管体改所的高尚全很开明，给他相当的自由。无人摯肘，对他很重要。
大概从体改所之后，赵重视年轻人的说法加强了。陈一谘广揽人才，集合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7岁，做出很好的成绩。以赵的开放、敏锐、求实和宽容，比当时党内任何领导人都易于与青年学者沟通，年轻人自然愿意靠近。陈的考虑更复杂些。部分是为了破除体制障碍，方便工作和吸引更多人才，体改所本已有赵的色彩，他要刻意加强。
紫阳同志在人事问题上相当超越，除了身边直接为他工作的几个人，很少有“某某是我的人”这样的想法。他重视体改所的意见，也重视农发所和其他年轻研究者的意见。而且，经济问题的大主意，都是自己拿，别人的意见听得很多，但不被左右；有时自己的想法先不说，借学者的文章引路，发动党内思考，是他的领导艺术。
年轻人春风得意时，容易骄傲，每每坚持自己的意见，搞得党内有人不舒服，又都说是赵的人，于是就有了物议，其实是针对赵。赵听了，并不介怀，这又是他的风格。
1989年春夏那场风波，体改所全体坚定地支持紫阳同志的立场，大义当前，毫不含糊，不愧为改革的中坚力量。但陈一谘后期去鼓动绝食学生不离开广场，至少策略上讲，是错的。
陈本底上是革命家，政治抱负强，有伟人之志，是生错了时代。他想做的事，超过体改所的范围。我讲过，他早生五十年，或许与毛泽东有一拼。六四后他去了法国、美国，主掌民阵，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家”，倒真回归了他的本原。
赵反对戒严，辞职后，被终身软禁，赍志以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