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
研究概况：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虽然其“求富”、“求强”的愿望破产了，但这并不代表洋务派所主持的早期工业化运动“彻底破产”、“完全失败”，因为甲午战后，洋务工矿、交通、电讯、教育、练兵等事业仍在继续发展。
洋务运动持续30多年，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也纷争不已。早在19世纪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进而提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时，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而到20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学者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等对洋务运动展开了详尽的讨论。然而在洋务运动的进步作用方面仍然显得肤浅，只是认为洋务运动向近代化靠近“好几步”，是变法图强的重要阶段，对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则做了有悖于历史事实、不客观的结论，认为洋务运动所以夭折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震荡太多，没处理好与列强的关系，没有足够的权力去抵制旧士大夫及下层人士的保守与阻挠。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引自《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吕先生的评价是中肯、全面的。
但由于革命的需要，很长时间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多是否定的，胡绳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而镇压国内人民，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军事工业“只是为外国的军火商人开辟了市场”，“民用工业则成为阻止民间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镣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范文澜认为洋务派是外国侵略者选择的最顺从的代理人，洋务运动重在防内并无对外的意图，其作用是“加深殖民地化”（《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这些论述实际上是说洋务运动是一个反动的、把中国引入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建国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多是继承这种权威的观点，而首先冲击这种观点的是姜铎，他于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在《文汇报》理论版上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认为，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开始发展到民用工业，即从“图强”转向“求富”，其客观发展的结果既促进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必然加速了封建经济的瓦解。并且提出了“御侮”、“自强”和“攘夷”等口号，又带上“民族主义色彩”，对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也起了一定的阻止和延缓作用。他还从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中，得出了洋务派是要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立刻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论，但这场争论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中慢慢沉沦了。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一场新的争论又开始了，大体上围绕着基本肯定说和基本否定说展开的。这场争论恰巧又是由姜铎首发其端的，他一反过去基本肯定的说法，声言过去说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发展的新方向，是错误的（姜铎、黄逸峰：《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1981年他又表示承认过去对洋务运动持全面否定论者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黄逸峰、姜铎：《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5月15日）。这样，姜铎的观点实际上来了一个180度转向，成为“基本否定”论者。同时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同姜铎商榷。紧接着姜铎等人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的论争。
在整个80年代，可以说争论是不断的。对洋务运动持否定观点的还有：刘大年认为，洋务运动中“所办的工业，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减轻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也丝毫没有改变和减轻人民所遭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相反地，是成了维持、加强那种压迫、剥削的力量”。（《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方衡、高永生也认为：“中国近代没有助长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任务，也不可能把发展资本主义任务与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并列，所以洋务运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再论从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看洋务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牟安世则在分析了大量的经济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的过程，而是加速了它，促使中国民族主义的畸形发展，最终形成了强化封建统治的运动（《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郑则民针对一些文章提出的“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潮流的代表”等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适应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愿望，为镇压造反的农民而开始的，并不体现中国社会进步的趋势，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民用工业，为的是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并且由于洋务官僚的控制和阻碍，使得中国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时机。他还指出，不能简单地以为兴办近代企业的人或集团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进步势力，也不应只抓住洋务派举办几十个企业的表面现象，就对它大加歌功颂德（《要正确认识洋务运动的历史》，《光明日报》1984年3月7日）。
方衡等人则从中国近代两个基本过程着眼，认为洋务运动不是属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条线上的历史事件，而是属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殖民地那一条线上的历史事件，没有促进而是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逆反帝反封建潮流而动，保护与加深半殖民地制度（《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看洋务运动》，《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而同时也有许多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存在，如：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明确肯定了洋务运动从来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目的，对内时借用外洋盔甲以保护封建躯体，镇压革命；对外是“夺其所恃”以“绝其觊觎”，防止新的冲突，避免殖民地化。在经济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他在与胡滨合写的《洋务运动的性质》一文中，对洋务运动究竟是爱国运动还是卖国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洋务运动利用西方新式武器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当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防止外人觊觎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筹议海防和兴建海军的目的，主要是对外而不是对内的。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鲜明的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洞”的意义。因此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的积极作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所以认为办洋务就是卖国主义，那显然是不公正的，但过高估计洋务运动在抵御侵略、收回利权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肯定办洋务具有爱国主义性质，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光明日报》1980年9月2日）。
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标示之我见》一文中，李时岳又指出，洋务运动顺应世界潮流，为缩小中外差距做了最彻底的努力，实现了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自觉地引进先进的生产力，不自觉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1985年，李时岳又发表了《洋务运动论纲》一文，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把洋务运动的性质定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改良主义运动或救亡运动更为确切一些”。在谈及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时，他指出，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和文教事业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和军事工业比较，这些企事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更为完全，它们的艰难成长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积累着最初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进而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局面，使之向资本主义的斜坡滚动。他还强调说，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没有丧失一个矿山，一寸铁路的利权，并有效地抵制了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厂制造的要求。虽然洋务运动没有阻止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趋势，但中国没有沦为殖民地，还是有洋务运动的一份作用的。（《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5年第2期）。陈旭麓认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一个否定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在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兴起之前，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代表历史前进的步伐（《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而到了90年代，经过多次的论争以及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更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