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电影《天下无贼》和《甲方乙方》编剧的身份在百姓中一窜而红的王刚，在数年前就写了小说《英格力士》。2009年夏天，美国的企鹅集团所属的维京出版社发表了此书的英译本，将「洋泾滨」的英语书名转回到正宗的原汁原味，English。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进入英语世界者，一向不多。English一书本是给美国读者看的，却意外地给了海外华文读者一个新的机会。「英格力士」一词，所蕴含的文字和人文意义，在中文的语境和英语的本土，毕竟是不同的。流落在母语之外的华人，包括华人写作者，尤其是从上世纪60年代活过来的人，读「英格力士」版《英格力士》，感受因此而加倍地放大。
英语：灵
当代散文名家张宗子先生说，对中文的失望，其实是对自己的绝望。这个话宗子是在海外说的。以此推想，在以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并和欧美敌对的时候，对于英语的盼望，是否可以说，是对于自己的希望？王刚的「英格力士」的故事，正好诠释了这个一种语言文字和人性的关系。
事情发生在60年代的新疆乌鲁木齐。迁居边疆的建筑师夫妇的儿子刘爱（英语就翻译为LoveLiu）和一班小朋友们停了俄语，连维吾尔语也学不下去了，因为老师阿吉泰要调走了。阿吉泰是个漂亮的混血儿，是乌鲁木齐人的骄傲，让班上男孩们脸红、发愣的人。「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她的头发像阳光一样灿烂，她的大腿像是玉石雕刻的，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从博格达峰上融化的雪水」。但班上的女同学没有这样的沉重，「她们等待的是英语课，English很快就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荡漾在你们看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何以新疆的小学生居然要在连庙宇都拆了的年代突然学英语了，已无可考。英语老师是王亚军（SecondPrize Wang），一个穿着讲究、干干净净，充满绅士气的上海人。进出课堂，他夹着一本英语字典，乌鲁木齐唯一的一本英语字典。这本神秘的书吸引了刘爱的眼球。起初是和英语课代表黄旭升（SunriseHuang）争宠，因为王老师为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开小灶补课，教她国际音标，念出每一个英文字。当刘爱也有了进入老师宿舍的机会，他发现，这本英文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比新鲜的刺激；每个字组合在一起，就编制出了沉闷单调的都市所没有的世界。刘爱和黄旭升住一个筒子楼里长大，刘爱便去她那里学音标。这是一种快乐的经历，浸透着青春时期默默的忧郁，但无疑散发出英语的吸引力：
「在母亲和父亲怀疑的眼光里，黄旭升开始给我教音标。在她给我教音标的时候，那种香甜的气息就从窗外飘然而入，使我的内心充满快乐。这种快乐也许是春天带给我的，也许是黄旭升带给我的。但快乐的确在充满我的内心，在那种时候，我忘了离我而去的阿吉泰，也许，这种快乐真的是英语带给我的。」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就和黄旭升念英语时一样。大家没有其他的声音，只有默默地呼吸，孩子们的呼吸。我在这种氛围中从容地念着，英语的单词滋润着我的口滑，我的声音渐渐变大，我就像吉里在唱意大利歌剧一样地高声诵读着关于伟人的赞美诗。」
事实上，王刚除了写一种语言和它暗示的人性，他也直接写男女，从小孩到大人的性和情。他也没有把后者作为第二主题。这是后话。
刘爱从英语字典里学到的词有moon，house，bird，也有soul，grace，love，gentleman，change。还有一些和青春期有关他闻所未闻的词。就是在这样的学习里，当其他孩子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时候，刘爱和他的年龄不相称地独自忧郁着。刘爱因为爱上了英语，和王亚军老师成了忘年交。书中并没有交代王老师为何而来到新疆，虽然，我们知道他的从小听祖父讲正宗的英语，他还喝咖啡，洒一点香水。英语代表了什么？刘爱并不十分清楚。英国和美国离的太远，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全中国一样，在挖着防备帝修反的原子弹和氢弹的防空洞，而且还是刘爱的母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设计的。英语的词汇和中国的字所传达的更是相差万里。就在和王老师的交往中，在新疆土生土长的刘爱窥见了不一样的世界，对英语的词也有了切身的理解。王刚的这本书，是一本小说。但他时不时地插入写作时的自己，隐约地说那是一部自传。当然，书的一部分是他的经历的叙述。王刚后来从新疆到了北京，天山外「口里人」的生活让他不习惯。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个「外省人」（一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人和外省人之区别）。王刚对于文明的落差有其敏感和认识，那是边疆和内地的差别。但他的独到之处是，他学过「英格力士」，而且感受过正宗「灵格风」英格力士的异域风情。他是这么记录改变了他的一生的王老师的：「王亚军没有留胡子。他一生都没有让胡子长出来，他总是干□、典雅，就像是一首巴洛克时代的乐曲，平衡而中性，他的谦和以及含蓄的微笑让我今天想来都伤心不已。我常问自己：在记忆里，每当面对他的微笑时，为什么你总是伤心？」「英格力士」中的王亚军，虽然有一点俗世关于上海人的痕迹，但毕竟不是全部。这说来复杂，也有点离题。我甚至为此还去翻阅了易中天先生的「读城记」，其中的「上海滩」一章，想看透其中的现代二字。于是，仍去读王亚军身在乌鲁木齐却向往着英语和英国绅士生活的心境，以及他对于刘爱的教导。我甚至有点庆幸，这些话是出自王刚，一个边疆人和北京人，而非我辈语言的伪军的身份，否则，说服力肯定一泻千里。书中是这么写的：
我的目光停留在靠着北墙的一个小书架，那上边有些英语课本，但是有一本很厚的，硬壳，墨蓝色的精装书再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到跟前，想仔细看看。
他似乎意识到了我的目光，说：
「认识这个单词吗？字典。」我说：「英文字典？」
他点头。
我说：「是大字典？」他说：「这里面的单词如果你都会了，那你就可以像一个地道的英国绅士那样，在那儿生活。你甚至可以超过他们那儿一般的人，因为你水平很高。」
文字，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是语言的记录和传承的工具。稍微进入深处，则知文字（言）是人类思想（意）的表达，而且有自己的生命和建构。日前读到《八方风来》（中华书局2008年）中，张隆溪教授在复旦文史讲堂的演讲。他在谈到其著作《道和逻各斯》时，讲述了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观念、思维和思维上的异同。语言（口语和文字）除了自身的魅力，就是探寻人类思维和认识的一道门径。中国人讲言义之辩和「文心」，从《庄子》轮扁和桓公的对话，到对于文字的讲究谓之「文心雕龙」，一直为文字和思维的关系着迷。西方语言的世界，古希腊有柏拉图的《哲学书简》（第七篇）谈语言的局限，近代有哲学和语言学的阐释学，乃至在流行文化里产生了奇幻小说如《墨心》（Inkheart），阅读出书页文字中的生命，穿越时空。因此，王刚从「英格力士」语言的角度入手，写一个时代的悲剧和人性的挣扎和向往，是充满睿智的一种思考，绝不是以写出一个异域的故事为满足。一个围绕对于一种语言的思考和追求的故事，表征了一种新的认识和思想，则其起手之高，入笔之妙，称其及于文化探究的深处，似乎不是溢美之词。在刘爱渴求知识的年代，学校里传授的中文的表述是「毛主席万岁」，是「中南海的灯光哟，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底下写文章」。在简单的教室里，王亚军教的英语，暗示了有一个世界超越了蒙昧，人的行为、思想遵守不一样的规范。英格力士就如天山博格达峰溶化的雪水，淌到刘爱的心灵，在他心里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晃。在此，故事是实实在在的，但其抽象的高度也超越了具体的情境。英语读书界的评论虽然无不看到了文字开启的人性，但把眼界仍然落到故事上，所以，作者在地域、汉族维族关系，以及文革背景上的省略，被视为一种遗憾。但是，当我们在言与义、言与道的关系上洞察语言的巨大张力的时候，就会觉得，用一个故事的标准看这部小说（虽然王刚还是把故事讲得颇为「折腾」的），实在是落到了第二义上面。
作者毫无阻隔地出入、转换于当时行动中的「我」（少年刘爱）的自述和现在回忆和写作的「我」（成年刘爱，其实即使作者自己的叙述）之间，乃至于我们难以分辨下面一段被称为「在那时的孩子几乎很难听见的充满古典情怀的话语」，到底是前者的自述还是后者的旁白。
英语老师王亚军的智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他头脑中固有的吗？不，不是，是从那本英语字典中来的（引者按：这里是模仿毛主席某段语录的口吻）。每个人说的话都是由词构成的，而英语词典里拥有无限的词汇，任何伟大的人，他们的思想都是从这本词典里得来的，因为他们把这本词典里的词汇重新排列组合，所以词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跟圣经一样重要。
这话是谁说的？
英语老师王亚军。
这些「充满古典情怀的话语」，告诉我们，文字和词汇、伟人和思想，都源于词典。当然，这里指一本60年代流落在新疆的英语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