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福明的烟瘾很大，甚至在陪我去参观南京大学的时候，在车里也不断地抽烟。不过老人的思路很清楚，非常健谈。正是因为三十年，他曾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重要文章，几十年来，采访他的人不断，他也很清楚记者需要了解什么，所以，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出每一个细节。
我首先是对于当年这篇文章、为什么竟是出自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系的前身）一位43岁的普通教师之手感到很好奇。胡福明的解释是，因为“南大“曾经是文革的重灾区——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老百姓最强烈的就是希望平反大批的“冤假错案”，而南大在文革期间被公开审查的、成立专案组的，抓起来的、关起来的就有1500多人，而那会儿南大的教师员工还不足一万人，可想受打击迫害的面有多宽。胡福明自己尽管“根红苗正”，但从1966年之后，也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做为一名长年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他认为自己很习惯性地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思考问题，也更容易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本质上产生怀疑和抵制。
我问他：“写这篇文章，您真的没有得到过中央哪个领导的授意吗？”
胡福明笑道：“绝对没有。我那时只是南京大学的一个小教员，本人的亲戚朋友里，没有一个是高官厚禄的。这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其实你只要是对马克斯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熟悉，就不会那么轻易地信什么造神运动，什么天才论、凡是论。对此我非常反感！”
尽管当时的“公安六条”并没有解禁，谁若敢说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的、或者对中央的现实政策有一点质疑，就很可能会被当成“反革命”、遭受极为严厉的刑事处罚，但是，胡福明依旧决定冒这个风险，坚持讲真话！“我历史上最佩服的人是谭嗣同。”他说，“而在当时，我也看到许多人都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这是人民的力量！我是做理论工作的，要批判现实，我得找到一个突破口！……”
胡福明说，自己在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其实已经在《南大学报》上发表过一些关于探讨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这也算是一种思想的摸索和积淀，而最早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则是1977年秋天应《光明日报》哲学版的约稿而完成的。后来修改时，他又在标题上加上了“一切”两字，成为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最后发表时，“一切”又被改掉，后面加上了“唯一”，这才形成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过胡福明认为，“一切”和“唯一”都是一个意思，只是回看原文，胡福明还觉得有些遗憾——尽管自己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担心“诛连九族”，还是写得还是过于谨慎了，因为不敢直接点名批“两个凡是”，他就批“天才论”；因为怕被“抓辫子”，他就大量引用马恩列斯毛著作的原文原句，“现在看起来，最大的缺点就是到处摘引语录”。
稿子寄出后，仿佛是“石沉大海”的几个月后，北京方面来消息了，说是他的稿子“很好”，还要将其他一些同志的观点和稿件融合其中，并且已得到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首肯，希望他能赴京改稿。后来再刊发的时候，《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也征询过他的意见，说为了更强调文章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此文不署个人名字，而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胡福明对此也表示认可。1978年5月11日，这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终于得以发表，并影响了整个时代！
大约直到1982年，《光明日报》在评选优秀社会科学论文的时候，这篇文章才被署上了“胡福明”的名字，对于此，近年原中央党校研究室的孙长江先生在所写的回忆录中，表达了某些不满——按照孙先生的说法，当时他与吴江正好也在写同一篇主题文章，后来《光明日报》所发表的文章，是在“胡文”与“孙文”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的，只是署“胡福明”一人的名字不妥。为此，我当面向胡福明求证。他说自己“听说过此事”，而且承认，文章也是经过编辑部修改的，“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他说自己写这篇文章（包括修改），并非是一个人离群索居而完成的，最早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他自己和南大的几个教师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所以其主要观点的形成、文字的修改润色、直到发表都是有许多人见证的，他强调道：“中国当时不是我一个人在考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批判‘两个凡是’是时代的要求，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我仅仅是所有发表意见者的其中之一！”他顿了一下说：“要说有什么特点，就是我比他们写的早了一点点罢了。”
胡福明笑着说，那时候文章一发表，各种舆论都出现了，他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能要坐牢”！直到得知邓小平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评，他才算如释重负，“我知道我不会再坐牢啦！”
这篇文章，也令胡福明后来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他离开了南京大学教书的岗位，彻底走上仕途，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直到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
我问他：“这是你的本意吗？”
胡福明说：“当然不是。很简单——我是一个书生！写文章惟愿直抒胸臆，从未想过发财、当官的事情。坦诚的说，我之所以走上仕途，也只能说是服从组织安排，但我觉得教书、研究学问我可能还有一点经验，从政，毫无经验！”
我接着问道：“那您如果评价一下您这几十年的从政经历呢？”
胡福明回答得很干脆：“基本失败。”
看到老人能如此坦诚，我的心态也放开了，提问也愈发有些“不客气”。
我说：“最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人们提到胡福明，总能想到您1977年、1978年的那篇文章，但是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好象您就毫无理论建树了……”
或许这句话，对文人而言属于明显的一种挑衅，胡福明马上反驳道：“1981年，在上海开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讨论会，我曾讲了三个小时，当年我就提出来一个叫‘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后来这篇文章发表了，据搞社会科学的同志说，这篇文章实际上跟后来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观点上是一致的……不过……”
他停顿了一下，我从他眼神中感受到明显的一种失落，他接着说：“真是如你所说的，后来我从政了，两个原因影响了我的理论研究，一个原因是实在忙，杂物太多，套话、空话也讲了不少；第二个原因，讲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为你随时随地都要考虑你的讲话与文件、会议精神是不是一致，很难有独立思考了！”
“您是说，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当年一样写出那样一篇文章了？”我问。
“不可能！”胡福明的回答很简明，“那是时代激发出来的，只有那个乱世，才会出如此重要的文章！我坦诚的说，今后我不希望再产生这样的文章，更不要出那样的时代了，正常的、平稳发展的健康社会，是不可能一篇学术文章引起举国轰动的。”
我们的谈话，不再囿于对于三十年前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回顾了。
我问胡福明：“现在我们仍在讨论如何解放思想，您看来首先该在什么地方解放？”
他说：“根本是要树立科学发展的思想，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得同时，更要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要充分发扬民主，要依法治国，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得更明白一些，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的选举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没有民主，势必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乱作为、不作为，甚至腐败严重！现在很明显，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很难监督，我把这叫做‘权力真理化现象’——谁的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那么三十年前，我们的真理标准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不又成了文革期间独断专行、领导天才论、一句顶一万句的翻版了？你看看，建国后28年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所犯的那么多重大的错误，哪一条跟缺少民主没有关系？哪一条都跟压制党内民主、压制人民民主相联系，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什么？就是解放人民思想，也就是民主运动！……”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正是杨佳故意杀人案在上海开庭一审的时期，胡福明对于这个案子所透露出的深层次的原因，感到十分忧虑，他屡屡对我讲：这个案子号称“公开审理”，但实际上许多内容都不够公开：譬如杨佳杀人的动机，警察在处理杨佳所谓“偷车案”中究竟有哪些违背执法规定，均都语焉不详。这就难免会遭到社会的广泛猜测，导致对执政者的信任危机。
我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原则很简单，公平源于制约，信任基于透明。”
胡福明沉吟了半晌，慢慢地说：“是啊，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能像某些人所讲的，为了维护政治的稳定，就可以侵害、乃至牺牲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剥夺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特别是参与权，那么他们所维护的也必定是一己之掌权私利，而绝不是增进人民大众的福祉！”
这时，我依然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胡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