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皇五帝与华夏文明起源（资料大全）
前言、什么是“华夏”？
中国人自古以来自称华夏人氏。中国民族众多，主体部分在古为华夏族，在今即汉族。何为“华夏”？《说文》：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这里的“中国”指中原，即指以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笔者进一步解释“华、夏”和“华夏”三个字词。1、释“华”。“华”的正体字形近于艹部字。其字义应为草本植物的枝叶生发。而草本木本植物都有在春天生发枝叶现象，这种现象叫做“荣”（《路史》：“流求之国以月生死辨时，以草木荣枯为岁。”荣即生，枯即死）。枝叶新生，则新绿盎然，故有“荣华”（枝叶生发，焕然一新）。则知“华”有泛光（焕发光彩）之意。2、释“夏”。根据给定字形解释。“夏”字从“首”省，从夊（zhǐ，zhōng）。或从“面”省，从夊（zhǐ，zhōng）。“首”与“面”中均含有“自”（人鼻）。“自”有“基准”义。“夊”为“冬”省，意为“止步”。“首”省（或“面”省）与“夊”联合表示“面南止步”。本义：持久向南。引申义：（1）南方；（2）一年四季中的热季。（说明：“夊”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独立汉字，列在《汉语大字典》袖珍本第399页，读音有二，其一读如“止”，其二读如“终”，其字义是“止步”、“到位”）。3、释“华夏”。根据以上单字解释，则“华夏”本义指“光荣的南方人”。
讨论“华夏”。中国号称“华夏”。“华夏”一词源于何处？《中国大百科全书》无“华夏”条。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华夏（HuaXia）”条目为：“中国和汉族的古称，……‘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即中原之人。……公元前2100-前770年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它部落长期相处，逐渐形成华夏族。”《辞海》“华夏”条为：“中国古称华夏。《左传•定公十年》（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疏：‘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
问：先儒曰：夏，大也。此解与《说文》异，何故？答：夏训大，是指夏人政权统治下的国土广大。
问：《说文》训夏为中国人，与《武成》疏异，何故？答：《说文》之“夏”，指族称。即指建立大国政权的那一个中原土著部族。
问：如何理解《左传•定公十年》的注疏？答：该注疏以中国为夏，以中国人所穿着的美服丽章为华，相当于把中国对应草木，把草木生发的繁茂新叶对应中国人的美服新装。它是用草木焕发光彩来比喻和解释“华夏”一词的含义。即“华夏”的意思是“光彩照人的大国”。
问：既然，古人口中的“华夏”是指“光彩照人的大国”，那么他的解释显然同你把“华夏”解释为“光荣的南方人”有原则性区别，他的“夏”是指首都位于黄河流域腹地的“大中国”，你的“夏”是指长江以南的“南方人”。何者为是？答：我们在逻辑上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南方古族入主中原，经过多个世代定居，转为土著身份。人群是会迁移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迁移史。两种说法表面不一致，但背后的一致性是可能存在的。
问：有南方古族入主中原的文献线索和田野迹象吗？答：传世古文献提供的上古历史框架是：三皇五帝夏商周。文献记载五帝之首的黄帝时代发明汉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黄帝是讲汉语用汉字的。汉语是一字一音的单音节语言。但文献又记载五帝时代之前的三皇时代之首皇天皇是讲一种多音节语言的。天皇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在《史记》和《资治通鉴》中都可以看到。明万民英《三命通会》：“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洋、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蔡邕《独断》曰：‘干，干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谓之天皇氏者，取其天开于子之义也；谓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于丑之义也；谓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于寅之义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时始制，而地皇氏则定三辰，道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虚王，臣不虚贵，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气而有子母之分，于是干支始有所属焉。”清吕抚《历代兴衰演义》：“乃于木德王。岁起于摄提，冲动四象，于昆仑山腰，瑞气结成灵胎，产出十三个人来，而天皇氏为之长。身有毛，面青色，裸体无衣，披发两肩，长三丈六尺，淡泊无为而俗自化。以木德王，乃作天干地支。天干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此时甲尚未名之为甲，名之曰阏逢。乙尚未名之为乙，名之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强圉，戊曰着雍，己曰屠维，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昭阳。地支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此时子尚未名之为子，名之曰困敦。丑日赤奋若，寅曰摄提格，卯曰阏单，辰曰执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日协洽，申曰涒滩，酉曰作噩，戌日阉茂，亥曰大渊献。天干地支，轮流配合，周而复始，是为六十甲子，以定岁时所在。自是五运始兴，大化始立。兄弟十三人，共治天下一万八千岁。”至于田野迹象，则有全国各地广泛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的记录。而玉琮是南方良渚文化区起源的文物。
问：“天皇兄弟十三人，共治天下一万八千岁。”这不是神话吗？答：神话是包含历史素地的。正如玉琮埋在土里，我们要仔细剔除其周边的泥土，才能发现它。古文献的记载文字，一部分相当于玉琮，一份相当于泥土，需要我们读书人像田野发掘者那样进行仔细剥剔，剔除虚假文字，才能发现历史真相。
问：上引明清文献，可靠吗？答：即使先秦文献也不一定可靠。考证工作不能建立在一种证据之上。另一方面，明清文献也是古文献，这一时期的古文献内容也是辗转从上一朝代文献中抄写过来的。而由于我们民族没有中断过文化传承，故明清文献的内容可以视为来源于上古时代的文献。
问：苏秉琦先生认为，“华夏”是指华族和夏族的联合。你对此有何看法？答：从以上开列的古书《说文》、《左传》看，古人没有这样的解释。苏秉琦把彩陶花纹对应“华”字，并根据花纹彩陶的移动断言史前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没有看到苏秉琦把什么陶器及其花纹对应“夏”字。谁能告诉我仰韶文化彩陶花纹一定对应汉字“华”？谁又能断言大汶口文化彩陶一定不能对应汉字“华”？在此，我们看到了古文物自己不会说话的坏处，它们需要代言者，但代言者是否真的有资格代言？他的代言是否正确？只有上帝知道。另外，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古文献对仰韶文化彩陶的记载，尤其是对彩陶花纹的记载，或者是对彩陶花纹与华字对应关系的记载。因此，我判断：苏秉琦对“华夏”一词的解释没有切实根据，纯属“名”与“实”的主观比附，不可信。古器实物与汉字的对应问题，也就是“名实对应”问题，一向是历史难题，至少从北宋开始，就存在这种难题了，自北宋至于今天，由于古器物的陆续不断的出土，这一难题在这一千年中一直在困扰学者。这些难题包括“夏后氏之璜、蚩尤环、琮”等。有的解决了，有的解决了一半，有的则没有解决。事实上，我们现代田野发掘被称为“考古”，是套用了宋代出现的学术活动名称。宋代所谓的“考古”，“考”指“拷问”，“古”指古物，即“考古”指金石学者们围拢在古物周围，相互逼问该古物的真名。考古是一种学术团体向自己成员发难攻讦的学术研究行为，由此可见古物名实对应工作的艰难。
前面我们辨识和讨论了本书书名中的华、夏二字。现在简单谈“文明”。本文不打算像其他文章那样罗列文明要素和定义文明，因为本文本来的题目是“中国王朝良渚起源论”。之所以用“文明”代替“王朝”，是要让公众把本文和目前国家在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者产生印象上的联系。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在疑古派的“三皇五帝虚构论”的观点上展开的，因为没有了夏朝以前的王朝史，那么只有用“文明因素”出现的时间来填补“五千年前”与夏朝开国年之间的这一千年的历史空白。而本文承认三皇五帝，并能把三皇五帝时代的开端确定为2600BC，距离五千年只差400年。这400年可以用“前三皇政权”的存在时间予以补足。
以下我们转入年代问题。历史三要素：第一是年代，第二是地域，第三是民族。没有年代概念，没有正确的年代数据，那么上古史就是一罐浆糊。所以，首先要为我国上古史建立一个正确的年代框架。建立上古史年代框架的步骤是：一是定性分析；二是定量分析。
一、我国上古年代的定性分析
古文献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因为帝王在空间上是国家和社会的中心，在时间上是国家和社会的指针。因此我们可以从帝王身上检查到其所携带的地理信息和时代信息。后一种信息正是建立正确的古史年代框架所需要的。
1.天皇身上携带的时代信息：
《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虚，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四万五千年，日月五纬一轮转。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继相治。乘风雨，夹日月以行。”（本文所引谶纬文献，若未特别注明，均系引自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编的《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本文所用天文软件是SkyMapPro8。此软件为免费获得。在此特向其作者英国公民ChrisMarriott先生表示谢意）
（1）从以上引文看，天皇生活在“天地开辟”时代之初。这一时代的标志性天文事件就是日月五星第一次从牵牛星出发，开始它们的周天往复巡游之旅。而根据中国古代一贯实行的星土分野制度，牵牛星是吴越地区的分野星（由于天皇的身份是帝王，那么星土分野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但吴越地区最早的古文化是马家浜文化。而根据田野考古学结论，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因此，我们暂定天皇时代的上限是5000BC（此为过程数据，非为最终年代结论）。
《河图》：“五龙见教，天皇被迹。荣氏注曰：五龙治在五方，为五方神”。《水经注》：“五龙治在五方，为五行神”。《春秋命历序》：“（天皇）父子分治五方”。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我们知道了这一事实：天皇父子五人分治天下五方。而天皇别号“防五”的字面含义也支持这一事实。且“防”字从阜从方，是指用土石墙垣围成方形的安全区，以供居住。
（2）从田野考古的情况看，新石器时代晚期（2500BC-2000BC），我国出现了方形城市群：曲英杰《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中华大地在五六千年前已有城的建造，且已明显具有古国性质。其‘方国’林立而又互为连属，呈东（今山东及江苏北部地区）、南（今湖北、湖南交界）、西（今四川盆地）、北（今河套地区）、中（今河南、山西地区）五方分布之势，正与三皇五帝时代在局部联合的基础上形成中华共同体的史实相应。”从曲英杰先生说的五方城址群的典型城址看，山东沿海地区的两城镇城址时代上限大致在2500BC，湖北石家河古城年代上限也在2500BC，四川成都宝墩古城的年代上限也在2500BC，陕北石峁古城的年代上限还没有出来，但其始建的相对年代是龙山中期，绝对年代不晚于2200BC。因此，从田野考古角度看，天皇时代可进一步确定在2500BC左右（此为过程数据，非为最后结论）。
（3）从“天地开辟”角度看天皇时代。郭店1号楚墓竹简《太一生水》：“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周易》之《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集解》：“虞翻曰：太极，大一；分为天地，故‘生两仪’也。”《孔子家语》：“太一分出天地。”《易纬乾凿度》卷下郑玄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或）曰天一”。从以上文献看，太极就是太一，太一分出天地。而天地之分，就是“天地开辟”。天地剖分之前，其组成物质就隐含在太极这个极点之内。而太极的名称就是太一或天一，太极就是北极。另一方面，我国古星表上的确有一颗地位显赫的星，就是天一星。《天官书》[正义]引《星经》云：“天一、太一二星主王者即位”。从帝王名“天皇”和北极星名“天一”的名称和含义的匹配情况看，天皇即位时候的北极星应该就是天一星。明朝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和中国皇家天文学家合作，把西方古星名同中国古星名做了细致的对应工作（此项工作叫做“中西星名的证认”）。根据他们的证认，中国的天一星就是西方名为10Draconis的星（即天龙座10号星）。于是我们开启天文软件SkyMap搜索10Draconis最接近北极点的年代，得到结果：2611BC。此即天皇年代较为精确的上限（过程数据，非最后年代结论）。
2.地皇身上携带的时代信息
《太平御览》引《遁甲开山图》曰：“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荣氏注曰：地皇兄弟十人，面貌皆如女子，貌相类，蛇身兽足，生于龙门山中。”《水经注》：“《禹贡》所谓‘导洛自熊耳’。《博物志》：‘洛出熊耳’。……《山海经》曰：‘熊耳之山，浮豪之水出焉’。《地说》曰：‘熊耳之山，地门也，洛水出其间。是亦总名矣’。”《乙巳占》：“熊耳山，地之门也，上为毕、附耳星。”《洛书甄曜度》：“熊耳之山，为地门，上为附耳星。”《太平御览》卷42引《河图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门也，其精上为毕、附耳星。……盛弘之《荆州记》曰：‘南县脩北有熊耳山，山东西各一峰，旁竦南北望之若熊耳，山多漆，下多椶，浮豪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洛。’”《封禅书》[索隐]：“《荆州记》丰阳、益阳二县东北有熊耳，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因以为名。”以上文献显示：地皇居住在黄河中游熊耳山、龙门山一带。而在古星土分野制度中，熊耳山对应毕星宿和附耳星。
《尸子》：“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闢而起毕昴”。《河图括地象》：“天左动起于牵牛，地右动起于毕昴”。即以“牵牛”作为与“天”有关的时间起点，以“公牛”（毕昴二宿）作为与“地”有关的时间起点。“牵牛”即是天皇与日月同步启程之处，“公牛”应当是地皇与日月一起出发之处。这样看来，《尸子》的与“天”有关的时间起点是指（王朝）历史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在牵牛宿。这个时间起点就是古人所称的“天元”，属于“天文时”范畴。《尸子》的与“地”有关的时间起点是指一年的起始点，即春分，它就是古人所称的“四时之始”，属于“民用时”范畴。
天文计算：从SkyMap电脑星图上，可以看到：地皇时代的春分星应该是毕宿八（西名35Tau，星等3.3），2578BC它的位置距离0h赤经只相差约4分钟（毕宿八的赤经与0h赤经重合的年代是2657B.C.）。毕宿八的位置在网兜柄端，这同招摇星的位置在北斗柄端相同。《鶡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鶡冠子•天权》：“招摇在上，缮者作下。取法于天，四时求象。春用苍龙，夏用赤鸟，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北斗的斗柄指向与四季的对应关系应该很早就被中国古人注意到了，因此在后来创造二十八星宿时，以35Tau为柄端创制东方毕宿，并让它指向春分点，这应该是对“斗柄东指天下皆春”生活体验的模仿。
天文计算结论：地皇的年代在2550BC到2600BC之间，或表述成：2578BC前后。这一年代结果与天皇时代一致（天皇和地皇是父子关系。《道藏》引《真书》云：天皇生地皇）。
以上我们从《太平御览》等文献得知地皇居地在熊耳山，且熊耳山对应天上的毕星宿。接着我们从《尸子》与《河图括地象》中透露的天地开辟时代（也就是天、地二皇时代）春分点在毕星宿的信息，用电脑求算出了地皇的年代。
3.人皇身上携带的时代信息
《路史》：“（人皇）别居一方，因是区理，是以后世谓‘居方氏’。”《开辟传疑序论》引《三坟》云：“天下群居，以类相亲，男女众多，分为九头，各有居方，故号居方氏”。再云：“《三坟》纪氏自居方始”。案：“居方氏”一名，顾名思义，是“居住在方形城市里的人氏”的意思。古籍及甲骨文提到的“鬼方、土方”等，其中的“方”，并非指“方向”，而是指“方国”，那时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故“方”就是“国”。《三皇本纪》：“（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引文明确指出人皇时代是城邦时代。《华阳国志•蜀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世本》：“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
田野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2600BC-2100BC）就是城邦时代，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方形城址。四川成都发现的宝墩古城，毫无疑问就是蜀国最早的都城，其始建年代经日本14C实验室测定，为2500BC。
《春秋命历序》：“太一者，人皇之灵也，尤为尊星。”这也许是告诉我们，人皇时代的北极星是“太一”。因“太”、“天”二字古代通用，故“太一”即“天一”。天一星就位北极之年是2611B.C.。而人皇是地皇的儿子（《道藏》引《真书》云：地皇生人皇）。人皇时代的北极星和天、地二皇时代的北极星是相同的。因此，判断人皇时代在2500BC前后。
4.有巢氏身上携带的时代信息
《逸周书•史记解》中，周王室罗列了一批历史上的亡国案例，其中谈到有巢氏的亡国原因是：“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博物志》：“昔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假之以权，专国主断，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从以上引文的“臣、国、君”的情况看，有巢氏不会是原始社会的人。
《河图》：“有巢氏之王天下也，驾六龙、两麟，从日月，号古皇氏”。从有巢氏别号“古皇氏”，及其“王天下”的情形看，有巢氏不会是巢居时代的人，因为巢居时代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没有皇者。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皇王部三”有巢氏条下引《遁甲开山图》曰：“石楼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此条记载暗示有巢氏的大本营在山东琅琊左近。而田野考古发掘证实，山东琅琊附近有面积超百万的大型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该遗址的14C测年结果：开始时间2550BC，结束时间2300BC。该遗址的主人应该是有巢氏。
结论：从田野考古角度，可以把有巢氏的年代上限定在2550BC前后（过程数据，非最后结论）。
5.燧人氏身上携带的时代信息
《三坟》云：“燧人氏，有巢子也。”再云：“伏羲氏，燧人子也”。而《伏羲氏皇策辞》曰：“惟我承父居方，三十二易草木，上升君位，是先分土于外，后登帝位也”。从以上引文看，伏羲的帝位继承自燧人，且燧人氏是有首都的，这个首都是一个方形城址。而燧人乃有巢之子，有巢氏背后有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大型遗址（该遗址有城墙存在的线索）。两城镇遗址的年代上限（2550BC）就是燧人氏生活年代的上限（此为过程数据，非为最终结论）。
《事类赋》卷九引《古史考》：“燧人氏铸金作刃。”（《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古史考》同）此记载暗示，燧人的时代，已经是“金石并用”的时代。而我国的“金石并用”时代，在考古学上，定在2500B.C.～2000B.C.。这个年代范围，可以提供燧人所在年代的线索。
《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天文学卷》第4页，在集中谈论了燧人氏与“大火”星的关系之后，便说：“设观测地点在北纬35度左右，又设日落后约2刻（亦即日行在地平下约6度）为初昏，则最利于观测大火星初昏自东方地平线升起来决定春分的时代是公元前2400年前后。”此言暗示读者，燧人氏的时代可以考虑在2400BC前后。本文接受这个年代数据（过程数据，非最终数据）。
《明一统志归德府旧志》和清代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商丘县志》载：“燧皇陵在阏伯台西北，相传为燧人氏葬处。”此项记载表示燧人陵墓在今河南商丘。河南商丘属于鲁西豫东地区。现代田野考古学证实，鲁西豫东地区在上古时期是一片完整的大沼泽区，该沼泽区在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几乎是无人区，但从2600BC开始，大批移民从四面八方涌入该区，后来成为东夷族群密集居住的地区。《说文解字》：“王，天下所归往也”。也就是说，帝王总是和大量人群生活在一起的。因此，判断燧人氏是鲁西豫东地区大规模人群的王者，其首都应该在其陵墓不远的地方。既然燧人陵在商丘，那么根据城址考古结果，燧人之都应该是河南周口市淮阳平粮台古城。另外，从古文献记载可知，燧人与“大火”星关系密切。又从古天文文献记载知道，“大火”星与商丘有星土对应关系。从星土对应关系看，燧人氏的活动地盘在商丘及其邻近地区。而造律台文化中心区域分布在商丘及其周围的开封、周口地区，因此疑似燧人陵和疑似燧人之都的平粮台古城均在这一范围内。则可判断遂人、伏羲父子均为造律台文化主人。平粮台古城遗址考古学文化分为五期，其中第一、二期是王油坊类型文化，即造律台文化。造律台文化起始的年代是2450BC。因此判断燧人时代在2450BC前后（过程数据，非最终结论）。
《礼纬含文嘉》：“礼有三起，礼理起于太一，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黄帝。”案：原始社会不会有礼仪制度。礼仪制度的存在这一点，说明遂人时代不会是原始社会时代。
《三坟》：“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案：“有传教之台”这五个字值得注意。良渚古城内的莫角山台址是比较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土台遗存。燧人的传教之台应该就是此种类型的土台。退一步说，无论如何，旧石器时代是不会有“传教之台”的。也就是说，燧人氏的生活年代，不可能在旧石器时代。
唐人刘存《事始》引《实录》：“自燧人氏束发为髻。”唐人段成式《髻鬟品》：“髻始自燧人氏，以发相缠，而无系缚。”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引《二仪实录》：“燧人氏为髻。女娲之女以荆杖及竹为笄以贯发，至尧以铜为之，且横贯焉。舜杂以象牙、玳瑁，此钗之始也。”案：发髻的出现应该在距离汉字发明不远的时期。因为我们无法相信旧石器时代的名人及其事迹能口耳相传到用文字记载历史的时代。按照文献记载，燧人儿子是伏羲，儿媳是女娲；继承伏羲帝位的是炎帝，继承炎帝之位的是黄帝，而黄帝时代发明汉字。用黄帝时代的汉字追记三代人（约合100年）之前的事迹，是合理而可能的。而历史考古两界的主流认识是：黄帝的时代距今5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古史考》：“古者茹毛饮血，燧人氏钻火，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礼记•礼运》：“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注意：燧人在引文中被称为“后圣”。如果燧人真是旧石器时代发明用火的圣人，他应该生活在距今50万年至100万年以前，那样的人怎么会被称作“后圣”的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燧人生活在距离汉字的发明不远的年代。
《说文》：“禳：磔禳祀，除疬殃也。古者燧人、禜子所造。”《说文》：“禜：设绵蕝为营，以禳风雨，雪霜，水旱，疠疾于日月、星辰、山川也。”《左传昭公元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疾之灾，于是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案：燧人若真为发明用火时代之人，他就不可能创立一套如此整齐精密的消疬除殃的祭祀仪式。“疬”是麻风病或瘟疫，产生在密集人群中。旧石器时代人口稀少，居住分散，流动性大，应该不容易产生这类传染性流行病。只有鲁西豫东地区的定居农业社会，才可能有适合麻风病或瘟疫流行的条件：人口密集地定居在细菌容易繁殖的沼泽环境中。《管子•禁藏》：“钻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兹毒。”注云：“（兹毒者）以时滋长之毒是也。”可见燧人是用火来对付病毒的，它是卫生防疫的目的。因此判断燧人不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物。
贾公彦《周礼正义序》：“自遂皇始有臣矣。”即自燧人开始，有了官僚体系，则可见燧人时代绝非原始社会阶段。《论语摘辅象》：“燧人出天，四佐出洛。明由晓升级，必育受税役，成博受古诸，陨蓲受延嬉。”宋均注解说：燧人四位官佐之一的必育负责“受赋税及徭役”。但原始社会不会有赋税及徭役。由此也判断燧人时代不会早到旧石器时代。
《淮南子•本经训》：“……钻燧取火，……焚林而田，竭泽而渔……积壤而丘处，粪田而种谷，掘地而井饮，疏川而为利，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案：引文提到的事情，多发生在龙山文化时代，如“钻燧取火”与燧人氏有关；“焚林而田”与烈山氏有关；“竭泽而渔”与黄帝有关（《管子•揆度》：“黄帝之王，童山、竭泽”。这可能指黄帝登位后曾在鲁西豫东地区大规模砍伐山林和抽干湖沼之水，大概是为了开发农田）；“积壤而丘处”即如官堌堆、黑堌堆、青堌堆、造律台、栾台之类所显示，据野外考古可知是龙山时代的事；“粪田而种谷”与神农氏有关；“掘地而井饮”与“黄帝穿井、伯益作井”有关；“疏川而为利”与共工氏、鲧、禹有关；“筑城而为固”与“居方氏”（人皇氏）及鲧、禹有关。由于以上关于古代的文献记载所讲的事情，根据现代田野考古学的认知，大多属于新石器时代，而“钻燧取火、拘兽以为畜”两种事实在新石器时代也是继续存在的，事实上“钻燧取火”一项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1840年以前）都是存在的。因此，《淮南子•本经训》的这段记载实际上是在转述淮南地区人民的关于本地区龙山文化时代历史的记忆。而淮南地区在地域上是接近鲁西豫东地区的（今安徽淮南市地处淮河中游河滨地带，位置在安徽省中部偏北），在龙山文化时代属于考古学上的“鲁豫皖区”。由本项记载可以判断燧人氏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时代或典型龙山文化时代（2600BC-2100BC）。
燧人氏与“火”的关系十分密切。《世本》之《作篇》：“燧人出火”。《風俗通义》引《尚书大传》：“燧人以火纪。火，太阳（案：相对于“太阴”而言）也，阳尊，故托燧皇于天。”《初学记》引《尚书大传》：“燧皇以火纪物。”《尸子》：“遂人察辰心而出火”。《艺文类聚》卷87引《九州论》：“遂人上观辰星（案：即“大火”星），下察五木，以为火也”。《中论》之《治学》篇：“遂人察时令而钻火”。《河图始开图》：“（伏羲氏）禅于伯牛，错木作火。天乃大流火，赤爵（雀）衔之。”宋均注云：“伯牛，即燧皇也。”《路史•燧人氏》：“（燧人）于是仰察辰心（案：指心宿二，又名“大火”星。下同），取以出火（案：此火指生活用火、炊事用火）。作钻燧，别五木，以改火。……季春，心昏见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见于戌而纳火。故《尸子》云：‘遂人察辰心而出火。’亦见《中论》。……夫心（昏）见于辰（案：应为卯），则火大壮。故季（案：应为仲）春禁火。”《路史•论遂人改火》：“昔者遂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钻鐩，别五木，以改火。岂惟惠民哉，以顺天也。（原注：四时五变：榆柳青，故春取之；枣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黄，故季夏取之；柞梄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时疾）。予（指作者罗泌）尝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大）火之二墓（案：《说文》曰：“火死于戌，阳气至戌而尽”）。是以季春心昏见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见于戌而纳之。卯为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壮，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时，每岁仲春，（周天子）命司烜氏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而（命）司爟（氏）掌行火之政令。凡国失火、野焚莱，则随之以刑罚。夫然，故天地顺而四时成，气不愆伏，国无疵疠，而民以宁。”《礼经会元》火祭条：“季秋内火，非令民内火也，火星昏伏，司爟乃以礼而内之。”《礼记》之《月令》篇：“春取榆柳之火”。《夏小正》：“九月内火。内火也者，（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九月日缠心、尾，故大火入而不见。”《路史》又曰：“（燧人）治律嵩高之石室，以火著记。”《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遂明国有大树名遂，屈盘万顷。后世有圣人游日月之外，至于其国，息此树下，有鸟啄树，灿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后世有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至于其国，息此树下。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于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目此树表，有鸟若鸮，以喙啄木，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在庖羲之前，则火食起于兹矣。”
我们将上述资料中的一段摘出如下：《路史•论遂人改火》：“昔者遂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钻鐩，别五木，以改火。岂惟惠民哉，以顺天也。（原注：四时五变：榆柳青，故春取之；枣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黄，故季夏取之；柞梄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时疾）。予尝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见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见于戌而纳之。卯为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壮，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时，每岁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凡国失火、野焚莱，则随之以刑罚。夫然，故天地顺而四时成，气不愆伏，国无疵疠，而民以宁。”
细读以上记载，我们注意到，燧人的用火制度很复杂，完全不像是旧石器时代的火文化。首先其用火有“出火”和“纳火”之分，什么时候“出火”或“纳火”，视“心宿二”这颗星的行度而定；其次有所谓“改火”的名堂，即一年四季的烧火木材要更改五次，每次一种木材，它们分别是：春天用榆树和柳树，夏天用枣树和杏树，季夏用桑树和柘树，秋天用柞树和梄树，冬天用槐树和檀树。再次，其“改火”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时疾”，即“季节病”，达到“国无疵疠”的目的（所谓“疵疠”，疵指吧斑点，即麻风病人脸上的麻子，疠指麻风病）。
综合以上关于燧人用火的记载，可以知道那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可能发展出来的一套高度发达的用火制度，其主要目的不是改生食为熟食，而是为了卫生防疫。这套用火制度由于是和心宿二的运行密切相关的，所以它就是庞朴先生首揭的上古“火历”，或者是“火历”的雏形。这与文献关于商族祖先相土曾经担任过“火正”的记载是吻合的。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除了有燧人陵，还有“阏伯台”。清代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商丘县志》载：“阏伯台在城西南三里。高八十八尺，周二百步。”阏伯是帝尧的火正。
对以上所有文献相关记载的综合研判结论是：燧人氏并不是旧石器时代的人氏，而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他活在人世的时候，每天面对的是造律台文化早期（2450BC）的陶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把燧人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那是完全违背古文献记载的，是错误的。
6.伏羲氏身上携带的时代信息
（1）以下文献记载提到了伏羲时代已经有了分封，有了城市；城市是方城（方形城址），城中有大型土台，城市建立在河流边上；城市等级可粗分为诸侯国都城、九州州长都城和王都三类。
《三坟》云：“伏羲氏，燧人子也”。《三皇本纪》：“太暤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伏羲氏皇策辞》曰：“惟我承父居方，三十二易草木，上升君位，是先分土于外，后登帝位也”。
以上记载显示：伏羲是燧人氏之子。燧人氏是帝王。伏羲接替父亲燧人出任帝王花费了32年的等待时间。伏羲在登上帝王位之前，被分封在帝都以外的某个地方，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诸侯国，生活了32年。假设伏羲出生百日后得到分封，则他在自己的封土境内生活了32年，以32周岁的年纪出任天子。伏羲的天子之都就是燧人的首都，其平面形状是方形的。
《拾遗记》：“春皇者，庖羲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路史•太昊纪》：“华胥，注谓纪云所都国，有华胥之渊，当时殆为国名。”《云笈七签》卷100辑唐王瓘《轩辕本纪》：“黄帝游华胥国，此国神仙国也。”注云：“伏羲生于此国，伏羲母此国人。”《列子》：“华胥氏之国在合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適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咳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
《阆中县志》：“太皞伏羲之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孕十有二载，而降生于仇夷。”
以上记载显示：伏羲自己的封国在今天的四川盆地嘉陵江中游的阆中市境内。其封国具体坐落在一座水中高地上（说明其地形特征是水环境，沼泽环境）。
《三皇本纪》：“（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三坟》：“有巢氏俾人居巢，积鸟兽之肉，聚草木之实，天下九头，咸归有巢，始君也。”《开辟传疑序论》引《三坟》：“（伏羲）易九头为九牧。”又引《易坤灵图》：“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又引《真源赋》：“伏羲别九宫因此置九州。”《皇极经世》：“相传太昊（伏羲）之世，阴康、朱襄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