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克林少将
2012-05-2722:21:45|分类： 开国少将（资料） |标签： |举报 |字号大中小订阅
曾克林少将
一．将军简介
曾克林（1913—2007）原名曾忠炳，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二十一团连副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参加了红军长征和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平西挺进军司令部作教科科长，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参加了潘家峪、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副军长。参加了辽阳、本溪、四平、通化、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顾问，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因病于2007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三．战斗岁月
曾克林（1913.1~2007.3.12），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东村乡齐心村人。他家生活贫苦。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七师二十一团连副政治指导员，第四师二十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平西挺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曾克林奉命组建挺进东北部队，8月30日，攻克山海关，9月5日率部首先进入沈阳，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和沈阳卫戌司令部，并任首任司令员，全面接管沈阳城的防务。短短两三天内，他就把沈阳市15000多伪军、宪兵、国民党地下军的武装全部解除。随后，部队分兵5路去辽宁各地进行接管，到10月上旬，曾克林率领的两个团、4000人的出关部队已经扩大到9个旅、7个独立团共60000余人。期间，日本林弥一郎带领航空大队300多人躲入摩天岭，企图依仗山险，负隅顽抗。曾克林率部于9月9日奋力攀登摩天岭，冒险进入山洞向林弥一郎宣传八路军的俘虏政策，说服他们下山投降。经过多方面的工作，这批日军俘虏不再要求回国，表示愿为八路军服务。经过清理，机械员72人，地勤人员180多人。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日军投降后，曾克林还设宴招待林弥一郎等，在曾克林的感化下，林弥一郎等日军回到了各自岗位上，为我军服务。后来，帮助我军培养了大批空军教员，林弥一郎还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林保敦。
1945年9月15日，曾克林乘坐苏联驻长春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出的专机飞抵延安。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并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当晚又通过电报将情况报告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据此，中央最终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此后，我军以东北为策源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依次展开，最终在三年之间完成了祖国大陆的解放事业。曾克林自己也未想到，他这一次向东北挺进之行动已与党中央要求相左，而正是他部队电台功率小，与上级失去联络的一次“误打误撞”，最终促使我党我军及时快速地开辟了东北的大好局面，成为撬动我党我军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战略布局的一根重要杠杆。
电影《曾克林出关》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光辉历史。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副军长。参加了辽沈等重大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副司令，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海军顾问。曾克林富于变化、丰富多彩的军旅生涯与解放军历史上的许多“第一”联系在一起：第一个率军挺进东北的是他，第一个战车师师长是他；他参与组建了我空军第一个航空混成旅、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海军第一个歼击师；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他是唯一一位参加过海、陆、空三大军种将军，他身上浓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一兵种向强大的综合作战能力发展的历史。1949年秋，曾克林来到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成为400多名受训者中年龄最大的学员。由于没念几年书，曾克林学习飞行理论十分艰难，但他咬紧牙关，硬是啃下了飞机构造学、飞行原理、发动机、领航、战术、射击等近20门课程。第二年春，38岁的他成了400人中唯一飞起来的“红军”学员。一飞就是10年。1952年3月后在海军任职30年。曾克林成为陆海空“全能将军”。
曾克林戒马一生，在长征最后一战吴起镇战斗中，一天凌晨，马洪逵的骑兵尾追而至。此时，镇上担任毛主席、党中央警卫任务的只有曾克林任教导员的警卫通讯营。他一面派人掩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撤退，一面带领3个连的战士迎击马洪逵的千余骑兵，歼敌300余人，以弱胜强，大胜而归。一里多外的毛泽东、叶剑英用望远镜目睹了这一场战斗。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对曾克林说：“克林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呀，万事大吉。”其后，曾克林参加了反“扫荡”作战、东北大剿匪、本溪保卫战、四平保卫战、临江保卫战以及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四保临江”之战时任三纵队司令员的曾克林灵活运用毛泽东“避实就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之战略战术与敌人展开周旋，使敌89师进入我军设在三源浦的包围圈。经10小时激战，敌人19师与56师162团遭全歼，代师长张孝堂被生俘。经100多天艰苦作战，共歼敌40000余人。
1955年1月18日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中，曾克林在海空作战领域展现了杰出的指挥才华。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著作有《戒马生涯的回忆》。
2007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
四．三军少将曾克林:我军现代化的先行者
作者：忠义
有一副挽联浓缩了曾克林将军的一生：“长征有功抗战有功解放有功挺进东北立头功延安汇报建奇功；陆军有您空军有您海军有您建设海航更有您万里海空铭记您。”
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朱德总司令先后发出了向东北进军的第一号、第二号命令，李运昌同志领导的冀热辽军区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指挥冀热辽军区一万三千多名主力部队和二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纵队进军东北。时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同志，率两个团及朝鲜义勇军支队共4000人，会师苏军攻克山海关，捷足快进，于9月5日首先抵达沈阳，与先期占领沈阳的苏军会合，出任沈阳卫戍区司令员。
为使党中央尽快了解东北情况，9月中旬，他作为重要“信使”，与两名苏军军官一起，乘坐苏军飞机飞往延安汇报情况。刘少奇同志称赞曾克林同志为抢占东北的“先锋官”，迅速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曾克林同志的汇报，经向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报告后，党中央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战略决策，向全党发出了指示，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临时东北局。很快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等回到沈阳，展开工作；随后，八路军、新四军十万大军海陆兼程，抢在了国民党军队前面，提前进入东北，完成了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战略要地关键性一步。
我军现代化的先行者
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武器装备有了较大发展变化，工兵、炮兵、装甲兵日益增多，并在战争中大显神威；空军、海军也在筹建中。我军开始了由过去的单一步兵向现代化的诸军兵种合成军转变。此时，曾克林同志顺时应势，服从组织安排，能上能下，先后从陆军转入装甲兵、空军和海军，并担任要职，创造了诸多“第一”，成为我军高级将领向现代化转变的先行者之一。
1949年2月，东北野战军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战车师，组织上决定调曾克林担任师长，为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年10月空军成立，朱总司令亲自找他谈话，又让他到空军工作。他到空军报到后，随即作为空军党委的代表，与其他同志一起，到南京组建了空军第一个航空兵混成旅。该旅下辖三个飞行团，后扩建为三个航空师。
1952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海军航空兵部在北京成立，标志着海军又一个新的兵种诞生。曾克林调任航空兵部副司令员，旋即到上海组建海军航空兵的第一支部队——航一师，并兼该师师长。从此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先后担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第一航空师师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顾问、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兼党委书记。
为了打破敌人的空中袭扰，夺取浙东沿海的制空制海权，1954年初，由华东空军、海军和浙江省军区联合组成了前线总指挥部，海军航空兵根据上级作战部署，在宁波机场组建了浙东前线对空指挥所，曾克林任指挥员，他调整了部队部署，组织部队进行训练，随时准备迎接战斗。1954年3月18日，国民党空军出动F-47战斗轰炸机六架，对我进行护渔的华东海军舰艇部队进行袭扰。曾克林接到舟山基地请求支援的电话后，立即命令六团出击。该团副大队长崔巍、中队长姜凯迅速驾机起飞，一举击落敌机两架，取得了海军航空兵首战胜利。
1954年5月，曾克林又在宁波指挥部队参加了解放东矶列岛战斗，取得了击落敌机六架、击伤一架的战绩。接着，他积极贯彻上级关于“力量向南伸”的方针，指挥部队积极寻找战机，从1954年6月到12月，多次战斗起飞，又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各两架的战果。经过半年较量，浙东沿海的制空权已完全被我掌握，为解放一江山等敌占岛屿创造了条件。
1955年以后，海航部队又参加了浙闽沿海对敌作战、封锁金门作战、保卫海南岛、抗美援越等一系列战斗，部队涌现出了“海空雄鹰团”、战斗英雄舒积成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每当有战事的时候，将军总是到第一线检查指导工作或亲自指挥，为保卫祖国海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五．曾克林：官越做越小
1946年10月，蒋介石向东北大举运兵，国民党军仗着美械好枪好炮，一路“猛进”。3纵所在的南满根据地只剩临江、浑江、长白、抚松4个小县，且人烟稀少。中共南满分局、辽东军区及辽宁省委、安东省委4个机关和3纵、4纵共3万余人，被“挤”在一块狭小的山沟里，粮食、弹药均无着落。敌4个师已逼近。面对险境，一些部队下发了斧子、锯和御寒的辣椒、姜，每个班发了一斤酒，要求做一个爬犁，准备放弃南满，越过长白山到北满去。勘路人员都派了出去，只等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马立即开拔。
在这危急之时，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齐聚七道江开会商讨对策。会上，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决定坚持南满。为了加强对南满的领导，成立南满分局，陈云兼分局书记和辽东（南满）军区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并改任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曾克林由辽东军区副司令改任3纵队司令员。
曾克林继程世才之后成为了3纵第二任司令员。
在这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曾克林“连降三级”。首先，他由当初近10万大军的16军分区司令员、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降”为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南满)军区副司令员。这次又“降”为了3纵司令员。有趣的是，后来他离开3纵时又降了半级，调为7纵副司令员。结果，他被人戏称为“官越做越小”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打仗，也不意味着他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他一生戎马生涯，战功赫赫。
（1）
曾克林是江西省兴国县甘源村人。曾家是全村穷的一户，靠租地主的地维生。曾克林6岁时父亲得病去世，丢下他和两个姐一个妹。9岁时，母亲又得重病离开人世。父母双亡，于是一个姐姐匆匆出嫁，另一姐姐给人当了童养媳，他与妹妹被三叔家收养。三叔家景也不富裕，曾克林便替三叔放牛。12岁那年，三叔将他送进村私塾念书。一个老学究教了他两年“孔孟之道”。因每年要交几担粮食，三叔咬牙也交不起“学费”，曾克林只好又失学，继续为三叔放牛、捡柴禾。
1929年4月，红军主力攻克兴国县城，16岁的曾克林参加了县游击大队。不久县大队和赣县、泰和县游击队合并组成兴国独立师，曾克林也并入了独立师。1000多人的独立师武器奇缺，只有很少的从白军中缴来的老式“德国造”旧枪。—次，连里组织保养武器，曾克林在拆卸擦拭步枪时，不知怎的，枪的撞针“叭嚓”一声断了。
他急得满头大汗，就是没办法修好。
这时，根据地到处在抓“AB团”分子，还杀了不少人。曾克林把枪弄坏了，有人告他破坏武器，是“AB团”分子，随即被抓了起来。但政委说：“曾克林人小，弄坏枪，主要是不小心，不是什么破坏，更不是‘AB团’。”
政委的话定了性，曾克林躲过了一场灾难。但弄坏武器要受罚吃“军棍”，连长让排长拿来木板，给他“上刑罚”。排长边打手心，边数：“1、2、3、4、5、6、7、8……”他看曾克林年纪小，打得很轻，打了二三十下就把板子一扔，说“好啦！”交差了。
1930年9月，兴国县独立师并入红3军，曾克林在第7师21团2连任班长。
在第二次反“围剿”后，他提拔为连副指导员。在第5次反“围剿”的广昌战斗中，曾克林所在连主动夜间出击，打掉敌8个碉堡，被师里评为“夜老虎连”。苏区5次反“围剿”，曾克林次次不落，身边战友死伤无数，他却奇迹般地毫发未损，被战士称为有“金刚罩护身”。
1934年10月，红军踏上长征之途，在红军大学学习的曾克林编入时隶属中央军委干部团的上级干部队（上干队）。其实，曾克林并不是什么大干部，只是负责为部队送粮。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曾克林调任红28军任252团参谋长。抗战爆发后，他先在延安抗大3期第2大队6队学习。
不久，陕北公学发生黄克功恋爱杀人事件。这黄克功就做过曾克林所在6队的队长。因为全国各地青年奔向延安，9月，陕北公学宣布成立，专门接纳爱国知识青年。抗大抽调部分红军干部去陕北公学，6队队长黄克功调任陕公1队任队长。1队有个女生叫刘茜，是山西大同市来的大学生，长得秀气，又天真活泼。黄克功见她漂亮，便想与她建立恋爱关系。
黄克功也是江西人，放牛娃出身，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井冈山的老战士，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打过许多仗，在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夺取娄山关战斗中曾立过大功，当过师宣传科长和团政委，长征到陕北后才二十多岁，是一位很有才干的红军干部。为此，组织上将他送到抗大2期学习，毕业后又留校任3期6队队长。曾克林等人都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谁知刘茜来延安之前就已经有了恋爱对象，便拒绝了他。
9月底的—个傍晚，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逼着刘茜与他保持恋爱关系，刘茜坚决不同意。黄克功威胁说：“不谈，我就枪毙了你！”
刘茜回答：“枪毙也不能同意！”
黄克功恼羞成怒，从腰间拔出手枪，当场将刘茜打死在河边。
第二天早晨，保卫局特务队出操跑步时，在延河边发现了刘茜的尸体，并从她身上查获了黄克功的照片及作案的基本线索。当有关领导找到黄克功时，他见无法抵赖，只好承认了罪行。
黄克功杀人出乎很多人的意外，一时间议论纷纷。有人为他惋惜，说他出身贫苦，有战功，打死人是—时冲动，应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有人为刘茜无故被害鸣不平，认为黄克功自恃年轻有为，触犯军法，应予严惩。抗大专门开会研究案子，然后教育长罗瑞卿将抗大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专门向毛泽东汇报。与此同时，被捕后的黄克功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拼死疆场上，将功赎罪。但在全国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的时刻，黄克功逼婚杀死女学生，影响很大。10月10日，毛泽东怀着非常气愤又非常惋惜的心情，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酷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高等法院在延安大操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判处了黄克功的死刑。
枪毙黄克功后，也给组织上留下了一个难题：谁去接任他在陕公1队的队长职务呢？经过郑重考虑，组织上选中了在抗大第2大队6队学习的军政兼优的曾克林。曾克林来到1队后，首先找知识青年一一谈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指出黄克功只是个别的，他走上犯罪道路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而得到的下场也是咎由自取的，他要求学员们在党的领导下好好学习。很快，1队的秩序恢复正常，黄克功事件的后遗症迅速消除。这期学员毕业后，曾克林再任了一期队长，才调回抗大，进入第3期继续学习。
第二年8月，曾克林也毕业了，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在萧克任司令员的冀察热挺进军随营学校任训练科科长。1939年，冀东八路军组建13支队，他调任为支队参谋长。1941年6月，12团团长牺牲，曾克林接任12团团长。
在冀东的残酷战斗中，戏称“金刚罩护身”的他还是负了一次伤。这是1943年秋，当时12团正在昌黎四平庄驻扎，突然200多名鬼子和几百名伪军向村子扑过来，曾克林立即指挥部队进行抵抗。在激战中，他举起望远镜瞭望时，鬼子一掷弹筒突然向他打来，他“唆”地一跳，一躲，掷弹筒爆炸了，他躲开了掷弹筒却没躲开飞起四射的弹片，一块弹片击中了他头部左边太阳穴上方，一块打在手指上。他应声倒下，当即就不省人事。几个战士给他简单包扎后，就背着他撤出战场。还好，两块弹片都没伤在要害处，他很快苏醒过来。医生为他开了刀，取出弹片。但因流血过多，需要休养。团里把他交给游击队，然后把他送到了抚宁山沟里养伤。几个月后，他伤好了，又回到了12团，战士问：“团长不是常常说自己有金刚罩吗？怎么让小小的弹片飞中了呢？”
曾克林乐哈哈地说：“金刚罩罩住了掷弹筒，不是没罩住弹片吗？大王好见，小鬼难求，就是这个道理呀。”
1945年9月初，曾克林率16军分区部队驻扎在沈阳时，演绎了一则“智收日军飞行大队”的故事。这时辽阳奉集堡有个日军机场，驻守的是日军第2航空军团第4训练飞行大队，他们既不向苏军缴械，也不向八路军投降，眼看“扛”不住了，大队长林弥一郎一声“跑”，300多人连40多架飞机也不要了，向南逃窜。21旅政委刘光涛率部一路追击，林弥一郎折腾20来天，窜到本溪南的凤凰城时还是无处藏身，只好准备上北摩天岭山区当绺子去。还没动身，就被刘光涛包了饺子。然后，他向曾司令员请示开战，曾克林说：“这伙人当了绺子，比一般绺子祸害更大。要争取和平收编他们，我们正缺会摆弄飞机的呢。”随后，21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林弥一郎因为这些年日军侵华罪行严重，对投降顾虑重重，生怕下山就被杀。负责谈判的聂指导员指出说：“你们已经兵败了，退路被切断，只有下山投降一条路。”针对林弥一郎的心理，他又说：“你们过去我们是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交出武器，我们还可以以礼相待。”
林弥一郎拿不准他说的话算不算数，几次探询他的官衔，“您是……”“您是……”的，聂指导员也不回避，告诉他：“我是旅政委的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
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这就好，这就好！”随即，他召集几位部下商量后决定缴械，并下山投降。
第二天，林弥一郎领着队伍来到制定地点缴械投降了。被解除武装后，他们分散住在当地老乡家里。东北刚解放，老乡生活非常困难。为了照顾他们爱吃大米的习惯，曾克林又派人想办法买了部分大米给他们送去。
10月上旬的一天，曾克林和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召开了一个欢送会，由21旅政委刘光涛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
当林弥一郎等被带进一间教室时，这里已摆好了丰盛的中国菜。曾克林和唐凯副政委、21旅旅长杨树元、政委刘光涛打着手势请他们入座。这可把林弥一郎等人吓了个半死，以为这是“吃壮行饭”，吃完放下筷子就被处死。可曾克林他们有说有笑，还不住向他们劝酒，他们也就不再顾忌：不吃白不吃，死也做个饱鬼。敞开肚皮，又是喝酒，又是吃菜，弄得满嘴巴都是油水。饭后，他们正在等死时，曾克林对林弥一郎说：“你们过去侵略中国，犯下了大罪行。”
“死就死吧。”林弥一郎说。
曾克林哈哈大笑，说：“我们不杀俘虏。你们放下武器是好的，现在就回到辽阳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的调用，在工作中将功赎罪。”
林弥一郎等人松了口气，知道自己胆小多想了。当天，曾克林还留林弥一郎一行在凤凰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在临走前，曾克林对林弥一郎说：“这次没能请你的部下都来吃饭，所以给大家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
林弥一郎一看，5头牛，还有50只羊！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随后，林弥一郎和部下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辽阳奉集堡机场。这样，曾克林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180多人。他把这一情况报告东北局时，东北局书记彭真说：“上次冀中部队抓住一个日军飞行员，给杀了。你还真有些脑筋，懂得爱惜人才。”
不久，延安的航空小组到达被动，创办航空学校，组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曾克林将缴获的林弥一郎飞行大队的全部飞机、器材和人员正式移交给航空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第二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航空学校成立时，曾克林应邀参加。全国解放后，曾克林成为了海军航空兵第1师师长，又与航空兵结缘了。在抗战时，他就是正师职，结果，他的一位老战友开玩笑着说：“曾克林啊，别人官越做越大，你摆弄了十多年，还是原地踏步呀。”
他乐哈哈地说：“我一个穷小子出身，从小没爹没娘，今天能做上师长，还不是党给的？人心不足可吞象，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这些都是后话。
（3）
1946年10月，曾克林改任3纵司令员后，就率领3纵官兵投入了决定南满命运且关系到整个东北战局的临江保卫战。
此时，蒋介石的东北大将是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他的战术是“先南后北”。在早些时候的四平争夺战中，他首先用这个“战术”小试牛刀了一次，攻占本溪，然后分兵北上，“成功”地拿下了四平城。这一次他又故伎重演，大兵进犯，准备先击破南满民主联军，再向北满“挺进”。他这算计好是好，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
12月17日，他的副司令郑洞国率6个师首次向南满进犯，3纵开始了一保临江的战斗。面对敌人步步紧逼，曾克林的战术是：集中兵力，各个歼敌。1947年1月4日，3纵集中7、8师优势兵力，猛攻六道沟门，围歼敌王牌军第52军195师584团。这195师号称“千里逃”，善于野战，也一有败象又善于逃跑，因此十分骄狂。3纵两个师和它的一个584团激战两日，才打得他们狼狈西逃。接着曾克林又调整部署，令首歼米家子之敌的19团南下配合主力作战，584团一部逃到夹皮沟时还是被歼灭，584团这只“小千里逃”的一只腿被打断了。10日，7师又在青沟子、龙头一带击退了195师的另一部人马，把195师通化至缉安的交通线切断。随后，8师在头道崴子包围了敌军，歼敌一部。另一部敌军“连续攻击”，结果反而伤亡惨重，逃回通化。19日，逃到通化的584团残部又偷袭青沟子，曾克林发现他们孤军深入，其2营更为突出，立即命令7师：“趁他们立足未稳歼灭之。”于是，20团在南线担任主攻，22团在北线打援，19团为师预备队，一下子，以6倍的兵力四面包围了他们。这伙残部还真厉害，7师激战两天，才把他们一一干掉，俘敌450多人，击毙敌营长以下120多人。
一保临江，前后19天，3纵和4纵南北夹击共歼敌5000，3纵歼敌1700。
1月30日，蒋军王牌52军军长赵公武不甘心自己的“小千里逃”被宰，又指挥4个师的兵力，向临江发动第二次进犯。
为了再次打退敌人，萧劲光和萧华亲自来到了3纵指挥。骄狂的195师仗着自己能战善跑，进攻时孤军冒进，远远窜在其他师前头，达3天以上路程。萧劲光见它远离敌群，说：“双拳难敌四手，我们集中兵力先打该师。即使不能全歼，也要力争歼其一部。”
萧华说：“195师一垮，敌人第二次进攻临江的部署就彻底打乱了，杀鸡儆猴，群狼就架不住了。”
他们决心一下，曾克林立即命令部队行动。此时天气很冷，气温在零下30度以下，大雪足有两尺厚。3纵7、8、9师数万人马就在冰天雪地里长途奔袭。2月5日，3纵主力完成了对进入高丽城子的195师的包围，拂晓时分，各师对尚在睡梦中的敌人发起攻击。由于缺少重武器，火力不够猛，敌人凭借火力优势，突出了包围圈。
这“千里逃”虽然“腿快”，逃脱了被围歼的命运，但它“手短”，丢失了所有的重武器。
当195师被包围时，敌新6军207师第3团由十里甸出发，企图解195师之围。195师突围后，207师3团不明情况，仍继续“前进”。对这块送上门的肥肉，3纵不会轻易放过。
结果，经过一夜激战，207师第3团被全歼。
二保临江之战，历时9天，3纵共歼敌4000人。
国民党军二次进犯失败，使杜聿明十分恼火。眼看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每次作战都处于劣势，被打得像猴子似的四处逃窜，他的结论是：手下那些战场指挥官无能。于是他决定自己披挂上阵，与共军一决高低。2月16日，他调集5个师的兵力，向南满发动了第三次进攻。
吸收以前“无能将领”“分兵进攻”的教训，这次杜聿明以“整师行动”，并且扬言说：“你共军有这么大的嘴巴，我就让你们吞下！”其实，他就认定民主联军没这么大的“嘴巴”，共军一旦“吞”他，在“啃不动”时，他就集中兵力来个“突然围歼”。谁知他低估了3纵和4纵的实力，很快就尝到苦头。在他的“精确制导”下，暂21师一蹦进黑瞎子沟，就像瞎子似的眼前一黑全栽在沟里了，仅几个小时，就被曾克林吃掉了一个团，气得团长破口大骂：“这群烂王八，就一乌鸦嘴。”
3纵的胃口很大，“牙齿”也锋利。可曾克林没想到这竟是杜聿明的一个“计”。这暂21师是杜聿明临时组建的部队，他把它单独放在北部，就没真打算让它“有所作为”，只不过是想用它做做诱饵，“引共军上钩”而已，等共军包围暂21师时，他再集中力量给共军“狠狠的、致命的”“一锤子”。杜聿明计划挺妙，但时间没有算对。当3纵包围暂21师后，他“及时”出动援军，眼看大功告成，却没料到援军尚在半路上，曾克林就已干净利索地吃掉了“诱饵”暂21师一个团了。这让杜聿明始料不及！可事情还没完，杜聿明派出的援军在行进途中又被3纵8师一阻一拦，被堵在高丽城子一带被死揍。
这时，东北战场上最苦的是南满，而3纵里最苦的要属8师。
8师经常担任最艰巨的任务。这次打援，山上的泥土冻得跟石头一样硬，没法挖工事，战士们只好把雪堆起来，浇上水，一会儿就冻得像钢筋混凝土一样硬。人就在那里蹲着，班长每过几分钟就得喊上一阵：“起来！起来！”不然的话，睡着了就会冻死。睡眠不足，营养不良，是冻死冻伤的重要原因。吃也是难题。窝窝头一送到山上，就变成了冰砣，战士们不得不用枪托砸碎了吃，有的连队揭不开锅，只好在雪地里找些老乡来不及收割的玉米棒子，煮玉米粒子吃。若是在战斗中受了伤，连伤带冻则更危险。许多人是负伤后冻死的。8师在这样艰苦环境下与杜聿明的援军苦战，死死地扭住敌军往死里打。
7师和9师马上就回过头赶来了，和8师又一起“并肩作战”，一口就吃掉了杜聿明的91师272团。
这第91师可不是什么“诱饵师”！一个团又被3纵吞掉了。杜聿明大吃了一惊，慌忙又抽调临江的22师北上。这被包围的91师眼看就要被包了“饺子”，等不住援军就手忙脚乱，惊慌失措了。3纵向91师连着195师残部连夜发起猛攻。杜聿明的这些“常胜军”却“不适夜战”，加上地形不熟，不敢恋战，慌忙向通化逃跑。混乱中，195师副师长何世雄竟被3纵22团的一个班长撵上一枪击毙。丧讯传去，气得杜聿明大骂这个短命的副师长：“何世雄，何世雄，你真是第一号大狗熊！”
在91师和195师残部被困在通化之际，3纵悄悄飞兵南下，直追正急急“北上”的22师，在大孤山和亮子河把它的新编184团堵住，干掉了它5个营。
杜聿明亲自指挥的三下临江战斗还不如手下的败将呢，丢够了老脸。
到了3月底，松花江开始解冻，杜聿明知道北满民主联军南下松花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再次集中14个师，对南满发动了第四次进攻。此战他派副司令郑洞国去指挥。郑洞国在缅甸国打过鬼子，倒比杜聿明“精明”得多，深知此战如果张口太大，仍会被民主联军各个击破，重蹈前三次“进剿临江”的覆辙。因此，他想出了一个比主帅“更深刻”的“妙计”：决定以解通化之围为目的，调动共军，“在路上追着打”。为此，他对手下说：“通化城里有我们的195师，城围一解，195师即可出来，我们就调动了民主联军实施打击嘛。”具体如何打击，他也不明说，只是独个“藏”在肚子里。锦囊妙计，他只是到了需要时才一把“拿出来用”。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实现四保临江的战略目的，南满民主联军成立了以3纵司令员曾克林、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为正副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
韩先楚也是一员有名的虎将，他在马背上就已盘算好了一套歼敌方案，一进作战室，便对曾克林说：“老曾，断敌十指不如伤其一指，我已经看准了杜聿明的一根手指头。”
曾克林一笑，说道：“老韩，你是不是瞅上了石觉的13军89师？”
韩先楚大声叫道：“哈！你也看准它了！”
他一抬头，墙上的作战地图上，曾克林已画了好多好多的箭头，全是指向89师的呢。
这89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军，参加过远征军入缅作战，来到东北后，在山海关与山东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打过几仗，先败后胜。这次初来辽东，还没尝到3纵4纵的厉害。师长张校堂又年轻气盛，一路长驱直入，毫不在乎。战斗打响后，曾克林和韩先楚尽管兵力占优势，却故意示弱，派出小部兵力与他“撞上”，一交火就迅速后退，几乎是“不堪一击”，张师长开始还以为遇上了土八路，令全师疯狂追赶，张师长的战法是从土八路就能挖出“南满主力”，全师一直追到红石砬子山谷。张师长才恍然大悟：“南满哪有什么共军主力呀？全是土八路。百无一用是书生，国防部这伙书生胆子真小呀！哈哈！”孰不知，就在他这“哈哈”声中，全师掉入了3纵、4纵布好的三角形“大口袋”里。
身经百战的张师长还浑然不知，下令：“美美地睡一觉，天亮后向三源浦进攻。”就在这美美的睡梦中，枪声劈里啪啦地响起来了，手下的将士们穿着裤衩一“接触”，一直“溃退”的“土八路”突然变成了共军主力，坚不可摧了。张师长这才发慌了，赶紧求救，结果后续的54师162团急急跑来救援，也跟着掉入了“口袋”。
4月3日，3纵对钻进口袋内的89师和54师一部展开攻击，战斗持续一天，89师和54师的162团全部被歼，张校堂连同手下和援军7000多人当上了俘虏。而3纵与敌的伤亡比是25比1。
89师全军覆灭后，进攻临江的其他各路大军望风而逃，结果，郑洞国的“锦囊妙计”还没拿出来就“腹死囊中”了，气得大骂手下：“我的好计策全被你们这伙窝囊废搅黄了。”
南满根据地又一次转危为安。在南满四保临江时，北满部队三下江南作战，两大战役都以胜利告终，这样，东北的国共两军攻守之势易手，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3纵在四保临江作战中立下大功，部队也由两万人发展到了三四万。东北局副书记兼南满分局书记陈云来到3纵，高兴地扳着指头连说了8个“越”：
“四保临江才几个月，我们的人越打越多，武器越打越好，根据地越打越大，部队越打越坚强，取得的胜利一次比一次大。”
在四保临江后，曾克林又率领3纵参加了夏、秋、冬季攻势，打了不少的大仗、硬仗和胜仗。1948年3月，他由3纵司令员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8月间，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在哈尔滨找他谈话，罗荣桓说：“组织上决定要你去7纵队工作。”
曾克林有点惊讶：“我在辽南军区才5个月呀。”
罗政委说：“野战军准备将7纵、9纵组成一个兵团，让7纵队司令员邓华任兵团司令员，你去接替邓华司令员的职务。但现在兵团尚未组建，邓华是7纵司令员，因此你去7纵后，先担任副司令员。”
他的意思是曾克林先“降了半级”，待兵团组建后邓华担任兵团司令员时去担任7纵司令员。但曾克林去了7纵后，这个兵团却一直没建起来，结果，曾克林这一副职一直做到1949年年初，邓华也没调走。平津战役后，东北野战军组建我军第一个坦克师，2月，身为44军副军长的曾克林调任东北野战军战车师师长。几个月后，又调任去了空军混成旅当旅长。这是后话。
1948年3月，曾克林调离3纵后，与他多次并肩作战的原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接替了他的职务，出任3纵司令员。
七．曾克林挺进东北第一人
吴登峰
5月下旬，丰台区海航大院一个幽静的庭院里，我们见到了曾克林将军。曾克林将军刚刚出院没有几天，精神略显疲惫，但是当和我们谈起战争年代的故事时，他似乎又成了当年那个果断率部挺进东北的司令员。马鸿逵的一千多名骑兵尾随而至，企图趁着红军立足未稳，发动攻击。当时在吴起镇上担任保卫任务的是曾克林的警卫通信营
1935年10月19日，是曾克林将军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这天夜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陕甘红军支队，硬是凭着两条腿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行程，顺利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出征前八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到此时只剩下了几千人。
“当我们进入镇子时，透过暮色，看到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大字和工农民主的牌子时，都流下了热泪。”时任三纵队警卫通信营教导员的曾克林回忆起那激动人心的一幕时说：“离开江西根据地一年了，我们终于到家了。”
到达吴起镇的第二天清晨，马鸿逵的一千多名骑兵尾随而至，企图趁着红军立足未稳，发动攻击。情况危急！当时在吴起镇上担任保卫任务的只有曾克林的警卫通信营。主力部队一纵、二纵正在向吴起镇靠拢。远水解决不了近渴，保卫中央军委的任务就只能靠警卫通信营仅有的三个步兵连队了。“叶剑英同志向我交代任务说，现在一、二纵队还没有到，你带部队狠狠地打。”
马鸿逵的骑兵，自幼生活在马背上，他们能够一边策马飞驰，一边在马背上瞄准射击。由于速度快，他们经常轻易地撕裂对手的防线，在对手的阵地里，拔出雪亮的马刀，左劈右砍，如入无人之地。对付这样的敌人，只能在狠劲上较量。
裹着腾起的黄烟，马鸿逵的骑兵喊着号子向曾克林部队的防线冲过来。曾克林命令部队集中火力，瞄准敌人的马射击，有效地延缓了敌人的行进速度。可是，敌人还是很快突到阵地前沿。战士们亮出刺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有的战士的刺刀挑弯了，就顺手拾起敌人丢下的马刀，狠狠地向马腿砍去。马鸿逵的骑兵在曾克林部队的顽强阻击下，仓皇地丢下三百多具尸体撤退了。
战斗结束后，曾克林向毛主席和叶剑英汇报。毛主席说：“克林同志，打得好，打得好，万事大吉，万事大吉。”估计到马匪的两个骑兵师不甘心失败，一、二纵队到后，毛主席召集纵队领导开会，并将部队在吴起镇以西敌人必经的一条大川中埋伏下来，一纵在正面，二纵在左翼，果然，马匪的骑兵又来进攻，被一、二纵队打得人仰马翻，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团。
吴起镇一役，马鸿逵损兵折将，再也不敢轻易寻衅，中央红军以胜利结束了长征，并在陕北站稳了脚跟。鬼子全部落网，作恶多端的佐佐木被战士击毙在高粱地里。“这是我们复仇战役里最为漂亮的一仗”，连绵的青纱帐变成了日军绵延不断的坟场
1941年1月至1943年9月，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在冀东根据地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潘家峪，是冀东一个美丽幽静的小山村。1941年1月25日，日寇把魔掌伸向了这里无辜的人民。曾克林将军回忆说，八百多具遗体烧得无法辨认。“我们把乡亲们的遗体按男、女、老、幼分成四座大坟，并由党政军联合主持举行了公葬仪式，然后把遇难群众葬在青松翠柏之下。”从潘家峪逃出的三十多名青年，组织起“潘家峪复仇团”。复仇的火焰在人们心中燃烧……
“1941年7月12日，侦察员前来报告，潘家峪惨案的凶手佐佐木带着一百多名鬼子到了沙河驿，说要扫荡滦河以西地区。”曾克林时任八路军十二团团长，“我和十二团其他领导仔细研究了这一情况，认为目前正是‘青纱帐’期间，既然敌人送上门来了，就决不能放过他。”
7月18日拂晓，部队悄悄地出发，埋伏在甘河槽附近的高粱地里。日上三竿的时候，一队开路的伪“治安军”大摇大摆地开了过来。一个营伪军过去后，是一百八十多个鬼子，押着一百四十多辆粮车，鬼子后面跟着两个营的伪军殿后。由于前两天十二团才在甘河槽附近设伏歼灭伪军一个连，击溃伪军增援部队两个团，佐佐木以为八路军仍像往常一样，早已远走高飞了。“伪军们松松垮垮，吆吆喝喝，鬼子兵躺在大车上，悠荡着腿，哼着淫词滥调。埋伏在高粱地里的战士看着这种情景，牙咬得咯咯响。”
毫无戒备的佐佐木不知道，自己的脖子上早已被套上了绳索。“鬼子全部进入了埋伏圈，我朝天发出一声枪响，顿时我团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射击。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乱了套，人撞马，马踩人，车翻粮撒，自相践踏。”曾克林将军激动地说，“与此同时，我四连一个猛冲，击溃了伪军先头营；我五连冲向鬼子和断后的伪军结合部，像一把利斧把敌人劈成两截儿。开路的和断后的伪军见我军来势汹汹，便丢下鬼子四散逃命了。我军的作战意图本来就是‘击溃伪军、全歼日军’，所以，我四连、五连便放走伪军，回身加入围歼日寇的战斗。”
刺刀见红。战士们复仇的火焰向日军席卷而去。“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专找鬼子官拼杀格斗。“有个沧州籍的战士，一口气挑了七八个鬼子。当他看到一个小同志被几个鬼子逼得步步后退，便纵身一跳，站在鬼子的身后，猛吼一声，手起刀落把鬼子劈成两半。另外几个鬼子吓得转身就跑。”
战斗很快结束，鬼子全部落网，作恶多端的佐佐木被战士击毙在高粱地里。“这是我们复仇战役里最为漂亮的一仗，给滦河西岸的鬼子极大的震撼。我军乘胜扩大战果，连克油炸、石梯子等十三处据点。”
到七月底，曾克林率部出战五十余次，毙伤日军六百多名，伪军一千一百多名。冀东平原成了日军的苦海，连绵的青纱帐变成了日军绵延不断的坟场。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的战斗，以胜利告终。借助苏军的两门山炮攻陷“天下第一关”，挺进东北的道路打通了
1945年8月25日，曾克林奉命率部挺进东北。虽然当时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但并没有放下武器，许多日伪军仍完整地保持着建制和指挥，固守据点，拒绝向八路军投降。仅山海关一地，就驻扎着日军战斗部队600多人，伪军以及警察部队数千人。为了迅速挺进东北，曾克林率领部队避开山海关，绕道九门口，迅速向锦州、沈阳挺进。
山海关像一根鱼刺，卡在了曾克林部和后续部队之间。攻打山海关，可以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使曾克林部避免孤军深入。但是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城高池深，易守难攻，若无重型火力支援，势将与敌人成胶着状态，从而延缓部队挺进东北的速度。打还是不打，对于曾克林来说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
机遇来了！曾克林派出的先头部队报告说，一支苏军小分队携带着两门火炮，从林西、赤峰方向开往山海关。火炮，正是曾克林迫切需要的。虽然只有两门，但是已经足以给早成为惊弓之鸟的日伪军敲响丧钟。曾克林决定杀个回马枪。
时值中秋，天气闷热。战士们顶着烈日，疾速行军四十里。“下午五点左右，部队开到山海关东山坡，各团按照指定位置，从东、南、北三面把山海关包围起来，并积极制作软梯，擦拭武器，做攻城准备，等待攻击命令。”
曾克林透过望远镜，看到山海关城门紧闭，
城墙周围，遍布着堡垒和各种防御工事，城垛口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敌军士兵。显然，日伪军准备以武拒降。“敌人两次拒降后，我按照事先制定的作战部署，于下午五点向部队下达了总攻命令，战斗开始了。”曾克林命令十八团以“天下第一关”城楼为主攻目标，十二团以火车站、桥梁厂为主攻目标，两面夹击敌人。
“攻城开始，苏军与十八团集中所有重型火力，封锁敌人制高点，压制敌人火力。敌人的炮弹给冲锋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我指挥部队马上调整火力，打得城墙砖石飞溅，城墙内外，火光冲天。”十八团的战士竖起软梯，边爬边顺着城垛口猛投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嚣张一时的日军，顿时陷于混乱，纷纷逃跑。苏军用战防炮将城门轰开，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进入山海关。日军的防线崩溃了，曾克林盼望已久的红旗终于飘荡在山海关的城楼上。
“多年来被日伪军奴役的山海关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虽然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提着开水，举着食物，舞着旗帜涌向大街，为我攻城部队助战。”曾克林将军至今难忘英勇无畏的山海关人民支援部队作战的场景。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的战斗，以胜利告终。“许多从东北失业回关里的工人，路过山海关也不走了，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曾克林将军兴奋地说。部队过了锦州后，就与冀热辽李运昌司令员失去了联系。此时东北的局势，如同一盘混乱棋局。无意间，曾克林下活了这盘“乱棋”
英雄总是能够抓住乱世中的机遇，改写历史。此时东北的局势，如同一盘混乱棋局。驻扎在东北的苏军与国民党、苏军与我军、我军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胶着在一起。由于通信受阻，一方面党中央无法判定苏军对我军进入东北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另一方面，没想到曾克林部进展如此迅速。
“向北防御、向南发展”还是“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成为“棋局”的一个“结”，党中央决心难下！8月29日，党中央命令挺进东北的部队“偃旗息鼓”，以地方部队的名义抢占东北的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能驻扎的中小城市，不要勉强与苏联红军做正式的接洽和联络。但是，曾克林率部坐着火车，浩浩荡荡地开进沈阳。无意间，曾克林下活了这盘“乱棋”。
“我们没有收到上级的电报指示，由于军分区电台功率小，部队过了锦州后，就与冀热辽李运昌司令员失去了联系。到了沈阳，我们只能根据党和军队的原则和利益，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了。”9月5日晨，满载着部队的列车开进了沈阳市郊。出乎意料的是，苏联同志调遣部队将火车包围起来，用冰冷的枪口迎接曾克林的到来。
“下午三点左右，我和唐凯同志第三次来到苏军卫戍司令部。这时，我们的部队已在车上停留了一天，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甚至上厕所也困难。”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以《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条约》为由，两次拒绝了曾克林率部进驻沈阳。
“此次，我们的态度很强硬，见到卡夫通时，唐凯伸出手，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比画着连声说：‘毛泽东！共产党！’”曾克林质问卡夫通，冀热辽是中国人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坚持抗日，并且一直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为什么不让中国人的军队进驻自己的土地？卡夫通哑口无言，十分尴尬。在曾克林的据理力争下，卡夫通终于同意曾克林的部队下车，进驻距离沈阳30公里的苏家屯。
当沈阳人民听到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后，被压抑了14年的民族感情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街两旁有三四万群众挥动旗子，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八路军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多人流着泪水，加入队伍一道行进……”苏军看到沈阳百姓自发地欢迎这支没有军衔的部队，所有的疑虑都打消了。卡夫通派了两个上校追上曾克林，诚恳地请曾克林率部留驻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
9月7日，在苏军的建议下，曾克林下令部队收起了八路军的臂章，换上了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徽章。两三天后，在沈阳人民的配合下，曾克林率领部队，迅速扭转了沈阳市混乱的局面，解除了沈阳一万五千名伪军、宪兵、国民党地下军的武装。随即，曾克林分兵五路，全面接管辽宁全境，获得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短短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曾克林的部队由千人发展到两万余人。更重要的是，党中央从曾克林的汇报中，了解到了苏军对我军进驻东北的态度，从而把战略的重点从“向南发展、向北防御”调整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曾克林接管沈阳，也为我军接管大城市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这就是后来电影《曾克林出关》的历史故事。
采访中，将军最爱说的是战场上的故事，从长征到抗日到决战东北……对硝烟的记忆，使大病初愈的将军又成了当年那个战场上“抽刀断水”的英雄。
八．曾克林——抢占东北“先锋官”
有人说，如果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就没有平津战役的成功，也就没有淮海战役的凯旋，以至整个中国大陆的全面解放。而拉响抢占东北战争导火索的人物，是一个9岁时就失去双亲的农家儿郎。他就是海军航空兵原司令员曾克林将军，是我党率军进驻东北的第一人，当年刘少奇同志称他是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绕过山海关，只用四小时解放“天下第一关”
这是我军与苏联红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次合作
1938年8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大队在瓦窑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手捧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的毕业证书，曾克林心潮澎湃，热血激荡。不久，组织上派他带领200多名同志到冀东北工作。
冀东北据长城，南临渤海，西控京津，东至山海关，是东北联系华北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45年，抗日战争迎来了黎明前的黑暗。1月，十二团在滦东扩大成立了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曾克林任司令。
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9日清晨，苏联百万红军兵分东、北、西三路，突破日本法西斯和伪满三千公里防线进入东北。8月10日，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了第一号大反攻的命令，所有抗日武装部队“依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期投降。……”第二天，又发布了第二号命令，指出为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现驻河北、辽宁边境的……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8月25日，十六军分区在台头营镇召开挺进东北动员大会。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十二团、十八团、朝鲜支队和分区直属队4000人，从抚宁县出发，向锦州、沈阳方向前进。
当时，山海关是临榆县的县治所在地，驻有日军600多人，伪军1000多人，还有警察大队及敌宪兵、特务等防守，且离重要港口秦皇岛敌伪据点很近。而在长城内外还有敌人的19个旅、27个讨伐队、两个骑兵团和华北伪“治安军”3个团，共有10万人。虽然日本已宣布投降，但并没有放下武器，而许多日伪军按蒋介石的“命令”仍固守据点，完整地保持着战斗力，拒绝向我军投降。
曾克林深知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失大，完成不了挺进东北的任务。于是他当即决定:避开山海关，绕道九门口，速向锦州、沈阳挺进。
8月28日，曾克林率军一路势如破竹，所遇敌人纷纷缴械，并占领了柳江和日伪盘踞的石门寨煤矿，截断了秦皇岛、山海关敌人的燃料基地。
这时，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送来重要情报:有一支苏联红军侦察小分队从林西、赤峰方向经柏寿、前所，向山海关奔来。曾克林接到报告激动万分，立即决定以隆重的方式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
谁知道由于语言不通，苏联红军一见面就将我们欢迎部队团团围住，并要缴械。后经苏军的蒙籍翻译才解除误会，大家互相握手亲切拥抱，共庆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给曾克林增添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我们何不来一个回马枪?”曾克林迅速将这一想法用电台报告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得到了批准。接着，曾克林和唐凯就请求苏联红军一起攻打山海关。
“我们的任务是到东北作战，山海关属于华北，我们不能去。”苏军没有同意。
“我们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配合你们作战，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主权。而山海关是我军通往东北的要道，还有日军的战斗部队没有缴械投降，不打败他们，怎么谈得上配合?”曾克林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了苏军，由我军主攻，苏军配合。
因为山海关是历史古城，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曾克林决定“先礼后兵”，先后两次向日伪军发出了“受降通牒”，均遭敌人拒绝。未完请看(北京青年报)[编辑： 孙鹏]
2
下午5点，曾克林下达了总攻命令，战斗开始。经过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了山海关。这一胜利迅速报告了晋察冀军区和党中央。1945年9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作了报道。
谈起解放山海关，86岁的曾克林将军深有感慨地说:“这是我军与苏联红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与外军的并肩战斗，非常成功，为我军进驻东北打开了大门。”
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进驻沈阳
第三次交涉，唐凯向苏军展示手臂上刺的党旗
曾克林一路先后接管了绥中、兴城、锦西和锦州。9月5日早晨，当沈阳铁西区高耸入云的烟囱映入官兵的眼帘时，车厢里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大家沉浸在进驻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的喜悦之中。
说起这段往事，曾克林将军靠在沙发上，仿佛陷入了无边的回忆。
“沈阳是8月21日由苏联红军解放的。当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八路军部队进来时，他们事先没有接到我军的照会及联系，所以就感到非常突然。当他们看到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来得这么迅速，就非常怀疑，速调部队将我们的火车包围起来，不准我们下车。” 在这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曾克林和同志们迅速作出决定:一定要争取留下来。于是，他就和张化东、刘云鹤等5名地方干部，前往苏军驻沈阳城防司令部交涉。
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一见面就十分傲慢地责问曾克林:“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曾克林一路先后接管了绥中、兴城、锦西和锦州。9月5日早晨，当沈阳铁西区高耸入云的烟囱映入官兵的眼帘时，车厢里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大家沉浸在进驻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的喜悦之中。
说起这段往事，曾克林将军靠在沙发上，仿佛陷入了无边的回忆。
“沈阳是8月21日由苏联红军解放的。当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八路军部队进来时，他们事先没有接到我军的照会及联系，所以就感到非常突然。当他们看到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来得这么迅速，就非常怀疑，速调部队将我们的火车包围起来，不准我们下车。”
在这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曾克林和同志们迅速作出决定:一定要争取留下来。于是，他就和张化东、刘云鹤等5名地方干部，前往苏军驻沈阳城防司令部交涉。
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一见面就十分傲慢地责问曾克林:“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3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维持东北秩序的。”曾克林心平气和地说。
“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高统帅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第一次交涉不了了之。
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和唐凯等同志商量。经过讨论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虽然中苏条约限制了我们的行动，但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武装，有权进驻沈阳，接管东北。况且我们有中央的二号命令，一定要和苏军力争。
然而，卡夫通仍然固执己见，蛮不讲理，坚持不让我军下车。
这时，曾克林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部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我们中苏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对我们发脾气?我们提出抗议!”
紧绷着脸的卡夫通两手一摊，耸耸肩。第二次交涉还是没有结果。
可是部队已经在车上停留一天，吃喝拉撒睡都成了难题。怎么办?下午三点，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找卡夫通交涉。
这一次，曾克林和唐凯的态度都很强硬。一见到卡夫通时，唐凯伸出手，捋起衣袖，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一边比画一边大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
曾克林据理力争:“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战斗过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
4
“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莫斯科……”
连珠炮般的质问，令卡夫通哑口无言，十分尴尬。卡夫通感到很有道理，但他又感到很为难。经过商量，最后终于同意我们下车，但要驻到离沈阳30多公里外的苏家屯。尽管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但也算是取得了初步胜利。
当日傍晚，部队接到下车命令，行动非常迅速，两千人的队伍一下子就集合得整整齐齐，实枪荷弹，威武雄壮。曾克林和唐凯牵着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八路军进入沈阳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店员、市民冲破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军的阻挠，潮水般地拥向车站、街头，三四万群众挥动着旗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不愿当亡国奴!”、“抗日胜利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十分感人。
此情此景也感动了苏军。卡夫通马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通知曾克林：“你们不是一般的队伍，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群众又夹道欢迎直到驻地，直到天亮才散去。
9月7日，苏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和各兵种军长接见并宴请了曾克林和唐凯。席间，苏军不仅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表示道歉，还换以“同志”互相称呼。经双方研究，为照顾苏军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限制的处境，八路军将对外的称呼改成东北人民自治军。这样，曾克林率领的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就取得了合法而有利的地位，并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曾克林任司令，唐凯任政委。两三天内就解除了沈阳15000多伪军、宪兵的全部武装。
苏军要我军离开沈阳，曾克林飞回延安
中央及时改变战略方向
曾克林率领的十六军分区部队进驻沈阳后，斗争形势日益严峻。驻东北的苏联红军与国民党军、苏军与我军、我军与国民党军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局面十分复杂。 5
而欧美一些不明中国国情的通讯社和国民党报刊电台，纷纷制造舆论，指责和攻击苏联政府违背《波茨坦公告》，允许中国共产党的正规军进入沈阳。美、英等国继续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苏军派人告诉曾克林和唐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热河等城市都交给国民党政府，要八路军马上离开沈阳。
曾克林和唐凯当即表示:“我们是奉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命令来的，只有接到中央的命令才能撤走，你们命令我们走是不行的。”苏联红军没有办法，就向驻长春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和远东前线最高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作了报告。
面对这种局面，曾克林内心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他深深感到经验不足，就和唐凯等一些领导同志商量:怎样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党中央何时派人来东北?关里的主力部队何时来?怎么才能和中央联系上?……可仅有的一部15瓦电台由于功率太低，无法得到上级的指示。怎么办?
“到延安去，找毛主席朱总司令去!”曾克林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可路途那么遥远，怎么去呢?此时，苏军针对东北的复杂形势，也急于找我党中央联系。曾克林的想法苏军立即表示支持。为尽快联系上，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决定派一架飞机和两名代表作为全权代表与曾克林一起前往延安。
9月14日，飞机从沈阳北陵机场起飞，当天在内蒙古西部多伦着陆加油。第二天上午，飞机越过崇山峻岭飞临延安。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陆，杨尚昆、伍修权同志亲自到机场迎接。
曾克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延安之行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分量。
抗战胜利后，苏联出兵东北，中苏条约的签订，苏军对我党我军进入东北的态度如何?而此时的中央正在酝酿决定战略方针是否将“向北防御，向南发展”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党中央迫切希望得到东北的最新情况，以确定整个战略方针的转移。曾克林的到来，对延安可谓是“雪中送炭”。
6
9月1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杨家岭会议”。会前，彭真带曾克林和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志见面，并和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刘少奇同志微笑着说：“先锋官同志，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你谈谈东北情况，越详细越好。”
会上，曾克林向中央详细汇报了和唐凯同志一起进驻接管沈阳的经过，以及东北的当前情况。
刘少奇听完汇报，一边指着地图一边打着有力的手势，说:“东北是战略要地，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们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国民党一定会抢占东北。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曾克林同志，你们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行动快，发展迅速，值得表扬。”朱总司令说：“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而后朱总司令和伍修权与苏军代表作了正式谈话，并达成协议。
会议期间，中央还以刘少奇的名义给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周副主席发了电报。最后，在刘少奇同志的主持下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少奇同志还强调指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
中央改变南下意图，将原来计划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华东的部队和干部一律改派东北；并准备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到东北；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临时东北局，由彭真同志任书记，并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由曾克林陪同，立即乘飞机到东北工作，并令在途中的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战略决策的转变是伟大的，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它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在这个转变的关键时刻，曾克林提供的重要情报坚定了中央的信心和决心，其历史贡献将永载史册!
1945年9月16日，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六位同志乘飞机离开延安，于18日到达沈阳。晚上六点，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成立。
而此时的沈阳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苏军出于外交上的需要，在曾克林去延安汇报时，把交给我军看守的一些重要工厂、军用仓库全部收回。这就使我军在东北的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难。
但中央东北局的成立，以及后来十万大军的挺进，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关键性的第一步。
九．陆海空三军都干过的唯一将军--曾克林
刘继兴
曾克林将军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他与人民军队历史上的许多“第一”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后第一个接触苏联参战部队、第一个进驻东北、第一个接收大城市的八路军高级军官是他；解放军第一个战车师师长是他；他参与组建了空军第一个航空混成旅、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海军第一个歼击师；1955年人民解放军军第一次授衔时，他是惟—一位参加过陆、海、空三大军种的将军，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也是红军出身的将军中惟—一位驾机上天、跳伞的人……
有一副挽联曾凝练地概括了曾克林将军的一生：“长征有功抗战有功解放有功挺进东北立头功延安汇报建奇功；陆军有您空军有您海军有您建设海航更有您万里海空铭记您。”
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朱德总司令先后发出了向东北进军的第一号、第二号命令，李运昌同志领导的冀热辽军区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指挥冀热辽军区一万三千多名主力部队和二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纵队进军东北。时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率两个团及朝鲜义勇军支队共4000人，会师苏军攻克山海关，捷足快进，挺进东北，成为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
曾克林一路先后接管了绥中、兴城、锦西和锦州。1945年9月5日中午，曾克林率部抵达沈阳火车站。谁知此时，曾克林却遇上了平生最尴尬的局面：他们无法下车，面对的是荷枪实弹的苏军的包围。
沈阳是1945年8月21日由苏联红军解放的。当曾克林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八路军部队进来时，苏联红军事先没有接到任何照会及联系，所以就感到非常突然。当他们看到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来得这么迅速，就非常怀疑，速调部队将曾克林部所乘的火车包围起来，不准他们下车。”
曾克林下车与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卡珍通少将交涉了两次，毫无结果。卡夫通少将的交谈中屡次提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可曾克林却从未听过这个条约。
曾克林的脾气很倔，他执意要进驻沈阳。由于电台功率太小，部队一出关就与上级失去了联络。曾克林不知道，他的行动已经与党中央的要求相左了。鉴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党中央于29日发出电报，要求八路军部队只以地方军及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不要坐火车进入大城市”，“不要勉强与（苏联）红军接治与联络”。
而曾克林却插红旗、贴标语，大事声张，坐着火车浩浩荡荡开进锦州、沈阳；他们丝毫没有隐瞒八路军的身份，反而佩带臂章，戎装整齐地进入；曾克林不但早已与苏联红军主动接洽，还与苏联红军并肩攻下了山海关，接收了东北重镇锦州。曾克林不曾想到，这一系列误打误撞，竟使他成为抗日战争后我军第一个接触苏联参战部队、第一个进驻东北、第一个接收大城市的高级军官。
曾克林也未曾想到，他的误打误撞，最终促使我党我军及时快速地开辟了东北的大好局面，为解放全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两次交涉不行，就再来第三次。下午3时，曾克林与唐凯第三次来到卡夫通的卫戍司令部。曾克林态度强硬地对卡夫通说：“沈阳是中国的国土，我们有权进驻。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
曾克林的话打动了卡夫通，赢得了其极大的同情。卡夫通终于同意曾克林的部队下车，但必须停驻到离沈阳30公里的苏家屯。
曾克林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但毕竟取得了初步胜利。傍晚时分，他下令部队下车，一律着装整齐，戴钢盔，亮刺刀，并将于弹袋换成子弹盒，每个连再配9挺轻机枪，列队通过沈阳城。他自己则与唐凯牵着马，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沈阳沸腾了。做了多年亡国奴的沈阳百姓潮水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热情挽留部队留驻沈阳。欢腾的场面使卡夫通少将震惊了。他马上改变主意派二位上校坐吉普车追上曾克林，请他们改驻在沈阳故宫小河沿一带。
第二天，苏联驻沈阳最高长官、苏联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约见了曾克林与唐凯，他向曾克林建议为避免外交麻烦，换掉曾克林部队八路军的番号，改叫东北人民自治军。
曾克林欣然同意：“好，我们讲求实际，并不在乎名份。”
回到部队后，曾克林下令取下八路军的臂章，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曾克林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短短两三天内，他就把沈阳市15000多伪军、宪兵、国民党地下军的武装全部解除。随后，部队分兵5路去辽宁各地进行接管，到10月上旬，曾克林率领的两个团、4000人的出关部队已经扩大到9个旅、7个独立团，共6万人。
9月15日，曾克林乘坐苏联驻长春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出的专机飞抵延安。曾克林的延安之行，对党中央作出“进军东北”的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少奇同志称赞曾克林同志为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就在杨家岭召开会议，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当晚，又通过电报将情况报告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据此，中央最终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临时东北局。第二天，曾克林陆同彭真、陈云、伍修权一同飞返东北。
随后，八路军、新四军十万大军海陆兼程，抢在了国民党军队前面，提前进入东北，完成了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战略要地关键性一步。此后，我军以东北为策源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依次展开，最终在3年之间完成了中国大陆的解放大业。
唯一的正军职飞行员
平津战役结束后的1949年2月，东北野战军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战车（坦克）师，组织上决定调时任第四野战军44军副军长的曾克林担任师长，保留副军级待遇。
1949年10月空军成立，朱总司令亲自找他谈话，又让他到空军工作。
就这样，曾克林告别了陆军。l年之后的初冬，一场纷扬的大雪卷过北国冰城哈尔滨。曾克林在风雪中来到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成为400多名受训者中年龄最大的学员。
曾经拿惯枪杆子的手，现在却提起了驾驶杆；曾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纵队司令，现在却成了一名普通学员。曾克林迈出的这一步并不比当年走过长征路轻松。由于没念几年书，学习飞行理论十分艰难，但他咬紧牙关，硬是啃下了飞机构造学、飞行原理、发动机、领航、战术、射击等近20门课程。飞机少，汽油缺，曾克林就利用坐汽车的机会，练习判断飞机与地面的高度和速度。他还自己动手制作了“脚蹬板”，练习飞机起飞和着陆的动作。
第二年的春天，曾克林在同期学员中第一批获准放单飞。这时的他，38岁，享受正军职待遇，是400人中惟一飞起来的“红军”学员。
许多年后，回忆起这次起飞，曾克林将军沉静地总结道：“我飞得很好！”
在空军，曾克林作为空军党委的代表，到南京组建了空军第一个航空兵混成旅。该旅下辖三个飞行团，后扩建为三个航空师。
解放一江山岛时控制了整个战区制空权
1952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海军航空兵部在北京成立，标志着海军又一个新的兵种诞生。曾克林调任航空兵部副司令员，旋即到上海组建海军航空兵的第一支部队——航一师，并兼该师师长。从此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先后担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第一航空师师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顾问、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兼党委书记。
总是创造奇迹的曾克林又在海空作战领域展现出了杰出的指挥才华，而最为典范者，便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解放一江山岛之战。一江山岛之战在解放军战史中占有特殊地位，也是国共两党的最后一场正面战争。时任海军航空兵副司令的曾克林在此战中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将军被分别任命为空军前线指挥所的正副指挥，负责空战的指挥任务。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之东南方，台州列岛北部，属东矶列岛。朝鲜战争胜利后，结束浙江沿海军事对峙局面的时机已趋成熟。解放一江山岛战斗是在1955年1月18日正式打响的。但空军和海军的飞机从1954年8月开始，就已经执行各种侦察与轰炸任务。由于解放军战机的杰出表现，实际上，在一江山岛战斗打响之前，敌人的舰艇白天已不敢外出，飞机不敢起飞。我军控制了整个战区制空权，一江山岛孤立无援。
登陆作战拉开战幕后，依然是空军、海航的战机先行。l月18日凌晨，9架杜—2轰炸机在拉—11、米格—15歼击机的护卫下凌空振翅，扑向一江山岛，刹那间，岛上敌人的通信系统、气象台、导航台及炮兵阵地灰飞烟灭，一江山岛一片火海。战斗中，敌人没有一艘军舰、一架飞机敢出来接应救援。下午14时29分，登陆部队浩浩荡荡地开上一江山岛。战斗只持续了3个小时，岛上守敌全数肃清，一举攻克了一江山岛，国民党驻军王生明部1100人死的死降的降，其中俘敌550余人，毙敌500余人。这次战役震惊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及其主子美国，从而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等岛屿，浙江沿海始告全境肃清。
十一。八路军进驻沈阳 苏军态度四变
詹洪阁
司令员李运昌在给出关部队作大反攻战斗动员报告60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当时驻河北、热河、辽宁地区的八路军李运昌部，肩负着挺进东北、解放东北的战略重任。苏军出兵东北后，冀热辽军区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同时，冀热辽军区成立了以李运昌为书记兼司令员的“东进工作委员会”和“东进指挥部”，由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军分区组成三路挺进部队。首批挺进东北部队约1.3万人，地方干部2500余人。东路第十六军分区率先进驻了沈阳。
苏军不让下火车
1945年8月，我军对日大反攻时，东路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第十二团、十八团、朝鲜支队、临抚昌支队，共约4000人，由曾克林、唐凯率领挺进东北，先后歼灭山海关、锦州的日伪军，进驻锦州后，部队向沈阳进发。
1945年9月5日，十六军分区司令部率领十二团、朝鲜支队2000余人，乘火车迅速进入沈阳。我军突然出现在沈阳，影响很大，苏军感到很意外。对我军来得如此迅速十分怀疑。开始，苏军不准我军下车。
同意驻军苏家屯
曾克林回到火车上，与唐凯研究了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有中央二号命令作根据，一定要和苏军据理力争，困难再大也要进驻沈阳。曾克林等第二次找卡夫东交涉，但卡夫东仍坚持不让我军下车。
1945年9月5日下午3时，曾克林、唐凯第三次来到苏军卫戍司令部交涉。这次，曾克林、唐凯态度很坚决。他们一见到卡夫东，唐凯便伸出胳膊，指着参加革命后在手臂上刺着的镰刀、斧头、五角星标志，连声说道：“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这时，态度和气、为人老练的政治副司令格拉辛科走了出来，他和卡夫东耳语商量，最后表示同意我军下车，但要驻扎到距离沈阳市区南部近20公里外的苏家屯去。
同意驻军小河沿
当天傍晚，部队接到下车命令，2000多人迅速集合得整整齐齐，干部、战士身着清一色黄军服，战士每人一顶钢盔，带着子弹盒，步枪都上了刺刀，每连9挺机枪，我军队伍威武雄壮。
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市民，冲破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反动势力的阻挠，自动涌上街头欢迎我军，广场、街道两旁聚满了人群。当部队排成四路纵队，高唱《八路军进行曲》等歌曲，沿大街行进时，沿途群众高呼口号：“不当亡国奴！”“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成千上万的群众与队伍前呼后拥，并肩而行，像举行庆祝胜利解放的大游行。苏军用两辆装甲车为部队前导、护送。看到这么多老百姓自发欢迎中国军队，苏军十分震惊。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立即改变了原先态度，派出两名上校，乘坐吉普车前来追赶队伍。追上我军队伍后，苏军上校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市区故宫东南的小河沿吧。”于是，部队又迈着整齐步伐，高唱歌曲，向小河沿驻地进发。苏军“认下”八路军。
1945年9月6日，十六军分区司令部搬进原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政治部搬进原日本宪兵司令部；部队仍驻扎小河沿。于是，我军力排万难总算站住脚跟。当天，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副司令格拉辛科，派人邀请唐凯到苏军司令部会谈。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唐凯一一回答了苏军提出的问题。
曾克林、唐凯到了苏军司令部后，经介绍，知道他们是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最先打击日本关东军、攻击沈阳的前苏联近卫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柯上将；军事委员杜曼宁中将，是驻沈阳苏军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和曾克林、唐凯亲切会见、交谈。当时，驻沈阳苏军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军长、军事委员们均在座。克拉夫钦柯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的限制。”
唐凯说：“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斗争，所以才来得这么快。蒋介石消极抗战，躲在大后方，他们是不能这么快到这里的。”他们还向苏军讲述了延安最高统帅部发布的第一、第二号命令精神。当唐凯念到“为配合苏军有效地消灭日本关东军、伪满军反攻东北，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时，克拉夫钦柯、图马尼扬等各军负责人都十分高兴。克拉夫钦柯说：“我们不叫你们将军了，称你们为同志。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成立“卫戍司令部”
接着，就今后我军和苏军如何配合，肃清各地敌伪武装势力，双方进行了深入会谈。会谈后，我军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曾克林任司令，唐凯任政委，张化东任副司令，汤从列任政治部主任，并发布安民告示。
1945年9月30日，党中央正式下达命令，进入东北的我军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番号。苏军也通知驻东北各地的部队，凡佩戴有“东北人民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以在各地自由活动，不受限制。
冀热辽部队自1945年8月中下旬进入热河、东北后，至11月底，共解除伪满军3个旅、两个团，60个市、县的伪满警察大队，共计约4万人的武装，以及日本关东军残余5000余人，对我军继续挺进东北，开创东北局面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曾克林开辟滦东的前前后后
一九四一年冬。冀东面临的形势分外严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为了确保华北，开始对冀东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清剿”。为了改变“四面环敌，孤悬敌后”的不利局面。中共冀东区党分委要求所属各部在·恢复被“蚕食”区和巩固原有根据地的同时，实施“敌进我进”策略。调集主力部队和大批地方干部，向敌占区挺进，创造新的游击区。曾克林率领冀东八路军主力一部迅速向东渡过滦河，在长城内外、铁道南北、海上陆地、山区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连续拔除多个敌伪据点，摧毁多个敌伪组织，配合地方干部建党建政，开创和建立了滦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并把滦东地区建设成向东北挺进的前沿阵地，为在解放战争中我党我军夺取东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开创滦东游击区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作出了在冀东地区开展抗l：l游击战争的决定。一九三八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人民发动了“冀东工农武装抗日大暴动”，地处滦东的昌黎、卢龙、抚宁和青龙县人民投入了这一伟大抗日爱国武装斗争。
滦东地区地形复杂，形势险要，南部平原物产丰富，北部山区重峦叠障，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优越条件。更有勤劳勇敢的人民群众，富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经过声势浩大的抗日大暴动，播下了反抗日军侵略的种子，人民向往八路军，盼望八路军再来。
冀东抗日根据地经过一九四。年以来的大发展，已经向南威胁北宁铁路和日军视为“重要国防资源所在地”的唐山，向西威胁华北日军基地平津两市，向北插入伪满洲国，危及日本的所谓“国防第一线”。因而，华北日军一九四一年的“肃正作战”，首先从围攻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始，并。一直把其作为华北日军“治强”、“扫荡”的重点地区之一。
滦河东是敌人后方的后方，我军前方的前方，又是水陆交通要道。滦河又是敌人的天然屏障，设置了严密的封锁线，筑有堡垒多处，所以敌人残酷地统治了四年，开辟这个地区要比当初开辟滦西刚难得多。
一九四二年八月，中共晋察冀十三地委(冀东地委)为开展滦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关于(滦)河东工作决定”，并相继派出以高敬之为书记，李焕章、田丰、张福德为成员的滦东工作团，东渡滦河，开展抗日游击战，在卢龙、抚宁北部山区开辟出了小块根据地。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开辟滦东军事力量，打击敌伪，把滦东建设成为我军挺进东北的前沿阵地，对于冀东区党分委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全局发展的大事。冀东军分区决定选派曾克林率部出征滦东。原军分区参谋长、时任十二团团长的曾克林是一位老红军干部，以英勇善战而闻名全军。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的第二天，他在叶剑英的指挥下，率领三个连打垮了尾随追击的1000多马家军骑兵，并歼敌300人。对于此战，毛主席赞叹不已，高兴地说：克林同志，打得好，打得好。一九三八年曾克林带领200多人的八路军主力参加冀东大暴动，并且成为暴动的中坚力量。他率领的十二团是冀东军分区的主力部队，营以上干部大多是老红军，很有战斗力。十二团前身是以冀东暴动队伍组建的八路军第4纵队苏陈支队，一九四。年7月改称晋察冀军区冀东分区十二团，成为冀东地区的第一支主力部队，到了一九四。年底十二团发展到2000多人马。
一九四二年八月，曾克林派出十二团第一营作为突击部队，东渡滦河武装开辟滦东。在部队过滦东前，敌人又集中日伪军13000人，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对滦河西的迁安、卢龙、滦县、丰润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为粉碎“扫荡”，根据上级指示，曾克林决定全团分散活动：二营的两个连队在丰滦迁中心区：其余两个连进至都山、平泉地区；曾克林带领团直到都山以南地区活动；一营渡过滦河，向东发展。
八月初的一天，第十二团一营作为突击组，在营长欧阳波平、总支书记杨春垠的带领下，越过敌人在青龙河上的层层封锁线，像一把刀子插到昌黎、卢龙、抚宁东山以西地区，随一营过间的还有龚发田游击队。八月十八日清晨，接侦察员报告，日本关东军原田中队从长城口奔迁安、建昌之间的彭家洼来了。欧阳波平等立即率领一营隐蔽在彭家洼南山上。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一营猛烈开火，敌人拼命抵抗。号称“常胜军”的鬼子中队非常凶残、狡猾，且武器装备精良。一营的干部战士发扬敢冲敢打、不怕牺牲的精神，冲上去和鬼子拼刺刀。经过三个小时激战，胜利结束战斗。缴获1挺重机枪、1门小钢炮、6挺机关枪和几十支长短枪。首战千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扩大了我军的影响。第一次彭家洼战斗后，一营接着又挺进抚宁，北出长城，进入青龙、建昌、凌源地区，先后四次较大战斗，击溃日伪军800余人的阻击。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为我军大部队的进入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接到一营东进情况报告后，曾克林决定，进一步加快开辟滦河东岸的速度，率领团部和二营、三营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全部渡过滦河。部队过河不久，曾克林和高敬之、曾辉、周家美等同志在西牛山开会，被敌人发现后，团部和部队便转移到建昌营东南的火贤庄。不久，又为敌所侦知，日军从建昌、迁安县城、大横河、包各庄出去四路兵马，向十二团扑来。面对强敌，曾克林迅速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在大贤庄摆开战场，与前来“扫荡”的建昌日军山本中队激战，把这个中队的日军全部歼灭，缴获轻重机枪3挺、长短枪20支。之后，又把迁安来的敌人击溃。接着，曾克林率部甩开大横河、包各庄的两路敌人，安全转移。由于彭家洼、大贤庄两次战斗，打的都是日军精锐部队，大大振奋了民心，鼓舞了斗志，更进一步扩大了我军在滦东的影响，使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为开辟滦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力量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为了拓展游击区向东北方向发展空间。曾克林组织武装力量向口外突破。一九四三年六月，曾克林带领滦东八路军1000余人马，从抚宁小河峪、龙潭、猩猩峪一带出发，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包围了青龙县南部的龙王庙、木头凳的敌伪据点，连续七八天的战斗，攻下大小据点多处，有力扣‘击了长城以北50里内的日伪军。此后，曾克林多次派出武装力量，掩护地方干部活动，不断开辟新区，分别在青龙、建昌、抚宁设立了5个交通站，建立起了以青龙为通道，连接华北与东北地区的300'~的交通线。
根据“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曾克林率领十二团一面打仗，一面同地方干部一起，广泛向人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大力揭露敌人的罪行，同时用军事斗争的胜利，配合地方建党建政。我地方干部迅速在400多个村庄建立了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建立了临抚昌和迁卢抚昌两个联合县办事处。一九四二年冬，迁卢抚昌成立了九个区，临抚昌也开辟了抚宁东山以西、洋河以东地区。在新开辟的地区，逐步建立了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滦东地区长期被日伪统治的局面初步打开。
保卫抗日根据地
曾克林率领十二团由基本区开赴滦东以后，积极进行外线作战，广泛开展游击战，用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推进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工作。由此，滦东抗日工作和地方工作有了迅速发展，滦东抗日斗争局面出现了新变化，农村建成抗日游击根据地，包围着少数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据点。
抗日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日伪的极大恐慌。从一九四三年春季开始，日伪从界岭口外向口里进犯，在临榆、抚宁、青龙沿长城线一带，实行残酷的“集家并村”和“三光政策”。仅一九四三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日伪先后六次出动数千至上万兵力对滦东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以“长途奔袭”、“分进合围”战术，实行“分区扫荡”。
一九四三年夏季，鉴于敌人在滦东修筑许多据点和碉堡，在各县还成立了所谓“县自卫队”、“清剿队”和“反共自卫团”，曾克林率领十二团，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填沟壕、炸碉鲣，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并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战术原则，灵活歼敌，用战斗保卫基本区，巩固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六月，曾克林率领十二团在卢龙后官地伏击了鬼子运输队。曾克林派第二营在后官地伏击，其它部队阻击可能出现的援敌。山于后宫地位处交通要道，战斗打响后敌人可能迅速增援，曾克林要求部队速战速决，不要拖泥带水，一定要以歼敌为，避免打成击溃战。二营把五、六连作为这次伏击的主力，五连埋伏在公路两侧居民院中，六连埋伏在村东端十字路品侧，从正面阻击敌人。敌人钻进包围圈后，营对敌发起攻击，顿时，手榴弹和子弹从两侧和正面飞向公路。接着，五连从隐蔽的院落里一跃而起，端着用晃晃的刺刀冲向敌人。二营经过几次冲锋和殊死搏斗，消灭108个鬼子，缴获敌人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于步枪近百支。在交通要道上，不到两个小时就歼灭了一个中队日军，充分显示了我军的威风，狠狠扣‘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一九四三年七月，曾克林等十二团领导按照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要求，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对部队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取消了营的编制，变为小团。十二团抽出四连和二连，与地方武装合编组建的七区队和八区队，在发展和巩固滦东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曾克林带领十二团冈部和特务连及三连、五连在抚宁曹西庄一带宿营。上午，敌人的三辆坦克和两辆卡车向村里开来，情况十分危急，在村外的十二团副参谋长杨树元及连长牧野，带领部队与卡车上的敌人交上了火。但三辆坦克横冲直撞，冲进r村庄。这时，村里面只有一个特务连。曾克林正和团里的几位领导研究部署春季攻势问题，在听到消息后，当即指挥部队进行反击。他命令特务连，利用村中的有利地形设置障碍，先阻滞其推进速度，同时组织反坦克小组，迅速将其消灭。特务连指战员发挥勇敢顽强的精神，用掷弹筒轰，用手榴弹炸，跳到坦克上打，连续炸毁了两辆。另‘辆见势不妙，狼狈逃窜。三连、五连战士勇猛追击歼灭敌人30名，烧毁了两辆卡车。这是冀东部队首次打掉敌人坦克。战斗的胜利，使根据地人民欢欣鼓舞，为此，晋察冀军区通令表彰了十二团。
柳河圈地处卢龙，周围群山环抱，是冀东十二地委和专署机关所在地。这里不仅是我军的指挥中心，而且是我军后勤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军有计划地对柳河圈进行合围。抚宁、卢龙、昌黎、唐山等地日军共约3000人，兵分九路向十二团合击，妄图一举歼灭这支滦东八路军主力。根据情报，曾克林判断出敌人的企图后，当即决定主力不与敌人恋战，迅速撤退。同时，趁敌尚未形成合围之际，由高敬之带领党政机关及群众转移，十二团特务连进行掩护。特务连巧妙地利用地形阻击敌人一天一夜，歼敌150多人。最后，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利用黑夜安全突围。
一九四五年一月，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由于滦东根据地的扩大和抗日队伍的发展，上级决定在滦东地区，以十二团为基础，扩大成立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由曾克林任司令员，徐志任政委。分区下辖十二团和十八团，以及卢抚昌和临抚昌两个县支队，部队活动的范围为迁安、卢龙、抚宁、临榆等四个县和口外的青龙、绥中、建昌、兴城、朝阳、凌源等地。
经过三年多的游击战争，滦东游击根据地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开辟和建立了东至辽宁朝阳，南到昌黎渤海边，西到抚宁洋河，北到青龙、建昌，南北长达600多里的根据地。原冀热边区第三行署专员高敬之在回忆中说，军队对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巩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滦东的地方武装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这主要是曾克林领导的十二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打响出关第一仗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国各解放区军民发出号召：对日寇进行最后一战。八月十一曰，朱德总司令向全国人民武装发出命令：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冀热辽军区任务是进军东北。根据军区部署，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副政委带领导十六军区部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由作为冀热辽军区的东路军向锦州和沈阳方向前进。
部队直达山海关以北40里处的前所车站后，拔除了当地的敌军据点。部队占领前所后，原定的任务是迅速向锦州、沈阳出发。当了解到山海关至沈阳的铁路可以通行，山海关的敌人较少，只有日军600人，伪军一二千人，已是惊弓之鸟这个情况，曾克林和唐凯认为部队有把握拿下山海关，决定调动部队攻打山海关。曾克林把下属的各个部队主要领导召集起来，一起仔细分析研究如何行动。曾克林特别指出：控制山海关极为重要，可以为我们先头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又能保证后续部队进入东北，部队可以利用铁路交通，加快速度。
当时，十六分区的队伍已与苏军一个小分队会师，这个分队人数虽然少，但装备精良，有重炮和汽车，曾克林派联络参谋与他们沟通，要求他们配合攻打山海关。经苏军上级同意，苏军小分队配合八路军攻取山海关。中苏两军领导一起商定，中苏两军派出一个小组，乘坐一个吉普车，前往山海关与日军谈判。日军强调：山海关不归“满洲国”管，他们奉上峰命令，要向蒋介石的中央军投降。在劝降未果的情况下，曾克林命令所属部队开始攻击。第十八团以“天下第一关”城楼为主攻目标，第十二团以火车站、桥梁厂为主攻目标，两面夹击敌人。苏军部队长带领所属小分队，紧密配合。分区直属队等进入隐蔽集结地，作为预备队，待命投入战斗。
经过四个小时激战，到晚9时，战斗胜利结束，共击毙和生俘日军200多人，打死打伤伪军数十人，生俘伪军警1000多人。同时，收缴长短枪3000多支，迫击炮、掷弹筒50多门，各种机枪70多挺，子弹10万发，还有其它大批军用物资。沦陷十三年之久的华北军事要塞山海关终于被光复，重新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战斗结束之后，曾克林按照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指示，把山海关移交给军分区副司令李道之、政委徐志带领的第二梯队后，吸收2500多人参加部队，乘坐列车向沈阳进发。九月五日顺利到达东北最大城市沈阳。九月十四日，曾克林偕同苏联红军代表，从沈阳乘坐飞机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当即做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曾克林率部在向沈阳进军的途中，在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地留下一批指战员和随军地方干部，摧毁伪政权，建立地方人民政府。
解放山海关，是第十六军分区部队进军东北，与苏军团结合作共同作战的第一仗。初战告捷，意义重大。首先，扩大了出关部队的影响，为下一步进军沈阳，收复东北，创造了良好条件。其次，山海关的光复，打通了通往东北的大门，为后来从各个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入关扫除了障碍。特别是，能够充分发挥北宁铁路这一交通优势，加快进军速度。再次，攻占山海关，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为我军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赢得了先机。自八月三十日占领山海关后，我军严密布防，监视秦皇岛及渤海湾之敌，迟滞了国民党军队从山海关进攻东北的时间。
十三。复仇
曾克林
英雄的潘家峪
潘家峪是冀东丰润县城北一个美丽的山村。南山松柏青翠，北山果树成林，葡萄藤掩盖着西山。清澈的山涧流水，滋润着肥沃的土地。这里居住着二百多户人家，一千七百多勤劳而勇敢的人民。早在抗战以前，贫雇农就对大地主潘惠林进行过抗债、抗租斗争。一九三八年，冀东工农抗日大暴动后，潘家峪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合理负担，青年人组织起报国队(民兵)，老人、妇女、儿童，也都参加了各种抗日组织，抗日工作立时红火起来。从此，我后方机关和军队，常驻这里。特别是我们十二团，打完仗，总愿来这里休整。天长日久，战士们到了潘家峪，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乡。十二团有个警卫员，名叫李文举，住在潘泽生老伯家里养玻老大娘为了对付日本鬼子，给他取名潘光海。一次，敌人来“清乡”，对全村人鞭抽棍打，要他们说出谁是八路军，但始终没有一个人吐实。敌人无可奈何，抓走八个青年，其中就有李文举。潘泽生老伯一见，一步也不肯离开李文举，一直跟到了坡城据点。最后，花了四百多块钱，把李文举等人赎了回来。军民真比一家人还亲。
一天傍晚，敌人包围了潘家峪。为我们保存着大批被服、装具的潘国林，躲藏不及，被敌人捉祝敌人强迫他带路搜寻我掩藏的物资。潘国林宁死不屈，趁敌不防跳入井中。结果因天旱水浅，没淹死，又被敌人捞了上来。最后，他把敌人领到一个火石洞口(当地人采掘火石的山洞)，说：“这里面就有，不怕死就进去吧!”日本鬼子和汉奸担心洞里设有埋伏，不敢进去，强迫他先进去。潘国林正盼着这一步，进去后再也不出来了。敌人在洞外喊：“不出来，死啦死啦!”他在洞里骂：“怕死不是中国人。龟孙子，有种你进来。”日本鬼子说：“你的出来，皇军大大有赏。”他回答：“留着你的臭钱给自己买棺材吧!”鬼子恼羞成怒，向洞里又打枪又扔手榴弹。潘国林还是大骂不止。敌人用绳子拴住一个汉奸，进洞去捉潘国林。进来的汉奸，被他一顿石头砸得头破血流，嚎叫着被拉了出去。进一个，砸一个。一连打伤了三个汉奸，日本鬼子兽性大发，点着几捆柴草塞进洞里。在浓烟烈火中，仍不断传来潘国林愤怒的痛骂声……
疾风知劲草，潘家峪人民在对敌斗争中，可歌可泣的事迹是说不完的。一九三九年，日寇在潘家峪周围的王官营、徐庄子、火石营等村安下了据点，强迫周围村庄实行保甲制，大肆征粮派款。潘家峪人民拒不执行，从未给敌人交过一粒粮，并且积极展开了“破交”、坚壁清野、麻雀战、地雷战。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底，潘家峪人民先后配合部队进行过无数次的战斗。日寇对潘家峪的人民恨入骨髓，两年内到村里烧杀、抢劫一百多次。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全村老幼妇孺，决然转移到山上居住，只留下青壮年和民兵，继续在村里坚持斗争。一提起潘家峪，十二团的战士们便自豪地说：“我们的潘家峪!英雄的潘家峪!”
血海深仇
一九四一年的春节来临了。
正当人们盼望着能回家过个团圆年的时候，全家搬到敌人据点的地主潘惠林，忽然给他胞弟来了信。信上说，经过他送礼、说情，日本人答应春节期间不再“扫荡”潘家峪，叫大家只管安心回家过年。潘惠林的弟弟，首先搬回了家。开始，人们还警惕着这可能是圈套。可是，一天、两天、三天，都平安地过去了。于是，人们便认为潘惠林也许不至于把自己的胞弟往火坑里推，就陆续回到村里。人们哪里知道，丧尽天良的潘惠林，正遵照其日本主子的命令，用他的胞弟当钓饵，要把全村人一起送上死路。
一月二十五日的拂晓，潘家峪被来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卢龙、遵化等十六个据点的三千多日寇和一千多伪军团团包围了。日本鬼子弹上膛、刀出鞘，把没有逃出去的一千四百多男女老幼，驱赶到村西积满冰雪的大坑里。坑沿上站满了寇兵，乌黑的机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这时候，一个约四十来岁的日本鬼子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满脸络腮胡子，呲着金牙，腰挎一把蓝穗战刀。这就是被冀东人民称为“火神鬼”的杀人魔王佐佐木。他两只眼狞视着人群，迫不及待地一次又一次吼叫着：“谁是八路？谁是共产党?快快讲出来!”人们肩并肩站在一起，昂首挺胸，紧握拳头，眼睛里闪射着仇恨的光。“不说，统统地死啦死啦！佐佐木兽性大发，“铮”一声拔出战刀，络腮胡子也竖了起来。
沉默、沉默。人们用沉默回答着野兽的咆哮。
老牌铁杆汉奸凌以忠，见他主子下不了台， 摇头摆尾地讨好说：“太君息怒，小人来问。”可是尽管他怎么问，人们回答他的只是一阵嗤鼻声、吐痰声和无限鄙视的目光。
佐佐木深知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于是他又命令喽罗们，在潘惠林的大院里，堆起洒上煤油的柴草；四周房子上、大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兽兵。从大坑到潘家大院，沿途刀枪林立，鬼子兵一个挨一个布作一条胡同。他们杀气腾腾，凶恶万状。
一切布置就绪，鬼子兵们便拳打脚踢驱使群众向潘家大院走去。潘国清的小孙女，看到两边都是凶恶的敌人，吓得一边哭，一边向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嚓”一刀，孩子被砍倒了。潘国清老汉见心爱的孙女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日本鬼子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一千多人一齐怒吼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能抵挡得住这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一场厮打过后，一部分人当场被害，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
大屠杀开始了。随着佐佐木的吼叫，子弹从房子上、院墙上、大门口，一齐射进院子；手榴弹、硫磺弹，冰雹般的落进拥挤的人群；那浇了煤油的柴草，浓烟滚滚，烈火钻天。潘家峪一千多善良的群众，被铁和火紧紧包围着，被死亡紧紧包围着……
英雄的潘家峪人民，并没有求饶。他们在万恶的敌人面前，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
五十多岁的潘国生老汉，脱去着火的衣服，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带头冲向大门。他猛扑向一个端着机枪扫射的日本鬼子，夺过机枪，抡起枪托就猛砸下去。
院子的另一角，潘作史的妻子，带领一群宁死不屈的妇女，用石块、砖头还击日本鬼子。东墙根下，潘光林、潘福廷等人，把坚固的院墙凿开一个洞，一面用砖头瓦块还击敌人，一面向外冲去。
十几个年青人，穿过弹雨火海，钻进院子西面一间小屋时，用大缸抵住铁叶门，拿起屋里的杈筢棍棒，准备和鬼子兵死拚。
人们怒吼着，冒着弹雨，穿过大火，向大门口冲去。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跨过烈士的遗体，继续冲上去；又倒下了，再冲上去……
潘贵为了留下复仇的种子，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敌人的枪弹，挡着大火，保住了七岁的女儿。
枪声、手榴弹声继续着，大火继续着，人们的反抗继续着。大门被铁和火堵塞了；新凿开的墙洞被铁和火堵塞了。枪在响，火在烧，血在流。英雄的潘家峪，完全淹没在血泊中。大屠杀一直延续到下午七点。佐佐木唯恐留下复仇的种子，又下令把尚有一点气息的人垛成人垛，重烧一次。然后，把全村的财物抢劫一空，把所有的房屋全点上了火。在隆隆的房屋倒塌声中，强盗们狂饮着潘家峪人民手酿的酒，骑着潘家峪人民饲养的牲口，狞笑着返回据点。
敌人走后，附近村里的群众，立刻悲愤地含着眼泪前来抢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千一百多间房屋，化为灰烬；一千二百三十名同胞，惨遭杀害。虎口逃生的只有躲在院子西面小屋里的十九人、凿墙逃走的十几人和在烈士遗体保护下一息尚存的八十五人。美丽的潘家峪，已变成尸骨成堆，血流成河，一片瓦砾。
就在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之后，每根毛孔都灌满了潘家峪人民鲜血的佐佐木，胸前挂上了一枚六角银质的法西斯“勋章”。
这是血海深仇!
以血还血
潘家峪的人民并没有被征服。在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及附近村庄群众的协助下，他们把亲人的遗体掩埋在松柏常青的南山下。公祭烈士的大会上，幸免遇难的百多名青年，组成了潘家峪复仇团。他们手握枪，眼含泪，在亲人墓前发出钢铁般的誓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还!
噩耗传到我们十二团，全体指战员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活捉佐佐木，为潘家峪人民报仇”的吼声，响遍了每个角落。
事也凑巧，潘家峪惨案后的第五天，我们得悉参加潘家峪大屠杀的一股敌人，由丰润返回玉田。二营长姜士林立即率领着眼泪未干的战士们，由堤北头连夜赶到菜园庄埋伏起来。
果然，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一辆满载刽子手的卡车，驶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五连的同志们机枪、步枪一阵猛射，敌人的汽车立刻瘫痪在公路上。战士们没让活着的日本侵略军下车，一排排手榴弹又紧跟着落进车厢。紧接着，大家一气攀上汽车，一顿刺刀，便把四十多个日本鬼子全部戳死在车厢里。
冀东人民得知潘家峪人民的噩耗后，也纷纷拿起武器，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斗争。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都成了敌人的坟墓。我十二团、十三团先后在玉田刘家桥、太子沟、渠梁河、杨家套、葛庄等地，歼敌南木铁作大佐以下两千余名。紧接着，我们又和潘家峪复仇团的同志们一起，在四十里铺、双城子、弊古寺等地，成营成团地消灭了许多伪军。但是，大家对这些胜利仍感不解恨。战士们说：“冤有头、债有主，佐佐木欠下的血债，一定要他自己用血来偿还。”冀东军民时刻都在盼望着向佐佐木讨还血债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敌伪军的大量被歼，震慑了敌酋冈村宁次。一九四二年二月底，他把已调离冀东的二十七师团又调了回来，并立即纠集起伪军的残兵败将和满洲队共四万余人，从四月一日起，开始了所谓“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六月初，我军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反击。首战便消灭了上五岭伪军的一个连，吓得上五岭据点里的敌人再不敢露面。于是我们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调动敌人，予以歼灭。上五岭的敌人被围不到一个月，便断粮了。驻沙河驿的伪军第六集团司令刘化南，亲率两团伪军，押车运粮援救上五岭。行至甘河槽附近，遭我军迎头痛击，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刘化南也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第二天，侦察员报告说：“佐佐木率领一百多名日本鬼子到了沙河驿，扬言要‘扫荡’滦河以西地区。”我们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他据点都未增加兵力，又是青纱帐期间，敌人可能扬言“扫荡”滦西是虚，解救上五岭是实。同时大家也认为，不管他是真“扫荡”，还是假“扫荡”，佐佐木既然来了，我们决不能放过他。复仇团的小伙子们也参加了战斗。我们将他们配属在二营。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在松林起伏的山根下，各营开始了紧张的战斗动员。“以血还血!”“为潘家峪的同胞报仇!”的吼声，似天崩，如地裂，震撼着千山万谷。
第三天上午，佐佐木真的来了。他以伪军一个营开路，两个营和一个团部殿后，亲率一百五十多个日本鬼子居中，押着一百四十多辆大车粮食顺公路而来。以往，我们每次战斗后，总是立刻转移。这次佐佐木大概还认为我军已被他“扫荡”滦西的扬言吓跑了，或者像以往每次战斗后一样，我军早已远走高飞了。因此，他毫不戒备。伪军们一路上吆吆喝喝，鬼子兵竟躺在大车上，悠荡着两腿，嘴里哼着淫调邪曲。埋伏在甘河槽附近高粱地里的我军战士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个个咬牙切齿。我们放过了开路的伪军先头营，等鬼子兵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一声号响，全线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扫向公路。鬼子兵根本没防这一手，顷刻间，人撞马，马踩人，车翻粮撒，乱成了一窝蜂。紧接着，我四连一个猛冲就击溃了伪军的先头营。五连也同时猛扑向日本鬼子和殿后伪军的接合部，快刀斩乱麻似的把敌人切成两截。开路和殿后的伪军，被我军当头一棒打昏了，各自逃命。他们这个行动正合我意，我们因此没有追击，立刻从四面八方扑向日本鬼子。鬼子兵招架不住，仓皇爬山。我五连七班，三步并成两步，先敌抢上山头，迎面一阵手榴弹，又把鬼子赶上公路。鬼子被迫退到公路边的一个坟圈里，架起重机枪，拚命向我扫射。我们的冲锋道路被封锁了，连续几次冲击都未成功。就在这时，我一营和团部警卫连赶到了。一营立刻投入了正面攻击；警卫连、复仇团和五连的一部分，趁机插到敌人背后，把敌人团团包围起来。
总攻开始了。可是敌人的那挺重机枪，仍疯狂地向我射击。警卫连的排长李学良，绕到敌人重机枪后面，先投出一颗手榴弹，接着一个箭步蹿上去，飞起一脚踢倒了机枪射手，劈手夺过了打得通红的重机枪。就在这一刹那，一、二连和五连的战士们，一跃而起，手端刺刀，从正面潮水般地涌进了敌人的阵地，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尤其是复仇团的战士们，面对着残杀他们父母的强盗，个个火燃心头，专找敌人的军官刺杀、扭打。一霎时，刀光闪闪，鲜血飞溅，刀枪撞击之处，发出日本鬼子的惨叫。一个战士和一个日本鬼子扭打在一起，一下子把他摔出老远。可是，当鬼子兵扑向他的时候，忽见他两腿猛地一蹬，把日本鬼子蹬了个脸朝天。他趁势跳起来猛扑过去，骑在鬼子身上，一手掐住脖子，抡起拳头，捣蒜似的打一拳说一声：“血还血，命抵命!”一气把鬼子的脑袋捣得稀烂。一位沧州籍的战士，一连挑死了七八个日本鬼子，刺刀刺弯了，他顺手拣起一把战刀，又向敌人扑去。这时，一个小同志正被几个鬼子兵逼得步步后退，这个手执战刀的同志，迅速绕到一个日本鬼子背后，手起刀落，把鬼子斜劈成两截；其他鬼子兵吓得扭头就跑。他跟着一个扫堂腿又把一个鬼子兵绊了个嘴啃泥，紧接着蹿上去，脚踩鬼子的后背，两手紧握刀把，刀尖向下，狠狠地把日本鬼子钉在地上。战士们个个满头大汗，哪里有日本鬼子就扑向哪里。很多人的刺刀刺弯了，刺断了，就拣起敌人的刺刀、战刀，继续与敌人拚；敌人的刺刀、战刀又刺弯了砍断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断了，就抡起手榴弹砸敌人的脑袋，拳打、脚踢、牙咬，和敌人厮打。整个坟圈和附近的庄稼地里，到处是刀枪相击的铿锵声，到处是鬼子兵残缺不全的肢体，到处是日本鬼子的污血，到处响着鬼子兵的惨叫。
一百五十多个日本鬼子，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战斗一结束，战士们便到处寻找佐佐木。忽然，从一块谷子地里，传来了二营侦察员陈志和同志的呼声：“杀人魔王佐佐木完——蛋——了!”战士们闻声一齐拥向谷子地。只见一个满脸络腮胡子，呲着满口金牙的家伙，倒在一摊污血中，一把蓝穗战刀，暗淡无光地抛在身边，一枚六角银质的法西斯“勋章”，还挂在他那血肉模糊的胸前。这就是法西斯强盗的下场!
十四。回忆少奇同志对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
曾克林
一九四五年，当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后，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为了创建一个和平、民主的新社会，毅然到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当时，少奇同志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就在这年的九月，我从东北乘飞机到延安，向少奇同志和党中央作了一次难忘的汇报。
三十五年过去了，少奇同志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在我抗日军民八年的英勇抗战和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象春风一样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时，八路军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我军迅速行动，去接受日伪军投降。同时，命令原在冀热辽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立即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器，接管东北城市，维持社会治安。李运昌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冀东丰润县左家坞附近大王屯开会研究，决定分几路向东北进军。十三军分区向承德方向，十五军分区向赤峰方向。我和唐凯同志奉命带领第十六军分区的部队从冀东出发，向沈阳进军。一路上，我们接管了绥中，打下了山海关，解放了锦州，沿途共接管了十三个县、两个市。接着，进驻了沈阳。
当时，沈阳的局面很复杂，伪满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先遣军”，伪省长当了维持会会长，反动武装蠢蠢欲动，汉奸、土匪十分猖獗。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我们及时组织了沈阳市卫戍司令部，由我担任司令员。同时，组织新政府，由焦若愚同志任市长。及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初步控制了局面。
但是，我们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也是第一次接管这么大的城市，面前重重困难，我们深深感到力不胜任。因此，几个领导同志聚在一起，总是谈着，党中央何时派人前来？关里的主力部队何时到达？我们曾数次用电台同晋察冀军区和延安联系，但因功率低，都没联系上。为了早一天得到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冀热辽军区前委决定让我去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
九月十七日，我从沈阳北陵机场乘苏军飞机出发，十九日上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当我回到离别了八年的党中央所在地时，就象孩子投身于母亲的温暖怀抱，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幸福。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陆后，汽车把我送到王家坪，并在那里吃了午饭。
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彭真同志带我到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彭德怀、叶剑英、陈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高兴地站起来同我握手。少奇同志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可亲。当年在长征路上，我在中央警卫营工作时多次受到少奇同志的亲切教诲，今天再次见到少奇同志，感到格外亲切。我连忙走过去，向他敬了个礼，少奇同志微笑着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接着，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少奇同志首先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收缴日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维持治安，肃清土匪，建立根据地，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加强全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到来。少奇同志接着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你谈谈东北情况，越详细越好。当时，我就向少奇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我带领的部队进军东北，沿途接管各城市和进驻沈阳的经过，以及部队发展壮大的情况。在我汇报过程中，少奇同志一边抽着烟，一边静静地听，眉宇间不时流露出喜悦的表情。在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少奇同志几次插话，他指着地图说：东北是战略要地，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邻蒙古，有山区，有大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少奇同志还说：东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国民党一定不死心，会派大量军队争夺东北。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力争这个战略地区。少奇同志作着有力的手势说：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的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讲到这里，少奇同志的目光中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他指出：抗日战争开始时，毛主席就预料，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现在抗战胜利了，只要我们继续战斗下去，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少奇同志还表扬我们冀热辽军区的部队行动快，进展迅速。在我汇报结束后，中央负责同志又提出好多问题来问我。他们特别询问了东北人民的生活。少奇同志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当了亡国奴，他们的生活苦呀！朱总司令也说：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压迫，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党和人民军队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
当天晚上，我和少奇同志等中央首长一起吃了饭，席间，彭总对我说：你们首先进入东北，是有功的，希望你们以后多搞点武器和大炮。过去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没有大炮，敌人就欺侮我们。今后我们有了大炮，力量大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就守不住了。临走时，我还把随身带的手枪、子弹及望远镜留给叶总作纪念。
第二天一早，彭真同志告诉我，他和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同志马上要和我一起乘飞机到东北去。他还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已作出新的战略决策：为了加强东北的力量，完成控制东北的任务，中央决定将原来计划派到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改派到东北去，并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主力部队和几万干部到东北，同时还将派二十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加强东北的领导工作。听到党中央这一重大决定，我非常高兴和激动。
当我们回到沈阳的时候，冀热辽军区李运昌司令员和东北抗联的周保中、冯仲云等负责同志已经来了。我把情况向李运昌同志和唐凯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了都很高兴。不久，中央又陆续派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肖劲光、程子华、谭政、李立三、林枫、陶铸、刘亚楼等领导同志加强东北领导。黄克诚、吕正操、肖华、邓华、万毅等领导同志率领的主力部队也到达东北。从此，我们在党中央和彭真同志为首的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展开了接管工作。北至齐齐哈尔、佳木斯、哈尔滨，南到安东、营口、旅大，东至抚顺、吉林，西到承德、赤峰、锦州、山海关，到处都有八路军部队。同时，我们根据“七大”精神和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消灭土匪、敌伪残余势力，建立东北全区和各地民主政权。
东北人民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大批失业的产业工人踊跃参军，加上出关部队作骨干，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仅我们冀热辽军区出关的部队就扩大发展到十余万人，组建了十二个旅。到一九四五年底，各解放区的出关部队（包括抗联部队）已发展到四十余万人，东北的形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歼灭了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彻底解放了全东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回忆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情景，缅怀少奇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对东北局势作出的战略决策，我深深感到：少奇同志不仅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当年少奇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论述，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展望，是多么英明正确！今天悼念少奇同志，我们要永远学习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质，为巩固国防、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十五。白草洼战斗
1940年7月28日，日本关东军武岛骑兵中队70多人，清早从蓟县城出发，直奔盘山根据地扫荡。这个中队大多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胡子兵，武器精良,战斗经验丰富。约9时许，当其从莲花岭闯进白草洼（许家台乡田家峪村），与正在这里休整的我军相遇。
当时冀东的西部地区，正值敌人疯狂扫荡，我军为了避其锋芒，已经分散活动。这天早晨8点左右，包森、曾克林同志带着特务连、六总队以及刚从平西返回冀东的十二团两个连和200多名干部，由西面蒋福山一带转回田家峪。部队带着一夜行军的疲倦在村头集合休息，等待分配住房，做饭进餐。这时，突然接到侦察员和岗哨的报告：日本骑兵沿着山间小路从东面上来。
面对紧急情况，包森和曾克林同志当机立断，决心为冀东人民除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当即以敌人的来路为伏击线，分兵两路，迅速下山。曾克林率特务连两个排和一总队一个连上田家峪东南山，占领敌人的来路白草洼南山，负责东西两面的警戒和堵击；十二团参谋长欧阳波平和一营长杨作霖带二、三连占领白草洼北山，并向东控制舞剑台制高点；包森同志抽调特务连、十二团三连各一个排和侦察排一起控制田家峪北小山头，迎面堵击敌人。敌人的尖兵很快进到包森的指挥阵地下面，离田家峪村东面200多米，首先向我岗哨开枪。接着，我南北两山的部队见到敌人的部队已到眼前，便开始射击，把敌人压制在以白草洼为中心、长约400多米的山沟地段内。但狡猾的敌人都离开战马，利用地形向我还击。
这时，王文带着六总队一连为了打击敌人的进攻扫荡，正隐蔽在白草洼东北、舞剑台南面的一条山沟里，得知敌人被我军伏击的消息，迅速占领白草洼东山，从东面堵住敌人的退路，造成了关门打狗的有利形势。
部队在总攻击号声中从四面发起攻击。在我强大火力的攻击下，敌人大部被消灭在明沟乱石之间，少数据守在石洞里的敌人，分散坚持，使我军很难接近。下午2时，包森同志改变作战部署，令多数同志隐蔽后撤，集结于机动地位，准备打击可能增援之敌；令少数人分别包围顽抗之敌，选调特等射手封锁敌人隐蔽洞，掩护突击组用手榴弹消灭洞内敌人。至天黑，尚有两个石洞未被攻下。早已组织好的两个突击组，在夜幕和机枪火力的掩护下，顺着事先选好的路线，迅速接近敌人，把手榴弹送进注视已久的石洞里，随着几声巨响，中断了所有的枪声。
这次战斗持续十余小时,至傍晚胜利结束。70余人全部被歼灭，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50余支，战马70余匹。
白草洼战斗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在冀东西部战场首次开创了整建制地歼灭日军的光辉战例，彻底粉碎了号称“常胜军”的骗人招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作战勇气，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对根据地建设、部队的发展都起到关键作用。
十六。曹西庄歼灭日军坦克战斗
1943年12月7日，战斗在滦东地区的八路军第十二团特务连和第三连、第五连指战员在碣石山北部山区的抚宁县曹西庄一带宿营。上午10时左右，日军的3辆坦克和2辆卡车突然向曹西庄村开来。军情紧急，正在村外的十二团副参谋长杨树元和三连连长穆野立即带领部队与卡车上的日军交火。当时，日军的3辆坦克横冲直撞，不管不顾，径直开进村里。正在村内驻扎的特务连战士，在连长戴士奇、指导员胡导环率领下，发挥近战优势，跳到坦克上用掷弹筒和手榴弹进行轰击，当即炸毁日军的两辆坦克，另一辆坦克掉头就跑。随即，三连和五连指战员追击敌人，歼灭日军数十人，炸毁两辆卡车。这场战斗，不仅是滦东，而且是整个冀东的八路军部队首次与日军的坦克兵作战，并取得了胜利。战后，作战部队受到了冀东军分区和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
对这次炸毁日军两辆坦克车的战斗，白田钦太郎以《坦克部队损失惨重》为题，是这样回忆的：
大概是在1943年底冬季的时候吧，那时我所在的部队主力驻扎在抚宁县城，主要的任务就是讨伐附近地区蠢蠢欲动的共党八路的队伍。那会儿有一次，讨伐队配属了从别的兵团征借的坦克小队。这个小队我记得是一名年轻的见习士官所指挥，由三辆坦克和两辆负载燃料专用的卡车构成。
那是扫荡作战某天的事情了，那天的进攻目标是抚宁县的刘田各庄以及其附近出没的敌军主力部队。讨伐队从头天夜里大休止地点出发，分成数列纵队，向目标村落附近包围过去。各纵队间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样子，最右翼的纵队就是这个坦克小队。其左侧就是我们所属的讨伐队总部和直属的两个步兵小队以及辎重。
那天临出发前，坦克小队长请求装燃料的卡车上最好能派给他们一个分队的警备力量，但讨伐队总部也缺兵少将，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好拒绝，至今我还对那天的情形记忆犹新。
看着讨伐队总部指挥班的右翼两公里左右的纵队高扬着太阳军旗，顺利地进军直至看不见为止，我们所属的讨伐队总部的纵队，也向着目标刘田各庄突击。记得大概是下午两点，作为一起突击信号的发烟筒终于被发射了上去。那天一早开始就有强烈的东北风，使得我们无法听到右翼纵队方向的任何声音。各路纵队相继开进到了刘田各庄，果然发现了敌军主力部队在此休整的痕迹，到处是敌军突然发现我军的到来，急匆匆逃走的迹象。我们在村子的中间讨论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正在这时，右翼纵队的一辆轻型坦克从刘田各庄东面隔着一个高地距离约三公里左右的曹各庄方向急匆匆地赶了回来，“我们刚刚在曹各庄附近与敌军大部队遭遇交战！”
我们当时的紧张情形简直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