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上海

来源：上海老年报 2013-10-17 作者：周序芳 杨昊晟

张学良同上海有不解之缘。自1928年“皇姑屯事件”使老帅张作霖一命归天后，“少帅”张学良执掌东北大权，当他羽毛渐丰，便向往起白山黑水外面的精彩世界。上海作为国民政府的经济、文化中心，盖源于其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因而这一东方巴黎对崇尚享受的少帅而言，自有其非凡的吸引力。
　　据美籍学者披露，1936年初，张学良又来到上海，由刘鼎牵线安排张学良与潘汉年在上海郊外的一个餐馆进行密谈。接着，3月初张学良在洛川会见了中共代表李克农，4月9日又与周恩来见面。可以这么说，张学良在上海的日子里，改变了其一生的思想。
　　
　　遭受争议初到上海
　　
　　1925年5月30日，申城发生五卅惨案。6月13日，张学良率卫队千余人由天津南下抵沪，随即在《申报》登启事：“现值举国惶惶，群起悲愤！蒿目时艰，忧伤何已。凡有酬酢，恕不应命，并希予将此项糜费之款捐助被难人士。”
　　6月14日，他接见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直言不讳：“此种灭绝人道，不特出于本国，即出于第三国亦当主持公道。”此行，其“少帅”之美誉也开始扬名于世。
　　6月15日，他接见华侨学生会、华侨实业协进会代表，明确表态：“颇愿以个人资格，据理力争。至带兵来沪一层，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卫华人生命财产。”实际上，上海之行是张学良为奉军势力扩展到江苏铺平道路。
　　6月16日，他同意学生讲演团进入奉军驻地，又亲赴各医院慰问受伤的工人、学生。其间，他还会见外国领事，严正指出风潮能否平息关键在于是否“接受我同胞之十三款要求”，并对租界加紧戒备提出警告：“我所率军队程度颇高，租界方面亦可合作维持。”
　　他在积极开展活动后,于6月22日离沪，翌日再次在《申报》登启事：“此次学良来沪，蒙各界人士优遇，盛谊隆情，莫名感谢。顷奉镇威上将军令，刻日率部返津。匆促言别，不克一一走辞，殊深歉疚。敬效君子赠言之义，愿各界对外宗旨坚定，团体固结……”
　　张学良交游广泛，宋子文是与他最谈得来的挚友，特别是两人对日本的态度一致，故而宋子文出于舒适和安全考虑，将少帅安排在张群寓所。这段日子，张学良在宋子文、张群等高官陪同下游览十里洋场，略扫“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忧郁之气。
　　1931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下野，翌日飞抵上海。张少时体弱，曾染过肺病和伤寒，所以一旦军政大事缠身，常产生疲惫之感，这次正好趁下野之机，放松心情，在上海休养、娱乐。
　　
　　在沪戒毒饱受煎熬
　　
　　张学良起伏的人生中，亦曾有过荒唐之举。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军阀混战期间，他在河南军中染上鸦片后，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遂决定去上海戒“烟”。

　　1933年3月，张学良引咎辞职来到上海戒“烟”，“迎接”他的是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此事为“爱国杀手”王亚樵所为，他告诉前去谈判的杜月笙，这是警告使东北3000万同胞沦为奴隶的民族罪人张学良，希望他能重整军队，与日寇决一死战。
　　3月12日，他乘飞机由北平抵沪，暂住福煦路181号，后转住由杜月笙提供的法租界巨簌达路128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学良以钢铁般的意志戒“烟”。
　　每当犯毒瘾时，他全身的肉就像被开水烫后没了皮肤一样，涕泪交加，大口喘气，浑身发抖。然而，他咬紧牙关，叫卫士将自己绑在椅子上。最后由美国医生米勒给他注射戒毒针，这种针是以毒攻毒，一针下去，张学良就会昏睡3天。
　　一天，他把家人和部下叫到跟前说：“为收复失地，解救家乡父老，也为了我张学良的个人前途，我已下定决心，就是豁出一条命，也要在这里把这缠身的毒根除掉。”然后，他取出放在床边的手枪，斩钉截铁道：“无论我怎样痛苦难忍，谁也不许给我重新打针。谁这样做，我就朝他开枪。”
　　在一幢奇妙的西式楼房里，在亲友和医生的支持下，坚持20余天，张学良终于成功戒除“烟”瘾，精神振作地乘船出国。
　　张学良戒“烟”毕，人极度虚弱，杜月笙即请海上名中医陈存仁前去调理，开出的名贵药方为吉林老山人参、关东鹿茸，慢慢地使他康复。
　　
　　钟情上海置业公馆
　　
　　1935年10月底，张学良由西安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会议。12月中旬，他转道上海，逗留数日。他曾探望被软禁的杜重远，被其“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这句名言所打动。他还曾会晤东北军高级将领李杜，希望协助与中共领导人建立联系，商谈联合抗日；李杜将此事告诉寓沪的宋庆龄，后在她的帮助下，中共代表刘鼎被秘密接到西安。可以说，他的思想是在上海发生重大转变的，这也是西安事变的“源头”。
　　在上海的面晤中，杜重远向张学良提出了联共、联杨（杨虎城）、联盛（新疆的盛世才，是东北老乡，当时与苏联关系不错）的三点建议。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张学良在欧洲考察游览过程中，很欣赏欧洲各国人士敬畏自然、崇仰自然、喜欢住宅与绿化连成一体的习性。因此，他决定在他钟情的城市——上海挑选住宅。
　　在赵四小姐的陪同和建议下，张学良提出了一个购置豪宅的意见：首先要求楼前有草坪，他对自己的侍卫副官长谭海说：“一位意大利友人告诉我，凡属文化先进的国家，一般都讲究居住环境和房前有无绿地。因为绿色植物可给人带来清新的氧气，有绿地的房舍也可以让人身体健康，少染疾病。”
　　于是，谭海依着这一指示，向一家银行租借了高乃依路（皋兰路）1号，作为张学良、赵四小姐等来上海的别墅。入住之后，张赵决定购置。
　　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庭院，距当时上海繁华的霞飞路一箭之遥，旁边是树木森然、鲜花竞放、群鸟争鸣的法国公园，空气十分清新。西式小楼的门口竖立着一对呈铰链棒式的柱体，柱上筑有重叠的屋檐，显得壮丽辉煌，颇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美。该楼建于1932年，共有三层，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坐北朝南，冬暖夏凉，红瓦白墙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风姿。
　　张学良之所以一眼相中这幢洋楼，其因并不仅仅是那散发着西方文化的螺旋形楼梯和乳白色廊柱，以及房屋设计的精美，更是小楼处于浓荫覆盖的绿色之中。从洋楼的大门右拐，迎面呈现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大花园，园中大树参天，芳草如茵。更难得的是楼后有一泓蔚蓝色的湖泊，微风拂过，泛起阵阵涟漪。
　　他们入住后，赵四小姐在草坪中广植花木，其中有广玉兰、金银两桂、鸡冠和紫罗兰等，端的是群芳争艳，一派世外桃源。赵四小姐还特意在园中置一荡秋千的摇椅，今人在椅上摇荡，不禁浮想联翩，从而称之为荻园。翌年，他们干脆买下了这幢西班牙式洋楼。
　　一楼的会客厅里摆放着沙发、茶几、盆景；三楼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卧室，原来的西班牙家具早已不知去向，如今安放的是依原样复制的；卧室旁是张学良的小书房，书架上置有《圣经》、《明史》等，这显然是后人添加的，因为张学良最爱读这两部书。

（江泽宁转载，并补充注释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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