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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红军主力渡河东征时，他奉令派出本师之一二四旅，向陕北推进至宜川地区，威胁红军后方。
是年冬，蒋介石布署对陕北革命根据地新的反革命“围剿”，冯钦哉的第四十二师担任南路进攻任务，曾进攻陕北根据地之岩头村、和炭头村。战斗刚刚打了一天，“西安事变”发生，逐陆续撤回关中地区。
冯钦哉回忆说：“当时我对张杨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反对的，我认为张学良是胡闹，杨虎城是盲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坚决拥护的。所以，我自认为看清了张、杨的反蒋意图后，也暗中作了些准备，如我过去从不亲自带部队上操，这时也天天同部队一起上操了，以便随时应付事变发生。”
冯钦哉后来在监狱中所写材料中说：“1936年12月12日晨，虎臣（杨虎城）打电话给我，说，蒋介石不接受联共抗日要求，张副司令己下令扣蒋实行兵谏，要我迅速集结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当时我在电话中表示：“小张（张学良）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我说这话的意思要虎臣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学良）的主张。杨（虎城）觉察到我的意图，也没和我说什么。
冯钦哉感到扣蒋实行兵谏，这惊天举动事先不与自己商量，分明是张、杨对自己的不信任，有辱人格，十分愤怒。
冯钦哉为什么把张学良叫小张？据冯钦哉讲：张（学良）刚来陕找地方住，杨（虎城）让冯钦哉帮忙找地方，冯钦哉将自己的现住房(张学良公馆)腾出来让张（学良）住。一同去看房的时候，在公馆院子里，冯钦哉问：张副司令你看咋样？张（学良）表示很满意，并说：钦哉兄你是老同志了，以后叫我小张就行了。以后冯钦哉在官场还是叫张副司令，下来叫小张。
东北军来陕后，杨虎城让部下与东北军搞好关系，让绥署的人(也就是十七路军军部各处)陪张学良打麻将，开始故意输钱，让张高兴。打完牌回绥署可以报销。时间长了，不报了，张还约这些人，这些人赢了时，碰了，胡了，张要悔牌。这些人故意把冯钦哉约到牌场，开始悔牌冯钦哉没吭声，后来冯钦哉不干了，和张在牌桌上吵了起来，把牌推了。还说：“你把东三省一枪没放让给日本人了，你都舍得。这点钱你不舍得，我瞎好还和日本人在长城打了一仗，你的飞机大炮是捅火的。”
被众人劝开，搞的张很没面子。后来杨虎城为了缓和关系，在西大街请了一桌酒席，说是给张学良赔礼，让卫兵来叫冯钦哉，冯钦哉不去。杨虎城亲自到书院门把冯钦哉硬拉去了。
冯钦哉马上集结部队于大荔一带，并召集团长以上军事人员会议，他说：扣押蒋介石“是背叛党国，背叛领袖，勾结共产党作乱造反”。但究竟如何对策，尚无一致意见。
冯钦哉是一个讲封建迷信的人，找了一个观星的术士，几次观测天象说：“月亮有珥，蒋介石气数末满，不久就要出来的。”
冯钦哉曾回忆说：杨虎城在事变前曾和冯钦哉讲了一点，说要和东北军成立西北联军让苏俄提供枪械和援助，打抗日的旗号，在西北形成割据。(因为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就是苏提供的援助和枪械)
冯钦哉不相信，杨虎城说汉卿（张学良）和北边(指共产党)谈了，差不多。
冯钦哉说：援助和枪械要靠实在。
杨虎城说：你咋和阎伯川（阎锡山）一个口气。
冯钦哉说：还有阎伯川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阎伯川啥关系！（冯钦哉和阎锡山是死对头。）
杨虎城感觉说漏嘴了，再也不提此事了。
冯钦哉这天给南京的于右任打电报，说了张学良扣蒋一事。事后蒋介石回南京后，于右任把冯钦哉给他的电报让蒋介石看，蒋介石说：钦哉是我党的老同志了，大事不糊涂。
冯钦哉部驻防关中东路，是军事上双方注意的核心地区。
潼关为豫（河南）、陕（西）交界的惟一要隘，居于咽喉地位，无论东征西伐，皆为兵家所必争，谁据潼关就对谁有利。
当时洛阳驻有东北军炮八旅，张学良当即急电通知了炮八旅旅长黄永安，黄永安一早接急电后急趋洛阳军分校见祝绍周，将张的密电内容向祝告密，原来张学良下令黄永安包围飞机场，破坏全部飞机。黄永安看事情太大告诉了祝绍周、祝绍周马上打电话将樊崧甫叫来告知情况，樊当即组织董钊28师、陈宝安79师急进潼关，与当晚11点占领潼关。
冯钦哉看到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主张改组政府等八项主张。后面还签有冯钦哉的名字。冯钦哉一看就火了，这么大的事不和我商量，末经我同意就把我的名字发到通电上了，他马上发通电声明，第42师及冯钦哉未参加“西安事变”。
冯钦哉的态度大出杨虎城意料，感到问题很严重，从事变第二天开始，先后派续范亭、续式甫、许海仙、马文彦、张依中等人到大荔劝说他“应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重，你与杨几十年的交情，无论如何不能分裂。
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各方不明眞相，惊骇万分。驻在开封坐镇中原的驻豫绥靖主任刘峙，自然同样惶惑，筹谋对策。新编第五师师部驻防平汉铁路线上的漯河，师长杨渠统原是杨虎城属下的爱将，两年前奉调东开，驻防河南、江苏及安徽各地，备受歧视。
西安事变发生后，杨渠统认为是一个建立大功、改善关系的好机会，立卽跑到开封，向刘峙自告奋勇。愿意身入虎穴，到西安探听虚实，设法营救蒋先生。刘峙欣然接受，并许下策反营救所需要的升官给奖，也就是要官给官要钱给钱的优厚条件。
杨渠统当于12日深夜，由开封搭车西行。
马文彦在《在西安事变期间杨将军让我办的几件事》一文中说：
记得事变的当天深夜（12日），我在三原县，忽有人急促敲打我家的门，敲门人说他们是耿旅长（耿景惠）派来请我的，我只好随他们一道去见耿旅长。途中，我见部队都是全副武装，作急行军前进，估计有什么情况。
到了旅部，我问耿旅长出了什么事？他说，杨主任刚才来电话，要部队急速到西安，并要你随军同来。
我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估计可能与张学良部发生了冲突，我心中十分不安。
13日上午到了西安，我马上去见杨将军。他见我来了，高兴地说，昨天夜里我们把蒋介石扣留了，我心里非常高兴。忙问让我来有什么事情做？杨将军先让我住在教育厅长李寿亭家中，到时他来向我当面吩咐。
13日上午，杨渠统到潼关，与冯钦哉电话连系，（杨渠统于1929、1930年间，曾归冯钦哉指挥过。）卽向第28师师长董钊借了一部汽车，赶往大荔，跟冯钦哉见面交换意见，并取得杨虎城的电话同意，改乘冯钦哉拨给的专车，驰赴西安，傍晚到达后先在甜水井49号杨的公馆稍事休息，立卽去见孙蔚如，（杨在第17师49旅当过旅长，是孙的得力部将。）面报他驰来西安之目的，并对西安情况澈求了解，旋卽商定晋见杨虎城，请求他乘势建功，释放蒋先生。
13日，冯钦哉与中央税警总团团长黄杰在大荔商议进攻西安的计划。当时，冯钦哉主张分蓝田、二华、渭南三路进攻。是日，冯钦哉部向进驻渭河南岸的西安绥靖公署特务团进行武力威胁。
14日上午，孙蔚如、杨渠统相偕去见杨虎城，面陈其意，孙蔚如首先开口说：“中央军现已开抵华阴附近，正在向西推进。西安城里的东北军不到一团，如果主任下决心，我们可以把蒋先生放了，把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将领一齐扣留起来，我们把军队调集城内坚守，等待中央军到达。我们立此大功，蒋先生回到南京，一定会把西北全局，交给主任负责治理。”
杨渠统跟着也帮腔讲了一番，并把中央大军在陇海路西段沿线地区集结，以及全国军民的愤慨情绪，加以陈述。
14日，冯钦哉对堵防中央军进犯西安的特务团正式开火。
14日晚上12点左右，杨将军来李寿亭家找我，他说，现在有一件紧急任务要你办一下，到大荔去一趟，说服冯钦哉。
原来，事变发生后冯不理解，拒绝执行杨将军让他占领潼关的命令。杨将军认为我是西安解围人之一，帮助过冯钦哉，冯对我一向有好感，因此让我去说服他比较合适，我答应立即去大荔。
杨将军又说，还有一件事，更需你办理。你到冯钦哉那里把话说清楚之后，就去潼关，给他吃个闭门羹。
杨将军告诉我，于这次来是招降我们的，我们不受降，所以拒绝他来。
杨接着嘱咐我，如果于先生执意要来，也可以，但必须宣布取消他的宣慰使名义，以个人身份前来。
杨将军让我不要在这两地久留，把话说到后就回来。
说罢，叫我立即动身，门口早已预备好一辆大卡车，车上站满了李振西警卫团的武装士兵。
我不解为什么还要派这么多士兵干啥？杨将军说，晚上行路，万一路上车子发生了故障，可以帮助司机及时排除，为的是保证时间。我向站在门口的杨将军、杜斌丞、李寿亭告辞后，即刻登车出发。
15日凌晨两点多，汽车到了渭河南岸，渡口上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士兵们从村子里叫来了一些群众，警卫队长机警地掏出船钱，要他们把我们摆渡过河。我们一路都很顺利，天快亮的时候，到了大荔。
冯钦哉的司令部就设在大荔师范学校，当我来到时，他已经在学校门口等候了。冯见到我就说，杨主任来电话说你要来，我已等你多时了。
落座后，我向他转达关于杨将军扣蒋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杨派我来的意思，希望他不要产生误会。冯听后非常生气，而且态度生硬，加之失眠后眼睛里布满血丝，显得更加凶怒。他说，扣留蒋介石这么大的事，杨主任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杨主任不相信我冯钦哉。
我向他解释，这件事是在突然情况下决定的，所以来不及通知，就连在西安的孙蔚如，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冯钦哉则坚定己见：“扣蒋这么大的事，杨主任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这是不相信我冯钦哉，他一味就不把我当人看。事展至此，无法挽回。”
我劝他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重，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杨将军之所以派我来就是特向你做解释，希望你能体谅他的苦衷。
不管我怎样说，冯的思想始终未通。我不敢耽搁，向冯说明要去潼关的使命。
冯说，现在去潼关的路上都已经戒严，恐怕有困难。
我说，正因为有困难，所以要你帮忙。
他搔首踌躇了一会儿，无奈何地说，叫离仰汾副师长坐我的车，陪你去。
我拜谢后便同离副师长登车南下，直驶潼关。
西北宣慰团的专列已抵达潼关，由于天冷，于先生住宿均在车上。他一到潼关就给杨将军打电话，让派车来接他，杨说，我们不要任何人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去吧。
就在这时，我上了火车前来行见。
于先生见到我吃了一惊，忙问，是从哪里来的？
我说，特从西安而来，有要事要见你面谈。他似乎已经觉察我此行必有某种特殊使命，脸上神色显得有点紧张。就问我有什么事？
我说，杨先生派我来向你说明，他对这个西北宣慰团的到来，坚决表示反对。
于听后更感不快，
我说，杨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来西安，就请在潼关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义，以个人身份前来。
于忿然地甩袖出了卧室车厢，顺手把门锁上了。
这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时，他又开车厢门进来了，但仍然一言不发。
我发现车站上来了一些质检的士兵，恐情况有变化，就问于先生，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看了看窗外，摇摇头，似乎觉得去西安已属无望，宣慰失败。
我立即向他告别，登上汽车返回大荔。
汽车在公路上疾飞起来，到了三河口渡过渭河，进入了冯钦哉的防地，我悬着的心才渐渐平息下来。在大荔，冯钦哉告诉我，你刚出潼关车站，徐庭瑶就派两卡车士兵抓你，可惜没有抓到。
我奇怪他怎么会知道的，他说，追兵一直赶到三河口交界处，这是守河口的团长用电话告诉我的。
在大荔我同冯又交谈一次，他的态度较上次好一些，但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他说服。
我回到西安后，向杨将军详细汇报了去大荔劝说和潼关挡驾的经过。并向杨将军说明冯钦哉那里没有说通，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看法。
杨将军说，于右任已挡在潼关，冯钦哉那里的事以后再说吧，让我赶紧休息，我仍然住在李寿亭家。
冯钦哉是山西人，与孔氏“有桑梓谊，且有雅故。”孔祥熙就利用这一渊源，于13、14两日经由洛阳樊崧甫，连续转电冯钦哉，予以招抚。孔氏两电略云：
一、“……介公自九一八以来，困心衡虑，日以抗敌为怀，实非任何人所能及。其所以不愿腾诸口说，良以地位所关，一言一动，辄为中外所注视，不得不蕴诸胸中，沉着将事。……我儿与介公久共袍泽，夙共患难，尚望设法疏解，袪除误会，俾勿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倘能转危为安，益足征相关之切，相契之深。……”
二、“……欣悉吾兄拒受乱命，固守原防，传示同仁，无任佩慰。……务盼吾兄查照昨电，迅卽设法疏解，俾事变早日弭消，民族国家，实深利赖。旋乾转坤，端资大力，吾晋人士忠义素敦，知吾兄必不任昔贤专美于前也。……”
冯钦哉接到孔氏两电后，即于15、17两日发出如下的两封复电：
一、“限卽到南京孔部长庸之兄赐鉴：密顷诵元寒两电，吾兄爱党爱国，溢于言表，钦哉何人，宁敢落后，祇希惠我南针，当卽勉效驰驱。弟冯钦哉叩删卬。”
二、“急南京孔部长庸之兄钧鐆：密，筱（十七）日虎城派代表许海仙来，据云：此次西安事变，除虎城外，十七路各官长事前概未与闻。并云：委座甚安全，虎城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亳无私意。除拥护委座外，绝对负责保护，卽至万不得已时，宁牺牲个人，对委座安全，绝不能有丝毫危险。事旣如此，我兄速筹善策，营救委座及虎城，弟当勉效驰驱，但事前须密。弟冯钦哉叩筱戌印。”
1936年12月17日，冯钦哉在接到于右任回电后给于右任发了第二封电报：
于院长钧鉴：宁密。锐电奉悉。秀东亦到同，藉领手示矣。本日(十七)虎城派许海仙到同，据称：事变前除虎城一人外，十七路官长慨[概]无一人与闻。且听虎城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秒无私见，始终不渝。除绝对负责保护委座安全外，纵至万不得已时，宁愿牺牲个人，将委座拥护到底，绝不会有丝亳危险。我公既有宣慰西北之命，祈克日莅陕，望切云霓，不胜盼祷。冯钦哉叩。绦。印
冯钦哉当时并不知于右任已经到潼关了。
孔祥熙在与冯钦哉电报往返之时，并派张天枢为代表：前往大荔（同州），对冯钦哉策反。冯钦哉也派某部副师长与徐参谋长同到潼关，跟樊崧甫当面接头。并声明：“本师追随委座蒋公有年，决不盲从作乱，现集结朝邑、大荔（同州）一带，巩固防务。如东北军共匪南犯，决予痛剿。对陜军因关系过深，未便反攻。战事果起，对陜军当设法收容。乞转呈层峰，勿以本军为念。”
此时，南京政府方面的于右任、何应钦、孔祥熙、刘峙等也多次派人争取他，以达“旋乾转坤，化戾为祥”之目的，他们和冯钦哉商谈合作与改编问题，又送去壹佰万银元，冯钦哉的司令部也被水果等物品堆满。
杨虎城属下有两员大将，一是第38军军长兼第17师师长孙蔚如，一是第7军军长兼第42师师长冯钦哉。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孙蔚如率领所部，在陕北堵剿中共，冯钦哉及其所部，驻防于西安以东渭河以北的大荔（同州）一带。
事变发生之时，孙蔚如奉召到西安开会，冯钦哉则于开会后仍返原防。
冯钦哉当时奉到杨虎城的命令，不明就里，行动迟滞，就给中央军樊崧甫部抢了先机，进占潼关打开西进用兵的门户。樊崧甫是孔祥熙的及门弟子。
顾祝同趁冯钦哉犹豫时，捷足先登，率师进驻潼关，兵沿二华路线直至渭南地界，与冯钦哉部犬牙交错，同时用飞机轰炸相威胁。
12月22日西安绥署军法处长张依中带景子勤(原冯部团长)和十几个人来大荔企图搞兵变，张依中让景子勤带其他人来大荔县城先隐蔽待张依中在朝邑策反邢海亭团后向大荔进攻时，乘大荔混乱景子勤和所带人混进师部刺杀冯钦哉达到兵变目的。
景子勤原为冯部第6团团长，在南山与红军作战时强奸妇女，败坏军纪。杨虎城在兰田设西安绥署行营，让冯钦哉代替指挥作战，为了维护军纪冯钦哉当时要枪毙景子勤，其他同僚劝冯钦哉，团长是高级干部应报杨虎城处置，冯钦哉将景子勤押送回西安，交军法处。
杨虎城撤了景子勤的团长职务，景没事就在军法处混。
谁知西安方面早有人将此事告知冯钦哉，景子勤一进大荔就被扣，景见到冯钦哉一五一十全部交待，交待完后押在工兵营。同时张逸中在去朝邑的路上也碰到从南京赶回来营救蒋介石的武（士敏）旅长，张依中与武士敏会车时张弯下身子躲了一下，但还是叫武士敏看见了。
武勉之(即武士敏)也由南京回到大荔，武士敏也倾向中央，此次归来，是受中央的委托是来说服冯钦哉的。武士敏由南京过潼关，行至朝邑、大荔之间，与张依中车驾相逢，看见张依中坐了个轿车向朝邑方向前进，张依中看见了武士敏，躲在车内，虽未答言，但武士敏看的很清楚。武士敏到大荔，即以此亊告冯钦哉。
当晚即将张依中由朝邑解到大荔。当时冯钦哉怒不可遏，愤不欲生，倒卧床上，辗转打滚，放声大哭说杨（虎城）手段毒辣，对不起朋友。
冯钦哉亲自审问，张依中对事情都承认，说是杨虎城派的，冯钦哉让张依中拿杨指派的证据，张依中拿不出，张依中认为自己是绥署军法处长，让冯钦哉将他交回绥署处置，冯钦哉说：到我这就由不得你了。随后就将张依中处死了。
事过后冯钦哉将景子勤放了，冯钦哉后来对丁志轩说：景在南山就该枪毙，如果枪毙了，这回张依中就成不了精了，留下景子勤把个祸害，张逸中除了，也算景有功，冯钦哉放了景，这是比较特殊的，冯治军很严，在当时杨虎城军中，没有冯这么严的。驻三原时，一兵士和老妇争吵，冯路过看到，略问几句，将该兵叫回，亲自动手用军棒，大打特打。
他说：老百姓那敢和兵吵闹？凡是兵民相争，一定是兵欺民，民愤不过，非打不可。因之军中畏服，军纪很好。冯纪律严明，凡发现士兵强奸妇女，冯知道后一定枪毙。
庞志杰（绥靖公署军法处科长，共产党员）在回忆录《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一文中说：
在西安事变时、军法处长张依中在上海医病，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连夜由沪返陕。遇到冯钦哉部的一个邢海亭旅长(外号邢长眉)，邢海亭诡称他有拥护杨虎城将军之意。张依中返西安后即向杨虎城汇报了此事，但是他在未经杨将军允许情况下，急于求成，自行乘车到朝邑说服邢某归杨（虎城），谁知邢海亭当即翻脸，将张依中逮捕，送到冯钦哉处，旋被冯钦哉活埋致死。
原冯钦哉部的团长王明钦回忆说：
冯钦哉和张依中交恶的原因，据我所知，是由争夺官产而引起的。在1932年，冯、张因争夺长安学街魁星楼地基一事，发生诉讼。结果，冯钦哉败诉。张依中曾对人说：“冯是我儿子手下败将(张买地基、打官司，都是用儿子绳武的名父)，他不配和我打官司”。冯钦哉闻之愤恚，从此冯、张结下仇恨。
1934年秋，有个董芝轩，山西人，和冯钦哉是老同学，冯钦哉推荐（他）到陕西省政府充咨议。董芝轩与房东发生纠纷，房东与张依中有旧谊，将董芝轩告到十七路军法处张依中案下，张依中为房东撑腰，将董芝轩拘押军法处。
冯钦哉将张依中召到寓所。冯钦哉当时认为此案是陕西省行政系统的事，军队的法律机关不应过问民事、干涉政治，满拟一言解决，将董芝轩释放。
不料张依中以宿怨，不讲情面，只打官腔，说：“公事公办，自己不敢违法失职。”又说这事是我个人的权限，别人不能干涉。”
冯钦哉因张依中强词夺理，不肯买账，态度生硬，开口便骂。于是双方发生冲突，冯钦哉将张依中打了一个耳光，扣住不让走。后经参谋长黄光奇前来调解，将张依中带回。这就加深了双方的仇恨。
张依中二次来朝邑，名义上是奉杨虎城的命令，而实际上是和冯钦哉有仇，自己请缨而来的。张和行也有挟嫌，行曾给我说过：我在关外时，我母亲在家病逝，我要求请假回藉奔丧，冯师长令我见杨将军。杨（虎城）当时给我说：“战事在即，不便准假，我军战胜回陕，我拿钱给你母亲过周年。”
后来杨（虎城）当了陕西省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在1936年10月给了我3000元，令我为母亲过周年。我得此款，即派军需车子鹏在西安为母亲刻碑、采购物品，又买了五六包(每包五六十两)大烟土，用卡车一辆押运合阳原藉，准备过事。
不料出西安城时，被总部军法处派在中山门的稽查人员将大烟查出，报告军法处。我得讯，即电请42师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许海仙向张（依中）说情，张（依中）将押车军需释放，汽车，石碑一概返还。惟以大烟土违犯禁令(当时规定：贩运大烟土，必须纳税。杨主任为保护税收，下令不准军队保运大烟土)，不预返还，听候处理。
许海仙将此事报告冯钦哉(冯当时在西安)，冯钦哉认为张依中这样做不是对我刁难，而是故意和他过不去，借事欺他，恨之如骨。于是冯钦哉扬言要和张依中对质，与张依中誓不两立。张依中闻之，乃托医治口疾(张久患歪嘴疯)，东游沪杭，以避其锋。张依中离西安后，军法处主任刘笃生将我的大烟土如数返还。
自从张依中事件发生后，冯钦哉给杨虎城发了电报声明断绝兄弟情谊，电报说你自当我死了(意思是张逸中兵变成功了)你已无我这个兄长了。冯钦哉称为：“割袍断义”。杨虎城来电话也不接。杨虎城让孙蔚如联系也不理。(杨虎城、冯钦哉、孙蔚如三人早年结为异姓兄弟)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在船上曾对冯钦哉的儿子冯希勃说：“发生张依中事件前我跟你爸还通电话，发生张依中事件后，你爸不接我电话，连我解释、啥都不听。你爸到上海送我，是我请于先生(指于右任)叫来的，人家犟得很，我请不动。俺俩把张依中的事己说开了。没啥了。
1962年在家中，冯钦哉的原部下问他：张依中到底是不是杨先生(指杨虎城)派的？冯钦哉说：“虎臣不会，虎臣在上海给我起誓说：要是他派的、就让红炮子从眼窝穿进去”。(这是当时旧军人发的最毒的誓。因为红炮子是炸子，能把半个头揭掉，当时军人死时都想留全尸。)
12月17日，被国民党军委会任命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的刘峙到达潼关后，立即与冯钦哉通了电话。冯钦哉向刘峙说黄杰已到大荔，表示绝对服从中央，详细情况另派副师长郭仰汾到潼关面陈。
郭仰汾赴潼关时，冯钦哉指示郭见到刘峙后应陈述两点：一、我们在军事上有把握消灭张、杨；营救蒋委员长脱险不成问题。二、愿领衔通电全国，申讨张、杨。
郭仰汾到潼关向刘峙面陈了冯钦哉的意见，深得刘峙的赞许。接着，由潼关方面拟了一个通电文稿，由郭仰汾用电话念给冯钦哉听。其内容主要是说张、杨“背叛中央”、“劫持领袖”、“勾结共产党，破坏抗战”等等。冯钦哉听后，表示完全同意，并愿领衔。
冯钦哉领衔通电（12月14日）
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军委会副委员长冯，行政院代院长孔，军政部长何，各院、部、会，各省政府，各绥靖公署，各总指挥钧鉴：各军、师、旅长，各公法团，各报馆公鉴：查张逆学良实中华民国千古罪人也。渊源匪阀，枭獍成性。昔曾扰乱于冀、鲁，继后法虐施辽东，嗜毒物无异性命，不抵抗而亡四省，乃腼腆世间，因缘时会。中央念其年少，待以来兹，任之以方面，委之以重兵。孰知未闻奏凯之歌，竞肇萧墙之祸。挟持长上，侮辱同僚，欲以亡东北之故技以亡陕甘。丧心病狂，诚禽兽之不若，而人类之耻与同群也。哉等为国家纲纪，诚剑及履及，如鹰鹯之逐鸟鹊、宁敢后人！我中央非一人之中央，而全国之中央也。幼殁其长、子辱其父，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者。务请中央政府明令军政部何部长应钦大统六军，明令挞伐。哉等蹈汤赴火，是用不辞。万军咸阳扼其西，樊军潼关封其口，本军凭河阻其北。斧底游鱼、何待锅煎。深望我政府及民众，明辨是非，一致声讨为幸。
陆军第七军军长冯钦哉、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嵩甫、第六师师长周禧、第十师师长李默庵（黄埔一期）、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黄埔一期）、第六十师师长陈沛（黄埔一期）、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长桂永清（黄埔一期）、第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同叩。寒亥。印。
由冯钦哉领衔的倒杨拥蒋通电发出后，全国各地方实力派开始动摇，原来准备支持赞助张、杨义举的，转而拥护蒋介石，反对张、杨。他们认为杨虎城内部分裂了，没有多大的作用了，不如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冯钦哉在回忆中说：“由于我领衔发出了这个通电，使全国各地方军阀，认为杨虎城将军的内部分裂了，没有什么作用了。原来准备赞助张、杨的，有的又转而拥护蒋介石，反对张、杨了。1939年冬，他在洛阳见到当时中央军风纪巡察团团长石敬亭，石对他说：“西安事变时，他曾代表何应钦往说宋哲元、韩复榘通电拥护中央，反对张、杨。当宋、韩正在观望犹豫之中，看到我这个通电，才改变了态度。龙云还称我的通电是：一纸飞传，足当雄兵十万。”
龙云表示支持冯哉等讨伐张杨密电（1936年12月23日）
樊军长哲生烦转冯司令钦哉兄勋鉴：岳密。诵悉寒电，慷慨激昂，溢于词表，一纸飞传，足当雄兵十万，使是非大白于天下，凡属同胞，闻之鼓舞。当兹国家多故、犯上作乱如张逆学良者，加之讨伐，谁曰不宜。远道拜聆、尤深钦佩。今后共起努力，挽救委座出险，歼灭巨憝，皆我辈之责，期共相策励，以正国本而已。专复。
滇黔绥靖主任龙云。漾秘。叩。
南京方面为支持冯钦哉进攻西安，陆续调动中央军四个师到大荔、朝邑一带地区，归冯钦哉统一指挥。19日任命冯钦哉为渭北“剿匪”司令，准备给冯钦哉调拨大批军饷。
22日冯钦哉召开军事会议，团长以上军官一律参加。冯钦哉先发言：“我和老杨是二十多年的朋友，我现在已给老杨写信，从此断绝关系。因为老杨派我的对头张依中收拾我来了，要分化我的部队。老杨这种作凤，使我非常伤心。我前天给他打电话说，咱要合作，你必须先要将委员长放了，老杨没有答应”。
冯钦哉接着又说：“这样大的事情，事前没有和我商量，这就没把我当人。看来从今以后，要和老杨割断关系，我们直归中央，也是一样的。看大家还有啥意见，都说一说。”
停了半晌，没有人说活。柳彦彪旅长说：“师长看咋办，就咋办，我们还有啥意见？”冯钦哉离开了会场，大家说了闲话就散了。
冯钦哉在拒绝杨虎城命令的同时，派人赴潼关面洽樊崧甫，表明态度：“追随蒋公多年，决不盲从作乱，现已不受接潼关之伪命。”
在大荔的会谈中，他向南京方面表示“当即勉效前驱”：“一不作共产党，二不拥护小张(张学良)，三不与中央军作战。”
他应孔祥熙的要求，将孔的电文转达杨虎城，劝杨“另寻自处之道”，他与刘峙、樊崧甫等人通电全国，反对张、杨。
在南京军队压迫西安时，他被任为讨逆军渭北司令，其部队沿渭河北岸西进，占领澄城、白水等地，对西安方面实行警戒。
这样，张、杨两将军和中共方面在与南京政府代表会淡时，失去了军事上的有力支持。孔祥熙当时说：“虎城之调钦哉，与崧甫之急赴潼关，皆为军事胜著，而崧甫先采取行动，实堪嘉慰！”
嗣经几度接洽，冯钦哉终于率部反正，中央政府卽升任冯钦哉为第27路总指挥，仍驻原防待命。
这样一来，杨虎城丧失一半主力，其势已孤，且引起东北军与17路军之间的猜疑。冯钦哉部驻防渭（河）北地区，中央军西进时也减少了侧背的威胁。
1936年冯钦哉、蒋介石、宋美龄、傅学文、张学良、杨虎城、邵立子等在茂陵合影。
1937年元月，冯钦哉升为陆军上将，42师扩编为27路军，冯钦哉为总指挥、下辖42师、169师，虽兵员末增，而士兵常饷却由28万元增到31万元。自此，冯钦哉脱离了杨虎城西北军系统。丁志轩升为军直属工兵营长
1937年春，他到上海见蒋介石，要求把第27路军充实起来，蒋很客气，很高兴：“你是同盟会的老同志，这一次很出力，关系重大，岁寒松柏能有几人。”
蒋介石让人到上海南京路外国商店给27路官兵购买奖品，将官每人罗马手表一块，派克金笔一支，校官每人一块罗马表，尉官每人一支派克金笔，士兵每人一条灰色毛毯和一个印着27路全体官兵精诚团结、蒋中正赠的白瓷茶缸。从此27路官兵的军晌每年增加一个月。
1937年5月，于右仁打电话叫冯钦哉去上海，冯钦哉带丁志轩去了，是杨虎城找于右仁，让于右仁为他说和他和冯钦哉的关系，杨虎城还是不想失去这支主力部队。
杨虎城给于右仁发誓说，张逸中不是他派的，如果是他派的让红炮子(子弹后尾是红的，炸子)穿他眼睛。
于右仁相信杨虎城的话了，就对冯钦哉说：“咱陕西靖国军就剩这么几个人了，你还不团结？”
冯钦哉和杨虎城见了面，冯钦哉出来后眼晴是红的，想必是哭过的。
从上海回西安路上冯钦哉对丁志轩说：他还想和杨虎城把张逸中的事说清，杨虎城不想说。冯钦哉还是认为张逸中就是杨虎城派的，没直接派也是默许的。
杨虎诚出国游历，冯钦哉亦到上海送行，两人相见寡言，杨（虎城）说：“西安的事不要提了，反正我当时招了人的祸了。”
“七七事变”发生后，冯钦哉于7月12日领衔致芦沟桥抗日将领，声援抗日；“本路将士，愿作后盾，同仇敌忾，灭此朝食。”并首先请缨抗日。
8月，率27路军开赴河北省保定地区，与友军一起构筑工事，准备在保定决战。不久，战斗打响，冯钦哉参与指挥，十几天后，部队向南撤退，他抽调力量在定县、安国、深泽一带阻击敌人，不准擅自后撤，使十万大军得以在混乱中安全转移。
10日6日，冯钦哉从保定退守滹沱河一线防御时为左翼军，辖27路军、第3军、第38军教导团、独立炮兵第七团一个营。组建十四军团，冯被任军团长，为左翼军，担负陈村以西沿滹沱河阵地的防守，阻击日军。
战斗中，由于战事激烈，冯钦哉部又被分割建制，损失奇重。
10月9日。程潜按照蒋介石的意图，令冯钦哉率27路军，第3军、第17师，第30师和第38军教导团向娘子关预定阵地转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任命冯钦哉为娘子关总指挥。
10月10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闫锡山把蒋介石派为第二战区副司今长官的黄绍竑派到娘子关任娘子关总指挥。
1937年10月12日娘子关战役前线冯钦哉在失去指挥权后，12日晚日军突破17师阵地后，连夜向西进攻，于13日晨进至核桃园，逼进旧关，因作战部队不在身边，13日上午5时20分冯钦哉指挥他所能指挥动的工兵营，特务连驰赴旧关，阻止日军西进。
当工兵营和特务连刚到旧关，立足未稳与敌遭遇，即遭到日军1000余和伪骑兵2000余猛攻，工兵营勇猛顽强，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工兵营死伤惨重，守至中午旧关被敌攻破，工兵营、辎重营退至旧关以西高地，继续抵抗。其后几日工兵营、特务连在旧关西端高地与敌对战，虽互有伤亡，但仍维持原阵地，互无进展。
在旧关与敌血战的这支队伍，就是工兵营长丁志轩指挥的。（丁志轩1940年被国民政府评为全国百名抗战英雄，后又由于给八路军运送武器和药员差点被枪毙，被蒋介石特批由少将降为中校连降三级才免罪。）
16日正午，日军将工兵营阵地突破，适38军教导团奉命增援赶到，与工兵营一同与日军激战，到20时，将突人之敌击退。此时工兵营己伤亡过半，副营长杨江永在激战中被日军重机枪子弹穿腹而过打断脊柱骨，负重伤。副营长的警卫员同时头部中弹牺牲，营长丁志轩在血战中左臂被日军机关枪击中骨折负伤。此战在抗日历史记录上称为血战三昼夜。此一战工兵营，辎重连，手枪连减员半数以上。教导团亡四五百人。副营长杨江永和其他伤员被辎重营救下和其它伤员一同送到太原中央第29路后方医院抡救治疗，终于伤势过重于10月29日晚10时牺牲。杨江永烈士是河津县小梁村人，中学毕业后从军到42师，冯钦哉很喜欢有文化的青年，派送军校学习后任副连长，1937年初升工兵营附，七.七事变后27路军出征抗日，冯钦哉命随军家属全部返回原藉，杨夫人返乡不久生下一男名叫杨志高。当时景梅九在西安办的国风日报曾报道过杨江永烈士的事迹。冯钦哉伤心的说，杨江永是我27路军最年轻的山西籍军官。
太原沦陷后27路军撤到晋南，经过保定、平汉线、滹沱河、娘子关、太原等战斗部队伤亡减员很重，撤退到晋南时带伤员不足出潼关兵力的一半，冯钦哉将两个师的士兵全部整编到169师，交给武士敏带领在晋东南前线续抗击日寇。
原42师基干过河回大荔重新编收新兵。直属及后勤部队到荣河整修，丁志轩在军部医院住院养伤，工兵营驻扎在万泉县贾村庙，由副营长董治国(陕西澄城人)代理营长。
27路军的剧社也从西安赶来在荣河各地演出宣传抗日，发动青年参军，在荣河就征招了来住万泉、荣河、河津、猗氏临晋和陕西的三百多名学生，冯钦哉高兴的伸出大姆指说：“这些娃有文化，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
1938年春，所部编为第十四军团，他任军团长。在晋南游击战争中，曾与友军一起，击退进攻子洪镇之日军。
冯钦哉书法。
1938年3月4日(农历二月初三)是冯钦哉的舅父杨金彦七十大寿，(万荣薛里村人，其子杨浩林是中共万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冯钦哉于1911年冬，组织了万泉县反清独立大队，任队长。1912年正月薛里村杨家祠堂官院戏楼正在唱戏，冯钦哉带了30多个反清独立大队队员闯进戏园关了大门，要把在场看戏的男人辫子都剪了，冯钦哉的舅父杨金彦也在戏院看戏，冯钦哉看队员们有点犹豫，便带头剪了其舅父的辩子，其他人的辫子也被全剪了。冯钦哉的舅舅破口大骂：说以后不认这个外甥了。
冯钦哉后来几次组织武装起义，反对阎锡山，遭阎通缉，20多年一直未回家乡与舅父见面，想趁机会尽个孝心，热闹一下。
3月3日，冯钦哉在荣河上车前问秘书何子明(万泉北薛朝村人)今天谁去警戒？何回答：特务营，冯钦哉大怒、跳下车说：球不顶，今天不去了。
何子明心里明白冯钦哉想让丁志轩去他才放心，但是丁志轩在娘子关负伤后在荣河军医院养伤，怕身体吃不消，才没让他去。
何秘书赶忙到医院对丁志轩说：老头子生气了、今天不给他舅祝寿了，你赶快去。
丁志轩马上让军部汽车大队长贾奎子(万泉北薛朝村人)调三辆卡车，三辆吉普开往薛里村，当时村里人都没见过汽车，周边村的人都来薛里看汽车，这时日本人已占领了稷山县城，距离不到三十公里。丁志轩从小在此长大，熟悉地形，安排了警戒哨才回家与亲人见面，丁志轩已离家20年了。
3月4日上午总部来电，电报送到薛李村、内容说：日军向河津方面开来了，冯钦哉马上回到荣河城，先安排剧社和后勤从庙前过黄河到陕西合阳芝川镇。当夜过汾河到河津县城，派工兵营到河津县城以东十公里的黄村伏击日军，3月5日早上日军先遣骑兵大队被工兵营歼灭在汾河滩上，还缴获了十多匹战马，后与来增援的日军步兵激战一天，当晚利用黑夜撤到吕梁山北边西硙口和北午芹沿山一代村庄，冯带指挥部驻乡宁县西坡村。工兵营一连(连长祝屏藩)驻扎在西硙口村，营部和二连驻扎在北午芹村，二连长杨临俊是河津小梁村人，是在娘子关血战三昼夜牺牲烈士副营长杨江永的堂叔父，周边村子有他的同学和熟人，他对这一代地形很熟悉，三连(连长刘振亚陕西延安人)住北午芹东一个村庄。杨临俊和营部警卫排长畅春荣(万荣薛里人小名恩娃)多次带人到县城边抓敌哨兵，到日军据点杀汉奸，埋伏在县城边打零星鬼子的伏击，有一次他们穿上伪军衣服在汾河边的柏底村拦截了一辆从稷山开往河津的供应车，打死了押车的鬼子，雇了几辆马车把物资运到营部，拉不完的暂存老百姓家里，然后把汽车烧毁。
冯钦哉组织27路军在晋南剩余部队进攻稷山县城，以特务营长淮九皋(万泉北薛朝村人、冯夫人的亲侄子)指挥正面主攻，工兵营由丁志轩带领1、3连主攻西城，二连由杨临俊带领埋伏在河津吴家关村和米家湾村阻击日军支援稷山的援兵。副营长董冶国和营后勤人员带领刚成立的河津义勇军一连的民兵组织坚守北山一带村庄，严防鬼子偷袭。稷山县城克复后，官兵伤亡很多，冯钦哉把伤员送过黄河到陕西养伤，因部队减员太多，兵力不足放弃了稷山县城，工兵营仍回原驻地。
1938年5月日军纠集万泉、荣河、稷山、河津、绛卅的伪军和小林联队攻打工兵营，工兵营依据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打击曰军，日军怕山上有高射机枪未出动飞机，只调来炮兵，义勇军第一连民兵也参加战斗，凭着熟悉地形的优势在日军侧后打击日军，当地群众送情报，送饭，救护伤员，激战三昼夜，日军末攻进村庄，工兵营也伤亡不大。
激战到第四天，一连长祝屏藩到西坡受营部委托去指挥部接受任务，一连阵地由副连长指挥，日军集中炮火向一连阵地射击，随后日伪军一同发动冲锋强攻，副连长让通讯员回营部汇报，营长命令该连退到石匣滴水崖守住进山道路，通讯员在了返回途中中弹身亡，由于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一连官兵死守阵地，被攻上的日伪军压迫到西硙口村以西的开阔地大西洼与逼近的日伪军血拼，全连一百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西硙口村周围几个村庄的群众和当地抗日组织在大西洼修建了烈士陵园，他们挖了一大坑下铺芦席，将这些烈士遗休并排放下，上面盖芦席全部掩埋。在坟墓上立一大石碑，碑文是尚文光书写记载了牺牲官兵姓名和藉贯，丁志轩在碑上题了“可歌可泣”四个大字，当地民众按当地风俗举行了哀悼仪式。当地村民给工兵营送了两面大锦旗，一面写“能文能武”，另一面写“为国为民”。
自这次战役后，工兵营和义勇军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多次到日军据点和县城附近袭击小股日军和伪军也打死不少日伪军。同年9月日军又调兵来打工兵营，由于工兵营战术得当，日军打了一天死伤了不少鬼子，退回去了。
是年11月，他奉命遣散其指挥部，调任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失去了对旧部的直接指挥权，引起他的强烈不满，他对卫立煌大发脾气：“现在抗战，需要尽量招集人马，你为什么要将我的人遣散？如是你说的，你是混蛋；是政府说的，政府是混蛋。我不干了，请政府派人接替。”
但他还是坚持在晋南招了大量的兵员补充部队。由于冯钦哉的坚决抗日在晋南有很好的名声，很多学生投笔从戎到冯钦哉部报名参军。据冯钦哉的通讯员回忆：在招兵站看到都是学生娃来参军，冯钦哉很高兴连说三声好，并说：这些娃们有文化以后都是国家栋梁。这个时候冯钦哉的部队有一半人都是晋人了。该部后给番号98军，冯钦哉任军长。卫立煌曾经和冯钦哉商量要把98军调过黄河到河南，冯钦哉不同意，说：我这都是晋陕子弟，是为了保家为国当兵的，你去问他们同意不，冯钦哉部98军继续坚持在山西抗战。
冯钦哉任98军军长时，二营一连有个士兵在沁水县交口村南面山上打柴，到村里找水喝见一年青妇女，家人不在便要强奸，被妇女一把撕下胸章符号死活不放，强奸未遂，这时家里人回来，拿上符号找到军部，冯军长大怒，命令枪决。丁志轩派一连长杨临俊(河津小梁村人)执行枪毙的。当时在晋东南影响很大。(文革后期万荣县政法委曾去调查，情况属实。)
1939年3月，冯钦哉升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4月代总司令职，兼第98军(原27路军旧部)军长，到晋东南抗日，与中共领导之第十八集团军协同作战，在太岳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曾派武士敏之一六九师破坏同蒲路敌人后方交通，所部与友军配合，多次打退日军进攻，而本身伤亡并不重。
他在晋东南的一年时间里，与朱德、彭德怀过往甚密，双方各有两名代表常驻对方驻地，以加强联系，范长江即是长驻冯钦哉部代表之一，双方官兵常在一起联欢，无论战时平时，关系均融洽无隙。冯钦哉曾请彭德怀来部开座谈会，并向所部官兵讲解抗日形势和游击战术。
1939年夏，他被任命为山西宣慰使，曾调查民瘼疾苦，呈报政府，小有救济，他在驻地创办中学，从各县招收六七百名学生，进行抗日教育。
冯钦哉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是年冬，令他将第九十八军军长职务交武士敏接任，而带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驻河南省渑池县。9月，冯钦哉又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洛阳。自此，他被剥夺了兵权，结束了握重兵驰骋沙场的生涯。
他对这种升大官而丢兵权的情况，很不甘心，而又无可奈何，整日百无聊赖，打牌桌上渡时光。1940年2月赴重庆见蒋，讲了在山洞里无事打牌的情况，要求带兵打回山西抗日前线，其不满情绪，益于言表。
蒋介石说：“你是老同盟会员，老同志，很好，很好。你应该读读曾文正公和胡文忠公的书。你对我和政府有什么看法，请你祥谈一谈。”
冯钦哉开口就说：“古语讲：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部下者亡。”尖锐地表示对冷落自己的不满，接着说：“我愿意当一个老百姓，可又没有一个地方能当安稳的老百姓，只好打麻雀牌混到死。”
蒋略一沉吟，大笑起来说：“研究一下，给你五个军，打回山西。”
他抱着希望在重庆等了一年，等来的总是“研究一下”几个字的回答，后来这几个字也没有了。
1941年秋，武士敏九十八军在中条山全军覆没，冯钦哉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旋免去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当时察哈尔省属沧陷区，他的省政府设在河南省洛阳，而他却长住陕西省西安家中“办公”，河南战局紧张时，其“省府”全部迁往西安。
1945年夏，冯钦哉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时，他在国民党的军事棋盘上几乎被人遗忘，他已经不是出入枪林弹雨的骁将，而是日做方城之戏的能手。
抗战胜利后，他带领察哈尔省政府人员到达北平。
解放战争爆发后，曾参赞国民党军队在包头、大同的军事行动策划，1946年10月，冯钦哉曾参加对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的军事进攻。但张家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后，他即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傅作义兼代，自己则调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张垣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7年冬，张垣绥靖公署撤消，调任北平行辕副主任，翌年夏，北平行辕撤消，又调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
他担任这些副职，实际都是挂名，并未到职办公。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失利，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使他认识到蒋介石政权必败无疑，加上对蒋介石排斥他的不满情绪，乃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在北平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他在北平报纸上登出了广告：“冯钦哉鬻字”，表示自己这个“副司令”也生活不下去了。他这一行动使不少人议论纷纷，使得李宗仁把他找去，问他有什么难处。其实，1946年他就在北平开办了“仁昌银号”，自任董事长，还兼任天津建华面粉公司董事长，并不存在“饥饿”问题。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正在胜利进行，北平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傅作义将军与解放军正在酝酿和平解放北平事宜。此时，蒋介石正在用飞机接运高级人员南下，很多人劝冯钦哉出走：“你是西安事变时反对共产党的，快走吧，不要等着当俘虏”。均被拒绝：“到台湾去也不怎么样，而且有危险。留下来看吧，反正共产党不杀俘虏。”
他积极支持北平和平解放，以保护历史名城。在和平会谈的关键时刻，傅作义要找一个地位高、资格老又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去谈判，有人提议邓宝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之一)最合适，而冯钦哉与邓都是西北军将领，关系很好，可让他去请。他即于1949年初衔命赴陕西榆林，将邓宝珊将军接到北平，由邓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解放军代表顺利达成“和平协议”，当时北平进步报纸称邓为“北平和平解放的金钥匙”。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鉴于他是起义的高级将领，多次派人征求他的意见，以便安排适当的工作，他都加以拒绝：“政府给我发了解放证，市民证，我是求仁得仁，志满意足了。绝对不求作官，愿当老百姓。”
当邓宝珊、南汉宸等熟人动员他出来工作时，他甚至暴露了“降将事二主即无人格”的封建思想：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作官，我要学傅青主(注：即傅山，明未清初人，书画均有盛名，明亡后，居家住土穴，拒不出官，甚至以死拒之，借以明志)。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奴仆，我要当主人，不当奴仆。”
还说“降将不侍二主”。
南汉宸等友人素悉其秉性，亦见惯不惊，耐心等待。他则在北京家中专心专意地养起鸡来，150只鸡使他整日忙忙碌碌。初期只有一件事搅扰了他的平静生活，昔日一位友人客家，寄放一箱物品，他满怀“义气”，热情相待，亦未细问。但很快北京市公安局来人搜查，箱子里竟是一批“自来得手枪”，要他去说清楚。他在公安局大吵大闹，第二天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家中。
1956年，经薛岫东和楚溪春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政协北京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956年夏，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他结束了“傅青主式”的生活，经薛岫东和楚溪春介绍加入了民革，任北京市民革社会第十三支部委员，
年冬，任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讨论国家政策，关心祖国统一，并以病弱之躯视察工厂、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冯钦哉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冯钦哉说：“贫下中农能吃饱，地主吃不饱。”
这在中共当年阶级斗争为纲领时，是很不相容的。有些话中共的功臣也是不能乱说的，何况你是个有前科的。识时务者应夹着尾巴做人才对。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人家傅作义当上水电部长后说：在旧社会我这个学水电的都不能转业对口，新社会终于实现。说得多好。冯钦哉跟人家傅作义那真是有天渊之别。犟脖头就是犟脖头，始终吃不开。
翌年，冯钦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民革党籍。
1959年，因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将军的军法处长张依中案(张依中的儿子向人民政府法院控冯钦哉在西安事变时，暗杀、活埋其父，要求政府依法惩处)，西安市公安局到北京冯钦哉的住处搜查，并把冯钦哉直接以历史反革命罪抓到西安关进监狱。
有人曾问冯钦哉杀张依中的原因，冯钦哉说：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
那人听后哈哈大笑说：起义将领既往不究，何况还是军阀混战时的事。
冯钦哉的家属认为，当年中共与傅作义订立的“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内“起义人员，既往一概不咎”，缘何现在白纸黑字不算数？
1961年因病释放，保外就医。其间，赵寿山、孙蔚如等陕西省党政领导人多次去看望他。1963年1月22日病故于西安家中，终年74岁。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民革北京市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认真复查了冯钦哉的问题，于1980年4月作出了《关于改正冯钦哉同志右派问题的决定》，指出：“冯系起义将领，历史问题应既往不咎，1958年被划为右派系错划，现决定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撤消当时给予的一切处分”
冯钦哉以“粗茶恶饭”闻名西北军，每每幕僚客家，到时即直言“饭粗”而将其拉入饭馆；珍惜金钱以至“爱钱如命”，贩运行商成为其军旅生活的重要一部分，颇为陕人所不直。
其处世耿直执拗，粗豪欠思，而又性暴如火，常与同事生龃龉。他幼年时就一怒之下，将庙里佛像的琉璃珠眼睛抠出来，弄得全家惶惶不安，不得不将其撵出家门。
他喜欢书法，每天练字，坚持不懈，但成就不大，每每主动为人题字而遭拒。
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即生活在陕西，其语言也兼秦晋两声，且酷爱陕西地方戏秦腔，并创办了“镛民社”剧团，爱如掌上明珠，常拉人甚至强迫人看他的戏，听到赞美之声，即兴高彩烈，甚至以茶点招待观众。
解放后，其同窗好友南汉宸曾给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写信说：钦哉头脑简单，是一个粗人。”
(独行侠整理，曾参考“冯钦哉将军生平资料”，作者靳英辉——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另外，本来要一次发出来，但网站说篇幅太长，这才分两次发出。)
冯钦哉去世后，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件事是：
36集电视连续剧《西安事变》由西影厂和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合拍，2007年12月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在西安的冯钦哉的孙子冯寄宁看到后，认为《西安事变》恶意编造冯钦哉炸毁煤矿、行贿钱大钧、随手枪杀少将江天正等情节，对冯钦哉名誉权造成严重侵犯，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2008年09月18日，在法庭，冯寄宁的代理律师出示了11份地方志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书信等物。西影厂出示了3份证据。
法院认为，《西安事变》中三段有关冯钦哉的描写均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是历史史实，其中关于冯钦哉行贿钱大钧一节，贬损了冯钦哉的人格，侵犯了冯钦哉的名誉权。法院最后判定，西影厂停播《西安事变》中有关冯钦哉“行贿的情节”，并要求西影厂就“行贿的情节”在全国性报刊为冯钦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向冯寄宁赔礼道歉。
第二件事是冯钦哉的孙子冯寄宁要求中共有关部门为冯钦哉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
1959年西安市公安局因1936年“西安事变”等事因，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将我祖父冯钦哉在北京逮捕押回西安关入监狱。1961年保外就医，1963年病故。
1980年我祖父的右派问题被民革北京市委根据共产党的政策进行了平反后，我母亲胡宜秋向西安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对我祖父冯钦哉“历史反革命”罪进行平反，市公安局推到检察院，我母亲将此事反映到西安市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将我母亲的信转到市检察院。检察院给我母亲通知让找市公安局，我母亲拿着检察院的通知找到公安局，当时公安局接待的人讲：“民革的平反文件我们不认，你要拿共产党平反右派的文件来。”由于当时该文件只发到县团级，我们根本见不到。我母亲病故前将此事交待于我。
2007年3月5日，我终于在西安市档案馆找到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该方案第七页“若干政策问题”第五条规定：“原属起义、投诚人员，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应在摘掉右派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帽子，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拿到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后，即向西安市公安局申诉，要求为我祖父“历史反革命”平反，3月20日市公安局通知答复，不属公安机关管辖，应向相关部门反映。
我于3月26日又向西安市委统战部反映，市委统战部将材料转交市公安局，要求市公安局处理。5月24日市公安局给我信访事项告知单，通知该信访事项不属公安机关管辖，应向有关部门反映。
我于5月28日又向西安市委统战部反映要求安排有关部门给我祖父落实党的政策，给我祖父“历史反革命”平反，市委统战部接到申诉后与市公安局协调不下来，将我写的申诉转到西安市政法委，请政法委协调解决。我于8月7日到市委政法委询问处理情况，市政法委政策法规处王处长答复：“这事不应由政法委管，让我仍去找市委统战部”。
党的政策文件已下来了二十多年了，我爷爷冯钦哉是符合文件规定，应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而西安市相关部门却推倭不解决处理。市委统战部也认为应解决，但备受为难，使党的政策难以给我爷爷落实，多年来，“历史反革命”也使我们后代深受其害，为此特向反映。
请指示有关单位，遵照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政策，给我祖父冯钦哉落实党的政策，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帽子”。
冯钦哉的孙子冯寄宁
2007年9月5日
